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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17-3-27 16:51

我那解不开的义和团情结

我那解不开的义和团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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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范学德:我那解不开的义和团情结【视频及珍贵历史照片】

原创 2017-03-27 范学德  范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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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山西教难后的追思礼拜)

◦作者|范学德  


◦微信公众号:范学德  (ID:fanxued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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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愚昧无知、盲目排外、恐惧变革、对外封闭、自我欣赏,是骄傲,这些就是纠缠在我心中的义和团情结,在这情结的后面,隐藏着一个空了壳的民族骄傲心和文化骄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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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开-义和团情结(视频)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录音。下面的文字,与我讲的有很多不同,它是从我1996年写的《我为什么不愿成为基督徒》一书中摘录并整理的。我承认,我心中存在一个义和团心结,那就是狭隘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是愚昧无知、盲目排外、恐惧变革、对外封闭、自我欣赏,是文化与族类的骄傲。不解开这个情节,我就无法接受耶稣作我的救主。


(利玛窦)

1
                                          

我的偏见是如何形成的?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传教士是在列强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到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他们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华人基督徒是中国人的败类,帝国主义的走狗。

   

我的这些看法是在文革中形成的。它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间,当时我高中毕业还乡当农民。那时在整个中国,绝大多数的书都被视为 “毒草”而禁止人们阅读。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了范文澜和郭沫若等人的若干中国历史著作,还有几本关于鸦片战争、义和团的小册子。对这些书中的观点和结论,我毫不怀疑,更无法想像历史学者可以选择一定的历史资料来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他们的观点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我从来没考察它们是否合历史真相,更没有想到这是官方的结论并且是官方要我相信的观点,我还以为那是我的独立见解。于是,我在理智上就形成了这些偏见,而它们和我在情感上对督教的厌恶交织在一起,使我把基督教看成为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仇敌。
   

其实,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不仅从来没有见过《圣经》,就连“福音”这个名词也没听过。

   

到美国后,我曾哀叹自己出生在一个仇恨基督教的世界中,在我能够反思自己的偏见之前,就已经成了偏见的俘虏。但是,这有什么好值得埋怨的呢?我所接受的偏见,正是我所向往的,是我喜爱的。它们已经溶入了我的心灵,成了“我的”偏见。


(马礼逊)
   

2
                                               

绝对不能否认这些黑暗的历史

绝对不能不承认,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中国向基督教开放,这完全违背了基督精神,而个别传教士的行动,也的确与列强的侵略连在了一起,一条鱼腥了一锅汤。
   

中华儿女之所以视基督教为洋教,主要不是源于宗教原因,而是起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始终和中国的国耻相连,和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相伴。
   

这是铁的历史事实:西方列强以武力迫使中国对基督教开放,以传教和保护传教士为借口,一再向我的祖国发动侵略战争。多少中华好儿女,因此流血丧命;多少大好的锦绣河山,因此归为强盗的版图;多少黄金白银,因此流进了帝国的金库。这真是伤天害理啊!
   

我不能不愤慨!在传教士中,有人卷进了参与制定侵华不平等条约,有人成了侵华军队的情报员、翻译官!他们的活动怎能不使中国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呢?
   

他们的实际行动带给中国人的不是福音,而是祸音,这祸音至今余音未绝。我实在无法认同他们的行径。我想,若是耶稣处于这种情境,他会怎么行动呢?他宁肯再次走上十字架,也会不屈服于任何强权,或者与刽子手合作。在被压迫者遭欺凌受迫害时,耶稣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李提摩太)


我不能不感到耻辱!有的传教士竟打着传教的旗号欺压中国的平民百姓,干涉官府诉讼,在动乱中趁火打劫,发不义之财。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中华儿女感受不到耶稣是爱,他们由此而仇恨基督教,不正在情理之中吗?他们的坏榜样,导致了一些中国人拒绝十字架。
   

我不能不感到羞愧痛心!许多传教士用不平等条约保护他们传福音,心安理得地居于特权地位。基督的福音由此而蒙羞。福音最初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帝国,传到西方,靠的是什么?是刀剑吗?是烈火吗?是权力吗?是金钱吗?是不平等条约吗?不是,统统不是!它靠的是基督徒的忠心,是殉道者的鲜血,是基督与基督徒同在。传播福音的大道啊,你是由十字架铺成的,并且,仅仅是由十字架铺成的。


(戴德生)


3
                                               

有这样的传教士,他们是基督的使者

在美国,我平生第一次可以自由地阅读有关基督信仰的书籍而不必担心遭受政治迫害,这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精神天地,并一再突破了我以往那狭隘的视野。当我读完戴德生传时,他那颗挚爱中华的心灵,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刺得我的心发酸,发痛。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了自己心灵的渺小以及生命的卑微。戴德生如此地挚爱耶稣,挚爱中国人,任我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为之动情!
   

义和团事件中,在戴德生所创立的内地会工作的传教士中,有58人殉难。此外,还有21个儿童遭害。“房屋、衣物损失殆尽,却无一点怨言。遍查受害者及其亲友的书信,不见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戴氏主张内地会公物,一概不作赔偿之要求,即使中国官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注5)

   

读到这里,我的心实在无法平静。这怎么能是帝国主义侵华先锋的作为吗?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侵略者!

   

不,他们是基督的使者,是爱的使者。他们带给了中国人一个最大的礼物,那就是耶稣基督。那就是一本圣经。


戴德生说:“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了基督。”读后我扪心自问:假如我有十万美金,我能让我的祖国全数支取吗?假如我有千条性命,我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我的骨肉同胞吗?假如我的亲友家人遭此横祸,我能连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也不说吗?戴德生的豪言壮语,我说得出,但作不到。
   

虽然我也爱中华,但却没有像戴德生爱得么投入,那么真挚,那么专一。他爱中国人,是由于他首先并且始终爱耶稣基督;我爱中国人,是由于我是中国人,在中国长大。他爱中华,可以舍弃一切,因他把一切交给了上帝;而我即使舍弃一点东西,也难以忘记那是我的。
   

以往,我曾忘情地低吟:“我的中国心”。但面对着戴德生这个外国人,我不得不问自己:我的中国心何在?



(贝如意姑娘(英文名字:Susan Rowena Bird)(1865-1900)美国传教士,1890年来中国山西省太谷县传道,190 0年7月31日被义和团杀害,殉道那天刚好满35岁。)

4
                                      
外国传教士向中华儿女传福音,错在了哪里!


若不是我来到了海外,置身于肤色、种族、语言、文化与自己大都不相同的环境中,我很难对传教士产生恻隐之心。正是这设身处地,使我在了解第一位更正教的传教士——马礼逊的事迹时,心肠不由自主地变软了。
  

马礼逊于一八一七年来华传福音。当他告别不同意他来华传教的父老、亲友、师长时,那生离死别的痛苦,他除了向耶稣诉说,还能向谁倾诉?在华传福音,他遭到我的同胞和他的同胞的共同反对,面对那些呆滞、怀疑、冷漠、嘲笑、仇恨的目光,若不是从上帝那得到安慰,他怎能忍受心中的孤独?他离国十七年后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归故里,在这漫漫的岁月中,他望了多少月圆月缺。他用了十二年的心血,为我们中国人译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中文圣经。但当他死于广州时,竟无葬身之地,不得不移灵柩于澳门。
   

了解到这一切后,我齿寒、意寒、心寒。人死于异乡,已很悲哀了,但死于异乡竟无葬身之地,这岂是一个哀字所能了得。而这人竟是为爱异乡人而死的,且死无怨言。且唯有这一死,才能表达他对异乡人至死不渝的爱,那爱自上帝而来。异乡人——我和我的同胞啊,我们至今还以中国人的名义诅咒他们,我们的良心何在?!

(剑桥七杰)
   

读过戴德生、马礼逊等人的传记后,我又阅读了一些书籍,渴望更进一步地了解更多的西方传教士的心态。在上一个世纪和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他们为什么会从先进的欧美来到我落后的祖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传教这条艰难的道路?“剑桥七杰”(一八八五年来华传教的七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的传记使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是为了拯救我的同胞的灵魂而走上了到中国传教这条道路。为此,他们舍弃了在英国的绵绣前程,甚至变卖了自己庞大的家产。选择走这条路,他们的灵魂不是没经过痛苦的挣扎,但最终,他们还是顺从了耶稣的召唤:向万民传福音。
   

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决定性的事实,赢得了他们的心,使他们决心告别当时英国人那种马马虎虎的信仰,为信仰耶稣而付出生命的代价。“除非你对上帝完全降服,你不能知道他的心意;然而,一旦你降服了,他就会告诉你,他要你作什么。”(注7)他们说到了,也做到了。


将心比心,谁不爱自己的父老乡亲?谁不恋生我养我的那一片故土?谁人无儿女情长?花前月下,哪个情郎不思与心上人绵绵细语?茶一盅、酒一壶,即便是生死之交的君子,亦渴望友谊地久天长。热血好儿女,谁不想成就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走遍海角天涯,哪一个人不觉得乡音最亲?但是,听到了耶稣那一声轻轻的呼唤:跟我来!他们就放下了这一切,走上了传福音之路——这条由荆棘和鲜花铺成的小路。
   

要是我,能放下这一切而走上这条不归路吗?不能。因我根本不想听耶稣的呼唤,所以,我走我自己的路;因我内心一无所有,所以,我想拼命抓住人们所拥有的一切;因我舍弃不了自己,所以,我不容上帝进入我的生命。


过去我确信传教士向中华儿女传福音错了,根据在哪里呢?是他们选错了传教对象,还是他们错误地接受了传福音的命令?如果我认为他们选错了传教对象,我必须证明:从过去、现在,到将来,没有一个中国人需要福音。否则,即使有一个人,就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权利禁止传教士向他传福音。我有权选择自己不去天堂,但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伴我进入地狱。如果我认为传教士所服从的那个叫他们传福音的命令错了,我还必须证明:无人有权下达这个命令。但这个命令不是来自哪个王卿侯爵,总统首相,而是木匠的儿子耶稣。是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十六15~16)因此,耶稣是谁,他是否有权力发布这个命令?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若我不能证明耶稣无权发布这命令,我就无权责备传教士服从耶稣,而只能责备他们完成这命令时表现的好坏。我问自己,我能证明耶稣无权发布这个命令吗?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想证明这一点,但最终都失败了,难道我也要像他们那样不自量力吗?


当然,有些历史事实至今还使我困惑:为什么坚船利炮随圣经相继而来,鸦片与福音接踵而至?但我至少明白一点:没有那炮声,封闭了数百年的国门不会自动打开,沉睡了近千年的中国人不会从因循守旧的停滞中惊醒,现代化的基础——科技器物文明的建设,不会迈出第一步。
   

反覆阅读圣经后我更坚信,列强的强权意志不仅丝毫代表不了耶稣的意志,反而违背了他的意志。列强侵华,源于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盗本性。鸦片糟蹋了中国人的性命,也玷污了福音。强盗虽打着保护传教的旗号,但终究是强盗。无论他们遮上多少块遮羞布,也遮不住殖民帝国的无耻。
   

虽然如此,但福音在中华大地毕竟传开了。这奥秘,谁能猜透呢?


5
                                             

我问自己三个问题


福音在华传播的历史唤醒了我的良知。它告诉我,既然我知道中华儿女视忘恩负义为无耻,视知恩当报为知义,就永远也不该忘记:若不是传教士昔日大声疾呼,也许我们亲爱的母亲和姐妹至今还裹着小脚。仅就这一件事,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功德无量。

   

若不是传教士把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带到美国,我们不知道留学的大门将滞后多少年才能打开!
   

西医,西药和西医医院都是传教士在华奠基的,这救了无数中国人的性命。


近代意义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传教士首先创立的。
   

近现代知识的传播,是由传教士开始的。汉译圣经国语本对白话文的影响,连散文大师周作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是传教士在华开创了最早的孤儿院、精神病院、盲人学校、聋哑人学校,等等。这其中的哪一项不是功德无量,哪一个不值得大书特书、不值得中国人感恩!(注10)
   

我以往安然地享受这些恩惠,却从没说过一句谢谢,反而污蔑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问了自己三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良心何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的理性何在?作为一个人,我的良知何在?

   

我回答不上来。

6
                                          

我的心哪,系着一个解不开的百年义和团情结。


在反覆思考历史的过程中我问自己,我明明知道从景教传入大唐,福音在华传播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我明明知道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可我为什么还是把基督教称为洋教,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意识和下意识支配着我呢?

(FRANCIS DAVIS与LYDIA DAVIS夫妇和他们的新生婴儿,FRANCIS(右)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


那是充满了鄙视、轻蔑、排斥和抗拒的心理。那是迷茫、失落、恐惧和仇恨的下意识。那是血液中奔流的陈旧古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是心思中分辨了数千年的华夷之辨,凡四夷(“洋人”、“鬼子”)皆不如己,他们无知、愚昧、野蛮、心智未开、道德低下。那是说不出口的受尽了蹂躏的民族耻辱感,被几个自己瞧不起的小对手打得一败涂地,又不得不公开认输。那是倍受挫折伤害的民族文化自尊心,回顾祖宗的丰功伟绩,充满了自尊;面对现实,则心怀不平、不愤而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我的心哪,系着一个解不开的百年义和团情结!



这义和团情结,它是许多历史声音的回响,它是无数扭曲心灵的映照。曾国藩著《讨粤匪檄文》,抨击太平天国军“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教、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一九二二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非基督教运动宣称,“宗教是麻醉剂”,提出“有宗教则无人类,有人类则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这话也表达了我对基督教的仇恨。以往我曾经疑惑官方的宗教政策何以如此残酷,竟让无数无辜者的鲜血横流。但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正是我心中那无名的仇恨,使我不自觉地也成了侩子手的帮凶。
   

愚昧无知、盲目排外、恐惧变革、对外封闭、自我欣赏,是骄傲,这些就是纠缠在我心中的义和团情结,在这情结的后面,隐藏着一个空了壳的民族骄傲心和文化骄傲心:我们的祖宗,多么伟大;我们的过去,何等辉煌!中华在地理上是天下的中心,在文化上更是如此。中华的文字、文学、礼仪、典则、制度、道德,乃举世无双之文化精华。(注14)这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为我们带来多少自尊、自豪、自大和自满。

   

而今世道变了。往事不堪回首!我们虽不是百事不如人,但科技上不如“洋人”,民主上不如“洋人”,法治上也不如“洋人”。精神文化和道德价值,这是我们的最后防线了。反对包括基督信仰在内的“洋人”的精神文明,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自怨、自慰、自怜、自欺的了。我们的精神天地,实在太可怜了。
   

当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那纠缠着我的义和团情结中也包含了一份悲苍之情:那是面对列强灭文灭种之时,中华儿女不得不发出的救亡图存的怒吼;那是天下兴亡之际,匹夫必须承担的重任。尽管我们的先辈一再被强盗打败了,但这并不能证明强权就是公理。而先辈留在天地的那股正气,寻找的是永恒的正义!
   

但是,若无上帝,强权岂不就成了公理?若无上帝,天下有何永正义可言!


(育婴堂)
   

终于到了那一天,我敞开了自己封闭的心门,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祈祷:天父啊,鸦片战争以来那民族耻辱和历史伤痛,已经折磨我好多年了。这心灵的煎熬,带来的只是仇恨!那洋教的偏见,曾使我的理性几度迷失,今日我要挣脱这枷锁!心头的怒火啊,你燃烧吧!我情愿被你烧死,也不愿任你再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了。耶稣啊,熄灭我心头的怒火,让我畅饮你赐下的生命清泉,归向你,心灵得安息。



2017。3。25 整理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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