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7-3-26 16:41
那些合法干掉所有兄弟姊妹的古代帝王
那些合法干掉所有兄弟姊妹的古代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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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宋金波
▍一
公元1595年7月，伊斯坦布尔，帝国皇宫色调淡雅平和。气温如往年一般略显闷热，但接下来发生的事，纵有数百年时光遮蔽，凄寒血光仍似要破纸而出。
与奥斯曼帝国有关的史书，都佯作镇定地记下了这一场面。连笔调散漫的《奥斯曼帝国闲史》，行文至此也不禁气息凝重：
宫廷大门里抬出了19具王侯的尸体，之前这些年轻人被“一个接一个地带到苏丹面前，据说，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一个漂亮的年轻人，大声哀求道，‘大王，我的兄弟，您现在就如同我的父亲一般，请不要让我如此年轻就殒命。’苏丹非常痛苦地扯着自己的胡须，但是始终缄默不语。”送葬的长队穿过街道，这番景象甚至连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都为之动容。
作者及时补上显然不是闲笔的一句：“穆罕默德所有的姐妹也都被杀死，不过这座城市倒没怎么为她们落泪。”
被杀死的姐妹有20人之多。她们的尸体，可能甚至没有资格从大门抬出。
一个新“老大”继位，多达39个弟弟和姐妹因而必须死亡——这一事实，在任何一种文明中，都足以让史家执笔之手战抖。但“连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都为之动容”一句别有深意，因为类似血光它早见怪不怪。
奥斯曼帝国特有的王位继承制度Fratricide即“弑亲法”的高潮一刻就在此时。这位新苏丹大权在握后，还杀死了自己的长子，只因担心儿子的声望盖过在世的君王。
Fratricide可称得上世界独一无二的接班人制度。将其推向最高潮的奥斯曼帝国苏丹，是穆罕默德三世。记住这个名字，在奥斯曼帝国数百年历史中，相当多苏丹的名字将在巴耶济德、穆拉德、穆罕默德、塞利姆、苏莱曼等有数的名字中轮流，只是后缀的“几世”有异。而穆罕默德这个名字于Fratricide之所以格外重要，是因为颁布Fratricide的，正是上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而在《The Ottoman Empire，1300–1650：the structure of power》一书中，穆罕默德一世（1413–1421）被描写成为第一个动手干掉自己兄弟的苏丹，尽管这一指控显然不确。
▍二
在所有奥斯曼帝国苏丹中，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网红指数最高，正是他率军攻陷了君士坦丁堡。
他何以要将这句话写入《穆罕默德二世的法律书》？“我的任何一个儿子，由上帝选为苏丹，他为了更好的世界秩序而杀死他的兄弟们，都是恰当的。大多数乌里玛（注：宗教权威）已经宣告了这个许可”。有了始作俑者，后世苏丹才能以此为据，为杀兄屠弟的行为自辩。穆罕默德二世本人在他父亲苏丹穆拉德二世去世后，采取的第一个政治行动，是让人把自己未成年的弟弟淹死在浴池内，随后将杀手灭口。狠辣程度，不输《权力的游戏》中的小剥皮拉姆斯。
在《鄂图曼帝国三部曲1300-1923》（“鄂图曼”即“奥斯曼”）里，作者卡罗琳·蔻芬尔猜测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内战，给了年轻的穆罕默德二世极大的刺激，“他希望类此恐怖浴血、使得鄂图曼王朝蒙羞的事情永世不再发生，特别设立制裁兄弟阋墙的机制，让苏丹王位的继承得以平和进行。”
能让“平和”的Fratricide成为祖宗之法的内战，发生在穆罕默德二世的曾祖巴耶济德一世时期。巴耶济德一世算是雄霸之主，可惜生不逢时。奥斯曼与中亚的帖木儿帝国接踵崛起，激烈碰撞。1402年，一代天骄帖木儿击败巴耶济德一世，后者被俘，有说不肯忍辱而死，也有说被装在笼中随军羞辱的。
▲ 穆罕默德二世
此后奥斯曼帝国进入长达21年的大空位期（1402—1423年），巴耶济德一世的四个儿子伊萨、苏莱曼、穆罕默德和穆萨背靠包括拜占庭帝国在内的各方势力，苦苦厮杀，最终穆罕默德赢得大统，此即穆罕默德一世。但直到1421年穆罕默德一世死后，他的胞弟穆斯塔法仍举兵反叛，被继任的苏丹、穆罕默德一世之子穆拉德二世剿杀。第二年，穆拉德二世还击败并杀死了争位的弟弟小穆斯塔法。
巴耶济德之败与大空位期内战，是奥斯曼帝国史上屈辱难堪的一页。
不过，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穆罕默德二世的个人经历，对他成为那个“改变现状”的人产生了多大作用。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书，详细记录了主人公跌宕起伏的权力生涯。
与很多奥斯曼帝国的王子一样，穆罕默德二世出身卑贱，生母是名土耳其奴隶。其父穆拉德二世一直喜欢的，是穆罕默德出身高贵的同父异母兄弟。造化弄人，穆罕默德的长兄和二哥先后去世，他11岁时成为仅存的奥斯曼王子，被紧急召回宫廷培养。他在12岁接任苏丹，但由于内外局势所迫，太上皇穆拉德二世不得不重归皇位主持大局，穆罕默德二世黯然离开首都。其间，他和父亲还因为自己的信仰与情感问题，多次发生冲突。更致命的是，他有了一个年幼的同父异母弟弟。
他终究再回大位。但这段经历可能产生的强烈不安全感，让他对握紧权力的重要，定然有异于常人的理解。
▍三
Fratricide在奥斯曼帝国“平和”且“自然”地实施了将近200年。一代代苏丹机械或积极地执行着这条法律。
为权力而流的皇家亲族之血，不再是一种被迫、无奈但“必要的恶”，而越来越成为先下手为强的主动杀戮。它不是心照不宣的传统或政治规矩，而是坚硬的“律法”。
穆罕默德二世“立法”的内在逻辑看来已被认可，即用几个（或更多，谁在乎？）皇族子弟的血，换取“社稷稳定，苍生安宁”。但“必要性”并不总那么有力。杀戮最重的穆罕默德三世，19位弟弟中最年长的也比他小二十多岁，没有丝毫从政经验。他们算值得重视的潜在威胁吗？
公开的记载中，看不到质疑或反抗，无论来自宗教权威还是世俗的维齐尔，或是皇室内部——然而还有什么皇室呢？苏丹注定孤独，理论上在他即位后，就不再有兄弟甚至姊妹，没有叔叔伯父、表兄弟、侄子外甥……数百帝王血脉，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某位兄弟即位时，用血花献礼，其中的很多人连王位的备胎都谈不上。
不是所有苏丹都可以坦然面对这样的人伦惨剧。穆罕默德三世在面对19个兄弟时“非常痛苦地扯着自己的胡须”。这与他在9岁时所见，他父亲苏丹穆拉德三世面临的局面几乎一样。穆拉德的御医记下了这个历史瞬间：
“但是苏丹穆拉德，心地善良实在不忍看到溅血屠杀，犹豫了18个小时，一直不愿意坐上帝国宝座，连进城后都不肯公开露面，不停寻找，争议要让现在被留置在皇宫隐僻处的九个弟弟们寻找免于溅血的方法……而又不违反鄂图曼王国的法律……最后，他一面哭泣一面派出哑巴刽子手去勒毙他们，同时他亲手将九条手帕交给首席哑巴刽子手。”（《鄂图曼帝国三部曲1300-1923》）
心地善良的苏丹一面哭泣一面亲手发放了手帕。九个弟弟，这个记录将会被他的儿子轻易超越。很难用伪善来形容他们，杀死这么多亲属无论如何都会给人内心极大刺激。就算仅仅是演给人看，也说明事情的冲击性，至少需要苏丹做出姿态，以防被物议冷血。
▲ 穆罕默德三世
真正冷血的桂冠，恐怕要献给穆罕默德三世的爷爷（塞利姆二世）的爷爷，塞利姆一世。塞利姆一世是奥斯曼历任苏丹中不世出的军事天才。除了被他直接战胜并杀死的兄弟们，他还涉嫌弑父。他的父亲巴耶济德二世，也就是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二世的儿子，是极少数即位后愿意放兄弟一马的苏丹，但他的兄弟对手杰姆并不领情，杀死了使者，流落欧洲死在那里。巴耶济德二世在把苏丹大位禅让给塞利姆一世一个月后死于路途。考虑到塞利姆的辣手，怀疑不能算诛心。
对塞利姆一世的另一项指控，是他亲手杀死了除一个儿子之外的其他王子。指控太过严厉，严谨些的史家，只隐约其辞说他“留下了惟一一个儿子”。毕竟，贵为苏丹，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儿子也算匪夷所思。假如指控属实，只能说对这位战神来说，杀戮已经成为乐趣，乃至愿意替儿子代劳手上沾血之事。
塞利姆看起来像个独生子的儿子，就是著名的苏莱曼大帝（苏莱曼一世）。
▲ 苏莱曼大帝
上下五千年，能被称为大帝的君王，得以和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并列，其实不多。苏莱曼文治武功皆属一流，但英雄难过美人关。他一生拜倒在洛克塞拉娜（意为俄罗斯女人）裙下。这位女奴出身的宠妃个性阳光，是情场和权力场上的绝对胜者。她的另一个名字是“许蕾姆苏丹”，类同“女帝”。她和苏莱曼的情诗唱和狂放真挚。苏莱曼为她打破了奥斯曼苏丹不正式结婚的传统，婚礼惊艳穆斯林世界和欧洲。因许蕾姆苏丹弄权而死于非命的大人物，包括奥斯曼帝国史上最赫赫有名的大维齐尔（类似中国的宰相）之一、苏莱曼少年时的密友，也是许蕾姆苏丹作为女奴时最初的主人帕尔加勒·易卜拉欣帕夏。她仅靠散布谣言，即令苏莱曼亲手杀死了亲手立下的王储。
不过，就算许蕾姆苏丹手段再高，也无法在一个问题求得满意答案。苏莱曼大帝的宠幸，让她破坏后宫成制（一妃一子），给苏莱曼大帝生下三个王子。虽然将其他竞争者驱离角逐场，作为一个母亲，她仍然需要面对Fratricide带来的必然后果。命运对她倒是不错，在亲眼看到两个亲生孩子同室操戈之前，许蕾姆苏丹及时离世而去。厮杀随即展开。
伟大的苏莱曼最终的接班人，是他最无能的酒鬼儿子塞利姆二世。奥斯曼帝国的气数，从此向下倾斜。
▍四
很难说出于怎样的心理，穆罕默德三世没有如此前历任苏丹，将自己的各位王子派往各地历练政事——通常这是为未来的血腥竞争做准备。他英年早逝，王室中直系亲属只有两个少不更事的儿子，大的艾哈迈德一世才14岁。为了避免出现杀死一个，而另一个在有后代前就遭遇不测导致苏丹绝嗣的可能，朝臣们建议，不再杀死弟弟穆斯塔法，而是将其软禁。从此，Fratricide不再被认真地执行，却也没有被认真地废除，代之以年长者继承与弟即兄位的混合制。代价是所有的亲王都不再有机会到外省锻炼才干，大部分终生都被囚禁。
Fratricide制度有巨大的隐形风险。王室血统多次出现“仅有的苗裔”，岌岌可危。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实施Fratricide之后，会有那么多徒劳无益出生的王子——这是一种保险策略，但显然并非全能。
2016年，我曾向《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奥斯曼的君王会选择一个风险如此巨大的权力继承解决方案，真的值得吗？
罗杰·克劳利的回答是：历史有时候需要一点儿运气。
奥斯曼皇族看来运气不坏，至少没有被Fratricide和其他意外（疾病、暗杀）合谋搞到断绝血脉。
但这也是一个可怕的开端。被囚禁在笼子里的亲王出现各种疯狂、弱智、低能、酗酒的状况。伟大的苏莱曼留下的一个遗产是，王子们被强制用一种只有他们内部才明白的手语交流，这让他的后代与人沟通的能力都变得低下。他们中甚至很难选出一个担负得起苏丹重任的正常人，很多成为大胆的后宫和禁卫军的傀儡。
在笼子中破天荒成长出的雄主，比如穆罕默德三世的孙子，奥斯曼二世，奥斯曼帝国首个在政变中被杀的苏丹，他的失策，似乎就在于没有或不能及时杀死他年幼的弟弟。政变军人有了B选项，这可能增长了他们的底气。这似乎反证了Fratricide的“必要”。
Fratricide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
奥斯曼帝国早期的十位君主，从奥斯曼拜伊到苏莱曼，几乎都是英主，平均在位27年。而在苏莱曼大帝身后的一个世纪中，苏丹平均在位只有12年，10位苏丹中有一半被废黜，许多人精神状态都不稳定。茂拉德四世死于酒精中毒，经常穿着袍子乱跑，在窗户随手射杀行人。他还试图在死前杀死作为备胎的兄弟，以证明自己是惟一的（然而立刻就要归天的）龙脉，幸好并未得逞。
这些数据似乎足以让人得出Fratricide有用的结论。血腥竞争确保了后代的生存能力，就像在狮群中经常发生的。但这个结论仍旧有讨论空间，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帝国，都遵循类似的兴衰率，开国的君主、征战的君主，帝国扩张时期的君主，都比较强势。反之，帝国“人过中年”，则各种衰微不振。奥斯曼帝国并没有显出特别。
在最尖刻的历史作者如卡罗琳·蔻芬尔眼中，为争夺权力而弑亲的行为不可能始于穆罕默德二世，它有更古早的传统来源。早期的苏丹似乎生育率低得厉害，这一点细思恐极。很可能太多的早期杀戮被有意隐去了。开国君主奥斯曼曾经为了王位杀了自己的叔叔。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一世有好几个兄弟，但史家只提到了一个阿拉丁的去向，其他几位不知所踪。奥尔汗也有好几个儿子，其中长子苏莱曼曾经统帅大军出征，却也没有下落。不多的线索是1400年的奥斯曼诗人艾哈迈迪的《列王史》，其中写道：穆拉德的所有兄弟都变成了他的仇敌，穆拉德剥夺了他的所有兄弟手中的权力，穆拉德用宝剑杀死了他的所有兄弟。至于穆拉德的儿子巴耶济德一世，众所周知，在争位战争中，杀死了自己的兄弟雅库布。
溯源并未停止。Fratricide的源流，有说是来自突厥民族，有说来自阿拉伯。两者应该都是对的。
Fratricide的根源，根子在继承制。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与农耕社会广泛存在长子继承制不同，在游牧文化中，非长子继承很普遍。总体上，要么是幼子继承，要么是强者继承。对中亚游牧民族文化有所了解的对此当不陌生。中东诸民族也多类似。
与其说Fratricide是民族的，不如说是游牧文明的。这也可以理解。由于与农耕文明不同，如果套用后者的长房继承制度，不一定能保证最强的人成为首领。而相对农耕文明，首领的强弱对游牧部族的作用要重要得多。另一方面，对世袭首领个人来说，也不希望自己孩子中较弱的一个继承权力。奥斯曼帝国的根底是加齐文化，就是那种类似哥萨克游牧武士的集合，必须要靠征服、战功与掳掠所得维系忠诚。首领太弱，很难hold住这些蛮夫。
一定烈度的、公开合法的竞争，就成为普遍的权力继承解决方案。
类似传统广泛存在于欧亚内陆，甚至渗入农耕政权。南北朝的北朝，皇族内讧就很厉害。唐初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以幼袭长，放在中原文化中，是个特别需要粉饰的污点 。如果考虑到李家数代北方游牧民族血统，这种选择就未必那么不寻常了。更早，秦始皇废长立幼，一直被诟病，其实也有学者认为秦王室本身游牧民族色彩浓厚。胡亥对扶苏的不依不饶，无异于Fratricide的早期中国实践。
1922年11月17日，穆罕默德六世仓皇辞庙，是为600年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个有实权的苏丹。早在一百年前，马哈茂德二世已经开始引入西方文明，成为第一位身穿西式服装画像的帝国苏丹。讽刺的是，Fratricide在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次实践，是在1808年，正是这位“第一个睁眼看西方”的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杀死了他唯一在世的兄弟，也是前任苏丹穆斯塔法四世。
Fratricide淡出土耳其的政治现实，在史书中凝成一丛刺眼的血花。
拉塞尔·雅各比在《杀戮欲》中论证：常识中，都认为我们害怕，而且应该害怕“他者”——危险的陌生人，但暴力最为经常、最为野蛮地发生在有着密切联系的人们之间，暴力的主要形式即是兄弟相残（fratricide）。这个论断，是指向西方文明的，但fratricide本身，却来自东方的奥斯曼帝国。
用东方和西方，无法分别人类共有的杀戮欲望。用农耕与游牧也不能。虽然历史被遮掩得很周到，自古至今，最东方的农耕文明中，兄弟相残的戏份哪里少了？
历史的是非固然不能以今日之政治伦理简单论述，但“在思考恶的过程之中，我们努力争取善。” 拉塞尔·雅各比此语，适为Fratricide这段醒目历史的绝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