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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16-12-29 23:15

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电影《高度设防地带》

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电影《高度设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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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 | 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电影《高度设防地带》
原创 2016-12-29 王怡 王怡的麦克风

  有两种历史观,一种是资治通鉴,意思是历史本身没有意义,记录历史的意义,只是提供前车之鉴。另一种是希伯来人的历史观,历史是一个高于历史的意志的展开。因此记录历史的意义,不是记录人的行为,而是记录透过人类行为得以展现的上帝的作为。换言之,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一切历史、一切故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寓言。



看这部西班牙电影,忽然对当年詹姆逊说第三世界的文本都是民族寓言,有些新想法。电影是在墨西哥拍的,和我们一样,那里的中产阶级,开始聚居在城外具有某种封闭性的小区。所谓小区,也不小,已类似一座城邦。如广州的碧桂园。就算小,也五腑俱全。医院、学校、影院,和各种类似市政的系统。在电影里,还有教堂和墓地。

其实到底是城邦,还是小区,有点难说。如果你买了一块足够大的地,有房产,有街道,有公共设施,住户们签下公约,修一道墙围起来,拉上电网。那么警察进来,要不要搜查证呢?住户们推选一位负责人,是叫主任呢,还是市长呢。

单从产权理论说,一百平米是私人产业,一千亩也是私人产业。若这一千亩都是一家人的,外头立块牌子,警察就不能进来。一千亩上若有几千户人,理论上也是一样,所以小区门口大多写着,“私人物业,非请勿进”。但人一多了,就不可避免公共性,每家人都有亲朋来往。从住户利益来说,放弃部分的财产权利,来换取公共性,也就是我花钱买地,随便你踩;一般而言也是划得来的。

每家人对小区公共用地和设施都享有权益,只要有一家人不同意向业主以外的人彻底封闭,小区的公共性就不可消除。因为对私有财产,必须适用契约的一致同意原则,而非公法上的多数票原则。但在法律上,小区始终是私人产权,假设住户一致同意,他们能够“宣布独立”,成为一个微型的“城邦共和国”吗?在城门口设立守卫,没有搜查证,政府无权进入,就像无权进入普通的私人住宅一样。

我倾向于认为这在宪法上是成立的。只是你需要坐下来,和政府谈各种公共设施的价格。政府用技术性的理由,就能使这个城邦共和国的乌托邦,因交易成本太高而落空。只是政府不能说,我不准你们这样。

中产阶级小区的兴起,其实在私法与公法、私人自治与国家政治之间,创造了一个微妙的地带。不过这部得到威尼斯新锐导演奖的片子,并不把焦点放在这里。而是说,敦促一群富人们,用高墙电网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世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

这是一部充满了先知咒诅气息的寓言。它夸大了小区的封闭性,假设一座完全隔绝起来的城邦。住户都是上层的中产阶级,他们签下盟约,从政府那里取得自治权,也就是政府必须视这座小区为一项完整的私人财产。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入内。围墙内的幸福生活,与墨西哥城的贫穷凌乱,实在是两个世界。只是一天夜里,狂风吹倒了广告牌,砸在围墙上。几个穷小子爬进这座香格里拉,入室抢劫,杀死了一位老妇。

几声枪响,外面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住户们召集议会,决定不报警,自己找出藏匿在小区内的最后一名劫匪。因为和政府的协议中说,一旦发生刑事案件,政府将取消小区的自治地位。一个警察想尽办法进来,调查真相。孩子们兴奋地流传着关于劫匪的说法。结果一个孩子16岁生日这天,在地窖中发现了那个和他一样大的少年。

他问父亲,为什么不告诉警方。父亲说,年轻时哥哥被杀,警方腐败,他指证的疑犯被放走,并得知他的地址,跑来打断了他的肋骨。这就和1997年前的香港电影一样,所谓“警察靠得住,母猪也会上树”。这些富人们,对政府和穷人同时怀着深刻的恐惧感。小区议会在另一条路上越走越远,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理由,闯入议会反对派的家里,收走电话和手机;并试图贿赂警方,不惜代价维持这个中产阶级的乌托邦。

主办警察是个有意思的角色,他先拒绝了贿赂,因他觉得受侮辱。直到最后,上司进入小区谈判,赤裸裸地索贿。那个藏匿的少年追在警车后面,他却最终狠下心来,将少年遗弃在了这座“高尚社区”。大门外,少年的母亲等在那里,指控他“卖我的儿子得了多少钱”?这位曾渴慕正义的警察,实在羞耻难当,就因羞成怒,下车去,疯狂殴打老妇。

一群中产阶级男人,持枪追逐少年小偷的镜头,是电影中最令人羞耻的一幕。甚至比他们在小区街头动用私刑,最后将这位少年群殴致死的那一幕更令人哀伤。

私法和公法,两个世界,两个梦想,都弃绝了这个小偷。那个16岁少年,离开小区,带走了他在地窖认识的朋友的尸体。他母亲翻看纸牌,对丈夫说,我们都要下地狱的。

导演说,从真正的意义上讲,墨西哥是没有法律的。你遇见麻烦,还是要自己想法搞定。他说,电影期望关注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在人群中造成的阻隔。

但这不是一个关于墨西哥的民族寓言。而是关于这世代的寓言。

其实好电影都是寓言。有两种历史观,一种是资治通鉴,意思是历史本身没有意义,记录历史的意义,只是提供前车之鉴。另一种是希伯来人的历史观,历史是一个高于历史的意志的展开。因此记录历史的意义,不是记录人的行为,而是记录透过人类行为得以展现的上帝的作为。换言之,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一切历史、一切故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寓言。

而寓言的意思,差不多就等于预言。在圣经中,当真实的历史具有寓言和预言的双重含义时,就被称为“预表”。

因此在后一种观念里,对一个虚构故事的最高评价,就是接近于一个寓言。

    寓言一定是普遍的,而不是民族的。换言之,“民族寓言”的说法本质上是反寓言的。民族寓言的意思,和电影中的小区一样,是人群中一道隔断的墙。民族寓言的实质,就是一座巨大的男根崇拜。这就是所谓“第三世界文本”与经典本文的差异。它们一个是民族寓言,一个是历史寓言。或者说,一个是对寓言的模仿,一个是寓言本身。

这也是我们的奥运开幕式,和多数开幕式的差别。我们最强烈的叙述冲动,始终是关乎民族寓言的;我们对关乎族群的男根崇拜之外的叙事,永远缺乏激情。我们中间,也有隔断的墙。贫富的,官民的,内外的。但我们的墙主要是人墙。在那个晚上,我们看见的阵仗,无论多么陆离,本质上还是人墙。换句话说,对一个民族寓言的叙述,越是浩大,越证明你还是第三世界。

我们这里的小区,其实比墨西哥的更气派。在这世代,我们写不出真正的寓言,我们相互设防,在宏大的叙事中,依然构成彼此的人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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