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6-12-27 22:17
和散那，和散那：《圣彼得堡的恶魔》
和散那，和散那：《圣彼得堡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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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 | 和散那，和散那：《圣彼得堡的恶魔》
原创 2016-12-27 王怡 王怡的麦克风
在欧洲，无神论思想从来没有如此强大。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因此，我并不是像一个小孩子那样相信基督，信靠他。这一生，经过了怀疑的大熔炉，我的和散那（赞美的欢呼）才传扬开来。——陀思妥耶夫斯基
谁能在我们身上唤起对苦难的理解，谁就能在我们身上唤起爱。不然写作何为呢，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罢了。
借用朋友的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仿佛听自己的父亲与弟兄对答，字字句句，指向自己的内心。原来我困惑过的，也被另一个生命困惑过了。原来我挣扎过的，他也照样挣扎。原来我在哪里掩面、停下，他却从哪里出发，一路扎你的心。他的癫痫在哪里发作，我的灵魂也在哪里抽搐。
见到这部意大利电影，我有些狂喜。电影以托氏为主角，化用了小说《恶魔》。1866年10月，托氏陷入经济窘迫，他要在11月初交给出版商一部书稿，不然十年的版权都要赔给人家。他请了速记员安娜，帮他记录誊写。短短数周，完成了长篇小说《赌徒》。安娜也嫁给了这个“恶毒的天才”。嫁我这样的，已够倒霉了。嫁给他，光有爱情是不行的。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唤起爱，需要信仰。
早年的托氏，受别林斯基等人影响，对现实苦难的描写，是用社会民主派的手术刀。与苦难对应的处方，就是革命。那时，就如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撒旦被塑造为革命者，是一个反叛的普罗米修斯。所以别林斯基对莱蒙托夫笔下“广阔的想象、恶魔的力量、高傲的对上天的敌视”欣喜若狂。
1849年，托氏被捕，判了死刑。大难不死，流放西伯利亚十年。电影表现了他在那里的转变。一旦人间的制度，不再是人性苦难的唯一对照；“政治犯”的头衔，并不意味着人性的免检商标。“普罗大众”也不当然就是值得赞美的。人性的高贵，并不与我们承受的苦难成正比。因为救赎，并不是一个数伤疤的比赛。
后来托氏与别林斯基等人决裂，。他的《地下室手记》，对人性全然败坏的刻画，在人类思想史上，也许仅次于加尔文。他不但宣称人是“两条腿的忘恩负义的动物”，更一步说，“我们时代任何一个正派人都是也只可能是懦夫和奴才”。这是一部让俄罗斯“不高兴”的小说，对一个振臂高呼的斗士来说，是不能容忍的羞辱。所以直到斯大林时代，《手记》都被称为是托氏“最反动的作品”。
终其一生，托氏开始问，比苦难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配得上这苦难。苦难并非显出了我们的义，反而显出我们不义。因为苦难本身不能带来美好的事物。没有一场苦难，大得过人性的麻木。不然，512大地震后，我们都该焕然一新了。人间处处有罪人悔改，仇人和好，破镜重圆。事实呢，我们一觉醒来，继续活着，就像大地震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如果苦难能祝福人，那么迄今为止的人类苦难，显然太少。从西伯利亚回来后，托氏发现外面的苦难永远大不过里面的罪。唯有恩典可以大过罪。所以革命有什么用呢，革命不过是将苦难偶像化的力量。革命的实质就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毁谤。托氏回到了东正教传统，认为爱与饶恕，才是制服苦难、回归自由的唯一道路。别尔嘉耶夫说，这之后的托氏小说，“隐藏着最深的哲学与宗教渴望”。
这一路走来，走过的人，知道有多难。托氏代表了俄罗斯革命酝酿时期的一股保守的、基督教的道德力量。这力量难以改变时局，却在百年后回荡在俄罗斯大地。没有托氏的《恶魔》，这个民族又怎么可能出现索尔仁尼琴呢。
别尔嘉耶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教导人们怜悯和同情，“在这一点上，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没有一个人如此为人类无尽的苦难而悲伤”。他的信仰，永远是心头滴血的信仰，经过了一切怀疑，与烈火的煎熬。读托氏的日记时，我知道在我这个时代，没有人写过如此真实的见证：
“在欧洲，无神论思想从来没有如此强大。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因此，我并不是像一个小孩子那样相信基督，信靠他。这一生，经过了怀疑的大熔炉，我的和散那（赞美的欢呼）才传扬开来”。
某些地方，这片子像《窃听风暴》。在圣彼得堡写《赌徒》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精神病院见到一个革命者，向他披露了一个刺杀阴谋。他说自己被托氏的作品震撼，知道杀人不过是对苦难的最简单、最低级的反应。没有一个社会乌托邦，可以建立在一个无辜孩子的不可偿还的眼泪上。托氏介入了这一群革命党人。剧中，俄罗斯的特务头子，和他有几段有意思的对话。第一次，国安局长指着架子上如山的档案，对他说，你和你的朋友们，别林斯基、果戈理、托尔斯泰、巴枯宁，都让我们花了不少力气。
第二次，在革命者逃逸后的阁楼上，托氏说，我终其一生都在反对用理性与革命来建构完美大厦的冲动。这片子让我佩服的，是导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深刻又贴切。对托氏来说，苦难是寻求自由的必然产物，而任何革命理想一旦离开了基督，也就离开了自由。在革命中自由蜕变为奴隶制。国安局长回答说，我终其一生都在和政治犯打交道，读过他们大部分的书，我从心里认为他们说得有道理，也知道将要付出的代价。所以我的使命，就是尽可能让这一切来得再晚一点。
根据这段经历，托氏写出了小说《恶魔》，将革命者还原为人间的撒旦。在1870年代，他写的不是当时，而是未来。这是一部面向20世纪世界性的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悲剧的天才预言。高尔基恨恨地说，这是“无数企图毁谤革命运动的尝试中最有才华、也最凶狠的一种”。
对托氏来说，人是如此堕落，但即使最败坏之人的灵魂，仍然有着“上帝的面孔”。他写作的全部道德激情都在于此。毁灭一个永生的个体存在，就是邪恶。如《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他说，“我杀的不是一个老婆婆，我杀的是自己”。崔卫平最近的文章，也提到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杀人者发现，如果他不说出那件事，他这一生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从此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
唯有说出真相，才有自由。但若不靠着恩典，谁能说出真相呢。就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辽沙望着一无所信的哥哥伊万，说，“可是哥哥，你一生要怎么过呢。你问整个世界有没有这样的人，他能够而且有权宽恕？这样的人有，你忘记了他，大厦将建立在他上面。人们对他喊道，和散那，和散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