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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一周年纪念｜杨绛在“文革”

逝世一周年纪念｜杨绛在“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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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一周年纪念｜杨绛在“文革”
原创 2017-05-25 王丹阳 三联生活周刊
“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起哄’，也就不相强。”

今天是杨绛先生逝世一周年，本文节选自2016年第23期封面故事《杨绛（1911—2016）：我们仨的世间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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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我们仨的世间传奇”


揪斗示众


1952年，杨绛被分到尚附设在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组（1956年，文研所正式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者直到1977年撤销，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由此开始了跌宕的“学部”生涯。“学部”在“文革”中也可谓是第一阵营里的学术单位，仅次于北大、清华，后来在她的多部回忆性作品中频繁出现。

吴宓之女吴学昭在其所写的传记《听杨绛谈往事》中提及，时年98岁的杨绛总结道那25年间她就是一个“零”。“我开始有些困惑，后来觉得很自在，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她佯佯不谙人间烟火，情愿靠边站，坐冷板凳。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文研所里几乎全都是大会代表，就她和钱锺书不是；外文组集体编写《西洋文学史》，不参与者仅杨绛；文娱活动、社会活动总排最末；马列主义导向的课题计划她并不担待，一门心思埋头翻译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

1957年，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包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包括重译《堂吉诃德》。杨绛接到任务时被告知用任何语言转译都可，但她看了5种流行的英、法译本后，觉得任何译本都不能代替原作，于是在47岁时学起了她的第三门外语——西班牙语。直到1965年，她已经完成第一部的翻译，着手第二部时，她没有想到这项细水长流的工作即将被“文革”阻断8年。


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

“（1966年）8月27日，我交出《堂吉诃德》全部翻译稿，当时第二部已译了四分之三。当日晚间，我在宿舍被剃了‘阴阳头’。”这天被她认为是非常不幸的一天，被没收的是她的誊清稿，没留底稿。正式被揪出来是在8月7日，她下班对在学部文学所上班的钱锺书说：“我今天被揪出来了，你呢？”“还没有，快了吧。”三天后，钱锺书被揪出来了。

之前，还没有一张控诉她的大字报，不过一次大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就跳过了她，这仿佛是种已将此人逐出同类的征兆。再一次大会，忽然有人问：“杨季康，她是什么人？”但没人为她定性，她就这样无缘于群众队伍了，组里秘书叫她以后开会不用来了。杨绛说：“我就这样被揪出来的。‘揪出来’算什么东西呢？还是‘妾身未分明’。”其实，所内在《五一六通知》发布之后的气氛就愈见肃杀，人人在山雨欲来前如临无物之阵，办公室四壁上贴满红红绿绿的语录条，诸如“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揪出来之后还得待罪。

“有一天，报上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我们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正把这个文件细细研究，窃窃私议，忽被召去开大会。我们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革命群众该请我们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不料大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我们的种种罪行，并公布今后的待遇：一、不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组成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管。”这是她在《丙午丁未年纪事 风狂雨骤》中描述的一段1966年5月16日后的情形。

在“文革”的舞台上，“五一六”意味着一场派系斗争后的改弦易辙。随着毛泽东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十年“文革”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拉开帷幕。对学部来说，也先是“五一六红卫兵团”，后被涂抹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天下，再由军宣队、工宣队入驻监督。在学部的牛鬼蛇神中年龄偏小、自认是无名小卒的杨绛跟其余人一样眼睁睁看风云变幻，如浮桴于海上。在她的干校记忆里，有过弄臣般的情形：军宣队在干校派来监视受隔离的“五一六分子”的老先生们，正是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揪出来的“反动权威”“苏修分子”等牛鬼蛇神。


钱钟书和杨绛

被揪出来后，就要认真做自己的“牌子”了，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白底黑字；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黑底白字。她这样描述那精工巧制的自制牌，给钱锺书找了个长方形小木片，自己的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个圆圈剪下”。各按规定，工楷写上一款款罪名，穿上绳子，挂在胸前，互相鉴赏。“我们都好像爱丽丝梦游奇境，不禁引用她的名言‘curiouser and curiouser'（越来越惊奇）。”

在造反派主导的“文革”舞台上，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上来配合演戏。杨绛20世纪40年代时写喜剧《弄真成假》，但她自称不爱也不善表演，她也许没想到有天会犹如笔下的角色粉墨登场“陪斗”。用休·沃尔波尔（Hugh Walpole）的话来说，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1949年以前的剧评家认为杨绛本质上是个悲剧作者，当《弄真成假》让人笑中带泪时，想必杨绛是懂得现实辛酸中如何在黄连树下作乐的。

有次是正任学部文学所所长的何其芳挨斗，杨绛在陪斗之列，席间竟然睡着了。忽而有人大呵：“杨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登台后第一件事就涉及戴高帽子的艺术，她习以为常地称是“登台就有高帽子戴”，但学得诀窍，注意把帽子和地平线的角度尽量缩小，形成自然低头式，这样会比垂直戴帽时低头来得省力。最初被揪出来时在大席棚里集体示众，初见别人头上的高帽子上写着“黑帮”“反动学术权威”“苏修特务”时她还纳闷自己头上的写着什么，下台脱下一看是“资产阶级学者”，后来这帽子上的名目规范化了一番，她的就固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在历史的嘲弄中尽管人在物理上被颠来倒去地指使，但她内心是淡定的。比如被红卫兵抓住就“老老实实”地按身上挂的牌子自报姓名，自背出罪名“拒绝改造、走白专道路、写文章放毒”，在“文革”的大型表演里，这种轻描淡写、消极处理式的应对何尝不是一种表演。她冷眼旁观着一切戏剧性人格在运动中的亢奋表演，时而凑合几句，时而躲进女厕，为的只是平安渡过每个难关。她没有被无限上纲上线，或许正源自之前坐冷板凳时太低产，以至于“小鬼不足道”。

“我把帽子往额上一按，紧紧扣住，不使掉落，眉眼都罩在帽子里，我就站在舞台边，学马那样站着睡觉。”如果被提名到麦克风前，无非就是自报姓名，自报身份，挨一顿乱骂，她觉得“上了台也不过如此”。在台上陪斗还不必表演，在台下就得充革命群众了，这就让她犯难了：“我觉得与其骂人，宁可挨骂。”





干校时期

60年代末70年代初，全国开始掀起对“五一六”运动的清查。外文所开始清查“五一六”时，杨绛已经恢复群众身，被工宣队唤去翻译法文资料，为江青、姚文元等人所感兴趣的新时期法国剧院新花样服务。她一个人坐在当时外文所所长冯至的办公室里苦翻法文。她见过所里的“五一六”分子招供甚至自编认罪材料，在毛泽东像前含泪忏悔。但寒窗苦译下明哲保身是难的，工宣队就觉得她阶级立场不够，提醒她“你脱离群众不好”。

军宣队登台后，工宣队撤场，学部开始集体下干校，一定程度上学部是带着清查“五一六”问题而下干校的。钱锺书是先遣部队，他曾回忆，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虐，疾病始终缠身。


在“五七干校”期间，下放的知识分子在整理中草药。中间拿秤者是原全国学联主席伍绍祖

“那年（1969年）11月3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件大事……我们挤上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11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是月17号，文学所全所下放河南罗山。

当她和女儿钱瑗、女婿王德一在火车站送别先遣部队的时候，离情被闹嚷嚷、乱哄哄的候车室气氛冲淡，只是痴痴地望着钱锺书的车远去，想起“从前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小货轮，送行者就把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慢向大船开去，彩色纸带先后绷断，岸上就拍手欢呼……”1935年夏，当她和钱锺书乘P&O公司油轮赴英时，也是由小船直送上大轮船，这个情景应该习以为常。

翌年7月，杨绛跟随外文所下放干校时，即使是只与钱锺书前后相差8个月，但情形已愁惨得多。一个月前，女婿王德一因不堪被诬陷为“五一六组织者”而自杀。58岁的杨绛在火车上望着女儿踽踽独归的背影，她在1981年付梓的《干校六记》上回忆道：“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在杨绛的自述里，很少直接描写到眼泪，即使是在钱锺书发哮喘、深夜抢救之时。而这一段雨打星散时的落寞和愁惨随着眼泪倒灌入胸腔，节制又让人动容。夫妻团聚时，干校已从罗山迁到淮河边上的息县，从和泥、脱坯、烧砖开始建造住房，后又迁到有玻璃窗的明港兵营……干校两年，杨绛管过菜圃、寄居过乡邻的席棚；在烂泥地上摆马扎看过广场电影；穿过沤肥的粪井、踢开菜地辨识回营的路；也曾在自己的床上差点摸到被猫破膛的腐鼠……

《干校六记》中有处触目惊心的记载。1971年1月，她留守息县的菜园，忽见几人在西岸动手挖土，还问她借了铁锹，刨起了坑。军宣队卷起大车上的芦苇席，里面是一具蓝色制服的尸体，一起埋下了坑。这让人联想到书写50年代末“反右运动”的《夹边沟纪事》，有的改造者饿死后甚至无柴火化，于是被剥光了扔入荒崖下任风沙覆盖。

中原的沃土起码能将死者埋葬，只是若不注意，没人知道这个浅浅的土堆是个新坟。她告诉钱锺书，在溪岸上走，别踩那土堆，那是座新坟，底下就是身体。杨绛自己是出门就忘路的，“欲往城南往城北”，钱锺书更是路痴，可是在那两年，他们必须不再把走路看作浪漫主义的探险。

之后钱锺书打听到，那是很多被迫害致死的“五一六分子”中的一个，33岁，男性……这段惊悚的记忆留在《干校六记》里，提醒着人们“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留英殊荣、治学建树仿佛云烟，如今不得不提防眼前一个烂泥堆。杨绛说小时候住苏州故居时最爱下雨，后院、草木和石子都被洗得光洁无尘，只是那年的息县出门就是泥海，“息县的雨实在叫人鼓不起劲”。





“家在哪里”

1971年底，传闻说钱锺书在一批将回京的“老弱病残”名单里，后来被证实是误传，他们夫妻俩送别了那批人后，踟蹰踱步到菜园。杨绛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锺书想了一下说：“没有书。”她又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锺书答：“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论及当初为何不走，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杨绛说他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千千万万的素不相识者。就像当时多数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并非出于更高的理想，而只是不愿背井离乡。但经此干校一役，杨绛在《干校六记》的尾声写道：解放以来，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

对于这么一个生长在新旧之交时期、在江南深院长大，后来又在上海启明女校住过法式教会建筑、在牛津住过英式公寓的知识分子女性来说，飘零流离、飞蓬如转仿佛是不可回避的命运。回顾杨绛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不停的物理迁徙中度过：辛亥革命后随父在京沪两地间轮流住；30年代去留洋；40年代在苏沪间辗转执教，同时维系着“灶下婢”的持家角色；解放后先后住清华、北大没几年，又随着中科院学部的迁移住到东四头条、干面胡同宿舍……干校回京后再次被迫搬家流徙，暂寄吃喝拉撒都一窝的女儿的北师大宿舍。



杨绛有意识地和政治保持距离，并得意自己“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亲密”，在干校里总特意把自家奶糖分给“五一六分子”吃，以至于被叫作“人道主义者”。可即使她心中有杆和自己及他人相处的秤，却无法为现实中的自己指定一个永久的住所。在92岁时写《我们仨》时，她引了句白居易《简简吟》里的诗：“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不仅意喻着一家三口的天人永隔，还有她意识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40年代还在上海时，她写过一篇意识流散文《流浪儿》，写一个精神上的遨游者与昏暗逼仄的舍间。“我推门眺望，只见四邻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自己的屋子粉刷、油漆、装潢、扩建呢。一处处门面辉煌，里面回廊复室，一进又一进，引人入胜。我惊奇地远望着，有时也逼近窥看，有时竟挨进门去。大概因为自己只是个‘棚户’，不免有‘酸葡萄’感。”

他们是1962年搬到干面胡同的宿舍的，干校回来后那里是个整整10年的家。1973年，他俩因与邻居发生纠葛，搬去女儿钱瑗的北师大宿舍。那是个有着三张上下铺的阴潮房间，但是家徒四壁，连被子、褥子、枕头，都是各家送来的，还有“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钱锺书哮喘病发时呼吸经常时断时续，被杨绛戏称是“呼啸山庄”。那年1月，他又病发了一次，在汽车开往北医三院的路上，“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来了”。在《我们仨》中杨绛写道。那年她63岁。


“我们仨”

5个月后，他们向学部文学所征得了一间办公室，1974年5月，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们住了三年，用无锡老家话讲就是“坑缸连井灶”，用北方俗语说就是兼供吃喝拉撒的。这次，照样需左邻右舍帮忙。“为我们把那间堆满什物的办公室腾出来，打扫了屋子；擦洗了门窗，门上配好钥匙，窗上挂好窗帘，还给拉上一条挂毛巾的铁丝。”有人给他们拉来一车车的煤饼，堆在廊下，还装上特制风斗，以防煤气中毒。住了两年，还是差点煤气中毒，还是钱锺书摔倒在地的声音把杨绛惊醒，立即打开北窗，两人惊得挤坐一处等天亮。

多年后，杨绛对那间办公室改造的房所描述的布局，历历叫人唏嘘。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从干校带回的破木箱，给他们搭成格子放书。西墙顶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钱锺书伏案著《管锥编》。近南窗是一张小书桌，供杨绛译《堂吉诃德》，许多种大词典都摊在床上。在这间旋踵就打架的弹丸之室，杨绛说人就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里面还容纳了洗脸架、水桶、一只煤球炉……

也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钱锺书等人受江青指示完成了毛泽东诗词的英文翻译。“叶君健不嫌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钱锺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没处容膝。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钱锺书旁边的椅上。”


钱锺书与杨绛在三里河寓所院内散步

在人前，两人冲着脸面说这房子很舒服方便，翻译组走后，两人互做鬼脸说“要江青给房子”。终于传来江青话说钱锺书可以住钓鱼台去，杨绛可同住照顾。杨绛却不客气地回话：“我不会照顾人，我自己都要阿姨照顾呢。”




政治与家

经过“文革”的知识分子，要做政治的局外人，多数只能在内心求得宁静和安稳，杨绛虽然也一直以“零”和“局外人”自居，但毕竟躲不过意识形态洪水猛兽的裹挟。最可悲的是意识形态入侵了千万个家庭，甚至导致父子反目、亲伦分崩，这些家庭的灾难是很多知识分子都曾经历的。钱锺书和杨绛在上海的好友傅雷夫妇在“文革”一开始就不堪凌辱自缢了，与其子留下难以弥补的阶级鸿沟。钱家也受到过相同的离间，杨绛作为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人，顺应着政治潮流，目的恰是远离政治，并呵护家的完整性。

1966年8月27日，她被剃成阴阳头的时候，并没有钻牛角尖或走极端，从《丙午丁未年纪事》的平静叙述里甚至可看出一丝不以为然，和一种冷峻的幽默。当时跟她同剃头的另一个家庭妇女般模样的人，是含泪合掌地求着人，但她就任由被剃掉半个头，不反抗也不求饶。也许在当时她就想好兵来将挡的办法，回到家里后拿出女儿从前剪下的两条大辫子，“用小锅做楦子，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把头发一股一股缝上去”，连着一夜糊了一顶假发。

可是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于是她自嘲：“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她可以光明正大地坐车上班，只是被售票员发现了头上的异样而直呼她“黑帮”。这样，杨绛索性走路上班，但街上的孩子眼尖，又看出假发，伸手来揪，她说自己像个过街老鼠，尽量避着小孩，却也不愿同样剃了光头的钱锺书陪着走，“我还是独走灵便”。



那年，杨绛因为钱锺书辩诬而被拖上过千人大会，后来她恍悟：“聪明的夫妇彼此间总留些空隙，以便划清界限，免得互相牵连，我却一口担保钱锺书的事我都知道。”那时钱锺书因为“黑材料”而被写了大字报，她在大字报边角上贴了小字报，在批斗会上，连钱锺书也看不下去，起身走出会场。“给钱锺书通风报信的是谁？”“是我。”“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是我——提供线索，让同志们据实调查。”台下一片怒斥，有人问她：“谁是你的同志？”

在一部纪录片里，当时同在外文所的叶廷芳回忆道：“她就跺着脚，两边脸涨得绯红，通红，‘就是不符合事情，就是不符合事实’，她没有别的话可说，就一再地跺着脚。”所以，杨绛曾说钱锺书能忍能屈，但她自己不行。现场群情激愤时，有人递来铜锣和槌子，她干脆死劲地敲，聊以泄怒。后来她被推出去游街，戴着高帽，举着铜锣，但她心里是清醒的：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她还想着模仿桑丘·潘沙的口吻，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之后，她的应对就显得更圆融了。作为一个别有怀抱、即使在50年代都不以论文之多而取胜的人，她一心只想着翻译，而翻译也是因为1958年时钱锺书因《宋诗选注》被拔了白旗，她才暗下决心，不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文革”初期她被安排去打扫两间女厕，自己做了个小拖把，还带了去污粉肥皂，特地刮铲掉多年积垢，擦得焕然一新，目的是还能在那儿背点诗词，那是她事先抄好放口袋的，背不出来就去厕所翻翻。“女厕也神圣不可侵犯，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样，可充罪犯的避难所。”杨绛说。


《宋诗选注》（钱锺书 著）封面题字：杨绛

“我每晚想到什么该毁掉的，就打着手电，赤脚到各处去搜出来。可是‘毁尸灭迹’大非易事。少量的纸灰可以浇湿了拌入炉灰，倾入垃圾；烧的时候也不致冒烟。大叠的纸却不便焚烧，怕冒烟。纸灰也不能倾入垃圾，因为准有人会检查，垃圾里有纸灰就露馅了。”这是《丙午丁未年纪事》里的话，描述了那段胆战心惊、夜不能寐的岁月，杨绛小心翼翼地圜转周旋着，避免着麻烦。她还想出法子把字纸撕碎，浸在水里揉烂，然后拌进炉灰。为了避免麻烦可谓用心至极。





“救”堂吉柯德

在《我们仨》里，也可见她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是如何规避政治的，但与其说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更高的境界，还不如说更是她骨子里一种南方新式家庭的淡泊权利的性格，和之后作为平凡的持家人的明哲保身之道。钱锺书在中南海亲口听到毛泽东讲话，以为真心诚意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杨绛写了这么“刻薄”一句。她对钱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钱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但杨绛主张不鸣也不放。



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宋诗选注》受到批判，杨绛说过那么段饶有趣味的话：“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故作谦卑也好，真心忏悔也好，至少《宋诗选注》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也顺利出版了。杨绛在鸣放结束后更觉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很正确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一定程度上，“反右”期间的“清醒”，没有让她在“文革”时受到太大的刺激。

为人可周旋出空间，但杨绛在学术上从来不是应承之辈，宁愿做减法也不愿迎合上意，所以50年代“三反”时在清华教书，她情愿砍掉自己的“危险课”，并一直以非马列主义文人自居，自认是个思想自由的无用的人。

文学所初成立时，冯雪峰和何其芳辩论阶级性和人性问题。杨绛不同意只有阶级性而不承认个性、人性。她问道：“贾府四姐妹四个性情，同样的阶级，同样的环境，但四个人一人一个样，怎么解释？”没人能回答。外文组修订研究课题，不是马克思读过并提过的作品一概不考虑，杨绛喜欢简·奥斯汀，但别人说马克思从没提起过奥斯汀，她说“也许马克思没读过简·奥斯汀”，惹得何其芳马上叫她闭嘴。

时经21年才译完的《堂吉诃德》贯穿了杨绛整个“文革”时代，是她事业的一大旨归。但在1966年8月27日，就是被剃成阴阳头的那天，她抱着牛皮纸包好的一大摞《堂吉诃德》译稿，挤上公交车，去单位上缴。当时，她刚译完第六册的一半（上、下部共8册）。前一晚的批斗会上，群众让她交出“黑稿子”。

直到军工宣队进驻学部后，她恢复群众身，才有些空子可以钻，“请学习小组的组长向工人师傅要求发还我的译稿”。在下放干校之前，她终于要回了稿子，荒废了几年后于1974年开始重译，两年后译完。外文所担心她“下笔即错”，要换所里的年轻人代她写序，而出版社又希望杨绛写自序，这么一搞又经一年才付梓。



《堂吉诃德》在荒谬年代给了她很多乐趣，以及诙谐的想象，她自己也曾因淘气而引来现实的误会。1967年，造反派的风头一过去，她被“解放下楼”变成了“人身”，却被群众问及“四个大妖精是什么，犯了什么罪”。杨绛百口莫辩，原来是她一年前被抄家时没收的笔记本里，把“四个大跃进”戏写为“四个大妖精”。“堂吉诃德是一位正派的好骑士，尽管做了俘虏，也决不肯损害我。四个大妖精却调皮捣蛋，造成了我的弥天大罪。”她写。

在誊清稿被没收以后，她曾遍寻稿子的下落。即使在年老时所做的忏悔和讨饶，也看似发自真心，但实则是无奈的诙谐，在现实与虚拟的周旋中，撑出自己的小块青天。“我做了牛鬼蛇神，每夜躺着想这想那，却懵懵懂懂，一点没想到有妖精钻入笔记。我把这点疏失归罪于堂吉诃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会嗔怪的。我曾想尽办法，要把堂吉诃德救出来。我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们要求暂时发还我的‘黑稿子’，让我按着‘黑稿子’，检查自己的‘黑思想’。可是我这位英雄和古代小说里的美人一样，侯门一入深似海……”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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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大妖精！
笑得我心塞难过得很，我们的民众就是这样的，现在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