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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17-5-29 09:37

当爱国成为偶像

当爱国成为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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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国成为偶像

原创 2017-05-28 鉴真 基督徒学生联会

前几天,杨舒平在马里兰大学的演讲引爆了海内外的舆论,持不同立场者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一个加拿大的姊妹在朋友圈留言说:“心塞!刚才和一个朋友就这个事情argue了半天,后来真心觉得,想做朋友就不要谈论政治。”

日光之下并不新事,80年前的北美留学生圈发生过相似的一幕。1936年北美的密西根大学,一位学生的演讲引起全场中国留学生哗然。原因是演讲者在讲话中采用了“满洲国”(Manchukou)这个词,中国学生认为演讲者用这个词默认了“满洲国”作为一个既定事实的合法性,是日本企图抹杀侵略中国东北的伎俩。演讲者却坚持他所采用的是美国报章的字眼,并质疑中国学生为何不主动纠正美国报章的错误。由于双方态度僵硬,结果与会的中国学生离场以示抗议。

那个演讲者就是日本著名基督徒贺川丰彦,而中国学生的领袖叫陈仁炳,中国教会领袖陈崇桂之子。日后,他们留学学成后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虽然基督徒同有一位天父、同有一位救主,视彼此为弟兄姊妹,但是当遇到政治话题时,也难免因不同意见产生裂痕。爱国,有时候甚至使人落在魔鬼的权势中。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所鼓吹的纳粹主义提倡德意志民族对国家和同胞的至爱。然而这一种爱国主义却变得像魔鬼一般地具有毁灭性——三百万犹太人遭到屠杀,欧洲各国遭受战场的摧残,德国并没有因此得到荣誉,反而是无止境的羞辱。

无独有偶,贺川丰彦的祖国日本正是以天皇作为其国民爱国和效忠的对象。爱国具体表现为日本国民对天皇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参与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侵略。作为一个日本人,参与战争,投身于亚洲共荣圈的建立,这正是他们爱国情感的表达,也是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拯救。然而作为中国人,这却是我们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这里所谓的“爱国主义”其实就是偶像崇拜!当我们把对自己同胞的爱绝对化,轻看忽视其他群体,就变成种族主义;当我们把共产平等视为绝对的主义,就变成对富裕阶层的仇恨、暴力和杀戮;当我们把国家视为神圣至高不可侵犯,就变成对对其一切主张不加分辨的无条件支持和服从。

偶像,是上帝的山寨,是人找到的真神替代品。一个民族以自己的国家民族为傲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爱国最朴素的情感。然而古往今来,“爱国”很容易变成一种偶像,我们可以把国家领袖当成“救世主”,把意识形态当做拯救世界的途径,以至于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用“爱不爱国”来进行一番检视。因为偶像让我们产生一种依赖性,如果它在哪方面让我们感到受威胁,我们就会惊慌失措,拼命维护,全然罔顾事实或理性思考,我们会将反对者视为错误的,更把对方视为邪恶的,甚至以最恶毒的动机来揣测对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打着爱国名义的“网络暴民”,其实和一百年前的义和团没有什么两样。

圣经向我们揭示了人性,因为罪的侵蚀,我们所有人都在依赖感和无力感中挣扎。伊甸园中最初的试探就是人不满上帝给人的限制,他们想要和神一样,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屈服于此试探,因此现在它就成了我们天性的一部分。我们不愿意接受自己是有限的,需要上帝的事实,却竭力想自己掌管生命,但这只是一个幻想而已。这种不安全感会制造出一种想要掌权的意志,这主导着我们社会和政治上的各种关系。

一个民族以自己的国家民族为傲是很自然的事情,作为有着悠久绵延不绝的文明历史,又在近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的经济文化成就,我想作为中国人是值得自豪和感恩的。但是当“爱国”视国家的权力和荣耀为不可妥协的绝对目标,因而否定所有其他的考量时,就会发生不受约束的暴力和不义。

“崇高神圣”的目标会把任何的手段都合理化。例如,当一个国家以GDP发展为目标,就可以把破坏生态的事情合理化,这个GDP就变成了偶像;当一个国家以安全稳定为目标,就可以把取消言论自由和非法逮捕有争议人士合理化,那么这个安全稳定就变成了偶像。

整个国家会有一个集体性的“自我”,正如个人一般,不同国家的文化有其优越感和自卑感,其爱国的情感正建基于此。中国的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基于过去一百年丧权辱国的屈辱感,以及对我们现在取得的经济成就的荣耀感之上。这样的历史叙述往往是选择性的,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从完整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反右、文革、八九等历史被删除淡化,自然也难以从前辈爱国者的惨痛中汲取教训。

没有对“爱国”形式多样化的认识和反思,“爱国”就单纯的简化为维护某一类的政治意识形态。持有某种意识形态的人,会认为他们的观点对于社会的问题拥有真实而完整的答案,而其他不同的观点都是错的。

一个曾经将共产主义的社会理念作为自己的信仰,却遭受破碎之后,他可能将另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他追求的偶像。比如在一些人看来,西方的民主自由就是绝对的好,似乎采取了美国的制度办法就能解决我们国家社会中的一切问题,而今天西方暴露出来的经济危机、过度自由、道德沦丧等,恰恰说明没有一种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带来完全的救赎。

我们经常会高举某件有限的价值或事物,并将它当作最终极的答案,这样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认为那些反对我们的人都是笨蛋和坏蛋。但是正如所有的偶像崇拜一样,我们会盲目,现实并不是如此单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坚持哪一种意识形态,都必须承认任何政治理论都有其不足和副作用,那些反对者也可能有正确可取的想法。

耶稣的榜样和恩典抑制了我们决心掌权的意志。当我们感到软弱无力时,正常的反应是否认这种感觉,转而去找可以被我们操纵的事情,好让我们可以继续否认;但是耶稣向我们指出另一条路:他借着放弃权力及付出服事,而成为古往今来最有影响力的人。耶稣不只是榜样而已,他更是救主,只有借着承认自己的罪、需要和软弱,并将自己投身在他的怜悯中,我们才能在他的爱中得到最终的安全感,而且得着能力而不去压迫别人。不安全感已经过去,对权力的欲望也将连根拔起。

文章开头提到的爱国青年陈仁炳学成后回到了中国,并且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1958年,陈仁炳因“爱国”言论被划为右派,1980年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获得平反,而他是5名中央级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他的经历和遭遇也成为许多后来“爱国者”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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