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7-3-15 16:30
戒严年代里荒谬的禁书案
戒严年代里荒谬的禁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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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15 挖历史
生在千年之后，批评千年以前的人，有人控告诽谤，法院竟予受理，且处被告以罚金之刑，这真是开司法未有之例。此例一开，任何一本书都要变成禁书。
台湾戒严年代里，时有干涉学术自由讨论的事发生。齐邦媛的《巨流河》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1970年代，有人攻击高三下第六册国文最后一课选的是清代孔尚任《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攻击者认为这段曲文分明是讽刺国民党，担任主编的台湾师大周何教授差一点进了被称为“保安大饭店”的警备总部。
“诽谤韩愈案”，同样是这荒谬年代发生的荒谬的事件之一。
事情是由署名“干城”的文章《韩文公苏东坡给予潮州后人的观感》(以下简称“观感”)引起的。“干城”即郭寿华笔名，郭原籍广东大埔，少年时期曾在潮州金山中学读书，当过湛江市长，后随国民党赴台。1975年12月25日，郭写了《观感》一文，发表于台北《潮州文献》1976年第二卷第4期。此文云：
韩愈为人尚不脱古文人风流才子的怪习气，妻妾之外，不免消磨于风花雪月，曾在潮州染风流病，以至体力过度消耗，及后误信方士硫磺铅下补剂，离潮州不久，果卒于硫磺中毒。
这在一般读者看来无甚新奇的“观感”，却引来了郭寿华的同乡黄宗识的异议，他甚至以派亲关系上诉法院，说郭寿华有意诽谤韩愈。问题是，黄宗识并不是韩愈后代，无诉讼权，他便找到韩愈第三十九代直系血亲韩思道提起自诉。出人意料的是，台北地方法院竟受理此案，经过二审宣判郭寿华犯诽谤死人罪，罚金300元。
此案之判决，引起文坛极大的震惊。1977年9月14日，《联合报》刊载《诽谤韩愈二审定谳，郭寿华罚三百银元》，同日刊出严灵峰的《诽韩的文字狱平议》。萨孟武亦在9月15日写了《论“诽韩”的文字狱》，文中说：
韩愈到底得了什么病，有没有吃过硫磺，这都是无关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千余年以后，有人写了文章，考证韩愈的病，而司法机关竟为一千余年前的韩愈，判决现在著作人郭寿华犯了诽谤罪罚金300银元。我不知道这个判决是根据刑法那一条：根据刑法第309条么？
此条所谓的“人”是指活生生的人。根据刑法第312条么？本条所谓“已死之人”，必有期间上的限制，否则我们随便评论一位古人，均将犯了诽谤罪。此风一开，诚如严灵峰先生所说，我们不能批评王莽，不能批评曹操，不能批评秦桧，不能批评张邦昌。文人一执笔，一下笔，动辄得咎，那里尚有什么言论自由？
为古人抱不平，写文章反驳可也，告到法院，真是闻所未闻。汉王充所著的《论衡》，有《问孔》、《刺孟》两篇文章，东汉天子固未曾下令列为禁书。只惟明代李卓吾批评程朱的道学，明神宗万历30年以后，一直至有清一代，才将李之著作禁止刊行。然明代王阳明所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以当时孔学及道学之盛，兼以明代天子那样的专制，我也未见王阳明因此数句，而受免职处分。吾国在明以前，民间言论极其自由。杜甫之《石壕吏》是批评赋税之苛，《兵车行》是批评兵役之重。白居易的《长恨歌》，且据玄宗“好色思倾国”，而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其后来天子曾加白居易以“不大敬”的罪名么？
生在千年之后，批评千年以前的人，有人控告诽谤，法院竟予受理，且处被告以罚金之刑，这真是开司法未有之例。此例一开，任何一本书都要变成禁书。
萨孟武对该案由韩愈“第39代孙”韩思道提出诉讼，也提出质疑。因这个受理理由已超出常识之外，“唐代的谱牒至宋已不可信，难道到了民国，反可信么？汉唐两代对于外夷来降者多赐予国姓，汉赐姓为刘，唐赐姓为李，则今日姓刘的是同刘邦一族么？”其理当与今天姓韩的不见得是与韩愈一族同。
严灵峰在1977年9月18日又发表《公是公非，必须判明》，向受理案件的法院提出如下质问：
第一、我要问：“刑法”那一条、那一项规定，指人有“风流病”是犯罪行为？第二、韩思道是否韩愈的“直系血亲”？
一)韩思道所提出的证件《韩氏宗谱》……系民国2年2月所修。既称：“家谱无存”，又云：“相传文公24代孙玉珍。”韩玉珍本人乃系从“传闻”而被认为是“24代孙”。民国2年新修的家谱，距韩愈之死一千余年，根据什么资料和何种理由能够证明：韩玉珍是“韩愈的直系血亲”？这难道不是“神话”吗？
二)……24代的韩玉珍，尚无法确定她是“韩愈的直系血亲”，而韩玉珍又过15代的韩思道，算得上什么？他具有“告诉权”吗？同时，此是“家谱”的最后一页，笔迹与原谱根本不一样。……法院为什么不予追究？
民间倒是有人追究，那就是黄正模告发韩思道伪造文书。当时参加论战的不仅有严灵峰、萨孟武、杨仁寿，还有薛尔毅、罗龙治、张玉法、高阳、钱穆、沈云龙等。经过学术界人士对“诽韩案”的大力挞伐后，杨仁寿法官于1977年9月20日发表《再论“诽韩案”》，说他们判案的依据是刑法第312条第2项“诽谤死者罪”，可越解释漏洞越大，无法平息读者的愤怒之情。杨仁寿只好在文末安慰一下学术界：“想经此番‘笔战’之后，法院同仁(笔者自始至终未参与审理‘诽韩’案)已瞭然治史、考据学者‘处境’，嗣后处理类此案件，当会予以‘考虑’。”由此可见戒严期间台湾学者的处境。对千年以前的死人尚不能批评，如批评就诉之法院，那批评健在的作家或名人，其后果就将更不堪设想。
“
诽韩案”从发生到结束，历时两年多。它原属古典文学批评范畴，但鉴于它和当代文学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从中也可窥见文学理论环境和生态，因而特加以记载。
(作者：古远清，学者，著有《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等，现居武汉。)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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