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7-1-8 21:59
从北大高材生到牧师
从北大高材生到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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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6 金明日 基督徒学生联会
90年代，有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信主成为基督徒，他们成为今天中国城市教会的中坚力量。作为其中的一员，作为今天北京锡安教会的主任牧师金明日弟兄，他的信主见证，清晰生动地向我们呈现了那一代年青人集体的信仰经历
从东北到北大的预备党员
我出生于黑龙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当时家里非常贫困，条件恶劣，母亲生了八个孩子，四个孩子先后夭折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从小学习刻苦，在各个方面都是标准的“好学生”。一九八六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那时，我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了，是文革之后第一批在中学生中发展的预备党员。只是当时我还不满十八岁，当地的党组织没有为我举行宣誓入党的仪式，但他们说，你一入北大就可以举行仪式正式入党。
进入北大之后，鉴于我有预备党员的身份，立即被任命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但是，我立即受到巨大的精神冲击。那时的北大，自由主义的思潮此起彼伏，老师和同学都在讨论民主自由这些概念，大家几乎有这样的共识，都认为共产党是中国发展民主的障碍。于是，我经过一番思考，放弃了入党，变成了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一九八七年，我开始去教堂，是一个三自的教堂——崇文堂。那时教堂中大部分都是老人，牧师的讲道我也听不懂。觉得基督教是一种很被动的宗教，如果年轻人都信了教，谁去关心和承担国家的未来呢？我去教堂跟家庭没有关系，我家里没有基督教背景，父母都是循规蹈矩的农村人，对基督教相当排斥。是我自己想去寻求人生的真谛。
生命的转折点
我生命的转折与八十年代末的一个事件有关，那段经历在我的生命中已经“内在化”了。当时，我是一名三年级的学生，不是那种最热心最积极的参与者，但与大部分的北大学生一样，是赞同和支持学生运动的，也多次参加游行活动。六月三日、四日的时候，我不在北京，因为家里的事情，去了青岛。我记得很清楚，四日清晨，我在泰山顶上看日出，下山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高音喇叭在播放美国之音的消息，这才知道北京的军队开枪了。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高音喇叭中居然在播放美国之音。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仿佛天崩地裂一般，决定立即赶回北大。
六月五日的清晨，我抵达了北京站。此时北京的情形与几天前离开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整座城市都处于瘫痪状态，没有公交车，人们纷纷离开这座城市。回到北大之后，老师们都劝我们赶紧回家，他们估计很快军队就要开进学校实行军管，会大肆搜捕学生，学校会很不安全。我一边整理自己的物品，一边流泪，整个人被一种绝望的情绪所笼罩，原来的世界全都破碎了。
不久以后，学校通知大家复课。回到学校，继续学习，但已经是物是人非，有同学永远离开了我们，我自己也像死过一次一般。那是一九八九年秋天，我突然接到教会的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说崇文堂的一位老姊妹过世了。这位老姊妹跟我在教会里有一些来往，一直都在关注我的信仰状况，一直都在为我祷告。据她的亲人说，直到她患肝癌去世前夕，还在为我信主的事情恳切地祷告。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相当地感动。要知道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没有自我的，没有独立性的，是很少被爱的。大学是免费的，连牙膏牙刷都是国家发给的生活补助买的，大学生是属于国家的人，是一个抽象的群体。那事件之后，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拒绝、被抛弃、被欺骗的人，在高压下连话都不愿说，也不愿看官方的宣传报道。直到现在，二十年来，我都不看新闻联播。那时，突然得知有这样一位老姊妹牵挂我、关心我，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被轻轻触动了。
就在那个人生的低谷，原来的那些理想都破灭了，上帝却拣选了我。我去参加在八宝山举行的那位老姊妹的追思礼拜，那是一个最普通的基督徒，一个被众人瞧不起的老人，除了上帝之外大概很少有人关注她。但就是这样一位老姊妹，心中却有爱。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死去的人的尸体，突然感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躺在这里面，不知会有几个人来看自己的尸体。同学的死难才过去几个月，死亡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当时我还是唯物论者，在唯物论者看来，死后人就变成了灰尘，就再也不存在了。
那天我流了很多泪水，既是为那位老姊妹而流的，更是为自己而流的。我听到周围的基督徒在唱歌，他们唱的是“经过约旦河与天父见面”的那首，听到这歌声，我非常感动。以前，我们村里也有基督徒的葬礼，父母都很反感，认为子女不烧香、不倒酒、不磕头，是不孝顺，而且还在葬礼上唱歌。这一次，我身临其境，觉得基督徒的追思礼拜，意义与中国人传统的葬礼完全不一样。我感到信仰是勇敢的，不是逃避现实；以前我听不懂教会内的用语，是因为我没有处在那种光景里。我发现基督徒的歌声里有一种强烈的盼望，这是一般人没有的。我想起读过的丹麦哲学家齐克果的一句话：“信仰需要付出代价，但不信仰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是的，绝望是因为没有盼望的理由。以前听不懂上帝的话语，觉得上帝没有存在的必要。但这一次的追思礼拜让我意识到上帝很重要。
那一天之后，我便开始积极参加教会的聚会。那时真是如鹿渴慕溪水，再长的讲道也听得津津有味。还参加查经班，虽然“同学”都是老人家，上周查完的经文，这周他们又忘记了，还得重新开始。但我还是如饥似渴地倾听，做笔记。也很热心地在教会中服事，比如打扫卫生等等。几个月过去了，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关心我，我是教会中惟一的一名北大学生，那时的大学生很少去教会的。
这时，开始面临毕业的问题了。同学们都忙着毕业设计，看我整天往教会里跑，都劝我说，不要弄得毕不了业，一份北大的文凭对未来的生活是可靠的保障。但我当时考虑的中心问题是：上帝是否真的存在？我是谁？我为什么而活着？同学们追求的目标与我追求的目标，孰对孰错？我学的专业是地球物理，听过方励之物理学方面的讲座，一直以来都是科学的信徒。要让我相信像神话一样的《创世纪》是事实，与我所受的科学教育是矛盾的。
耶稣成为生命的主
那时，教会有一位来自美国伯克利大学的、到中国来短宣的弟兄。他一直在注意我，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想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吗？”我一听这话，心中有点恼火：“难道我是假基督徒吗？”他看到我的神情，便对我说：“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参加聚会、查经、服事就可以成为的，真正的基督徒是耶稣与你的生命发生了联系。你若有内在的需要，就去敲门，向主敞开你的心，主就进入你心中。”他的话带有不由分说的力量，却给我极大的震撼。
这时，我感到自己是一个需要被上帝拯救的人，便跪下来祷告。祷告时，我真的感受到了主的同在，我表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主。我流着泪，心中却有大喜乐。聚会结束，我骑自行车回北大，四十多分钟的路程，一路上我都在流泪，我的里面有看见，那种喜乐是谁也夺不走的，就好像一个孩子被人欺负之后回家，父亲早已在门口等候，孩子看到父亲伸出来的拥抱的手，一句话也不用说，便痛哭流涕了，所有的委屈都在那一刻得到了安慰。
那天是我重生得救的日子，我被圣灵大大地感动。我们教会是下午聚会，聚会完回学校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一路上我看到路灯下沉默地奔波的人群。一九八九年的秋天是我所经历的最为阴暗沉闷的秋天，我在这种压抑的情绪下生活了许久，第一次感觉到人生如此美好，北京如此美好。当时，北大学生起床的第一句话，异口同声地都是：“苦啊，苦啊！”（不是“主啊，主啊！”）。那事件让这个世界整个地翻转过来。绝望抓住了每一个人。那天，我第一次感到生存本身便是上帝的赏赐。正如C.S.路易士所说，对美的体验是上帝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宝贵的礼物，我们应当怀着感恩的心接受这个礼物。
那时，我住在二十八楼四三一房间，这里曾经是高自联的总指挥部。我回到宿舍，同学们都在打牌。几个月的时间，同一个地方的氛围宛若隔世！事件之后，几乎所有的北大学生都沉迷于打牌，这是一种消极反抗，以虚度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的方式反抗。有个同学嘲笑我说：“老金啊，上帝对你说话了吗？”我大声回答说：“上帝真的对我说话了！”那个时刻，我被基督的爱所充满，感到立即要为大家做点什么，便跑去为周围的三个宿舍的全部同学打开水，跑了很多趟，打了十多壶开水。这样的事情在大学里从来没有过，大学生们都爱偷用别人的开水，而不愿自己打水，更不用说帮别人打水了。大家都说，教会真是让人变得善良的地方。但我却清楚地知道，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上帝安慰与接纳了我。
我看到，周围的那些同学都是中国的精英分子，但他们那么绝望，他们通过打牌能获得安慰吗？天国与地狱同在一个地球上，没有耶稣的人深陷于绝望之中，我自己也是那样走过来的啊！我对绝望有着深切的体认。现在我讲道的时候，讲得最多的一个词语便是“盼望”，绝望之后的人才会明白有“盼望”的人生是多么的美好。
三自教会中的事奉
我信主之后不久，就知道自己一生要做什么，要为真理而活，要做一个传扬福音的人。当时我在缸瓦市的一家“三自”系统的教会聚会，他们缺乏讲道的牧师，那时规定很严格，没有北京户口的人不能讲道。我毕业分配在北京，有北京户口，是北大毕业生，有文化，在圣经方面又很有追求，所以大家让我来讲道。
那个教会只有三四十个人，尽管是“三自”系统的教会，但当时北京控制非常严密，在我讲道的时候，派出所的警察和安全局的官员就混在其中听。我被圣灵充满，就放胆讲道，大声疾呼这座有罪的城市赶紧信主，不然就要灭亡。我将每一次的讲道都当作最后一次。感谢主的保守，一直没有出什么事情。
家里人对我热心于教会的服事非常不以为然，他们专门安排我哥哥来劝说我。哥哥帮我介绍了一家外企的工作，收入很高。但我心中始终不得平安。两年之后，我遇到燕京神学院的吴慕迦先生，他当年曾经为信仰做过牢。他跟我一接触，知道我的愿望之后，就对我说：“你来我们燕京上学吧！”
通过了入学考试之后，我决定辞去工作到燕京神学院念神学。当时，我还不敢跟父母说是去念神学，只是说要学习。父亲知道了之后便说，年轻的时候多读书总是好的。母亲很细心，仔细盘问我到哪里去念书，当她知道我是去念神学之后，差不多气得昏了过去，躺在床上好几天时间不理我。后来，母亲对我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人生很短，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她以为我是经过事件之后，对这个世界灰心失望，看破红尘要出家当和尚去了。第二句是：“中国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是坚持无神论的，你们信有神论的没有好下场。”她知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是无神论，与有神论是冲突的。第三句是：“你的妻儿谁来养活呢？”她考虑到了我们小家庭的生计问题。母亲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她是从生活中得来的朴素的智慧。
但是，上帝为我开了道路。我妻子当时在北大进修，她支持我的选择，停止了学业，进入一家日资企业工作，以此来支持家庭。我成为文革之后第一名进入燕京神学院学习的重点大学的毕业生。经过两年的学习之后，第三年开始在神学院任教，并到一家教会牧会，有近十年之久。二零零二年我去国外念神学，二零零七年回国。六月三日，锡安教会汉语堂从七个人开始；六月五日，朝语堂从二十多人开始。有一家有三四十人正在寻找牧师的教会也加入了。第一年，教会超过了三百人；第二年，教会发展到五六百人。
时代的呼召
这一代人如何抓住机遇，明白并完成上帝的托付，为国家民族乃至世界作出贡献？由于人的罪性，人人都想成为上帝，但基督教的奥秘就是，上帝成为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从此，人成为神圣的生命，人权、自由及人的尊严神圣不可剥夺。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奥秘，就能明白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奇妙计划。
摘录自余杰《金明日牧师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