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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姓埋名、洗白过往：731部队杀人科学家的战后高尚生活

隐姓埋名、洗白过往：731部队杀人科学家的战后高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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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姓埋名、洗白过往：731部队杀人科学家的战后高尚生活
原创 2017-08-16 南香红 大家


文 | 南香红

战后，他们回归日本的庸常生活，换上了一副温和有礼的面孔，对过去只字不提，他们成了好丈夫和好父亲，渐渐老去而佝偻的身躯让人们认为他们是那种即使是交通事故伤害他人都会感到极度痛苦的人，更不要说杀人。

战后细菌战的科学家们几乎毫无例外，都过上了上等的、受人尊重的生活，他们不是在政府重要部门任职，如文部省，就是在军事部门，如自卫队、防卫大学任职，或在日本的大学、学界成为大学者，还有在大的医药企业如武田药品任要职，最差的也是自由行医，衣食无忧。甚至整个日本的战后生物医药化学科学的起飞都缘于这些应该站到战犯审判法庭上的人们。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战后八任所长，七任中有前日本细菌战部队和机构成员的背景，其中一位副所长曾经在南京的1644细菌部队负责秘密鼠疫实验。

…………………………

最近NHK播放关于731部队进行活人实验的纪录片，出现了一大批日本科学家名字，他们大多出于日本帝国的最高学府——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虽然有人也曾出现过内心的挣扎，但他们最后都积极参与了那场“科学的狂欢”，当战争结束，美国和日本完成了那桩丑陋的交易之后，他们大都没有受到审判和惩罚，安然开始了他们的战后生活……



▍一

1994年开始进行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后，作为原告团团长的王选，开始关心一个问题：战后，那些曾经在731工厂进行人体实验，生产细菌的科学家都干什么去了？

王选开始一点点搜寻战后未受任何惩处的日本细菌战研究、开发和使用者的踪迹，发现得越多，王选越感到震惊：“这些应受严厉惩处的战犯在战后日本事业上的风调雨顺，担任了日本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大学学府的要职，成为日本新一代的精英分子！”

“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战后日本的社会构成，也说明日本的‘历史问题’源远流长和根深蒂固。实际上，未受到追究的医学犯罪，在战后日本社会中继续产生影响，造成现实危害。”

这种历史问题造成社会危害的典型例子，是王选在日本遇到的众议员川田悦子，她的儿子川田龙平就是受害者之一。731部队细菌战骨干，石井四郞的左右手内藤良一战后成立的绿十字公司，为牟取暴利出售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制品，致使日本国内至少有2000人以上的血友病人感染上艾滋病毒。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绿十字公司药物致害丑闻不断。根据最近发现，绿十字公司所售药物还使成千上万日本人感染C型肝炎，可能感染者人数据说达200万。2000年2月，几位绿十字公司负责人被判刑，绿十字公司被另一家公司收买，成百上千控告前绿十字和它的继承公司的诉讼在日本法庭悬而未决。


▲绿十字丑闻事件下的抗议活动

1989年东京出版的杂志《Days Japan》第六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这是一篇表扬战后创造日本经济奇迹的精英的长达15页的文章，题目是《黑色血液和白色基因》，数十名科技人员的照片登载在上面，此外还有日本著名的防疫药品研究所的9位前任所长的照片，这些人大都出身“高贵”，不是东京帝国大学，就是京都帝国大学，但细细考察，他们与731部队的关系就暴露无余。内藤良一创立了绿十字公司，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为绿十字公司最高顾问、东京分社社长，731部队结核课课长二木秀雄为绿十字公司创立者之一、股东，9420部队的大田黑猪一郎是绿十字公司京都分社社长。

还不只一家绿十字公司，战后很多日本大型正规制药公司都雇佣了前731部队成员，并将他们放在关键性的岗位上，它们包括武田制药公司、早川医药公司和S.J有限公司等。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金泽大学、昭和药科大学、名古屋市立大学等都有731部队的成员，或当校领导或是学科带头人。731部队的成员在战后大都混得不错。

731部队病理课课长冈本耕造战后是京都大学医学部部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后来爬上了第59届日本病理学会总会会长的位置；731部队的田宫猛雄为东京大学医学部部长、国立癌中心总长、日本医学会会长；731部队霍乱课课长凑正男、伤寒课课长田部井战后是京都大学医学部教授；那个以解剖活人著称的石川太刀雄丸，号称731部队“快刀手”的病理班班长 ，成了金泽大学的校长。

而731部队研究骨干金子顺一等一干人马，则进了日本防卫厅、防卫大学和自卫队，成了军方人士，其中731部队大连支部中黑秀外之是自卫队卫生学校校长；园口忠雄，731部队宁波细菌作战运输指挥官，成了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副校长；731部队航空班班长，驾驶飞机向中国常德、宁波等地撒细菌的增田美保，成了防卫大学陆上防卫学教授。

在政界，731部队气性坏疽、炭疽班班长植村肇是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这种背景可以想见他对731部队和细菌战写入教科书会是什么样的态度。



吉村寿人，731部队冻伤课课长，战后成了日本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出自他手下的学生成千上万，不知道他会如何教给学生医学伦理和对生命的尊重。

当年日本为了实现征服西伯利亚的野心，冻疮研究便成为当务之急。吉村寿人被从日本调往东北。在NHK的纪录片里引用了他日记里的记述，讲到自己被从火热的研究里调入731部队，感到“身体被撕裂般的痛苦”，并受到导师不接受调遣就会被逐出师门的威胁，但片子里没说的是，他到了平房731部队，就得到一大笔基金，在平房给自己搭建一栋两层建筑，其中包括一个室内的人类冰冻实验室，这样他就可以在一年四季里随时进行冰冻实验。在实验室里，医生们可以随意控制实验对象暴露的环境温度，甚至可以让他们遭遇零下70摄氏度的极冷环境。

实验都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的，一层层的水浇在他们的胳膊和手上，等皮肤表面结了冰，技术人员会有刨削工具凿掉，然后再浇上冰水，反复多次后，拿一根棍子敲打他们的手臂，当发出敲击木板才会有的响声时，表明人体组织已经冻结实了。

经过反复的冰冻与结冻实验，他们最终确定让冰冻的组织重回健康状态的最佳方法是在流动的热水里解冻，而且水温精确到37.7摄氏度。而如果水温达到50度，就会适得其反。



这个科学数据背后，是大量的活人饱受冷冻与解冻的折磨，他们的四肢或者因为冻疮而产生坏疽，或者被截去四肢，或者因为坏疽而死去。

战后的吉村一直隐瞒着自己的过往，当日本记者近藤昭二90年代找到吉村寿人，问他是不是731部队冻伤课课长时，这个大学校长夺路而逃。

“你是不是731部队冻伤实验班班长？”近藤问。

“有这样的事吗？虽然同名同姓，但我不是。”

这是近藤对吉村寿人的第一次采访。

10多年后，近藤用证据证实了这个人就是731部队冻伤实验班的班长，他们将人脱光鞋子露出手，绑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直到手和脚敲击时发出“梆、梆”的响声为止，然后再将人拉到热屋子里进行解冻，解冻之后，再到室外进行冷冻，以此找到人体冷冻之后最佳的解冻温度和方式，目的是为日本的攻占西伯利亚计划找到应对寒冷天气的方法。



王选根据对70年代末以来在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发表的有关研究和专著检索发现，在战后，当年拿人体所做的实验，竟然成为细菌战科学家们占领政府、医学、教育、科学领域要职的敲门砖，一个规律显示出来，当年越是研究深入、杀人多的科学家，战后占据的地位就越高。而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人表现应该有的反省和心理矛盾。

金子顺一在东京审判一结束就把他在中国所做的研究论文，提交到东京大学申请博士学位。金子顺一在战后接受美军调查时，曾经对于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及细菌战攻击极力隐瞒，后来在免于起诉的许诺下才讲出真情。他是日本细菌战研究和实战中关于鼠疫细菌武器的核心研究专家，为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他将自己战时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工作期间，从1940年6月至1944年7月所撰写的8篇细菌战研究论文收集整理成《金子顺一论文集》，这份论文在1949年获得了东京大学的审查，金子顺一顺利得到了医学博士学位，这8篇论文一看就是细菌武器鼠疫杀人的详细研究，就算这样的内容，东京大学校长也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如此行事的还有笠原四郎，731部队病毒、力克次体课课长。在平房进行秘密研究的同时，他就担任北里大学的教职，是日本社会顶级生物学家之一。

1941年他成功分离出了出血热的致病病毒，1943年4月2日，作为日本主流报纸的《朝日新闻》刊登题目为《军医的又一声呐喊：可怕的出血热病原体今已查出》的文章。出血热是一种东北的地方性流行疾病，病毒是由老鼠身上的扁虱所携带和传播的，当时，731部队的673分队驻扎在东北小镇孙吴，在那里治疗苏联边境上得病的铁道工兵，笠原发现了出血热的致病源——一种寄生在扁虱体内的细菌，当时科学界曾普遍怀疑，出血热致病的微生物是力克次体，这次发现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成就，这种死亡率10%的疾病被命名为孙吴热，其后，笠原发表于《日本生理学刊》（日本顶级医学期刊）上的论文，都是以虚假的数据形式来发表，因为需要掩盖背后用活人做实验的事实，其中描述了一只实验室的猴子发烧时的体温达到了40.2摄氏度，破绽就出在这里：任何各类的猴子都不可能有如此高的体温，只有人类可以。

直到1985年，笠原在接受英国研究人员的采访时才承认，论文中的种种病变，并不发生在猴子身上，而是发生在人身上。战后回到日本，他继续在北里研究所做研究，并出任副所长。

▍二

1931年9月18日，沈阳奉天郊外发生了柳条湖事件，日本关东军自己爆破了南满洲铁路，制造了并挑起了战争，这就是“9.18事变”。

而在日本本土，日本军医学校紧急完成了战时体制，军医学校防疫部动员大批临时雇员，生产伤寒、鼠疫、霍乱等各种疫苗，应对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的防疫问题。当时对霍乱既不能预防也无法治疗，还有伤寒等，成为日本军队减员的一个重要因为，日俄战争中，有报告说日军死于战场死亡的只占死亡总数的22.8%，多数死亡是因为军中疫病的流行。

一个人冒了出来，发明并生产了个人专利产品，一种能大量培养细菌的培养罐：“石井式培养罐“，可以大量生产预防痢疾的药片。

就在这一年，这个叫石井四郞的人，给日军高层指挥官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是时候开始我们的实验了。我们请求前往满洲开发新武器”。



日本的细菌战理论，早已在1940年之前成熟，除了石井四郞是这方面的“大专家”外，还有一位就是增田知贞。他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细菌学博士，石井四郞的校友，《陆军学校五十年史》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所出的一部校庆书籍，其中记载，增田知贞发表论文18篇，比他的学长石井四郞的理论文章要多得多，石井也不过有有5篇而已，因此增田知贞是公认的日本著名的细菌战理论家。

1947年11月，增田将他完成于1942年的《细菌战》一文交给了美国底特里克基地的调查官爱德华.希尔博士。希尔将之译成18页的英文，附在《希尔报告》之后，并在《细菌战》的末页亲手手书“Incredible”（难以置信），以表达了他的对于增田的细菌战理论的惊讶。

美国档案解密后，近藤昭二找到了该文，并把它编入《731.细菌战资料集成》CD-ROM版出版，至此，中外学者才了解到日本当年细菌战理论的成熟、慎密与残酷。美国档案解密后，近藤昭二找到了该文，并把它编入《731.细菌战资料集成》CD-ROM版出版，至此，中外学者才了解到日本当年细菌战理论的成熟、慎密与残酷。

…………………………

【什么叫“细菌战】

“我方为了获取更有利的（战略）位置而对敌方使用致病性细菌以破坏敌方有生目标的行为称作细菌战。”

【细菌战的特点】

“由于疫病的自然流行和人为爆发是很难区别的，因此细菌战具有隐蔽性，我们要以利用细菌战去隐蔽地达到战争目的。”

【细菌战的功效】

“细菌战不仅能用来杀死敌方军人，而且能用来破坏敌方领土内的人口、牲畜、家禽、谷物和蔬菜，还能用来针对敌方的同盟国家。”

【细菌武器的种类】

“可以用于细菌战的致病微生物有如下种类：鼠疫、霍乱、伤寒、痢疾、肺结核、马鼻疽、炭疽、地中海热、兔子热、破伤风、气坏疽、肉毒杆菌毒素、白喉、葡萄球菌、链球菌；螺旋体和病原虫：急性传染性黄疸、回归热、性病、疟疾、黑热病；立克次氏体：斑疹伤寒、爆发性斑疹伤寒、恙虫病、洛矶山斑疹热；病毒：登革热、黄热、天花、口蹄疫、狂犬病、流行性脑炎、流行性贫血”。

【细菌战的攻击目标】

“细菌战的攻击目标通常可有如下选择：（1）人口集中的战区）；（2）重要的军政人物（3）军队集中的城市；（4）位于交通沿线的城镇、乡村；（5）首都和重要城市；（6）军工厂；（7）航运和交通系统；（8）学校、剧院和人群集中地；（9）水源地；（10）内河与沿海的重要目标；（11）军马等军用动物；（12）大范围供应的粮食等食品。”

………………

如此完美清晰的细菌战理念出现于1940年代的日本，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手段来管理细菌战争的现代国家。

在这之前，用微生物来充当战争武器从来没有被人们认真地考虑过。当年的人们可没现在的医生那样掌握着种类繁多的抗生素。在日本细菌战研究的科学不断找到更强大的鼠疫、炭疽、霍乱伤寒等细菌武器的时候，当时就算是最先进的国家，人们用来抵抗细菌感染的药物也只是磺酰胺化合物。直到1940年，美国才找到了大规模生产青霉素的方法。也就是说，在当时如果被生物武器攻击，基本上等于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救治。

1940年天皇下达密令，增加秘密部队的研究人员、实验室和武装人员的配备，731部队增加到3000人。近藤找到的1941年的《满洲驻屯陆军部队的编制及编制改正完成之件》等文件显示，正是基于天皇编制权的军令，确定了这支部队的编制和扩编。



“关东军给水部”处于关东军司令官统辖之下，分别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第一（作战）部和该司令部军医部，实际上石井四郎可以越过关东军，直接与东京的参谋本部联络，寻求指示，而且他也常常这样做。外表上这只部队是为军队提供“防疫”、“供水”，实际上是开发细菌武器并将其实推向战争运用。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这只部队每年会得到1000万日元的经费（1940年数额），经费是在对国会议员也保密的情况下支出的。

实施细菌战的四个条件，一是需要大量经过专业培养的科学人员，基础科学研究要达到一定的水准，并形成一定的研究高度；二，科学研究和生产能够支撑其进行细菌战的细菌武器，并能找到具体的施放方式，而这种施放方式能够保障细菌和微生物能够始终处于活跃状态，并能感染到人，而且更重要的一条是，感染到人后，还能形成更大范围的流行；三是攻击方能够找到避免自己同样受到感染的的方法；四是政治方面国家的领导人和细菌战的执行者丧失人类伦理的底线。



而快速取得数据的最好办法就是直接在人体上进行实验。

石井四郞把平房打造成了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不用区分对与错，这里是研究尖端科学的地方，不应受伦理制约。1938年，石井四郞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带来7名教员来担任平房主要项目的主任，就算是到了平房不愿意参加残酷的实验的人，也会被德高望重的前辈老师们以“你不按我的去做，就把你逐出师门”相威胁。

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更浸透了对科学成就的追求，使这些研究者认为用人体做实验与植物或动物做实验毫无二致，而日本人又是人类中的“神选民族”，是“天照大御神的子孙”，天皇就是活着的神，用劣等的中国人进行实验，是让这些人没有价值的人为一个更高的事业而牺牲，反而成全了他们。

▍三

1936年秋，“关东军防疫部”围起哈尔滨郊外平房六平方公里，开始建造设施。

为了保守“国内不能做的事情”的秘密，平房设施内被隔离的特设牢房7号、8号楼，石井四郎不放心交给别人来管理，只有自己的二哥石井刚男。刚男在平房不使用石井这个姓氏，而是使用了假名，叫“细谷刚男”，他担任班长进行现场指挥。而他的三哥，石井三男，则在731部队担任动物班的班长。每天出入7、8栋的人员要向保密班作业人数，作业人身份证明及接受身体检查等。



7号、8号楼是一个特设的监狱，它被围在3、4、5、6号楼中间，从外面完全看不到。而且，入口处还有一扇沉重的铁门。这个特设的监狱有20多个房间，最多可收容400名犯人，里面关押着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蒙古人。这些人被取消了姓名，全部以圆木代称，以一根、两根来计算。围着7号、8号楼的3、4、5、6号楼形成一个巨大的口号型，因此被称作“口号楼”或“四方楼”，它们是三层的巨大坚固建筑，大小约100米×100米见方，1940年建成时，这里冷暖气设备完备，它是731部队的第一部细菌研究部与第四部细菌制造部所在地，这里可以直接从被围困在中间的7、8号监狱楼里提取活人进行鼠疫、霍乱、伤寒、炭疽菌等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制造。



1938年6月根据“关东军参谋部命令第1539号设定了“特别军事区”。到1939平房的设施完成时它的规模令人惊异。从平的蓝图上看，营内至少建有76栋建筑，包括巨大的本部楼房，研究室，文职人员宿舍，兵营，弹药库，实验动物用的小屋，马厩，还有解剖房，可全年使用的冻伤实验室，监狱、专用飞机场，发电站，处理人体和动物死骸的3个焚尸炉等。除些之外，平房还有日本上流社会所具的从精神到物质的所有东西 ：一座神道教庙宇，几间饭店，一所酒吧，一间为731队员子弟提供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学校，一座可以放电影的大礼堂，一个游泳池，几座花园，一座图书馆，以及为部队栽培果树和蔬菜用的大农场，农场里还配备了几个植物细菌武器实验用的温室。还有一些小型娱乐场所。

日本的科学家白天杀人做实验，晚上则享受着有声有色的生活。

基地的覆盖面积达6平方公里，规模可与奥斯威辛集中营匹敌。

1952年1月的《每日新闻》发表了一个饱受良心谴责的当事人（真实身份至今不明）以“前日军上校板木千叶”为笔名的文章，披露了平房建成时石井四郞发表讲话的情景：

1936年秋，在平房的新建的大型行政办公楼的会议室，石井向60多从日本汇集而来的科学家发表演说，这间会议室有着日式的空旷和简洁。会议室中间一块正方形的地毯上，摆放着一盆怒放的菊花，它是这间房子里的唯一装饰物。石井面对这些日本一流的生物、医学家说：“作为医生，我们的天职就是去挑战由微生物所造成的各种疾病，去阻断所有入侵人类身体的道路，去战胜我们身体内的所有不速之客。去创造一套最有效的治疗方案。尽管，我们现在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与这些原则相背，并可能使作为医生的我们感到有些许的痛苦，但是，我恳求你们进行这项研究，因为，它将给你们带来双重的激动。一是作为科学家，可以尽你所能地去探寻自然科学的真理，研究与发现那个未知的世界；二是作为军人，可以成功地研制出一种制敌的有力武器。”

“而平房预备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丰富资源和自由处置权，除了在座的各位，其他任何人，就算在他最疯狂的梦境里，他能想到在这样的旷野中，竟有一间如此先进、杰出且有文化的实验室吗？”

柄泽十三夫就是用这样的理论来说服自己的，这个原本立志要做一名仁医的清贫农家子弟，在“勉勉强强地参加到细菌战的准备工作后”改变了想法，而改为笃信、崇敬和为做大的事业而献身的高亢情绪，“我清楚地确信石井在那里打开了一项伟大的科学实验”。在短暂的心理不安之后他很快就说服了自己，毫无负担地投入到细菌制造中。



“人体实验明明白白是件坏事。但是在“731”等地正是那些有思想、有辨别能力的医生们在干。在通常的社会中，这些人决不会去杀人。他们是那种即使是因交通事：故伤害他人都会感到痛苦的人。”日本细菌战研究者常石敬一在他的细菌战部队和两名自杀的医学一书中写道。

他们或者是儿子，或者是父亲，平常都是善良的人，但进入平房的体系里，便毫无良心不安地杀人。

没有忏悔，更不要说公开承认自己所做的恶行，或许在他们看来那只是再正常不过的“科学研究”，或者可以把责任推到“战争状态”上去，正如石井的女儿评价父亲：“如果没有战争，没有选择医学这一条路，以父亲的天分也会在医学以外的领域，或许就是在政治方面有所成就，会成为一个独特的政治家。父亲作为帝国陆军的军医和军人，在职期间做的事情或是被迫的一切事情，以任何道德标准来衡量，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即使这样，不能忘了这都是在极其异常的状况下发生的。当时是战争中”。

这种说法不无其合理之处，这些日本的精英科学家们，如果在和平状态，很可能都是对人类健康事业卓有贡献的人物，但他们如何从日常的自我，安然转向了杀人的他者？在731部队，所有关于人性的认知都不见了，置换成可以若无其事的作恶的“731部队模式”。因为是在特殊状态下，那个原本的自我，如何应该为他者的那个我承担罪责？


▲在被告席中认罪的柄泽十三夫。柄泽后来在刑满释放后自杀

战争状态，我能怎样？在强大的国家、民族、正义事业的说辞下，个人处于被裹胁状态，但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又是如何跨过那道人性的门槛的呢？

石井四郞在伯力审判开审时“失踪”了一段时间，据说是为了应对审判而采取的特殊策略，其妻子说从那以后，他便痴迷于禅宗，每天到自家附近的月桂寺里听禅，此时的石井四郞已是白发苍苍，脸上的表情温良和善。

东京审判的法庭离月桂寺近在咫尺，但审判的大幕早已落下，东京审判法庭里的法槌的敲击声再也惊不到他了。石井的女儿说石井临死前恳请时任上智大学校长的赫尔曼.霍伊费尔斯神父为他洗礼，忽而之间，他又成了一名基督徒。



1959年10月9日，石井四郞因患喉头癌去世，时年69岁。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担任丧葬委员会委员长，在东京举办过仪式后，又在家乡千叶县加茂村石井家的宅院里举行了仪式。

“仪式非常盛大隆重，是这一带很少见到的。”近藤采访到的一位石井的邻居说。

罪恶不被清算和审判，结果会怎样？20多年来，王选一直在发出这样的诘问。

以下名单是王选找到的细菌战有关部队及机构的部分人员在战后任职情况，其中个别为非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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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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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731部队的细菌战首谋们是如何在冷战夹缝中逃脱重惩的
2017年08月16日 19:03听报道T中
731部队前成员的证言是如何产生的？731部队罪行的执行者与关键证人，为何落在苏联的手上？在受到审判之后，这些日本战犯又有着怎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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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2015年08月2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馆的细菌战武器罪证。图/视觉中国
　　【财新网】（世界说 路尘 徐一彤 发自北京）

    编者按：在二战结束72周年之际，日本广播协会（NHK）于8月14日播放了专题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对731部队在战争期间为日本军方开发细菌武器、进行人体试验的罪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其中最关键的证据，来自此前并不广为人知的一场发生在苏联的审判。

　　731部队前成员的证言是如何产生的？731部队罪行的执行者与关键证人，为何落在苏联的手上？在受到审判之后，这些日本战犯又有着怎样的结局？在为《731部队的真相》叫好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这场被遗忘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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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对731部队的讨论可追溯到五十年代。松本清张在1958年刊行的《日本的黑雾》中，就曾怀疑前731部队成员，可能是当时一起银行毒杀案的凶犯。进入八十年代，随着1981年森村诚一系列作品《恶魔的饱食》的问世，731部队的细菌战与人体试验问题又得到高度关注，至今都在左右翼之间引起激烈争议，也成为中日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NHK在《731部队的真相》中首次披露了由苏联在1949年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的录音，播出了由731部队前成员在苏联的法庭上亲口说出的证言，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731部队前成员的证言是如何产生的？731部队罪行的执行者与关键证人，为何落在苏联的手上？在受到审判之后，这些日本战犯又有着怎样的结局？在为《731部队的真相》叫好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这场被遗忘的审判。

　　从60万日军战俘中“筛”出731成员

　　1945年8月9日夜间，苏联红军对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设施发起大规模空袭。10日，苏联红军兵分三路发动猛攻，日军从一开始就丢掉了对战场的全部主导权，研制多时的细菌武器甚至没有派上用场的机会。

　　8月10日晚，731部队疏散撤离工作开始。为了毁灭731部队基地存在过的痕迹，日军不仅用氰化物处决了基地中剩余的所有“实验材料”，炸毁了占地庞大的基地建筑，按照首领石井四郎的计划，他还打算责令所有参与实验的医生和细菌学家“以家庭为单位”自杀。但是，这一计划遭到其他日军将领的反对，而忙于逃命的石井四郎已经没有时间自己来执行它了。

　　关东军战败以后，近60万日本军人被苏联红军俘虏，此后的几年里，苏联安全部门对战俘进行了大规模甄别和筛查，日军幽灵般的731部队和它背后的惨烈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于1945年抵达哈巴罗夫斯克的苏军内务部高级翻译别尔雅科夫回忆，当时编号2045的战俘营物质条件较好，被用于关押“特别重要的”战争罪犯。“1946年，莫斯科发来密电，要求内务部下属的哈巴罗夫斯克监狱局收集与细菌武器相关的材料。这就要审问战犯并获得书面证词。然后我们‘发掘’出了731部队的存在。”

　　这项“发掘”工作并不容易。“总的来说，我们大概传唤了1000名战犯，从普通士兵的证词当中寻找线索，然后传讯高级军官，最后借助当面对质，‘分离’出了三个人。”被鉴别出来的这三名日本军官曾直接负责细菌武器的研发工作，三人也同意出庭作证。

　　调查组随后前往哈尔滨，依靠当地中国人的帮助找到了已被炸成一片废墟的731部队驻地，并采访了知情者。至此，调查组积累的材料已经相当充足。在当时，这是为了即将到来的东京审判提前收集证据，然而，别尔雅科夫写道：“最终它们没有被法庭采用。”

　　事实上，东京审判中没有涉及任何关于细菌战的内容，也没有提及731部队以及另一支负责细菌战的100部队的存在。苏联方面的历史材料认为，是因为最终被美军俘获的731部队首脑石井四郎用日军活人实验中获得的实验数据与美军方面做了交换，从而为自己争取到了司法豁免权。

　　“这已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比起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两个日本人的命运显得微不足道，”一位俄罗斯学者在其文章中叹息，“最终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占了上风。”

　　远东军人俱乐部里的审讯

　　但别尔雅科夫们的努力并未完全落空。“1949年10月20日……中将多尔季希通知我们，在哈巴罗夫斯克将要举行一次针对日军细菌战战犯的审判。”

　　准备工作立即开始进行。日本战犯当时被关押在哈巴罗夫斯克第一监狱，狱方为调查组腾出了一间空屋，审讯工作就在那里进行。“从莫斯科过来了更多的调查员，我为他们担任翻译，”别尔雅科夫回忆，“所有日本人都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回答问题，讯问从早上九点持续到夜里十二点，所有人都精疲力尽——无论是调查员、翻译、还是被审讯者。”

　　开庭前两周，一个由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尼古拉·朱可夫-维列尼日科夫带队的专家团队抵达哈巴罗夫斯克，这些熟悉生物-细菌武器性能的医学专家对日本战犯进行了进一步的询问，并为法庭出具了专家检查意见。12月25日，俄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就此事进行了公开开庭，起诉十二名被告制备和应用细菌武器。档案材料特别提到，所有被告均有代理律师。

　　出庭受审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法庭上说：“我承认自己的罪行，从1944年到投降之日为止，我作为关东军总司令，直接监管了隶属于我的731号和100号两支细菌战部队的工作，以寻求使用细菌武器实现军事目的的最有效方法，并进行大规模生产。换言之，我承认我是有罪的，我直接领导着向苏联、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发动细菌战的计划工作。”

　　出庭的十二名被告在法庭上披露和承认了大量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研究和进行细菌战的骇人细节，据军医少将川岛清叙述，在731部队监狱内的囚犯被用于细菌战实验研究，系列研究以提升各种致死传染病病菌的毒性为第一目标，为此，每年约有400-600人被送往那里——“据我所知，没有人从那里活着出来过。”

　　在日本战犯的叙述中，这些“实验材料”主要是“中国人和满洲人”，也有少量俄罗斯人，川岛清甚至提到，曾有一个俄罗斯女性在731部队的监狱中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婴儿也随之成了日军的新实验对象。

　　不了了之的追责

　　从1949年12月24日到1950年1月1日，苏联《真理报》连续八天对哈巴罗夫斯克审判进行了报道，并在1950年1月1日的第3、4版整版刊出了判决书全文。判决书确认了日军细菌战计划的存在和731部队、100部队的骇人暴行，“为了在活人身上验证细菌武器的效能，[日军]进行了大量不人道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日本狂热分子以残酷方式杀害了数千人。”

　　“几年中，731部队和100部队的实验室对霍乱、伤寒、炭疽热、气性坏疽和鼠疫细菌进行了实验，大部分感染者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侥幸恢复者则被重复用于实验，直到死亡……这些日本狂热分子的受害者是中国的爱国人士，以及被认为从事反日活动、应当被毁灭的苏联公民。”在731部队，他们仅被日军称作“特殊货物”。

　　审判在1949年12月30日结束，十二名被告均被认定罪名成立，由于判决完全按照1943年4月苏联公布的《关于杀害苏联公民、屠杀苏联平民和折磨战俘的法西斯恶棍的惩罚措施》做出，而苏联已在1947年宣布废除死刑，包括山田乙三和川岛清在内的四名被告被判处25年徒刑，其余人也获得了从2年到20年不等的刑期——对此，俄罗斯不少史学研究者心存疑虑，认为这一宣判时机是有意为之：苏联从1950年1月1日开始重新恢复死刑，而这些曾亲历和执行过细菌武器的战犯往往被认为具有很高的情报价值。

　　1950年2月，苏联政府就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事宜发表公开说明，将相关卷宗分别移交给美国、中国和英国政府，并向远东委员会各组成国家移交备份。在这份说明中，苏联政府提出，“苏联法庭已审判了制备和使用生化武器的12名日本战犯，然而，让这场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逃脱惩罚依然是不公平的。”

　　苏联政府提名了包括日本裕仁天皇和石井四郎在内的五名细菌战责任人，并建议未来组织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对这一案件进行进一步追责。然而在已经落地的冷战铁幕前，计划中的国际军事法庭从未实现，苏联政府的这次外交行动也很快以失败告终。

　　即使在苏联国内，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的后续发展同样难以令人完全满意。在被判有罪的12名被告中，刑期较短的数人随后即被遣送回日本，即使是刑期高达20年以上者，最迟至1956年苏共中央签署赦免令以后，也已尽数回国。这意味着他们的真正刑期只有不到七年，返日前哈巴罗夫斯克甚至还为他们举办了送别宴会。

　　而在日本国内，自1952年日美和约缔结以后，日本政府已经获得了赦免战犯的权力，细菌战的责任人和参与者因此逃脱了全部责任。1965年7月，84岁的山田乙三病逝于日本东京。

　　资料来源

　　1.Супотницкий М. В.， Супотницкая Н. С.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ЧУМЫ. ОЧЕРК XXXIV — ЧУМА ОТ ДЬЯВОЛА В КИТАЕ （1933—1945）

　　2. Рогинский， М. Ю. Бак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война — преступное орудие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 Хабаровский процесс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ников / М. Ю. Рогинский， С. Я. Розенблит， Л. Н. Смирнов. М.：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50.

　　3.Рогинский， М. Ю. Милитаристы на скамье подсудимых.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Токийского и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ов / М. Ю. Рогинский. М.： Юрид. лит.， 1985.

　　Приговор. Газета «Правда» №1 （11473） от 1 января 1950 г.

　　4. Владимир Барышев. Хабаровский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японскими военными преступниками （к 60-летию события）. журна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2009 г. № 3.

责任编辑：张梦圆、秦轩 | 版面编辑：刘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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