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7-3-31 19:45
逃出罗布泊:一段饥饿年代的死亡之旅
逃出罗布泊:一段饥饿年代的死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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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2 高龙 谷雨故事
抗美援朝士兵李中华,因生活所迫,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远赴■新▲疆■米兰农场谋生。这是一个被50万平方公里的戈壁和沙漠包围的孤岛。饥荒来临,他冒险逃亡。等待他的是寒冷、酷热、致命病毒和丛林猛兽。半个多世纪后,谷雨撰稿人追随10件遗物,深入这段300公里的死亡之旅。风沙早已抹平这位年轻人与命运搏斗的痕迹,但一幅饥饿年代流民的生存图景仍然清晰可辩。
逃出罗布泊
撰文/高龙
采访/高龙 徐阳 车怡岑
视频/徐阳
摄影/车怡岑
特约编辑/南香红
李中华是在1960年秋天逃出米兰农场的。
像对待众多逃亡者一样,农场负责人王贵望没多留意他的去向。
他明白酷寒将倾泻在茫然无边的戈壁上。那片秃鹫都罕至的盐碱地,一直绵延到世界尽头,和朝阳揉合在一起。随后灼热将从大地升起,超过四十度的空气将烘干他们的梦想。
他明白他们将被吞噬。
▲ 重走李中华遇难地点。视频/徐阳(时长:5'15'')
戈壁的发现
五十七年后。
2017年1月14日上午,我们乘坐青海茫崖行政委员会公安局的警车,行进在花土沟镇北部山区的路上。警车掠过山路两侧的沙丘和雅丹地貌,颠簸一小时后,停在一片叫大浪滩的戈壁滩上。这里是青海和■新▲疆■交界地。
开车的小赵是茫崖行委公安局警察。他和另一位同事带我们走到一处地点。
▲ 李中华遗体发现地。摄影/徐阳
“这里就是李中华的遗体发现地。”小赵向我们介绍。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地块,土壤被翻动过。遗体曾被掩埋于此。目前遗体和遗物都已被拿走。土堆中有残存的遗骸碎片。原野上的土壤毫无生机,呈现出单调的棕黄色。北边五公里,是山体褶皱的阿尔金山余脉,山脊留存着残雪。向南望去,极目之处,是阿尔金山余脉的一组环形的山脉。
2016年10月,大浪滩。当地一个捡石爱好者偶然发现了李中华的遗体和遗物。命运将他凝固在31岁。此时遗体在戈壁滩沉睡了五十六年。
小赵是第一批去看李中华遗体的警察。当天他亲自将遗体掩埋到这个地点。他发现李中华遗体头骨上有头发,全身白骨化,只有一些关节处的软组织还在。
遗体旁是遗物:民国时上海光大厂产的金鼎牌水壶,广州产的手电筒,两幅护目镜,一盒护肤品,一团红毛线。承载信息最多的是几封书信。其中一个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李中华。警方靠这些书信和DNA技术,最后确定了遗体身份。
▲ 李中华的部分遗物。摄影/车怡岑
遗体发现地西侧数百米处,是一条季节性沙漠河的痕迹。残雪累积在河道上。李中华当年可能沿着河道南行。此地距花土沟城区80公里。但他没能走到人烟之地。
遗体被发现两个月后,2017年1月1日,李中华的女婿杨庭吉(大女儿李菊兰的丈夫)和继子王家中来到花土沟,从警方手里领回了遗体和遗物。
八天后,1月9日,李中华的骨灰被安葬在故乡,四川巴中市龙背乡寸垭村。
墓志铭这样概括这位早殇者的人生苦旅,“公之一生,是系卫祖国抗战御外敌的一生,是为祖国建设的一生。”
然而无人作出解释:他为何许久沉睡在野骆驼才安息的荒原上?从四川巴中到遇难地青海花土沟大浪滩,直线距离有1700公里。李中华为何背井离乡,殒命于如此遥远的地方?
▲ 2017年1月9日,李中华骨灰的入土安葬仪式上,村里的工匠将李中华的坟墓封顶。李中华的骨灰埋在家族的坟地里,落叶归根。摄影/车怡岑
消失的人
父亲李中华被找到的消息传到巴中老家,李秀兰大哭起来。
1953年出生的李秀兰,是李中华三个女儿中最小的。当年父亲离家时,她还未记事。
“很多年没听过爸爸了,听见了还稀奇。又有点高兴,又有点怄气。几十年都没见爸爸,现在才听见,我们都六十多了。”李秀兰感叹。
小时候,全家吃饭时,妈妈邓光明仍会提到爸爸,她将筷子拿在手上说,“爸爸一双,爷爷一双,你一双,他一双。”
有次她问妈妈,“爸爸到哪里去了?”
邓光明回答,“爸爸走了嘛,也不晓得是不是在外面安家了,也不晓得做啥子去了。”
李秀兰追问爸爸长什么样。
“你大姐的相目就是爸爸的相目。” 邓光明的描述给了李秀兰一个父亲的形象:高个子,圆盘脸,一双鼓眼睛。小时候的一个梦中,李秀兰见到了父亲。他一言不发,在老房子周围转悠。
过年了,邓光明有时会对子女提到,“你爸爸没在家里过年了。”
李中华的妻子邓光明如今住在寸垭村一幢老房子里,周围菜田环绕。对她来说,历时半个多世纪才传出的死亡信息,更像一个遥远的回声。时代久远,加上她的改嫁,使记忆中许多事情模糊、变淡。偶尔谈到昔日苦难,她略有动容。
十五岁那年,一个轿子把她抬到李中华家。在家里,她是只干活不管事的媳妇。她在家里开的布坊中帮忙,还下地割草捡柴。李中华死时穿的长袜子就是她做的。这双袜子随他的骨灰一起入土。
他俩在一起最深刻的回忆是那个空气热烈的早晨。
1951年春,抗美援朝。22岁的李中华参军了。
参军那天清晨,邓光明抱着大女儿李菊兰去送他。他们步行走了十几公里,到了鼎山镇。小镇拥满了参军士兵和送行的家属。现场有人教唱《志愿军战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口号在街道上回响。狂热的气氛中,有人当场写下血书。
李中华换下衣服,穿上一身新军装。那时,他精神明快。他叮嘱妻子,“好好带娃儿,好生安家咯。”邓光明记得,他抱过大女儿,吻了她说,“长乖些。”
噩梦很快取代了家庭温情。这个一直在家里布坊干活的青年,经历了兵燹的恐怖气息。在朝鲜,他所在连队遭遇了一场恶战。他所在的班分布在两个防空洞中,每个洞五六个人。敌机掷下炸弹,把防空洞周围的土都烧焦了。他的班多数人战死。一块弹片击中李中华右小腿,在皮肉上钻了一个洞。因为这次战斗,李中华立了二等功甲等。右腿医好后,1952年,李中华转业回家。政府给他发了三百块复原补助,用公粮代替。李中华的弟弟李中福记得,他家收了七、八千斤谷子。
李中华从朝鲜战场带回了他的故事,他的铺盖,还有他的枪法。有一年,村里的猎人拿土枪围攻一只豹子,但未能打中。后李中福叫了李中华去。他拿着村里的一枝79式步枪,一枪击中了豹子。
1960年,外出的李中华和家人失去联系。
如今,家中所存的他当年的遗物都没有了。
在巴中市武装部档案室,我们没有找到李中华的参军档案。我们找到了和他同年参军的同村人向继然的档案。向继然当年参加的是0294部队,任保管员,当时属于济南军区。
▲ 四川省巴中市龙背乡寸垭村,李中华的妻子邓光明在自己家中,如今已89岁高龄。邓光明自改嫁后便居住于此,偶尔回到女儿们的家中小住。李中华的女儿和女婿都是在农村,家中经济条件一般。摄影/车怡岑
被迫离家
1958年降临。
这一年,各地大办人民公社。四川一地诞生了61万个公共食堂,包括李中华村里的公共食堂。
公社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社员的伙食全由社里包干供给,组织军事化。公社拆迁民房集中办食堂,挖灶泥、墙壁作肥料。公社使原来靠布坊维生的李家日趋贫寒。当时李家没有分家,一大家十四口人,李中华一家占了五口。
1921年生的张巨才,当年是李中华所在大队队长。张巨才提到了李中华出走的原因。李中华的爷爷李俊阶对他说,“你们一家这么多口,不劳动吃啥子?”李中华受到强烈刺激。
李明志的父亲李中斗,李中华堂弟,当年在贵州铁路局工作。他给李中华带来了成昆铁路开建的消息。
李中华决定外出打工。
行前,他找到发小邬明开,说,“外面好挣钱,要不要一起外出?”邬明开说,“我不认识字,而且安了家,怕出去不方便。”他最终未跟李中华外出。
李中华在1958年7月左右离家外出。
他走时匆忙,甚至未给在坡里割草捡柴的妻子打招呼。他们就此永诀。
当年,李中华的堂弟李中正也外出打工。李中正的儿子李明刚介绍,两人在一个院子长大,感情很深。在巴中罗平镇的一个面馆,兄弟一起吃了面,之后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各奔东西了。
在贵州,李中华参加了成昆铁路隧道工程的修建。这是他第二次死里逃生。修成昆铁路是高危工作。修这条全长1100公里的铁路,共牺牲了2100多人。
成昆铁路工程很快停工。此后,李中华到贵州桐梓县一个砖瓦厂打工。
1958年10月17日,李中华在贵州桐梓县收到家信。
1959年,砖瓦厂也倒闭了。李中华只能另寻地方谋生。
一天,李中华的堂弟李中斗在桐梓县看到了他。李中华坐在一辆邮车里,从邮车的一个洞里探出头,给路旁的李中斗招手。李中斗询问他走哪儿,李中华说“去■新▲疆■”。
去■新▲疆■逃荒是当时的潮流。据统计,1960年前十个月,由于内地一些省区缺粮日趋严重,自流人员15.3万人进入■新▲疆■。
“天堂”
▲ 阿拉尔牧场现状。视频/徐阳(时长:1'47'')
那原本是传说中的天堂,《西游记》中的女儿国。
米兰,■新▲疆■若羌县城东北80公里处的农场,当地极少的一处绿洲。米兰地处■新▲疆■东南部,往东行300公里,就到了青海地界。若羌县是中国最大的县,面积20万平方公里,接近英国的面积。
米兰像地球上的一个孤岛。四周被面积约为5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和戈壁包围。这相当于一个西班牙的面积。瀚海之中,多数地区寸草不生,死一般寂静。大自然在米兰周围造就的这堵巨型围墙,把农场变成了天然监狱。
如今,半个多世纪后,农场发展成一个近万人的小镇,经济靠六万多亩枣树。小镇主街道只有两条。四周分布着废弃的监狱,写着“毛主席万岁”的文革库房,和大批土房子的断壁残垣。著名的子母河当年已被填塞,作为农田。
1959年,来自全国多数省区的流动人员逃荒到米兰。他们想在这里寻找天堂。一批从青海逃来的女子,路上渴了就吃牙膏。还有些人靠喝尿来解渴。
那年10月之前,李中华到了米兰。循着这位罹难者的足迹,1月4日,我们来到了米兰,在那些老职工的叙述中,窥视了小镇尘封许久的动荡和苦难。
1932年出生的王贵望,85岁。他每天下午在米兰街头和老友聊天。
▲ 当时农场开荒的劳动场景。(图片由■新▲疆■兵团农二师36团宣传部提供)
1959年,王贵望从武汉军官学校转业,被分配到米兰农场,在这里生活了多半辈子。
他发现自己进入一个被沙包、苇子草和红柳包围着的蛮荒之地。周围游荡着马鹿和黄羊。兔子随处可见。无人治理的自流河随处漫延。
当时农场有400多人,包括一些“新生”的劳改犯和三个右派。农场也充当收容所。若羌县档案馆档案记载,1959年,来自洛阳的张国祥夫妇自流到■新▲疆■,被收容安置在米兰农场二队,参加农业生产。
1960年,王贵望在生产二队当队长兼指导员。他发现李中华在他的队里。
四五月份,米兰的沙尘暴肆虐。王贵望回忆这位前员工,“我对他的印象是比较深的。他人勤快,腰上扎个绳子就修渠道去了。李中华人长得漂亮,高个子,皮肤白。他是个忠厚人,不调皮,也不爱多说话。”
农场充斥着暴力和混乱,盗窃成风。若羌县档案馆档案显示,有些干部“看不起领导,指示下面捆绑职工”。农场干部库某,“60年以前奸污妇女两名”。
“那时米兰流动人口特别多,像走马灯一样,有的往这里来,有的从这里走。”王贵望回忆。
1938年生的孙保兴是农场老职工,山东潍县人。
1959年,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年轻的孙保兴和老乡坐火车,一路坐到■新▲疆■尾亚,到达铁路终点。这时,他们的路费花光了。在尾亚,正好有米兰农场的负责人招人。他们就去了米兰农场。
在米兰农场,浪漫想象即刻被浇灭。孙保兴被安排睡在地窝子的麦秸上,一个地窝子睡四五十人,男的女的集体住里面。他们开始开辟农场,在戈壁滩上砍掉红柳种粮食。每天除了干活就在地窝子睡觉。“有个小病,或想家时,偷偷地哭。”孙保兴回忆。
65岁的王天义,老家在甘肃省高台县68公社61大队6小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饥荒席卷村庄。他们一个队八九十人,多数饿死。“一开始用棺材埋,后来棺材没了就用草,后来草也没了,挖个坑把人往里一扔就埋掉。”王天义回忆。他亲自埋过死者。有个和他同龄的孩子,有天早上和他一起去捡柴,结果中午就饿死了。
王天义的父亲是队长,带他的哥哥先逃到米兰农场。
1962年,王天义和母亲也扒火车逃到米兰农场。他们从乌鲁木齐辗转到库尔勒,被送到收容所,住了一个多月才到若羌。他们又在若羌住了一个多月,最后被马车接到米兰。
饥饿
▲ 前米兰农场职工追忆往事。视频/徐阳 车怡岑(时长:9'55'')
1960年,阴影笼罩米兰农场。
当年上级将冬麦压种任务定为7000亩,实际农场最后只安排了4900亩。若羌县档案馆档案记载,由于计划指标太大,开荒任务太大,农场把包谷都种到荒地上去了,收不上。
1960年前后的米兰农场有5万斤粮食,只够240人吃。但农场有400多人。人们开始饥饿,饿得发疯,饿得不顾一切。
最开始的尝试是吃一种俗称豆芽菜的野菜。这种野菜跟黄豆芽一样,吃着好吃,但有剧毒。农场有近三十人吃了豆芽菜,集体中毒。当地医生紧急送来人参,给中毒者灌人参汤。大部分人救活了,但有三人死去。
王贵望记得,一个山东的小伙子吃了一大碗豆芽菜,吃完后全身都是像火烫一样的,到了发烧最厉害的时候,全身衣服扒光,在地下爬滚。哈尔滨的沈吉祥,原来是开火车的,想找更好的工作,从东北跑到米兰农场,不想遇到饥馑。他吃豆芽菜也差点死掉。
他们煮废弃的葫芦瓢,煮身上穿的皮子,还吃难以消化的梭梭菜。“梭梭菜洗了以后,洗过的水比浓茶还红,所以只能吃一点点,只是饿的受不了的时候嚼一点,吃了解手都解不下来。”王贵望回忆。
农场专门派人监督炊事员,不让他们多吃。馒头要求不准做大,也不准做小。
逃亡开始
离开米兰农场很难。
若羌县档案馆档案显示,公开请假要农场和县上两级批准,还要到公安部门报备。有人打报告多次要求回家,被定性为“革命意志严重衰退,丧失革命斗争(志)”。
然而,逃亡已开始。
甘肃人邓徐州,二十多岁。邓徐州选择在夏天出走。他走时背了一小袋麦子。天气太热,他跳到一个水坑洗澡,上来后中暑,死在一片梧桐树林中。他死时还枕着麦子。
死于夏天的还有彭光智。外逃时,他渴死在离若羌县还有5公里的地方。
来自河南的牛某,转业军人。牛某选择朝罗布庄方向逃去,最终饿死在罗布庄。他死时坐在一堵房子的墙壁边,上身倚靠在墙上。
单身逃亡风险最高。多数情况下,逃亡者结伴而行。
1960年冬,来自湖北的罗来华和来自湖南的吕德跃结伴外逃。一天晚上,他们生起篝火,睡在戈壁滩上,结果棉衣被烧着了。出走无望,他们只好返回米兰农场。
孙宝兴也和老乡跑过一次。一天晚上,他们背着铺盖出走。走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傍晚,两人才到若羌县城。但找遍县城,他们未遇到一辆车。农场得知他们跑后,打电话给在县城的米兰农场书记。书记找到他们动员说“回去吧,不要闹”。第二天,他们被马车送回。
王贵望介绍,“他们多数是晚上跑掉。有的是白天干活,趁人不注意,把工具一扔就走掉了。你还以为他去解手了,实际上走了。当时人和人之间不信任,不说实话。”
出逃最重要的干粮是馒头。“出逃者每天攒一个馒头,偷偷藏起来,攒到二三十个就伺机外逃。出逃带的其他东西,也被预先埋到沙窝子里。”王贵望说。
▲ 王贵望目前独居在米兰镇。他那时是李所在生产队的队长,他印象中李中华是一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话不是很多,很老实。摄影/车怡岑
联系中断
1960年大部分时间,李中华仍在米兰农场。
维系他和家人联系的是书信。每隔半个月,若羌县邮局姓武的邮递员来农场一次。他牵骡子驮着邮包前来送信,之后取走邮件。
弟弟李中福记得,李中华到农场后,家里把他的抗美援朝勋章和一个小黄本寄了过去。但在戈壁滩的遗物中未发现这些东西。
遗物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封信,是父亲李崇山于1959年10月写给李中华的。
我是非常挂念你,在你离家后,你祖父生了病,现在家的经济情况你知道的。你祖父生了病,这次钱用完了,又在谢义元借了二十元,都用光了。为父这次的困难,我已想不出办法来。儿可是知道的。这次儿在上面,要给我想个办法,借八十元寄回家来,给祖父治病。我看你祖父生病是非常。如有儿请到假回来看下祖父。儿走不到一定把钱寄回来。给你祖父医病。
▲ 李中华的遗物里,还留着这封父亲的家书。摄影/车怡岑
写信时,正是李家最困难时期。当时,家里被纳入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由于上级压任务,公社强迫社员把救命粮送往管理区。这导致社员自己的粮食严重缺乏,饥荒开始。《巴中县志》记载,当地饿死百余人,还有大量人口得了水肿病。李中华姐夫谢义元的父亲也饿死在家。“白天在公共食堂吃饭,晚上才回来用盐水拌着吃野菜。眼泪都流干了。”李中华的妻子邓光明回忆。
父亲李崇山的另一封信写道,“祖父老了,病了一年……每天只准吃二两粮和蔬菜。”
据李中福描述,李中华是孝子。这些书信无疑强烈撞击着李中华的心灵。在农场时,有段时间,王贵望发现李中华“情绪低沉”。
1960年,李中华给家里来了一封信,还寄来30元。信中提到当地天很冷,要家里给他做件棉袄寄去。棉袄做好后,李中华来信说他要换地方了,等找好新工作定下来再寄过去。
之后家里几个月未收到李中华来信。
家里又给米兰农场直接写信。他们收到回信说“农场解散了”。事实上,若羌县档案局档案记载,在饥馑面前,米兰农场确实濒临解散,不过最终未倒闭。当地干部开会激烈讨论。一些干部建议将农场自流人员集体送走。不过最后会议结论认为减的人太多生产无法进行,不要动员返乡,农场仍要办。
不过,李中华消失了。
1962年,李中华家里找到当地公安特派员,让他们帮助联系。半年后,公安回答“这个人找不到了”。
寻找至此中断。
家人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当地一个女巫。李中福回忆,当年父亲李崇山找当地一个女巫算命。女巫说,李中华60年后要回来了。这仿佛是一个谶语。
家里对他的下落有各种猜测。有人认为他在外成家了。有人认为他死于疾病。
失去联系多年后,李中华的妻子邓光明梦到了他。他穿着长白衫,布鞋,走在老房子周围,一言不发,像生前一样沉默。“他带了一些娃儿拉过去拉过来。这样的梦做了三四次。”邓光明回忆。
李中华最后一次被组织提起是在1981年。那一年,区上通知李中华去领残废补助款。
随后家人渐渐不再提起他。
历史变成了传说,传说变成了遗忘。
直到2016年10月,捡石爱好者在戈壁滩发现了那个让人震骇的谜底。
▲ 李中华弟弟李中福,回忆起哥哥李中华,李中福说以前家人邻居都说自己和哥哥长得很像,但哥哥比自己还要再俊一些。摄影/车怡岑
最后的时光
李中华于1960年秋逃出米兰农场。
“米兰农场是一座天然的监狱。你往哪里走?”农场老职工王天义这样概括。
与众多逃亡者一样,李中华也要回答此问题。出逃是和死神作战。他面对的旷野,是亚欧大陆最荒芜和干燥的地区之一。所有的方向都是无人区。即使走到最近的阿尔金山山麓,也要穿越50公里无人区。
他面对的挑战众多,饥饿,干渴,寒冷,酷热,迷路,还有个体在陌生环境中的惶恐。罗布泊区域的迷人和恐怖,已在米兰流传了几个世纪:不时发现的干尸,致命的病毒,还有丛林中的猛兽。
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当年写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我们可以忖度李中华面对这片无垠荒野时的孤独。书中写道,把米兰等几个重要城镇连起来,中间部分的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瑞典或英格兰、苏格兰的总和,“但此时在这片荒野上,我们是仅有的几个人。”
农场没有地图。李中华依靠在部队学到的地理知识寻找出路。临走时,他可能从农场的洛阳人那里拿了一张洛阳日报,用作路上生火之用。
一起逃亡的可能还有老乡“邓光学”。遗物中有封写给“邓光学”的信,还多了一幅防风镜。不过,“邓光学”身份如何,下落如何,目前仍是谜。
他们离开米兰农场,可能经过罗布泊南岸和阿尔金山北麓之间的地带,沿着一条古老的沙子便路,一直向东南走,直到翻过阿尔金山,到达青海地界。
那时,罗布泊还是数千平方公里的大湖。维族人坐着一种叫卡盆的独木舟在湖上捕鱼。岸边的丛林中有老虎在游荡。沿南岸行进,他们有可能获得淡水和其他补给。1月8日下午,我们驱车驶往罗布泊踏勘。晚8点,车到了罗布泊干涸的湖底。白茫茫的盐壳附着在地面上,形成一个个坚硬如石的土包。干燥而盐碱化的地面寸草不生。
他们放弃了经若羌县拦车离开的路径。“路上拦车不会拉你,如果说他能感觉你是附近的逃犯,或者有政治问题。”青海茫崖石棉矿负责人黄青分析。当时,各地民兵在各重要路口设劝阻站或收容遣送站,抓捕逃出去的人,并把他们送到村里。■新▲疆■相关部门还在铁路沿线收容审查自流人员。1960年,有38万四川人被抓,并遣返原籍。
当时,米兰农场普遍流传,青海花土沟的阿拉尔农场是富庶之地。事实上,1957年成立的阿拉尔农场,数年后就倒闭了。
李中华能去的最近的单位,一个是阿拉尔农场,另一个是茫崖石棉矿。1月12日下午,我们到了阿拉尔农场遗址。尕斯库勒湖西边,铁木里克河畔空地上,农场老房子仍坐落在那里,空无一人。一只饥饿的野猫在觅食。周围的芦苇丛中,一群黄羊在穿梭。
李中华未能到达阿拉尔农场。他也没有到达茫崖石棉矿。在茫崖石棉矿的死亡失踪名单中,未见李中华的名字。
他的梦想留在了戈壁。
▲ 从甘肃敦煌到青海茫崖的路上,要经过将近500公里的无人区,当年还没有修国道,李中华需要徒步走过更加曲折的道路。摄影/徐阳
1月11日午夜,我们来到青海花土沟镇大浪滩附近的山顶。海拔3500米的山间平地上,气温下降到零下30度。月光从阿尔金山的余脉跃出,扑向残雪掩盖着的死寂。没有狼,没有鸟,甚至没有干枯的蒿草。这意味着夜行人难以生起一堆救命的篝火。
青海省茫崖行委公安局鉴定认为,李中华的死亡原因“系饥饿与寒冷共同作用致死”。 另据李中华女婿杨庭吉的描述,在现场,李中华的遗体“爬着,脸部朝下,前额插在沙土里,后脑勺有一个直径约10厘米的洞,边缘不齐整。”
倒地七年后的冬天,下了八昼夜后,一米厚的雪覆盖在他身上。雪化后,大地重新干燥。此后半个多世纪,偶尔有捡石爱好者的脚步声在他沉睡的身躯旁响起。大多数时间,周围寂静得可怕,一如他生前足履之地。
李中华是否遭遇了其他袭击?资料显示,当时,当地有西藏叛乱者,还有一支国民党残余部队。在倒地之前,李中华可能经历了一场十级大风,刮了长达26小时。
“因为他是从内地来的人,他时间不长,他对当地环境不了解,所以在路上带的水少,粮食少,所以他在路上就不行了。”米兰农场老员工王贵望分析。
一生大部分时间,王贵望住在米兰。这是养育他的地方,也是他的心结。
“心情不愉快的时候,也会想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意思!”王贵望说,“子女有时会说,你这个老人以前也不选择一个好地方,把我们都留到这儿。我在米兰,我儿子在米兰,我孙子现在也在米兰。老家没有在机关上认识的人,不容易调回去的。”
生活的辙迹已不可更改。往日的苦难随同米兰农场那棵三人合抱的沙枣树一样,最后消失在时光的尘埃中。
不久前,王贵望偶然听到米兰农场的老员工聚在一起讨论青海遗骨的新闻。
“这个李中华我知道,他当年在生产二队干过活。”他在一边插话说。
他保留着关于这位年轻人最后的回忆。
李中华是在1960年秋天逃出米兰农场的。他原本想找到那根连接彼岸的链条,带他的家庭逾越贫寒、古老的布坊和口粮告罄的公共食堂。家人没料到他将倒在通往天堂的路上。
yingyinc 2017-3-31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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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新闻热点的时代,谷雨实验室花几个月憋一首挽歌值得么丨谷雨沙龙
原创 2017-03-30 李楠 谷雨故事
2016年10月,青海■新▲疆■两省交界地的花土沟大浪滩上,一个捡石爱好者发现了一具遗骨和他的遗物。靠着遗物中的书信和DNA技术,警方确认,这个脸朝下一头栽在沙漠里的人名叫李中华。1959年,李中华逃荒至■新▲疆■若羌县城东北80公里处的米兰农场。1960年秋天,李中华从米兰农场出走,并在同年冬天死于青海茫崖大浪滩。
在一个追求快消费和新闻热点的时代,谷雨实验室主创团队历时两个月,经历了戈壁遇险、警方阻难,用国内为数不多的融合报道形式还原了一个平凡人物在动荡时代里短暂的一生。报道也试图回答一个尖锐的问题:一个能自由移动的人,为何仍然会死在那个时代?
2017年3月29日晚20:30,谷雨举办第一期沙龙《逃离罗布泊:一段饥饿年代的死亡之旅》融合报道分享会。
我们邀请评论家、策展人、资深图片编辑李楠,非虚构作家南香红及《逃离罗布泊》主创团队:撰稿人高龙、摄影师徐阳、摄影师车怡岑、产品经理李毅华、项目统筹邹怡、谷雨实验室负责人魏传举,与我们一起探讨这篇融合报道的创作过程、制作难点、及谷雨实验室在纪实报道上的创新。
选题:让尘封的时代重回公众视野
李楠:首先,作为同行, 我对于《逃离罗布泊》主创团队致以祝贺和敬意!你们贡献了一组荡气回肠,同时又呈现了丰富媒介表达方式的报道,有许多话题值得深入探讨。你们是怎样发现这样一个报道线索的呢?
高龙:去年11月,这个新闻热了一阵子,但之前没有媒体想到还原他的一生,探究他真正的死因。网上对他的身份有各种推测,有的说是核试验人员。他死亡的地域罗布泊也很让人好奇。
▲ 李中华遗体发现地。摄影/徐阳
徐阳:这个新闻地点我也有特别的兴趣。父亲七十年代曾在那边参加核试验,我曾路过一次,但没有深入。感觉这次是个机会,另外我有读过《墓碑》,对大饥荒年代也有一些了解,其实动机挺简单的。
李楠:确实,探究事实背后的真相,是吸引我们深入表象的首要动力。又如何决定花这么高的成本来做一个不是热点的、“逝者”的报道?
高龙:这个人物的背景涉及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可怕的一次饥荒。李中华的故事是一个难得的样本。他让关于饥荒死亡的故事,在他死后半个多世纪,重新出现了一个高潮。
车怡岑:当时我们刚到四川采访他家人的时候,他们正准备前往青海茫崖领回遗骨,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吧。
李楠:也就是说,李中华虽然不是当下的热点,但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牵连出一段重要的、但又不太为人深知的历史。
高龙:是的,历史的细部,涉及到一个具体的家庭命运,一个具体的传奇的地域。李中华的身上体现了人类绝望的抗争。他在朝鲜战争战场上侥幸生还,最后在和平年代遇难,这是一个悲剧和悖论。
融合报道:利用不同媒介的优势有效地报道新闻
李楠:选题的策划,通常包括为什么做、如何做、做成什么。这三个部分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你们是怎样考虑第二个问题的?如何决定采用多工种合作的融合性报道方式呢?
高龙:我们想让这个人立体起来,他的时代立体起来。
邹怡:当读者看到航拍的戈壁与雪山,或是李中华的遗物,会更能理解文字里的描述,被带回那个时代和那个环境。
李楠:确实,融合性报道目前是一种趋势。关于“融合性报道”,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美国“背包记者”先驱人物、学者简·史蒂文斯(Jane Stevens),他指出:
融合新闻是文本、照片、视频段落、音响、图表和互动性的集合体,它以非线性结构呈现在网站上,各种媒介的内容相互补充而不重复。……媒体在制作融合新闻时要充分利用网络新闻的两大特征提供背景和保持传播的延续性,为其提供充足的背景信息。”
那么,在我们这个主创团队里,每一种媒介是如何分工的?虽然大家面对的是同一个素材,但肯定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针对不同的报道诉求。
邹怡:直观的部分让图片和视频来表现,文字就可以去表现更加宏大和丰富的信息,各取所长。
车怡岑:当时我们想着会访问到很多当年经历过的老人,还有李中华的家属,这块用纪录片讲述的方式会很适合;遗物部分,图片呈现的效果会更加纯粹和震撼。
南香红:有的时候,一些特殊的东西是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比如李中华水壶上的锈迹。
邹怡:我看到李中华父亲的字迹出现在一张破旧斑驳的信纸上的时候,觉得特别触动。
▲ 李中华遗物。摄影/车怡岑
李楠:遗物用静态影像(《我们拍摄了李中华留在大漠中的12件遗物》),使人在凝视中产生肃穆感。人物访问以信息量为主,所以采用了动态的视频,有现场感。
文字表达抽象的情感,拉近作者、读者和主人公的距离
李楠:我感觉文字的撰写非常细腻而充满情感张力。从字数上讲,这是非常长篇的报道了。
高龙:是,8000字。按照新媒体的阅读习惯,比较长。
南香红:虽然有视频和图片,但这个稿子的文字是相对独立的,是一次非常好的特稿写作的尝试。高龙在写作时是怎么想的?
高龙:首先,我想到挽歌,抱着一种强烈的同情的态度。其次,我想到一些概括性的句子,把李中华和时代粘合起来,同时避免写作中带有谴责时代的“火气”,不对事实发火。
南香红:有视觉的前提下,文字如何照顾视觉,又开拓自己的空间?
高龙:就我个人来说,文字表达抽象的情感,拉近作者、读者和主人公的距离。我用这一段表达了一种抽象的悲剧体验和孤独感:
倒地七年后的冬天,下了八昼夜后,一米厚的雪覆盖在他身上。雪化后,大地重新干燥。此后半个多世纪,偶尔有捡石爱好者的脚步声在他沉睡的身躯旁响起。大多数时间,周围寂静得可怕,一如他生前足履之地。
这段连接了李中华倒地的场景,为他的死亡提供了一种场域。
南香红:好的非虚构写作有时候就是在这种似和非似之间,虽然说的都是事实,但有的却比事实更有想象空间。你有一种入境的感觉,化自己为罗布泊当年的一只眼睛,看到这些场景。
高龙:这个其实也是巧合,我们经历了一天晚上的绝望感和寒冷。
1月11日,我们从■新▲疆■回到青海,继续到大浪滩附近寻找李中华遇难地,不果……中途遇到一片雪地,车陷进去。徐阳拿铲子铲雪,我拿着手电照着。我们把捡到的石头垫到汽车轮胎下面,还是不行。两人想徒步下山找人,走了几百米返回。还有60公里路程。回来继续铲雪,还是不行。此时午夜十二点了,月亮从阿尔金山升起,温度下降到零下三十度。我们只能在车上过夜。
这样,我们对李中华当时条件下的逃亡也有了一种直观的体验。
徐阳:特别难搞,陷了两次。
▲ 拍摄地GPS轨迹。
南香红:嗯,带读者回到现场,细节对现场的还原。在罗布泊单车走是很危险的。
李楠:高龙,在一个融合性报道的组合里撰写特稿,你对这种经典体裁有没有一些新的认识和感受?
高龙:我以前个人采访大多数是特立独行,这次,这样的采访难以想象。那是个极端荒芜危险的区域,三个人在行动上、采访上,需要配合很密切。
那种断层的疏离感无从下手
南香红:视觉方面是否觉得有些局限?
车怡岑:我其实也是有点困扰。除去环境外,这个题材视觉空间就不多。刚开始我们想找到李中华的肖像。你讲述这个人的故事,起码这人长啥样,得有个图吧。但后来也一直没找到,这是我觉得很遗憾的。
李楠:这种遗憾其实挺打人的。如果有一张空白的“照片”,图片说明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李中华的照片,他到底长得什么样,我们一直无从知晓……
邹怡:所以做封面时我们用了一个影子。那个照片是用李中华弟弟照片处理的。我们找不到李中华的照片,但是大家都说弟弟跟他很像。看国外的一些报道,他们的老兵可以在资料馆、档案馆、图书馆找到影像资料。但是李中华档案丢了,也没有照片。
▲ 封面上的影子,是用李中华弟弟照片处理出来的。
李楠:是否动态影像这块做了一些视觉上的补充?
徐阳:我们所取得的关于李中华的经历、性格的视频素材是有限的。比如老王虽然认识他,但是能讲出的他细致的细节不多。视频部分只是从整个专题的角度,去丰富视觉素材。
▲前米兰农场职工追忆往事。视频/徐阳 车怡岑(时长:9'55'')
邹怡:徐阳有一个视频我们再三取舍之后没放出来,是关于李中华家人的一部分。其实李中华常年在外谋生计,他的家人对他的情感是相对疏离的。我们想尽可能多地从众人的嘴中还原这个人,但是发现家人对他的印象挺淡的。
车怡岑:那种断层的疏离感,我觉得我在图片方面也没做好,那时感觉无从下手。
徐阳:李楠老师觉得视频的角色应该是什么,需要绝对独立么?
李楠:我觉得每种媒介手段是既各自独立,又互相配合的。比如《卫报》非常著名的“棱镜”报道,正文部分每个专题都以一段30秒的视频作为开头,先以一两句话表现受访者针对专题这一部分的观点,针对性强;其次,简短的视频避免打断专题阅读思路;最后,也很符合整个报道的极简设计风格。你们的报道视频插入的节点还是比较好的。但每个视频的时长不一样。这个有经过考虑吗?
▲《卫报》棱镜对斯诺登的报道。
徐阳:时长还真没有考虑太多,只是尽可能让每个单独的短片有侧重,和完整。为了时长,常常要删去大量内容,这也许是视频的局限。
邹怡:大方向还是尽量缩短篇幅,因为在手机上现在大家都不愿意看太长的视频。徐阳还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剪了一个27秒的短视频。
取舍一直都在
李楠:不同媒介手段如何紧密配合而不互相干扰,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邹怡是如何来统筹三种不同的呈现方式的?感觉达到了希望的效果吗?
邹怡:我还是比较遗憾的。有读者不喜欢文字,那么视频和图片出现的位置我们希望尽量让它可以忽略掉,尽快、连贯地看完文字。而那些希望看图片的读者,又会担心图片和视频所传达的信息量是否不够完整。
李楠:你会依据什么来取舍抉择?
邹怡:罗布泊到我手里有6G的素材,但最后只能围绕一个主线来进行:李中华在大时代背景下,被裹挟前行,最终死在寻找天堂的路上。我们需要让大家了解这个时代,也需要让大家感受到李中华这个人。围绕这个两个点,再进行筛选。
关于他家乡的部分,是被我们去掉最多的,只留下来葬礼的部分。
最后选择用景观来强调气氛,用视频来辅助人物形象,其实也是一种妥协。可以说是中规中矩的做法了,这是比较遗憾的。
▲2017年1月9日,李中华骨灰的入土安葬仪式上,村里的工匠将李中华的坟墓封顶。李中华的骨灰埋在家族的坟地里,落叶归根。摄影/车怡岑
李楠:可能不一定选择最好的,但要选择最对的。个人的点与时代的面的结合,同时由时间线贯穿起来。
邹怡:还有一个取舍的关键是不干扰阅读。第一稿出来的时候车怡岑也问过我能不能加上他们去领取李中华遗体的照片,但是后来看了下全文,觉得放在哪里都可能会打断这个阅读顺序。后来小车也理解了。
李楠:所以参与的每个人都要服从于这种取舍。
邹怡:是的。
一直在变化中的谷雨实验室
李楠:这组报道获得不少好评。这篇文章微信阅读1.5万,网页版UV:20万,视频播放量55.8万次。当时看到谷雨实验室这个名字,我联想到谷歌的新闻实验室。谷歌将他们的地图、Youtube排行实时数据以及算法引入到新闻报道中。这是谷雨实验室的第一个融合性报道吗?
▲2017谷歌新闻实验室。
魏传举:是的。不过融合叙事是腾讯新闻原创团队一直在学习和探索的一个方向。相比之前,这次作品的完成度还算不错。
李楠:谷雨不仅仅做出了这篇融合报道,还为它搭建了一个多媒体网站版导语、预告片。这种操作方式在国内纪实报道领域并没有很多先例。可以说这是媒体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方式吗?
▲《逃出罗布泊》互动网页。
魏传举:融合叙事其实就是叙事方法的一种,比较匹配互联网的传播形式,早在PC时代就有很多媒体在做了。随着技术发展和终端的迭代,融合叙事在移动端又有了新的可能。
李楠:是的,技术产生新媒体也产生不同媒介之间的融合,而且速度非常之快。谷雨实验室是否将从此不断地推出带有创新意义的新产品,以探索媒体的发展之路?
魏传举:我们团队有20多个人,从文本、影像到数据、可视化以及后期、产品经理都有,争取是每个月能够有一个融合报道产品。
后续我们想重点围绕3个方面来突破:继续突破好的题材,创新叙事方法,尤其是强化短视频和数据分析及可视化的能力;形成标准化的产品形式,能够快速、稳定地产出优质融合报道;开始平台化的尝试。
李楠:融合性报道 这一方式日益成为“常态”和趋势,还有一个原因是,它能很好地与读者互动。2015年英国BBC还推出新闻游戏《叙利亚之旅:选择你自己的流亡路线》,使人们参与到新闻之中。
▲BBC推出的新闻游戏《叙利亚之旅:选择你自己的流亡路线》。
魏传举:李老师说的互动是很重要的。这次我们在运营上也想了一些办法,在社交平台上做了一些差异化的内容来呈现。包括这样的线上探讨,其实也是这个报道的一部分。
李楠:这种参与式的互动今后会有吗?
魏传举:会的,李老师。这周我们会推一个“争议仿真枪标准”的报道。开场就是一个轻量的互动环节。
制作成本与严肃新闻的轻浮化
冰点创意:@魏传举:您刚才说到了“产品”两个字。我想知道 ,我们的报道会考虑经济效益吗?或者说,会产生经济效益吗?
李楠:冰点的问题很好。谷雨是否能够公开这次报道的投入成本和效益产出?2013年纽约时报的《雪崩》获普利策新闻奖,被认为是融合性报道的典范之作,由11个人的团队耗时6个月完成,花费总计25万美元。
魏传举:我们不会考虑它的直接变现问题。因为这种严肃报道本身并没有直接变现的空间,它甚至都不是高流量的产品。我们更看重它对平台和腾讯新闻品牌的口碑和影响力的贡献。
具体到这次报道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人力投入前方是三个记者,采访时间将近1个月。另外后方在产品呈现上,前后3个多月。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花费雪崩的那个那么多。那个在影像上的投入大得多,采访量也更大。
冰点创意:这样的实验确实适应互联网时代的需要,能更立体、全面,甚至也更能更客观地表现、揭示真相。我相信这样的表现手法会吸引更多的受众。
记者罗成:在这种融合报道中,引入社交网络、游戏、直播等渠道,其嘈杂的信息流,是否会否使严肃议题变得轻浮化?
李楠:引入读者互动甚至参与新闻报道之中,一是唤起“感同身受”的在场感,另外也是“粘住”读者的一种有效手段。正因为现在信息太多,不断地被覆盖,读者会不断地调换频道,所以如何增强读者的粘性,是一个重要问题。
魏传举:我个人理解,形式本身为内容服务,很多时候也是内容的一部分。不同的题材会匹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互动方式。具体到这个议题来说,我们认为它的形式是和他严肃的表达匹配的。
罗成:当时看了这个报道非常震撼,确实不同的报道,面向的用户不同,需要不同的方式,用做产品的方法来做新闻。
陈曦:作为正在进行融媒体报道的同行,首先非常敬佩这样一个高度完成的作品,尤其我是做视频,非常理解徐阳所说的困难。通常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会避免做这样追寻历史而没有现在的事情,因为很多历史事实只能靠字幕,其他人讲述,而不能靠影像本身说话。所以当初策划要视频参与,有没有想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魏传举:具体到这个案例,我感觉文字的主体性更突出一些。高龙的语言风格也比较突出。它的历史背景呈现部分也都是靠文本完成的,不过影像对故事现场和场景的描述更高效,尤其是徐阳的航拍,能够比较好地带大家整体去感受边疆之地,罗布泊那种时代气氛。挺棒!
徐阳:录旁白也确实不是强项,以往报道很少用,可能也本身不喜欢用,另外也是时间成本的问题吧,后来打了字幕做以补充,觉得有很多内容文字已经交代了。
魏传举:对,徐阳说的这个,也是融合叙事一个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把视频独立完整叙事的压力降下来。
结语
分享的最后,摄影师车怡岑提到了采访过程中的一个细节。
我们刚找到王贵望老人的时候,也未曾想过他会认识李中华。我们就走着随口一问,您认识李中华吗?
老人家忽然停顿了一下,哽咽着,泪水盈眶。说,这个人,我认识啊。
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好,这短暂的场景没能够拍下来。我觉得这个场景非常非常打动我,对于那个年代,对于李中华,老人的情感和记忆,瞬间被拉了回来。
对于《逃离罗布泊》这样的往事,去耐心深入地挖掘,去全方位地呈现,是谷雨实验室探索纪实报导新形式的第一步,亦是我们能够给予这段往事的尊重。
yingyinc 2017-3-31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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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罗布泊》采访手记:缺失在正史中的人物丨谷雨故事
原创 2017-03-31 高龙 谷雨故事
这个故事(《逃出罗布泊:一段饥饿年代的死亡之旅》)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一个非常稀有的样本。
这是一个在正史中注定缺失的人物。
采访手记
文/高龙
▲李中华的妻子邓光明。摄影/车怡岑
12月28日,采访李中华家人。
家人的记忆支离破碎。没有任何遗物保存下来。
12月29,采访李中华的弟弟李中福。
12月30日,抵达敦煌。
与李中华的女婿杨庭吉、养子王家中一同乘飞机。沿途采访拍摄。
12月31日,开车到达花土沟镇。
租车,穿越茫茫雪原,行五百公里后来到青海花土沟镇。这是柴达木盆地西部边缘的一个小镇。李中华在此地罹难。
▲从敦煌去青海的路上,天灰蒙蒙的,白白的大雪覆盖了一切,只留缓慢行驶在车道上的卡车。摄影/徐阳
这次采访,一直是徐阳开车,加起来有四千公里。路上的景色主要体现在影像里。
1月1日,花土沟镇,警方将李中华遗体和遗物交付家属。
李中华到底是怎么死的?有一种推断,可能是钝器或子弹袭击。
▲一团红毛线。摄影/车怡岑
遗物中有一团红毛线。红毛线以前是定情用的,有特殊含义。这进一步增添了此事的迷离色彩。
1月2日,去疑似大浪滩的地方。
发现一条土坑里的裤子,后来证明这不是现场。警察说,不熟悉当地去了有危险。
1月4日,■新▲疆■若羌县档案馆查询米兰农场资料。
这个档案馆数字化做得不错。查阅到不少背景材料,但没有查到与李中华有关的资料。李中华的队长王贵望后来介绍,当时个人没有建档,因为流动人员太多。档案纠正了李中华家人的讲述。米兰农场在1960年并没有倒闭。
1月5日,米兰采访。
碰巧遇到李中华生前所在的生产队队长王贵望。他知道详细的情况,讲述了饥荒时期的社会现状。他的表情非常生动,谈到往事的时候有些片刻很动容。理想的采访对象。
▲ 王贵望目前独居在米兰镇。他那时是李中华所在生产队的队长,他印象中李中华是一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话不是很多,很老实。摄影/车怡岑
1月6日,米兰采访。
继续在米兰采访,找到其他当事人,还原那一段饥饿记忆。
1月7日,离开米兰。
下午,在去罗布泊途中,车胎被扎,中途返回若羌县修理。此时距离目的地罗布泊镇只走了三分之一。
1月8日,继续前往罗布泊。
下午5点,到达罗布泊干涸的湖底。景象非常单调,但航拍非常壮观。这是史前的大海。晚上,到达罗布泊镇。这个镇此前是湖水区,成立不过十多年。
罗布泊本身是个特殊的文化Icon。以她为核心,大自然在米兰农场周围构建了一个天然监狱。这是文章中的描述:
米兰像地球上的一个孤岛。四周被面积约为5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和戈壁包围。这相当于一个西班牙的面积。瀚海之中,多数地区寸草不生,死一般寂静。大自然在米兰周围造就的这堵巨型围墙,把农场变成了天然监狱。
我截取安娜·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中的一段,米兰农场与西伯利亚劳改营很多相似之处。
劳改营的构造不利于越狱:围墙、带刺铁丝网、岗楼以及精心辟出的真空地带终归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但在许多劳改营,把囚犯控制在劳改营里几乎不需要铁丝网。天气起到了防止逃跑的作用——一年中有十个月气温在冰点之下。
冬天,任何试图穿越空旷开阔、没有树木的冻原的人都将成为活动的靶子。夏天,同样的原野变成了同样空旷开阔、但也同样无法通过的沼泽。
1月9日,车怡岑去拍摄李中华四川巴中安葬现场。
▲安葬现场。摄影/车怡岑
1月11日,我们在青海花土沟镇大浪滩附近山顶过夜
我们从■新▲疆■回到青海,继续到大浪滩附近寻找李中华遇难地,不果。在茫然无边的戈壁,我们遇到一个加油站。在一个热心人指引下,走另外一条路回去。中途遇到一片雪地,车陷进去。徐阳拿铲子铲雪,我拿着手电照着。我们把捡到的石头垫到汽车轮胎下面,还是不行。两人想徒步下山找人,走了几百米返回。这里距离花土沟镇还有60公里。我们返回继续铲雪,还是不行。此时午夜十二点了,月亮从阿尔金山升起,温度下降到零下三十度。我们只能在车上过夜。开着空调。徐阳计算车上的油足够撑到天亮。凌晨五点,我们继续铲雪,把石头垫到轮胎下面。这时再开车,车终于从雪中出来了。
这是文章中的描述:
1月11日午夜,我们来到青海花土沟镇大浪滩附近的山顶。海拔3500米的山间平地上,气温下降到零下30度。月光从阿尔金山的余脉跃出,扑向残雪掩盖着的死寂。没有狼,没有鸟,甚至没有干枯的蒿草。这意味着夜行人难以生起一堆救命的篝火。
1月12日,阿拉尔农场。
我们探访李中华可能去、但是没有到达的地方。看到了黄羊在芦苇丛中穿梭。这个农场早已荒废。它并不是李中华心中的天堂。
▲阿拉尔农场现状。摄影/徐阳
1月13日,芒崖石棉矿。
这同样是李中华可能去的地方。他也没有到达这个单位。
1月14日,当地警方带着到大浪滩寻找遗骨发现地。
折腾三次,我们终于在警方带领下来到了遗骨发现地。现场还有一些碎骨头。我们把这些碎骨掩埋了。我们找到一个纽扣,回去后交给了李中华的大女儿李菊兰。
1月15日,花土沟返回敦煌。
青海■新▲疆■采访结束,返回。
1月18日,采访李中华生前的朋友、亲戚。
1月19日,采访巴中市武装部。
▲巴中市民政局。摄影/车怡岑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李中华同村人的参军档案,但没有找到他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当年许多抗美援朝老兵的档案都丢失了。
1月20日,采访李中华妻子。
结束采访。
卡米的宝贝 2017-4-24 09:20
啥季节逃出的,
5,6月份夏天这种季节想也不要想能逃得出来。热死脱水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