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7-6-15 23:32
穷人的人性更美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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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雯：穷人的人性更美好吗？
原创 2017-06-14 任晓雯 任晓雯写小说

四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小说《悲惨世界》的书评，《任晓雯：惟有悲惨世界让我们的生命上升》。当年放在微博上后，很荣幸收获了一万多转发，更被网络多处转载。在那篇书评中，我从“爱、恩典、救赎”的福音线索，解读了《悲惨世界》。事实上这也符合雨果的构想，因为他称之为“一部宗教作品”。
但在四年后，我对那篇书评有了一些观点修正。我认为《悲惨世界》的故事线索是福音，但它的底色与其说是基督信仰，不如说是法国式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
两者在人性论上有本质区别。基督信仰在承认基督是绝对真理的同时，对人性保持绝对怀疑。但在《悲惨世界》中，我们看到雨果对冉阿让的角色设定是人性本善。冉阿让因为贫穷饥饿而偷窃入狱。社会对穷人的不公正，是冉阿让犯罪和仇恨社会的全部原因。出狱之后，他在卞福汝主教的保护下，免于再次因为偷窃而入狱。这个事件使他良心发现，在一个思想激烈斗争的瞬间之后，从充满仇恨的罪犯，变身为几近完美的领导者和慈善家。
我认为更真实可信的情况是：哪怕沐浴在上帝的光照之下，一个人的生命更新也是非常缓慢的。比如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身经历：一次死而复生的经历，让他紧紧抓住了上帝。但是在此后漫长的人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充满了性格缺陷，被不止一位同行诟病。这更符合我对信仰的体验和理解：生命的更新从来都不容易，从来都是在路上。
在此容我设想，倘若让深谙人性之恶的奥康纳来处理卞福汝主教和冉阿让这段，她会怎么写。她一定会让冉阿让利用主教的善良，反过来欺骗和伤害他。一个对世界充满了根深蒂固的仇恨的人，很难仅仅因为别人的一个随手善举，把自己的价值观瞬间彻底颠覆掉。除非他经历到的是上帝之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保罗被强光击倒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
在此意义上，沙威跳河自杀的情节设置也值得商榷。沙威被自己的追捕对象冉阿让所拯救，从而良心震动，在律法之上发现了上帝，并因此世界观崩溃而自杀。在这里，没有任何福音传递，仅仅只有冉阿让的一次善行。虽然相比卞福汝主教，冉阿让的善行更大，因为他反转了沙威的生死，但是，没有福音话语的启示，人不能仅仅从善行推导出上帝的存在，也不能因此而彻底翻转内心，甚至激烈到自杀的地步。沙威的跳河自杀，在情节逻辑上可以自洽，但从福音和人性的逻辑上却不能。
雨果和托尔斯泰一样，是具有乌托邦气质的作家。特征之一就是对穷人的人性怀有更多美好的想象。比如人性本善的冉阿让，比如被谢尔盖神父视作人生典范的穷苦女人帕申卡（见《谢尔盖神父》）。但奥康纳从来不给任何人留情面。人们作恶，根本原因不是社会不公，而是人性本恶。人们行善，少有出于真正爱心，多是故作姿态和假冒伪善。在奥康纳的《乡下好人》里，有产者对乡下人和底层推销员的居高临下的怜悯和好奇，遭到了“乡下好人”的利用、打击和羞辱。我想这更符合《圣经》传统之下的人性秩序，也更像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件。因为“没有好人，一个也没有”，包括富人，也包括穷人。
注：关于小说中的人性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奥康纳、托尔斯泰和保罗的具体论述，我另写有数万字长文论述，以后会逐一放在微信上，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