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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回顾

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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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

引言
1984年间，神借诗篇二十三篇叫我看见，我的一生乃是神牧养我的历史。从我孩提时期，经过上海早期教会生活，都经历主恩典的眷顾，以后数十年中，虽多次经过死荫的幽谷，但主都与我同在。至1990年，在神主宰安排下移居美国。在过去二十多年，经历神慈爱与恩典，并安享晚年，住在耶和华殿中作为一个感恩的人，我理当将神在我身上的恩典述说出来。
1986至1987年间，我还在中国大陆时，曾写了一部《六十年来的回顾》，记下我前六十年的历史。我在该书的引言中说：「我回顾这六十年来我是怎样听见的，怎样领受的。我先从听见我父亲对我说他的蒙恩和蒙召作主工的见证，说主的恢复在中国的开始，和我们一家怎样到了上海，怎么进入主的恢复里开始，再讲到我是如何得救的，如何在教会中事奉神的，我是如何领受这历年以来主在我们中间所恢复的真理和这历年以来主在我们中间的复兴和我们失败的教训。以后我就谈到我们的堕落和主对我们的怀念和看顾，主在我身上的工作等。我也回顾了一下各段时期宗教政策的演变和有关『三自』的一些文件，教会肃反后的一些文件，以便参考。」

这本「回忆录」可以说是1986年所写的《六十年来的回顾》的补充与增订版。《回顾》一书有些记载是有其主观因素和历史色彩，在我写作的过程，政府当局听到我在写回忆录，我亦将我所写的向他们详实报告。今天离开那环境后二十年，我的看法和说法都比较自由与客观。所以，我感觉需要在有些资料上加以修正。
除了1986年写的《回顾》外，我1990年抵美后又曾录了十二卷录音带，记录「主的恢复在中国上海的拾零」，我也把其中补遗资料加在本「回忆录」中。
最近二十年，我都定居在美国圣地亚哥（San Djego）女儿和女婿家里。在这段日子中，我不断享受教会生活和主生命的供应，其中点点滴滴，我在不同时间也记录下来。这些晚年教会生活的记录，我也加在这「回忆录」中。
感谢主，主耶稣是我的好牧人。祂牧养我一生。一切都是主的怜悯，叫我到现在还在主的恢复中，这是我最喜乐的事情。我再一次回忆我的一生，我的一生都有主的恩典、怜悯随着我，我的祷告乃是我能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
本「回忆录」在编辑过程中，承蒙许多主内弟兄姊妹花了许多心血帮忙整理校对。我衷心感铭，特此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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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父亲张光荣的蒙恩和蒙召作主工的经过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7-14页。）
感谢神！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当我们在母胎里的时候。祂就将我们分别出来归祂。祂喂养我们，扶养我们长大，她牧养我们，教育我们，管教我们。回顾这多年来，从孩提到老年，从训蒙到成长，我一生有祂引领。当我走迷了路，他将我找回；当我经过死荫的幽谷，祂与我同在，祂陪伴我，安慰我；当我走在黑暗里，祂来光照我。祂叫我回到羊群里，祂在我们这一小群中所要得到的，目的是要得到一个教会。我们都是祂手中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也都是这属天窑匠手中的一团泥土，任祂的意思来塑造我们，为要彰显祂的自己，使祂的荣耀得着称赞。阿们！
回顾1926年，我不过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叫名是已经六岁了。那时，我在杭州跟着父亲学唱赞美诗，学作祷告。每天晚上，当我们一家吃过晚饭后，便由父亲带领做「家庭礼拜」，参加的人除了我们家四口（我的父母、姐姐和我）外，记得还有一位葛香英老师。那时候，我的父亲是在杭州波门真神堂做传道，他很热心，也很敬畏神，亲爱众圣徒，但是对真理不清楚。在每晚做「家庭礼拜」时，我的父亲常讲圣经故事给我们听，也讲将来的审判和启示录中的大灾难，使我非常害怕。我父亲教我祷告：求耶稣救救我，做我中保，免我罪过，做好孩子，不遇灾祸。我每天都像小和尚念经一样，背得很熟。我们做「家庭礼拜」之后，每人抽一节圣经节，读出来给大家听，作为神对我们每天所说的话。有一天，我抽到一节圣经节，就是诗篇二十五篇十五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祂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当我读出来的时候，我父亲很高兴地说我将来要得救的，神要将我的脚从魔鬼的网罗里拉出来。我听了也很高兴，想着我将来可不受大灾难的苦。我父家当时住在清波门真神堂的第三进房里，第一进房是礼拜堂，第二进房是惠中女校和宿舍，第三进房才是我们的住家。当时常来我们家的人很多，有西国传教士甘惠泉师母（Mrs.Sweet）、费小姐等，有当地的牧师传道，如边伸生、王明道、陈崇桂、刘天德等；也有外地来的奋兴家如福州的王畏三。他们都很欢喜我，他们常问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工作，我毫不犹豫地说：「大起来，像爹爹做传道」，他们都称赞我。但我什么也不懂，虽然会念几句教出来的祷告，也会唱几首诗，但我还没有得救。然而，神是远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当我生出来的时候，我父亲就将我奉献给神，第八天还送我到医院去受了割礼。我是1922年1月生在安徽宿县，以前叫南宿州，那时我父亲已经得救了。
我的父亲于1889年生于浙江绍兴城内白衡弄一个贫寒的家庭中，我的祖父是做鞋匠的，祖母是做针线干活的。祖母因体弱多病，由我父亲的大伯母当家。当时，因我父家贫寒，子女多，太祖母欢喜我的大伯，而不欢喜我的父亲，所以她将积蓄的一点钱给我大伯上学读书，而不给父亲读书，叫他做家务，管弟妹，以后又送他到一个外国人家做男佣人。虽然我父亲从小就欢喜读书，吵着要太祖母给他上学，不愿作男佣人，但遭到太祖母的打骂，无奈之下，我父亲就请求他当佣工的这家外国人帮助他去读书。那个外国人是个传教士，就送我父亲到绍兴承天中学读书。这是在绍兴唯一西国传教士办的中学。校长Percy King很欢喜我的父亲。我父亲当时是听过主的名，但是未接受主。从承天中学高中毕业后，他做两所学校的老师，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每天两头跑很疲劳，又因从小缺少营养，加上用功读书，所以身体一直不好。那时，他听说上海邮政总局要招考邮务员，他就去应考。因为他英文好，字又写得清秀，所以录取了。1912年我父亲就进了北四川路邮政总届做了一个邮务员。
1914年他就做了上海新北门福佑路邮局分局局长有二年之久。1915年由人介绍和我母亲结婚，我的母亲费爱芝是绍兴内地会的教友，年轻时曾在一所在绍兴由西国女传教士密姑娘所办的私垫读过书。她会读罗马字圣经，也会用罗马字写信，但那时她还没有重生。他们在绍兴内地会结婚后，就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我父亲在英人办的邮局做分局长，薪水很高，每月约有八、九十银元。当时大米是三银元一担，一家开支每月十银元就可以了，所以他们生活过得很好，也有积蓄，但还没有孩子。我父亲在上海邮政局做了约有八年，于1917年我的父亲患重伤寒症，三个星期热度都不退，中西医都拒绝了他，一只脚在棺材里，一只脚在棺材外。这个时候我的父亲才想到神，要求耶稣的医治。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在工作顺利、生活舒适的时候，人是不会要耶稣的。人子来却是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父亲欢喜音乐，曾在上海圣公会圣保罗堂唱诗班唱过诗，所以他叫我母亲到圣保罗堂去请一个牧师来为他祷告。我母亲到了礼拜堂找不到牧师，却遇到一个美国弟兄名马西兰（Musson）。这人不是西国传教士，是上海圣经印刷厂的排字工人。马西兰弟兄一听见我父亲的请求，就马上带了铺盖去见我父亲，为我父亲恳切祷告，并对我父亲传福音。我父亲立刻接受了主，并对主说，如果主医好他的病，他就将身体献上，将来出来做传道。神听了祷告，医治了我父亲，第二天早上热度全退光了。因他悔改接受了主，心中满了喜乐，主的新生命进入他里面，他的性情脾气也都改变了。第一件事是神要他对付过去的罪，神要他写信回绍兴老家向太祖母认罪，因为太祖母从小苦待他，他很恨太祖母，甚至说过，将来有一天去买一枝手枪将太祖母打死。他在上海薪水这样高也很少寄钱回去。我父亲马上写信回家认罪，每月寄钱回去养活老人。第二件事是神要他传福音，他是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因此，他碰到人就传福音，说神如何叫他从死里复活及救了他。上至邮局总稽查，下至邮递员，他都向他们传福音。主日时他到上海布道会去做见证，在路上坐在人力车上也传福音，车到后，人力车夫要二角钱，他就给他四角，劝他总要信耶稣。回家在门口看见乞丐向他讨钱，他就向乞丐传福音，有的表示愿意接受主，他就请那人进屋，叫他洗澡，给他换上新衣服，又请他吃饭，临走还送钱给他用。那乞丐回去后，过了几个星期又来门口讨饭，新衣服也当掉了，钱也用光了，仍旧穿着破旧衣服哀求施舍。我父亲又请他进屋给他吃饭，给他钱和衣服，又和他讲道。这样不只一次、二次。别人都说我父亲信耶稣信迷了。真的信迷了吗？没有。因为我们所信的不是求福求寿，求上天堂不下地狱的宗教。我们是蒙了圣灵的光照，离弃偶像，归向那又真又活的神。神不但叫我父亲的身体由死复生，更重要的是他过去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神叫他活过来。因他悔改归向神，信了主，不但他的罪得以赦免，并且得着了基督的新生命。他的旧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只要他随时随着里面的主而行，他的生活就会使人不太理解，认为是信耶稣信迷了。基督在他里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他没重生以前也去礼拜堂，穿上唱诗班的白衣一同唱诗，和祷告做礼拜，但是那时他没有基督的新生命。重生后，当时也没有「初信课程」、「初信造就」教导初信的人要对付以往的罪、要奉献、要祷告、要读经、要传福音、要聚会、要随从灵而行，但他一一都做到了。是谁教导他的呢？这是主的恩典住在他里面，在万事上教训他，不用人教训他。他得救以后去买了一本大字的金边皮面圣经，在圣经里用红笔、蓝笔、绿笔写了许多字，做了许多记号。他对主的话是如饥如渴的。他得救以后就不去圣保罗堂做教友，而去布道会做见证、传福音，和弟兄们一同聚会。他在布道会里认识了一位弟兄，就是宣常铭弟兄的老父亲，和他一起站在台上见证复活的主。我父亲过去是把钱看得很重的，因为出生苦、眼界小，但是得救以后，满了主的爱。他对素不相识的乞丐能如此地爱他们，这不是他那「老我」，而是基督新生命的流露。他不顾人讥笑而到处传福音，因为他得到了这个宝中之宝，他也要将这宝贝介绍给别人。我父亲在邮局有一位好朋友叫陈锦芳，是邮局的总稽查，这人很欢喜看戏。当我父亲去他家传福音时，被他拉到戏院去看戏。到了戏院门口，我父亲逃了回来。后来，这人虽然堕落犯罪，但他临终时还是接受了主。
他得救以后不久，各种罪恶的试探和引诱也都来了。他的上司看他忠厚老实要想提拔他做会计，可以勾结他一同舞弊。可是，他有主耶稣在心里当家，他看出上司的用意，就推说不会做会计，算术和珠算都不好，断然拒绝了他。在横滨桥的邻居有一个坏女人，看见我父亲年轻漂亮，西装革履，会英文，薪水多，地位高，又看我母亲老实，就百般引诱他，向他献殷勤来勾引他。我父亲进屋和出屋都冷眼相待，不理睬她。因着我父亲不从他上司的计谋，而被调离上海。1919年我父亲奉调到安徽大通做二等局长，接管一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的破房子，要改建成邮政局。这是个重差使，没人要去，就叫他去。他将破屋交给木匠、泥水匠、铁匠等施工，自己设计监工，从早忙到夜，但是神祝福他，他说他在大通是一生最通达之时，在大通生了我的姐姐锡兰。因我父亲喜欢兰花，又看见在大通有一个何叶洲很像锡兰海乌，因而给我的姐姐取名锡兰。1922年他又奉调到安徽宿县（南宿州）做二等局长，宿县在皖北。在那儿很苦，邮局小，人手少。从卖邮票、拣信、收信到装袋送上船都要亲手做，常常是天未亮起床一直做到深夜十二点才能睡觉。但是神顾念他，在宿县就生下了我，给我取名锡康。因为我的姐姐吃牛奶长大身体不好，所以我父亲托人去乡下找了一个身壮力健的奶妈来喂我奶，盼望神赐我康健。
在宿县我父亲碰见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有一个外国人在船码头焦急地走来走去。邮递员见此情，不知该人有何急事，又言语不通，就将该人请来邮局见我父亲。我父亲和该人一交谈，知道他是从上海有事出差到宿县来的，刚收到一个电报说他儿子病危要他马上回上海去，他赶来码头看有否当天去上海的船。我父亲就问他是否基督徒，他说是的，于是我父亲和他一一同跪下为他儿子的病祷告。祷告后，我父亲对他说，请他放心，神一定听他们的祷告，他儿子的病必定好；当晚邮局有一只船去上海，他可以乘此船回去。那人非常高兴，回上海后，他的儿子的病果然好了，问热度是什么时候退的，知道真是他们祷告的时候。这个外国人表示感激，就写了一封信给北京邮政总局邮务长（外国人）讲了在宿县所碰到的事，并建议邮务长奖赏我的父亲。邮务长收到信后，派人来调查属实就将我父亲升了一级，从二等局长升为一等局长，薪水也加上了，正在这时，神的呼召临到我父亲要他出来做传道。正如彼得得着满满的一船鱼，耶稣呼召他撇下船和父母，来跟从他一样。我的父亲怎么也不肯出来做传道，我母亲更加反对说，那有这么傻丢掉金饭碗去做穷传道。我父亲忘记了得救时向主许的愿，但主没有忘记。他只顾到自己的金饭碗，没顾到神的工作和事业。因此，神就管教我父亲，像约拿不肯奉召去尼尼微城传悔改的道而被丢在海里被吞入鱼腹一样。我父亲因在邮局劳累过度，患了初期肺病和神经衰弱症，被送到江西牯岭肺病疗养院（卢山）养息。他初到牯岭，愁眉不振，经常失眠、便秘和胃口不开。神的话临到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太十六26 ）神给他看见人的生命完全掌握在神手里，金钱不能买生命，他看到比他身体好、外形白胖的青年因患肺病，医治无效，一个个被抬到太平间去。他在神面前认罪，承认是因他不听神的呼召而神管教了他。他对神说，他是一个小信的人，如果神是要他放下职业，全时间事奉神，就求神答应他两个请求，一个是求神叫我母亲能和他同心，一个是求神开路到神要他去的地方做传道。祷告后，我父亲就将神给他的一节圣经节读给我母亲听，并说如果再硬着颈项，恐怕也要被抬到太平间去，那时我母亲和两个孩子生活就更困难了。神叫我母亲回心转意说：「如果真是神呼召，要你出来做主的工，将来就是讨饭也跟着你。」我父亲很高兴，因为神听了他第一个要求。神又对他说：「我岂不比法老的女儿更富足么？」这样，他就不再为生活的问题担忧了。在牯岭山上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人的帮助，就是从日本来的Paget wilke，他出过一本书，名 《工作的炸力》（Dynamic of Service）。他在那里讲到圣经的真实，我父亲很得到他的帮助。过了几天，他忽然收到一封从杭州甘惠泉师母写给他的信，说：「我知道神要呼召你出来做传道，你就到我的清波门真神堂来做传道吧！」我父亲看了信很惊奇，因为他不认识这位甘师母，也没有人和他说起过这件事。甘师母是怎么知道神要呼召他出来做传道呢？原来是牯岭肺病疗养院里有一位西国传教士认识甘师母的。有一次，这人在杭州遇到甘师母，甘师母说她的礼拜堂已盖好，就是缺了个传道人。这个传教士就对甘师母说：「牯岭肺病疗养院里有个病人很热心，听说神要呼召他出来做传道，不妨写信去请他到你这里来。」我父亲就祷告神说，这是否神给他的凭据，听了他第二项的请求呢？如果是神的安排就叫甘师母接连写七封信给他作为一个凭据，因为他胆小，要非常清楚神的旨意。甘师母见没有回信，就隔几天写封信，隔几天写一封信，总共写了七封信，一封也不多也不少，我父亲这才清楚这是神给他开了路。所以他就回信给甘师母，说神如何呼召他，如何听他的祷告，他也决定去她那里做传道，但是因为他当时还在养病时期，不能正式做工，他提出能否住在礼拜堂里一边养病，一边传道。至于经济方面，因为他可以拿到养老金，所以不接受甘师母的薪水。甘师母同意这样做，于是我父亲就写信到北京邮政总局提出正式辞职。邮务长不同意他的辞呈，写信给他叫他安心养病一年，工资照发。但是我父亲已清楚神在环境中的安排，坚决提出要辞职，邮政当局没法，只得同意了。我父亲在牯岭养了九个月的病后，身体大有转机，因他听从神的话，内心满了平安和喜乐，神的话是他路上的光。
他在邮局正正做满了十二年，按邮政章程做满十二年就可以拿到一千余银元的养老金，连同他平日的积蓄，到告退邮局时，可以拿到二千余元。他将钱长期存在银行里，每月拿银行利息就可以生活了。自从他得到神的话，放下职业全时间事奉神，从1923年到1943年这二十年中，他没有拿过教会的工资，虽然以后也接受个别兄姊们的奉献包，但为数也甚微，主要还是靠养老金的利息养活一家，过得丰丰富富，还有余可以接待外地来的弟兄姊妹，和顾念缺乏的人。我们的神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在抗战期间，币制贬值，通货澎胀，神先叫我的姐姐出来工作贴补家用。到1943年我大学毕业，也可以自己挣钱了，那时我父亲存在银行里的存款已不值什么钱了。正在发愁时，他碰到马西兰弟兄的师母，她是在上海花旗银行做职员的，她叫我父亲将钱从银行里全部拿出来存在她的美元储蓄户内，变成了美金，保持了币值。这真看见是神的看顾和保守，在最困难、青黄不接的日子里，神也要我父亲过信心的生活。有一次连房租都交不出了，全家跪下同心祷告，第二天信箱中有一个奉献包，可以按时付清房租。这样的事不只一次，神的确是信实的主，依靠祂的人一无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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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跟我父亲到杭州的经过
发表更新:2016-04-01　阅读点击:880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15-18页。）

1924年我们全家搬到杭州，那时我只有两足岁。到杭州以后，我父亲就在清波门真神堂做传道，传扬主的福音。真神堂办了一所学校，礼拜堂是在最外面的一间，学校在第二间，我们的住家是在第三间的房子，是在最里面的。我父亲就在那边一面养病，身体好了就起来传福音，他常常带着大本圣经到西湖边去传福音、发福音单张。每天一早他就到城皇山上去祷告、读经、呼吸新鲜空气，习以为常。1925年我父亲和母亲一同到上海江湾基督徒查经祈祷处参加夏令会，听余慈度小姐讲道。有一天，我母亲睡到半夜，圣灵感动她，叫她为罪痛悔，她就号啕大哭，接受了主，做了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母亲回杭州以后，满了喜乐，常常是边洗衣服，边唱诗歌，给我印象深刻。去江湾听余慈度讲道的人很多，除我父母外，从杭州去的还有汪佩真小姐。她那时蒙召出来做传道，大有能力，到处都邀请她去领奋兴会和传福音。她的父亲是嘉兴县的县知事，认为女儿出来做传道有损汪家祠堂，就将她赶出家门。那时她只有二十几岁，她住奶奶家里，并到各礼拜堂传福音，满有能力。我父亲在杭州就认识她。1924年倪弟兄从福州应邀到杭州皮市巷礼拜堂讲道，汪请我父亲一同去听，各公会的老牧师也都去听他讲道，其中有王明道的丈人刘天德老牧师。会后，许多老牧师都说这二十几岁的青年传道人前途无可限量，神要大用他，我父亲在那时认识了他。
不久，我父亲在杭州碰见三件事神都救了他。神要借此试验他的信心：第一件事是礼拜堂被反基督教运动的学生捣毁，神救了他；第二件事是他被军阀师长捆绑要拖出去枪毙，神亦救了他；第三件事是他上玉皇山发福音单张时，险些被上山烧衣纸的善男信女推下山去，神也救了他。
约在1926年，反基督教运动展开，在杭州黄浦军官学校的学生带头来打掉礼拜堂，他们把某基督教和帝国主义混为一谈，认为要反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走狗，就一定要打掉洋教堂。于是，有一批学生拿石头、棍棒，蜂涌前来。清波门真神堂的门房工马上关上大铁门，学生们就爬到屋顶上，搬开瓦片，用绳子将人缒下。他们进到礼拜堂里将椅子打坏，将讲台推倒，将小风琴砸烂，将赞美诗撕破。一位住在隔壁官巷的姊妹裘冲曼师母闻讯跪下祷告，我父母也在家中关上门恳切祷告，神听了大家的祷告，在晴空万里的夏天，忽然飘来一片乌云，并下了一场很大的雨，这些来造反的学生们都逃跑了。第二件事也相继而来。当时时局混乱，军阀部队和北伐军在杭州相遇。有一天，有一个军阀师长带了一队兵要占领真神堂作驻兵的地方。师长进屋子叫我的父亲将所有空屋留出来为着驻兵用。他到教师宿舍看见关着许多空房间，就叫我父亲将房间打开。我父亲告诉他，这些都是女教师的宿合，她们放暑假都回乡下去了，所以门锁了，钥匙也被带走了。该师长蛮不讲理，说我父亲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胆敢反抗曲长的命令，就叫小兵将我父亲反绑起来，押出去枪毙。那时杀一个人像杀一条狗，生命没有保障。我父亲就祷告神说：「你呼召我出来到杭州做你的工，难道就叫我死在杭州吗？求你救我脱离无埋之恶人的手。」祷告后，神差了从前他在邮局里的好朋友陈锦芳来看他。这真是神听了祷告，绝非偶然碰巧的事。陈锦芳调到杭州邮政总局做总稽查已一年多了，有人告诉他，我父亲已迁来清波门真神堂做传道，他迟不来，早不来，就是在这时候来看我父亲。他进屋里便看见我母亲哭哭啼啼的，急忙问她出了什么事。我母亲将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他马上拿出名片去见师长说：「张光荣是我从前在邮局的老同事，他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没拿过外国人的钱，在此是养病的。请释放他，由我作担保。若他在话语中有得罪师长的，请看在我面子上饶恕他这一次。」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工作满了十二年，连他自己的积蓄，大约有三千元。师长一看名片知道他是杭州社会上的名人，于是叫小兵将我父亲释放了。我父亲获释后满心感激神。知道这是神要试验他的信心。这次所碰到的事，叫我父亲进一步认识我们所信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学生要砸毁礼拜堂，神伸出手来赶散了他们。军阀要杀害他，神就差人来拯救了他。他因此信心百倍，更加争取时间，抢救人的灵魂。所以，他每天带了许多福音单张到西湖边去分发，劝人信主。有一次，他上玉皇山去发单张，走到半山腰，遇到一群善男信女，将单张撕碎并丢到山脚下去，他们并且要将我父亲推下山去，正在千钧一发之际，神叫他有智慧，向后一躲，正巧后面是一个山洞，他就躲到里面去了。大家找不到他，只好上山去了。他满心感谢神，因为神是他的山寨，也是他的避难所。
时局不定以后，有很多人来清波门真神堂听道，我父亲也替许多人在礼拜堂里受浸，信徒也一天天增多起来。正在这时，他和甘师母发生了矛盾。第一件事是虽然我父亲没有要她的钱，但她知道我父亲有一笔退休钱，所以她要求我父亲付礼拜堂所有椅子的钱。她说我们中国人不肯花钱在中国人身上，反要他们外国人花钱在我们中国人身上吗？我父亲说这个礼拜堂是她自己盖起来的！礼拜堂里面若没有椅子就应该是她自己出钱买。但是，她把这个责任推到我父亲身上，我父亲就甘心情愿的从退休金里拿一部分钱出来买这礼拜堂的椅子。第二件事是甘师母看到信徒增加，认为现有的礼拜堂太小了，要盖一个更大的礼拜堂。她背着我父亲，将他的照片寄到美国刊登在传教士的刊物上大事宣传，说在中国有一个邮局局长放弃职业出来做传道，救了许多人，礼拜堂太小了，盼望大家多多捐献为着盖造一个更大的礼拜堂。以后，我父亲知道了就大为不快。他怪责甘师母没征得他的同意，便将他的照片寄到外国去，为募捐作广告。况且，现在礼拜堂的椅子都是他出钱买的，甘师母一毛不拔，说我们中国人不肯花钱在我们的礼拜堂上，要他们外国人来花费。第三件事是在1927年的一天，我父亲施浸后身体很疲劳，接下去「传圣餐」时先提杯，后提饼。甘师母对我父亲大发脾气，说我父亲大大得罪了神，将提送杯饼的次序颠倒了。我父亲那时候因对圣经真理不够认识，也认为是犯了大罪，良心上一直过不去。甘师母从此就冷落他，想把我父亲撵走。
我父亲就写信问倪弟兄，先传杯，后传饼是否犯了罪。倪弟兄回答说，这不是犯罪，先传饼也可，先传杯也可，圣经中没有明文规定一定要先传饼后传杯，否则就是犯罪得罪神。但是习惯上，照各会的惯例都是先传饼后传杯的，因为主在最后的晚餐中是先拿起饼来祝谢，后拿起杯来祝谢。我父亲这才明白，良心上的亏欠也因此除去了。但甘师母还是对他另眼相待，所以他觉得还是早日离开她的好。他就祷告求神另开出路，我父亲那时还没看到宗派是不符合圣经的。他只看到作为西国传教士来中国传福音的甘师母，有许多行为和圣经的真理不合。他祷告求神另开出路，使他可以脱离甘师母的辖制，而不是为求脱离宗派。但神就因而开了路，使他彻底和宗派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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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的恢复在上海的开始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19-31页。）

1922年我出生的那一年，主恢复中教会生活的实行在福州开始了。那时，神兴起了一班弟兄，有一次大的复兴。被兴起来的人有倪柝声、王载、王载的弟弟王畏三（即王峙），还有陆忠信、缪受训、张启珍、王约翰（就是王连俊）和魏光禧等。倪柝声是在1920年借余慈度姊妹传福音而得救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开始租房子传福音讲道。那时，神兴起了一位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M.E.Barber）来培养倪弟兄。和受恩姊妹是一个等候主来的人。还有几个人像王载、王连俊等也到和受恩那里受教。她对这一班青年人的要求非常严格，常常用很重的话责备他们。有的人受不了就不再去，但是倪弟兄都服下来接受。
第一次擘饼是在王载弟兄家，参加的只有三个人：王载、他的师母和倪弟兄。到了1923年，王载和几位弟兄走个人奋兴家的路，认为奋兴会既然能领人归主，所以我们也当有这样的聚会。倪弟兄认为神的旨意是要所有得救的人，站在地方合一的立场上，代表神在地上的教会来为祂作见证。王载和他弟弟王峙、王连俊和张启珍等弟兄都认为我们应当积极作传福音和奋兴会的工作，因这些工作容易看见果效。而倪弟兄借查考使徒行传看见神的心意是要在各地建立教会，他的负担不是在于成为出名的奋兴家，像宋尚节、赵世光一样，而是为建立各地的教会。这就引起对工作重点和看法上的分歧。
1924年倪弟兄先到南洋，后去福建罗星塔，又应邀去杭州工作。王载弟兄趁倪弟兄不在，请上海宣道会西国传教士吴伯瑞（Woodbury）弟兄去福州，封他做牧师，又在会所门前挂了一块「基督会堂」的牌子，这事遭到倪弟兄的反对。于是，王载和其余五位弟兄，包括王畏三、王连俊、张启珍等，联名公开刊印文字，将倪弟兄革除。于是，倪弟兄离开了福州。1925年，他在南洋兴起了教会，缪受训、陆忠信都是最早的同工。他被开除后曾经应杭州公会邀请去皮市巷礼拜堂讲道。那时，汪佩真请我父亲去听道，这样他才认识倪弟兄。
1923年出版了第一期的老〈复兴报〉，是大本的，说到生命的水流，内容翻译自盖恩夫人的信息。1925年倪弟兄在福建罗星塔出版了第一期老〈基督徒报〉，下半年又出版了一期，信息的内容着重关于救恩和教会的真理，也讲到预言和预表。1926年出版了十期，1927年又出版了十二期，总共二十四期。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二期专辑，一期是「敬拜神」、一期是「直道」。这两期是讲到脱离宗派走教会合一的路和如何擘饼记念主、敬拜神。当时在福建南部如厦门、同安、浙江平阳、福鼎、江苏北部和山东等地有许多人因看到〈基督徒报〉的信息而纷纷脱离宗派，在家里开始擘饼并过教会的生活。1926年厦门一带请倪弟兄去领聚会，另一面他又要写稿并回信。因疲劳太过，他肺结核的病情变得更严重，所以他决定将在主面前多年所学习的，以及所经历的写成一本书名《属灵人》。快要写完三册《属灵人》的时候，神让撒但攻击他。他自己见证说，他在写《属灵人》的时候，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向他显现出来。他说桌子上沾墨水的钢笔和墨水都会跳舞，这就是撒但的攻击。他在1924年得了肺病，到1928年才得到主的医治。
主不但在福州兴起倪弟兄，在杭州兴起汪佩真姊妹，差不多在1922、1923年也在南京兴起李渊如姊妹来。那时，她在南京和金陵女子神学院院长贾玉铭同工。她一面在神学院做教师，一面和贾玉铭牧师合办一本基督徒刊物，名为〈灵光报〉，她当主编。第一期的〈灵光报〉我看见过，过去十二本〈灵光报〉我都收集齐全。李姊妹和贾玉铭牧师看到倪弟兄办的老〈复兴报〉和老〈基督徒报〉，就和倪弟兄通信而相识。于1923年，倪弟兄请李渊如姊妹到福州去领会，那时他清楚将来李渊如要作他的同工。1926年贾玉铭牧师请倪弟兄到南京，一面养病，一面帮忙编〈灵光报〉的工作。倪弟兄当时所写的东西都是有关等候主再来，这些信息很帮助我。1927年北阀军打到南京，南京不平安，倪柝声的弟弟当时在部队里。他用他的军车把倪弟兄、李渊如，还有李渊如的两个学生：一个是缪韵春，一个是张耆年，从南京接出来。倪弟兄将李渊如和其他两位姊妹，就是李的学生缪韵春、张耆年接到上海，在前哈同路文德里，就是现在的铜仁路240弄26号，租了一幢住房给她们三位姊妹住。1928年他在同弄内34号租了一幢房子预备给自己住。
汪佩真姊妹自从在杭州被她父亲赶出家门后，就常住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她母亲家。1927年就在辛家花园和几位弟兄姊妹一同擘饼。以后，聚会又搬到赓庆里。等到李渊如租下了文德里26号住房后，擘饼聚会就从新闸路赓庆里搬到李渊如姊妹楼下的客堂里。当时参加聚会的人数只有七、八个人。弟兄只有倪弟兄和从绍兴内地会转过来的胡吉堂弟兄，姊妹们有汪佩真、李渊如、缪韵春、张耆年、朱增年、刘慧芬、程仪凤、路征先等。胡吉堂是一个外面热心的信徒，喜欢传福音。他曾经送了一部老式汽车给教会。那汽车我后来也开过，记得有一次还送李常受弟兄到车站去。晚上，我把车子停在李升伯女婿冯增寿家门口。胡吉堂后来往萧山，因那里潮退，干地出卖便宜，他想拉我父亲也加入他的生意。后来，他不得作长老，他就和宋吟樵、杨筠离开我们到杨绍唐处聚会了。
倪弟兄1926年从南京到无锡乡下养病，他快编完《属灵人》头四卷后，就在1927年到上海居住。1928年一月，他租下哈同路文德里34号的一幢房子，楼上作为卧房，楼下客堂就作为聚会之用。在李渊如家的擘饼聚会也就搬到倪弟兄的住处。每主日都是倪弟兄释放信息。虽然我年纪小听不懂，但是我还是去听。当时聚会的地方没有椅子，大家都坐长板凳。2月1日就在倪弟兄家里举行第一次特别聚会，写信请了浙江平阳一带和江苏北部一些弟兄姊妹来聚会，他们是读了老（基督徒报〉而脱离宗派，并开始在家里过教会生活的各地负责弟兄姊妹。这次聚会中心信息是「神永远的计划和基督的得胜」，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约三十位。特别聚会以后，倪弟兄因肺病复发卧床不起，需要有人去服事他，但是那时四位同工姊妹都是单身的，不方便去服事他。于是她们祷告求神兴起弟兄来，最好能带家眷来上海定居，一面可以加强聚会中弟兄的力量，另一面也可以服事倪弟兄。
1928年上半年汪佩真姊妹来杭州见我父亲，知道他和甘师母的矛盾，就问我父亲是否愿意搬来上海，因为上海聚会的生活才开始，倪弟兄又病倒，女同工们很不方便去服事他，大家正在祷告求神兴起一个家庭搬来上海。她叫我父亲将这事放在祷告中。我父亲经过几个月的祷告，清楚是神要他离开杭州甘师母处，并搬来上海。1928年10月，我们全家就搬到上海。头一个月住在26号李渊如楼上，第二个月神为我们预备28号一个前楼，到1930年隔壁30号全幢房子要出顶，顶费要一百五十元银元。有一位很爱主，在陕西北路开帽子店的黄兆麟弟兄，为我们付了顶费，将房子顶下，给我们全家居住。我跟父亲来上海时是六足岁半，叫名八岁。记得我们一家从杭州迁来上海时，坐在火车里唱余慈度查经祈祷处出版的复兴诗歌：「一路同走有我主耶稣，耶稣，耶稣，一路同走有我主耶稣。」我心中很高兴，因为换了一个新环境，虽然一家挤在一个前楼里，每晚除有聚会外，我父亲还是在晚饭后带全家祷告、读经。
搬到上海后，有时我们做错了事，或不听父母的话，父亲一直是打开圣经用圣经的话教训我们，并叫我们跪下祷告，在神面前认错，求神饶恕。如他教育了三次以上我们还是不听，那他就要责打我们了；但平日，他不随便打我们。他常用以弗所书六章一、二节教导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会使我们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诚命。当我们多次不听父亲的话时，他就跪下祷告，求神光照是否他在神前有错，有不听神话的地方。他以后对人说：「什么时候我不顺服神，我的孩子也不顺服我。」每逢讲道聚会或传福音聚会，我父亲都叫我们去参加，但每逢擘饼聚会，他就将我们关在家里背圣经。那时我年幼，还未重生，一些深奥的道理我也听不懂，但是还是一直要去听，特别听到故事和见证，我就聚精会神地听。那时还没有儿童聚会或训蒙班，我只好参加成人的聚会。虽然听不懂，但是我每次聚会后都像竹篮子被水洗过一样。我们唱的诗歌是福音书房出版的《小群诗歌》七十首。这是最早唱的诗歌，其中关于擘饼记念主的，大部分是从弟兄会编的诗歌中翻译过来的。关于生命方面的诗歌，大部分是从和受恩诗歌集翻译过来的。关于属灵争战方面、十字架道路方面的诗歌，大部分是从宾路易师母和罗伯斯弟兄所编的〈得胜者报〉（Overcomer）中翻译过来的，有的是倪弟兄自己编的。
1928年倪弟兄又租了文德里18号的一幢房子，他就将福建罗星塔的福音书房迁来上海，并请张耆年姊妹负责，何越樵弟兄管理事务，周锦堂弟兄做杂务工。文字工作在上海也就开始了。福音书房最早出版的有老〈基督徒报〉、〈复兴报〉和倪怀祖（倪的弟弟）翻译的《基督教与宗教》等。那时候聚会的人数不多，弟兄也不多。开始的时候在倪弟兄家楼下聚会的只有几十个人。那时候连椅子都没有，大家都坐长板凳。在聚会之前，我们把长板凳摆出来，就是这样子聚会了。那些长板凳都很便宜，但是时间太长，我们坐久了就会腰酸背痛，所以以后我们就买了些折椅子回来。
我父亲一到上海就先服事倪弟兄，帮他整理英文属灵书籍，因为他从国外旧书店买来许多属灵书，各方面的属灵书都有，约有二、三千本。倪弟兄的病越过越重，我父亲晚上去陪夜，一个德国医生说他半个肺已烂了，没几天可活了。弟兄姊妹也为他恳切地祷告，求神显神迹医治他。有一天主日上午，当弟兄姊妹在李渊如家聚会擘饼并为他禁食祷告时，我母亲忽然听到隔壁李渊如家有个弟兄唱诗的声音，声音很像倪弟兄的，唱得很响。我母亲当天有事没去聚会，她后来一打听果真是他。星期六晚上，倪弟兄有神的话，所以他不要我父亲去陪夜。第二天上午，在楼下的女帮佣听到他声音很响地说：「你要我起来，我就起来！」过一会儿楼上有拖鞋声，倪弟兄从楼上走下来了。这个女帮佣（不信主的）大为吃惊。倪弟兄走出后门，一直走到26号李渊如家，因为他知道有许多弟兄姊妹在为他祷告。同工们看到他，就惊奇得一个都不敢作声。他就向大家见证神如何医治了他，大家便因此一同唱诗赞美神。但是大家还半信半疑，叫他再去医生家拍一张片子，看看是否真的好了。他就先去剃个头，然后去医生家拍了一张片子。医生看了片子后，也大吃惊一惊，两个肺完全清晰。此后，他的肺病从未复发过，神已完全治好了他。这天下午，他和同工们去上海江湾余慈度姊妹的查经祈祷处，余慈度姊妹就是带领他得救的那位，在那里讲了两个小时话。这是我小时候看到的第一个神迹——神医。究竟神给了倪弟兄什么话，有这样大的力量呢？根据倪弟兄自己的见证，他求神给他信心，神就给他三句话，第一句是「因信而活」（罗一17），第二句话是「凭信而立」（林后一24），第三句话是「凭信而行」（林后五7）。另外，我从我父亲听到当时他已看出这病是出于撒但的攻击，神给他另一句话就是在帖后二章8节：「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记得这是1929年初的事。倪弟兄病得医治后，还需要调养休息，吃营养药Sanatogen，并打营养针Vitaspermin，他和同工们一星期有几次查经，他也在主日讲道。我父亲管理事务、开奉献箱、预备饼杯和整洁会所等。
与此同时，我跌破了头颅，但神治好了我。我家隔壁24号是缪韵春姊妹的妹夫焦华甫的家。他家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名焦泽先和焦泽浩，一个男孩名焦泽民。焦泽先比我小两岁，她骑着一辆三轮的小脚踏车，我向她借来骑一下，泽浩和泽民在后面推车，但因他们推得太快，车翻倒了，我跌在墙角上，头跌破了。当时，我只觉眼中有火光，不觉得痛。回家后，父亲见我头上直冒血，一看发现伤口有嘴巴那么长，他马上把止痛药水倒在我伤口上，用纱布缠裹。他没有送我去医院，也没请医生来看我，就和我母亲跪下为我祷告。我母亲告诉我伤口有嘴巴那么大，我吓了一跳，我就在神面前恳切祷告，求神不要叫我死，神就这样医好了我的伤口。以后我长大，每逢我发高烧生病，父亲就请长老们来为我抹油祷告，每次都是抹油祷告后第二天热度就退了。
汪佩真姊妹搬进文德里10号以后，她开始了主日儿童聚会。我们孩子们都称她汪娘娘。那时我才九岁。儿童聚会在她客厅里进行，去参加聚会的孩子大半是我们里弄里弟兄姊妹们的孩子，像我和我的姐姐，24号焦华甫家的三个孩子，20号马牧的两个女儿马佩艳、马佩兰和一个儿子马健南。还有16号开花边店的孙佳如弟兄的三个孩子，孙毓光、孙振光和孙懿光。那时，儿童聚会的诗歌只有小群诗歌里面的一首——「我们小孩现在都来」〔儿童诗歌第101首〕。汪姊妹自己也用中国调子编了一首诗歌，歌词如下：
「耶稣我救主、身钉十架是为我，头戴荆棘冕，手脚钉痕苦难言，第三日复活，四十天后升上天，不久还要来，迎接圣徒上高天。求救主赦免我一切罪愆，使我儆醒等，样样事情听主言。」
我直到现在还记得这些诗歌。这是主恢复里的第一个儿童聚会。
1929年眼科大夫俞成华医生进到教会生活里来。不久，他就回湖南湘雅医院去了。以后，他自己搬来上海过教会生活，先住在我家楼下，开了个眼科诊所。到1936年，俞成华将全家搬来上海。他另外在胶州路租了房子住，一面挂牌做眼科医生，一面在教会中做同工。在二十年代中，神在北方也兴起弟兄来，一个是烟台的李常受弟兄，一个是杜忠臣弟兄，杜弟兄是1929年来上海的。李弟兄是在1925年在山东烟台听汪佩真姊妹传福音得救的，而倪弟兄是在1920年在福州听余慈度姊妹传福音得救的。所以在教会荒凉的时候，神也用姊妹，正如在十九世纪初神在西方兴起宾路易师母和和受恩姊妹一样，她们都帮助了许多以后为主大用的青年弟兄。李常受弟兄得救后，在烟台看到倪弟兄写的〈晨星报〉。之后，他又从〈晨星报〉得知老〈基督徒报〉的出版，他每期都买来看，就渐渐地清楚什么是宗派。他得救后先是在大公会里聚会，后来倪弟兄介绍他看弟兄会达秘的《圣经略解》，他加入了烟台葡萄山的弟兄会，获得了许多关于预言、预表方面的圣经知识。他在弟兄会也认识了杜忠臣弟兄，那时他们都是在私营公司里作职员的。杜弟兄虽在弟兄会，但他对救恩的真理并不清楚，李弟兄便介绍他看倪弟兄所写的一本名为《得救的证实》的小册子，他看过后就清楚自己是得救了。不久，杜弟兄被公司调职来上海，他便来文德里聚会，这是1929年的事。李弟兄在1927年脱离弟兄会，到1932年他过去所在的南浸信会请倪弟兄去讲道，倪弟兄就去了。此后，约有十几位弟兄到海边去受浸，并在家里一起擘饼，在烟台的教会生活也就开始了。一直到1933年，李弟兄清楚神呼召他放下职业全时间事奉神。他在公司里每月可赚一百多元，正当总经理要提升他，加他薪水并且再过三个月便可拿到一大笔红利时，神呼召他出来做工。他离开了职业就来上海作工。
在三十年代初，当倪弟兄的病得到医治后，他清楚神要他在上海做以下四方面的工作：一、文字工作——神不要他写圣经批注和作解经的工作，也不要他讲解圣经预言和写普通传福音的书籍；神要他写重在活的生命之道，所以他觉得要恢复〈复兴报〉，将今时代的真理释放出来。神今天的心意是要加速建立祂儿子的身体，就是教会。神在三十年代初就给倪弟兄这个负担。〈复兴报〉又名〈今日的见证〉。1923年出版了第一本〈复兴报〉，名〈生命的水流〉，出版了三、四期以后便停刊了几年。到1930年，上海福音书房又再出版了〈复兴报〉，即新〈复兴报〉，并且又出版第一期〈讲经记录〉，内容大半是倪弟兄主日的讲台信息。新〈复兴报〉的内容大半是历年特别聚会（又名得胜聚会）的信息。二、开特别聚会——他一年一次召集各地同工来聚会，向他们传神所启示的信息。三、建立地方教会——主那时启示他，给他看见他蒙召的职事不是为开奋兴会，叫人听到更多的圣经道理，也不是要作个布道家。主给他的启示是要他在一地一地建立祂的教会来彰显祂，见证在地方上教会的合一，使每一个圣徒在教会中尽职，并过教会生活，神所要的，不是仅仅个人追求得胜或属灵，而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荣耀教会，好献给祂自己，这是他的负担。四、青年训练——主若延迟回来，神必须要兴起一班青年在下一代继续祂的见证。他盼望能有一个适当的地方来训练青年，但不是办一个神学院，或者圣经学校。他盼望青年们一方面过团体生活、操练属灵生命、接受造就、学习读经祷告、建立良好的品格，一方面学习对付罪、世界、肉体、天然生命等。训练后，他们回各地的教会和圣徒配搭，一同在教会中事奉主。所以，他在1931年在上海真茹买了十几亩地作为训练青年继续祂的见证之用。以后，他在真茹盖了房子，但他的心愿未成，倪老师母用这房子办了一个孤儿院。
所以在主恢复中，在上海的教会生活开始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工作的聚会，如每年一次特别聚会、主日讲台、查经聚会、传福音聚会等，一方面是本地教会性质的聚会如擘饼聚会、祷告聚会、姊妹聚会等。
许多人看了〈基督徒报〉以后，就在各地兴起了教会，即奉主名的聚会。除了福州以外，最早有见证的是在浙江和江苏。在浙江的见证，主要是在平阳一带。那时候有蔡琦弟兄，还有周弟兄。另外在温州也有弟兄，神在江苏苏北也兴起奉主名的聚会。在那里要兴起的四个负责同工是季永同弟兄、季永丰弟兄、吴微弟兄和邱日鉴弟兄。这四位最早的同工在苏北兴起了许多奉主名的聚会。他们开始时都在家里擘饼和聚会。倪弟兄在上海办了几次得胜聚会。他请福音书房根据福音书房的通讯录，通知弟兄姊妹来参加上海的得胜聚会。除了浙江和江苏，福建也开始有很多地方兴起来，如福清等地。我记得我父亲还没有搬来上海以前，就有第一次的得胜聚会，题目是「神永远的计划和基督的得胜」。那次来的人不多，只有二十几位，大部分都是从福建来的。以后在1930年，有一次得胜聚会。在1934年，又有一次得胜聚会。他们到上海来，同工们像陆忠信、缪受训、魏光禧，还有其他一些我现在记不起来的人，都到我家里。除了去看李渊如和倪弟兄，以及去福音书房买书外，他们聚会完了大部分时间都到我家里来。我很喜欢这些主所兴起来的同工。他们到我家里吃饭，家里摆了两张圆桌，地方小、人又多，我因个子小，所以常往来替他们盛饭。
1930年，上海教会的弟兄姊妹已有一百多人。那时，从各公会出来并一同过教会生活的人越过越多起来了，并且从外地教会来交通的人也多起来了。文德里34号单开间的客堂容纳不下，所以凳子都摆到天井里，大家就为房子祷告。不久，隔壁36号一幢房子要出顶，教会就将房子顶下来，将客堂打通可坐一百多人；到1931年，隔壁38号两栋两下的房子要出顶，教会又顶下来，楼下四开间打通可坐三、四百人，连天井、大门外弄内可坐五、六百人。记得那时来参加聚会的有周行义、宣常铭，他们都是公会牧师的儿子，还有内地会转过来的华树模、金芳联、王声浩；姊妹们有王采娟、王蔼娟、王师母、李石赛荷、金乔静文、萧余音等。到1931年，唐守临、江守道都从公会里转过来了。他俩也是公会牧师的儿子，唐是东吴附中的老师，江守道和周行义在东吴附中时做过唐的学生。胡吉堂弟兄又带来一些绍兴沙地的弟兄姊妹。从公会里转过来的弟兄姊妹都带了一些人来。又有从苏北来，如季永丰弟兄（南京季永同弟兄之兄）和从福州来的沈丁玲弟兄、陈马可弟兄等。到1931年，在文德里聚会的弟兄姊妹约有一百余人。那时有两种聚会，一种是工作性质的聚会，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倪弟兄一人讲，一种是本地教会性质的聚会，本地弟兄们可以在聚会里提诗歌、祷告讲话、作见证，只是当时姊妹们还不许可在聚会里讲话，起初连祷告也不可以。姊妹只可以在姊妹聚会里讲话、祷告。这是从弟兄会来的传统。在1925到1927年之间，倪弟兄读到一点「弟兄会」的著作，大半是弟兄会闭关派达秘的，倪弟兄采纳了一点。达秘弟兄在英国已看到宗派的罪恶，所以他们脱离了公会，并设立桌子擘饼。他们无礼拜堂、无牧师、无圣品制度，来聚会的都称为弟兄姊妹。我们起初聚会时也是这样。所以，有人称我们是中国的弟兄会。
那时有三位负责弟兄，一位是杜忠臣弟兄，他管财务；一位是吴锡佑弟兄，还有林光表弟兄。林光表是在药厂里面作事的。那时候，我的父亲也一同帮助他们管理教会的事务并开奉献箱。我的父亲没有像倪弟兄、李常受弟兄等的托付，他是服事弟兄的人。
当时的饼杯都是我父亲在家里预备的，起初都是用葡萄汁，并且只用一个杯，也只有一个饼，那时由姊妹们用手帕把杯递过来，弟兄姊妹喝一口后便用手帕在杯子上抹一抹，再把那个杯和手帕递过去。
在英国的弟兄会和倪弟兄通信，知道我们在上海也有这样的聚会。于1931年下半年，英、美、澳三国弟兄会闭关派派了八个人来访问我们。他们称为弟兄会雷汶奈派，他们是作出口的，一个是豪斯（House），一个是工程师巴罗（Barrow），还有医生乔斯（Joyce），阳伞厂老板腓力（Phillip），糖果厂老板梅尔（Meyer），和他们三位夫人。倪弟兄和他们交通，也请豪斯讲过几次道，由我父亲和俞医生做翻译。我那时才十岁，还没得救，但我都有参加聚会。
那时候，他们带来他们唱的一本小诗歌LittleFlockHymns，每人带了一本来。其中有一些他们的诗歌我们已翻成中文，编在我们的《小群诗歌》里了。最早的诗歌是很小的一本，只有七十首，这个我看见过；以后渐渐地就增加了一些，变成一百八十三首。我那时还小，很稀奇怎么他们也会唱我们的诗歌，后来才知道，在我们诗歌中一些赞美主、擘饼聚会时用的诗歌，有许多是从弟兄会的诗歌翻译过来。他们在上海理查德饭店住了一星期，后由倪弟兄陪他们去福州、苏北一带访问弟兄们，他们离开中国时送给倪弟兄一笔钱，一部分是给苏北教会的，一部分是给他做路费，请他来年去回访他们。当弟兄会这八个外国弟兄姊妹在上海访问聚会时，当时公会出的〈通问报〉记者赵希明先生也来听道，他就在〈通问报〉上登载了一篇报导，称我们是「小群派」，因为他找不到我们聚会地方有什么牌子，只看到我们所用的诗歌上面写了「小群」两个字。其实我们没有特别的名称，各地的聚会都称为「奉主名的聚会」。「小群」二字是诗歌的名称，为避免误会，小群诗歌再版时就不用「小群」的名称了，只称为「诗歌」。以后，别人称我们是「小群派」，但我们从来没有称自己是「小群聚会」。为此，倪弟兄在一个主日讲了一篇〈往事的述说〉，是针对「小群」二字讲的。那时我亲身在那些聚会中，那些西国弟兄姊妹还来我家吃过饭。
从1930年到1932年这几年中，有许多过去从公会转过来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很爱主的，但在教会真理和救恩真理方面有许多还辨别不清，如领圣餐和擘饼的问题、蒙头的问题、受浸和受洗的问题、牧师和长老、同工的问题、礼拜堂和聚会所的问题、恩典和律法的问题、天国和永生的问题、恩典和恩赐的问题，得救和得胜的问题等，因此倪弟兄病好了以后，差不多每天晚上就和同工们查经，有时候在白天，有时候在晚上。把一个一个的问题都好好查考过，把许多基督教争议的点根据圣经都重新来看过。他在一星期中抽出几天专从圣经中来查考这些基本真理，并于1931年9月份在上海开了一次特别聚会，从各地都有同工来，这次特别聚会的中心信息是「新约和神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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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的恢复在上海的继续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32-40页。）

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西方已经有许多真理被恢复过来了。倪柝声弟兄从历代各宗派基督徒的实行中采取那些优点，将它们摆在一起，另一面他和弟兄们认真查考圣经，从圣经原文和各种翻译本找出圣经在翻译上一些不够透彻的字义，结合属灵的经历和他所看到基督教的偏差，将圣经的真理启示和亮光继承下来。他擅于吸取并汇集历代主所恢复的一些好的东西。他吸取的方法，一是通过阅读历代基督徒书籍，一是通过结识一些属灵的人，还有就是钻研圣经原文和熟读圣经。当时他所收集到英文的属灵书籍有三千多本，在他住的34号前楼，满房间都是书，床上也摆满了书。1928年他生病时，叫我父亲替他整理。抗战期间，他将这些书都搬到福州海关巷他的卧房去。1956年教会肃反时，他在福州的书全被运到公安局去了。我们通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将书全部运到上海福者书房，然后由我来整理、分类和编号。
倪弟兄各方面的书都有：解经方面的、希腊原文的、几个新约注解的权威如阿福得、胡德、朗斯的。他也有慕安德烈、宾路易师母、史伯克、盖恩夫人等全套在属灵生命方面的书。解放后在内地会撤退前，他将内地会图书馆内的书全部买下来放在江西路生化药厂办公室内，叫我整理、分类和编号。因此，我知道他的属灵书籍真是汗牛充栋。他在二十年代初就开始向国外订了许多基督徒期刊，如弟兄会的〈晨光报〉、宾路易师母编的〈得胜者报〉、史百克编的〈见证报〉。通过订阅期刊并和他们通讯往来，他认识了一些人。他和弟兄会的人接触，将弟兄们所恢复的教会真理、救恩真理接受过来。他蒙恩以后得到一个英国姊妹和受恩许多的帮助。和受恩本是美以美会差来中国作工的，她后来脱离了差会。她所接触的人，有弟兄会大教师郭维德（Govett）的一位了不起的学生潘汤（D.M.Panton）弟兄。潘汤在那时已认识了宗派的罪恶，因此脱离了宗派，和弟兄们恢复擘饼的聚会。和受恩和他们在一起聚会，也认识到宗派的错误，所以她就向差会提出呈辞。和受恩还认识宾路易师母和史百克弟兄，她经常将她编的诗歌投稿在宾路易师母编的〈得胜者报〉上。倪弟兄看到在福州美以美会中有许多不符合圣经的地方，也认识到宗派在消极一面的许多错误。他一面接受传统的帮助，一面尽力地钻进圣经里去研读神的话。
从1920年到1932年，主在我们中间真理的恢复和主所给我们的启示，第一、在救恩方面有「得救的证实」、「因信成圣」、「基督的死」、「复活」、「升天」和「再来」等六项；第二，在生命方面有「人的三部分」、「里面的生命」、「属灵的争战」、「得胜者」、「国度」、「被提」等六项；第三，在教会真理方面有「教会」、「普遍的祭司职任」、「正当的长老职分」、「基督教的偏差」、「宗派」、「圣品制度，人为的组织」等六项；第四，在教会生活恢复方面有「受浸与擘饼」、「蒙头与按手」、「信靠神的生活」等三项，总共二十一项。这些还是初步的恢复，圣经的真理是不变的，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渐进的。
我想我当具体地、简略地把这十二年中主在圣经真理方面的恢复谈一谈：
圣经的真理有好多方面，每方面都有它客观和主观的两部分。当时，我们称这两部分为客观的真理和主观的经历，客观的真理是根基，主观的经历是建造。主观的经历是建造在客观真理的基础上的。圣经中客观的真理是不变的，但我们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和经历需要有异象，也需要有启示。这异象和启示也是越过越强的，我们总得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认识祂。活在别人的亮光之下是不会持久的。
我们是神的儿女，首先我们必须要清楚救恩的真理，然后我们才能带领别人清楚得救。不错，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但是人信了以后是否得救了呢？是否成圣了呢？在二十年代以前，各大公会的人连牧师、传道都不清楚得救的证实这问题。你问他：「你得救了么？」他回答说：「那怎么知道，我信了以后如果做个好人，将来到主那里去，主说好，我就得救，如果主说不好，我还难免地狱的火。」他们把得救和得胜混为一谈，也把得永生和进天国混为一谈。当时有一幅「明心图」非常害人，「明心图」上写了一个人，他在未信主前心中都是魔鬼作王，但信主后魔鬼逃走了，耶稣在他心里作王，但是那个人后来又堕落犯罪了，魔鬼又到他心中来作王了，耶稣也不见了。这张图是异端，它告诉人信了耶稣如果再堕落、犯罪，耶稣就会离开他，他还是要沉沦下地狱的。
二十世纪初弟兄会中，有一个名乔治克丁（GeorgeCutting）的弟兄，他写了一本书名《救、知、乐》，此书告诉人，一个人得救与否自己是能知道的，因为人得救以后就有喜乐。这本小册子帮助了许多人，但这本书没有清楚讲到一个人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1922年倪弟兄得救以后，他反复查考圣经，清楚知道我们一信主耶稣，就有把握证实我们必定得救，并且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的。因着长期以来在各大公会的牧师、传道都不清楚得救的证实这问题，就把许多没有主生命的人也带到教会里来了。他们拉人入教，不理会人得救不得救，反正得救与否是生前不能知道的，只要来做礼拜的人多，来听道的人多，捐献也就多起来了。因此，他们竭力拉人入教，常来听道的称为慕道友、教友，受了洗礼以后互称为同道。慕道友要受洗，就要参加学习班，学习使徒信经等。考试合格就可以受洗，受了洗就可以领圣餐成为同道，并参加教会事工，女孩也可以受洗，受了洗的都成为本堂教友。比较追求一点的年轻教友可进圣经学校或神学院深造。从神学院毕业出来后就可以封作牧师。所以，有的神学院出来的学生还不清楚得救的问题，甚至有的牧师还没有重生。曾有一位牧师来我们中间听道，听到我们讲生命的问题，他说他做了几十年的牧师，当天是第一次听见这个生命之道。但是在公会中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也不是所有的牧师都不得救的，有的牧师在属灵生命上是很好的。在二十年代有成寄归牧师、陈崇桂牧师、贾玉铭牧师等都是好的牧师。牧师看教友冷淡就去请奋兴家来奋兴一下，当时有名的奋兴家如宋尚节、王载、赵世光等，我跟父亲到上海来以后，也跟父亲到慕尔堂（沐恩堂）去听宋尚节带领奋兴会。宋尚节讲道是很有能力，我一进慕尔堂就感觉到空气不一样。我坐在后排，也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只看见他在台上蹦蹦跳跳，但是有一种空气叫你想哭。会后，许多人流着泪到台前跪着认罪悔改。我也到大新公司（现在的总百一店）四楼听赵世光领奋兴会。他讲道也有能力，他用唱短歌的方式，反复教大家轮流唱，唱得大家都把诗歌背起来。许多人因他所唱的诗歌悔改信主得救了。奋兴家开一个星期奋兴会，大家奋兴一星期，或可延续一、二个月，但是奋兴家离开了，半年或一年后大家又冷淡了。牧师又设法去请别的奋兴家来奋兴一下。在公会里有许多得救的人差不多都是奋兴家所结的果子，当然也有果子是其他牧师传道所结的。
过去在公会里弟兄姊妹认为「重生」的道是比较深的道，而「成圣」更是高不可攀的，因为中国在二十年代的时候，学校里学的文言文都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大家尊孔孟为圣人。有的人领会「成圣」是要成为像孔孟一样，这当然是高不可攀的了。但圣经中所说的「成圣」，在原文是「圣别」，重在「别」而不是重在「圣」。我们一信了主，在客观方面起了地位上的改变，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渐渐增多，我们在性情上就起了质的变化，这种因性质的改变而有的成圣就是变化。变化就是主观性质改变的成圣。
第二，在生命方面，在中国最早讲生命方面之信息的是李淑青弟兄，他是看到了慕安德烈所著有关生命方面的书而得到复兴的。以后就是和受恩姊妹，她是从宾路易师母得到帮助的。和受恩姊妹帮助了倪弟兄。当时，倪弟兄除看到弟兄会达秘等所写有关教会的真理外，也接受了慕安德烈、宾路易师母、罗伯斯和史百克所恢复有关基督生命方面的道。他在1925年间就看见了人的三部分，即灵、魂、体。他看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希怕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一个人明明有三部分，不是像当日一般牧师所说人只有灵魂和身体二部分，所以他花了许多时间从圣经原文中找出有关灵和魂和身体所有的圣经节，开始写厚厚的三册《属灵人》。这本书也结合了一些宾路易师母和罗伯斯弟兄的属灵争战的经历。以后，他看到一本西国姊妹写的《神的救赎法》，将人的三部分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变化画成图。倪弟兄很注重圣经中讲到关于人的灵的问题和魂的得救的问题。基督的生命是从人的灵里开始变化，一直到身体为止。这生命变化的道在二十年代是被蒙蔽的，许多牧师讲道讲了几十年都只讲客观方面的真理，而从未讲到主观方面的灵与生命的道。倪弟兄写这部书，他的灵、魂、体都受到撒但的攻击。据说撒但还用最坏的形态显现给他看，恫吓他。所以，我们知道撒但最恨人讲基督的灵和我们的灵调和在一起的问题。在他写《属灵人》的同时，他看见属灵争战的问题。他看见在神和撒但之间有一个争战。在这争战中，所有神的儿女都被牵连在内。到底我们站在哪一边？如果我们站在撒但这边，就是敌挡神；如果我们站在神这边，就是敌挡撒但。所有得胜的圣徒都是在战场上，他们是为神的神圣旨意而争战。所以在1928年《小群诗歌》七十首中，除了擘饼记念主、敬拜父这一类从弟兄会翻译过来的诗歌外，也有一部分是从宾路易师母和罗伯斯弟兄著的属灵争战的诗歌中翻译过来的，如「我对撒但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赐给复活基督」、「当奉耶稣这名站住！」、「今日战争凶猛，仇敌更强」、「当你苦受撒但试探，四围无处不黑暗」、「冲过！战士哪，冲过！前线下在开火」、「我奉耶稣全能的名跪在赐恩宝座前」、「主留我们今日在世，原是为争战」、「阿利路亚！耶稣得胜，大声唱凯歌！」等十余首诗。
但是，当时我们所看见的都是个人属灵的争战，而没有看见属灵的争战是要在身体里，我们要同着身体联于元首才能得胜。接着就是得胜者的问题。在二十年代，宾路易师母办了几年的期刊，取名为〈得胜者报〉。和受恩姊妹有许多属灵的诗歌起初都是在〈得胜者报〉中发表的。倪弟兄、我父亲，还有其他一些弟兄们起初都看〈得胜者报〉的。倪弟兄也看到现在神是在呼召得胜者。现在全教会都落下去了，许多基督徒都失败了，因此主就来呼召一些人作得胜者。在启示录第二、三章，圣灵对七个教会说的话，也是对全教会说的。主不但呼召亚细亚七个教会中的得胜者，也是在全教会中呼召得胜者。启示录十二章中的男孩子就是得胜者。1928年在文德里第一次召开的特会之中心信息，就是「神永远的计划和基督的得胜」，当时称这特会为「得胜聚会」。1934年在上海教会的得胜聚会的中心信息除「基督是宇宙的中心和神的中心」外，还讲「基甸三百人和得胜者」。在诗歌中有「我不敢稍为失败，因有加略在望，耶稣在彼要奏凯，胜过黑暗君王」等。当时，大家领会的得胜是基督的得胜，基督的得胜是胜过罪、死、魔。我们站在基督已经得胜的地位上，我们也能胜过罪、死、魔。因此，得胜的问题也变成个人得胜的问题。
到1935年的得胜聚会又有「过得胜关」、「过圣灵浇灌关」，看到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成为我的得胜。那时候大家还没有看到得胜也是一个身体的问题，今天主呼召我们做得胜者，不是为着我们个人，是为着基督和教会。得胜不只是胜过罪、死、魔，还要胜过世界，胜过死沉的宗教。要借着吃、喝主并享受主，叫我们的魂得以变化，里面的人得以刚强，才能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弗六13）。以弗所书第六章是讲教会是战士，要做基督的精兵和战士，不能离开教会。倪弟兄先是看见了启示录里的得胜者，然后看见关于国度的真理。在这方面，他从郭维德和潘汤的教训得到帮助。按照新约正当的教训，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进入国度，与主一同作王，只有得胜者才能。这是对得胜者的一种奖赏，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有份的。随着国度的启示，他看见了被提的启示。今天一般基要神学的教训都是告诉人说，只要他是一个得救的人，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就要被提，并且全教会也要在大灾难前被提。这是错误的。被提的问题早在1840年在弟兄会中引起极大的分裂。他们太注重道理，而一有道理就会有不同的观念。弟兄会中几个大的解经家都是赫赫有名的解经权威。第一个是达秘，他极力主张灾前被提；第二个是牛顿，他极力主张灾后被提。因此，弟兄会就分裂了，跟随达秘的人比较多，如司可福、慕迪、叨雷等。现在在美国所有基要派圣经学校都是用司可福的教材，他的函授课程遍及全世界。贾玉铭也采取司可福的函授课程，并且将它翻成中文（不知是他自己还是由别的弟兄帮助翻的）。跟牛顿的比较少，如慕勒、戈登、宣信等，还有一派是主张得胜者被提，或称部分被提，灾中被提。他们是郭维德、潘汤、彭伯、戴德生等。倪弟兄从郭维德、潘汤得到帮助，看见有此得胜者在大灾难前成熟，他们要首先被提去，国度是奖赏的问题，被提是成熟的问题。首批成熟的庄稼要先被收割到仓里去，初熟的果子要先被摘去。这是生命成熟的问题。我们都当在生命中成熟，成为首批被提的。生命的成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乃是要经过风吹、雨打、烈日晒而慢慢地长大而达到成熟。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要先吃主、喝主、享受主（当时没有这种说法，只有先坐而后才能行，最后能站，坐就是享受主），生命才慢慢地长大，再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破碎，生命才得以成熟，灵才能完全出来。
第三，在教会真理方面。除了救恩真理方面和内在生命方面，还有教会真理的恢复。当时，在中国的所谓基督教实在是偏离了圣经，偏离了主的道路，走迷了路，他们所实行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是离开圣经很远，给弟兄们看见了基督教的偏差。1、他们看见了宗派的罪恶，宗派将所有的信徒都分开了。西国传教士将圣经带进来，将圣经翻成中文和合本，这是好的；西国传教士将福音带进来，的确也救了一些人，这也是好的。但是，西国传教士也将宗派带了进来，由各国差会在中国成立了许多分会，成为许多大公会，将信徒们都分开了，这就是林前十二章所说的「分门别类」，分成许多派、许多会、许多堂。这是错误，也是罪恶。2、神给弟兄们看见在中国的基督教内存在着圣品制度和牧师制度，圣公会里也有主教和大主教的制度。按照圣经的亮光，这些人为的组织、圣品制度在神眼中都是罪恶，且是可憎恶的。圣品制度扼杀了肢体的功用，宗派使身体支离破碎。这两个东西使基督整个的身体变为无有。在积极方面，主也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弗一23）。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弟兄们已经开始传讲并告诉人说，教会不是一个教堂建筑物，教会也不是一个基督教组织，教会也不是一个差会工作。教会一面是一个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一面也是一班蒙召出来的会众，在原文称「艾克利西亚」（ekklesia）。在教会中不该有居间阶级像旧约的祭司代替信徒办属灵的事。今天是新约，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彼前二5），都有一些功用，也都能尽一些功用。这就是主给我们看见的普遍的祭司职任。教会不需要任何一种的组织、行政、管理，但是教会需要正常的长老职分。每一个地方教会都需要一班有经历又老练的弟兄们作带领人、作监督，照顾教会一切的活动。这就是圣经中所谓的长老或监督。在三十年代初，我们因受弟兄会的影响没有产生正式的长老，只称他们为「负责弟兄」。到1934年才产生了三位非正式长老：杜忠臣、林光表、吴锡佑。直到1937年才产生正式的长老。
第四，在教会生活恢复方面。神给弟兄们看到基督教的偏差、宗派和人为组织的罪恶、圣品制度的错误、会堂并非教会，以及领圣餐、滴水礼、圣诞节、复活节等都是人的遗传、教训和风俗。我们每个蒙召作信徒的人都是祭司，都能直接来亲近神、敬拜神、事奉神。因此，弟兄们就自由地聚集，不拘时间、地点，首先在家中开始擘饼，一个饼、一个杯，这是正当的路。初信的人要受浸，就在所租的房屋中设一浸池受浸；乡下的弟兄姊妹可在河里、海边受浸。施浸的人也不一定要牧师，只要是弟兄就可以施浸。在上海教会生活的恢复首先是恢复擘饼，以后有祷告聚会，在擘饼聚会未恢复前，弟兄姊妹已经有许多的祷告了。然后有交通聚会、姊妹聚会、见证聚会等，这些都是教会性的聚会。教会性的聚会重在「彼此」、「互相」、「彼此劝勉」、「彼此教导」、「互相劝戒」是教会性聚会的特征。一人讲大家听的聚会是工作性的聚会，如主日上午的讲台就是工作性的聚会，不是教会性的聚会。另外，姊妹在聚会中要蒙头也是主所启示给弟兄们看见的。我们也实行为病人按手祷告、为受浸的人按手、为工作打发出去的人按手。同工不领工资，因为事奉神的人并不受雇于任何人或任何差会，乃是信靠神而生活，当时称此为「过信心生活」。教会凭圣灵的引导在弟兄姊妹的奉献款中，适当地给同工一些经济的供给。
为着我们要走主恢复的路，要持守真道，脱离宗派，过正当的教会生活，我们受到大公会的牧师、传道人、西国教士的许多攻击。大公会说我们偷他们的羊。其实羊是主的，有些有心追求主的人在大公会里得不到生命的供应而到我们中间来听道，他们以后也脱离了宗派。大公会失去了一个爱主的弟兄，也失去了奉献款，为此很厉害地攻击我们，不准他们的信徒到我们中间来听道。汪佩真姊妹回答他们得很好，她说羊是要吃草的，哪里有草，羊就到哪里去吃，脚生在羊身上，他们也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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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的蒙恩和参加教会事奉的经过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41-50页。）
1928年下半年，自从我跟父亲来到上海以后，我先进振德小学，后转协进家庭学塾读书。我也会在本弄聚会处听道，如晚上的聚会和主日上午的聚会，我有时也参加特会。虽然有的道我听不懂，但我还是要去听。于是，我就慢慢懂得了许多救恩的道理，我也读经、背经、祷告，做了一个老听众和宗教徒，就是没有得救，所以别的聚会我都参加，只有擘饼聚会我是不去参加的，因我知道自己没有重生，没有神的生命。
从1929年到1933年五年中，从小学升协进中学，从儿童到少年，年龄一年一年大起来了，知识（包括圣经知识）也一年年多起来了，所听的道都落在路旁，没有种在好土里。到1934年，就是我十二岁那年，我看到我的姐姐得救了，并且可以受浸，而我去报名受浸时，长老说，只要我父亲说我可以受浸，他们就替我施浸。我问我父亲，我可以不可以受浸？我父亲说：「你没有改变，受浸的事慢慢来。」这时我有点急起来了，说我还没得救，如果今天我死了，就要到地狱里去了。我就迫切祷告，求神救我，使我得救，但是一个月、二个月依然故我，一直没有改变。我就对父亲说：「得救比上天还要难呀！我祷告了这么久，神没有听我祷告。」我父亲用圣经的话说：「叩门的，必给他开门。你的祷告，神一定听的，你不用着急。」
有一天，我参加主日上午讲道聚会。那天，有一位同工传福音，他是谁我已记不清了。我听到一半，圣灵就在我心里作工，我感到心中很难过，要哭，但是在会中看到这么多人，又怕人笑，于是我就从后门出来跑到家里上了楼，看见我父亲（他因为是传福音聚会而没去聚会），父亲看见我跑了回来，就问我有什么事，我说：「你为我祷告，和我一同跪下祷告。」我们就跪下祷告，一跪下，我就放声大哭。那时圣灵光照我，给我看见我的罪，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眼前播放。圣灵对我说：「你偷了你父亲一块银元，你要向父亲认罪赔偿。」这件事是这样的：我从小喜欢集邮，父母给我的零用钱，我积蓄下来都去买了邮票。那时，在北京西路铜仁路口，有一间女俄商开的邮票店，我回学校去，常常看到橱窗里放着许多好看的邮票。有一次，我看到有一套很漂亮的运动邮票，但价钱很贵，要一元银元。我零用钱没多少，买不起。忽然，我想到别人或长辈在新年时送我那用红纸包的一块银元，我父亲都放在十二斗抽橱最上面一只抽斗里，我想这是我的银元，便想办法趁我父亲未把橱上锁时将它偷出来。有一天，我看橱未上锁，我父亲也不在，就将一块银元偷来去买了一套邮票，这件事已经过了好几年了，我也忘记了。这时候，圣灵给我看见这是罪，要认罪赔偿，我就向主认罪。这个罪一认完，又有另一个罪显在我眼前，圣灵对我说：「你将汪老太的刮舌银条弄没有了，还要说谎。」事情是这样的：1932年日本侵略军攻打上海，我和姐姐、母亲避难去杭州，住在汪佩真的祖母汪老太家。有一天，我看到她有条像铅皮的东西挂在门后，我拿下来在手里玩，过一会儿，我母亲叫我和姐姐出外去，我们三人坐在一轮黄包车上。我一不小心，就将手里玩的东西掉在路上，因车拉得快，我也就让它掉了。等到回到汪老太的家，她一看到我就问我说：「你有没有看到我挂在门后的一根银的刮舌条？」我一听她说「银的刮舌条」，就吓了一跳，连忙说没有看见。这事已发生二年了，我也早已忘记了。但这时圣灵向我指出要写信去认罪，并要赔偿。我在主前痛哭认罪，祷告后，我先向我父亲认罪，承认偷了他一块银元的事，并说以后会把钱积攒下来还他。我父亲笑笑说不用还了，神赦免了我，他也饶恕我，并叫我以后不要再偷。我又说，「还有一件事，你能否代我写封信去向杭州汪老太认罪，并代我买一根银的刮舌条寄去还给她？」我父亲一口答应，并很高兴地对我说：「今天圣灵已住在你里面，你已经得救了。」从那天起，我心里充满喜乐，脸也改变了，常常是笑嘻嘻的。我也一早起来帮忙做家务，一边做一边唱诗。别人看到我的脸与过去不同了，都说我得救了。教会的长老看到我，不用我去报名受浸，就在下次受浸时叫我去受浸。记得这是在1934年的秋天，和我一同受浸的弟兄，一位是李升伯弟兄，一位是李振璋弟兄。
以上是我蒙恩得救的经过，我由一个从小生在基督徒家庭里的宗教徒转变为重生的基督徒。当然各人蒙恩得救的情况是不同的，但是开头总是圣灵先来光照，圣灵来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不是你自己头脑里想出一些罪来向神承认，乃是当你一点都想不起你的罪来时，圣灵向你指示你的罪，你就难过得要痛哭一场，有的人难过得在地上打滚，有的人看见了自己的罪，恨不得在地上开个洞钻下去，这时候你一面向主认罪悔改，一面接受主作生命，相信主的血洗净了你的罪。你向主认罪悔改后，还要向人认罪赔偿。你还一定要好好了结往事，并且一得救后就要受浸，好埋葬旧人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当我一有基督的生命，我就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每个肢体都要显出功用。我一得救就喜欢和弟兄姊妹往来，但过去我看见隔壁的几位年长同工，都是远而避之。我一面认为自己是孩子，怎么能和大人交往，一面认为他们是同工，且是属灵的，而我是小孩子，和他们是谈不拢的。但是自从基督的生命进到我里面后，我非但不远避，反而要去亲近他们。这是一点。还有另一点就是我有一个心要事奉，那时文德里34号至38号四开间已打通，聚会时用的椅子，一半是长凳，一半是折椅，在聚会前需要有人将凳子排好，并把椅子放好。每主日上午九时聚会，我八点就去会所排凳子、椅子。这不是我父亲教我的，也不是同工、长老或其他人叫我这样做的，那是在我里面的主叫我去做的。我越做，里面越喜乐。我排好凳子、椅子后，时间还早，我就站在门口做招待，跟每一位来聚会的弟兄拉拉手问问好，我里面也是喜乐的。那时，在教会里还没有布置组、整洁组、招待组等，只有三位非正式的长老杜忠臣、林光表、吴锡佑，还有三位非正式的执事，就是史久荣、钱能绳、姚慈幼。有一次，我站在门外作招待，看见钱能绳弟兄很迟到会，快九点才来。我就对他说：「你是执事，应该是你来作招待。」他说：「你作还不是一样的么？」所以，我一直作了几年招待。后来，长老们要我在聚会里弹风琴，我就不作招待了，但是还是一早去排椅子。一直到聚会的地方有了钢琴，因我不会弹，长老们便请李晋珪姊妹来弹钢琴，我就又去作招待了。
1937年倪弟兄在武汉开了一次特会，后又到上海来开特会，信息的中心是「地方教会和工作的路线」，弟兄们认为现在还有使徒，使徒就是奉差遣的人，凡被呼召出来作工的人都是使徒，不过是最小的使徒。既有使徒，就也当设立正式的长老和正式的执事。所以，在1937年的下半年，倪弟兄在长乐路友华村设立了三位正式长老，就是杜忠臣、朱臣、吴锡佑（当时林光表生肺病已死），并且设立了五位执事，就是史久荣、许惠祥、陆乾惕、孙务信和我。到1939年又增加了三位执事：宋吟樵、杨筠、胡志诚，女执事有李石赛荷、金乔静文、黄淑英、许琼英、王采娟、王蔼娟等。执事办公室是1939年开始的，每天有执事值班，记大事录、整理弟兄姊妹通讯卡、写介绍信、安排外地来有介绍信的人拜六下午来见长者等事，还要安排分家聚会的事，如收分家的奉献款、发祷告单等。到了1947年李常受弟兄来上海后，教会事奉的项目就分得更多了。在事务方面设有整洁组、布置组、招待组，在属灵事奉方面有传福音组、福音探望组、初信探望组等。我当时担任了布置组、招待组、福音探望组这三个组的负责。可是，有了具体的安排，反而不如过去事奉那样新鲜，常常是指手划脚地安排别人事奉，自己却作了一个监督者。
以上都是在外面的事奉，如同利未人在外院子杀牛、杀羊一样。下面我要谈一谈灵里的事奉，这不是说外面的事奉不重要，如果没有利未人，谁来做杀牛、杀羊的工作呢？在教会中，有许多事务需要弟兄姊妹们或执事们来做。但是，我们做这些工作和我们在家里做家务、整洁、布置不一样，区别就是在教会中做杂务的工作是事奉神而不是事奉自己，并且在教会中做庶务的工作也要在灵里。为什么使徒所拣选管理饭食工作的七位弟兄都要被圣灵充满的呢？这就是说明我们做神一切的工作，首要的是要在灵里事奉。我们要灵里满出来，好服事主、服事教会、服事弟兄姊妹。不但做外面的事务工作，还要用灵去接触别人的灵，将别人点活，这是更重要的事奉，这是灵里的事奉。我们唱诗、祷告，赞美，要将人的灵点活，把人带到神面前去。我们作见证、传福音，要将人的灵点活，使他们得以重生。我们无论是传讲神的话，或是与弟兄姊妹交通，也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将他们的灵点活，这是灵里的事奉。
记得1934年，我受浸后参加擘饼聚会，我的灵是何等新鲜、活泼。我看见摆在桌上的饼和杯，我心中满了感激，满了赞美。我听见别人开口赞美主，我大声说阿们！当我听见别人祷告感谢主的恩典，我心中跳动，圣灵也感动我，要我站起来祷告。但是我张开眼一看，许多年长的同工、长老都在，我心想我这小孩子能祷告得像他们的祷告那样好么？我在头脑里一转，感动便消失了，别人一个一个站起来祷告、赞美。我就作个哑巴，只会轻轻说声阿们。聚会后，别人灵里都满了享受，我却一点享受都没有，灵里一点都不喜乐，这是因为我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这样有半年之久。有一天在聚会擘饼的时候，圣灵很厉害地催促我，我实在坐不住了，我不管其他人是同工或长老，也不管他们祷告得有多好听，我就是要喊出来！我要开口赞美。我一开口说，主阿！我就哭了起来，祷告和赞美的话从我口中冲了出来。虽然没有什么好听的祷告和赞美的话，但这赞美是从我灵里涌出来的。我灵里何等的舒适、喜乐，弟兄姊妹的灵也被激动了，他们都大声说阿们！赞美主！接着，大家一个一个站起来祷告、赞美主。聚会后，我灵里满了膏油的涂抹，这是我第一次在擘饼聚会时开口祷告，我是用我的灵祷告，也用我的悟性祷告，我的灵出来，碰着了弟兄姊妹的灵，别人的灵也被我的灵点活了，这就是灵里的事奉。所以，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或作事奉）要用心灵（原文没有心字）和诚实拜祂」（约四23）。主耶稣骑着驴驹子进了耶路撒冷，沿路许多人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太二十一9）。当祂进了圣殿，有许多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祭司长和文士听见就甚恼怒，但耶稣却说：「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太二一16）。小孩子是天真的、简单的，不会弄虚作假的。小孩子的赞美是从心里赞美出来的，不像法利赛人的祷告，虽然话语好听，内心却不是那回事。所以，主说我们要回转像小孩子（太十八3）。灵里的事奉不是光靠内心诚实而头脑简单，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这是要灵出来的。当你除去一切的虚假，你的「真」会出来，「灵」也容易出来。但什么时候虚假一来，灵就出不来了。我第一次在擘饼聚会开口祷告是我的灵冲了出来，我是在灵里赞美、祷告。以后，我胆子大起来了，我觉得自己的祷告老是那几句，太陈旧了。我便学几句别人赞美的话和祷告，特别是那些很多人阿们的祷告。这样，我就用头脑来想，并在肚子里起稿，当如何祷告。我祷告了许多话，祷告的话好听是比较好听，但不是从灵出来的，是从头脑出来的。所以，别人的深处不能响应，没有一个弟兄姊妹阿们。我祷告的声音越过越小，我祷告后肚子里像吃了一只死苍蝇似的，很不舒服，内心受主的责备。
1935年，第四次特会在上海举行，中心的信息是「基督得胜的生命」，所用的圣经节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唱的短歌是「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替我活，我已与主同钉死，脱离罪恶和今世，我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而活」。大家看见了基督替我们活，不但我们得以免死，也可以免活。这看见给教会带进了一个复兴。擘饼聚会、祷告聚会都活泼起来了，人也多起来了。真的看见基督得胜的生命，而能在实行中让基督替他们的，我们称这些人是已经过了得胜关。接着，我们看到基督已经升到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祂已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将圣灵浇灌下来（徒二33）。我们信这个荣耀的事实，圣灵也要浇灌在我们身上。这时候，有许多弟兄姊妹都被圣灵浇灌，他们有的说方言，有的唱灵歌，也有的翻方言。我那时也被圣灵浇灌，那些在神面前越简单信靠神的弟兄姊妹，越容易得着圣灵的浇灌，特别是青年弟兄姊妹，他们很多都得着了。我们称得着圣灵浇灌的是过了「圣灵浇灌关」。我们当时唱的短歌有两首，一是「主乎我信，二是「奇妙的大能力」。这时候，青年弟兄姊妹都是两、三个或三、四个在一起唱诗、祷告，他们的灵都很释放。在擘饼聚会中，他们也放胆起来祷告，无所顾忌，那真是天天过天上的生活。我们也大声呼喊主的名，唱阿利路亚！阿们！圣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记得那时在我们中间最年轻的姊妹是马牧弟兄的小女儿马佩兰，只有十一或十二岁，她在大会中的祷告又新鲜，又活泼。还有缪韵春姊妹的外甥女焦泽先姊妹，也只有十几岁，孙佳如弟兄的女儿孙懿光都是「小姊妹」。神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露出来。这是真的。有一位老同工陈则信弟兄，喜欢动头脑。他求圣灵浇灌，但求了几个月都没有得着。他来问我是怎样得着的，我说，很简单，只要信。我问他信不信圣灵也会浇灌他，只要他将一切拦阻得着圣灵的东西，如罪、不义、世界都除去，我告诉他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然后，我为他祷告，并按手在他头上。奇妙，他也得着了。这并不是说，我属灵的程度比他高，我不过是个小孩子，是只驴驹子，但有时主也要骑驴驹子的。我们只要肯让他骑上，而赞美的声音是赞美在我们身上的主，而不是赞美我们这驴驹子。如果驴驹子听见大家唱和散那，也昂起头来，且骄傲起来，主就不能再用这只驴驹子了。所以，这不在乎我们懂得多少道理，或有多少年作工的经验，乃在乎我们是否肯让主释放我们的灵，打开我们的口。我们当时还不懂什么是主的灵，什么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如何和主的灵调和为一，也不懂什么叫释放灵呼喊主名，但是现在回顾，我们那时已经经历了呼喊主名的甘甜。因着那一次的复兴，青年弟兄姊妹三、五成群在晚上到街头去露天布道、传福音。早上，住在附近的弟兄姊妹一同守晨更、祷读圣经。那时，我们的祷读不是直读直祷，而是读一节圣经，然后照着圣经的意思祷告。
在传福音的事奉上，过去都是同工上台传的，如江守道弟兄、张愚之弟兄等，大家认为他们有传福音的恩赐。每月第一个主日上午是传福音聚会，每年春节的年初一、二、三晚上也都是对外传福音的。到了1938年秋天，前面的同工看见了安提阿的路线，同工不能屡住一地，像驻堂牧师一样。同工该是经常外出去各地做工的。这样从1939年开始，长住在上海的同工渐渐减少了。有传福音恩赐的弟兄们也都出外去传福音了。那么本地教会要不要传福音呢？要。传福音的人在哪里呢？从青年弟兄或执事中培养出来。因着本地教会长期依赖同工来传福音，本地的弟兄都不会传福音了，所以长老们安排在星期六晚上交通聚会中训练青年弟兄传福音。如何训练呢？长老们通知某弟兄准备讲稿，在星期六晚交通聚会中传福音，对象是弟兄姊妹。讲完后由长老和弟兄姊妹评审。当时，年青弟兄有孙务信、茅中和我。因为对象不是听福音的人，又加上是按一些福音讲台，照搬一点资料和故事来，所以长老们和弟兄姊妹对如此的训练方法都不满意。于是就决定每礼拜三晚为传福音聚会，弟兄姊妹去请亲友来听，由本地弟兄和青年弟兄来传。我最怕上台传福音，便推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我会领唱、教福音诗歌。在传福音聚会中，若有一个会领唱、教唱诗歌的人配合一个会传福音如慕迪和孙盖的人一样；一个传，一个唱，更容易感动人。所以，长老们就安排我教唱诗，而传福音的事就推给别人去做了。
有一次，长老们通知我要在下一个星期三上台传福音，因为传福音的人都没空，我推也推不掉，就答应了下来。但是我心事重重，不知道该讲什么题目，也不知道该如何讲，又怕讲不出，被别人笑话，一连串问题都来了。我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稳。我就到神面前去祷告，求神指示我该讲什么。神就给我一节圣经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节圣经在我心里越过越重。我就祷告说：「神阿！如果是你要我讲这一节圣经的，求你给我有口才，给我有传福音的话，晓得当如何讲，如何起头，中段如何讲，结束如何讲。」但是神就是不给我具体的话语，只给我预备了二个小故事。到了星期二，我还是只有一节圣经节和两个小故事。礼拜三晚上，我就要上台讲了，但前一天除了一节圣经节和两个小故事，我什么都没有。我就祷告说：「主阿，我将这一节圣经节和二个小故事交在你手里，像那个小孩将五个饼二条鱼交在你手中一样，求你祝福、擘开饼，可分给五千人吃饱。」祷告后，我里面安息了，因为我把仅有的一节圣经节、二个小故事也交出去了，主负一切责任，不用我担心。礼拜三晚七时到了，我就上台，一看见下面坐了许多来听福音的朋友，我的福音负担就越过越重，等我祷告后，我便读了这节圣经。我看到罪人的灵魂在魔鬼的手中，我就喊了出来：「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时，我的灵出来了，话语像活水江河从我腹中流出来了。最后，我配上两个小故事，我说：「今天，你们要将你们的灵魂卖给谁呢？我听见魔鬼说：『我给你钱财、地位、名誉、世上一切福乐，你将灵魂卖给我。』我又听见主耶稣在呼召：『我为你流血、舍命，要将你从罪恶、死亡、魔鬼的手下救出来，你将灵魂卖给我。』朋友，你们要将灵魂卖给谁呢？如果你们愿意将灵魂卖给主耶稣，请站起来祷告。」一下子，许多人都站了起来，这时圣灵做工，许多人悔改信主。散会以后，有弟兄来问我：「你用了多少时间来预备这篇福音信息？」我说在我上讲台以前，我还只有一节圣经节和二个小故事。我把这一切交在主手中，主擘饼分给许多人吃饱，所以这篇道不是我讲的，如果再叫我讲一遍，我就讲不出来了。我开始学习，要在灵里事奉。传福音不在乎道理讲得好听，使用科学证明有神。虽然人都给你说服了，说信耶稣是有道理，但他还是没有得救，因为你的灵没有出来，所以不能将别人的灵点活。从灵生的，就是灵，从知识生的，就是知识。传福音在乎灵出来，其它所有属灵的事奉，如作先知讲道、交通、作见证、探望，连祷告、唱诗也都要灵出来。
我一得救后，李常受弟兄就来到上海。他带领我们青年弟兄出去传福音，也带领我们青年弟兄该如何事奉神。他来以前，倪弟兄也注重青年的栽培，他一星期有一次专门对青年弟兄姊妹的培养。他很注重背圣经。他要我们每天最少背一节圣经。只要他一碰见青年弟兄就问他今天背了哪一节圣经，并请他背给他听。每一次青年聚会开始的时候，他就点名叫某某弟兄站起来，把当天的经文背给他听。我们那时候每天背圣经，是一节一节自由背，不是一本书、一本书的背。青年弟兄彼此一碰面就你背给我听，我背给你听。
倪弟兄也注重祷告得答应。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祷告簿，把祷告事项记下来。我们祷告到主答应，然后写下什么时候祷告得答应。背圣经、传福音、祷告是当时倪弟兄带领青年弟兄要注意的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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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上海教会和西国弟兄姊妹的关系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51-54页。）
在前面我已经讲过1931年下半年，英、美、澳三国的弟兄会闭关派派了八位圣徒来访问我们。弟兄姊妹去车站接送，请他们住在理查饭店，请他们吃饭，热情地接待他们。临别前，他们送倪弟兄一笔钱，并请他隔年去回访他们。他们这次来访问，盼望我们成为他们在中国的分会。然而，我们事先告诉他们，我们可以接纳他们，但是我们不接受他们的背景，他们只能以弟兄的身份来访问我们。他们也答应了。他们确是以个别信徒的身份来，但却带来了所谓弟兄会的实行。这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我们一时很难应付这种情形。1933年倪弟兄应英国弟兄会的邀请去访问他们，他是经过法国到英国，在英国住了一段时间。在英国时，除了访问弟兄会人士外，他又去见了史百克弟兄、潘汤和乔治克丁等弟兄。之后，在英国的弟兄们带他到美国，从东岸到西岸，一直到温哥华，然后再经日本回国。在英国的弟兄会跟倪弟兄说，只要他走弟兄会的路，他们答应在上海买一块地，建一个大会所，还答应给他许多好东西。但是，倪弟兄拒绝了。因着倪弟兄在英国时去访问了在伦敦贵橡街基督徒交通中心的史百克，弟兄会对倪弟兄大有意见。等倪弟兄回国后，他们写信问及关乎交通的事，为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写了封公开信给他们，后来翻成英文，题为〈复伦敦罗区福街聚会信〉。这封信是在1935年7月写的，是倪弟兄用英文起草的，后来翻成中文，由十位同工倪柝声、李常受、张光荣和三位长老杜忠臣、林光表、吴锡佑代表上海哈同路聚会的弟兄们写的。这封公开信曾登在〈通问汇刊〉第十二期见《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六册。
弟兄会在脱离宗派的问题上分成两派，一派是闭关派，一派是公开派。1931年来访问我们的弟兄姊妹是闭关派的，他们是绝对不能接纳尚未脱离公会的弟兄们来参加擘饼的，并称这些弟兄是「恶伴侣」。他们反对弟兄会公开派，因公开派认为未脱离公会的人虽然还留在公会里，但信这个罪并不足够叫他们从教会的交通中被革除，因此不能不接纳他们擘饼。弟兄会闭关派要求我们和他们采取同样的态度。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因为我们所注重的是圣灵里的交通，而不是脱离宗派的交通。这封公开信多次提到活在圣灵里。活在圣灵里即活在灵中，因为今天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二灵成为一灵。虽然那时还没有「活在灵中」的说法，但是属灵的实际是一个。虽然这封公开信是三十年代写的，但其中一些原则性问题，今天我们还可以应用。
从以上交通看见，几位西国圣徒虽然给倪弟兄钱，但这是他个人和弟兄会的关系，与上海教会无关。
1935年倪弟兄有负担想去英国伦敦访问史百克，但他事先已经答应去烟台聚一次特会。他去烟台路过青岛时，认识了内地会的巴若兰（Fishbacher）姊妹，和她交通了关于圣灵浇灌的问题，他也在青岛得到了圣灵的浇灌。他去烟台聚了特会后，又有负担将「基督得胜的生命」的信息带到上海、厦门去，因此他就打消了预定去欧洲的念头，回到上海，召集了另一次特会。巴若兰和另二位内地会的传教士德文兰（Deck）、柏依黎（Peck）脱离了内地会，一同到上海来。以后，脱离公会的传教士还有赖恩喜（Clark）、章小姐（Colston）和文小姐等。她们以后也都到了上海与倪弟兄同工。倪弟兄租了陕西南路培福里一所洋房给她们住。
1938年倪弟兄去英国访问史百克，在英国住了一年多。其后，他又被邀请到北欧的一些国家去，如德国、丹麦、瑞典、挪威。他在英国和其他国家讲的「正常基督徒生活」，陆续登载在〈见证报〉上，后来翻成中文出版。其它零星的讲道就由一位西国弟兄编成像《荒漠甘泉》的形式，每日短短一篇，取名《旷野的筵席》。
1939年他在英国，由史百克陪他去参加英国的开西大会。大会主席是中国内地会的董事会主席，请他在大会里祷告。会后，他和这位主席有一次交通。这位主席完全赞同倪的感觉说：「弟兄，主在中国所托付在你身上的，正是戴德生先生所接受的负担，也正是我们所没有作到的。但是很可惜，我们在中国的宣教士反对你，他们错了。」后来，这位主席特意到中国，在上海召集所有内地会的宣教士，并公开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你们反对错了，我特意来与你们相聚，叫你们知道，倪柝声一直所作的就是我们所该作的。然而，我们叫主失望，因此主兴起他们来代替。所以，我今天劝你们，也要求你们，永远不要再作任何事攻击他们、反对他们。」等这位主席回伦敦后，西教士攻击得更加厉害。但是在解放前夕，内地会宣教士曾想将他们的信徒托给我们照顾，如金华、兰溪的内地会有不少弟兄姊妹转到地方教会来。上海内地会图书馆的书也全卖给了倪弟兄。
1939年夏天，倪弟兄从英国回到上海，在愚园路749号办了一个同工招待所。住进招待所的，除四位同工姊妹李、汪、缪、张外，还有西国同工姊妹巴若兰、德文兰、章小姐、柏依黎等。我父亲去招待所当总管事务方面的事奉。每天上、下午由倪弟兄用座谈交通的方式聚会。这样的聚会维持了几个月就结束了。倪弟兄将四位西国同工姊妹接到陕西南路培福里去住。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侨民都要进集中营去。巴若兰、章小姐、柏依黎都进集中营去了，而德文兰在进集中营前夕因爬墙取钥匙，不慎坠地身亡。
1939年，倪弟兄从英国回沪后，另设立一位西国弟兄为长老。这人就是前山东齐鲁医学院的外科大夫，他也是齐鲁大学的教授，名单惠泉（Drsteams）。倪弟兄是在1933年4月访问山东济南在主恢复中的圣徒，跟他们聚会时，遇到单惠泉。他和他师母看见教会的真理后，脱离了宗派，在济南跟齐鲁大学的几位弟兄一同开始有擘饼聚会。1937年他全家迁沪后挂牌做外科医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一家也进了集中营，胜利后才回美国。单惠泉迁沪，在江苏路找到一所花园洋房挂牌做医生，他家也打开成为一个分家，有擘饼聚会和祷告聚会。他做长老，事实上也是挂名的，因他很少参加长老的聚会。
关于几个西国同工姊妹，她们虽然是同工，但从不在姊妹聚会里讲道。赖恩喜说她的工作是祷告的工作。巴若兰和在培福里的几位同工姊妹，有时请些弟兄姊妹去她们那里交通，她们很少出去探望。她们在聚会里和普通的姊妹一样。
至于倪弟兄和史百克的关系是，他们在真理的亮光上有同一的看见，但在地方教会的真理上倪弟兄跟史百克的看法不同。史百克认为地方性的教会是分割了宇宙性的教会。史百克是在主里有分量的弟兄，神借着他曾恢复了有关「复活」的真理，但可惜他没有看见身体实行的一面，多年来停留在「个人生命」、「启示」的道理上。倪弟兄是反对世界性的同工团组织，所以他和史百克没有组织上的关系。他们送给他的钱是个人的奉献，和上海教会无关。上海教会也从没有接受过由外国教会团体组织寄来的钱，因为我父亲是最早管理上海教会的钱的，以后由杜忠臣弟兄管理，肃反后由我管理，账目都是一清二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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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神的工作和上海教会的分开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55-57页。）
神的工作如主日讲台的工作、文字的工作、培养同工的工作等，在1932年以前都是由同工们负责的。因着从1928到1933年六年之久，同工们在上海教会（当时在哈同路文德里）传福音和教导真理的缘故，聚会里的事也就由一、两位同工负责。在1931年底，经过一个月查考关于教会的真理后，认识在聚会里一切的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工作方面就有特别的工人和普通信徒的分别。在人所组织的基督教里有具职分的人和平信徒之分，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当一个地方没有人信主的时候，乃是神的工人在那里作工，引人得救。当有人得救之后，在那个地方就有了一个教会。当这个教会还没有完全被建立之先，教会的事是暂时在工人手里。但工人不应当长老来管理一个本地教会。本地教会的事应当由本地的长老和执事管理。在地方上只有地方的长老，没有地方的同工。神是把使徒、先知、牧师、教师、传福音的赐给祂古今中外的教会。但是一个地方的教会并没有使徒、先知、牧师、教师、传福音的。只有在神的工作中才有这五班人。工人是包括这五等人。大家认识到罗马教中有神父和平信徒的分别，基督教中有牧师和平信徒的分别，这是尼哥拉党的教训，乃是主所恨恶的。神的工人在聚会中记念主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弟兄姊妹而已，与其余的信徒一样。一个地方教会最高的权力是在长老手里。长老是在平时监督信徒生活的情形；而执事只管教会中的庶务。但长老、执事不是个职称，没有某某长老、某某执事之称。至于信徒聚集在一处时，讲道、读经、唱诗、作见证，连运用属灵的恩赐都该是随着圣灵的引导，如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记的一样。长老、执事并不是为着聚会设立的。长老、执事是一种职分，是为着一个地方教会的，是限定于一个地方的，而同工是神特别呼召出来作主工的，是为着全体教会的，是不限定于一个地方的。所以，我们从那时就看见工作和聚会的不同：
1．在聚会里，所有的弟兄都是祭司，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没有平信徒与圣品人士的分别。长老、执事虽有职分，但是他们在聚会时和其他的信徒乃是一样的；而专门事奉神的人，在聚会时和其他信徒也是一样的。无论这人平时是作什么，他在聚会时只能按着他所得着的恩赐来服事众人。
2．在工作里，有不同的责任和不同的地位。一切的信徒都有作见证救人的责任。然而，专门传道的人是以作见证救众人作为他的职业。一切关乎教会大体的事乃是由长老负责的，一切关乎教会庶务的事乃是由执事负责的。
1931年11月，倪弟兄查考教会的问题时，看见了工作与教会的不同点。所以从1932年开始，工作的经济、安排、责任、事务就与本地教会的经济、安排、责任、事务分开了。不光这两方面的款项分开，并且连管账的也分开了。过去在聚会中管钱的事是由同工姊妹张耆年、缪韵春和我父亲负责的。从1932年开始聚会中管钱的事暂由俞成华和我父亲负责。那时杜忠臣回烟台去了。杜弟兄回沪后，就请他正式加入帮助管理主日奉献款的事。同时，奉献箱用两个箱子，每一个隔为两层，上面开有两个口。为教会聚会用的钱，从一个口投入；为工作用的钱，从另一个口投入。
本地教会信徒所奉献的钱，如放在指明专为某某人或为什么事用的奉献包，就转送指定的人或事。但不指明用途的奉献款，在月底结存分配用途时，就用在以下方面：1）为本地的开支，如房租、水电、修缮、雇用的人的工资等；2）为周济贫苦的弟兄姊妹；3）为补助同工和工作的费用，如奉献为工作用的，款项就交给同工张耆年、缪韵春管理。其用途之一为文字工作方面，如印福音单张、〈讲经记录〉、〈复兴报〉等费用，其二为特别聚会方面，如接待住宿、膳食、车资、添购家具等费用，其三为同工招待所方面的一切费用，其四为贴补同工之用。
以上所说的「神的工作和上海教会的分开」，是指本地教会在事务方面和职权方面，与专一为着神的工作和工人在事务方面和职权方面的分开。神的工作和工人是为着众教会的。神的工人若在一个地方，他就是在一个地方教会做一般的弟兄姊妹，并没有超越的同工团来辖管一个地方教会。除此以外，一个地方教会也有神在那个地方上的工作，就是每个弟兄姊妹作祭司的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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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1934年的得胜聚会前后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58-60页。）

基督和教会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要看见这个需要有启示和异象。主的恢复总的来说就是恢复「基督和教会」在神永远计划中的目的。在1933年以前，主所给我们的启示，虽然有的是直接的启示，有的是间接的启示，但都是围绕着基督和教会。在救恩方面和生命方面，看见了基督的救赎和工作；在教会真理方面和教会生活恢复的方面，看见了正常的教会和反常的教会的区别。那个时候弟兄们的眼睛虽然开了，但还是看得不够清楚，就像看人如看树一样。
1933和1934年，弟兄看到了「基督是神的中心，也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这是一件非常深奥的事。1934年正月，在上海召集了第三次特会，当时称为「得胜聚会」。中心信息是「神的中心」或「基督的中心与普及」。那次特会约有三百多人到会。当时李常受弟兄已向公司辞职到上海正式与倪弟兄同工。他将这一系列信息记录下来登在＜复兴报＞上（见《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十一册）。这次特会给我们看见，基督在神永远计划中的地位，也给我们看见教会在神永远计划中的地位。今天在教会中，神呼召得胜者来维持神的见证。许多人在这次得胜聚会中得到帮助。这也可以说是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
回顾1928年，第一次得胜特会的信息是「神永远的计划和基督的得胜」。在那次聚会的参加者中，外地的同工多一些，本地的同工和弟兄姊妹不多。在以后的几年中，弟兄们太注重脱离宗派、蒙头、受浸和查考教会真理的问题，再加上1932年弟兄会的几位西国弟兄姊妹的到来也使他们受了些弟兄会的影响。因着脱离宗派的弟兄姊妹日益多起来，引起大公会和传道人、牧师的反对。当时王明道、赵世光等都是反对脱离宗派的。他们说我们偷他们的羊，实际上不是我们去大公会拉他们的人出来，而是他们看见教会的真埋，跑到我们这里来聚会的。记得1933年，唐守临、江守道曾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宗派办》，针对赵世光的反脱离宗派之论调。当时，唐守临、江守道是住在我家的亭子间里。倪弟兄在这年回访英国弟兄会后，又去加拿大、美国访问当地的弟兄会。他在这些地方，看到弟兄们中间的混乱和分裂。在一个城里有五个、六个甚至八个所谓的「弟兄们」的聚会。弟兄会虽然脱离宗派，但他们后来又分裂为二个宗派：一个闭关派，一个公开派。闭关派的是把没有脱离宗派的弟兄姊妹关在外面；已脱离宗派的弟兄姊妹联合在一起，无形中成为一个联合会，这使他们落到罗马天主教主张数地一会的原则里。公开派的弟兄们意见不同就分开聚会和分开擘饼，主张一地数会的原则，这使他们落到公理会的堂会主义去了。因此，倪弟兄花了一年的工夫再读新约，看看到底什么是地方教会的界限。他看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以地方为界限的「一地一会」的原则。所以，在1934年正月的特会之后，他用一个星期和同工们一同读经，释放了四篇主要的信息，以后刊在1934年出版的《聚会生活》一书中。
神不要我们太注重外面的脱离宗派、蒙头、受浸。这些是重要的，也是主恢复中的一个环节。若是大家都脱离了宗派，姊妹也都蒙了头，大家也都实行受浸之礼，却没有看见教会属灵的实际、蒙头属灵的实际、受浸和擘饼属灵的实际，这些外面的区别又会叫我们重新落到宗派里面去。浸信会就是一个例子，他们高举受浸的真理，反对行滴水礼，为了这一点就另立一个浸信会，把已得救而受滴水礼的弟兄姊妹分开。照样，如果我们只注重外面的蒙头，而不能跟反对蒙头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我们又变成了一个「戴帽会」。
第四次得胜特会是于1934年7月在杭州举行的。信息总题是「亚伯拉罕如何作得胜者和属灵的争战」。这次特会以后，倪弟兄成婚。因着倪弟兄婚姻的事，上海教会掀起了一个风波。那时，倪弟兄已经三十二岁了，还没有结婚，他的母亲为他的婚事很着急。倪弟兄在小时候和邻居的一个小姑娘张品蕙很要好，双方家长也愿意他们俩将来结成伉俪，而倪弟兄也很爱张品蕙。以后，倪弟兄得救了，并奉献出来做主的工，他与张品蕙就疏远了，因为张品蕙那时很爱世界，也不要主。1932、1933年间，张品蕙从北京燕京大学念英文得到学士学位后，回到上海听福音得救。她到上海后常去找倪弟兄，倪母也知道这事倪弟兄迟迟不提婚姻的事，因为她虽然得救了，但常去跳舞场，还很爱打扮。可是当时也没有同工姊妹合适倪弟兄。张品蕙是愿意嫁给倪弟兄的，但张品蕙的姑母（从小抚养张品蕙长大的，因她从小失去双亲）竭力反对。她认为她们是上等社会的家庭，不能将女儿嫁给一个传道人。1934年下半年，倪母从福州来上海跟李渊如和我父亲商量，要我父亲出面做介绍人，使倪弟兄和张品蕙赶快完成亲事。那时，我父亲反对，认为张品蕙打扮时髦，并且出入跳舞场，不配作一个同工的妻子，他拒绝做媒人。当时也有几位女同工反对。倪就找李常受弟兄做介绍人和伴郎，并于1934年10月第四次特会后的一天，倪弟兄和张品蕙在杭州东街路聚会所结婚。婚礼由栾腓力弟兄做司仪，李弟兄做伴郎，张宜纶师母做伴娘。婚后他俩来上海在福熙路（后改名延安中路）四明村租了一间房间居住。张品蕙的姑母就在大报、小报上登载反对他俩婚姻的启事，在上海许多大公会的人知道这事后，也联合起来反对被攻击。倪弟兄说，他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此后，他俩就开了一辆从文德里里弄口白俄人开的汽车修理厂买下来的两座位小旧汽车，往云南昆明去，避开这场风波。过了三、四个月，倪弟兄和他师母回上海，风波也渐渐平静下来了，但并未全消。他不愿意讲道。有一天，李渊如要求他带领查读雅歌书，他答应了。他就定规在杭州西湖和同工们查读雅歌书两周，有关信息以后由福音书房出版，名《歌中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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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一些名称和实行的由来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61-87页。）

一、「小群」的由来
1931年，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三国的弟兄会闭关派差了八位弟兄姊妹来访问我们，在哈同路文德里（即铜仁路240弄）有几天聚会。当时，大公会出版的〈通问报〉的记者赵希明先生闻讯赶来采访。他看到我们会所外没有堂名，就问我们是什么会。我们说我们没有特别的名称，他因为要在〈通问报〉上写报导，不知如何称呼我们，就用他看到的一本《小群诗歌》的「小群」两字，称呼我们为「小群派」。从此各公会的人都称我们为「小群派」。上海解放以后，政府工作人员和宗教事务部门的人员看到我们没有特别的名称，而「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只是我们聚会地方的名称，况且在上海有好几个「基督徒聚会处」，所以他们也跟着称我们为「小群派」。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自称是「小群聚会」的，只是别人这样称我们而已，有时我们还需要就此对他们加以解释。
1932年上海福音书房出版的《讲经记录》登载了一篇主日聚会时的报告，申明我们是奉主名的聚会，我们没有特别的名称，而「小群」只是诗歌本的名称。这篇报告名为〈往事的述说〉，其中报告有关「小群」的由来（见《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十八册）。
1951年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同工和长老参加三自学习研讨时，为阐明我们聚会的性质和名称，任钟祥特将〈往事的述说〉、〈关于上海工作的几句话〉和〈复伦敦罗区福街聚会信〉三份参考资料复印成一本名为《有关上海教会历史的三个参考资料》的书。在首页的几句说明中，任钟祥还特别加以说明「对于上海教会的初期历史，现在多数的弟兄姊妹都不大清楚。所以，我们特地向几位弟兄姊妹借了一些旧书报，并摘录了三篇有关我们教会历史的资料，今特汇集付印，以供弟兄姊妹们参考。任钟祥所摘录的这三篇是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部分史料纪实，不但给弟兄姊妹们看，也是给三自和政府工作人员作参考之用。
1957年6月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经过肃反以后，阎迦勒和左弗如两位同工发起在南阳路145号召开一次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得到上海宗教事务局和上海三自爱国会的支持。会后出了一本《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文件》。这份文件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由陈恪三和黄得恩起草的〈持定所承认的道〉，其中有两个附录：一个是关于几个问题的说明，一个是对于已往错误的一些认识。另一个内容是由任钟祥起草的〈为贯彻三自爱国运动而努力〉。在附录一之关于几个问题的说明中，第一个问题是名称的问题，现摘录有关「小群」的一段话。「曾有人称在各地奉主名的聚会是『小群』，其实『小群』并不能作为我们特有的名称。福音书房最初出版的诗歌，曾题为『小群』，但并不能把它当作教会或聚会的名称，也不能以此来区别神的众儿女。『小群』两字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中所提到的，主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这小群』乃是指所有属乎主、跟从主的圣徒说的。」所以，从三十年代到现在，我们从以上这些历史资料得知，我们从未自称是「小群派」。
二、「基督徒聚会处」的由来
1922年，弟兄们在福州看到当时中国基督教受西国各差会的影响分成了许多公会，是不符合圣经的，是分门别类，是宗派，于是他们脱离公会，不愿在人的名称下，而归在主的名下聚会。以后在各地弟兄姊妹因看见宗派的罪恶，而脱离宗派来在一起聚会的，这些聚会都称为是「奉主名的聚会」。第一个「奉主名的聚会」开始是在福州王载家，参加的只有三个人：王载、王载师母和倪柝声。不久，王、倪的同学中有许多人得救了，王载家坐不下了，就另租一间房子聚会，参加的除以上三人外，还有陆忠信、魏光禧、缪受训、王约翰（王连俊）、张启珍等。以后，王载、王约翰、张启珍和倪柝声、陆忠信、魏光禧、缪受训等人意见分歧。王要走奋兴家的路，请上海西国教士吴伯瑞封他做牧师，并在会所外挂了一块「基督会堂」的牌子。这事遭到倪的反对，于是王将倪革除。倪就到杭州、南京，最后在上海定居下来了。
在上海第一个「奉主名的聚会」是在1926年底，在新闸路辛家花园汪佩真家。当时还没有「基督徒聚会处」的名称。1931年西国弟兄会有八个外国弟兄姊妹来访问我们，〈通问报〉上称我们是「小群派」后，负责弟兄们说我们需要一个聚会地点的名称，而不是教会的名称，约在1934年，我们就用「基督徒聚会所」的名称，到胜利以后改用「基督徒聚会处」。1957年6月全国同工聚会的文件中第十六页写：「许多地方曾用『基督徒聚会处』或『基督徒聚会所』来称我们聚会的所在。『基督徒』是信主的人共有的名称，『聚会处』或『聚会所』仅是说明这是主里的弟兄姊妹聚会之处，并非以此来区别神的众儿女（基督教其他聚会的地方也有称为『基督徒聚会处』或『基督徒聚会所』的）。」1949年南阳路145号新会所落成后，曾一度在门外挂了一块「上海教会」的牌子，后来遭到许多人的非议，认为我们这一、二千人怎么能说是「上海教会」呢？挂出这牌子岂不是将公会里的弟兄姊妹都摒弃于「上海教会」之外吗？于是，这块牌子就不挂出来了，仍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之名。所以，后来宗教事务部门称我们是「基督徒聚会处派」，将「基督徒聚会处」作为一个宗派的名称。
1958年「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南阳路145号的房子捐献给国家，弟兄姊妹并到怀恩堂去聚会，参加静安区的联合礼拜。「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在形式上是不存在了。一、二千弟兄姊妹只剩下几十位老年的弟兄姊妹去聚会，青年弟兄姊妹百分之九十不去怀恩堂，因为他们感到没有家的温暖，也有青年弟兄姊妹对同工有意见，怪责同工、长老带错了路，领他们又回到宗派里去。因为当时静安区联合礼拜是本区各基督教宗派一同合并在一起作礼拜，除怀恩堂的弟兄姊妹们外，还有乌鲁木齐路基督徒聚会处的、灵粮堂的、泰兴路耶稣堂的、王家沙花园神的教会的、马可楼的、期恩堂的、常德路凯乐堂的，还有南阳路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等。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也不承认「联合礼拜」是教会，只承认它不过是一种行动而已。所以「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己成为历史上在上海「奉主名的聚会」之弟兄姊妹聚会的地方了。在主恢复中的弟兄姊妹早就不用「基督徒聚会处」之名，而是以地方称他们是某某教会。
三、「擘饼」和「蒙头」的由来
「擘饼」是在圣经中多次提到的。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提到擘饼时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来」（林前十一23-26）。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里的「擘饼」重在吃主的晚餐，吃主自己，纪念主的身体为我们舍了，肉和血分开，表明主的死。饼是预表主的肉，杯是预表主的血。另一方面，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又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这里提到「擘饼」重在吃主的筵席，是主请我们赴祂的筵席。这里没有提到「记念」而提到「同领」。这里的饼是预表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指教会说的。所以「擘饼」一面是记念主、享受主自己，另一面是和主内众弟兄姊妹在这饼里有交通。这饼表明我们是一，如果这饼不能包括全世界所有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不分辨主的身体了，这样我们擘饼不是受益而是招损。「擘饼」是在五旬节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头就开始了。那时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他们都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和祈祷（徒二42）。当时擘饼的地点是在家中（徒二46），而不是在殿里。以后是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擘饼（徒二十7）。
第二世纪以后教会落到宗教里去了。「擘饼」变成一种宗教仪式。到君王康士坦丁将基督教改为国教后而成立罗马天主教，「擘饼」变成了「弥撒」。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成立了更正教，因而产生了许多国教。他们对「擘饼」看作「圣餐」，一定要牧师才能主领饼杯和祝谢，然后由执事去分发。以后，私立教会产生，如浸礼会、浸信会、监理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等都脱不了领「圣餐」的方式，鉴于人多，他们就将面包切成小块，将葡萄酒倒在许多小杯子里分发给信徒，然后由牧师以祷告祝谢并完成领圣餐的仪式。
到了第十九世纪，英国弟兄会的弟兄们首先看到基督教的偏差，看到大公会许多制度和仪式都不符合圣经，于是他们脱离宗派，在家里擘饼记念主，他们采用一个饼（无酵饼）和一个杯（葡萄汁）。在教会生活的恢复方面，弟兄会是先跨出了一步。
在中国，教会生活的恢复是在1922年从福州开始的。弟兄们一面看到当时各大公会的制度和仪式不符合圣经，于是纷纷脱离宗派，另一面也看到英国弟兄会脱离宗派以后在家里擘饼是根据圣经的，弟兄们就反复查考圣经。于是就在王载弟兄家有第一次的擘饼，参加的人只有三个：王载、王载师母和倪柝声。以后得救的人多起来了，他们就另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聚会之用，参加擘饼的人就更多起来了。弟兄们当时办了一份刊物名〈基督徒报〉，在这份刊物中登载了许多关于教会的真理和正当教会生活的恢复之信息，共办了二十四期，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期专辑。一期是「直道」、一期是「敬拜神」，讲到基督教的偏差、教会聚会的生活，也讲到如何擘饼、敬拜神等。这份刊物发到全国各地。首先看见这亮光而脱离宗派奉主名聚会、受浸和擘饼的有福建各地，如莆田、厦门、福清等地，浙江有平阳、泰顺、沙地，萧山等地，江苏有盐城、阜宁等地，山东有济南、烟台等地，还有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
在上海奉主名聚会的擘饼一开始是在新闸路辛家花园汪佩真的家，后来迁到赓庆里。当南京李渊如、缪韵春和张耆年三位女同工迁来上海在前哈同路（即现在的铜仁路）文德里240弄26号顶下一幢房子以后，擘饼聚会就从赓庆里搬到李渊如楼下来了。这是1927年的事。参加聚会的弟兄有两人：倪柝声、胡吉堂，姊妹有八人：李渊如、汪佩真、缪韵春、张耆年、刘慧芬、朱增年、程仪凤、路征先。我父家是1928年秋搬到文德里来居住的。到1929年擘饼聚会搬到34号倪柝声住房的楼下客堂，以后会所扩充到隔壁36号、38号两开间，共四开间房，参加擘饼的也有一、二百人。到1939年为便于路远的人在就近可擘饼，就在前金神父路（瑞金路）群贤别墅陆乾惕弟兄家设一个分家，胶州路俞成华医生家设一个分家，常德路杜忠臣弟兄家设一个分家。到1946年分家擘饼增加到八个。1948年分家擘饼聚会最多达到二十一个。以后到1949年，缩小到十六个分家，分家擘饼聚会都是由各区就近的执事弟兄姊妹去负责的。
上海解放以后，有的分家房子有困难，像第三、四家，第五、六家，第八、九家，第十一、十二、十三家和十五家都收掉了，只存下五个家。1956年聚会处经过肃反以后，分家聚会的人数就更少了，分家擘饼聚会也都收掉了。1958年南阳路145号聚会处的房子捐献给国家，聚会并到怀恩堂去以后，宗教事务局为照顾聚会处信仰的特点，许可我们在怀恩堂小房间内有擘饼聚会。但是来参加的人很少，约二、三十人。1966年9月怀恩堂被红卫兵砸坏后，擘饼聚会就停止了十四年。以后怀恩堂虽然恢复擘饼聚会，但性质和过去不一样。1979年开始，弟兄姊妹纷纷在家里擘饼，但不是全部公开，有的在三自礼拜堂恢复后也都停止了擘饼。
以下不过是说到擘饼聚会是如何开始的，和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擘饼聚会在这几十年来的演变：
另外，关于为饼和杯祝谢方面，在三十年代末分家擘饼前大多是由同工或长老站起来祝谢的。分家擘饼以后，大多是由执事站起来祝谢的擘饼聚会好像是由同工、长老、执事来掌握的，很少由圣灵来引导。擘饼聚会是主的晚餐、主的筵席，是主负责的，所以应该完全由圣灵来引导。只因弟兄姊妹在属灵方面幼稚，不会随灵而行；有圣灵催促的人不敢祷告赞美，没有圣灵催促的、天然欢喜说话的人就随便祷告赞美。因此，整个聚会都不是在灵里的。你赞美主的爱，他赞美主的名，我赞美主的受苦，没有随着圣灵的引导。大家赞美主时应该有一个中心题目，赞美到一个高峰，该由圣灵催促一位弟兄站起来为饼和杯祝谢，他不一定是同工，不一定是长老，也不一定是执事。还有在1948年以前，擘饼聚会没有分成记念主和敬拜父两段时间。1949年后，在「初信造就」中提到关于擘饼聚会有这两段的时间，开始是赞美主、记念主，所有的诗歌和祷告都该是记念主的，擘饼以后是主耶稣作为长子带领众子前来敬拜父，所有的诗歌、祷告和赞美也都应当是向着父神的。但这应该是在灵里的，而不应是规条、律法。如果赞美主还没到高峰，有一位弟兄就站起来为饼祝谢，然后递饼传杯，大家灵里都会感觉不饱足的，所以擘饼后，有的弟兄还要加上一些赞美主的祷告，但一切当随着圣灵的带领。但是以后记念主和敬拜父这两段时间却变成了规条。如果一位弟兄在擘饼后再要记念就会被一些执事或其他弟兄所劝阻，认为是不合适的。但是也有赞美主到了高峰才开始擘饼，然后，擘饼喝杯后有的弟兄姊妹还是停在赞美主的阶段，这样大家灵里也会感觉不痛快的。无论如何我们一切都要在灵里作。唱诗、提诗要在灵里，赞美主、敬拜父也要在灵里。不在灵里的唱诗祷告就是宗教。有聚会的一套仪式而没有灵就是宗教。宗教带来发死、发沉，结果在聚会中你等我，我等你，赞美少、诗歌少、祷告少，死气沉沉。这样宗教式的擘饼聚会，我们是多年经历过的。
听说在萧山有一个地方，在擘饼前要人家先自己省察认罪，然后才可擘饼，这也变成一个规条。在三十年代初，姊妹们不能在聚会中开口，甚至连祷告也不可以，这是受到弟兄会的影响，因为弟兄会的聚会是这样的。到1933年，弟兄们感到如果不让姊妹们在会中祷告，聚会就会像半身瘫痪一样，因此非要改变这个传统不可。以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祷告，才胜过这种情形，姊妹们才开始在聚会中有祷告。聚会从那时起也更丰富了。
在使徒时代，擘饼聚会是在家中举行的，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在家中」原文是多数，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或挨家挨户的擘饼。过去的分家擘饼却不是如此，都是因为路远要方便弟兄姊妹来擘饼才有的。当初在使徒时代，大家都是自觉自愿地将家打开擘饼。挨家挨户就是在一条街上也可以有许多家的擘饼，而不是根据行政之划区分家的。就着擘饼聚会的方式，也不一定要有同工、长老或执事来领擘饼聚会。没有同工、长老、执事，弟兄姊妹也可以在家里擘饼。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七节，保罗当时擘饼的地方是在特罗亚一个弟兄楼上的家。他们不是先擘饼然后请保罗讲论，而是请保罗先讲，他们聚会人多，连坐也没有一定方式，甚至犹推古高高坐到窗台上去。保罗讲到半夜看见犹推古从窗台上跌下去死了，他便下楼伏在他身上，将他治好，然后再上楼和大家一同擘饼，擘饼后又谈了许久直到天亮才走。他们这次擘饼聚会是通宵的，在擘饼聚会中有讲道，也有医病，所以擘饼聚会是没有一定的聚会方式、聚会时间或固定的聚会内容。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主恢复中的国外弟兄姊妹看见了这个光，看见什么是教会，看见什么是宗教，看见我们过去擘饼聚会的方式，多多少少是受到弟兄会作法的影响，所以他们决心要脱去弟兄会的聚会方式。他们看见擘饼记念主不是用头脑将主在地上为我们受苦的一生，回忆一下来追思主的爱、主为我们代死的苦，而是来享受主，用灵而不是用头脑。擘饼聚会就开始活起来了。
现在来说一点有关「蒙头」的事。哥林多前书十章讲到「主的筵席」，十一章下半段讲到「主的晚餐」，中间插了一段十一章上半段关于「蒙头」的事共十六节。这给我们看见「蒙头」和「擘饼」是一样重要的。「擘饼」怎样不是一个形式，重在灵里享受主并展览基督，「蒙头」怎样也不是一个形式。姊妹在聚会中蒙头预表教会在基督面前蒙头。我们一面享受基督的丰富，一面服在基督脚下。这个服权柄是服基督在教会中的权柄，服神在宇宙中的权柄，服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权柄，而不是服人利用宗教所取得的神职权柄，简称「神权」。在罗马天主教和堕落的基督教里有这种「神权」。过去在基督从聚会处是否有人利用「蒙头」来压制姊妹呢？我未听说过。在三十年代初，姊妹们是不许在会中开口的，连祷告也不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她们说话。她们总要顺服……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难道保罗是用「神权」压制姊妹么？断乎不是。但圣经中明明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这是指什么呢？这主要是指姊妹在大会中不可教训男人，而不是连祷告也不可以，连作见证也不可以。当时负责弟兄感到姊妹在会中没有祷告是聚会的一个损失。在1933年开始，姊妹们可以在会中祷告了。
「蒙头」不是一个仪式。如果不懂属灵的意义，别人戴顶帽子，我也去戴顶，这就是宗教式的蒙头。我们被别人称为「戴帽会」，别人没有看见蒙头的真理，祷告的时候不蒙头，我们也不要为此和别人分开，或不阿们他们的祷告，这是跟我们基本的信仰无关的。
1956年1月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进行肃反，公安部门、宗教事务局和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没有把「蒙头」称作「顺服神权」而加以批判。相反的，罗处长在一次谈话中说：「你们聚会处有你们信仰的特点，你们要坚持，不要迁就。」他是指我们的擘饼和蒙头说的。所以左弗如姊妹在〈通讯〉第二期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有人经过肃反学习，以为已往所讲的道都是毒素，以为福音书房所出的书也都是毒素。例如蒙头是圣经中的教训，今后姊妹们还是应该照着神的话蒙头。出于圣灵的权柄还是圣经中的真理，我们不能推翻。权柄就是神自己，推翻权柄就是推翻神。在教会里面，是有代表圣灵的权柄，我们还是要顺服」（〈通讯〉第二期页8-9）。
1957年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在南阳路145号召开，来自全国十七个省、一个自治区和三个直辖市的同工、负责弟兄以及有心事奉主的弟兄姊妹共六十九人通过了一份文件，就是〈持定所承认的道〉。在这篇文中第十页写道：「女人蒙头是见证『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林前十一2-16）。」这次同工聚会是上海统战部、宗教事务局、基督教三自爱国会都支援的，这份文件他们也都看过，他们并没有说「蒙头」不应当放在内，或是「蒙头」是封建和顺服神权，因为他们清楚这是我们的信仰。1958年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会所捐献给国家后，大家并到怀恩堂去聚会，姊妹们还是在聚会里蒙头的。左弗如姊妹当时是上海三自副主席，又是人民代表，她也经常鼓励我们说：「我们信仰的特点还是要坚持，有与人不同的地方还是要不同，不能因为肃反就把真理改样，就把信仰迁就。政府一点没有意思要改变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今天很有把握的。」1958年聚会并到怀恩堂后，我们借他们的小房间进行擘饼，姊妹还是蒙头的。这样有八年之久，一直到1966年「红卫兵」冲垮怀恩堂后，所有的聚会都停止了。1982年静安区怀恩堂恢复，有人问过去聚会处的长老，我们为什么不恢复擘饼聚会，他回答说，「擘饼」是倪柝声路线，外地姊妹到怀恩堂做礼拜蒙了头，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将姊妹的帽子拉掉说，不要妨碍团结。后来，北京先恢复「擘饼聚会」，上海也跟着恢复了，但这不过是徒有「擘饼」的形式，而没有什么属灵的价值。「蒙头」的问题也是如此。
四、「聚会」的由来
过去我们常听公会的弟兄姊妹说，他们在什么礼拜堂做礼拜，今天礼拜天他们去做礼拜等，后来我们也听到「主日祟拜」、「圣诞崇拜」等。但是在我们中间只有「聚会」而不称「礼拜」，但也有的弟兄姊妹不明白圣经也称「聚会」为「礼拜」的。
在新约，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神，不是在外面五体投地向神跪拜，也不是在礼拜堂里。这都是宗教的一套，拜神像拜偶像一样。神是个灵，我们也要用灵敬拜。两三个人奉主名聚会就是教会的性质。三十年代初，各地弟兄姊妹脱离宗派聚集在一起擘饼记念主、敬拜父，并称这为「奉主名的聚会」。所以「礼拜」是旧约的，且是一人主持，一人讲众人听，听后散会，可不交通；而「聚会」是新约的，是要彼此交通，彼此劝勉，彼此同心，大家作话语的出口，聚会人人来说神的话。过去我们有各样的聚会，「擘饼聚会」、「祷告聚会」、「交通聚会」、「传福音聚会」、「查经聚会」、「祷读聚会」等。大家在聚会中都要显出肢体的功用来。长期做「老听众」就是做礼拜，连「家庭礼拜」也是请一位自由传道来讲，大家听。这种情况也长期在我们中间存在。神要救我们脱离宗教式的做礼拜。
五、「受浸」和「按手」
「受浸」在中文圣经翻为「受洗」，「受浸」是见证属灵的实际，见证荣耀的基督。信主的人受浸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太二八19），是见证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罗六3-11，西一12）。
关于基督教的偏差，受浸的问题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认为受浸是入教的手续，父亲信了主受了洗，生了个孩子，也送到礼拜堂去给婴孩行滴水礼，让他也入教。慕道友通过一、二个月的「信德」学习，通过考试也可以受洗。于是有许多没有得救、没有重生的人也都混到教会里来了。
1921年弟兄们在福州看到圣经中受浸的真理，看到礼拜堂所施的滴水礼是不合乎圣经的。他们看到圣经说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祂来到约但河，并说祂从水里上来，而公会里替人施洗的时候，用一小碗或者小盆盛水，这样人是如何从水里上来呢？于是，他们要遵照圣经的教训到河里去受浸，为主大用的余慈度小姐到福州的时候看见了受浸的真理，就跑到马尾和受恩教士处受浸。王载弟兄过去在南京受过滴水礼，看见受浸的真理后便跑到鼓浪屿去受浸。倪弟兄和他母亲是在福建阳歧受浸的。他们都是在河里受浸的，一直到今日在乡下的弟兄姊妹还是替人在河里施浸。三十年代初，在山东烟台的弟兄们都是在海边受浸的。哪里有水，哪里就可以受浸，不必一定要在礼拜堂里受浸。受浸的地方，只要有水，就可以受浸。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老会所是用一个大的帆布袋，灌满水替人施浸的。1949年南阳路新会所落成后，在讲台下面造了一个水泥浸池，可给人施浸。萧山、嘉兴和其它有些地方用塑胶布做水池。在上海的家庭聚会的信徒是在浴缸里受浸。至于施浸的人是否一定是牧师、传道，或是同工、长老、执事呢？圣经中没有这样规定。腓利是个执事，不是牧师、同工，但他替太监施了浸。所有主耶稣的门徒只要有资格传福音，也就有资格为人施浸。
还有一个就是受圣灵的浸的问题。主耶稣在升天以前嘱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门徒们曾经听见主说过，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他们要受圣灵的洗（徒一4、5）。我们看见受浸不但是浸在水里，还要浸在圣灵里。多少次为初信的人施浸时，我按手在他们头上一祷告，他们便得到圣灵的浇灌。到1935年在文德里聚会处，倪弟兄专讲「圣灵的浇灌」的事，许多人追求「圣灵的浇灌」，他们也得着「圣灵的浇灌」并说方言。这就是所谓过「得胜关」和「圣灵浇灌关」。后来因为出了事，有的同工放纵肉体犯罪，有的因追求圣灵浇灌而被邪灵所附，所以就停止下来。
「按手」在圣经中表示联合。希伯来书六章二节说到「各样洗礼、按手之礼」。除了洗礼以外，还有一个叫按手之礼。「按手」过去在我们中间实行得不多。最普遍的就是弟兄在施浸时，按手在站在水里受浸的人并祷告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替你施浸，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阿们。」这是浸水的浸。保罗在以弗所还按手在弟兄们头上叫他们得着圣灵的洗（徒十九6）。1935年大家追求「圣灵浇灌」的时候，没有得着「圣灵浇灌」的请已得着的按手在他头上，使他也得着「圣灵的浇灌」。记得我那时只有十三岁，刚受浸不久（我是1934年受浸的），一听到追求「圣灵的浇灌」，我就求神，但是一点得不到。后来，我听到弟兄说「这都在乎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基督已经坐在神的宝座右边，被神的右手高举，并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祂已将圣灵浇灌下来？你信你就得着。」我说我信，那天我就得着了圣灵的浇灌，被喜乐充满，并且也说了方言，唱了灵歌。有一位老同工陈则信弟兄看见我得到圣灵的浇灌，而他求了很久还得不着，他就要我按手在他头上为他求圣灵的浇灌。我这个孩子当时胆子也很大，就按手在他头上祷告。稀奇！他也得着了「圣灵的浇灌」。「按手」表示联合，我得着圣灵的浇灌，我一按手在他头上，圣灵如膏油也流到他身上去了。所以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虽然这里没有提到「按手」，但我信，抹油祷告也一定是按手的。我小时候一有病，父亲就请教会的长老来，用橄榄油抹一点在我头上，按手祷告，第二天高烧就退了。
1978年我和萧山沈智敏弟兄去看望许敏柔姊妹，她轻度瘫痪，并用几个晚上失眠吵闹，我们两人按手在她头上祷告，当晚她就病愈，一觉睡到天亮。但是为被鬼附的人赶鬼就不能「按手」。朱臣弟兄曾在1979年写信给我说，他在浦江乡下为一个被鬼附的人按手祷告赶鬼，鬼非但不出去，反而他得了重病，四个月卧床不起，骨瘦如柴。以后，他在神面前看见自己的错，就悔改认罪，病就慢慢好起来了。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二节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分，要保守自己清洁。」所以「按手」不是随便的。有的人要求祝福，要教会为他按手祷告。记得四十年代初，在聚会处有几次公开为人按手祝福的。其中是二位西国姊妹巴若兰和章文兰姊妹要回国去，她们要求按手祝福，倪弟兄就为她们按手，做了英文祷告。主耶稣曾在地上为小孩子按手祝福（可十16）。保罗也曾为提摩太按手使他得到恩赐（提后一6）。众长老也为提摩太按手使他得到恩赐（提前四14）。至于公会里有按立牧师、按立长老、按立执事等，就是用按手设立在教会中的一个职称，这是在圣经中所没有的。保罗写信给提多吩咐他在各城设立长老（多一5）。过去教会中的长老是同工设立的，但没有举行任何按立长老、执事的仪式。在圣经中，监督实际上就是长老，「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徒二十28）。长老也罢，执事也罢，都应当是圣灵立的，他们是圣灵借着使徒、同工所立的，不是选举的，不是推荐的，不是提名出来的。
六、「同工」、「长老」、「执事」的由来
「同工」是同作主工的人。「同工」不一定是使徒，一同作主工的都可称为「同工」。「同工」不是一个职称，不是在某地受过训就一定是「同工」，若他不作神的工，即便过去是「同工」，也不该称为「同工」。我们不是与某人同工，也不是某人的同工，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凡是与神同工的，他也就是我们的「同工」。作神工的就是神的工人。
要作神的工和成为神工人的，不是自告奋勇的，也不是人所按立的，而一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当日有许多人要出来作主的工，前面的弟兄们就要问他：「你清楚不清楚主的呼召？」。如不清楚，他还是慢慢地来，不着急。
有人认为要做主的工，一定要有恩赐，一定要会讲解圣经，一定要站讲台。其实我们从圣经中看见有两种蒙召，一种是圣徒的蒙召（罗一7），一种是使徒的蒙召（罗一1）。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蒙了神的呼召，从千万的世人中间被神呼召出来、分别出来，成为祂的圣徒。但在蒙召的圣徒中间有一些人是蒙召成为主的使徒或神的工人。前者是蒙了神拯救的恩典，后者是蒙了神使用的恩典。在圣经中我们看见有使徒的蒙召而没有长老、执事的蒙召。圣经只说有人在教会中被设立为长老或执事。虽然如此，事实上，长老和执事也是神所使用的人。圣经虽然没有说，他们和使徒都是蒙召的，但却说他们和使徒都是被设立的。使徒、长老、执事都是神在教会中所设立事奉神并建立教会显出肢体功用的人。当然凡是肢体都有功用，但有的人在教会中的功用还不显明。使徒或神的工人的功用重在话语上事奉神及建立教会。长老、执事的功用重于在教会事务上事奉神及建立教会。但也有例外的，如司提反、腓利都是执事，不是使徒，但圣经记载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都敌挡不住（徒六10）。神也叫腓利去传福音给埃提阿伯的太监，领他信主，为他施浸（徒八26-40）。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记载的教会聚会中，人人都可以作先知讲道。不是只有使徒、神的工人得到启示才能站起来说话，所有的圣徒们都能蒙启示为主作先知讲道。
也有许多人认为要作主的工，就一定要完全放下职业，进神学院或圣经学校，学习圣经几年，毕业后才可以做传道。做了传道就整天在外面传福音、探望信徒、领家庭聚会或奋兴会等。圣经给我们看见保罗一面传神的道，一面织帐棚为业。但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不使世上的事务分心，能专心祈祷、传道为事，使讲台能丰富刚强，教会得以建造，神就呼召他所用的人全时间作主的工。蒙呼召出来作神的工，不是整天忙着讲道、探望、预备讲稿或其他教会的事务。保罗蒙召作使徒后，没有马上去耶路撒冷见在前面的使徒，也没有立即在耶路撒冷作工、传神的道，而是一个人安静并到阿拉伯去住了三年，学习听神的话（加一17，18）。在三十年代初，我们听到一句话，「不能为主不作工，就不能为主作工。」许多人不能领会这话。「同工」是同作主工。许多人认为作主工就是要会传福音，要多收庄稼，救人灵魂，造就信徒；作工就是要作事。但是主要你先侍候祂，学习破碎己，释放灵；学习听主的声音，顺服神的旨意。有的人天然就喜欢讲话，喜欢站讲台教训人，喜欢在讲道中讲笑话引人哄堂大笑，却没有圣灵的能力。他们讲得头头是道，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但是没有灵，弟兄姊妹得不到生命的供应，难道这也是在作主的工么？有的同工从未上过讲台讲道，而是在背后暗中为主的工作和教会有负担的祷告。他在神面前所作的，是蒙神悦纳的，是作了主的工。
神的工人各国都有，因此同工是不分国籍的。神的工人也不分文化、民族和男女。凡在基督里真正作主工的都是同工，不能把西国同工弟兄姊妹都当作帝国主义分子看待。如果将政治、阶级、哲学都带到教会里来，神的工作一定会被破坏，教会也会受到很大的亏损。
过去在我们中间，做神的工作的、清楚是蒙召出来作工的，都称为「同工」。实际上「同工」在圣经中就是一班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人。但为什么不称他们为使徒、教师如称长老、执事一样呢？因为在1934年以前，弟兄们是受了弟兄会达秘的教训影响，认为就时代论而言，使徒已经过去了，先知也没有了，所以作神工作的人都称为「同工」。到1934年上海教会人数到了数百人，需要有长老的产生，但是长老是要使徒设立的，既无使徒，长老也无从产生。但后来弟兄们将「负责弟兄」的名称改变为「非正式长老」，「同工」也是「非正式的使徒」。于是，在1934年设立了三位非正式的长老。福音书房出了一本名为《聚会的生活》的书，其中称「同工」为「非正式的使徒」。到了1937年《工作的再思》一书出版了，书中说到使徒的定义使徒就是主所差遣打发的人，所以大胆地说，「现在使徒们还在这世上。」按照希腊文，「使徒」的意义就是「被差遣的人」，此外再没有别的意思了。使徒并非什么特殊恩赐的人，不过是神所差遣的人而已，是神差派的就是使徒，是神打发的就是使徒，不一定要像保罗这样有大启示、大恩赐的人才称使徒；也不一定是主亲自呼召的十二个门徒才称使徒。圣经中记载除十二个使徒和保罗以外，还有许多使徒。
既然使徒就是主所差遣的人、打发出去的人；同工也就是使徒，那么就没有坐堂同工。一个地方教会没有固定的同工负责教会的事。负责地方教会的是当地的长老，同工如长期住在一个地方，也能兼作长老。所以，以后在上海就有许多同工兼长老产生，如俞成华、张愚之、唐守临和我父亲都是同工兼长老。自从《工作的再思》出版后，许多同工都出到外地去作主的工。我父亲去杭州、萧山、沙地、绍兴、温州、平阳、福鼎及泰顺一带作工，后来回上海兼长老的职分。
《工作的再思》出版后过了一年，在巴若兰协助下翻成英文，取名ConcerningourMission。这本精装本运到英国后受到史百克的抵制，结果都被退回上海福音书房，因为史百克没有看见地方教会的真理，因此关于同工即使徒，并不改变称呼，仍称为同工。
同工聚会和当地教会的聚会不同：
同工聚会不是全国同工们聚集在一起商量教会的事和工作的事的聚会。我们在圣经中看见教会是地方的，从来没有众教会联合的事。我们的联合是以信徒为单位，而不是以地方教会为单位，因为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但是关于工人方面，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就不是这样。使徒是联合的，但这并非说，所有使徒都联合作一个团体。所有的使徒都联合在一起管理所有的工作，也是圣经所没有的。圣经中的工人并没有联合成为一个中央的团体。那个作法是罗马的，不是圣经的。但是圣经中的使徒是联合的，并且是联合成为一班一班的。保罗和路加、西拉、亚波罗、提摩太、提多是合成一班的。彼得与和他同在的约翰、雅各等又是一班。从安提阿出来的是一班，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又是一班。虽然他们这些人不是各自组成一个差会，但是他们各人有各人的「同人」（徒二十34）。神的工作和神的工人在圣经中是团体的。众教会是没有团体的。众教会一有团体就成了公会。许多人误以为由于我们不是公会，所以作神工人的和为神作使徒的，就可以自由行动，单枪匹马去作他自己所认为好的工作。不，教会是不应当联合为公会的。然而，神的工人虽然不是联合成为一个布道的中央机构，但是神的工人是有同工的，是和他的同工结合成一班而同去作工的。同工固然是团体的，他们的团体不是一种组织的团体，而是一个属灵的团体。他们的确是一个团体，是一个作工的团体，但是他们却没有组织、没有地位的分配和职分的分当。加入的人也不是借招募或者训练而来的，乃是神安排的。他们彼此间的关系乃是属灵的，而非地位的，他们的结合乃是属灵的结合，而非人为的组织。神在他们中间作主，圣灵在那里指挥。圣灵借着祂的仆人行使属灵的权柄，而非用地位的权柄。在教会中并在同工之间没有地位的权柄，只有属灵的权柄。保罗是因为灵性长进，满有能力，且与神之交通亲密，所以他有那一个权柄。他能指挥别人，并非由于他的地位比别人高，乃是因为他从神得的启示大，认识神深，属灵的能力大，生命比别人长进，所以他有这权柄。什么时候一个人的灵性一失败，他就失去他的权柄。
今天人在组织的基督教里，一有那个地位，就有那个权柄，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圣经里是以属灵为根据。圣经里有权柄，但这权柄是属灵的，不是地位的。除了属灵的权柄以外，还有各种职事的问题，各人在主面前的职事不是一样的。因为职事不同的缘故，所以同工是一面顺服主，另一面却是彼此顺服。大家学习一面和同工发生正当的关系，一面个人受圣灵的引导。这两面都该维持及平衡才可以。神的工人应当结合，但是有一种结合是可惧怕的，就是人的组织。这使神的仆人不能受圣灵的引导，而受人的支配。从圣经来看，人不能合起来成为一个组织的机关，人不能借着一个机关来发号施令。民主集权不是圣经的教训，乃是人间的组织。人的组织有代表大会，通过民主协商集中大家的多数意见而实施决定。既是神的工人，神就有主权；既是神的工人，神就有权柄。同工聚会不是像世上的代表会议，大家来商议神的工作如何作，最后通过大家的意见来决定如何作。这样神的主权、圣灵的权柄到哪里去呢？在徒十六6,7、十三1-3、十五28、二十28，我们虽然看见圣灵的权柄、圣灵的说话、圣灵的决定，但也看见圣灵和我们一同的定意。我们要懂得神的心意，并一直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明白圣灵的意思，并能和圣灵一同定意。
同工聚会或称「使徒性的聚会」在圣经中有对不信的人和对信的人两种。当初在耶路撒冷「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徒二14），这是使徒对不信的人讲道；这就是使徒性的聚会。彼得在哥尼流家里讲道（徒10）也是使徒性的聚会，是一人对众人讲，一人讲众人听，一人传福音众人听。另一种是对信的人讲，如保罗在特罗亚的讲道就是对信徒讲的，但这也是使徒性的聚会。保罗在罗马租了房子在家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徒二十八23），这也是使徒性的聚会。这种聚会就是工作的聚会，这和教会的聚会完全不一样，关于教会的聚会到以后再讲。
上海教会（聚会处）在文德里开始后就有两种的聚会：一种是工作的聚会，一种是教会的聚会。每年一次的特别聚会，或称得胜聚会是同工性的聚会，由一位弟兄传信息，外地同工和本地同工来听，本地信徒也可参加。每主日上午的讲台是工作的聚会，也是由一位同工传信息，大家坐着听。当时连传福音也是同工传的，福音聚会也是工作的聚会。至于擘饼聚会、祷告聚会、交通聚会等，是教会的聚会。第一次在上海的特别聚会（或称得胜聚会）是在1928年2月，地点在文德里34号，有从浙江平阳、江苏北部和福建一带看了老《基督徒报》的信息而脱离宗派的同工们来聚会。这次聚会的中心信息是「神永远的旨意和基督的得胜」与会的同工包括在上海的有三十余人。第一次特别聚会是在1931年9月，也是在上海，中心的信息是「新约和神的智慧」。第三次特别聚会是在1934年，也是在上海，中心的信息是「基督的中心性和宇宙性」。以后差不多每年都有一次特别聚会或称得胜聚会。1935年9月举行的特别聚会信息是「基督得胜的生命和圣灵的浇灌」。1937年在汉口有一次特别聚会，后又在上海举行，中心的信息是「工作和教会的路线」，有关信息日后就印成书，名《工作的再思》。中日战争开始于1938、1939年，倪弟兄出国去欧洲访问有一年半之久。1939年夏天他从英国回到上海后，有了另一次特会，中心的信息是关于身体的信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从1939年8月特会开始一直到1940、1941、1942年，接近三年时间，至少有三十个月有好几次特会。尤其是在1941、1942年期间，几乎每隔一个月在上海都有特会，逢星期三晚上有周中聚会。信息的中心有「十字架」、「破碎」等。直至1942年下半年，他在上海的职事被停止了，他去重庆约有六年之久。1948年他又回上海，每天上午跟各地同工、上海同工和部分长老，执事聚会，信息的中心是将自己一切所有、所是、所作完全交给教会。这二十年来的特会都是同工的聚会，就是工作的聚会。
关于同工方面，在二十年代初来参加特会的有苏北的吴微、季永同、邱日鉴，有温州平阳的蔡崎、黄履铨，有福建的陈恪三、魏光禧、陆忠信（后去了新加坡）、缪受训（后去了马尼拉）、陈则信，有青岛的张子洁，烟台的李常受、赵旭东，北京的房爱光，东北的华世宾，杭州的乐腓力、徐永明，汉口的蓝志一，重庆的徐仲洁，以及在上海的同工李渊如、汪佩真、张光荣、俞成华、唐守临、张愚之、许达微等。以后，同工也逐渐增加，各地都有新的同工和青年同工加入。
感谢神，圣灵还在这里。感谢神，不是我没有特别的恩赐，就不能作使徒。感谢神，不是肉眼看见了主才能作使徒。感谢神，不管我是先知、是教师、是传福音者，只要我有主的呼召，就能作祂的使徒。今天一切蒙主呼召的人，不管他的恩赐如何，也不管他有没有见过主，只管他有没有主的呼召。如果他有主的呼召，他就是同工、使徒。有人认为要从鼓岭山执事之家受过训下山的才是同工，其实没有这件事。从鼓岭山下山的同工，变质的、退后的、不作工的、甚至卖主卖友的、变成假使徒的，也不在少数。同工、使徒这一个数目还没有满，凡受主托付的都能有分，凡受差遣的都能有分。
至于长老，他们是负地方教会责任的人，是管理本地教会的人。他们和同工有区别。同工要有主清楚的呼召，没有主清楚呼召，就不能自告奋勇作同工。长老是被设立的。「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徒二十28）。长老是圣灵设立的，也是圣灵通过使徒设立的。徒十四23说到使徒第一次出外布道的时候，就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
过去在上海教会（聚会处）产生长老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1934年以前，上海教会没有长老的设立，因为过去受了弟兄会达秘的影响，认为当时没有使徒。长老要使徒设立，既然没有使徒，长老也无从产生。所以在《聚会的生活》一书中，将负责弟兄改称为非正式长老，并且设立了三位非正式的长老：就是杜忠臣、林光表、吴锡佑三人。杜弟兄负责管账，有时也起来报告，擘饼聚会时起来为饼杯祝谢，受浸时为弟兄姊妹施浸。吴锡佑比较多讲话、报告事情、为饼杯祝谢，并看望弟兄姊妹。林光表身体一直不好，吴锡佑工作也很忙。到了1937年《工作的再思》出版后，该书称现在还有使徒，就是凡蒙主呼召和奉主差遣的人都是使徒，因此也当设立正式的长老。林光表生肺病已死，就由朱臣弟兄作长老，所以当时有三位正式的长老就是杜忠臣、朱臣和吴锡佑。另外长住上海的同工可兼作长老，当时同工兼作长老的有张光荣和俞成华两人。到1948年，南阳路145号新会所落成后，上海教会弟兄姊妹也有一二千人，分家聚会十几个，所以也要增加长老，除我父亲因年老体弱不参加正式长老的工作外，其余正式的长老有八人，即俞成华、张愚之、唐守临、朱臣、杜忠臣、何广涛、宣常铭和顾伯涛。1951年，何广涛去了武汉，当时常住在办公室楼上，并负责办公室的执事任钟祥（负责文书工作）代替何做了长老。
1956年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经过肃反，当时俞成华已死，张愚之、朱臣被逮捕，杜忠臣隐居，而宣常铭、顾伯涛也不来聚会了。长老只剩下唐守临和任钟祥两人。当时主要的同工也都被逮捕了。为要再增加几位长老，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讨论、祷告。那时作长老的条件，除了圣经中的几条以外，还另加一条「政治要好」。作长老的，属灵要好，政治也要好；属灵好，政治不好，就不能做长老。上海教会肃反时，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信徒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主编的〈通讯〉第三期有一篇〈关于长老的新生〉的信息，说到产生长老的条件，一是根据圣经，长老是圣灵设立的，不是选举的；二是设立长老的条件，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和提多书第一章所列长老应有的品德：做长老的必须在属灵上有认识，善于教导，在生活上无可指责，在行为上有好的品德；同时还得在教外有好名声。关于在教外有好名声这一点，编者说：「我们处在新时代中，觉得应当包括在政治上站稳人民立场，有积极的爱国表现。我们相信，一位弟兄的属灵情形如果是好的，那么，他生活在神所安排的这一个新时代中，也定有好的政治态度。如果政治态度和生活有问题，那就属灵情形也一定有问题。如果灵是背叛的，那样的人就不能做长老。另一面，政治也不能代替属灵。光是政治认识高，而属灵情形差，那样的人也不能做长老。长老要负教会属灵的责任，所以不但要在政治方面没有问题，尤其需要在属灵方面有相当的学习。」
周行义和左弗如在他们所写的一篇〈上海教会长老的新生〉中说：「第一，我们目前并没有够得上称为使徒的弟兄，因此，我们不能走由使徒设立长老的路。第二，如果以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等所说的那些品德和条件来衡量，我们很难找出有哪一位弟兄构得上这样高的标准。可是，我们上海教会又不能没有长老，这怎么办呢？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中间虽然缺少使徒，可是我们相信，圣灵不会受这一个限制。在有使徒的时候，圣灵能借着使徒设立长老；在没有使徒的时候，圣灵也能借着一班敬畏神、忠心事奉主的人发表祂的心意，在教会中，在一位圣灵的感动下，『同心定意』（徒十五25）设立长老。从四月上旬起，每星期召集了几十位多年有事奉的弟兄姊妹（包括以前的同工、长老、执事）一同祷告、交通，摸圣灵的感觉，提出了一些比较在前面的弟兄的名字，同时，大家用爱心说诚实话，指出各人的缺点，加以勉励。在起初的时候，弟兄姊妹对于圣灵的感觉不够清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在5月21日的事奉聚会中，有一位同工弟兄下了断案，就是先设立唐守临、刘约翰、任钟祥三位弟兄为长老……。」这是1956年5月设立的三位长老，过了两年，到1958年下半年，任钟祥建议将南阳路145号的房子捐献给国家，弟兄姊妹的聚会就并到怀恩堂去参加静安区的联合礼拜。刘约翰也调到重庆去做医生了。在怀恩堂主日下午维持主日讲台的就只有唐守临一人。去聚会的弟兄姊妹只有几十人。青年弟兄姊妹都不去聚会了。这样一直拖到1966年9月红卫兵砸怀恩堂为止。
在1956年4月上旬，每星期召集的几十位以前的同工，在长老、执事聚会中提出了一些弟兄的名字，但大家看法不一，一种人是从属灵方面看，另一种人从政治方面看。当时大家经过肃反，认为光是属灵好，政治不好，不能做长老；光政治好，属灵不好，也不能做长老；而政治好的表现是包括在教外有好名声，反帝爱国的，政治学习要积极的。这样大家认为最老的长老杜忠臣在政治方面不够好、不够积极，所以就认为他不能做长老。刘约翰属灵方面差，但政治方面好，也可以做长老。又有人提我的名字和周行义的名字，但有人认为我关过三年，在教外没有好名声，不能做长老，而周行义也构不上做长老的条件。结果，除产生三位正式长老外，又加了二个助理长老，就是周行义和我。
不但在上海，外地教会关于长老的产生也有这个难处。1979年温州和平阳的弟兄们召集了一次全浙江省大交通聚会，关于长老的产生也是其中一个交通的问题。后来大家也得不出结论来。
有一件我们要注意的事，就是我们从圣经看见地方教会在正常时有长老、执事，保罗写的书信是给某地方的长老、执事和众圣徒，但是在地方教会不正常时（包括有遭遇），就不一定有长老和执事。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时没有提到长老和执事，可能当时长老、执事已不存在，或逃散了。使徒约翰是写信给七个教会的使者，这七个教会的使者是有光并发亮的七颗明星，在教会不正常的时候，我们不是要争着作同工、长老、执事，我们乃是要作一颗明亮的星并作教会得胜的使者。
至于执事，他们乃是在地方教会中做事务方面的工作的：
使徒行传六章一至六节记载，不但长老是使徒设立的，执事也是使徒设立的。长老就是监督，英文是overseer，是看管教会的；执事主要是在事务上服事弟兄姊妹。不论长老或执事的按立，在圣经中不仅有外面品德上的条件（参提前三1-13，多一5-9），并且也有里面灵性上的条件。但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因为受弟兄会的影响，认为当时没有使徒，所以也无从产生正式的长老。但是人多起来，总得有人起来管理教会，不能老是几个同工来管。因此，他们就设立三位非正式的长老，称他们为聚会处的负责弟兄，他们就是杜忠臣弟兄、吴锡佑弟兄和林光表弟兄。以后，执事也是由同工设立的，称为家负责。最早的执事是史久荣、钱能绳和姚慈幼弟兄。钱和姚两人是山东齐鲁来的学生。这三个执事当时是青年弟兄，平常聚会来得很迟，也没有负什么责任。一直到1937年，前面的同工看到当时还有使徒，那些奉差遣出来做同工的就是使徒，所以就有正式的长老和执事的按立。倪弟兄在上海长乐路友华村按立了五位执事，他们是史久荣、许惠祥、陆乾惕、孙务信和我。在这五个人中，孙务信和我年纪最小。当时执事的按立多是注意外面的条件，而少注意里面的条件。例如当时认为史久荣弟兄很愿意帮弟兄姊妹们忙，有人生病就去探望，外地有弟兄或同工来沪就去接送等，但是后来看出他说话很随便，挑起了一些谗言，使弟兄姊妹不和睦，因此就停止了他的执事职分。其他的四个执事也不过向主有点心，办事比较能干、殷勤，但是他们与当时的司提反、腓利等执事还相差太远。主要是他们没有被圣灵充满，灵不够强。长老也是这样，他们都不符合圣经中的资格，而是在弟兄中矮中取长，而被拣选出来的。提多书说到作监督的除了在外面要有好的品德外，还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多一9）。提摩太前书三章说，作执事的除了在外面有好的品德外，还要固守真道的奥秘，不说谗言，并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提前三6-13）。这就需要被圣灵充满，有美好的灵性和灵刚强。
到1939年，因弟兄姊妹多起来，也有几个分家设立，执事弟兄姊妹的数量不够，以后又增加了三位执事，就是宋吟樵弟兄、杨筠弟兄、胡志诚弟兄；女执事有李石赛荷、金乔静文、黄淑英、许琼英、王采娟、王蔼娟等姊妹。当时宋吟樵是住在聚会处楼上，等于是常务执事，负责管执事室、文书往来、账目往来、伙食及接待等，像十年以后的任钟祥一样。教会也给他一些供给，他就当了一个职员。1942年弟兄们闹事，宋吟樵和杨筠就离开聚会处，到杨绍唐牧师设立的乌鲁木齐路聚会处去了。最早在我们中间，一直想做长老而做不到长老的胡吉堂弟兄，也到那里去当长老了。
1947、1948年李常受弟兄来了，上海教会有了复兴，聚会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分家也增加到二十一个，因此执事的人数不够，还是从矮中取长选拔了一些弟兄姊妹做执事，人数增至七、八十位。他们有的比较要主、长进的青年弟兄姊妹，有的是老的、复兴起来的弟兄姊妹。他们被安排到各分家去当执事，负责主日的桌子、祷告聚会和初信造就聚会。所以当时的执事们不但要负责事务方面的工作：如在执事室值班，在主日上午或福音聚会做招待、整洁、布置等工作，到分家聚会预备擘饼时用的饼和杯、开奉献箱，在祷告聚会时到南阳路聚会处拿祷告单及为何事祷告等，还要负属灵方面的责任，如带领弟兄姊妹如何擘饼记念主和如何祷告，带领初信的弟兄姊妹学习「初信造就课程」，还要作探望签了名要听福音者的工作。这些属灵方面的工作都需要有属灵的负担，灵也要强，否则只是外面做一套，没有属灵的实际，没有灵，就落在宗教形式里面，所做的工作也不过是草木禾楷，没有多大的属灵价值。并且执事的数量多了，会包办、代替了一般弟兄姊妹在属灵上的功用和祭司的职分。这几十年来，上海教会实际上没有多少建造，根基浅、基层差。所以，以后经不起风吹雨打就倒塌了。这个问题在国外的聚会处也长期存在，注重圣经知识过于注重生命经历，以知识代替经历，以工作代替基督，以肉体、情感、思想代替圣灵，以组织代替生命。我们自以为脱离宗派，但还是多年在宗教里面，甚至落到宗派里了。我们自以为属灵，但还是多年在思想里、在情感里，一直追求还是在黑暗里。为此在前面的弟兄特别注重灵的问题，注重操练灵、释放灵、运用灵，也注重每个弟兄姊妹在聚会中发挥肢体的功用，达到人人开口说神的话，人人灵里都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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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1935年上海教会的复兴
发表更新:2016-04-01　阅读点击:720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88-91页。）

自从1934年1月第三次特会以后，弟兄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基督在万有上居首位，也看到今天在教会失败的时候，神呼召得胜者的问题。可是大家都是在叹息自己的失败，越是要追求得胜，越是失败，越追求忍耐，脾气越发得厉害。大家看到自己肉体的败坏，想起来又起不来，越看自己，就越灰心。大家都变得有点冷淡了。倪弟兄本人也觉得需要焚烧，因此他想到英国访问一些圣徒。本来他决定1935年夏天去的，但出发前已约好先去烟台访问李弟兄。但很稀奇是他到了烟台后便得了一次复兴。他看到基督得胜的生命，于是在烟台有一周的特会，在烟台的弟兄姊妹先得着了复兴。他就打消了赴英国之行，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召集了第五次特会，中心的信息是「基督得胜的生命」。这次特会带进了一个复兴。
一个基督徒不追求则已，如果是一个追求的、爱主的、要求属灵的、要求长进的，迟早会碰着一个问题，就是越追求越得不着，越要求属灵，就越显肉体的败坏。大家都爱唱一首诗〈诗歌本301首〉：「哦，我要像你，可爱的救主！这是我所求，是我所慕；……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贞坚，……像你：那样的柔细，宽恕又怜悯、仁爱、良善，…像你：那样的忍耐，圣洁而谦卑，于人无伤，温和的接受无理的苦待，宁可救别人，自己死亡…。」大家不知唱了多少年，但仍叹息说，真像不来呀！所以有些人灰心了，也不追求了。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没有看见基督和我们的关系。我们没有看见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西三4）。我们想基督在世上给我们留下一个脚踪，我们应当跟从主、效法主；主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我们要效法祂的榜样。不错，圣经中是有这个命令，叫我们效法我们的主。但是圣经的命令并不是叫我们光效法主而已，我们还必须先有一个东西，才能够效法主。然而，许多人一直在那里想要效法主，所以一直失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如何的不行，凭我们这个血气的人是绝对没有办法效法主的。
十六世纪奥秘派的坎培多马曾写过一本书名《效法基督》。许多人看了这本书很得帮助。但是如何能效法基督呢？他没讲。还有的人光仰望主给能力，但仍常常失败。圣经中是有这句话，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作，所以这些人一直求主加给他们力量。靠着主加添我们力量是对的，但是在主加给我们能力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东西，否则我们虽然祷告求主给我们能力，我们还是得不着能力。那么这个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要看见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乃是当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后，我们才能效法主；乃是当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后，我们才能求他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如果不知道什么叫作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不知道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就不能经历主在地上的生活，就没有法子跟从主，也没有法子靠着主来得胜，走前面的路。得胜的路乃是在于「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得胜的路乃是在于「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过去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只有保罗能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只能说，我们盼望活着能像基督。保罗说这话的意思是，他自己所以能活是因为基督。如果没有他，他就不能活。这就是保罗生活的秘诀。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秘诀。也有人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当作一个追求的目标。他们盼望有一天能够达到「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然而，他们不知道这一句话是基督徒得胜的方法。
那次特会后，圣灵的确在教会中工作，大家都非常喜乐，满了赞美，不但外地来的同工得到复兴，就是在上海的弟兄姊妹也得了复兴。弟兄们就编了一首诗歌反复地唱，「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替我活。我已与主同钉死，脱离罪恶与今世。我今在肉身活着，乃因信而活。」凡是真正看见基督得胜的生命，而在生活中有得胜的见证的，称为已「过得胜关」，否则就还没有「过得胜关」。在星期六晚的交通聚会，诗歌、赞美的声音也多起来了，一个接一个的上台做得胜的见证。擘饼聚会也活泼起来了，弟兄们每周出版一期〈地方通问〉。
接着又聚了几天会，信息的题目是「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内住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作我们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外在的，就是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有能力为祂作见证、为祂工作。基督得胜的生命是内在的，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是让基督活，我们免活。圣灵浇灌是外在的，叫我们有胆量、有能力，像五旬节的信徒们一样，放胆为主作见证。圣灵的浇灌亦即圣灵的洗。我们不但受水的浸，也要受圣灵的浸。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在会中站起来为主作见证时，就引了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的话：「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徒二14-21）。这「末后的日子」、「那些日子」是指从主复活升天以后，应许门徒们要受圣灵的洗开始，直到现在。圣灵是已经浇灌下来了，问题是我们信不信耶稣已升到高天，被神高举在祂的右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应许的圣灵是给每一个信祂名的人的。这圣灵的浇灌不但是为犹太信徒，也为外邦信徒；不但是给作主工的人，也给所有的信徒。哥尼流家中的人都是外邦人。当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以后，保罗在以弗所遇见几个门徒，就问他们信的时候，有没有接受主的圣灵。他们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他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他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徒十九1-7）。从这几处圣经看见，圣灵的浇灌亦即圣灵的洗。在我们受浸的同时，我们也该受圣灵的洗。过去许多人只受了水的洗，没有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可以求神用圣灵浇灌我们以补回这一课。我们若真的看见基督已被父神高举在祂右边，看见圣灵是应许给凡求告祂名的人，我们凭着信就能得着圣灵的浇灌。
这样，弟兄姊妹都求圣灵的浇灌。许多同工得着了，许多弟兄姊妹也得着了。连十多岁的小弟兄、小姊妹也得着了。我当时也在小弟兄之列，只有十四岁，我求也得着了。这喜乐的流和赞美歌声遍满了弟兄姊妹间。有人唱灵歌，有人说方言，有人翻方言，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泣不成声。聚会非常活泼，因为圣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弟兄姊妹纷纷在家中，三、五个人聚集在一起祷告、赞美、唱阿利路亚。青年弟兄姊妹晚上到马路上去布道，满有能力。当时，我们唱的短歌有两首：一首是「奇妙的大能力」，另一首是「主乎我信」。得着圣灵浇灌的称为已过「圣灵浇灌关」，没有得着的，要求己得着的按手祷告，借以得着圣灵的浇灌。但是撒但进来打岔，有的人因存心不是在于求圣灵，反而得了邪灵。如杭州的黄再青弟兄，因他求圣灵浇灌时，有一个骄傲的念头，邪灵便进了来，大家便起来为他赶鬼。另有的人放纵肉体的情欲，甚至有同工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也有人说假方言，使聚会打岔。其中最突出的是当时一位执事顾守义，他在聚会中神志不正常，唱阿利路亚，说方言，大家灵里觉得不舒畅，很是郁闷，没有一个人说阿们。以后，他辞了执事的事奉，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有这些打岔，长老们经过商量后，就停止追求圣灵浇灌的事。这是继1923年福州第一次大复兴后的第二次大复兴。
停止追求圣灵的浇灌以后，聚会虽然比较安静，但是很稀奇，聚会的灵很下沉和郁闷。许多时候有祷告而没有灵，有见证而没有灵，有唱诗而没有灵，聚会就变成宗教式的聚会。圣灵的浇灌既是圣灵的洗，就不能用人的方法来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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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1937年至1942年真理的恢复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92-95页。）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1933年倪弟兄被英国的弟兄们邀请去英国、加拿大和美国访问他们的弟兄会。他在这些地方看到弟兄们的混乱与分裂，在一个城里也作有五个、六个，甚至八个所谓的「弟兄们」的聚会。因此，他花了一年的工夫再来读新约，要看看到底什么是一个地方教会的界限。那时，他看到地方教会的真理。教会在地上都是一地一会，如以弗所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教会是以城或市为单位的。教会不能以省为单位，马其顿是个省，所以称为马其顿的众教会。教会更不能以国为单位，不能称中国的教会，只能称在中国的众教会。教会也不比城小，称作什么街道的教会、什么学校的教会等都是不符合圣经的。
到了1937年初，倪弟兄开始看见不只有地方教会的界限，也有地方教会的立场。地方教会的立场就是合一的立场，信徒不能被任何东西分开，无论我们去到哪里，或者在哪里，我们在所在之地都该是一个教会。在一个城里只该有一个教会，因为一个地方若有许多教会，那就是说在那个地方的许多圣徒是分裂的。但是我们不该分裂。于是，倪弟兄在1937年上半年请了各地同工们到上海来开第六次特会，释放地方教会的信息。他在那次特会里只释放了一部分的信息，因他那时得了病。等到许多人因日本侵华而退到内地后，在同年的九、十月间，他在汉口又开了第七次特会，充实了地方教会之真理的内容和实行。这些内容编印成书，名为《工作的再思》。地方教会的界限和立场是外面的，地方教会的内容和实行是里面的。
到了1938年，他由巴若兰帮助将《工作的再思》翻成英文，名为ConcerningOurMission，整部精装本由上海福音书房出版。他赴英国伦敦访问史百克时，给他看有关地方教会的真理，但史百克不接受，所以他带去的几十本书，全部带回到上海来了。我亲眼看见这几十本书堆满了福音书房。1939年夏，他经过欧洲一些国家：挪威、法国、瑞典、丹麦，而回上海。
到了上海后，他和李弟兄谈起关于「教会生活的实行」（罗十二5）。1937年，当地方教会的信息释放后，上海教会才产生正式的长老、执事。到了1939年看到「教会生活的实行」后，上海教会才成立执事室、长老室和执事值班、长老礼拜六下午的聚会等。那时，外地来的弟兄姊妹带来当地介绍信，在礼拜六由长老接见。执事室存有弟兄姊妹的通讯卡、记录簿、大事录（由我负责）。此外，倪弟兄又在友华村设立同工招待所，培训同工，其中包括西国姊妹。那时，他只看见教会是地方的。
神的启示是逐渐进展的，我们所得到的亮光也是逐渐明亮的。关于地方教会之真理的亮光也是这样。1932年，倪弟兄看到地方教会的界线，看见地方教会应当和神的工作、工人分开。地方教会内一切事务应当由当地长老和执事负责，而主的工人是为着众教会的，不限于一个地方教会。所以在实行方面，就于1932年，把工作和地方教会分开了（本来是混在一起的）。从1932年开始，也产生了非正式的长老，过去他们都称为负责弟兄。到1937年，有关地方教会的真理的光更明亮了，弟兄从使徒行传里看到那职事和众职事不同，看到使徒就是奉差遣的人。主所呼召出来作祂工的人，在性质上和使徒一样，他们既是奉差遣出去作主工的人，就像保罗一样有使徒们的脚踪。他们是边走边传主的道，到一个地方有人得救了就设立一个教会，下次再回来看望弟兄们，见他们中间有生命长进的弟兄，就按立他们作长老。使徒们不能长住一地作驻堂「牧师」，他们脚上必须有尘土，像保罗和巴拿巴一样。当初的教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基督徒的。他们看教会是自己的责任，也看教会的事是自己的事。今天人作了基督徒，就是在礼拜天去听道「作礼拜」而已。新约没有这样的基督徒。现今的这一种基督徒是天主教弄出来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人一属乎主，他就整个人作了基督徒，整个人和教会发生正当的关系。使徒走了，门徒是满心喜乐，因被看为配为主名受苦。他们不像今天的信徒，盼望一生由牧者一直在那里牧养他们。他们同时「又被圣灵充满」。使徒走了，圣灵还在那里。使徒因被人逼迫而走了，但是圣灵不会离开他们。使徒走了，他们就更倚靠圣灵。如果有一个牧师在那里，他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或者不大要紧。今天人之所以不被圣灵充满，恐怕是因为有人在那里代替神作工！
当看见「安提阿路线」以后，在上海的同工就不能再住在那里，纷纷到外地去作工。记得从1938年开始，我的父亲和许达微弟兄两人到杭州绍兴、萧山、沙地、温州、平阳一带直到汕头去作主的工，其他的同工也都出去了。但是，主日的讲台还维持着，由带职业的同工，如俞成华医生是同工兼作长老，和临时从外地来的同工，维持主日的讲台。在上海教会有许多弟兄姊妹因长期要听主日讲台，特别像倪弟兄或李弟兄的讲台，而个人在属灵事奉上又缺乏操练，成了长不大的老听众。
1939年夏，倪弟兄经过欧洲一些国家回上海后，开始释放关于身体的信息。从1940年直到1943年，在那些年间所释放的信息是着重基督的身体并看见身体。信息和特会，都是对付这件事。「身体」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和以弗所书四章都有讲到，但这不是一个道理、一个理论、一种知识，乃是一种属灵的实际，我们需要看见身体的异象。当倪弟兄于1939年从英国回到上海以后，在8月间又开了一次特会，主要的信息是基督的身体。同年，他在上海长乐路友华村租了房子，办第一期训练，为期二年。张湘泽师母就是第一期训练出来的。1940年，倪弟兄在愚园路的同工招待所给同工一些训练，那时每隔两个月有一次特会，每周三有周中聚会，中心的信息一直是讲到身体，讲到神永远的旨意。这些信息现今皆刊登于《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二十四册。
身体的权柄也就是教会的权柄。对权柄的看见也是在1940年到1942年之间的事。对于身体的问题有看见之后，接下去就看见教会生活中的配搭，这也是为着教会生活的实行。过去传福音都是注重个人有恩赐的弟兄或同工在台上传福音。弟兄姊妹跟来听福音的同坐在台下听。然而，我们看见身体的事奉以后，知道传福音是要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同来传的，这不只是一、两个有传福音恩赐的同工的事，而是所有弟兄姊妹的事。因此，弟兄姊妹都起来邀请亲戚、朋友、家中未信主的人来听福音。上台传福音的弟兄也有两、三位，有的领唱诗歌，有的祷告，有的作见证，有的传福音。弟兄们在台上传，在楼上小房间里有许多弟兄姊妹为听福音的人和传福音的代祷。传福音后若有人表示要接受主，就有弟兄姊妹在旁边陪坐、帮忙填记名单，然后交给各区的执事去探望。在1940年，有一次超过一百位弟兄姊妹受浸，这是教会传福音的结果，也是教会全体事奉的开始。
对身体有看见后，我们知道属灵的争战也不是一件个人的事；如果要我们个人去对付撒但，实在是难。然而，属灵争战必须是一件身体的事。争战永远是不能单独去面对的。我们如果离开身体，我们的天就全是云雾。我们若留在身体里，我们的天就是清明的。撒但是极其狡猾的，它会利用这地上的每一件事来欺骗我们。当我们揭穿它的诡计，它就会对我们进行攻击，激起人对教会的背叛，叫我们离开身体。我们若受它欺骗，我们就是在蒙蔽之下，我们也就失败了。对付今日的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紧靠身体并在身体里，撒但的欺骗也就无法得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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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1942年上海教会的风波和失败的教训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96-104页。）

主借着倪弟兄在1940到1942年近三年释放了基督身体的信息。到了1942年6月在上海教会中起了一场大风波，整个教会被撕裂，甚至聚会都停止了。倪弟兄因此自动引退到内地，他的职事也被停止了六年之久，其中当然有撒但的攻击，特别是攻击倪弟兄一个人，撒但的攻击就是激起了人对他的背叛。撒但一直是破坏神的教会的，它不愿意看见教会被建立，正当基督身体的亮光被释放，而要开始教会生活的实行时，撒但看见教会中有破口，就趁虚而入。它破坏的手法是借着诽谤离间弟兄姊妹，使身体瘫痪。在这同时，上海在日本的占领之下，在上海的日本宪兵当局强迫上海教会参加一个基督徒的伪组织，这组织是听命于日本军事当局的，并且要教会遥拜日本天皇。教会当然不能这样作，所以也被逼停止聚会了。
下面谈一点倪弟兄办上海生化药厂的经过。有人问，倪弟兄是奉献出来专一作主工的，他为什么办生化药厂呢？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事奉神的人，就是蒙召出来作主工的人并不受雇于任何人，或任何差会，乃是信靠神而生活，即是过信心的生活。他们没有固定的薪金，没有固定的收入，他们是完全依靠神生活的。教会或弟兄姊妹有时在经济方面照顾他们，但是他们收入甚微，一般的经济情况都不好，特别是在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就是有固定收入的人也是经济拮据，何况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呢？我听我父亲说，他幸亏有一点养老金可以补贴家用，他称它是根拐杖。他自己过去的积蓄，再加上做满了十二年有一千多银元养老金，总共有两千多银元，那时存在银行里，拿这个利息就可以过生活了。那时米只须三块银元一担，靠十块银元一家就可以生活了。但是币值下跌，存在银行的养老金慢慢也没有了，他说，如果靠奉献箱的奉献包或教会的供给，每月的收入只够他一个人一个月的早餐钱。倪弟兄本人在1927、1928年间经济是很困难的，我印象中的他是穿着布褂子、布长衫、布鞋，剃着个平顶头。1930、1931年经济情况也不好，有时候连吃饭的钱也没有，常常将大衣或毛毯拿出去当掉用来开支。到1932年弟兄会的弟兄给他一笔钱，他的经济情况才富裕起来。所以，许多同工在经济方面都受到试炼，也有好些人生病，早年同工弟兄因营养不良而生肺病的，在同工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如福州的沈丁玲弟兄和浙江的韩福生弟兄等都是死于肺结核病，并且年纪都不大，都是三十五到四十岁。韩福生弟兄死了以后，教会还是一直供给他师母，到教会停止供给后，弟兄姊妹还自动帮助她，送钱及东西给她，一直等到她九十岁死了为止。倪弟兄也经常用他收入的三分之一帮助别人。有时候，国外寄点钱来，他就省下来供给同工的需要。他常常把奉献包投在奉献箱里。聚会的时候，他很少讲要大家拿十分之一出来等话。我们在聚会处放了两个奉献箱，一个是为教会，一个是为工作。为教会的都投在教会奉献箱里面，但是为工作的投得很少。教会奉献箱开出来的钱，都是用在教会的日用开支，也有一点供给同工，还有供给缺乏的弟兄姊妹。但是供给同工的奉献也很少，而同工又比较多，就是供给每个同工一点也是不够的。倪弟兄知道这个情况后，每当有弟兄们送钱给他，他就把钱包了奉献包，又投在奉献箱里。记得有一次，再过两天我就要交房租，但我付不出来，我们一家就跪下来祷告。赞美主，第二天，有一个奉献包丢在信箱里，我一打开来看，正好够付房租三十块的钱。我父亲有几次想要回到邮局去做事，但是年纪也大了，离开也久了，也就不愿意去了。
同工的需要实在太大，又加上文字工作也需要钱，所以在1939年，他把在英国时弟兄们送给他的钱中之一部分，去德国买了制药的化学原料带回上海，准备开药厂。他的二弟怀祖是圣约翰大学的化学教授，懂得制药的事，但他不善于经营，所以要倪弟兄进来合办生化药厂。那个时候在上海，制药还是比较新的事业，上海有一间信谊药厂，就是包国梁（包国梁师母是倪师母的姐姐）和包国昌开的。包国昌是倪师母的姐夫的哥哥，所以跟倪弟兄也有亲戚关系。还有一间就是新亚药厂，这两间药厂是最大的。倪弟兄接受邀请参与经营药厂，作为供应工作需要的一个途径。所以，在生化药厂最早的章程里，有一项是生化药厂每年要从盈余抽出十分之一来为着教会。但是在资金方面，光靠倪弟兄从英国弟兄们奉献的一点钱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就在教会中公开招股，弟兄姊妹入股的也不少，但都是小股、零星股；他又对外招股。有人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不信的人入股岂不是和他们同负一轭么？因此股份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股，一种是优先股；不信的人可以买优先股，优先股有优先领得红利之权，但没有管理药厂的实权。普通股就有管理工厂的权，可参加股东会，但红利后发。
生化药厂最早是在华山路常熟路口，倪弟兄租了几间房子，开始小规模的经营，以后到1940年，上海生化厂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在胶州路397号租了很大的厂房和空地，光房子就有六、七栋。另在江西路322号设办公室。倪弟兄自己担任董事长，他二弟作化学师，又请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到厂里工作，厂长是长老吴锡佑，开始时是由他自己兼作总经理，以后数易其人，在六年中换了许多个，李升伯、陆乾惕、杨世潮、梅以琳、殷祖兰、张汝励（张品蕙的叔叔）都作过总经理。这些都是当时工商界有名的人物。产品最早有红汞药水、璜按制剂、片剂和针剂。药剂师有张浩然、荣君实（未信主的）等多人。倪弟兄又将信谊药厂营业经理王大和弟兄挖出来，担任生化药厂营业经理，训练营业代表向医生推销药品。销售方法是聘请有大学程度的弟兄作营业代表，由王大和训练，最早的营业代表有邵晏清、史久荣等，其他制药人员有周微凡、张克兰，包装工有汪学顺、汪学定等，管理女工的有徐奉仙（倪怀祖师母）等，他们都是最早进生化药厂的弟兄姊妹。除此以外，倪弟兄又在生化药厂内成立倪氏实验室，专为训练制药人员之用。在开始的时候，因产品质量要求高，功效好，价格低廉，医生都欢喜用，因此生意很好，也赚了些钱。但是以后有些在药厂工作的弟兄，因着有野心要得更高的地位，有的认为倪弟兄专权，把属灵的权柄用到厂里来；有的不满工作，有的不满工资太低，就在教会的弟兄们中间制造了一些误会。这些误会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在教会中有很多流言蜚语。这中间有一个执事，就是史久荣，他在生化作事的，他的嘴就是没有办法关住，一点事就跑到教会里面讲，讲倪弟兄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还指手画脚，说作经理的都没有办法作了等等。后来，他不做教会的执事了，但生化他还在做。在生化的弟兄们常到李渊如家去告状。这就给撒但有洞可钻。我们知道魔鬼的名字在原文是diabolos，意即借着诽谤离间人的。魔鬼一贯的手法是挑拨离间，它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它要钻入教会里来散布诽谤控告的话。这是它的诡计，是它破坏教会的技俩。
倪弟兄从学校出来就作神工作的。他没有读过商科大学，对如何办厂和进行工商管理是没有经验的。开药厂的事是他迫不得已而作的。如果弟兄姊妹一信主就从玛门里面出来，像五旬节使徒时代，同工经济的问题就解决，倪弟兄也无需开药厂，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开药厂经商的确给教会带来亏损。自从弟兄们闹事以后，有的人就退出药厂，吴锡佑也不愿作厂长了，总经理也数易其人，史久荣因在教会中讲了许多坏话而被停止执事的职分，他也不来聚会了。王大和也辞掉营业经理之职回信谊药厂去了。此外，药厂因每年亏本，连红利都付不出，许多弟兄姊妹都将股票卖掉，卖不掉的就怨声载道。结果，倪弟兄只得自己买下，全厂的股份到后来差不多百分之九十都是他的。到1942年，他到重庆去和他内弟张宜纶合开重庆生化药厂，得上海生化股东会同意，用同样牌号在商标下加个「渝」字，出品和上海药厂的出品不同，作滴滴涕、避倦丸等。倪弟兄又在上海聘请药剂师李琼明姊妹去制药，又聘请马承彦弟兄作经理，重庆同工陈希文弟兄和师母都在厂里做事。倪弟兄又和他内弟在重庆办了一个峨媚科学社，专为经营化学原料。他把上海生化药厂交给他两个弟弟洪祖和兴祖经营。他们俩个人是不信主的，用了许多不信主的人。在此我们看见没有神的祝福，没赚钱倒是小事，教会受亏损是大事。
在生化闹事的弟兄们常去李渊如家告状。李渊如也不耐其烦，常下逐客令。后来，她到苏州去休养。上海当时负责的同工是俞成华。有一次，他召集同工、长老、执事开了一次会，又请在苏州的李渊如来。李渊如带着很气愤的样子来，只说了一句话就走了：「为着弟兄姊妹，我不说的好。」大家都在猜发生了什么事。这事我父亲不知道，教会长老也不知道。我当时也参加了那聚会，听见俞医生说：「倪弟兄要求教会将他的名字从名册上拿掉，但事实上上海教会没有信徒名册，只有通讯卡片，况且倪弟兄不属于那一个地方教会的，因为他是同工，通讯卡片上也没有他的名字，况且我们也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既然他自己引退，那就让他引退罢。」大家也同意俞医生的话。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目前访问有些文章评论1942年倪弟兄停职的事。评论者都没有亲自在场，所记的都是从第三者听来的传说。我是当时在场的见证人。上海负责弟兄们在讨论这事时，我亲自参与，许多传闻只是事后多年的传闻和解读而已，并非当时在场者的所见所闻。任钟祥日后在《上海教会历史》中声称倪在该年给上海长老写了一封引退信。但我个人在任钟祥之前管理教会执事室文书档案里，从未见过此封所谓呈辞书。不知任从何得有此书信。
自从1942年上海教会起了一个大风波以后，聚会的人数减少了，传福音聚会和交通聚会也停止了。只保留了主日讲台、擘饼聚会和祷告聚会，但是很少人在聚会中开口祷告，聚会死气沉沉。主日讲台由俞成华和我父亲负责，其他的同工都到外地去了，张愚之回兰溪去了，唐守临到莫干山去了，李渊如和张耆年到苏州去了，缪韵春搬到威海卫路去住了，汪佩真到杭州去了。李弟兄在1941年期间回烟台去了，在那里开始教会生活的实行，所以，他没有经历到1942年在上海的风波。俞医生开始是借我家楼下客堂开设眼科诊所，以后迁到常熟路荣康别墅去了。唐守临从莫干山回沪后也曾住在俞医生的亭子间里。那时物价钱涨，弟兄姊妹都忙于买东西及设法保住币值。作生意的弟兄更是囤积居奇，作投机生意的差不多都被世界、玛门掳去了。同工也作起生意来了，这就是所谓利未人下田去了。那时有一种无本钱生意刚刚兴起，就是寄售商行。我家楼下也开起信孚商行来，唐守临家也开了一间小小的寄售商行。大家的心都被钱财占去，爱主的心就渐渐冷淡了，爱弟兄的心也麻木了，黑暗、死亡笼罩着整个上海的教会。这事以后，又加上日本侵略军要我们加入伪组织，并要我们遥拜天皇，聚会就完全停下来了。这是1943年的事。
1943年上海教会所有的聚会停止以后，在荣康别墅俞成华医生家开始有家庭聚会，人数不多。他从那时候起注意到内在生命的问题，开始将奥秘派的书翻译出来，如《与神同在》、《馨香的没药》、《简易祈祷法》、《盖恩夫人的信》、《圣徒金言》等。奥秘派是西元一千六百多年主所兴起的一班人，如盖恩夫人、劳伦斯、芬乃伦神父、坎培多马等人。他们都是在天主教里，也有的是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他们的一些属灵经历实在很宝贝，他们注意里面与主的交通、个人圣洁的生活、在苦难中享受主的同在等。他们有的一些经历如劳伦斯的「与神同在」，就是「活在灵中」的经历。在那时他们对「主就是那灵」不够认识，劳伦斯在厨房里工作，盘、碗的响声不影响他经历与神同在。这实在就是时刻与主同活的经历。盖恩夫人可说是在属灵经历上很高的人之一，她的《简易祈祷法》是关于祈祷的方法，其中写道，我们必须在神的话里默想与祈祷，拣选一段紧要又能实行的经文，先读一读，再仔细去尝它、消化它，并吸收其精华，叫我们得益的不是量多，乃是读法合宜。那些读经太快的，好像蜜蜂只是爬过了许多花瓣却没有刺入吸收到蜜，就不能得着什么，照她所说的方法，才能得益。她深信，照这个方法追求下去，成为习惯，祈祷就容易了。她也说道，这并不在乎理想，只在乎喂养生命。人人可以咀嚼美味，但若不咽下，就得不着滋养，当把所尝的食物咽下去。这方法是最紧要的，这样，人就能在最短时期内，比别人多年的追求更进步。她这段话把读经与祷告连在一起，一边读一边祷，一边祷一边读，把主的话用祷告吃下去，这就是祷读的方法。所以祷读也好，活在灵中也好，早已为十七世纪属灵的人所已经经历过的了。
神兴起奥秘派的一班弟兄姊妹们来，是对更正教死而空洞的改革教会的一个反应。无疑那时罗马公教是死的，希腊正教是死的，更正教也是死的，没有一派是活的。所以到十七世纪，神在整个死的基督教里，兴起了一个内里生命的反应。不过他们只注重个人的属灵和个人在神面前作完全人。有些人的经历不免太偏重于灵修，他们没有看见身体，亦没有顾到教会，他们还是在天主教里。有的人认为他们的一些经历太奥秘了，大家不太会应用。所以在十八世纪，神兴起劳威廉弟兄来，把奥秘派的东西简化了、实化了。神也借着劳威廉把奥秘派的东西公布出来。他是十八世纪末期的人，他除了注重内住的圣灵外，还注重与主的交通并从灵中借着祷告来接触主。同时，他也非常注重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充满和圣灵里的交通。虽然奥秘派的弱点就是没有看见身体，然而，盖恩夫人多少看见这点，所以她说单凭她自己，她没法作成这事或那事，她必须在身体里。她的确写了一些关于身体原则的东西，但是并没有实行的教会生活，因为他们还在天主教的境域里。
俞成华弟兄当时很宝贝奥秘派的东西，他注重对付良心、对付罪和敬畏神，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也的确很清洁。他注重个人生活的属灵、圣洁。他带领弟兄姊妹也要像盖恩夫人和劳伦斯一样，属灵的事情不能在外面模仿，如没有圣灵的工作，外面模仿属灵的人只会产生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义。因此，虽然日后聚会被恢复，教会的生活却变得很贫穷，主日的讲台也没有能力，弟兄们都学习安静、个人和主亲密的交通，像劳伦斯一样。姊妹来到聚会也不敢开口，怕出了肉体，个个都学做盖恩夫人，聚会死气沉沉。
1942年到1945年中，上海弟兄姊妹失败的教训：第一、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过去我们自称是非拉铁非的教会。非拉铁非教会是弟兄彼此相爱，遵守主的道，不弃绝主名的。在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弟兄姊妹也实在是彼此相爱。记得有一年厦门的王灯明弟兄因胃出血，在输血的问题上有困难，弟兄姊妹个个都愿意捐血给王灯明弟兄，大家都排队要求验血，这一种光景实在使人感动。但是，以后世界进到教会里来了，生意、买卖进到教会里来了，如水进到船里，船就要下沉。那时，弟兄姊妹爱钱财过于爱神，彼此相爱的心也就渐渐冷淡了。第二，教会有了破口，给撒但有机会攻击。罪的问题没有彻底对付。闲话漏掉生命，毁谤的话破坏教会。闲话、毁谤的话使破口越过越大，可是却没有人出来堵住破口，用爱和生命来补网。第三，没有持定元首，而是持定人、崇拜人。神要把人挪开，叫我们受教训。
相反的在1942、1943年间，教会的复兴却在烟台出现，第一次复兴是在福州，称为「得救证实的复兴」，是在1923年。第二次复兴是在上海，称为「基督得胜的生命的复兴」，是在1935年。第三次复兴是在烟台，称为「教会生活的实行的复兴」，是在1942年底、1943年初。那时，李弟兄因在1940年看到了「身体」的启示，也看见了地方教会实行的蓝图，回烟台后在1941年初开始实行教会生活。他们设立了长老室、执事室和许多服事小组。这样，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教会生活的实行把所有的圣徒都带进了建造。人数差不多有八百人，到了1942年9月间，突然间复兴的高潮来到了。这不是借着特会，也不是借着任何信息，乃是借着那些服事小组和教会生活的实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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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1947、1948年上海教会的复兴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105-120页。）

李常受到上海和倪柝声恢复尽职
因着1942年上海教会刮起的一场风波，教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倪弟兄停止了他的职事达六年之久，教会的各种聚会也因着日本侵略军的干涉而停止了。倪弟兄就到重庆去，一面和他内弟张宜纶合办重庆生化药厂和峨媚科学社，一面也在当地教会释放了「教会的正统」的信息。到了1946年，就是太平洋战争结束、胜利以后的一年，上海教会恢复了，还是我们原先的那班人又开始聚会了。在上海的同工和长老因听到几年前在烟台的复兴，就请李弟兄来上海。李弟兄在1943、1944年在烟台因实行教会的生活而兴起一次复兴，之后被日本侵略军关在监里一个月。出监后，他病倒了，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烟台也解放了。当时，解放军对地主、资本家采取极左的流血斗争，使许多地主、资本家和一部分知识分子逃离烟台到南方来了。烟台教会的李明轩、赵静怀等都是地主和资本家，他们也逃离烟台来到上海，李弟兄应上海和南京教会的邀请，于1946年将全家迁到南京居住，跟夏文藻弟兄住在一个房子里。他个人就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
李弟兄到了上海以后，看到上海教会满目凄凉，各种聚会死气沉沉，青年弟兄像小老头子，青年姊妹像小老太婆，因为大家都想学作劳伦斯和盖恩夫人。作生意的弟兄来聚会是想找弟兄谈生意经，听道不过是个借口。所以，主日上午来造就聚会听道的人很多，但是来参加祷告聚会的人却很少。李弟兄看到工作聚会和教会性的聚会虽然恢复了，可是弟兄姊妹的心还没有完全归向主。因着胜利以后，美货充斥市场，国共合作破裂，爆发内战。物价飞涨，黄金、美钞、银元日日涨价，币值下跌，许多人的心都被钱财迷惑了。有的作股票、黄金、美钞投机生意发了财，便买地皮、房子、汽车。有的小职员、教师、工人等薪水阶级，为要保住币值，便买东西，抢购物品，心也被钱财掳去了。大家的心跑到世界里去事奉玛门，哪有心再来事奉神呢？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也不过是装装样，外面学了一套属灵的样子，但是没有聚会的灵，摸不着生命，摸到的却是死亡。
基于这情形，李弟兄释放了一系列信息，如「事奉神和事奉玛门」、「身体的奉献」、「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世界、玛门霸占人心」；传福音的时候，他传「空、空、空！钱财空、妻子空、儿女空」。他又将烟台的复兴是如何起头的告诉了大家。这时候，圣灵也开始在弟兄姊妹心中动工。记得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家聚在一起，人人都被圣灵感动，大家都想哭但又哭不出来。那时，我被圣灵催促得很厉害，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并承认我们的失败和我们的罪。沉闷的空气被打破了，许多人痛哭流泪在神面前悔改。接着的几个星期，我们就将自己奉献给主，一个一个上台作见证，有的将金戒子奉献出来，有的将存折奉献出来，有的将房产地契奉献出来。有一位张仲贤弟兄，他晚上睡不着，神对他说他要把在保险箱里的金刚钻戒指拿出来。他挣扎了几天以后，就把戒指拿出来奉献并站起来流着泪作见证。这是1947年复兴的起头。因着教会有了复兴，聚会的人数就一天天多起来了。许多长期流浪在外面的弟兄姊妹也回来了，又加上青年弟兄们纷纷出去传福音，得救的人数也增加了，每日都有几十人，甚至百余人受浸。这样，管理教会的长老也增加了，分家也增加了，执事也增加了，并且成立了许多服事小组：布置组、招待组、初信探望祖、福音探望组、传福音组、接待组等。每一组由两个弟兄和两个姊妹负责。那时李弟兄叫我多负一点责任，目的是要训练我。所以，他叫我负责福音探望组，也叫我负责招待组和布置组。主日上午讲道聚会更是挤得水泄不通，长凳山前弄堂排到垃圾箱旁。以后，我们也在文德里四家弟兄姊妹的客堂摆满椅子并将麦克风拉进来，这四家是12号汪佩真家、18号福音书房、26号李渊如家和30号我家，四家的客堂都坐满了人。那时连弄堂里都坐了人。会所只能容五、六百人，百分之八十的弟兄姊妹坐会所里，其余百分之二十坐在外面。
李常受弟兄又带弟兄们学习怎样操练灵，叫我们出去探望时也要用灵，跟弟兄们交通和一切的事奉都要用灵。他很注意关于灵的问题。那时，我里面很阿们李弟兄的话，觉得他说得很对，这是主对我说的话，我必须要用灵。我之前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后，他带领青年弟兄们出去传福音也要用灵。1946、1947年的复兴是从灵出来的。如果没有灵就没有复兴。那个时候，我因为忙着外面的事奉安排，操练灵这一面我反倒不注意了。
与此同时，李常受弟兄为着实行建造教会的蓝图，就成立执事办公室，请执事来值班。特别是礼拜六下午，有许多人为着要被接纳擘饼而来见长老，要见长老就需要执事帮忙填单子。还有关于需要报名受浸的、处理外地来之介绍信的、有人到外地去需要写介绍信的等等，都需要一个执事办公室。那时候倪弟兄建议设一个大事簿把教会的大事记下来。所以，执事办公室里面有文书组：有负责写介绍信的、有值班的、有更改或誊写通信地址的。每天上午、下午都有人轮流值班，凡是执事的都参加执事轮班。我们最多的时候有八十位执事。
因着人数的增加，盖新会所的问题迫在眉睫。大家为盖新会所又兴起一个奉献财务的高潮，但是弟兄姊妹中间领薪水的阶级占多数，大家尽一切力量，奉献的款项还很有限，与盖一个能容纳几千人的大会所所需的钱相比，相差还很远。
到1948年春，李弟兄和汪佩真姊妹觉得倪弟兄的职事还没有停止。1945年胜利以后，倪弟兄停办了重庆生化药厂。然后，他就上福州鼓岭山买下西国教士回国前住的十几间小洋房和田地。他的内弟去香港筹办峨嵋科学社，作为美国西药原料在中国的代理商。李弟兄和汪佩真姊妹到福建鼓岭山上去见倪弟兄，要求他恢复职事并下山讲道。但是，倪弟兄说由于在上海有些人有背叛的灵，他不能，也不愿意尽职事。于是，他们就把整个局面向他剖开并说，在上海复兴已经起了头，需要他的一份职事；由于在上海的复兴，他的职事也恢复了。他就下山先到福州，后到上海，看看主在上海教会中所作的工。起初他不愿公开讲道，只肯在汪佩真家或华山路湖南路钱泽山弟兄家和少数青年弟兄姊妹谈话。但是因着复兴和圣灵的水流的冲击，同工们就有数星期的祷告，最后决定请全国聚会处的同工都来上海开一次特会。这就是1948年复兴的开始。
上海教会的复兴，带来这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就是弟兄姊妹将所是、所有、所作交给教会。
1948年4月，聚会是每天上午六点半开始，有一星期之久。参加的人除各地同工们、上海的同工们和上海教会的长老、执事外，凡愿意的信徒都可以参加。主讲的人是倪弟兄和李弟兄。中心信息是「撇下一切跟从主，作一个自愿贫穷的人」。倪弟兄引使徒行传四章的话说，当五旬节时，圣灵动了工，信的人都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凡物都是大家公用。他们当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有的价银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要的分给各人。所以，他说过去世界霸占了我们，玛门霸占了我们，今天我们都要从世界里被连根拔出，大家才能建造在一起。我们要把我们的所是、所有、所作，实实际际地交给教会。第二天4月20日上午，倪弟兄在聚会里讲到他过去办生化药厂是逼不得已的。他说，他像一个寡妇出嫁，为了要养活儿女。当他说的时候，他哭了。他说，今天弟兄姊妹将一切都交给教会，他也将生化药厂交出来，交给教会。这时候许多人都哭了，汪佩真哭得最厉害。这样，过去许多对他有看法和异议的人，如李渊如、缪韵春、张愚之等都向他认罪并与他和好了。张愚之弟兄以往跟倪弟兄过不去。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倪弟兄，倪弟兄看见了他，他不睬倪弟兄。倪弟兄说：「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可是到了那一次，他也来参加聚会了。这次的复兴将全教会都带动起来，特别是几个做人生意的、有钱的弟兄像杨世潮、许有泉、薛天恩、陈子万、张兴荣、沈荣庆、单亦洁、马葵春、孙佳如等，都将金条、提单、金刚钻戒子、存单等交出来。那时，弟兄姊妹每天都有东西拿到教会里来，如脚踏车、缝纫机、电唱机、皮大衣、手表、衣服等，连打弹子台都拿到教会来。为此，教会另外成立了几个小组：一个是管财物小组，一个是处理财物小组……。
当时，我也将几年来积蓄准备结婚用的二条黄金（二十两）和衣服等都交出来了。我一交出来，走出会所，看见世界的东西都变成了灰色。因着有很多人交出来，有些经济不富裕的，将养生的钱也交出来了，所以教会再次申明，交出来的财物该是除日常必需的生活费外多余的则物，不是要将所存的钱都交出来。有些没有多余财物的人，教会就将他们交出来的财物退还给他们。有的人特别是各地同工，可以写名条将自己交出来；有的人可以写名条，愿意把自己交出来，在职业上事奉神。这时差不多全国所有的同工都将自己交出来了，倪弟兄就分批让他们到福建鼓岭去受训，一期四个月，共办了两期。第一期人数大约有八十位，第二期有九十五位。第一期是从1948年4月到10月，第二期是从1949年2月到8月。这时候出了一件事：有一个台湾弟兄来参加聚会，他名欧阳可亮，是在台北开油墨厂的。倪弟兄派他在台北买一块地，准备将来在台北开药厂用。他拿了倪弟兄一笔钱去后，一直没有写信给倪弟兄。直到1951年，倪弟兄叫孙务信弟兄去台湾找欧阳可亮，查问他买地皮的事。他说带去的钱不够买地皮，所以他向高利贷借款买地，后来高利贷的钱还不出去，他又将地皮卖掉还债。孙务信要查他的账，但他不肯。那时，孙务信正要赶回上海和何广蕙结婚，他在机场上被欧阳可亮扣留了几个小时，差一点误了飞机。这笔钱就这样付诸东流。
当时，福建鼓岭山上有十几幢小洋房和一些土地是西国传教士避暑和休息之地。解放前夕，他们纷纷回国，倪弟兄便将这些房屋土地买下来为训练同工之用，称为执事之家。同工们每大约有六小时在执事之家，接受话语的供应。倪弟兄释放了有关对属灵的认识、工作的原则、生命的成熟各方面的信息。信息的重点有下面几方面：1、使用我们的灵；2、作神话语的职事；3、读经；4、传福音；5、带领初信的人；6、处理教会的事务。训练里还有见证的聚会，参加的人都作简短的见证，倪弟兄便根据这些见证，作出属灵的诊断，指出个人属灵的难处，并说明得拯救的路。倪弟兄所点出的，往往正是那个人的需要。训练聚会结束后，同工们下山到各地去建立教会。在鼓岭执事之家所释放的信息经整理以后，由上海福音书房出版，它们是《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神话语的职事》、《主工人的性格》、《初信造就五十二题》和《读经之路》等。
除了交出来的同工被安排去福建鼓岭山执事之家受训以外，写了名条交出来在职业上事奉神的弟兄们，就被安排进生化药厂整顿业务，重新经营，为主的工作赚钱。他们是开亚光药房的沈荣庆，做花边生意的马葵春、单亦胜、江睡悟、孙务信和我。我那时是在伟成贸易公司做会计，伟成贸易公司是福建造纸厂老板陈希庆个人开的商行。他很欢喜我，准备聘请我做副经理，但是因为我已经交出来，工作有需要，我当服从。不久，倪弟兄就请马葵春做生化药厂的总经理，单亦胜、沈荣庆做副总经理，孙务信做厂长，江睡悟做外地营业主任，我做审核主任。我们进厂后，接收了倪的两个兄弟的权力，但是因为药厂快近倒闭，我们就向银行和弟兄们借款，大卖广告。另一面，重庆生化药厂结束后，倪把剩余的大批滴滴涕（D.DT.）原料约值三万余美元，供给上海生化药厂生产滴滴涕杀虫药水。大卖广告以后，营业额蒸蒸日上，药厂就赚了一笔钱。那时，倪弟兄在鼓岭山上得知生化厂赚了钱，要我们还他滴滴涕原料的借款。这笔借款在生化药厂账上是用「汪素记」户名的。开头几笔钱是从银行汇过去的。以后，因为福建缺少现钞，若带现钞到福州可省汇费。倪弟兄打电报给我，叫我带一笔现钞坐飞机到福州上鼓岭山。这笔钱是为「执事之家」开支用的。我在鼓岭山「执事之家」参加了一个星期的聚会。每次聚会明显有圣灵同在，倪弟兄坐着讲，声音也不大，但是参加聚会的同工们都受感而流泪。
第二件事，就是到大专院校去传福音。
李弟兄没有参加鼓岭山「执事之家」第一期的训练，而是坐镇上海和南京为着加强教会各服事小组，并带领教会生活。那个时候，南阳路的新会所正盖了一半，我们就在办公楼外面的地方搭棚。李弟兄就在搭棚的地方摆了椅子聚会。那时，福音的火点起来了。李弟兄带领青年弟兄姊妹传福音。他们到大专院校去传福音，到马路上去布道和发福音单张，又到火车站、轮船码头去发福音单张。那时，交通大学的余道胜和林三纲两位弟兄和校方商量，借用教室作会场，请同学们来听福音，又请李弟兄去传福音，李弟兄答应了，就叫青年弟兄去交大作招待。经过数次传福音的聚会，有一批交大的学生和助教得救了，助教是万绍祖，学生是金键、徐尔建、魏建章、徐大佑、王传典、朱儒楷、艾达生、张主怀等人。上海第一医学院由茅中、江浩负责，他们也请李弟兄去传福音，借此拯救了一些人。复旦大学由郑柏霖、郑武负责，他们请李弟兄去传福音；二军大也请李弟兄去传福音。那时，因李弟兄传福音得救的还有史伯诚、何广明等。这样，青年弟兄姊妹在各大专院校渐渐多了起来。
第三件事，就是盖新会所。
早在1940、1941年，已经开始为盖新会所奉献了。当时共收到奉献款一万多银元，可买一块较小的地。当时，赵老太在愚园路胶州路口有一块地要出卖，这块地和房屋曾经是租给协进中小学作校舍的。以后协进学校租了陈麻皮在南京西路常德路口的房子，即今静安寺公安局的所在。赵老太要将地皮、房子都卖掉，她也同意倪弟兄将地卖给聚会处为盖新会所之用。可是她有一个要求，就是她死后要在这块地上替她竖立一块碑，这件事倪弟兄和教会的长者都不能同意，所以这事就作罢了。由于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皮，盖新会所的事也就搁了下来。弟兄们把一万多银元借给生化药厂，倪弟兄表示如果今后聚会处找到可盖较大的会所之较大的地皮，生化药厂将加倍偿还教会。
1948年上海教会复兴以后，弟兄姊妹交出来的财物总共有三百七十两黄金。以后，嵇觉弥的小老婆的房子和花园要出售，嵇觉弥是南阳路145号房主的丈夫，也是哈同路的账房先生，弟兄姊妹所奉献的三百七十两黄金只够买这块地和房子之用。如果要在空地上再盖新会所，还需要二百七十两黄金。有一天，倪弟兄交给李弟兄三十七根金条，每条十两，总共是二百七十两黄金（那时的市价是一两黄金值五十美元），为盖新会所之用。李弟兄问他：「这是从哪里来的？」他说：「这是从经营药厂来的」。因此，李弟兄就设计会所图样，托人购买建屋材料，积极准备盖新会所。地皮买下来后，聚会处在1948年下半年就从铜仁路文德里搬到南阳路145号，福音书房门市部也同时迁到南阳路145号门口小屋内。文德里老会所作为福音书房编辑部之用。聚会处迁到南阳路145号以后，原有房屋就作为办公楼和接待外地来沪兄姊住宿之用。楼上设长老室、同工室、执事办公室、弟兄和姊妹宿舍，楼下客厅作为膳所和第一家分家聚会之用。弟兄们用芦席在进大门处接连办公室走廊棚搭，作为临时聚会之用。弟兄们在花园空地上积极进行盖造一个可容三千余人的新会所，南面有三间大门，东面有三间大门，北面有三间大门，讲台下面是受浸池。在建屋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就是有一位冯增寿弟兄，他是个建筑工程师，也是李升伯的媳妇的弟弟。李弟兄给了他十根金条，托他买一部分建筑材料，哪知他将这笔钱拿去作投机生意，全部给输掉了。李弟兄焦急得很，如无这十条金条所买的建筑材料，会所就不能盖起来。因此，他就和青岛阳本公司的陈子万弟兄商量借了十条金条。陈子万弟兄说，以后如教会要还钱，无需归还他金条，只要归还他相等价值的中纺股票就可以了。以后，当我乘飞机去福州鼓岭山送款时，倪弟兄交给我一条上海银行保险箱的钥匙。他对我说，将保险箱内五千美钞拿出来卖掉，换成中纺股票后交给张愚之弟兄，为还向青岛阳本公司陈子万弟兄所借的十根金条之用。回沪后，我照他的指示完成此事。有人说李常受弟兄当时拿了钱就跑掉了，这些话都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这事的见证人，也是这事的经手者。李弟兄是完全清白的。
除了南阳路的会所外，以后在虹口虬江路也买了一个会所，可坐一千人。日后在会所下面开了以琳印刷厂。
第四件事，就是全体弟兄姊妹身穿福音背心排队到马路上去传福音。
外人称我们为「白衣游行」，因为福音背心是用白布制的，上面写了福音字句。穿福音背心上街传福音早在1922年开始，在福州第一次复兴时就有了。那时，有许多弟兄一同穿上福音背心上街传福音，倪弟兄、陆忠信、魏光禧、缪受训、王载等弟兄们都这样作过。1948年上海教会复兴的同时，南京教会也复兴起来。南京教会有一位姓张的弟兄，第一次穿着福音背心在街头上传福音，围观的人很多，也有许多人信了主。以后，在南京的弟兄姊妹都学张弟兄一同穿了福音背心上街传福音。这是所谓「白衣游行」的开始，它开始于南京，而不是上海。以后，李弟兄将南京教会弟兄姊妹穿福音背心上街传福音的经验介绍到上海来以后，在上海的弟兄姊妹就积极准备一切用品，买白布请姊妹作背心，弟兄们写上福音字句如「信耶稣得永生」、「耶稣是万人的救主」等等。邹腓利弟兄尽了许多福音漫画。教会又买了大铜鼓、小铜鼓、喇叭、扩声器、水壶并作了许多福音小旗，准备上马路列队传福音之用。当时约有五百多位弟兄姊妹参加，由李常受弟兄和张愚之弟兄领队，分为一个大队，三个小队。大队长是万绍祖，他是交大的一个助教。他得救以后非常热心。三个小队长，一个是何广涛，一个是孙务信，一个是我。李弟兄和张愚之弟兄是总指挥。第一次大规模穿福音背心上街传福音是1948年下半年，因为怕沿路受警员干预，便请谷羽苍弟兄和警察局事先打个招呼。队伍从南阳路145号出发，最前的拿着一张大的福音旗子，后面是铜鼓、喇叭及漫画队伍，接着弟兄姊妹都穿上福音背心，手拿小旗子，唱着『需要耶稣！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耶稣！」的福音诗歌，又喊「上海人哪！赶快悔改，罪恶不去，平安不来！」和「信耶稣的，得永生！」的口号。弟兄姊妹一边走，一边唱，一边喊口号，一边分发福音单张。福音单张上印有「晚上请到南阳路145号来听福音」。在队伍中间有两个胖子弟兄，一个是俞荣飞弟兄，身穿白大卦，在白衣上挂满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另一个是时疫医院（即今红光医院）的周文采弟兄，身穿黑大卦，在黑衣上用白字写了许多罪的名字。队伍从西康路转到南京西路朝外滩方向走，一直走到外滩白渡桥旁的一个小花园，李弟兄就在那里传福音。以后怕影响交通，就分小队出发；有的一直走到北四川路。我们以这样的方式传福音，传了几次。那时，弟兄们天天都跑到码头上和火车站去发单张。弟兄们天天晚上在南阳路传福音。这样作外面似乎轰轰烈烈，但收效不大，因为借福音队伍而来听福音的人不多而当时是上海解放前夕，正当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下，我们这样传福音的方式使进步人士和广大人民以为我们是为反对解放军南下解放上海而示威游行的。1956年上海教会进行肃反时，凡参加队伍的弟兄姊妹都背上了一条「参加反动的白衣游行」之罪名。
第五件事，就是「移民的事」。
「移民」就是弟兄姊妹全家迁到边疆或内地，在没有建立教会之地传福音和设立教会。1943年4月份在烟台的教会复兴以后，首次有七十个成人（包括信主的全家）和小孩同移民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去，带头的是同工赵旭初弟兄。1949年初在上海解放前夕，倪弟兄结束第一期鼓岭同工训练班。后来，先在上海愚园路锡珍女校聚了几天会，参加的都是大专院校的青年弟兄姊妹。他鼓励青年弟兄姊妹到内地去传福音，并鼓动他们到台湾去，这就是所谓的「赴台运动」。此后，约有二批的青年弟兄姊妹去台湾，他们是乘艾达生弟兄（交大航海系毕业，在一条往返上海和台湾的货船上工作）的船去的。李弟兄参加第二期的鼓岭同工训练班后回沪时，倪弟兄打电报给他叫他赶快离开上海去台湾。他就带了一批青年弟兄、在上海福音游行时所用的一切器材，以及工作给他的四百元钱，乘艾弟兄末次航行的船去台湾。赴台的青年弟兄有林三纲、史百诚、何广明、徐尔建、魏建章、虞培根、杜信纯等人，1949年上半年鼓岭同工训练班第二期结束后，南阳路新会所己落成，倪弟兄在大会所里讲了一次关于「移民」的事。他说：「现在拯救人的灵魂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头等大事，全国只有几个大城市，少数的县、乡有教会。许多在内地和边疆地方的人连福音都没有听过，我们不能扎根在大城市里，要到内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一家一家移民到内地去，人多马上就可以在一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关于谋生的问题，弟兄们可以学一点小手艺，如学剃头、织袜、轧油等，盼望在五年以后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都有教会，七年以后有五十万人口的城市都有教会，将全国都打下来。」这句话以后在1956年肃反时，被认为是要以「福音消灭革命」的口号。
在上海的弟兄姊妹不像烟台的弟兄姊妹一一全家信主、同心合意，肯为福音移民出去的人很少，只有一些从北方逃来上海的弟兄姊妹或单身的弟兄，或从外地来的弟兄肯移民出去。那时，萧山的冯和仁弟兄和护士程碧琨姊妹结婚，准备移民到江西弋阳去办－个基信农场。他动员了一些在萧山的弟兄姊妹，也移民去弋阳。上海去弋阳的弟兄姊妹由张愚之弟兄安排，他们是黄幼廉弟兄，金键弟兄（交大的学生）、宫美悟弟兄（烟台的）、李日绪的父母一家（山东的）、丁亚特弟兄（过去在内地会开汽车的，后来到聚会处开汽车）和他师母傅慧琍姊妹一家。丁弟兄将南京教会送上海教会的一辆六轮卡车开去弋阳谋生。后来，共产党也去参观他们的农场，对他们说，他们这个农场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农场，他们的国营农场还没有弟兄姊妹所办的好，所种的东西都比较好。以后，他们就在那里成立了教会，并且把教会一个一个在附近成立起来。可是，他们后来受到很大的打击。以后，「移民」也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被认为是用「福音消灭革命」的一种手法。除了集体的移民，另外还有个别移民出去的。比方余非吾弟兄和他师母移民到宁海去。余非吾弟兄去杭州跟眼科医生俞德葆学刮痧眼。然后，他就带着这个职业去了宁海。
第六件事，就是办生产事业。
这不是上海教会办的，而是在倪弟兄指示下由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办的，如生化药厂、翠华颜料厂、武汉珞珈药厂等，资金都是倪弟兄的或有弟兄们参加股份的。翠华颜料厂厂长是谷羽苍弟兄，以琳印刷厂厂长先是任钟祥，后是杨世潮，武汉珞珈药厂正厂长是何广涛，副厂长是孙务信。倪弟兄盼望这些生产事业能赚钱为教会和工作之用。但是，这件事日后没有蒙神的祝福，因为牵涉到作生意的事。弟兄们一心想为神赚钱，在职业上事奉神，但是事与愿违，也作了一些不恰当的事，因为弟兄们缺乏商业知识和经济法令的学习。这件事放在后面详细再讲。
第七件事，就是工作办了一些刊物。
如〈执事报〉、〈道路报〉、〈福音报〉、〈见证报〉等，每种刊物出了三、四期。1949年新会所落成后，弟兄姊妹增加到二千余人。每逢传福音聚会，会场全部坐满，每次受浸的人数从数十人到一百多人。大专院校有很多青年的弟兄姊妹。凡是有心的都配搭到各服事小组事奉神，甚至作了执事，长老。
1948年底，分家聚会扩充到二十一个，以后逐渐缩减到十六家。第一家在南阳路145号新会所办公楼客堂，第二家在文德里〔铜仁路240弄〕38号福音书房编辑部楼下，第三家在胶州路170弄俞成华家楼下，第四家在常德路恒德里杜忠臣家楼下，第五家在延安中路聂文杰家楼下，第六家在富民路249号何广涛家楼下，第七家在愚园路高周逸民师母家，第八家在北京西路王家沙花园邓子成师母家楼下，第九家在王彰弟兄家，第十家在瑞金路群贤别墅陆乾惕家楼下，第十一家在华山路湖南路钱泽山家，第十二家在闸北共和新路朱树功家，第十三家在吴淞路峨媚路沈荣庆家，第十四家在北四川路海宁路杨继康家楼下，第十五家在建国东路刘约翰家楼下，第十六家在小东门朱锦荣家楼上。这些分家聚会都是属乎南阳路聚会处的，椅子、诗歌本和奉献箱等都是从南阳路搬去的。分这么多家来聚会的原因是为了方便各区远路的弟兄姊妹可以在附近参加擘饼聚会、祷告聚会和初信造就聚会。主日晚擘饼聚会和星期二的祷告聚会都是由长老指派执事们去负责的，奉献款由执事们送到执事值班室交给长老。祷告聚会的祷告题目也是由长老分发到各家，初信造就聚会由各家执事读《初信造就五十二题》给初信的人听。因为各区有很多弟兄姊妹，所以便成立了许多分家。这些分家需要执事去负责，所以男女执事增加到七、八十位，长老增加到八位，他们就是俞成华（同工兼长老）、张愚之（同工兼长老）、唐守临（同工兼长老）、朱臣、杜忠臣、何广涛、宣常铭、顾柏涛。1951年何广涛去武汉珞珈药厂，当时常住办公室楼上负办公室责任的执事任钟祥（负责文书工作的）代替何广涛作了长老。长老有长老室，每星期六下午接见外地来沪拿介绍信要求接纳擘饼的人和有事要与长老谈话的人。执事有执事办公室，每天上、下午都有执事轮流值班，登记通讯卡、写介绍信、写祷告题目及其他一些事情。同工有同工室，每主日上午的讲道聚会由同工负责，起初是祷告后有负担的同工就上讲台，以后因大家互相推让，就采取轮流讲道的办法了。在上海的同工也是分工的，张愚之、蓝志一多负讲台的责任，唐守临、李渊如、张耆年负责福音书房文字工作，俞成华从鼓岭下山后很少站讲台，周行义负责讲经记录和整理的工作，我的父亲负责探望贫苦的弟兄姊妹等工作。在八位长老中除三位是同工兼长老外，主要负责的长老是朱臣。杜弟兄是负责财务和处埋供给缺乏的弟兄姊妹们之事，其他几位没有明确分工。至于教会的大事都是在一星期一次的同工、长老、执事聚会中作决定的。
复兴后的属灵光景
1947、1948年上海教会的复兴是从脱离玛门和世界的吸引，彻底奉献自己，以及身外之物开始的。这和1942、1943年在烟台因实行教会生活而带进的复兴有所不同。以后，上海教会虽然也分了许多服事小组，但似乎事奉殿比事奉神多。传福音的工作面虽然很广，但是得救的人不够扎实，受浸谈话太松，有些不该受浸的也给施浸了。有一些别有目的和别有用心的人也混了进来。当时只贪求人数多，对如何带领初信的弟兄姊妹的工作作得很不够。有许多人一受了浸后就不再来聚会了。他们有的是想在弟兄们办的工厂里找个职业，有的人想在教会中找一个结婚对象等。福音的种子虽然撒出去，但很多都是落在石头上和浅土中。关于设立长老和执事也没有完全根据圣经的标准，常常是矮中取长，为满足一时的需要，滥竽充数。弟兄姊妹在属灵的认识上缺少直接的启示，并且忙于教会性的事务工作，缺少灵的操练。那时，每一分家都有两个执事弟兄、两个执事姊妹，总共有四、五个人。因着分家开得多，执事也稍微有一点新。所有有心要主的都把他当作执事了。那个时候，执事的品质较差，滥竽充数的有很多。分家里面，主要是由一个弟兄比较负一点责任，连执事姊妹也不大开口。所以过了不久，家聚会又变成一个重担。那些执事弟兄们包办一切，点诗歌是他们，站起来祷告也是他们，擘饼祝谢也是他们，敬拜父也是他们，聚会完了开奉献箱也是他们，把奉献箱的钱再拿到执事办公室也是他们。所以他们的工作量很多。他们感觉担子重，有时候灵下沉，所以聚会变成了重担。其他弟兄姊妹也有起来祷告的，但比较少。这样，家聚会又变成一人讲众人听。以后《初信造就五十二题》也拿到分家来，许多分家就只是照书念一念而已。那些执事成为家负责，而家负责之下还有组负责，以后这些安排也落到一个形式里面去，并且没有灵。后来，有的家因为去的人越过越少，也就收掉了。
弟兄姊妹喜欢听主日讲台，忽略了好好用灵祷告和读经，因此在神的话语上是贫穷的。开始的时候，九点钟开始聚会，同工八点钟就到，大家一同跪在那里祷告。祷告以后，他们就说，看看今天谁有负担或有话，谁就上去讲。有的说，他今天有话，他就上去。过了一些日子，你问问他，他说没有负担，他问问你，你说你也没有话。那么怎么办呢？有的人就勉强上去讲。这样，以后大家就轮流讲。每月的第一个主日是谁，第二个主日是谁，第三个主日是谁，第四个主日是谁，让大家事先去准备。这又变成死的了。所以，主日讲台以后又很软弱。
除此以外，在上海教会的弟兄姊妹缺少彼此相爱，他们在这事上远不及乡下的弟兄姊妹。他们道理知识多，生命的流露少。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看不起在公会里的弟兄姊妹，其实他们自己已落到老底嘉教会的情况中而不自知。因此，上海解放以后，教会的生活走下坡，经不起许多试探和试验。
关于奉献的财务
在大复兴中所交出来的财物，其实并不多，并没有如日后肃反时所渲染的，堆满好几个房间。拿出金条来的也只有几个作生意的弟兄，拿出地契来的也只有孙佳如弟兄一人。拿出生化股票来的也不多，因为当时生化股票不值钱，没人要。长老托弟兄们去卖，也卖不出，日后就叫倪都买去算了。后来，长老看见有许多并不富裕的弟兄姊妹，将日用必需品拿来，所以叫他们把这些东西拿回去。所交来的钱或变卖东西所得的钱，都是交给教会的。在教会中另成立一个小组，专门处理这些事，所有的钱和物品都入了账，谁也不能动用。后来，这笔钱都用在盖新会所上面。倪办翠华化工厂和汉口珞珈药厂的钱，是来自他卖给东北药厂一个高压锅所得的三十万元。唐守临向倪借用了三万七千五百元（当时是三亿多旧币），为购买他自己的公寓，这钱也是从那三十万中拿出来的，这事是由我经手的。
至于在「福音移民」的计划中移出去的人
许多都是从北方逃避解放来到上海的。他们没地方住，如李曰绪的父亲一家、宫美悟一家移到江西弋阳去办基信农场。他们都是从烟台逃来上海的，并不是都被圣灵充满了，而为主的福音出去的。去弋阳的还有上海的、萧山的、沙地的一些弟兄姊妹。上海有黄幼廉一家、金键一家、傅慧琍一家、萧山的有冯和仁一家等。他们的家属中还有一些是不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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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办生产事业的经过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121-129页。）

倪弟兄在生化药厂江西路办事处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别人点土成金，而我是点金成土」，这句话表示他所办的生产事业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1948年倪弟兄将生化药厂交出来后，教会就安排我们六个人进生化药厂接收他弟弟洪祖、兴祖的权力。这在前面已写过。我们进生化药厂以后，在生化药厂的职工（多数是不信主的，弟兄姊妹没有几个）说教会接收了生化药厂，我们是教会派进去的，是倪的代理人。当时在胶州路的生化药厂已有地下党组织，上海解放后生化药厂也去工商局登记并且成立了工会。生化倪氏化学实验室的化学师荣君实担任工会会长。地下党员徐锦汉组织工人学习政治，和资本家斗争。我们六个人是在一个工人斗争性强，濒于破产的形势下进这私人工厂的。倪弟兄当时是生化药厂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百分之九十的股份是他的，他差不多是独资老板了。他以为开生化药厂的资金是主工作的钱，赚出来的钱应当为主的工作和教会用。可是生化药厂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厂赚了钱老板不能自由从厂里取款。抽调资金更会被工会加以监视的。所以，倪弟兄要从生化厂取款就受限制了。不过生化药厂在账上（汪素记）欠倪弟兄从重庆生化药厂结束后运来上海借给上海生化药厂三万余元美金的滴滴涕原料。倪弟兄盼望我们将这些原料都作成药，销售得来的钱从欠他款的账户中付出，交给他为办二期鼓岭训练班经费之用。
我们进厂后，托生化厂工人、教会中弟兄张克兰、查步光和李明华等作滴滴涕成药，一面在市场上大作广告，一面向银行和个别富商弟兄借款。但是，弟兄们都要将借款作成金子借给生化厂，以后也要还金子，因为币制下跌，没有人肯借现金。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我们就冒了一个风险用金子借款。可是滴滴涕无论如何涨价，涨不过金子，又加赚来的钱，除日常开支，发工资外，还要还倪弟兄的债，钱只有流出，原料一天天少下去，到了一个地步银行来逼债，要求拿药品作抵押，弟兄们也来逼债，要药厂还黄金。工会会员把守原料仓库门，不许出卖原料。到月底工人们开卡车到江西路要和总经理交涉如期发工资，不能少一个钱，并声称要斗争总经理马葵春。马就偷偷地逃往台湾去了。副总经理单亦胜，怕工人斗争他，也逃往香港去了。厂长孙务信因监视地下党员的活动，怕工人报复也溜掉了。在江西路生化办事处只剩下沈荣庆、江睡悟和我三个人。沈荣庆将他亚光药房的药拿到银行去作抵押，而我一天到晚和银行打交道，从这家银行借来还那家银行，从那家银行借来还这家银行。我跑到银行，银行要把生化厂的原料抵押。生化厂的工会就出来说，原料不能抵押，工资要照发。他们替工人开汽车到江西楼办公室围住吵，要发工资，原料不能抵押。另一面，虽然银行要把药品拿去抵押，但是药品卖不出去，因为美国本身制的药品到了。市面药的价钱都跌了，卖不出去。弟兄们又拿着单来逼债说，要还多少黄金，因为那时他们是以黄金借给生化厂，说明要以黄金还，而黄金一下子又涨起来。他们不单到厂里追债，还跑到我家里来逼债。到后来银行不肯借款了，天天上门来逼债，弟兄们到我家来逼债，我既不敢到厂去，又不敢回家，整天在公园里过日子或荡马路。
正在此时，倪弟兄结束第一期鼓岭同工训练回沪，在1948年7月间，我父亲去找他，把我的处境告诉他，并说不能将生化厂经济重担压在我这孩子身上。倪弟兄说，这事由他一个来挑，并叫沈荣庆、江睡悟和我关闭江西路生化办事处，迁到胶州路生化药厂办公，并清理一切债务，由他想办法从别处弄钱来还掉一切的债务。我就辞掉生化药厂审核主任之职回家休息了，沈荣庆和江睡悟也先后辞职。倪就另外聘请教外人邵伸伦、史济汤两人作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又请徐镛汉作人事科长。倪弟兄在重庆时认识了前上海仁和药厂（即今第十七制药厂）资本家黄肃丰先生，这人帮了倪许多的忙，史济汤也是黄介绍来的。邵和史两人很能干，由他们来经营生化药厂。至此，弟兄们已完全退出生化药厂了。
倪弟兄自1940年办生化药厂开始屡经波折，许多弟兄们先后退出生化药厂，以后他去重庆将上海生化药厂交给他两个不信主的弟弟经营，亏损累累。1948年他将生化药厂交出来，让教会安排交出来的弟兄去经营，又是弄得焦头烂额，弟兄们又退出生化药厂，他再交给不信主的人去经营。所以，他对上海生化药厂已经失望了。
1949年春上，倪弟兄准备要办第一期鼓岭同工训练班「执事之家」。经费又成了一个问题，他知道从上海生化药厂取出钱来是没有希望的了。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在江西路322号生化办事处空屋内办起一个生化渝厂来。生化渝厂即重庆生化药厂，当倪弟兄1942年去重庆时和上海生化药厂董事会订了一份协议，同意倪在重庆用生化牌号开药厂，但是产品要和上海的有别，且在商标上要加一个「渝」字。上海生化厂生产「史太安」、「苏法德」、「广陵散」、「红汞水」、「得势雄」、「长效西林」、「玻璃药膏」等，重庆生化就不能生产；重庆生化生产「滴滴涕」、「避倦丸」等，上海生化厂也不能生产。开办重庆生化药厂时，倪弟兄从上海聘请了李琼明姊妹去作药剂师，马承彦弟兄作经理，在重庆的同工陈希文和他的师母都在重庆生化药厂作事。倪的内弟张宜纶也在重庆和倪合办一个「峨媚科学社」专为经营化学原料的商行。胜利以后，重庆生化药厂和峨媚科学社都结束了。滴滴涕原料和避倦丸原料都运来上海交给上海生化药厂生产，因上海生化厂付不出这笔原料钱就作为欠倪的款项。但现在又怎么在上海重开起来呢？因为倪弟兄听见他内弟张宜纶从香港写信给他说，美国新出了一种肺病特效药名P.A.S.，他在香港重开峨媚科学社和生化药厂，经销美国一家化学原料厂的出品，这种P.A.S.粉剂装成小瓶出售可以赚大钱。关于资金问题倪向阳本公司香港分公司陈子万弟兄的侄子陈锡日（又名树林）借来几万美金，但言明要还美金的。倪就托张宜纶在香港将P.A.S.原料运来上海，由上海生化渝厂托上海生化药厂加工作成粉剂和片剂，运来江西路销售，定价粉剂每瓶五百克要美金四十美元。有一天，倪弟兄召我、孙务信、江睡悟三人去江西路说明他的计划，要我们参加生化渝厂工作，将江西路生化门市部改换一新，一面大作广告，一面在门市部设肺病诊所，请一位医生每天来看病，解答服用P.A.S.后的一切问题。
P.A.S.制成成药取名「生化鄙雅士」。第二天，我们三人就开张营业，许多人排队来买「生化鄙雅士」，生意很好，头几天就赚了许多钱。倪弟兄很满意就到鼓岭「执事之家」去开会了，叫我们定期将款送福州转交他，在账上设了一个「美金借款」户，交给倪的钱算是还陈锡日的P.A.S.原料借款。倪弟兄一走了事，关于生化渝厂注册登记的问题，「生化鄙雅士」要经卫生局化验后才能批准出品销售，谁作经理等一系列问题，他都不管。因为已经正式开业了，外人还认为是老的上海生化药厂门市部重新开张，银行、广告公司、包装材料厂等都找上门来要我们开户和他们有商业往来，那么对外就需要一个人作经理了。我们三个人就商量，因为我过去对银行界比较熟悉，所以他们俩推我作经理，孙务信作副经理，江睡悟管账和财务。后来又请何广蕙来作会计，何广蕙和孙务信结婚后，又请谈国兴来作会计。「生化鄙雅士」生意日兴隆，门市部人手不够，又请周强华、黄惠理来作营业员。以后又请蒋珊珊来作美金账。生化渝厂赚了很多钱，但只给上海生化厂一点制造费用，这就引起上海生化工人的嫉妒，认为这是倪弟兄虚设字号，逃避账外资金等。
1949年底，倪弟兄结束第二期鼓岭同工训练班回沪，叫我到工商局去登记「生化渝厂」字号，工商局说要工会盖章，我们就刻了一个生化渝厂工会的图章，将登记表缴了上去，但一直没有批准营业执照。倪弟兄为要大量自制P.A.S.原料，托史济汤从一家颜料厂买来一个高压锅，定价三万美元。高压锅买来后放在上海生化药厂内，由倪指定几位弟兄制造P.A.S.，但出品又不属于上海生化厂的，为这事生化药厂工会几次要斗争他。倪因P.A.S.赚了钱急于要还香港陈锡日的美金借款。有一天，他叫我拿二万美钞交给一个商行，但我不知这就是私套外汇。作P.A.S.的原料Amifeno从香港运沪，用付行商税的方法入账，可以在账上多拿出一点钱来，这后来就被算作逃避资金。倪叫我们按月送钱给俞成华师母吴焕音，因为俞将要去参加鼓岭第一期同工训练班，又叫我按月送钱给李渊如。我们问他，这些钱付出如何入账，倪弟兄说在工资名单上加两个顾问，称俞成华是生化渝厂的医学顾问。顾念同工是对的，但这样的作法在账上出现，后来又被定罪为「巧立名目」，偷漏资金。
1949年10月10日我和蒋珊珊结婚，过了两个月她怀孕反应很厉害，因此就辞掉工作。「生化鄙雅士」粉剂，价太昂贵，长吃的话代价太大，许多人吃不起，酸性反应强，况且信谊药厂已出了「百生」，即信谊P.A.S.，是钠盐，反应小，且是片剂，许多人去买信谊的P.A.S.了。「生化鄙雅士」营业一落千丈，被逼跌价，改作钠盐片剂了。1950年上半年生化厂工会数次派代表和倪弟兄谈判要加工资等，正在这时东北药厂龙厂长来上海参观信谊药厂时，也来参观胶州路生化，倪就和龙厂长商量达到协议，由生化支持技术力量，将生化厂和东北药厂合并，生化的工人、职员，技术人员，连同机器、原料，一并迁往沈阳，不愿去东北药厂的发给三个月解散费，上海生化厂进行清理。生化渝厂也结束，机器、原料也卖给东北药厂，但渝厂的弟兄姊妹留上海。这样生化药厂的经理邵伸伦、副经理史济汤、陈广陵和许多工人、职员，有一些是弟兄姊妹也一同迁往东北。上海生化药厂成立清理委员会，由顾孝颐弟兄负责清理账目。这是第三次弟兄们退出生化，生化与东北药厂合并用东北药厂的名，老生化厂完全由国营药厂经营了。
倪弟兄认为生化厂有不信的人在作梗，所以经营不顺利。现在生化厂已解散，可以完全由弟兄们自己来办厂。所以，他有一次在福音书房编辑部楼上召集唐守临、王大和、倪怀祖和我商量如何开弟兄药厂之事。厂址租用胶州路生化药厂旧址，资金由他出，而弟兄们顶名作股东，像老生化厂也有许多顶名作股东的弟兄姊妹一样。出品是肺病新药「结核安」。人事方面请唐守临作经理、顾柏涛作副经理、王大和作营业经理。倪怀祖是化学师，他一直主持一个倪氏化验室，有几位有技术的化学师和药剂师，他都留下保持技术力量。同时叫我去弟兄药厂作采购主任、谈国兴作会计主任等。「结核安」作出来了，营业执照也申请出来了，卫生局也批准了，但是没有销路，因为该肺病新药毒性重，临床试验没有把握，并且国外已有出品，在国内的医生还不敢用。倪认为商标品牌很要紧。弟兄药厂是新办的，许多人不信任，而「生化是名牌，为「生化」两个字花了几万美金的广告费。他动脑筋去和东北药厂龙厂长商量，由弟兄药厂租用「生化」的牌号出品。龙厂长同意了。倪弟兄从沈阳回沪后，马上召集弟兄们开会，胶州路生化药厂可以重新开起来。生化厂也不必清理了，账册再接下去作。生化厂牌号的几只名药仍可生产。于是「长效西林」、「爱美纳真」、「滴滴涕」、「史太安」等药又重新生产了。至于制药工人是雇用了一批从青岛来沪的青年弟兄姊妹，还有本地的和别省的。从青岛来的有杨有道、石玉琛、荆绍仁、翟宗沛、许美达等十几个人，从北京大学来的有孙凯弟兄，从弋阳来的有李日绪，还有上海交大的几位弟兄和其他的弟兄约有数十人，他们进厂后在倪氏实验室学习几个月就参加生产岗位了。老生化厂工人中未去东北的也都请进来了。生化药厂又死灰复燃。这是1951年的事。
1950年生化药厂迁厂东北，龙厂长要买生化渝厂的一个高压锅。倪开价三十万人民币，他说这只高压锅是用三万美金买进来的。他这笔钱是向香港阳本公司借的，言明将来要还美金的。现在美金官价结不到，只能照黑市一元美元合十元人民币计算，这个高压锅因此要三十万人民币。龙厂长居然也同意这个价格，就将高压锅买下了。倪得款后托东北一位弟兄买了几十桶甲苯原料，准备在上海开一个「锦绣化工厂」。他又将一部分钱投资到汉口去开珞珈药厂，请孙务信和何广涛去经营。在上海又开了翠华颜料厂请谷羽苍作经理，邵圣清、裴恩荣等去作技术员。将他们的薪金提得很高，目的是要他们从工资中每月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教会。他又托江睡悟通过上海银行的宣常铭弟兄将多余的款开了许多户头。在生化厂五反运动时，这些行动都被定为是严重盗窃国家资财。
1952年2月东北药厂进行五反运动，倪弟兄被定为犯了严重盗窃国家资财的罪，由东北沈阳公安局到上海将倪押往东北药厂批斗。1952年7月上海生化药厂进行五反运动。那个时候，我们都在江西路厂门市部。我们做账的几个人，如谈国兴、顾孝颐、江睡悟等，他都称我们是高级职员。邵洛羊担任队长，他过去是老干部，在苏北和陈毅都是新四军的老干部。后来又是大学里的教授，这个人很能干的，也有学问，他做领队。他这个五反检查队的成员就跟一般的不同，是由上海卫生局、上海宗教事务局、东北药厂、上海公安局、税务局，还有东北药厂来的干部等单位组成的。他们先开到西路来。邵洛羊就先搜查，另一方面叫我们交待，说政府的政策是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他叫我们检举揭发倪弟兄的五毒罪行。同时也不让我们回家，一个人一个房间。我们几个高级职员都是个别检查。我被认为是资方代理人，要我交待、揭发、归队，但是我不承认高压锅出售给东北是为盗窃国家资财，也不承认把生化渝厂的账册迁到仓库里去是抗拒交代。他们问我关于渝厂的账目。我说交给香港的股东张宜纶拿去查账了。他有点不相信，对我说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我也写了一点偷税漏税等事。他们说这是鸡毛蒜皮，重要的问题没有交待。他们还说我们这些高级职员要归队，后来叫我们回到厂里。他们就发动厂里的工人。
这时厂里的工人都是弟兄们，他们就发动弟兄们起来控诉倪弟兄，同事也要检举揭发我们，叫我们归队。他们又检举，又喊口号，轰轰烈烈地来了一场。荆绍仁最起劲，还有李日绪，他就说我们要像利未人，拿起刀来杀自己的弟兄。我们在胶州路被关在一个房间里进行交待，以后他们就去审查，一定要我讲出账簿的问题。当时有一个职员叫陈昌瑞，倪弟兄对我们说到账簿的事时，他偷听到这件事，他早就检举揭发说我把账簿放在仓库里。这人是福建人，倪弟兄把他请来住在江西路322号生化办事处。以后我感觉我应该交待这个问题。我就跑到检察队那里，说我把账簿放在仓库里。他们说不用我交待，他们早知道了，并说我为什么早不讲，我是在抗拒。他们查账就查到一些「美金借款」账号，还有一些账里的问题，他们要我交待偷窃国家资产。他们说我是倪柝声的狗腿子，是他资产阶级的尾巴，指我抗拒交待。以后他们要我们几个管账的签字，说从香港来的钱中间有帝国主义的钱。为什么呢？他们主要查有没有钱到教会里面去。因为过去他们要教会填接受帝国主义津贴，我们就说我们是自养的，我们没有帝国主义的钱。他们不相信，他们要借着五反运动，从生化厂的账里查出有没有从香港进来帝国主义的钱经过生化厂再到教会，他们要从生化厂打开缺口，否定我们早就自理、自传、自养的说法。邵洛羊1956年作了南阳路基督徒聚会处肃清反革命运动的队长，生化厂五反的队长怎么会作了教会肃反的队长？所以可以说生化厂的五反运动就是教会的肃反的前奏，他们总是要从经济方面打开缺口。
我于1952年10月10日被逮捕，在华东公安部收容审查了二年多，最后被判了三年徒刑。生化药厂被判犯了五毒罪行，最严重的是当清理不清理，又重新开业，为要偷漏所得税，罚款数字甚大，将生化药厂都没收了，后改为国营第三制药厂的一个车间。倪弟兄因另有政治问题未解决，一直到1956年上海教会肃反以后才公开宣判徒刑十五年，上海教会肃反队长就是生化厂五反队长邵洛羊，以后作了上海宗教事务处处长。所以生化厂五反运动是教会肃反运动的前奏，为要弄清倪弟兄经济的来龙去脉。因为我们始终不承认我们和帝国主义有经济上的关系，他们认为关键是在倪弟兄身上。为要弄清倪弟兄的经济来源，先要弄清他所办的生产事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管生化厂的钱，是首当其冲，又加上我始终是站在倪弟兄一边，在五反运动中表现不好，所以对我从严教育。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可惜的是为神工作的钱全被没收了。倪所办的一切生产事业也全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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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我从我父亲身上所学到的功课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130-145页。）

我的父亲张光荣是奉献一切为主作工的人。在前面我已写过他如何蒙恩得救和蒙召作主工，他如何脱离浸信会甘惠泉师母，从杭州到上海来服侍倪弟兄，并在聚会处参加事奉等。在此我还要述说一下，在他的一生中，给我影响最深的和神在他身上所作的工作。
一、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谈到作长老或监督的条件时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作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提前三1-5）在作长老的许多条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好好管理自己的家。这个管理，不是指管理家务，日常收支平衡，乃是指管理家中的儿女说的，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不能管自己家中的儿女，焉能照管神家中的儿女呢？要能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必须先要好好管住自己。使徒彼得写信给众教会说：「我这作长者、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前五1-3）。管理不是辖制，也不是发号施令，乃是先要在家中有好的榜样。要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如果在家中没有好的榜样，儿女们就不听你的。罗得是个失败的人，他自己虽然为所多玛人所犯的罪伤痛，但是他爱世界，他爱虚荣，他醉酒，所以他所说的话，他的女婿们认为是戏言。挪亚是个义人，他说的话，他的儿女们听，在洪水没有来前，他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媳妇顺服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
我的父亲在1928年前虽然是在浸信会杭州真神堂作义务传道的，在福音真理、教会真理、生命之道，许多方面都不懂得，但是他热心于传福音、牧养初得救的人，乐意接待远人，常常顾念贫穷缺乏的弟兄姊妹和能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我和我姐姐两人，从小就被带到主面前。每晚饭后，我父亲带我们家作家庭礼拜，用神的话教训我们，教我们作祷告，讲圣经的故事给我们听。从小种下救恩的种子，到了时候就结果。从小我父亲对我的教导是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1928年我们一家迁来上海时，在火车上我父亲就教我们唱「一路同走有我主耶稣」的诗歌。到了上海，我们虽然住在28号前楼，但是每晚还是有家庭礼拜。我的父亲教我唱许多诗歌。每主日讲道聚会和传福音聚会，他总要我们去参加的。我和姐姐未得救时，他不让我们去参加擘饼聚会，但要我们在家里好好背约翰福音，能背出还给我们奖励。我父亲先把我和姐姐两人带领得救，以后就一直用神的话喂养我们。
当我十三岁那一年得救以后，我的父亲就放手让我到教会去参加各种事奉。开始我每星期日，在聚会前一小时，去会所排椅子、作整洁工作、作招待，以后我学会弹风琴，就在主日讲道时帮助弹风琴。我父亲从不拦阻我去教会事奉，相反是鼓励我去作，过去在我家客堂里挂了节圣经节一一「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在他的一本照相簿上有一张全家照，上面写着这一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事奉耶和华」。这节圣经节一直印在我心中，一直到1978年，神在祷告中责备我，没有把我的三个孩子带到主面前，我在神面前痛悔，以后我三个孩子都得救了，每礼拜有一次晚上有聚会、有擘饼，每天早上一同有读经祷告，他们没有离开神，在属灵方面也都有长进。
救恩是以家为单位的，这是神救赎的目的。在旧约的例证有挪亚全家、以色列各家、妓女喇合全家；在新约的例证有税吏撒该的家、哥尼流的家、吕底亚的家、腓立比禁卒的家。过去在我们中间，不注意这一点，作长老的，家里子女许多都没有得救，作执事的，有的也是如此。等到儿女长大成人，就更难带领他们得救，以致在家庭中产生许多难处。
要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光是带领他们得救还不够，作父母的要凡事作榜样。我父亲每天一早就起床在前楼读经祷告，那时我年轻贪睡，早上起不来。我父亲就读箴言六章九至十一节给我听：「懒惰的人哪，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进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他提醒我，睡懒觉要导致属灵的贫穷，不早起收吗哪吃，日头一出来，吗哪就要发臭，就要挨饿了。所以，以后我常常早起读神的话，有时还要贪睡，但一听到我父亲祷告的声音，我就马上起床了。
我有时作错了事，我父亲从不骂我、打我或埋怨我。他叫我到他跟前，用神的话教训我，叫我跪下祷告向神认罪。所以我从斗底里顺服我父亲对我的教导。在我未得救前，记得有一次，我在邻居焦泽先、焦泽浩面前捏造毁谤住在10号汪佩真的弟弟，因为她两姊妹常去他那里而和我疏远，这是出于嫉妒而犯的罪，以致造成邻居不和睦，汪的弟弟祥生恨我。我父亲知道后，经过调查，确认是我作的坏事，他狠狠地教育我，但我不认罪，他也就责打我，并读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给我听：「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箴言二十二章十五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箴言二十二章十五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所以我挨了打，我一点不恨我父亲。最后，我父亲陪我一起跪下祷告认罪，我痛哭悔改，从此我就不敢再作挑拨离间的坏事了。
我父亲在许多事上都是以身作则的，他很恨罪恶，特别是谎言。我作错了事，只要肯承认改过，他就饶恕，如果抵赖、说谎，他就要严严地管教我。他很恨自己的舌头说不该说的话，所以，他常常在舌头上放一颗玻璃弹子，可以记住少说废话、闲话。其次是色情的事，他对一些黄色书刊，淫秽书报，非常痛恨。当我二十几岁时，曾有一度灵性堕落，因为看了一些黄色书刊、淫秽书报。我睡在后房，在晚上偷偷地在被窝里看，有时看到半夜，我父亲属灵的嗅觉很灵，觉得有污秽的空气，他就开了灯，起床要来查看我。我看见我父亲起床，我就马上跑到阳台上将坏书丢到隔壁花园里去。第二天，他搜查我的房间，叫我将坏书都搜出来烧掉。
二、乐意接待远人
自从1928年我们全家迁到文德里来住后，差不多每年都有一次特别聚会（当时称得胜聚会）。从全国各地同工来上海聚会的，约有二、三十个人，我父亲就安排他们住宿及膳食的问题。上午聚会后，下午、晚上都有聚会，我父亲就为他们预备饭食。那时差不多每天在我客堂里有两桌的人吃饭。我那时己经得救，我看见各地有这么多同工来，我很高兴，当他们在用饭时，我站在旁边为他们盛饭。以后每主日上午聚会后，有远路来聚会，而来不及回去吃饭的，我父亲都请来我家吃饭。等他们吃饱以后，我们一家在厨房里吃剩下来的。这样作，大家心里都非常的喜乐，我父亲也甘心乐意为弟兄们烧饭、烧菜，神从没有叫我们缺乏，身体也特别好。我父亲时常对我们讲在杭州的同工乐腓力弟兄的事。他每主日聚会后，总要接待几个弟兄到他家里去吃饭。有一次，他家里米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了，弟兄们又去他家里吃饭，他就将铺盖卷起来，从后门出去，拿到当铺去当掉后，得到的钱去买米、买菜，烧给弟兄们吃。我们听了都很受感动。这是他爱弟兄的实际表现，是主的爱从他身上的流出。
我父亲不但乐意接待远来的弟兄们吃，还接待他们住，所以常常有客人住在我家里的。我父亲这一些好的榜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9年以后，也常有弟兄们从外地来，我也乐意接待他们，这是主所悦纳的。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罗马十二章十三节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
三、热心传福音
我父亲从得救的一天开始就热心传福音，虽然他没有像宋尚节、赵世光、江守道、张愚之等弟兄有传福音的恩赐，上台传福音都有许多的人得救。但是他专作个别传福音的工作。他一得救以后，逢人就传福音，坐在人力车上就对人力车夫传福音；看见乞丐上门来讨饭，就对他传福音。当他在邮局的时候，就向同事作见证传福音。他告诉我，他从前在邮局的老同事好友程锦芳（男的）每次来安徽人统邮局，总要拉他到戏院看戏，我父亲对他传福音，他不要听，我父亲被他拉到戏院门口逃了回来，虽然我父亲对他传福音，但是他沉湎在罪恶的快乐中，吃、喝、嫖、赌，结果得了一身梅毒。程锦芳后来也搬来上海住，每次来我家，我父亲总是对他传福音，并为他祷告。他以后生重病，在临终的时候，接受了主。在二十年代抗战时期，有一年的春节，我发生了车祸，我骑着自行车至南京西路陕西路前沧海饭店慢车道上走，忽然被一辆出差汽车撞倒，我被抛到行人道上，车子已被撞坏，但神保守我，我一点没有受伤，连皮也没擦破。当时在围观群众中，有一个人问我住在那里，我告诉他，他就到我家里来报信，并向我父亲索取通报费。以后，这人一直来要钱，原来这个人是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一个强盗，我父亲看见他，就对他传福音，以后这人也不来了。
我父亲常去医院对个别病人传福音，也结了许多果子，像苏州的史蒙悦弟兄、杭州的俞荣升弟兄、上海的孙伯南弟兄等都是在病中，听我父亲传福音得救的。过去他外出，口袋里总是带了一叠福音单张，不论是在火车里、轮船上，他边传边发福音单张。
四、顾念缺乏贫苦的弟兄姊妹
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说：「圣徒缺乏要帮补。」雅各书二章十五至十七节说：「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常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父亲除了每月从进项中抽出十分之一来奉献以外，常常去看望贫苦的弟兄姊妹，偷偷地送钱、送衣服给他们，不让家人知道，因为主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所以，我母亲若发现他的衣服少了，就到处找，岂知父亲已送掉了，有时也造成一些矛盾。1948年他将许多不需要的身外之物奉献给主，自愿贫穷，教会就安排他做济贫组负责弟兄。
五、在教会中事奉主，作同工兼长老
我父亲的一生是事奉主的一生。他虽然没有像倪弟兄、李弟兄这样有大的恩赐，但是他常常躲在后面，做隐藏的工作、祷告的工作、教会事务方面的工作。1928年下半年当倪弟兄生肺病严重的时候，在文德里四位单身的同工姊妹去陪夜不方便，他就为着全家迁来上海专心祷告，后来清楚是神在环境中的安排，他就毅然离开杭州甘惠泉师母，不愿留在杭州清波门真神堂作传道，将全家迁来上海，为服事倪弟兄的病。从邮政局长转为一个义务传道人，从义务传道人转为一个服侍病人的人，这需要神的恩典。在杭州清波门真神堂居住的房屋宽敞，有花园树木，在前面是新盖的真神堂，里面所坐的椅子，都是他用自己养老金的钱买的。主日上午他负责讲道，平日晚上常常将堂开起来，对外传福音。清波门真神堂离西湖和城皇山都很近，环境幽美，有山有水，风景秀丽，但是他撇弃这一切，来到上海，住在一间小的前楼上。他不为名，不为利，白天到倪弟兄房间为他整理许多属灵英文书籍，晚上去陪夜，当时弟兄姊妹还不过只有十几个人，后来神用神迹医治了倪弟兄的病，主日讲台便由倪弟兄来负责。慢慢地人数多了起来，从一开间客堂扩充到二开间，从二开间扩充到四开间，弟兄姊妹的人数从十几个人增加到几百人。至三十年代教会还没有正式长老前，他实际上就是作长老的工作。有关教会中一切事务方面的事，他都热心去做。如预备主日擘饼时用的饼和葡萄汁（后改用葡萄酒）、开奉献箱、管理教会中的钱财收支、接待外地来的同工和弟兄姊妹、修理房屋和椅子等。教会产生正式长老后，许多事都由长老们去管，他就常常出门到杭州，绍兴、萧山、沙地、温州、平阳一带作主的工。沙地、温州、平阳一带作主的工。回到上海后，如果要长住一个时期，他总是参加同工，长老的聚会，一同负责教会中的事。
我们得救以后，各人在神面前所得到的恩赐是不同的，各个肢体在身体上的功用也是不同的。我父亲虽然没有使徒、先知、传福音、教师的恩赐，但他有牧养的恩赐（弗四11）。对初信的弟兄姊妹、受了挫折灰心的弟兄姊妹、退后好久不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他经常去探望他们，用神的话劝勉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所以经常有弟兄们来我家，要得他在属灵方面的帮助。
1937年在一次特会中，倪弟兄讲到使徒就是奉差遗的人，主所呼召出来作祂工的工人，在性质上和使徒一样。使徒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教会，作驻堂牧师，而是从一个地方教会到另一个地方教会作主的工。他说，同工们不能长期住在一个地方，要出去，到外地去建立教会、帮助教会。所以，从那时起，在上海的同工们都纷纷离开上海，到外地去作工了。倪弟兄认为我父亲应该去杭州、浙江一带，不要长期待在上海。所以，我父亲先上去杭州，在杭州半年多，回来住几个星期或一个月，又去萧山、沙地、绍兴一带半年，又同来住一、二个月，再到温州、平阳一带去，最后去了一下汕头。得到的恩赐是要用的，越用越多。神赐给他属灵上和身体上的力量，每到一地，就聚大会，传讲神的话。在乡下被鬼附的事很多，他们请我父亲去赶鬼，有几个被鬼附的人得到释放。有一次，他和许达微弟兄到平阳去，在一个小镇上，有一个女人被鬼附了几个月，白天不要吃、晚上不要睡，力大无比，几个弟兄抓她不住，缚住的绳索都给挣断。当地教会的弟兄们奉主名禁食祷告、赶鬼，鬼就是不出去。有一天，我父亲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时说，鬼不肯出去，因为他们中间有罪没有对付清楚。有地盘给鬼留下，所以赶不出。因此，他们将所有弟兄姊妹都召集来，也将被鬼附的女人抬来坐在椅子上。我父亲在会中说，你们中间有谁得罪了这个女人，要在神面前承认悔改。忽然有一个弟兄站了起来说是他得罪了这个女人。他原是个地主，这个女人是佃农，租他的地方。有一年收成不好，该女人付不出租钱，而他从此就将地收回，不租给她种了。她就恨这个弟兄，不久鬼就附上去了。这个弟兄在神前认罪、悔改。我父亲就叫大家跪下祷告，桌上的蜡烛还是点着。等祷告的时候，忽然桌上的蜡烛熄了，在我父亲的头上，好像有一只小狗似的东西跳过去。我父亲就叫大家站起来，将蜡烛点亮，看见这个被鬼附的女人，眼睛闭下去了，大家就将她抬到房间里去，让她睡觉。到第二天一早，她醒来要洗脸、梳头了，要吃饭了。问她这几个月作了些什么，她都不知道。又有一次，我父亲去汕头，当地的弟兄们要我父亲去赶一个鬼，当我父亲刚走出门，附在那人身上的鬼就说话，将我父亲的名字也说出来，说我父亲要去赶它了，它还是先走为妙。
六、受对付、生命变化、成熟
基督的生命一进到我们里面，这生命就要长大。这生命是和我们天然的生命，属亚当的生命相对抗的。正如野橄榄枝被接在真橄榄树上，真橄榄树的生命进到野橄榄枝子里，它要变化这根野橄榄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需要时间的。野橄榄枝让真橄榄树的浆汁进去得越多，它天然的生命就被变化而枯萎，慢慢地苦的果子凋谢了，而长出甜的果子来。小的果子掉下了，而结出大的果子来。干的果子枯萎了，而长出油橄榄来。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也是这样。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祂就剪去；凡结果子的，祂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约十五1-2）。结果子的枝子是需要修理的。神看我们是结果子的枝子，祂就要修理干净，目的是为要叫我们结果子更多。神将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目的是要我们像基督，但是我们天然属亚当的生命，常常使基督的生命挤住，所以神要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魂生命。
我父亲在杭州浸信会作传道的时候，虽然热心传福音，也作些主的工，但是许多时候，还是凭着他天然的力量去作。那时他还不懂得生命的道、十字架的道，来到上海以后，看了一些生命方面的属灵书籍，听了许多十字架的道，但是他天然的生命还没受过对付，常常要凭自己的力量来为主作工。有一次，倪弟兄取用和受恩教士的一句话对他说，「你如果不能为主不作工，就不能为主作工。」他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当他初进到主恢复的路上，一摸着事奉的事，往往是自己的看法，习惯的宗教观念会跑出来，所以李弟兄称我的父亲顽梗，我摘录《正当教会生活的恢复》中的有关我父亲的话如下，这书是李弟兄写的。「我进入这工作，是在教会生活开始以后十一年的事。当我到上海的时候，是倪弟兄邀我去访问的，他把我留在那里四个月之久。到那段时间的末了，他来找我说：『李弟兄，我们同工们觉得，你要把家迁来这里，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同作工。你到主面前去，看主怎么说。』于是我就到主面前去，也清楚应该怎样作，于是我进到工作里面。他立刻将我摆在一个责任的地位上。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样？我是一个新手，而其余人至少也作工五、六年了。我只是一个新来的人，倪弟兄却把很重的责任安排给我，并且指定我和他同作一些事。我发现所有其余的弟兄们都各忙各的，只有一位例外。他比我年长，也比倪弟兄年长。我那时大概是二十六，倪弟兄二十八，只差两岁，而那一位已经过了三十五，在他进到工作里来以前，是一位邮政局长，有一点阅历。有一天有一位很聪明，很有学问的人来了，他打算去美国深造。那时他刚刚得救，很盼望在赴美以前受浸。他来近一、二次聚会，倪弟兄对他的情形很清楚，但是这位作过邮政局长的弟兄说：『不行，他太陌生，只来了一、两次聚会，我们不该为这样一个人施浸。』倪弟兄说：『弟兄，你担心什么？』他说：『担心他可能没有得救。』然后倪弟兄说：『你可否将所有责任由我来负担？如果这事错了，我在主面前负责。』他还是说：『不。』不管倪弟兄怎么说，他坚持不同意。这真叫倪弟兄受苦，这只是一件事。」
1939年，当倪弟兄第二次从英国回沪后，在愚园路找到一所房子，办了一个同工招待所。他叫我父亲住在所里管理事务方面的事，并用了陈楚才弟兄作杂务工。有一天，我母亲烧了一只鸡，叫我姐姐拿去给父亲吃。陈楚才弟兄在背后对住在那里的同工姊妹，说我父亲还要从家里烧鸡来吃。我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将陈楚才开除了。陈楚才弟兄到倪弟兄那里去哭诉，倪弟兄没有通过我父亲，又叫陈楚才再回所里来作杂务工。这件事我父亲的灵被惹动了，就将铺盖卷回家，不去招待所了。他怪倪弟兄这样对付他。他气得生病，在家中四个月，后来他得到神的话才过去的。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暴露了他天然生命的顽强。同工招待所始各地同工来学习事奉的地方，他是应该作出榜样来，使别人受造就；相反的，他拿过去管理邮局的一套手法，用在主的工作上，是要受到对付的。他平日很会发脾气，常用自己的力量，压制自己不发，但是无能为力。他说张家的人都会发脾气，所以祖上称张家祠堂为「百忍堂」，即要忍耐，再忍耐，那时他没有看见基督就是他的忍耐，让基督活出来就是忍耐，不用我们咬紧牙关来忍耐。从天然出来的忍耐，在神面前是没有价值的，是应当弃绝的。在他晚年的时候，在他离去以前三年，就是1956年11月聚会处肃反以后，弟兄请他上台传信息。他那时就是特别注意基督的灵和我们自己的灵的问题。他讲了一篇道，题目是〈羔羊的灵与被惹动的灵〉。这一篇道帮助了许多人，曾登在〈通讯〉第五期报刊上，我今将它抄录如下：
羔羊的灵与被惹动的灵
诗篇一百零六篇三十二至三十三节，「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因他们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
在圣经里，我们看见灵有好几种情形。例如：美好的灵（但五12），忧伤的灵（诗五一17）。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赛四3-4），智慧和启示的灵（弗一17）等等。诗篇一百零六篇三十三节又提到另外一种情形，我们可以称之为被惹动的灵。什么叫作被惹动的灵呢？被惹动的灵没有别的，就是用错误的灵去对待错误的人，用错误的言语去责备错误的人，用错误的手续去对付错误的人，这个就叫作被惹动的灵。神的儿女要想得着圣灵的充满，这个被惹动的灵是一个极大的阻挡。人如果要求圣灵充满，他必须要保守他的灵不被惹动，因为被惹动的灵是神所恨恶的。
方才所读的诗篇，是解释民数记二十章一至二十九节的事。以色列百姓因为没有水喝，干渴得难受，就发怨言，埋怨神，埋怨摩西，神就来施行拯救。可借正当神施行拯救的时候，摩西的灵被惹动了。神叫摩西吩咐盘石流出活水来，但是摩西拿着杖从耶和华面前出去，招聚会众，对他们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盘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盘石两下。为着摩西作了这件事，神罚他不能进入迦南。诗篇一百零六篇三十二节说，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摩西是谁呢？世界上难得有第二个人像摩西那样认识神。民数记十二章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谁有资格写圣经开头的第一卷呢？惟独摩西。神有两次呼召他上西乃山去，每次都是四十昼夜。他在山上一共有八十昼夜，面对面与神谈话（出十九3-24，二四18;三三11-23，三四28）。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都是神叫他写的。这五卷书的内容是神与摩西山上谈话的记录。古人看这五卷书为一本，称它为「摩西」。主耶稣也亲自证明这「摩西」的内容是准确的。可见摩西受神的托付何等大，他的责任何等重；他不能错，他一错，关系就非常大。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神给摩西的恩典非常多；神安排他在法老王宫里读书四十年，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神又安排他在旷野牧羊四十年（徒七29-30）：神又从荆棘火焰中召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学习带领以色列人四十年（徒七36）。神对于这样一个多受恩典的老仆人，要求就比较高，可是，这一个老仆人在加低斯遇见了一件不幸的事，他的灵惹动了，以致他的口就由不得自己的流出急躁的话来，手就由不得自己的击打盘石。「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民二十12）。诗篇一百零六篇三十二节所说摩西所受的亏损，就是指这一个。因为他作错了这件事，神就罚他不得进迦南。他可以进入天上的荣耀（太十七1-8），但是神不能再用他领以色列人进地上的迦南了。在地上他的用处就到此为止了。后来，神就叫他离开世界。
摩西是未来的救主的预表。盘石既预表基督，水就预表圣灵（林前十4）。盘石出水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二次就是在民数记二十章。出埃及记十七章在利非订地。那一次的击打盘石，是神吩咐摩西作的，是预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主被钉十字架只可以一次，不能有两次。因此，这一次在加低斯（民数记二十章）就不应该再击打盘石了。神叫摩西只要吩咐盘石流出活水来就可以了，这是预表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但是摩西又击打了磬石一次，这就破坏了神救赎的预表。民数记二十章十三节所说的「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摩西第二次的打盘石，并不是神命令他打的，乃是他擅自作主而打的，神在这件错事上没有份。神不要把摩西的错与神的作为混在一起，神所定规的主耶稣为人钉十字架，受苦，只可一次，不可两次（来十10，九12,28）。
一个人的灵一被惹动，他的说话就声色俱厉，他的面容就如黑云把神慈爱的太阳遮盖起来了。神对待罪人的态度是用无限量的忍耐和慈爱；盼望他们悔改（罗二4）。祂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神要摩西代表祂的慈爱、忍耐。可是摩西在加低斯发了脾气，叫以色列人惧怕得不敢亲近神了。这是神极其不喜欢的。所以神责备摩西，亚伦说，你们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
这个被惹动的灵在新约里也有两次记载。第一次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至五十六节。撒玛利亚人不肯接持耶稣，雅各、约翰的灵就被惹动了，他们对主耶稣说，「主阿，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作的吗？」耶稣却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原文是「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主耶稣呼召雅各，约翰作他的门徒的时候，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半尼其」，「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思（可三17）。雷子意思就是很会发怒的。叫主耶稣担忧的并不是撒玛利亚人，乃是祂的门徒们。啊，我们何等需要这个恩典，求神保守我们的灵不被惹动。在新约里，第二次记载被惹动的灵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七至五十四节。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带领许多人，带着刀和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来到客西马尼，捉拿耶稣：犹大假仁假义地和耶稣亲了一个嘴，作个暗号，那些人就上前，下手拿住耶稣。彼得受不住了，他的灵被惹动，就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
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真是神的羔羊，祂的灵是羔羊的灵，是惹不动的。正如彼得在晚年的时候为主耶稣作见证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前二23）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受尽百般的凌辱，各样的讥笑，极大的痛苦，可是祂的灵仍旧不被惹动，祂在十字架上反而为他们祷告说，「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二三34）难怪启示录里记载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以及主耶稣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来的人，大声赞美主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启五9-14）。我以前读启示录，总是注重预言一方面，我现在却注重生命一方面了。在新约中，提到「羔羊」最多的是启示录，一共有三十一次。到了最末后，坐在宝座上的就是神的羔羊，而且有十四万四千人跟从羔羊，羔羊到哪里，他们也跟到哪里。我羡慕作个跟从羔羊的人。
一个被惹动的灵，能够把救恩的门关起来。试问彼得举起刀来的时候，能领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归主么？雅各，约翰能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么？都不能！可是，一个羔羊的灵，能够叫人遇见神，也能够信圣灵有机会作工。我在这里讲一个故事。在我们中国的教会第一个领奋兴会的就是李叔青先生。有一次他的哥哥和嫂嫂争吵起来了，彼此都争得面红耳赤，各人都认为自己有理，双方都坚决不肯让步。他的嫂嫂就托人去请他来，要他说句公平的话。李叔青先生来了，他进门，看见兄嫂这一种的态度，就坐在客堂里安静，温柔的默默无言。约坐了十多分钟，他的嫂嫂心急起来了，就问李叔青先生说：「叔青，我们是请你来说句公道话的，你为什么一声不响呢？」李叔青先生就开口说一句话：「你们没有看见过耶稣。」说了这一句话，他又不响了。又等了好久，他的嫂嫂就哭起来了，说：「是的，是的，我们是没有看见过耶稣。」他的哥哥也说：「我作了这许多年的牧师，也没有看见过耶稣呢。」从此兄嫂就和好了。可见羔羊的灵是何等的宝贵。
在神面前受过对付的儿女，感觉别人的错非常敏锐，对方还不觉得错，他就已经感觉对方的错而厌烦了，撒但就利用这个感觉来惹动他。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以温柔去对待暴躁。箴言十五章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用恩典去对待别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感谢主，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林后十二9）。保罗对提摩太说，「然而主的奴仆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提后二24-25）。箴言二十五章十五节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能折断骨头。」
以上的话是我不配讲的。这个功课是我一直学习但还没有学好的。我愿和众弟兄姊妹一同学习。愿神怜悯我们，赐恩给我们，让这羔羊的灵从我们身上活出来，以荣耀祂的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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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我得救后到1955年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156-166页。）

我是1934年清楚重生得救，在聚会处受浸加入教会的。自从主生命的种子种到我里面以后，我的生命的确起了很大的变化。主把我从世界里救出来，把我从撒但的权势下释放出来，使我回到羊群中。我一到教会和弟兄姊妹一起聚会，感到非常甘甜。当时主日讲台也很刚强，我得到主话语的喂养，慢慢的把我带到事奉中，叫我学习一切事奉都要在灵里。这个功课需要学一辈子。主先要叫我长大，不长大就无法事奉神。我这野枝子虽然被接在真橄榄树上，但是还需要经常加以修理。修理我的就是我的父神。我心中有了生命的种子，但是我的心田需要父神来耕种。祂要为我除去荆棘、野草，为我杀死害虫、施上肥料、用水浇灌我，使我长大并开花结果。
1934年我刚升到初中读书。我所读的学校是协进初级中学，校长黄轶如、副校长施锦德都是信徒。他们也常请赵世光、王明道等到学校去传福音。施锦德也是我们中间的姊妹，还有老师高亚陆、王毓英也都是我们中间的姊妹。她们也都关心我。我那时虽然得救了，只知道听听道、聚聚会，作个宗教徒，在属灵方面也不追求，只埋头读书。在我得救的一年主给我一句应许的话，就是在箴言三章五至八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百骨」。这句话深深的抓住我。我从小有肚子痛的病，这是因为我作婴孩时，我母亲替我洗澡时，不小心将贴在肚脐上的膏药的一只角弄开了，以后她怕麻烦，过早的将膏药揭掉，以致我的肚脐一经风就要痛。我小时常常扑在凳子上压住肚脐，使痛减轻些。以后长大了，肚脐一着凉就要痛，以致也不敢去学游水。为这事我的母亲也很后悔，使我得到这个病。在我十三岁，就是1934年我得救的一年，我读到这一节圣经，「医治你的肚脐」这几个字显得特别大。我信这是神给我的应许，要医治我的肚脐，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祂，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稀奇就在这年肚子不痛了。以后每逢我不专心倚靠祂，不认定祂，靠自己的聪明，走自己要走的路时，这句话又来了，神一再提醒我要专心仰赖祂。
1937年我毕业于协进初级中学后，一心想考雷士德学校高中。当时雷士德学校和工学院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外国学校。校舍都是用大理石造的，老师四十余人只有两人是中国人，其他都是从英国聘请来的硕士和博士。校内的仪器和供同学实习的机器设备比当时普通大学还要齐全。如能考进雷士德高中，读二年毕业后可直升雷士德工学院，从工学院毕业后可以通过伦敦大学的毕业考试直接拿到伦敦大学的学位。所以大家蜂拥前去投考。我们在协进初中毕业的所有男生都去报名，我也去报名，想将来毕业出来作一个机械工程师，这件事我没有求问神，也没有倚靠祂，想凭自己的聪明去尝试一下。结果去报考的一千余名学生中，只录取了三十人。我班只录取了冯志和一个人，其余的包括我在内都落选了。我当时很失望，神对我说：「你没有专心仰赖我。」但是我心还不死，我打听录取最多的学生是从那间学校毕业的，后来得知录取的学生绝大部分是从当时工部局学校毕业的，包括华童公学、育才公学、格致公学和聂中承公学。因为这些学校都是当时工部局里的英国人办的，英文程度比较高，我又动脑筋想去考育才公学，但是入学考试已过，后得知前圣彼得堂的牧师俞恩嗣是育才公学的副校长，这人是我父亲认识的。我由父亲陪同去见了俞恩嗣，开了后门进到育才公学去读高中。在读高中二年级时，我得悉雷士德开了一个夜校在江苏路，给业余的人读英文的，我也去报考进入夜校，结识了英文教师S.M.Edwards。他是工部局的顾问，又在雷士德日校教英文。这人很欢喜我。他问我：「你白天在读育才公学，为什么夜里还要来此读书？」我对他说我想进到雷士德日校去，请他帮个忙。他一口答应，就和校长说了声介绍我直接插班进入雷士德学校高中三年级，在暑期中还去胶州路张木匠处学木工几个月。这又是我用自己的聪明所想的办法。雷士德高中毕业后，适逢1940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虹口区。校长BertramLily和他妻子刚从英国伦敦回来驾车转弯时，和竖冲横撞的日本军车相撞，Lily当场身亡，其妻受了重伤，为这事校方和日本侵略军当局打官司，日方反咬一口，将学校没收了。学校关闭，工学院也读不成了。我一生的道路都在神手中，神不要我在世上成名成家，祂拦阻我自己的路。
从雷士德学校高中毕业后，我的父亲要我找工作，可赚钱贴补家用，但是我还想上大学，而且找工作也不容易。南通纺识学院董事长李升伯弟兄介绍我去纺院读书，录取通知单也寄来了，但是我父亲认为读纺织系毕业出来要在纺织厂工作，厂里毛纱灰尘多，容易生肺病，不让我去读。当时唐守临、江守道都住在我家亭子间里。江守道介绍我去他的母校东吴大学报名，东吴大学本是在苏州的，即今苏州大学，抗战期间迁来上海在南京东路慈淑大楼租屋开学。我开始是读化学系预科，后改读经济系，因听别人说化学系毕业进药厂作化学师，化学毒性多，易中毒，坐冷板凳，每月所得工资，不够日常开支，还是读经济系。经济系虽博而不精，但是毕业后，海关、邮政、银行都可去报考，又可进商行作会计，也可自作生意。东吴大学后迁内地，经济系留上海改为勤学补习班，借北京西路一中学楼上上课。四年课程三年读完。1943年我就毕业了。
1942年当我还在东吴大学读经济系时，因物价飞涨，家中生活困难，父亲无法支付我的学费，要我找半天工作，半工半读。我开始是作家庭教师教英文，后来听说沧洲饭店隔壁弄内有两个护士开起美丽寄售商行，将亲友家中要出售的日常用品在她们家楼下客堂寄卖，售出后收佣金一成，这是无本生意，生意很好。我就和王大和的弟弟王大为（育才同学）商量在我楼下客堂也开一个寄售商行。这是先要通过我的父亲。我父亲因当时经济困难也赞同我的意见。但是他说，他是作主工的，不能作生意，而我又在读书又无资本。后来孙务信和王毓英姊妹知道了这事。他们愿意一同来参加，成为一个合伙商行，由孙务信、王大为、王毓英和我四个人合伙，每人出资本一千元，我的资本是我父亲从养老金取出来的。地点在我家楼下客堂里，寄售行取名「信孚商行」，还特请陆乾惕弟兄来作顾问，并通知弟兄姊妹凡家中不需要的旧货都可以来寄售，也有其他厂出品的新商品。开张的一天，弟兄姊妹拿来的东西很多，生意也很好。唐守临在他家也开了一个小小的寄售行，是在荣康别墅。「信孚商行」只开了四个月就关门了。其原因是：
一、我们四个人中间意见不合，有一只寄售的旧收音机，大家都争着要买，弄得大家不开心。
二、我父亲受单惠泉大夫之托将他家所有的旧货出卖，因他们一家要进日军的集中营去。我父亲认为是单托他个人的，不是托「信孚商行」的，所以他有的东西自己买下，有的卖给旧货店。这件事王、孙等很不开心，他们认为因为单大夫知道我家开了一个寄售行，所以托我父亲的。
三、聚会处因不肯参加伪组织和遥拜日本天皇而被逼停止聚会。来文德里的弟兄姊妹少了，生意也清淡了。作生意、作买卖是为赚钱。我们的心就很容易被钱掳去事奉玛门。神在我们心中的生命种子很容易被荆棘挤住而不生长，因此神要将荆棘除掉。这是我第一次跨步入商业的网罗。神关闭了商行，把我的脚从网罗里拉出来。我没有为开寄售行求问神。
但是我在属灵上幼小无知，没有看见这是神在环境中拦阻我从商。1943年当我大学毕业后，我父亲四下托人为我介绍职业，想找机会进邮局、海关、银行等，因当时认为能进这些单位是挣到了金饭碗，但是一个机会都没有，我也没有好好祷告，在找职业上寻求神的心意，而一味凭自己的爱好、聪明去行，所以又碰了壁。我的邻居24号的魏之让弟兄给我想出一个谋生的方法说，他在南京东路哈同大楼327号楼上，他的「和成号」上海办事处很空闲，有写字台、电话，可以开一个西药行（批发行）。当时西药行也是一个新兴事业，凭一只电话买进卖出，向药厂批进，向外地客帮卖出。魏老弟兄对我说：「药厂方面你认识的人很多，生化药厂营业经理倪洪祖、信谊药厂营业经理王大和都和你很熟。你去批药决无问题。」资金方面「和成号」的两个老板魏之让和夏文藻（夏醒尘的哥哥）各出一分，王大为出一分，我出一分（钱是华昌墨水厂李昌铭师母隐名的），这样就开起西药行来，取名「天康西药行」，我作营业员，魏之让的小姨田莲素作会计，另用一个徐品发青年作杂务和送货。我们三个人就开起一个西药行来了。我一天到晚打电话，问行情，买进卖出，开始赚了一点钱，但只够开支。到胜利前夕，西药行业不景气，我就和朱家角倪斐雅姊妹联系，由她介绍朱家角医生让我认识，我一星期一次骑自行车带西药去朱家角推销赚些钱。这事魏之让弟兄对我有意见，认为我脱离「天康」不顾，而自己去作单帮，赚来的钱自饱腰包。这样他们几个股东也索性将「天康」结束了，分得一点钱，又和王大为合作「活力强身」鱼肝油精而失败。一次次作生意失败，是神在环境中的拦阻，但这个功课我一直学不好，还要动脑筋赚钱，所以神又让我失败了一次。
1945年胜利以后，在上海曾一度出现很多私人办的电台，靠作广告赚钱。有一天在路上遇到老同学郭渭森，得知他是自制无线电台机器的。他告诉我，他准备搞一个私人电台，靠作广告作生意，机器都有，地址在前皇后电影院经理乔某家，由他、乔和李振瑜出资金，问我要否入股，算四人合伙合开。我一口答应，将「天康西药行」结束后，分得余下的一点钱完全交给了他。但是等了几个月还未见开幕，后来得知机器质量差，试不成功，又加物价飞涨，他们决定不开了。但是他们也不通知我。等我知道后问郭渭森，他叫我到姓乔的家去拿回本钱，但是乔很狡猾，开了支票又退票。明明是空头支票，拖还日期，又装作一定会还我钱的。我父亲得知很气愤，就请饶公达弟兄的儿子饶召民（在伪淞沪警备司令部工作）去和他办了交涉，才算付我现金。钱拿到只够请饶召民吃了一顿饭而已。做生意赚来的钱付诸东流。这是神对我的教训，要我从玛门里出来，不要再作生意、赚钱、想发财了。
1946年我由我父亲的朋友吴某介绍我到上海C.H.T（善后救济总署公路运输大队）去作会计。那时正好杭州要设一个分队，负责人是周元成将军，我就跟周到杭州去做英文会计。那可说是我一生在地上最通达的时候。在我未去杭州之前，有一位主内年长姊妹对我说，在世上顺利，不一定就是好，不要忘记主！我们在杭州C.H.T拥有从上海总队调来的十辆大卡车，其任务专为运输面粉去海宁，为修海塘赈灾之用。每天一早六时打发车辆出发，晚六时回杭，到月底去杭州行政善后救济总署收款，平日无所事事。杭州C.H.T.的办公室借在里西湖前蝶来饭店，即今杭州饭店旧址。职员二、三个人使用一辆吉普车。我们膳宿都在蝶来饭店里，我每月工资可拿到八十美元，白天开了吉普车游玩西湖。有时有上海总队外国大班来杭州玩，我们除陪他们玩外，还每天去楼外楼吃酒席。为要交际应酬，我也学会喝酒了，还要陪他们去酒吧间，听歌女唱歌，看他们跳舞等。但是我已宣称我是个基督徒，香烟不吸，舞不跳，他们也不来勉强我。我每主日开了车去杭州东街路聚会处擘饼，在表面上好像我还没有忘记主，但那时我已走下坡路了。不久周元成调回上海，另有一位姓贾的来负责，这人品质很坏，吃、着、嫖、赌都来，他几次要引诱我宿娼，还想贪污公家的款，幸亏神安排我的姐姐来杭和我住在一起，使我不致堕落。但我贪爱世界，吃、喝、玩、乐。神就伸出手来关闭了杭州C.H.T.分队，叫我回上海总队工作。在杭州C.H.T.的任务已没有了，总共开了半年就结束了。神不但把我从玛门里救出来，还救我脱离世界。
1947年我回上海C.H.T.做会计约有半年，后来上海C.H.T.大班MajorHall私人开了一个华美工程进口公司，在九江路江西路口。他请了一个买办代销货物，又请了一位德国小姐Zofa做秘书，就是缺一个会计，他叫我脱离上海C.H.T.到华美工程公司去做事。过了半年MajorHall回国去联系业务，在他回国期间，Zofa经常写信去诬告我账目不清，又加股东老板何某怀疑MajorHall账外有账，因为公司开了半年没赚什么钱，所以等MajorHall回国后，何某要和他打官司，他也就将公司清理，将我们几个职员都解散了。发给我们每人两架打字机作为解散费用。
1947年下半年我由王蔼娟姊妹介绍到福建造纸厂老板陈希庆开的伟成贸易公司做会计，陈很欢喜我，叫我做副经理，待遇和华美工程公司一样。因此，我积蓄了一点钱准备将来结婚之用。
1948年上半年，在教会的复兴中主抓住了我，给我看到我离开主何等远，我被玛门、世界掳去，我在神面前痛悔，我要撇下一切跟从主。我将我预备为结婚用的一点积蓄交出来给主，给教会。这样一做，世界对我都变了颜色了。我也将我自己交出来，在职业上事奉神，为主的工作赚钱，不是为我个人发财而赚钱。
此后，我被安排进生化药厂管财务，但是我得先向伟成贸易公司陈希庆告辞。他不肯放我，叫我做半天账，半天去生化。后来生化工作忙不过来，我也就完全脱离陈希庆了。
1948年上半年，我和马葵春、单亦胜、沈荣庆、江睡悟、孙务信六人进生化药厂沪厂接管倪洪祖、倪兴祖的管理实权时，我担任审核主任的工作，审批每一笔要支出的款项。我掌管一只「憔悴京华」的审核图章。据说这个图章过去是倪弟兄掌管的，后交给凡做审核主任的人。「憔悴京华」的来历出自古书中一句话「盖冠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是倪弟兄想出来的。当时审核中任的实权是很大的，不羡这个「瞧阵京华」的印，谁也不能支款，就是总经理也不能。我名义上不是什么经理，但是实权比总经理还大。因为我管生化的财务，和银行往来比较多，所以我兼任财务经理。工资待遇和一般经理一样，每月十担米的工资再加一担米的津贴。这样钱又多起来了，不但有钱，还有权、有势。我忘了我是一个奉献给主、将一切交出来给主、自愿贫穷跟从主、在职业上事奉的人。我们六个人进生化是要为主赚钱，将赚出来的钱交主的工作用。福建鼓岭「执事之家」几十个同工在山上一切开支是要我们送去的，生化药厂是个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不能任意取款。倪弟兄和他内弟张宜纶在重庆开的生化药厂结束后，将滴滴涕原料卖生化沪厂，这笔钱约有三万多美金，沪厂付不出这笔款，所以在生化账册上开了一个「汪素记」的应付款项户，这是欠倪弟兄工作的款。倪弟兄在山上得知生化赚了些钱，就要在从「汪素记」户中还他一部分的款，作为「执事之家」的经费。当时汇水倒贴，我坐了飞机送现钞去鼓岭山，在山上住了一个星期，也参加了各种聚会，当时属灵的空气很浓厚。倪弟兄坐着讲，话也不那么响，下面在听的同工都是满面泪水。生化打电报来催我回厂，没法停留在山上，我只得返回。在山上时，倪弟兄交给我一条上海银行保管箱钥匙，叫我回厂后将他放在保管箱里的五千美金买成中纺股票交给教会，为还借青岛阳本公司陈子万弟兄垫付为盖南阳路新会所的一百两金子之用。
1948年下半年，生化药厂经济情况急转直下，债务累累，我们进厂的六个人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们都忘记我们是在职业上事奉神的人。神要试炼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能否将一切重担卸给主，专心仰赖祂。还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想方设法，将厂救活。我们六个人进厂后，没有一次同心合意在一起为这事业祷告的，大家各凭自己的聪明应付环境。我们六个人都是初出茅庐，缺乏管理工厂的经验。在上海解放前夕，政治、经济大波动的时候，我们难以应付这样艰难的局面，摇橹甚苦。一个一个都想溜掉。总经埋马葵春溜到台湾去了，副总经理单亦胜溜到香港去了，厂长孙务信也跑掉了，只留下一个副总经理沈荣庆和外埠营业经理江睡悟和我。我们三个人要顶住接二连三上门来讨债的债主，要顶住蜂拥来经理室要求加工资的工人，要顶住在业务上的难处，药价下跌卖不出，原料上涨买不起，工资要照发拿不出。沈荣庆将他亚光药房所有的药品都做了抵押。我是整天在外面逛马路不敢进厂，也不敢回家。江西路生化办事处只留江睡悟一人看管。在这艰难时刻，神差倪弟兄到上海来了，我们纷纷向他辞职，不干了。倪弟兄将一切难处、债务都承担下来，关闭江西路生化办事处，紧缩开支，从别处调来一笔钱还清债务，补发工资，又聘请他的亲戚张树励做总经理，前仁和药厂的厂长史济汤做副经理，他的同乡邵伸伦做经理。大家都集中在胶州路厂里办公，叫我清理账目，以便移交，这样总算渡过了难关。
难关是渡过了，但我们在神面前所要学习的功课还没有学好。神一次一次伸出手来，拦阻我们凭着自己的聪明、办法来帮神的忙。我们受责打，遍体鳞伤，但我们还不认识我们为什么被责打。这里有没有乌撒的手呢？
1949年春节以前，沈荣庆将自己的药房交给他的二哥经营，他也想溜到台湾他大哥那里去，想在台湾开个药厂，并和去台湾的马葵春取得联系。马托他带一百余两金子去台。沈荣庆和我很要好，多次劝我和他一同去台湾，一同在台湾办个药厂。他为人很爽直、慷慨、助人为乐，对教会的事奉也很热心。新会所落成后，会所里所有的几百张长的靠背椅都是他奉献的，是他托人到金华订造好后运来的。他平日一面要管亚光药房，一面要管生化药厂，但是主日上午的大聚会，他一定要来参加事奉，做招待、布置等工作。他将他自己的家开启，作为第十三分家，为在虹口区的弟兄姊妹便于擘饼和祷告之用。进生化厂以后，他看到厂里很混乱，晚上没人照应，他和他妻毛胜英姊妹带几个孩子一同搬到厂里去住。在生化厂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将亚光药房的药品去银行作抵押借款付工人的薪水。这样好的一位弟兄在春节前夕（阴历年底）遭到厄运，令我百思费解。原来他有几个同乡在阴历年底买到赴台的船票，仓促邀他一同赴台，他也来不及和我告辞，就这样登上太平轮，带了马葵春的百余两金子。在温州洋面上，船老大去吃年夜饭，忘了把舵就和一艘运煤的船相撞，船迅速下沉，他也遭到灭顶之害。噩音传来，我父亲就不让我赴台，况且沪台航运也接近尾声。我便清楚在这里神有拦阻，我就安心留在上海。在「赴台运动」时，有一对从烟台逃来上海的毕大夫夫妇，准备去基隆他儿子处。我父亲接待他俩住在我的亭子间里，他们知道我也打算赴台，就将我一箱子衣服、二箱子书先带去了。他们等我久久不去，来信责怪我们，并将我的行李运送到台北教会去，当时是孙丰露弟兄经手的，迄今也快要四十年了，毫无音讯，我这些东西也就付诸东流了。
1949年春上，倪弟兄忽然来找我、孙务信和江睡悟三人，说生化营运有困难，而他办鼓岭训练又需要钱，所以他准备将江西路前生化办事处再开起来，要开一个生化渝厂，专销肺病新药P.A.S.。他有一个内弟张宜纶，在香港开了一个峨媚科学社化学原料公司。在1949年，他曾叫我到香港去，但倪弟兄要我留在上海把生化再作起来。那时，倪弟兄请张宜纶将美货P.A.S.原料运来上海，托生化沪厂用铝罐包装，取名「生化鄙雅士」。这药是最新在美国发明的，对肺病有一定疗效。倪弟兄向香港陈子万弟兄的侄子陈锡日（又名陈树林）借到一笔美金作资金，就这样，P.A.S.原料源源来沪，经过生化沪厂包装，付给一些制造费用，当时倪弟兄叫我们去订购一些圆的铝罐，有大的、也有小的，大的是一磅装的，每罐250克，卖四十美元。小的卖十几美元。价钱不便宜。倪弟兄这一面大做广告，肺病患者纷纷来购买。当时生化在胶州路有工厂，里面工人大半是不信主的工人，另外在江西路也有很大的一个办事处。我们三人仓促将江西路生化门市部打扫干净，立刻开张大做生意。生意果然很好，也赚了不少钱。倪弟兄在江西路设立了一个诊所，请来一些医生，替人开方，试用P.A.S.，效果也不错。倪弟兄看到经济的问题解决了，也不问是如何解决的，也没安排生化渝厂的组织、登记人事方面的问题，就上福建鼓岭山上办第二期「执事之家」去了。这就留下了后患。在人事方面，我们三人分工，商议由我对外做经理，专管财务，因为我跟银行的经理比较熟，所以由我联系银行往来事。孙务信做副经理，管内部销售的事。江睡悟管账目。以后又增加了一些人，如孙务信师母何广蕙和我的师母珊珊，也进来管账，主要作美金借款。黄惠梨，还有一位周强华姊妹做营业员。还有送货的是张愚之弟兄的哥哥和另一位弟兄。那时生意很好，都收美金和银元。有的按市价换成人民币。这样一直延续到解放。我们每月给生化沪厂一些包装费用，由他们负责装罐，运到江西路来，我们就在门市部卖出去。我们渝厂赚得钱，都交给倪弟兄。倪弟兄就拿去鼓岭山上用，这也是为着主的工作。那时我们从香港进来的只有原料，钱没有出去的，为要在账上记上原料来源，因此在账上开了一项叫「美金借款」。以后账上的美金借款多了，就把这些钱交给倪弟兄，算是还美金借款。这项营业，我们没向工商局登记执照，也没向卫生局登记药物出品。生化沪厂工会看到我们销售「生化鄙雅士」大赚钱，而只给他们一点制造费用，就去工商局告发倪弟兄是虚设字号，为要逃避资金。生化只有一个，那来两个生化，这是老板账外有账，是非法的。倪弟兄结束了第二期鼓岭「执事之家」训练班后，听到生化沪厂工人同事要斗争他，就赶回上海。后知道难处是在他另开一个渝厂，组织、经济、出品都与沪厂无关。渝厂赚钱，沪厂亏本，沪厂工人大为不满，说他虚设字号，逃避资金。倪弟兄就叫我去工商局登记营业执照说，在抗战期间他和他内弟张宜纶在重庆开了一个生化药厂，事先是得到生化董事会、股东会同意的，用一个生化的商标，但在商标下有一个「渝」字，以示区别。渝厂出品也和沪厂不同，渝厂出「滴滴涕」、「爱美纳真」、「鄙雅士」、沪厂出「长效西林」、「史太安」、「苏法德」、「广陵散」等，组织方面也不同，沪厂是股份有限公司，渝厂是他和他内弟合伙经营的，所以资金各自独立。胜利后在重庆的生化药厂结束，现在在上海又开起来了，是经过上海生化药厂股东会同意的，我就去工商局登记，工商局要渝厂工会盖章，但是渝厂只有三个人，那来工会，一无厂房，二无工人。我就去刻了一个图章，盖了章送去工商局，但一直不批下来。当时我们都在黑暗里，凭自己的聪明、办法、热心去做，在经营渝厂的事上，我们没有求问神，没有同心合意的祷告，也没有问过教会，所以越演越烈，坠入了网罗。
1949年上半年当我做了生化渝厂的经理后，许多人来替我做媒，说我已是二十八岁的青年了，还不物色一个教会中的姊妹作朋友。张愚之首先来为我介绍陆乾惕的女儿陆维华，并将我安排到第十家陆乾惕弟兄学做执事，盼望我多有机会和她接触。她的父母都很赞成，特别是陆乾惕弟兄很欢喜我。陆维华本人开始也无异议。但是我们互相送了一些礼物，朋友还没有开始做时，她就向张愚之提出作罢。就这样我们不来往了，我也回第一家做执事了。正在这时候，我父亲托汪佩真物色一个姊妹，她就介绍第十一家的蒋珊珊和我做朋友，等到陆乾惕从香港出差回来，得悉他女儿已主动提出不愿和我做朋友，他气得差一点要打陆维华，后他再托李渊如来说情，但我已和珊珊做朋友了。解放前夕，各大学都停了课，珊珊读的沪江大学也停课了，她想找一份工作做，我就介绍她到生化渝厂来做会计。孙务信也将他妻何广蕙介绍到渝厂来做会计。我们又聘请周强华、黄惠理来做营业员。生化渝厂的营业蒸蒸日上，倪弟兄托沪厂经理史济汤从一家染料厂用三万美元买了一个高压锅来自制「鄙雅士」，并专请了几个教会中的青年弟兄来学做「鄙雅士」，他自己又上鼓岭山上去了。我们用高压锅在生化沪厂开始做起来了。有的弟兄进沪厂学习做P.A.S.，因为没有烧透，开始出来的几锅还有毒性，所以有人吃了就全身发肿，拿去卫生局检验，结果认为里面有毒性。这个药不能做。后来我们又作了几批，送到卫生局去。后来检验通过了，就许可了。但是卫生局也不知道什么渝厂、沪厂的分别。但这件事就在档案里记下来了。
1949年10月10日，我和珊珊结婚，南阳路145号新会所也已建成。我们就借新会所举行结婚仪式。那时我的属灵情况已走下坡路，表面上我还在教会中做执事，但是我心不在神身上，而在我妻身上。我爱虚荣、爱排场，新房布置得富丽堂皇，我们住在我岳母华山路花园家里。举行一次结婚花了许多钱，酒席摆了十几桌，茶点摆了三十九桌。等到倪弟兄回上海，有人在他面前说我爱世界，不像一个交出来的人。在主日讲道的时候，他讲交出一次不够，要再交出来，并且将我们的工资减掉一半。这样我才搬回老家住，将一套旧整新的红木家具出卖了，将钱交出来给教会。这是神再一次把我从玛门、从世界救出来。
1950年春上，珊珊因怀孕反应很厉害，不能参加工作，就辞去渝厂会计的工作。以后，何广蕙也因要生育而告退，会计工作就请重庆银行谈国兴来代替。倪弟兄看到生化沪厂的工人要斗争他，他就想将渝厂关闭。1950年下半年，沈阳东北药厂龙厂长来沪参观生化厂，看见这个厂人不多，但是技术人员很多。另外，倪弟兄的弟弟倪怀祖搞了个倪氏实验室，里面有七、八位，都是药剂师、化学家、制药专家。龙厂长看到就说：「你们这个厂人才济济。我们东北药厂设备都是日本人政府机关留下的。我们有工人，可是缺少技术人员、制药人员」他就提议我们两个厂合作。倪弟兄跟龙厂长说，合作不必了，我们把药厂搬到东北来跟他们并在一起，成立个东北药厂。
那时，倪弟兄正在想如何能遣散要斗争他的工人，就决定生化迁厂东北沈阳，和东北药厂合并，一切机器、原料全部卖给东北药厂。职工也动员去东北药厂，那边条件好，工资也可以增加，不愿去的发给三个月解散费。那时几个经理，像史济汤、陈广陵、赵伸伦，都是沪厂的经理，他们就带头去了。其他有职员，也有弟兄都同去。倪弟兄就说，我们在沪厂的弟兄姊妹不要去，以后都到弟兄药厂来。渝厂干脆就把它结束掉、渝厂的机器（包括一个高压锅）也卖给东北药厂。倪弟兄讨价三十万人民币，因他说这个高压锅是他用三万美金买来的，这钱是向香港阳本公司陈锡日借的，以后要归还他美金。若照美金官价汇率二元左右，应值人民币六万。但是这官价交易当时是结不到的。黑市要十元人民币作一元，所以三万美金以黑市美金计算要三十万人民币。龙厂长也同意以三十万人民币买下。那个高压锅运到东北，他们也不会用，就丢在外面。到五反运动的时候，这就作为偷窃国家资财来定案了。做成这笔交易时，我一点都不知道。生化迁厂东北后，倪弟兄一面想筹备一个弟兄药厂，由教会中的弟兄来经营，厂址借胶州路生化沪厂旧址，资金是他的，由弟兄们顶名作股东，产品是又一更新的肺病新药T.B.，取名「结核安」。人事方面他请唐守临做经理，请顾柏涛做副经理，请王大和做营业经理，请我做采购主任，请倪怀祖做制药工程师，另－方面他在胶州路生化厂内设一倪氏化学实验室，由倪怀祖负责，留用人员有五、六位高级药剂师和化学师，都是不信主的，但有技术。有些地下党员不去东北，就拿三个月的工资解散了。其中有一个叫徐佣汉，是工会里的。他曾埋怨生化给他工资太少。倪弟兄曾因此特意叫他来作人事科科长，叫他亲自管工人工资。还有荣君实，是倪氏实验室的，她是生化工会的主席。倪弟兄的弟弟倪洪祖，在生化时对她很注意，防她搞事。倪洪祖背景比较复杂，解放前与上海前副市长宣战吾是结拜兄弟，与淞沪警备司令部有关系，出入带手枪，他和孙务信当时对生化厂里共产党工人的地下工作都很注意，并加以监视。这些倪氏实验室里面技术好的人，倪弟兄一个都不肯放。其余差一点的都放去了。好的都留在倪氏实验室，预备给弟兄们去进一步学习制药技术。以后徐佣汉离开生化，到了劳动局做。这些人都是像埋下的地下炸弹。
倪弟兄通过教会，从北京、青岛、西安、福州召了一批弟兄姊妹来学制药的技术，有几十位弟兄姊妹到倪氏实验室来培训。有的就参加弟兄药厂做制药工人。同时在江西路生化办事处成立一个生化药厂清理处，聘请顾孝颐、谈国兴负责账册的清理工作。
1951年上半年，倪弟兄认为弟兄药厂虽已成立，营业执照也已发下来了，产品也已在市场上销售，但是在上海销售不出，因为毒性比较大。他们就去苏北卖，但销路不好，因为是新药厂，新产品，医院里零售商的报告也没有过关。如要大做广告，又要花一大笔钱。他就想能否仍用生化的商标出品，但是生化已迁东北，在上海部分正在清理中。卫生局、工商局已经备案了，说我们生化已经迁到东北了。生化要进行清理，所以要付一笔所得税款。这笔税款数字也很大。所以倪弟兄就动了一个脑筋，生化的牌照，我花了好多美金。算下来要不知道多少万做广告。所以这个牌号很出名了。如果把厂搬到东北，这个牌照就没有用了，几十万的广告费就浪费了。所以，倪弟兄就去跟东北的龙厂长商量，说由弟兄药厂租用生化的牌照。龙厂长一口答应。他说：「生化药厂的牌号你们可以拿去。反正我们也不用。你们要租用也可以。」所以，龙厂长和倪弟兄就定了个合约，同意弟兄药厂租用生化的牌号。倪弟兄回到上海后很高兴，说我们可以不用弟兄药厂的名号了。我们就用生化的牌号。这样就可以用生化的名义出品东西。出品也是老的出品，所以就把弟兄药厂的药品仍旧用生化的名字接下去，又盈利起来。老生化账册由弟兄药厂接下去做。老生化所有的剩余原料，仍旧用来制造生化成药。生化等于又经营起来，里面都是弟兄。用的都是生化的名义，出品也是老的出品。
1951年下半年，上海五反、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来。倪弟兄叫生化会计自查有否偷税、漏税的地方，主动向税务局补交税款。另一面他召集顾孝颐、谈国兴、江睡悟和我到他江西路卧房商议如何应付五反检查队来检查事宜。他叫我将生化渝厂账册移到仓库里去。关于卖给东北药厂一只高压锅收到的三十万人民币的用途，他一一都讲给我们听，有多少是作为汉口珞珈药厂的股金，有多少已买了几十筒甲苯，预备在上海开个锦绣化工厂，还有多少现金叫江睡悟到上海银行去和宣常铭商量，化了几十个名开了储蓄户。还有三万七千五百元叫我交给唐守临，算借给他租顶现在所住的公寓之用。
1952年2月份，东北药厂进行五反运动，老生化职工检举倪弟兄将高压锅以三十万人民币的高价卖给东北药厂是盗窃国家资财。东北公安局就来沪将倪弟兄押往沈阳交待问题。这样就将倪弟兄逮捕了。1952年7月上海生化进行五反运动，由邵洛羊担任五反检查队队长，检查队成员有税务局的人、有宗教事务局的人、有公安局的人、有东北药厂的人。检查队先开到江西路生化办事处，进行封查，另一面叫我们这些高级职员归队交待问题，检举揭发倪弟兄的问题。但是我们觉悟都很低，迟迟不肯归队，也不老实交待问题，更认为倪弟兄不是盗窃国家资财，因欠人的是美金，官价结不到，只能以黑市给算。五反检查队就下胶州路生化药厂，发动群众控诉倪弟兄的罪行，并进一步叫我们交待问题归队，并将倪怀祖、王大和和我隔离审查交待问题。我们初步交待了一些，王大和也放出来了，我也放出来了。有一天，邵洛羊队长要我、江睡悟、顾孝颐、谈国兴签字说渝厂账册中的美金借款的钱是从香港帝国主义那里来的。我们都不肯签，因为知道是倪弟兄向陈锡日借的。邵洛羊说，你们抗拒交待，如果我发现你们在外面还有活动，就要军法从事。
1952年10月9日王大和邀请我、顾孝颐、谈国兴、江睡悟去唐守临家谈话，说他去和平饭店楼上民主评议会反应五反检查队偏差的事，一位姓马的同志来接见很客气，所以建议我也去反应五反检查队强迫高级职员签字。1952年10月10日一早，正当我沿铜仁路往右转弯到北京西路去乘电车到民主评议会时，后面有一个人拍拍我，一辆轿车开到我面前。这人叫我坐进车去说，我们去谈谈。在车里有一个人给我看了一下逮捕证，马上给我上了手铐。我就被逮捕了。他们这部汽车一直开到卢弯区建国西路华东公安部，这单位完全是审查干部的。华东公安部比上海公安局还要高一级，它是管华东的，不光是管上海的，完全是由解放军在那里管的。当我被上了手铐时，坐在旁边有一个人看看我的脸色，我心里很平安。车开到华东公安部后，他们立刻用三天三夜疲劳审讯，不准睡觉。当时由两个解放军押我到一个房间里，里面放着一排的写字抬和椅子，坐着三个审讯员，一个是主审的，一个是陪审的，一个是记录员。主审的是东北公安部来的，这人很厉害，对我说：「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我说：「我不知道。」审讯员说：「你在外面要民主。现在对你就要专政。倪怀祖的路走直了，你走了弯路。你知道是谁批准逮捕你的？是潘汉年。」潘汉年当时是上海市副市长，是增产节约委员会主任，是领导三反、五反运动的。审讯员说：「现在要你交待倪儆夫经济的来龙去脉。」我说：「他经济的来龙去脉我不清楚。」他说：「我们知道有许多你是不知道的，凡你所知道的都要交待。」他要知道香港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当时一下子吓忘了，就说我不知道。他们见我不肯讲，就叫解放军用手铐缩紧压住我的手腕。我一下就痛得昏倒了。醒来后我就说我想起来了，是从陈锡日那里来的。他们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早讲？」我说：「我被你们一吓就吓忘了。」那时倪儆夫在里面已经交待了，他们是要我和倪儆夫的话对口供。他们又给我看了倪弟兄交待的一大叠东西，说倪儆夫交待了很多东西，我比较下还没有交待多少东西。他们要我把凡我所知道与倪弟兄有关的事都写下来。我就写了几个礼拜。我知道他们要我交待有关生化渝厂所进来的原料钱是从哪里来的，高压锅卖去的钱到哪里去了；在生化渝厂账里，有一个美金借款的户，是否假账，向谁借了美金，又还给谁了？自从造「鄙雅士」的原料Amiphenol从香港运来上海生化渝厂，做账就有问题。我问倪弟兄，当如何进账，他说用行商借款的方法入账，借方进原料，贷方记美金借款。这原料的钱是向香港阳本公司陈锡日借的，以后是要还美金的。渝厂赚了钱要还这笔债，按美金当日黑市价作成人民币交给他。所以，以后都是这样记账的。教会中有些弟兄姊妹不知内情，说我为做假账而被逮捕的。我将有关账册内一切问题都交待清楚了，包括高压锅的事，这样经过三日三夜的疲劳审讯，终于把我收入看守所，得以闭眼睡觉了。到晚上我先要跪下来祷告，然后睡觉，这是我多年来的习惯，当我跪下来时，站在铁门外的看守解放军看见了，说：「你这作什么？站起来。在这里不许搞这一套。」我就站起来坐在地板上，闭眼祷告。解放军又喝道：「不许打瞌睡，眼睛开起来。」那么，我要祷告，怎么祷告呢？我就睁着眼心中祷告。我想神看内心，不看外貌。在外面有条件我就跪下祷告，在看守所里不许可跪下，也不许可闭眼，我就开了眼睛祷告。神是个灵，神要我用灵和真祷告。我就打破了过去宗教的一套习惯，不注重外面的形式、规条、礼仪，而注重里面的灵和真。我被关的房间比较大，比一般看守所的房间好得多，在红漆地板上，白天把被盖卷起来，晚上就躺下来睡觉。一个房间睡四个人，还比较宽。解放军在外面看守。那时家人在外面也不知我的去向，也不能送东西来。在审查时期，不能与外界接触。我姊妹那时很平安，很喜乐，看见她的人都得到安慰。主对我说：「你是个交出来的人，但你在婚姻的事上，铺张浪费，不像一个交出来的人。」那时南阳路会所落成以后，第一对在那里结婚的就是我。因为珊珊亲戚多，弟兄姊妹也多，也都送礼等等，我就请一个弟兄宫美悟，他是开餐馆的，请他办了十几桌的茶点，晚上又在钱泽山弟兄家里办了七、八桌酒席，实在是铺张浪费，又住在珊珊母亲家里，虽然床是二手的红木床，但房间的布置，富丽堂皇，并不造就人。主就对我说：「你在外面住洋房，睡红木床，现在要你住看守所，睡地板了。」这是主对我的教训，叫我这离开主的人，再回到主面前去。我在神面前流泪悔改，对主说：「我堕落了，在婚姻的事上，我爱世界，我爱场面。因为珊珊的家是大家族，很有钱。我想如果布置差一点，他们会看不起我，而我是所谓药厂经理，总得分得体面一点，都是为着自己要出风头，爱面子。」所以神在那里教训我、对付我、管教我。我对主说：「主啊，你在这里管教我，我完全服下来。」以后在里面碰见了一些天主教的法国神父、圣母军的头头，也坐在我旁边。也有些老党员，精通马列主义的，也关在里面。平常有空就大家讲讲话。经过主的说话，我又重新得力。一次一次的提审，一次一次神给我好的记忆力，能将问题交待清楚。生化的问题解决了。审讯员又问我有关教会的事，如什么叫「交出来」，什么叫「移民」等等。经过两年半的时间，最后，审讯员问我，现在根据你的态度给你处理。你现在对「交出来」怎么看法？我那时把我结婚的费用都交出来了。我全部身外之物都交出来了，合起来差不多有两条金条，我说我不是交出来给倪弟兄，我是交出来给神的。审讯员听见就很生气的说，给我这么长的时间考虑，到现在我的觉悟还没有提高。
这样，又关了一个月，法官就宣判，判我三年徒刑。如果我那时肯说，我是上了倪柝声的当，现在我悔悟了，可能他们会立刻放我。那时我的罪名是逃窃国家资财、作假账，就是作「美金账户」，还有私套港汇、私刻图章等。生化判决也出来了，主要是逃窃国家贪财，还有偷税漏税，主要是逃缴所得税，因此生化的资财全部没收。倪弟兄其他几个事业，像翠华染料厂、汉口的珞珈药厂，都被没收用来补贴生化的赔款。到此工作的钱完全给他们拿去了。那时，我仍住在华东公安部看守所里。神与我同在，和我关在一起有几个人得救了。每天早晨神有话语给我。我背诵以前背过的圣经节，因为圣经是不许可带进去的，只能带毛选和马列著作进去。但稀奇的是，当我看毛选和马列著作时，也从反面更清楚我们所信的是真理。这里的看守所跟第一和第二看守所不同，住的房间宽敞，吃白米饭，一星期吃三顿肉。所以我等于住在疗养院，人一天天胖了起来，以前衣服都穿不进了。有一天，有一个解放军叫我出去，用手指捺我的脸，看我是肿还是胖，后来他说是胖不是肿，他说没看见有人在里面关胖的。真感谢主，这是与我同在，我什么也不挂虑，一切都卸给神。因为当被逮捕时大女儿喜乐才二岁，儿子惠容才二个月，工资停发，一家生活如何办呢？神开路，1953年我岳母将房地产出卖分给珊珊三千元，靠这笔钱渡过了三年。教会也有钱送给我父亲。到了满二年半，我被解到提篮桥，上海市监狱住在九号监，这是快要出狱的人住的。很小的房间里睡三个人。到1955年10月10日我被释放。我回到家里，我的父亲说了一句话：「你不像是监狱出来的，像是疗养院出来的。在你身上一点没有火燎的气味。」这是在但以理三章二十七节，说到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从火窑里出来，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旧，并没有火燎的气味。教会中的弟兄姊妹看到我这样又白又胖，都满心感谢神，将荣耀归给神。倪弟兄那时有一阵也关在华东看守所，并且那时他生病，以后又到提篮桥去。
我被释放后，没有工作，朱臣就叫我到他开的螺丝厂做临时会计，一直做到年底。到1956年1月29日教会就经过一次肃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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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我得救后到1955年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156-166页。）

我是1934年清楚重生得救，在聚会处受浸加入教会的。自从主生命的种子种到我里面以后，我的生命的确起了很大的变化。主把我从世界里救出来，把我从撒但的权势下释放出来，使我回到羊群中。我一到教会和弟兄姊妹一起聚会，感到非常甘甜。当时主日讲台也很刚强，我得到主话语的喂养，慢慢的把我带到事奉中，叫我学习一切事奉都要在灵里。这个功课需要学一辈子。主先要叫我长大，不长大就无法事奉神。我这野枝子虽然被接在真橄榄树上，但是还需要经常加以修理。修理我的就是我的父神。我心中有了生命的种子，但是我的心田需要父神来耕种。祂要为我除去荆棘、野草，为我杀死害虫、施上肥料、用水浇灌我，使我长大并开花结果。
1934年我刚升到初中读书。我所读的学校是协进初级中学，校长黄轶如、副校长施锦德都是信徒。他们也常请赵世光、王明道等到学校去传福音。施锦德也是我们中间的姊妹，还有老师高亚陆、王毓英也都是我们中间的姊妹。她们也都关心我。我那时虽然得救了，只知道听听道、聚聚会，作个宗教徒，在属灵方面也不追求，只埋头读书。在我得救的一年主给我一句应许的话，就是在箴言三章五至八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百骨」。这句话深深的抓住我。我从小有肚子痛的病，这是因为我作婴孩时，我母亲替我洗澡时，不小心将贴在肚脐上的膏药的一只角弄开了，以后她怕麻烦，过早的将膏药揭掉，以致我的肚脐一经风就要痛。我小时常常扑在凳子上压住肚脐，使痛减轻些。以后长大了，肚脐一着凉就要痛，以致也不敢去学游水。为这事我的母亲也很后悔，使我得到这个病。在我十三岁，就是1934年我得救的一年，我读到这一节圣经，「医治你的肚脐」这几个字显得特别大。我信这是神给我的应许，要医治我的肚脐，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祂，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稀奇就在这年肚子不痛了。以后每逢我不专心倚靠祂，不认定祂，靠自己的聪明，走自己要走的路时，这句话又来了，神一再提醒我要专心仰赖祂。
1937年我毕业于协进初级中学后，一心想考雷士德学校高中。当时雷士德学校和工学院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外国学校。校舍都是用大理石造的，老师四十余人只有两人是中国人，其他都是从英国聘请来的硕士和博士。校内的仪器和供同学实习的机器设备比当时普通大学还要齐全。如能考进雷士德高中，读二年毕业后可直升雷士德工学院，从工学院毕业后可以通过伦敦大学的毕业考试直接拿到伦敦大学的学位。所以大家蜂拥前去投考。我们在协进初中毕业的所有男生都去报名，我也去报名，想将来毕业出来作一个机械工程师，这件事我没有求问神，也没有倚靠祂，想凭自己的聪明去尝试一下。结果去报考的一千余名学生中，只录取了三十人。我班只录取了冯志和一个人，其余的包括我在内都落选了。我当时很失望，神对我说：「你没有专心仰赖我。」但是我心还不死，我打听录取最多的学生是从那间学校毕业的，后来得知录取的学生绝大部分是从当时工部局学校毕业的，包括华童公学、育才公学、格致公学和聂中承公学。因为这些学校都是当时工部局里的英国人办的，英文程度比较高，我又动脑筋想去考育才公学，但是入学考试已过，后得知前圣彼得堂的牧师俞恩嗣是育才公学的副校长，这人是我父亲认识的。我由父亲陪同去见了俞恩嗣，开了后门进到育才公学去读高中。在读高中二年级时，我得悉雷士德开了一个夜校在江苏路，给业余的人读英文的，我也去报考进入夜校，结识了英文教师S.M.Edwards。他是工部局的顾问，又在雷士德日校教英文。这人很欢喜我。他问我：「你白天在读育才公学，为什么夜里还要来此读书？」我对他说我想进到雷士德日校去，请他帮个忙。他一口答应，就和校长说了声介绍我直接插班进入雷士德学校高中三年级，在暑期中还去胶州路张木匠处学木工几个月。这又是我用自己的聪明所想的办法。雷士德高中毕业后，适逢1940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虹口区。校长BertramLily和他妻子刚从英国伦敦回来驾车转弯时，和竖冲横撞的日本军车相撞，Lily当场身亡，其妻受了重伤，为这事校方和日本侵略军当局打官司，日方反咬一口，将学校没收了。学校关闭，工学院也读不成了。我一生的道路都在神手中，神不要我在世上成名成家，祂拦阻我自己的路。
从雷士德学校高中毕业后，我的父亲要我找工作，可赚钱贴补家用，但是我还想上大学，而且找工作也不容易。南通纺识学院董事长李升伯弟兄介绍我去纺院读书，录取通知单也寄来了，但是我父亲认为读纺织系毕业出来要在纺织厂工作，厂里毛纱灰尘多，容易生肺病，不让我去读。当时唐守临、江守道都住在我家亭子间里。江守道介绍我去他的母校东吴大学报名，东吴大学本是在苏州的，即今苏州大学，抗战期间迁来上海在南京东路慈淑大楼租屋开学。我开始是读化学系预科，后改读经济系，因听别人说化学系毕业进药厂作化学师，化学毒性多，易中毒，坐冷板凳，每月所得工资，不够日常开支，还是读经济系。经济系虽博而不精，但是毕业后，海关、邮政、银行都可去报考，又可进商行作会计，也可自作生意。东吴大学后迁内地，经济系留上海改为勤学补习班，借北京西路一中学楼上上课。四年课程三年读完。1943年我就毕业了。
1942年当我还在东吴大学读经济系时，因物价飞涨，家中生活困难，父亲无法支付我的学费，要我找半天工作，半工半读。我开始是作家庭教师教英文，后来听说沧洲饭店隔壁弄内有两个护士开起美丽寄售商行，将亲友家中要出售的日常用品在她们家楼下客堂寄卖，售出后收佣金一成，这是无本生意，生意很好。我就和王大和的弟弟王大为（育才同学）商量在我楼下客堂也开一个寄售商行。这是先要通过我的父亲。我父亲因当时经济困难也赞同我的意见。但是他说，他是作主工的，不能作生意，而我又在读书又无资本。后来孙务信和王毓英姊妹知道了这事。他们愿意一同来参加，成为一个合伙商行，由孙务信、王大为、王毓英和我四个人合伙，每人出资本一千元，我的资本是我父亲从养老金取出来的。地点在我家楼下客堂里，寄售行取名「信孚商行」，还特请陆乾惕弟兄来作顾问，并通知弟兄姊妹凡家中不需要的旧货都可以来寄售，也有其他厂出品的新商品。开张的一天，弟兄姊妹拿来的东西很多，生意也很好。唐守临在他家也开了一个小小的寄售行，是在荣康别墅。「信孚商行」只开了四个月就关门了。其原因是：
一、我们四个人中间意见不合，有一只寄售的旧收音机，大家都争着要买，弄得大家不开心。
二、我父亲受单惠泉大夫之托将他家所有的旧货出卖，因他们一家要进日军的集中营去。我父亲认为是单托他个人的，不是托「信孚商行」的，所以他有的东西自己买下，有的卖给旧货店。这件事王、孙等很不开心，他们认为因为单大夫知道我家开了一个寄售行，所以托我父亲的。
三、聚会处因不肯参加伪组织和遥拜日本天皇而被逼停止聚会。来文德里的弟兄姊妹少了，生意也清淡了。作生意、作买卖是为赚钱。我们的心就很容易被钱掳去事奉玛门。神在我们心中的生命种子很容易被荆棘挤住而不生长，因此神要将荆棘除掉。这是我第一次跨步入商业的网罗。神关闭了商行，把我的脚从网罗里拉出来。我没有为开寄售行求问神。
但是我在属灵上幼小无知，没有看见这是神在环境中拦阻我从商。1943年当我大学毕业后，我父亲四下托人为我介绍职业，想找机会进邮局、海关、银行等，因当时认为能进这些单位是挣到了金饭碗，但是一个机会都没有，我也没有好好祷告，在找职业上寻求神的心意，而一味凭自己的爱好、聪明去行，所以又碰了壁。我的邻居24号的魏之让弟兄给我想出一个谋生的方法说，他在南京东路哈同大楼327号楼上，他的「和成号」上海办事处很空闲，有写字台、电话，可以开一个西药行（批发行）。当时西药行也是一个新兴事业，凭一只电话买进卖出，向药厂批进，向外地客帮卖出。魏老弟兄对我说：「药厂方面你认识的人很多，生化药厂营业经理倪洪祖、信谊药厂营业经理王大和都和你很熟。你去批药决无问题。」资金方面「和成号」的两个老板魏之让和夏文藻（夏醒尘的哥哥）各出一分，王大为出一分，我出一分（钱是华昌墨水厂李昌铭师母隐名的），这样就开起西药行来，取名「天康西药行」，我作营业员，魏之让的小姨田莲素作会计，另用一个徐品发青年作杂务和送货。我们三个人就开起一个西药行来了。我一天到晚打电话，问行情，买进卖出，开始赚了一点钱，但只够开支。到胜利前夕，西药行业不景气，我就和朱家角倪斐雅姊妹联系，由她介绍朱家角医生让我认识，我一星期一次骑自行车带西药去朱家角推销赚些钱。这事魏之让弟兄对我有意见，认为我脱离「天康」不顾，而自己去作单帮，赚来的钱自饱腰包。这样他们几个股东也索性将「天康」结束了，分得一点钱，又和王大为合作「活力强身」鱼肝油精而失败。一次次作生意失败，是神在环境中的拦阻，但这个功课我一直学不好，还要动脑筋赚钱，所以神又让我失败了一次。
1945年胜利以后，在上海曾一度出现很多私人办的电台，靠作广告赚钱。有一天在路上遇到老同学郭渭森，得知他是自制无线电台机器的。他告诉我，他准备搞一个私人电台，靠作广告作生意，机器都有，地址在前皇后电影院经理乔某家，由他、乔和李振瑜出资金，问我要否入股，算四人合伙合开。我一口答应，将「天康西药行」结束后，分得余下的一点钱完全交给了他。但是等了几个月还未见开幕，后来得知机器质量差，试不成功，又加物价飞涨，他们决定不开了。但是他们也不通知我。等我知道后问郭渭森，他叫我到姓乔的家去拿回本钱，但是乔很狡猾，开了支票又退票。明明是空头支票，拖还日期，又装作一定会还我钱的。我父亲得知很气愤，就请饶公达弟兄的儿子饶召民（在伪淞沪警备司令部工作）去和他办了交涉，才算付我现金。钱拿到只够请饶召民吃了一顿饭而已。做生意赚来的钱付诸东流。这是神对我的教训，要我从玛门里出来，不要再作生意、赚钱、想发财了。
1946年我由我父亲的朋友吴某介绍我到上海C.H.T（善后救济总署公路运输大队）去作会计。那时正好杭州要设一个分队，负责人是周元成将军，我就跟周到杭州去做英文会计。那可说是我一生在地上最通达的时候。在我未去杭州之前，有一位主内年长姊妹对我说，在世上顺利，不一定就是好，不要忘记主！我们在杭州C.H.T拥有从上海总队调来的十辆大卡车，其任务专为运输面粉去海宁，为修海塘赈灾之用。每天一早六时打发车辆出发，晚六时回杭，到月底去杭州行政善后救济总署收款，平日无所事事。杭州C.H.T.的办公室借在里西湖前蝶来饭店，即今杭州饭店旧址。职员二、三个人使用一辆吉普车。我们膳宿都在蝶来饭店里，我每月工资可拿到八十美元，白天开了吉普车游玩西湖。有时有上海总队外国大班来杭州玩，我们除陪他们玩外，还每天去楼外楼吃酒席。为要交际应酬，我也学会喝酒了，还要陪他们去酒吧间，听歌女唱歌，看他们跳舞等。但是我已宣称我是个基督徒，香烟不吸，舞不跳，他们也不来勉强我。我每主日开了车去杭州东街路聚会处擘饼，在表面上好像我还没有忘记主，但那时我已走下坡路了。不久周元成调回上海，另有一位姓贾的来负责，这人品质很坏，吃、着、嫖、赌都来，他几次要引诱我宿娼，还想贪污公家的款，幸亏神安排我的姐姐来杭和我住在一起，使我不致堕落。但我贪爱世界，吃、喝、玩、乐。神就伸出手来关闭了杭州C.H.T.分队，叫我回上海总队工作。在杭州C.H.T.的任务已没有了，总共开了半年就结束了。神不但把我从玛门里救出来，还救我脱离世界。
1947年我回上海C.H.T.做会计约有半年，后来上海C.H.T.大班MajorHall私人开了一个华美工程进口公司，在九江路江西路口。他请了一个买办代销货物，又请了一位德国小姐Zofa做秘书，就是缺一个会计，他叫我脱离上海C.H.T.到华美工程公司去做事。过了半年MajorHall回国去联系业务，在他回国期间，Zofa经常写信去诬告我账目不清，又加股东老板何某怀疑MajorHall账外有账，因为公司开了半年没赚什么钱，所以等MajorHall回国后，何某要和他打官司，他也就将公司清理，将我们几个职员都解散了。发给我们每人两架打字机作为解散费用。
1947年下半年我由王蔼娟姊妹介绍到福建造纸厂老板陈希庆开的伟成贸易公司做会计，陈很欢喜我，叫我做副经理，待遇和华美工程公司一样。因此，我积蓄了一点钱准备将来结婚之用。
1948年上半年，在教会的复兴中主抓住了我，给我看到我离开主何等远，我被玛门、世界掳去，我在神面前痛悔，我要撇下一切跟从主。我将我预备为结婚用的一点积蓄交出来给主，给教会。这样一做，世界对我都变了颜色了。我也将我自己交出来，在职业上事奉神，为主的工作赚钱，不是为我个人发财而赚钱。
此后，我被安排进生化药厂管财务，但是我得先向伟成贸易公司陈希庆告辞。他不肯放我，叫我做半天账，半天去生化。后来生化工作忙不过来，我也就完全脱离陈希庆了。
1948年上半年，我和马葵春、单亦胜、沈荣庆、江睡悟、孙务信六人进生化药厂沪厂接管倪洪祖、倪兴祖的管理实权时，我担任审核主任的工作，审批每一笔要支出的款项。我掌管一只「憔悴京华」的审核图章。据说这个图章过去是倪弟兄掌管的，后交给凡做审核主任的人。「憔悴京华」的来历出自古书中一句话「盖冠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是倪弟兄想出来的。当时审核中任的实权是很大的，不羡这个「瞧阵京华」的印，谁也不能支款，就是总经理也不能。我名义上不是什么经理，但是实权比总经理还大。因为我管生化的财务，和银行往来比较多，所以我兼任财务经理。工资待遇和一般经理一样，每月十担米的工资再加一担米的津贴。这样钱又多起来了，不但有钱，还有权、有势。我忘了我是一个奉献给主、将一切交出来给主、自愿贫穷跟从主、在职业上事奉的人。我们六个人进生化是要为主赚钱，将赚出来的钱交主的工作用。福建鼓岭「执事之家」几十个同工在山上一切开支是要我们送去的，生化药厂是个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不能任意取款。倪弟兄和他内弟张宜纶在重庆开的生化药厂结束后，将滴滴涕原料卖生化沪厂，这笔钱约有三万多美金，沪厂付不出这笔款，所以在生化账册上开了一个「汪素记」的应付款项户，这是欠倪弟兄工作的款。倪弟兄在山上得知生化赚了些钱，就要在从「汪素记」户中还他一部分的款，作为「执事之家」的经费。当时汇水倒贴，我坐了飞机送现钞去鼓岭山，在山上住了一个星期，也参加了各种聚会，当时属灵的空气很浓厚。倪弟兄坐着讲，话也不那么响，下面在听的同工都是满面泪水。生化打电报来催我回厂，没法停留在山上，我只得返回。在山上时，倪弟兄交给我一条上海银行保管箱钥匙，叫我回厂后将他放在保管箱里的五千美金买成中纺股票交给教会，为还借青岛阳本公司陈子万弟兄垫付为盖南阳路新会所的一百两金子之用。
1948年下半年，生化药厂经济情况急转直下，债务累累，我们进厂的六个人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们都忘记我们是在职业上事奉神的人。神要试炼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能否将一切重担卸给主，专心仰赖祂。还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想方设法，将厂救活。我们六个人进厂后，没有一次同心合意在一起为这事业祷告的，大家各凭自己的聪明应付环境。我们六个人都是初出茅庐，缺乏管理工厂的经验。在上海解放前夕，政治、经济大波动的时候，我们难以应付这样艰难的局面，摇橹甚苦。一个一个都想溜掉。总经埋马葵春溜到台湾去了，副总经理单亦胜溜到香港去了，厂长孙务信也跑掉了，只留下一个副总经理沈荣庆和外埠营业经理江睡悟和我。我们三个人要顶住接二连三上门来讨债的债主，要顶住蜂拥来经理室要求加工资的工人，要顶住在业务上的难处，药价下跌卖不出，原料上涨买不起，工资要照发拿不出。沈荣庆将他亚光药房所有的药品都做了抵押。我是整天在外面逛马路不敢进厂，也不敢回家。江西路生化办事处只留江睡悟一人看管。在这艰难时刻，神差倪弟兄到上海来了，我们纷纷向他辞职，不干了。倪弟兄将一切难处、债务都承担下来，关闭江西路生化办事处，紧缩开支，从别处调来一笔钱还清债务，补发工资，又聘请他的亲戚张树励做总经理，前仁和药厂的厂长史济汤做副经理，他的同乡邵伸伦做经理。大家都集中在胶州路厂里办公，叫我清理账目，以便移交，这样总算渡过了难关。
难关是渡过了，但我们在神面前所要学习的功课还没有学好。神一次一次伸出手来，拦阻我们凭着自己的聪明、办法来帮神的忙。我们受责打，遍体鳞伤，但我们还不认识我们为什么被责打。这里有没有乌撒的手呢？
1949年春节以前，沈荣庆将自己的药房交给他的二哥经营，他也想溜到台湾他大哥那里去，想在台湾开个药厂，并和去台湾的马葵春取得联系。马托他带一百余两金子去台。沈荣庆和我很要好，多次劝我和他一同去台湾，一同在台湾办个药厂。他为人很爽直、慷慨、助人为乐，对教会的事奉也很热心。新会所落成后，会所里所有的几百张长的靠背椅都是他奉献的，是他托人到金华订造好后运来的。他平日一面要管亚光药房，一面要管生化药厂，但是主日上午的大聚会，他一定要来参加事奉，做招待、布置等工作。他将他自己的家开启，作为第十三分家，为在虹口区的弟兄姊妹便于擘饼和祷告之用。进生化厂以后，他看到厂里很混乱，晚上没人照应，他和他妻毛胜英姊妹带几个孩子一同搬到厂里去住。在生化厂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将亚光药房的药品去银行作抵押借款付工人的薪水。这样好的一位弟兄在春节前夕（阴历年底）遭到厄运，令我百思费解。原来他有几个同乡在阴历年底买到赴台的船票，仓促邀他一同赴台，他也来不及和我告辞，就这样登上太平轮，带了马葵春的百余两金子。在温州洋面上，船老大去吃年夜饭，忘了把舵就和一艘运煤的船相撞，船迅速下沉，他也遭到灭顶之害。噩音传来，我父亲就不让我赴台，况且沪台航运也接近尾声。我便清楚在这里神有拦阻，我就安心留在上海。在「赴台运动」时，有一对从烟台逃来上海的毕大夫夫妇，准备去基隆他儿子处。我父亲接待他俩住在我的亭子间里，他们知道我也打算赴台，就将我一箱子衣服、二箱子书先带去了。他们等我久久不去，来信责怪我们，并将我的行李运送到台北教会去，当时是孙丰露弟兄经手的，迄今也快要四十年了，毫无音讯，我这些东西也就付诸东流了。
1949年春上，倪弟兄忽然来找我、孙务信和江睡悟三人，说生化营运有困难，而他办鼓岭训练又需要钱，所以他准备将江西路前生化办事处再开起来，要开一个生化渝厂，专销肺病新药P.A.S.。他有一个内弟张宜纶，在香港开了一个峨媚科学社化学原料公司。在1949年，他曾叫我到香港去，但倪弟兄要我留在上海把生化再作起来。那时，倪弟兄请张宜纶将美货P.A.S.原料运来上海，托生化沪厂用铝罐包装，取名「生化鄙雅士」。这药是最新在美国发明的，对肺病有一定疗效。倪弟兄向香港陈子万弟兄的侄子陈锡日（又名陈树林）借到一笔美金作资金，就这样，P.A.S.原料源源来沪，经过生化沪厂包装，付给一些制造费用，当时倪弟兄叫我们去订购一些圆的铝罐，有大的、也有小的，大的是一磅装的，每罐250克，卖四十美元。小的卖十几美元。价钱不便宜。倪弟兄这一面大做广告，肺病患者纷纷来购买。当时生化在胶州路有工厂，里面工人大半是不信主的工人，另外在江西路也有很大的一个办事处。我们三人仓促将江西路生化门市部打扫干净，立刻开张大做生意。生意果然很好，也赚了不少钱。倪弟兄在江西路设立了一个诊所，请来一些医生，替人开方，试用P.A.S.，效果也不错。倪弟兄看到经济的问题解决了，也不问是如何解决的，也没安排生化渝厂的组织、登记人事方面的问题，就上福建鼓岭山上办第二期「执事之家」去了。这就留下了后患。在人事方面，我们三人分工，商议由我对外做经理，专管财务，因为我跟银行的经理比较熟，所以由我联系银行往来事。孙务信做副经理，管内部销售的事。江睡悟管账目。以后又增加了一些人，如孙务信师母何广蕙和我的师母珊珊，也进来管账，主要作美金借款。黄惠梨，还有一位周强华姊妹做营业员。还有送货的是张愚之弟兄的哥哥和另一位弟兄。那时生意很好，都收美金和银元。有的按市价换成人民币。这样一直延续到解放。我们每月给生化沪厂一些包装费用，由他们负责装罐，运到江西路来，我们就在门市部卖出去。我们渝厂赚得钱，都交给倪弟兄。倪弟兄就拿去鼓岭山上用，这也是为着主的工作。那时我们从香港进来的只有原料，钱没有出去的，为要在账上记上原料来源，因此在账上开了一项叫「美金借款」。以后账上的美金借款多了，就把这些钱交给倪弟兄，算是还美金借款。这项营业，我们没向工商局登记执照，也没向卫生局登记药物出品。生化沪厂工会看到我们销售「生化鄙雅士」大赚钱，而只给他们一点制造费用，就去工商局告发倪弟兄是虚设字号，为要逃避资金。生化只有一个，那来两个生化，这是老板账外有账，是非法的。倪弟兄结束了第二期鼓岭「执事之家」训练班后，听到生化沪厂工人同事要斗争他，就赶回上海。后知道难处是在他另开一个渝厂，组织、经济、出品都与沪厂无关。渝厂赚钱，沪厂亏本，沪厂工人大为不满，说他虚设字号，逃避资金。倪弟兄就叫我去工商局登记营业执照说，在抗战期间他和他内弟张宜纶在重庆开了一个生化药厂，事先是得到生化董事会、股东会同意的，用一个生化的商标，但在商标下有一个「渝」字，以示区别。渝厂出品也和沪厂不同，渝厂出「滴滴涕」、「爱美纳真」、「鄙雅士」、沪厂出「长效西林」、「史太安」、「苏法德」、「广陵散」等，组织方面也不同，沪厂是股份有限公司，渝厂是他和他内弟合伙经营的，所以资金各自独立。胜利后在重庆的生化药厂结束，现在在上海又开起来了，是经过上海生化药厂股东会同意的，我就去工商局登记，工商局要渝厂工会盖章，但是渝厂只有三个人，那来工会，一无厂房，二无工人。我就去刻了一个图章，盖了章送去工商局，但一直不批下来。当时我们都在黑暗里，凭自己的聪明、办法、热心去做，在经营渝厂的事上，我们没有求问神，没有同心合意的祷告，也没有问过教会，所以越演越烈，坠入了网罗。
1949年上半年当我做了生化渝厂的经理后，许多人来替我做媒，说我已是二十八岁的青年了，还不物色一个教会中的姊妹作朋友。张愚之首先来为我介绍陆乾惕的女儿陆维华，并将我安排到第十家陆乾惕弟兄学做执事，盼望我多有机会和她接触。她的父母都很赞成，特别是陆乾惕弟兄很欢喜我。陆维华本人开始也无异议。但是我们互相送了一些礼物，朋友还没有开始做时，她就向张愚之提出作罢。就这样我们不来往了，我也回第一家做执事了。正在这时候，我父亲托汪佩真物色一个姊妹，她就介绍第十一家的蒋珊珊和我做朋友，等到陆乾惕从香港出差回来，得悉他女儿已主动提出不愿和我做朋友，他气得差一点要打陆维华，后他再托李渊如来说情，但我已和珊珊做朋友了。解放前夕，各大学都停了课，珊珊读的沪江大学也停课了，她想找一份工作做，我就介绍她到生化渝厂来做会计。孙务信也将他妻何广蕙介绍到渝厂来做会计。我们又聘请周强华、黄惠理来做营业员。生化渝厂的营业蒸蒸日上，倪弟兄托沪厂经理史济汤从一家染料厂用三万美元买了一个高压锅来自制「鄙雅士」，并专请了几个教会中的青年弟兄来学做「鄙雅士」，他自己又上鼓岭山上去了。我们用高压锅在生化沪厂开始做起来了。有的弟兄进沪厂学习做P.A.S.，因为没有烧透，开始出来的几锅还有毒性，所以有人吃了就全身发肿，拿去卫生局检验，结果认为里面有毒性。这个药不能做。后来我们又作了几批，送到卫生局去。后来检验通过了，就许可了。但是卫生局也不知道什么渝厂、沪厂的分别。但这件事就在档案里记下来了。
1949年10月10日，我和珊珊结婚，南阳路145号新会所也已建成。我们就借新会所举行结婚仪式。那时我的属灵情况已走下坡路，表面上我还在教会中做执事，但是我心不在神身上，而在我妻身上。我爱虚荣、爱排场，新房布置得富丽堂皇，我们住在我岳母华山路花园家里。举行一次结婚花了许多钱，酒席摆了十几桌，茶点摆了三十九桌。等到倪弟兄回上海，有人在他面前说我爱世界，不像一个交出来的人。在主日讲道的时候，他讲交出一次不够，要再交出来，并且将我们的工资减掉一半。这样我才搬回老家住，将一套旧整新的红木家具出卖了，将钱交出来给教会。这是神再一次把我从玛门、从世界救出来。
1950年春上，珊珊因怀孕反应很厉害，不能参加工作，就辞去渝厂会计的工作。以后，何广蕙也因要生育而告退，会计工作就请重庆银行谈国兴来代替。倪弟兄看到生化沪厂的工人要斗争他，他就想将渝厂关闭。1950年下半年，沈阳东北药厂龙厂长来沪参观生化厂，看见这个厂人不多，但是技术人员很多。另外，倪弟兄的弟弟倪怀祖搞了个倪氏实验室，里面有七、八位，都是药剂师、化学家、制药专家。龙厂长看到就说：「你们这个厂人才济济。我们东北药厂设备都是日本人政府机关留下的。我们有工人，可是缺少技术人员、制药人员」他就提议我们两个厂合作。倪弟兄跟龙厂长说，合作不必了，我们把药厂搬到东北来跟他们并在一起，成立个东北药厂。
那时，倪弟兄正在想如何能遣散要斗争他的工人，就决定生化迁厂东北沈阳，和东北药厂合并，一切机器、原料全部卖给东北药厂。职工也动员去东北药厂，那边条件好，工资也可以增加，不愿去的发给三个月解散费。那时几个经理，像史济汤、陈广陵、赵伸伦，都是沪厂的经理，他们就带头去了。其他有职员，也有弟兄都同去。倪弟兄就说，我们在沪厂的弟兄姊妹不要去，以后都到弟兄药厂来。渝厂干脆就把它结束掉、渝厂的机器（包括一个高压锅）也卖给东北药厂。倪弟兄讨价三十万人民币，因他说这个高压锅是他用三万美金买来的，这钱是向香港阳本公司陈锡日借的，以后要归还他美金。若照美金官价汇率二元左右，应值人民币六万。但是这官价交易当时是结不到的。黑市要十元人民币作一元，所以三万美金以黑市美金计算要三十万人民币。龙厂长也同意以三十万人民币买下。那个高压锅运到东北，他们也不会用，就丢在外面。到五反运动的时候，这就作为偷窃国家资财来定案了。做成这笔交易时，我一点都不知道。生化迁厂东北后，倪弟兄一面想筹备一个弟兄药厂，由教会中的弟兄来经营，厂址借胶州路生化沪厂旧址，资金是他的，由弟兄们顶名作股东，产品是又一更新的肺病新药T.B.，取名「结核安」。人事方面他请唐守临做经理，请顾柏涛做副经理，请王大和做营业经理，请我做采购主任，请倪怀祖做制药工程师，另－方面他在胶州路生化厂内设一倪氏化学实验室，由倪怀祖负责，留用人员有五、六位高级药剂师和化学师，都是不信主的，但有技术。有些地下党员不去东北，就拿三个月的工资解散了。其中有一个叫徐佣汉，是工会里的。他曾埋怨生化给他工资太少。倪弟兄曾因此特意叫他来作人事科科长，叫他亲自管工人工资。还有荣君实，是倪氏实验室的，她是生化工会的主席。倪弟兄的弟弟倪洪祖，在生化时对她很注意，防她搞事。倪洪祖背景比较复杂，解放前与上海前副市长宣战吾是结拜兄弟，与淞沪警备司令部有关系，出入带手枪，他和孙务信当时对生化厂里共产党工人的地下工作都很注意，并加以监视。这些倪氏实验室里面技术好的人，倪弟兄一个都不肯放。其余差一点的都放去了。好的都留在倪氏实验室，预备给弟兄们去进一步学习制药技术。以后徐佣汉离开生化，到了劳动局做。这些人都是像埋下的地下炸弹。
倪弟兄通过教会，从北京、青岛、西安、福州召了一批弟兄姊妹来学制药的技术，有几十位弟兄姊妹到倪氏实验室来培训。有的就参加弟兄药厂做制药工人。同时在江西路生化办事处成立一个生化药厂清理处，聘请顾孝颐、谈国兴负责账册的清理工作。
1951年上半年，倪弟兄认为弟兄药厂虽已成立，营业执照也已发下来了，产品也已在市场上销售，但是在上海销售不出，因为毒性比较大。他们就去苏北卖，但销路不好，因为是新药厂，新产品，医院里零售商的报告也没有过关。如要大做广告，又要花一大笔钱。他就想能否仍用生化的商标出品，但是生化已迁东北，在上海部分正在清理中。卫生局、工商局已经备案了，说我们生化已经迁到东北了。生化要进行清理，所以要付一笔所得税款。这笔税款数字也很大。所以倪弟兄就动了一个脑筋，生化的牌照，我花了好多美金。算下来要不知道多少万做广告。所以这个牌号很出名了。如果把厂搬到东北，这个牌照就没有用了，几十万的广告费就浪费了。所以，倪弟兄就去跟东北的龙厂长商量，说由弟兄药厂租用生化的牌照。龙厂长一口答应。他说：「生化药厂的牌号你们可以拿去。反正我们也不用。你们要租用也可以。」所以，龙厂长和倪弟兄就定了个合约，同意弟兄药厂租用生化的牌号。倪弟兄回到上海后很高兴，说我们可以不用弟兄药厂的名号了。我们就用生化的牌号。这样就可以用生化的名义出品东西。出品也是老的出品，所以就把弟兄药厂的药品仍旧用生化的名字接下去，又盈利起来。老生化账册由弟兄药厂接下去做。老生化所有的剩余原料，仍旧用来制造生化成药。生化等于又经营起来，里面都是弟兄。用的都是生化的名义，出品也是老的出品。
1951年下半年，上海五反、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来。倪弟兄叫生化会计自查有否偷税、漏税的地方，主动向税务局补交税款。另一面他召集顾孝颐、谈国兴、江睡悟和我到他江西路卧房商议如何应付五反检查队来检查事宜。他叫我将生化渝厂账册移到仓库里去。关于卖给东北药厂一只高压锅收到的三十万人民币的用途，他一一都讲给我们听，有多少是作为汉口珞珈药厂的股金，有多少已买了几十筒甲苯，预备在上海开个锦绣化工厂，还有多少现金叫江睡悟到上海银行去和宣常铭商量，化了几十个名开了储蓄户。还有三万七千五百元叫我交给唐守临，算借给他租顶现在所住的公寓之用。
1952年2月份，东北药厂进行五反运动，老生化职工检举倪弟兄将高压锅以三十万人民币的高价卖给东北药厂是盗窃国家资财。东北公安局就来沪将倪弟兄押往沈阳交待问题。这样就将倪弟兄逮捕了。1952年7月上海生化进行五反运动，由邵洛羊担任五反检查队队长，检查队成员有税务局的人、有宗教事务局的人、有公安局的人、有东北药厂的人。检查队先开到江西路生化办事处，进行封查，另一面叫我们这些高级职员归队交待问题，检举揭发倪弟兄的问题。但是我们觉悟都很低，迟迟不肯归队，也不老实交待问题，更认为倪弟兄不是盗窃国家资财，因欠人的是美金，官价结不到，只能以黑市给算。五反检查队就下胶州路生化药厂，发动群众控诉倪弟兄的罪行，并进一步叫我们交待问题归队，并将倪怀祖、王大和和我隔离审查交待问题。我们初步交待了一些，王大和也放出来了，我也放出来了。有一天，邵洛羊队长要我、江睡悟、顾孝颐、谈国兴签字说渝厂账册中的美金借款的钱是从香港帝国主义那里来的。我们都不肯签，因为知道是倪弟兄向陈锡日借的。邵洛羊说，你们抗拒交待，如果我发现你们在外面还有活动，就要军法从事。
1952年10月9日王大和邀请我、顾孝颐、谈国兴、江睡悟去唐守临家谈话，说他去和平饭店楼上民主评议会反应五反检查队偏差的事，一位姓马的同志来接见很客气，所以建议我也去反应五反检查队强迫高级职员签字。1952年10月10日一早，正当我沿铜仁路往右转弯到北京西路去乘电车到民主评议会时，后面有一个人拍拍我，一辆轿车开到我面前。这人叫我坐进车去说，我们去谈谈。在车里有一个人给我看了一下逮捕证，马上给我上了手铐。我就被逮捕了。他们这部汽车一直开到卢弯区建国西路华东公安部，这单位完全是审查干部的。华东公安部比上海公安局还要高一级，它是管华东的，不光是管上海的，完全是由解放军在那里管的。当我被上了手铐时，坐在旁边有一个人看看我的脸色，我心里很平安。车开到华东公安部后，他们立刻用三天三夜疲劳审讯，不准睡觉。当时由两个解放军押我到一个房间里，里面放着一排的写字抬和椅子，坐着三个审讯员，一个是主审的，一个是陪审的，一个是记录员。主审的是东北公安部来的，这人很厉害，对我说：「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我说：「我不知道。」审讯员说：「你在外面要民主。现在对你就要专政。倪怀祖的路走直了，你走了弯路。你知道是谁批准逮捕你的？是潘汉年。」潘汉年当时是上海市副市长，是增产节约委员会主任，是领导三反、五反运动的。审讯员说：「现在要你交待倪儆夫经济的来龙去脉。」我说：「他经济的来龙去脉我不清楚。」他说：「我们知道有许多你是不知道的，凡你所知道的都要交待。」他要知道香港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当时一下子吓忘了，就说我不知道。他们见我不肯讲，就叫解放军用手铐缩紧压住我的手腕。我一下就痛得昏倒了。醒来后我就说我想起来了，是从陈锡日那里来的。他们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早讲？」我说：「我被你们一吓就吓忘了。」那时倪儆夫在里面已经交待了，他们是要我和倪儆夫的话对口供。他们又给我看了倪弟兄交待的一大叠东西，说倪儆夫交待了很多东西，我比较下还没有交待多少东西。他们要我把凡我所知道与倪弟兄有关的事都写下来。我就写了几个礼拜。我知道他们要我交待有关生化渝厂所进来的原料钱是从哪里来的，高压锅卖去的钱到哪里去了；在生化渝厂账里，有一个美金借款的户，是否假账，向谁借了美金，又还给谁了？自从造「鄙雅士」的原料Amiphenol从香港运来上海生化渝厂，做账就有问题。我问倪弟兄，当如何进账，他说用行商借款的方法入账，借方进原料，贷方记美金借款。这原料的钱是向香港阳本公司陈锡日借的，以后是要还美金的。渝厂赚了钱要还这笔债，按美金当日黑市价作成人民币交给他。所以，以后都是这样记账的。教会中有些弟兄姊妹不知内情，说我为做假账而被逮捕的。我将有关账册内一切问题都交待清楚了，包括高压锅的事，这样经过三日三夜的疲劳审讯，终于把我收入看守所，得以闭眼睡觉了。到晚上我先要跪下来祷告，然后睡觉，这是我多年来的习惯，当我跪下来时，站在铁门外的看守解放军看见了，说：「你这作什么？站起来。在这里不许搞这一套。」我就站起来坐在地板上，闭眼祷告。解放军又喝道：「不许打瞌睡，眼睛开起来。」那么，我要祷告，怎么祷告呢？我就睁着眼心中祷告。我想神看内心，不看外貌。在外面有条件我就跪下祷告，在看守所里不许可跪下，也不许可闭眼，我就开了眼睛祷告。神是个灵，神要我用灵和真祷告。我就打破了过去宗教的一套习惯，不注重外面的形式、规条、礼仪，而注重里面的灵和真。我被关的房间比较大，比一般看守所的房间好得多，在红漆地板上，白天把被盖卷起来，晚上就躺下来睡觉。一个房间睡四个人，还比较宽。解放军在外面看守。那时家人在外面也不知我的去向，也不能送东西来。在审查时期，不能与外界接触。我姊妹那时很平安，很喜乐，看见她的人都得到安慰。主对我说：「你是个交出来的人，但你在婚姻的事上，铺张浪费，不像一个交出来的人。」那时南阳路会所落成以后，第一对在那里结婚的就是我。因为珊珊亲戚多，弟兄姊妹也多，也都送礼等等，我就请一个弟兄宫美悟，他是开餐馆的，请他办了十几桌的茶点，晚上又在钱泽山弟兄家里办了七、八桌酒席，实在是铺张浪费，又住在珊珊母亲家里，虽然床是二手的红木床，但房间的布置，富丽堂皇，并不造就人。主就对我说：「你在外面住洋房，睡红木床，现在要你住看守所，睡地板了。」这是主对我的教训，叫我这离开主的人，再回到主面前去。我在神面前流泪悔改，对主说：「我堕落了，在婚姻的事上，我爱世界，我爱场面。因为珊珊的家是大家族，很有钱。我想如果布置差一点，他们会看不起我，而我是所谓药厂经理，总得分得体面一点，都是为着自己要出风头，爱面子。」所以神在那里教训我、对付我、管教我。我对主说：「主啊，你在这里管教我，我完全服下来。」以后在里面碰见了一些天主教的法国神父、圣母军的头头，也坐在我旁边。也有些老党员，精通马列主义的，也关在里面。平常有空就大家讲讲话。经过主的说话，我又重新得力。一次一次的提审，一次一次神给我好的记忆力，能将问题交待清楚。生化的问题解决了。审讯员又问我有关教会的事，如什么叫「交出来」，什么叫「移民」等等。经过两年半的时间，最后，审讯员问我，现在根据你的态度给你处理。你现在对「交出来」怎么看法？我那时把我结婚的费用都交出来了。我全部身外之物都交出来了，合起来差不多有两条金条，我说我不是交出来给倪弟兄，我是交出来给神的。审讯员听见就很生气的说，给我这么长的时间考虑，到现在我的觉悟还没有提高。
这样，又关了一个月，法官就宣判，判我三年徒刑。如果我那时肯说，我是上了倪柝声的当，现在我悔悟了，可能他们会立刻放我。那时我的罪名是逃窃国家资财、作假账，就是作「美金账户」，还有私套港汇、私刻图章等。生化判决也出来了，主要是逃窃国家贪财，还有偷税漏税，主要是逃缴所得税，因此生化的资财全部没收。倪弟兄其他几个事业，像翠华染料厂、汉口的珞珈药厂，都被没收用来补贴生化的赔款。到此工作的钱完全给他们拿去了。那时，我仍住在华东公安部看守所里。神与我同在，和我关在一起有几个人得救了。每天早晨神有话语给我。我背诵以前背过的圣经节，因为圣经是不许可带进去的，只能带毛选和马列著作进去。但稀奇的是，当我看毛选和马列著作时，也从反面更清楚我们所信的是真理。这里的看守所跟第一和第二看守所不同，住的房间宽敞，吃白米饭，一星期吃三顿肉。所以我等于住在疗养院，人一天天胖了起来，以前衣服都穿不进了。有一天，有一个解放军叫我出去，用手指捺我的脸，看我是肿还是胖，后来他说是胖不是肿，他说没看见有人在里面关胖的。真感谢主，这是与我同在，我什么也不挂虑，一切都卸给神。因为当被逮捕时大女儿喜乐才二岁，儿子惠容才二个月，工资停发，一家生活如何办呢？神开路，1953年我岳母将房地产出卖分给珊珊三千元，靠这笔钱渡过了三年。教会也有钱送给我父亲。到了满二年半，我被解到提篮桥，上海市监狱住在九号监，这是快要出狱的人住的。很小的房间里睡三个人。到1955年10月10日我被释放。我回到家里，我的父亲说了一句话：「你不像是监狱出来的，像是疗养院出来的。在你身上一点没有火燎的气味。」这是在但以理三章二十七节，说到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从火窑里出来，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旧，并没有火燎的气味。教会中的弟兄姊妹看到我这样又白又胖，都满心感谢神，将荣耀归给神。倪弟兄那时有一阵也关在华东看守所，并且那时他生病，以后又到提篮桥去。
我被释放后，没有工作，朱臣就叫我到他开的螺丝厂做临时会计，一直做到年底。到1956年1月29日教会就经过一次肃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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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倪柝声弟兄在解放后至入狱前的工作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173-186页。）

1949年5月，倪弟兄看见时局越来越紧张，解放军正南渡长江，就从福州打电报，打发正完成会所督工的李常受弟兄赶快放下一切责任，坐飞机到福州，然后到台湾去。李弟兄离开一个月，政权就改变了。倪弟兄自己留在国内继续第二期的鼓岭训练。下半年第二期训练到一半，解放军已进到福州。倪弟兄为应付上海教会面临的问题和生化厂正在酝酿的难处，就提前结束他在鼓岭的时间，回到上海解决问题。他回来以后，花了一个多月，处理生化厂债务。债务清理后，我暂时从生化厂停下来。倪弟兄那时很关心今后在中国众教会的前途，很关心神的工作和弟兄姊妹的情况，所以想办法接触共产党要了解有关宗教政策问题。那时正好他的一个办药厂的好朋友，就是仁和药厂的老板黄肃丰认识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吴克俭。倪弟兄就请黄肃丰介绍他去认识这个人。吴克俭与倪弟兄见面后就告诉他中共的宪法是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共产党是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的，只要不犯法，政府不会干涉宗教信仰。倪弟兄根据这话，以为国内还有几年可有自由传福音、建立教会。他把工作最后一笔款，设立了以琳印刷所、翠华染料厂和生化渝厂上海办事处，盼望借此帮助弟兄姊妹，可以带着职业事奉主。这一切想法都是全心全力为着主，也是为着教会，这是主所知道的。他所有的安排，也证明他决心留在国内，与众弟兄姊妹同艰苦、共患难。
次年1950年他有事到香港，在那里带领教会复兴，同工们当时都劝他不要回中国，对他说：「你进去由得你，但出来由不得你。」但他说国内有那么多弟兄姊妹，他怎能把他们撇下不顾呢？他以为他必须回去与弟兄姊妹站在一起，同受试炼，并尽他的力量解决问题和矛盾，同工们不管怎样劝，也不能改变他的定规。所以3月12日他只身回中国。他回去是为着神的经纶、为着主的恢复、为着主和教会、为着福音的扩展、为着保护弟兄姊妹，甘心情愿受了许多的苦楚，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欠。他有一个心志，要与大陆的弟兄姊妹一同受苦。那时他对一个弟兄说，他清楚他的前途，不是被提就是殉道。他的回去使他成了矛头所指向的攻击对象，因此弟兄姊妹和教会也面临着更大的试炼。
下面我要说明自1950年3月到1952年2月这两年中，倪弟兄为着神的经纶、为着主的恢复，如何与弟兄姊妹一同受苦。他像一把大伞，首先全心保护弟兄姊妹和在中国的众教会，包括在各公会里的弟兄姊妹；第二，要保护鼓岭山上的土地；第三，要保护青年弟兄姊妹在学校和各单位里不受共产党无神论思想的影响。第四，要保护教会的福音移民到边疆的行动；第五，要保护工作的款项。
一、与「三自」的来往
首先为着保护弟兄姊妹和在中国的众教会，包括在各公会里的弟兄姊妹，在西国传教士离开中国后，倪弟兄盼望在中国各公会的弟兄姊妹，能在合一的立场上，走上合一的道路。所以，他那时想如何能积极与西国传教士接触，另外也叫我们中间同工们，去跟公会里那些属灵派带头人，谈谈合一的问题。倪弟兄本人认识很多传教士，他就主动去跟他们谈。当时内地会许多传教士也很赞成我们的路。倪弟兄也请一些与传教士关系比较好的同工，去跟这些传教士们谈。结果在金华的内地会接受了我们交通，愿意他们离开后，他们的信徒由我们来带领。这样的情形在其它地方也有。同时他也叫同工们去接触与我们比较接近的属灵派弟兄姊妹。他知道我父亲跟乌鲁木齐路的杨绍唐牧师比较熟，杨从前属内地会，过去在上海各会堂领会时我父亲也有去过。倪弟兄叫我父亲跟杨绍唐谈，又叫唐守临跟赵世光谈，因他们俩人很早就认识。他又叫缪韵春姊妹找上海灵修院的院长焦维真谈，因为缪韵春的妹夫焦华甫是上海德国领事馆翻译，他的妹妹就是焦维真。倪弟兄又叫张愚之去北京跟王明道谈。王当时极力反对共产党，写文字要大家「战，战，战」。这些谈话的结果，杨绍唐说他早应跟我们在一起，但我们没有薪水制度，是靠信心生活，如果他到我们中间，生活会成问题，所以他就不来了。赵世光说，他是传福音的，大家分工，他救来的人，就把他们带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喂养他们，这样他也不来。焦维真说，她是办神学院的，底下很多学生，所以也没办法到我们中间来。张愚之跟王明道谈也没有结果，王明道那时很激烈反对。所以，倪弟兄没有办法把这些比较靠近我们的团体说到走在一起。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是在1950年9月份搞起来的。当时中国处在全国解放初期，美国打到北朝鲜，激起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爱国之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声浪越过越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即赴朝参战。
中国基督教过去是被中国人民称为「洋教」，因为它和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帝国主义曾利用基督教来侵略中国，而有一些传教士，如马礼逊、伯驾曾直接参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侵略。到解放前夕，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与扶蒋反共活动，如司徒雷登一面作传教士，一面作在蒋介石统治中国时的美国驻华最后一任大使。美国传教士毕宇范作过蒋介石的顾问等。所以，过去在中国人民脑海中，认为基督教就是帝国主义用来侵略我国的工具，将帝国主义和基督教混为一谈。如1925年的「反基」运动，就是从反帝国主义引起的。现在又面临这一个问题，抗美援朝，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过去和美帝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基督教，怎么办？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基督教在全国抗美援朝声浪中今后的前途如何？最先靠拢党和政府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吴耀宗、刘良模等，还有圣约翰大学的一些新神学派人士如丁光训、李储文等，他们都是地下党员，曾在英美读神学，回来后李储文作了国际礼拜堂的牧师，丁光训则作了南京金陵神学院院长。他们早年接触共产党，共产党也信任他们。他们于1950年春组织基督教访问团，了解各地教会解放后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并于4月合同一些京津基督教青年会人谒见周恩来总理，要求政府协助解决。周总理提出今后基督教在中国要有出路，就只有割断帝国主义的关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于是吴耀宗起草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又提出「三自宣言」，号召广大信徒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并号召基督教各宗派、团体「应拟定具体计划，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到1950年9月份为止就有全国各地基督教负责人一千五百多名签名响应。〈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将宣言及全部签名名单刊载，并发表社论予以支持。1951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在会议上三自领导人揭发控诉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罪行，并发表联合宣言：「要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割断与美国差会及其他差会的一切关系，实现中国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
三自爱国运动是个政治运动。1950年成立机构时称为「抗美援朝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后来有一些教徒对「革新」两字误解了，以为是要革掉我们的信仰，所以到1954年改名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7月正式成立，这个组织是中国基督教界内部成立的组织，不是政府的机构，而是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领导的。各大城市都成立了分会。上海也有分会，领导人大半是青年会派的人，如李储文、刘良模、尹裹、施如璋、李寿葆、罗冠宗，再加上几个老牧师如谢永钦、陈见真等。
1951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后，吴耀宗、刘良模等就回上海召集各大公会的教牧人员和独立性教会（包括聚会处）的传道人，一面要各宗派登记跟帝国主义的关系和接受他们多少津贴，一面在各大公会和独立性教会搞控诉美帝国主义的运动。那一次倪弟兄也去北京参加了聚会。许多人都很注意他，他自己也知道他受注意。那时政府宣扬必须站稳人民立场。我们南阳路聚会处是由刘良模来领导的，但是遭到倪弟兄的反对，其理由是：第一，从1922年开始我们就已经脱离了外国差会和大公会，我们没有和任何差会、公会、外国宗教团体有过行政上、经济上、神学上的关系。我们没有任何名称，只称自己在某某地奉主名的聚会。我们不需要礼拜堂，在家中就可以聚会。我们没有雇用的牧师，同工没有固定的薪水，他们都凭信心生活。我们反对神学，话语的信息是直接从神启示而来，所以我们自称是土生土养的地方教会，不存在割断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将「接受帝国主义津贴登记表」空白退回去了，上面加上一个「非」字。第二，倪弟兄认为，青年会派的人之信仰和我们不同，他们虽然挂上一个基督教的招牌，但是他们不信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们信耶稣是讲自由、平等、博爱，是社会改革家，来为人类救苦救难，为人类服务的。所以，倪弟兄认为按约翰二书的教训，这等人我们不能接待他们，也不能问他们的安，免得我们在他们的罪上有分，所以称他们为「不信派」。
我们将空白登记表退回去，不控诉帝国主义，和三自领导人对立起来。这就引起宗教事务局和「三自」对我们的怀疑，认为我们是对抗、隐瞒。他们经过调查后，找倪弟兄谈话，指出要他交待与1932年来上海的八个弟兄会外国人的关系，要他交待1933年和1938年，他两次去英国和史百克的关系。倪弟兄回以弟兄会的八个外国人是来访问我们的，他们要我们成为弟兄会闭关派在中国的分会，遭到我们的拒绝，以「致英国罗福区弟兄会的一封公开信」为证。至于和史百克的关系，也不过是在圣经亮光方面有同样的看见，并没有和史百克成立从属的关系，成立行政上和经济上的关系。「三自」又要他控诉逃去台湾的李常受，认为他是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并且带了许多青年去。倪弟兄1950年一次在生化厂的办公室亲自对我说，他怎能控诉李常受弟兄呢？这怎能说弟兄彼此相爱呢？因这缘故，以后矛头就对着倪弟兄，想要控诉他。
刘良模等碰了壁，就想发动弟兄姊妹群众来搞控诉帝国主义。刘良模在幕后策划一个守真中学的学生，青年弟兄名吴维樽站起来控诉老诗歌第六十首。这首诗是倪弟兄写的，说到「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他一站起来讲，读了事先准备好的手稿，弟兄姊妹都站起来责问，当时王大和很气愤，他眼睛睁大说：「这是控诉帝国主义，还是来控诉我们的信仰？」他的一副眼镜因太激动也跌地破碎了。吴维樽被吓得口瞪目呆，刘良模在后面坐着面红耳赤。弟兄姊妹将吴维樽手中的手稿夺下，纷纷上台发言。那时有一位青岛来的中学校长，是在上海生化厂作事。而翟宗沛姊妹怕会出事，她研究马列主义很深，头脑也很清醒。她马上上台，叫大家安静，然后替大家作分析。这时刘良模在暗中溜走了。这样我们对「三自」对抗的局面，越过越深，此后青年会知道我们这么同心，也就不敢再来搞控诉运动了。他们称我们作「小台湾」。
倪柝声是否加入三自？
上海宗教事务局第一任的处长周力行又有一次在大会上讲我们反对三自革新运动，和青年会派搞不团结，说我们讲他们是不信派。周力行挥拳说，我一定要打垮「属灵派」。这就使大家有一个错觉认为「三自」是要来搞我们的信仰。
但是党中央国务院还是凭着团结出发，在北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时，特邀倪弟兄去参加。国务院领导人在大会中谈到宗教政策时，强调宗教信仰自由；谈到割断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时，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站稳人民立场。倪弟兄在会后向北京聚会处长老们发表了一篇谈话，后来回上海于1951年8月20、21日和9月12日，倪弟兄在南阳路大聚会所讲了三篇话，题目是：一、我是怎样转过来的。二、我们对于政治所应有的态度。三、走那一条路。1951年10月，上海教会把这三篇话，印成一本小册子，名为《我是怎样转过来的？》
在倪弟兄未去北京开会以前，他一面是自称早是「三自」，拥护「三自」，认为我们是早就赞成「三自」，就是自立、自传、自养的，一面为使弟兄姊妹不产生对「三自」有对抗情绪，还是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所以在1951年他发动全国聚会处四万多信徒联合签名拥护三自运动。将原「破坏土改」的签名单顶了上去；「三自」另编了一本〈天风〉专辑，将所有名单都印上去。他所拥护的是「三自宣言」，赞成三自的原则。这不是说他拥护我们参加三自组织。后来宗教局发现有问题，专辑就被压下不发行，但我在倪弟兄办事处亲眼看过这专辑。因为上海宗教事务局还是认为倪弟兄有篡夺「三自」领导权的阴谋，只有在政府领导下的「三自」，才是真正彻底的「三自」。倪弟兄的所谓「三自」是不反帝的，所以不能称数。所以脱离宗派，不等于已经实行「三自」了。「三自」是要在反帝的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因为宗教局认为倪是有篡夺「三自」的阴谋，所以矛头就专对着他，要把他打下来。
倪弟兄究竟是不是要弟兄姊妹参加三自呢？不！他没有要大家参加三自。在一次同工、长老、执事聚会中，他说我们政治思想不能落后，政府不干涉我们信仰，但要我们站稳人民立场，他就拿盘子和杯子作比方，说盘子是政治立场，杯子里的是信仰，我们盘子要取人民立场，但信仰的内容不能改变。倪弟兄所说的站稳人民立场是指政治上反帝说的，不是指加入三自说的。有人以为倪弟兄1951年所发表的〈我是怎样转过来的？〉是指他已同意加入三自，但他说的「转过来」是指转过来认识要站稳人民立场，是在政治上与政府合作，但他仍没说与三自合作。1956年肃反时，上海宗教事务局罗竹风说，「如果倪柝声早参加三自，我们也不会定他为反革命，上海聚会处也不需要进行一次肃反运动了。」这话证明倪弟兄虽然说思想转变过来，但是在他被逮捕以前还没有同意加入三自。他因为不同意加入三自，也不承认史百克和弟兄会等人是帝国主义，所以矛头就对着他。这是引至五反运动时他被逮捕真正的原因。
倪弟兄1952年被逮捕以后，围绕着参加三自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唐守临为代表的，主张加入三自。一种是以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为代表的，反对加入三自。他们反对加入三自的理由有以下几点：1.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属灵的，不能参加任何组织；2．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所以我们不能参加三自；3．参加三自是政教合一；4．我们地方教会已经脱离宗派，不能再加入宗派，所以不能参加三自；5．我们只能到工作岗位上去爱国，到里弄去爱国，不必在教会里爱国；6．参加三自就改变我们的信仰；7．尊重别人的信仰，就是碰了我们的信仰；8．参加三自如鱼入网，跳死为止。
唐守临和任钟祥加入了三自
1953年春，张愚之听到北京王明道坚决不参加三自，认为他很刚强，就去北京和王明道取得联系，吸取他的经验。1954年春，李渊如预先召集一些人为教会加入三自的问题祷告。当时唐守临是主张加入三自的，李渊如和汪佩真说：「如果教会参加三自，我就退出教会。」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会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唐守临要去北京参加会议，但遭李渊如的阻挠，她坚决反对聚会处参加三自。后来唐守临决定要去，李渊如又劝他说：「如果你去，你必须说一点三自如何干涉我们信仰。」唐守临去参加会议，他们叫唐坐在主席团席位上，但唐在小组内、外污蔑三自机构打击信仰，并一再为王明道辩护。唐守临从北京开会回来以后，李、汪知道唐加入了三自，并且作了主席团成员，知道他开始是坚决不做三自委员的，后来经过政府首长们耐心的教育和感化及三自的帮助，他思想转变了，接受了大会的盛意，担任了委员和常务委员；知道他想带教会走上三自爱国运动的路。李、汪、蓝就说唐堕落了，出卖教会，并阻止弟兄姊妹去听大会的传达报告。
当时任钟祥从三自爱国机构领取了1400份告全国同道书，他和唐预备发给聚会处全体信徒，结果被强迫退回。1954年10月，汪、李等要聚会处的长老写信给宗教事务局声明退出三自，不同意唐担任三自的委员和常务委员，并对唐说他没有得大家同意加入三自，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大家，要做三自委员就不能做教会长老，张愚之也天天催逼他辞去三自常委。宗教事务局罗竹风处长几次召集同工、长老去谈话，讲三自的意义，但是由于同工，长老不同意，唐于1955年春写信给三自辞去委员和常务委员之职，退出了三自。以后罗竹风处长又私下找唐去公园谈心，劝他加入。他又改变主意，加入三自。这就是日后说的对三自的「三进三出」。当时普遍弟兄姊妹里的感觉，都不同意参加三自。1955年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第一届代表会议召开，三自争取聚会处派代表去参加，结果被蓝志一拒绝了，不准聚会处产生代表出席会议。后来，罗处长愿意到我们中间来讲一次话，李、汪不让罗处长和弟兄姊妹见面。当李渊如听到罗处长在一次报告中说要了解聚会处信徒到底是否反对参加三自的消息以后，李、汪就叫执事们到各分家去，将不参加三自的几点理由讲给信徒听，教大家背出来。这从政治上来看，她们这样做已经构成了破坏基督教的反帝爱国运动。1955年10月北京阎迦勒发表了一篇谈话〈样样都看清了〉，他表示加入三自，参加政协学习班，李、汪大为惊讶，纷纷写信责备他。这是在聚会处肃反前夕的事。那时情形十分作难，因为同工们当中并不同心。10月份，王明道被捕，三自要大家学习他的检讨书。许大卫早在1954年被逮捕，留在看守所。
二、申请保留鼓岭土地的前后
1956年2月，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进行肃反的时候，在定「倪柝声反革命集团」许多罪行中有一条罪行就是「破坏土改」。
胜利以后，倪弟兄结束了在重庆的生化厂而回福州去。在福州郊区有一座山名叫鼓岭山，在这座山上有许多西国传教士盖的小洋房，还有一些土地，租给当地农民种的。西国传教士盖了这些房子作为避暑和休养之用。1948年倪弟兄得悉在鼓岭山上的西国传教士都要回国，他就用很便宜的价格，将所有的房子和土地都买下来，预备将来栽培同工之用。
1948年下半年，全国基督徒聚会处主要同工在上海开了特会，将自己交出来后，倪弟兄就叫他们报名，上鼓岭山「执事之家」，参加为期半年的短训班。第一期结束后，1949年又办了第二期短训班。1949年下半年两期的短训班都结束了，倪弟兄就回上海，一面经营生化药厂的事，一面在聚会处应付在上海解放后，教会面临的一些难处。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以后，倪弟兄在江西路生化药厂办事处看到〈解放日报〉头版大字，那时我也在场。他说：「土地改革法中有一条是寺院、庙宇和教堂的土地免于改革，政府是相信群众的，只要我们全国聚会处四万余人联合签名，申请政府将福州鼓岭山上的房屋土地免于改革，说这是教会的产业，为培训聚会处同工之用，政府也许会同意的。」所以，他就发起了这个为保留鼓岭土地房屋免于土改的联合签名。在上海由长老布置各家执事，在擘饼聚会后宣读这份申请书，请弟兄姊妹盖印或签名。同时通过福音书房全国聚会处通讯簿，将申请书寄到各地去，请他们签了名后，汇总到上海来。这样约有四百多个教会四万余人的签名单都汇总到上海来了。倪弟兄就将这份申请单寄到福州人民政府去。但是福州人民政府没有批准。原因是他们从上海知道我们没有加入三自，而基于此他们不承认我们是正式基督教团体。他们认为只有加入了三自的才能算是正式教会。同时他们知道这块地是倪柝声私人买的，所以一直没批准。
1950年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后，在上海的三自爱国会要我们控诉帝国主义，参加三自爱国会，但我们不承认和帝国主义有任何关系，也不加入三自爱国会。上海宗教事务局从福州知道联合签名的事以后，认为这是倪柝声个人要保护鼓岭山上他个人的土地，而要挟教会中的群众破坏鼓岭土改。为这件事，他们要倪弟兄检查。因为土地一部分是租给农民，所以从他们看来，倪弟兄那时是地主。后来就由倪弟兄、俞成华、李渊如三人签名印了一份「悔改我们落后的思想」的检讨书，寄往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并送三自爱国会和宗教事务局。
三、带领弟兄姊妹「学习政治」
1951年上半年，倪弟兄从北京参加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基督教团体」会议回沪后，他认为他的思想已经转变过来了。他要领导弟兄政治学习。那时，在学校里的青年弟兄姊妹都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从猿到人这一课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人是神造的，不是从猿进化来的。弟兄姊妹在各学校单位碰见这难处，都带到倪弟兄那里来，因为他们在这一课上，如果学习不通过，以后就不能加工资或升职，并且会遇到种种难处。倪弟兄说，我们一面是有信仰，一面又是人民。我们要学习政治，但要结合我们的信仰来学习，所以他在南阳路聚会处召集青年弟兄姊妹开了几次大会，讲神创造的奥秘，从宇宙的自然规律是神创造的讲起，一直讲到人是神造的，人体上的奥秘可以证明这点。
在这情形下，倪弟兄就说让他自己出来带领学习政治。为这缘故，他自己去看许多马列主义的书。之后，他觉得需要把这件事担起来，所以他到宗教局、统战部和三自去反映，说政府明明说不干涉我们的信仰，而我们信仰是根据圣经。圣经明说人是神造的，要求信徒接受从猿变人的理论等于是要求他们改变信仰。这个问题引起宗教局的注意，他们当然不能说要求信徒改变信仰，所以后来他们改缓了态度，容许信徒不讲从猿变人的理论，只要求他们接受劳动改造社会的观念，对生产积极。
倪弟兄在1951年4月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后，他认为他思想转变过来了，看见了没有超政治的事，看见了没有两个立场，只有一个人民立场，看见了我们可以一面属灵，一面立稳人民立场反对帝国主义，看见了有个人的罪和社会的罪，并看见两个罪的不同。他说：我相信神在今天乃是要在祂的教会中造出一种新型的基督徒，就是能够把我们以前那一种对于罪的意识、观念和今天社会对于罪的意识、观念配合起来的基督徒。」并说：「就是在这几个月之中，一、二年之中，要有很大转变。」这是他在1951年8月下旬和9月中旬所说的话。可是在同年6月间，当上海「三自」联络员刘良模先生来聚会处领导搞控诉运动，要倪弟兄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地方教会时，他却百般加以阻挠。他看到刘良模要发动聚会处信徒群众搞控诉运动，却遭到失败以后，他就看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他自己来领导大家政治学习。那三篇讲话是他想把政治和圣经相结合起来，搞通大家的思想。但是结果怎样呢？新型的基督徒出来了没有？并没有。
有弟兄问他；「假定作人民和作基督徒发生冲突。怎么办？神的要求和人的要求冲突的时候，我是跟着神走呢，或者是跟着人走呢？」他不作正面回答。但是，在会后，和同工长老、执事谈话时，他说：「当人的要求和神的要求冲突时，我们还是要跟着神走，这需要神的怜悯。」第二天，我在江西路生化办公室，他对我说：「我们要有两个良心，一个是基督徒的良心，一个是人民的良心。这两个良心处理不好，就要出问题。」这就是说有两个是非标准，这两个是非标准如何结合得好，是很成问题的。
倪弟兄在1951年9月中旬讲了〈走那一条道路〉这一篇谈话以后，过了五个月，就是1952年2月，他被东北公安局逮捕，押往沈阳东北药厂批斗，因为他在政治上已经成为一个盗窃国家资财的不法资本家，成为人民的敌人。1952年7月，上海生化药厂进行五反运动时，我和在江西路生化办公室的一些弟兄姊妹如江睡悟、谈国兴、顾孝颐、黄惠理等，都认为生化厂五反检查队是因为教会不肯加入三自，不肯控诉帝国主义而来搞倪弟兄的经济问题，所以迟迟不肯归队。在胶州路生化药厂的工人弟兄站稳了人民立场，就控诉倪弟兄，斗争他危害人民经济利益的罪行。生化厂五反检查队对我反复地进行教育，但我听不进去。因为在外面，在教会中有一些人包括倪的妻子张品蕙拼命劝我不要控诉。我说我不肯作犹大，出卖倪弟兄。因此，在1952年10月10日我被逮捕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被捕。政府判了我三年徒刑。到1955年10月10日我被释放了。从1952年10月到1955年10月，在这三年中，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情况，我不知道了。但是，并没有看见新型基督徒出现。有些信徒是在政治上进步，而在属灵方面放弃，如生化厂的一些青年弟兄李日绪等、以琳印刷所的陈说如等。陈说如为以琳印刷厂要加工资事，坐在长老室里斗争长老。还有其他反抗的如李、汪、张、蓝等，破坏三自运动，组织青年弟兄姊妹读教会殉道史，准备为主殉道。
从1953年到1956年这三年中，青年弟兄姊妹增加得很快。在各大专院校都有青年学生得救了，来参加青年聚会。大专院校青年弟兄姊妹聚会的人数有三、四百人。带领青年聚会的同工有许达微、陈本微等。
四、关于推动移民和办生产事业
除了以上几件事，倪弟兄在这时期又积极推动弟兄姊妹为福音移民出去，特别到边疆地方去。他在1948年上海教会复兴时，就有了移民计划，当年7、8月间，倪弟兄发表了一篇福音移民的工作谈话。8月19日，他在鼓岭训练上提出今后工作的路，强调必须要以移民传福音。1949年他又提出移民的五条线，分五路传扬福音，把全中国打下来。这件事到肃反时也成为倪弟兄的反革命罪名之一，说他有野心要「以福音消灭革命」。这在前面已经讲过。
除此以外，倪弟兄为着保护工作的款，在这段时期办了许多生产事业。这在前面也详细讲过了。这些到五反时期成了他的主要罪名。
以上所讲的补充了倪弟兄在这两年为主、为教会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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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经过肃反运动的情形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187-227页。）

全国基督徒聚会处的肃反是在1955年底和1956年初开始的；而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肃反是从1956年1月29日开始的。
一、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肃反前夕
当我于1955年10月10日被释放后，我回到教会中并到福音书房编辑部，我感觉到有一些人很紧张，因为有一些人对我有戒心，那时聚会处每星期有一次同工、长老、执事的政治学习。学习后的总结报告写好后要有人誊写数份交区宗教科。那时正学习王明道写的坦白书，学习他思想是如何转过来的。王明道是1955年在北京逮捕的。张愚之叫我到执事室誊写学习总结报告，我写了几次他就不让我写了，因为倪妻张品蕙和李渊如、倪规箴说，我被释放出来后，一定有政治任务的，是要进行汇报的；以往在福州鼓岭山有些同工被关押释放后，都叫他们做汇报的工作。所以，李渊如叫张愚之停下我做誊写的工作。
1956年1月份李渊如、汪佩真等陆续收到从外埠各地来的信，说某某人已被逮捕了，某某同工已进看守所了，她们就更紧张起来了。于是她们就在家里烧信件及一些书籍。逮捕是先从北方开始的，以后到南方，最后到上海。在外地被逮捕之倪的同工，大部分都是从福州鼓岭山下山的人，如北京的房爱光、天津的夏习灵、青岛的张子洁、西安的李因信、烟台的赵旭初、南京的季永同、杭州的徐永明、马迪生、福州的陈必荫、余笃信、福清的林子隆、广州的余道胜、郑德尔、重庆的陈希文、苏北的邱日鉴、牛文淦、吴名灰、温州平阳的黄履铨等人。但是北京的阎迦勒却没有逮捕，因他在1955年10月写信来说他「样样都看清了」。过去在鼓岭倪弟兄相当尊重他，也请他负责一部分工作，大家也很尊敬他。他过去是内地会的牧师，转到我们中间。他外面表现十分敬虔。李、汪、张、蓝知道他们迟早也要被逮捕的，现已成瓮中鳖，只有束手就擒。有一天，我有点事去隔壁看李渊如，当时汪佩真也在。她俩很严厉地对我说：「不许你将来上台控诉倪弟兄。」那时我父亲也知道外地都在逮捕人，但他不太紧张，也没有烧什么。他知道我没有搞什么反革命运动。
二、1956年1月29日的大逮捕和大搜查
1956年1月29日正是主日，大家在晚上擘饼以后回家睡觉。大约在十时左右，大队公安人员开到我们弄堂（文德里）来，向住房26号的李渊如、汪佩真和12号的张愚之、38号的蓝志一，出示逮捕证，一面搜查房间，一面将他们上了手铐，押上车开走了。最后公安人员来到我家，叫我们家人，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和我到客堂间，对我们说，他们已带了逮捕证来，因为我父亲是倪最早的同工，本当要逮捕的，但因为我在看守所里已将我父亲的问题交待了，所以现在要进行搜查，如查出有问题就逮捕我父亲，如无问题，就叫我帮我父亲写交待材料。于是公安人员就着手搜查，查得很仔细，连镜框都打开搜查。我父亲心中很泰然，他几十年的日记簿都保留着，一本都不缺，都没烧掉。公安人员将我父亲的日记簿等都带去翻阅。后来查看没什么问题就都还给我父亲了。搜查了一天一夜，过了一天，公安人员就叫我帮父亲写交待材料。我的问题早就在看守所里交待清楚了，所以我楼上的房间，他们不搜查。
除了本弄四个人被逮捕外，其他被捕的有朱臣、陈本伟、孙凯、初立明、李铭亮等，朱臣被逮捕是因为他是长老中主要负责任的，陈本伟被逮捕是因为他是青年聚会的同工，初立明被逮捕是因为有反动历史及反革命问题，孙凯和李铭亮被逮捕是因为生化药厂里的问题，他俩以后也就放出来了。当时被捕的人都关在南市车站第一看守所内。
那时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了。做梦也想不到，在过去教会中的主要同工和长老，都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李、汪、张、蓝都成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分子。
三、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肃反的经过
1956年1月30日，全市各单位通知弟兄姊妹脱产，参加学习。当天下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召集全市基督徒代表开会，参加者有二千五百余人，地点在天蟾舞台大礼堂。大会由宗教事务局处长罗竹风主持。市公安局卢伯明副局长做报告，许建国副市长作报告，并重申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在会上起来控诉的有二医青年学生许梅骊等。许梅骊当天的控诉，后登在2月2日<<解放日报>>。除了许梅骊，还有陈见真、刘良模等一些发言。
天蟾舞台宗教处主办的控诉会当天下午，公安人员同时开进南阳路145号聚会处。有一部分人进执事间，翻查信徒通讯簿、账册、文件、记录等。公安局负责的老同志进驻同工间，检查福音书房所出的书籍。由公安局、宗教事务局、三自组成了一个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肃反检查队，队长就是生化五反检查队的队长邵洛羊。所以有人说，生化厂五反是教会肃反的前奏。
1956年2月1日〈解放日报〉在头版新闻栏中刊登了几个大字——破获了隐藏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内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报上还登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2月3日〈解放日报〉登载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扩大会议，通过肃清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决议。大会在怀恩堂举行，到会有八百多人，陈见真主持。会上发言的有上海灵修院院长贾玉铭、上海灵工团监督竺规身等。同时静安区政协、长宁区委员会召开会议声讨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罪行。2月3日〈解放日报〉又登载所谓「交出来」运动是一个大骗局。这篇文章是一个笔名「阿章」的人写的。弟兄姊妹看了文章都知道这是知道内情的人写的，或者就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但是许多记载都不符合事实。2月5日登载何广明的母亲李蟠珠一篇控诉稿<还我被骗去台湾的儿子>。
肃反的进行是分几个步骤的：1.未被逮捕的同工、长老都被隔离审查并交待问题。2.所有的执事们都脱产到新闸路常德路培明中学集中学习，三自派出已参加三自各公会的教牧人员帮助，做好执事们的思想工作。3.在卫生学校（南京西路铜仁路口）展示倪柝声的反革命罪行展览会。肃反工作队组织弟兄姊妹去参观、学习讨论。4.各大专院校、医院，凡青年弟兄姊妹多的单位对他们先进行思想教育，交待问题，然后组织他们看展览会，开控诉会。5.开控诉大会。6.将青年中之执事、同工中那些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信徒学习委员会」，领导信徒学习政治。
现在将这六个步骤分述如下：
（一）未被逮捕的同工、长老隔离审查并交待问题
当时留在外面未被逮捕的同工除我的父亲外，还有俞成华、唐守临、周行义，女同工有左弗如、倪规箴、桂如玉、郭孩真、纪钟毓、刘慧芬等。长老原有八个，三个是同工兼长老：俞成华、张愚之、唐守临；两个是老的长老：朱臣（他那时被认为是主要长老）、杜忠臣；三个是新的长老：宣常铭、任钟祥、顾伯涛，过去何广涛也是长老之一，1951年何广涛去汉口珞珈药厂，缺位由任钟祥顶替。现在留在外面的只存六人了。这些同工、长老们，分别被关在会所楼上宿舍或长老室，会所楼下是一个大餐厅和会客室。
同工、长老在隔离审查并交待问题期间，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是将问题交待清楚了，立场站稳了，界限划清了，就获得自由，如杜忠臣、宣常铭、顾伯涛、任钟祥，同工有唐守临、周行义和其他几位女同工。一种是抗拒交待，以后就宣布被捕的，就是俞成华。他在交待问题期间什么都不讲，工作同志问他，他说都忘记了，所以作为抗拒交待，按政策从严处理，经开小型斗争会后，就将他逮捕了。俞成华关在第一看守所，他在肃反前，身体就不好，患肝硬化症，面色发黑，关在看守所里后约两个月，病情恶化，以后保外求医，在胸科医院治疗，因治疗太晚，腹水鼓起了肚子，不到一昼夜就死了。他儿子俞崇恩在万国殡仪馆时，气愤地说，这是倪柝声害他父亲的。因为他不承认他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政府以为他要为他父亲翻案，以后也被送去劳改了。还有一种情况，政府认为是转变得好的，就让他出来，介绍他转变的经过，好帮助那些转变不过来的执事、同工们，这就是左弗如姊妹。左弗如姊妹将她思想转变的过程讲给弟兄姊妹听，以后这篇话刊登在〈通讯〉第一期内，题目是〈神在我们软弱上显明了祂的大能〉。现在将她的这篇发言转抄录如下：
「弟兄姊妹，今天我要在这里述说一点神的恩典，这一次他如何带领我从极严重的黑暗和错误中转变了过来。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感谢和赞美，祂是伟大，奇妙，智慧，全能的神，我要敬拜祂。
在一月二十九日晚上，有几个公安局的同志到我家中，宣布倪柝声反革命集团被破获，几个首恶份子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等被逮捕，并且要搜查我的家，又要传讯我，要我到公安局去谈话。我内心很镇定，心中也偷偷地喜乐。我以为我是要被逮捕的，所以多穿点衣服。我想这一条路是我久已准备好了的，我不断地祷告亲近神，求神使我刚强，为着他能站立得稳，不因人的威吓而害怕。到四点多钟我去公安局谈话。我将一切非常表面的事交待了一点。那知他们仍让我回去睡觉。三十日下午公安局又要我去谈话，我仍是抱着一种敷衍的态度。到晚上，公安局同志陪我到南阳路聚会处要我隔离交待。这一晚我心中非常痛苦难过，我想他们几个被逮补的人真是有福，是因着他们向着主忠心，主看中了他们，所以他们有资格为着主殉道；而我呢，必定是因着我不忠心，变了节，所以没有资格为着主殉道了。我整夜祷告神，求神怜悯我，使我能赶得上为主殉道。第二天早上，我再三要求政府逮捕我，因为我心里想，『你们要给我一个政治罪名的帽子而除灭我。你们断不会公开说反对我的信仰的。』所以我故意地说，『我是一个反革命，我有反革命的罪行。我请求你们为人民除害，将我逮捕。』工作同志说：『政府要教育你，改造你。你这种表示证明你每一个细胞里都充满了帝国主义的毒素，只要你肯将毒素除掉，你还是一个善良的人民。』可是当时我并不体会他善意的劝告。这一天我与神祷告交通的时候，神就给我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的话：『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开罪过的，必蒙怜悯。』我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好好地彻底承认自己的罪。我就是被逮捕为着主殉道，也需要存一个无亏的良心。因此我就将我一切得罪政府，得罪人民的事都向政府坦白交待。但那时我心里还是想政府是要干涉，破坏我们的信仰，要捣垮我们的教会，要借着反革命的政治帽子来消灭我们。所以在我交待的时候，我一再地向工作同志表示，『我不能说我认为不能说的事，我不肯破坏我良心的感觉。我已经五十四岁了，我事奉主差不多已经有二十年了，如果你们勉强我，破坏我良心的感觉，那我将来不只不能事奉神，连作基督徒也不行了。那变作非驴非马，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在我最后这段路，我是不肯变节的。』工作同志说：『我们是要肃清反革命，我们一点也不要求你说你良心不许可说的话，也不要你说你所不知道的事，我们只要你彻底坦白交待问题。』
等到二月一日〈解放日报〉登载反革命分子倪柝声的罪行，我有一点气愤，但是对于李渊如，汪佩真等我还不能相信他们是反革命分子。以后看见许梅骊，周强华，沈荣泉的控诉登载了，我心中很气，我想他们这么快就变了节，卖主卖友了，工作同志问我说：『你对于他们的控诉怎么看？』我说，『我无论如何是不肯像他们那样控诉的。他们控诉的这一些我们都是各人向着神的事，为什么要控诉？虽然在有些事上，汪佩真等曾压迫过我，但是这些事只好带到审判台前去说，我怎么好控诉呢？这是违反我的信仰的，我是不肯做的。』工作同志说：『我们今天是要肃清反革命，有关你信仰的事，我们一点也不干涉。』在二月十一日他们放我回去过年，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我想我越承认自己的罪，我越有被逮补的资格，那里想到因着我肯将我的思想暴露，肯坦白交待，反而政府信任我，放我回去过年了。从我这次亲身的体会中，我认识了政府实在是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的确没有一丝一毫的意思来捣垮我们的教会，破坏我们的信仰。如果这次不是我亲身经过，我就死也不会相信的。这样就使我想起反革命分子倪柝声，李常受，汪佩真等所散布的谣言，他们说过共产党不借武力来消灭宗教，他们要将教会内部捣垮，只剩一个外壳，但里面的见证失去了。他们还说共产党与我们是势不两立的，特别是我们基督徒聚会处，因为我们有真理，有见证，他们肯让那些公会存在而不肯让我们存在的。这时我对这些话起首怀疑了。同时我又听见姊妹们告诉我，她们在展览会所看见的一些反革命的罪行都是有真凭实据的，有这些反革命分子亲自的笔供及口供。在这一些铁的事实的面前，我对这一批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逐渐清楚了，几十年来，我盲目地崇拜他们，以为他们属灵，他们爱主，他们认识神，那里想到他们会做这么多的坏事，不止个人私德这样的堕落，败坏，还是祖国的叛徒，是人民的敌人，我心中十分的痛恨。但是我还有一点惧怕，我怕我太受外面的影响。我以为这样是没有基础的，我必须自己和神碰一个头。我恳切地祷告，当我与神交通的时候，神的光就照到我里面，给我看见神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来一9），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箴八13），同时也给我看见利未支派非尼哈的事，他们因为有神的忌邪的心，拿起刀和枪来杀那些犯罪作恶的、抵挡神的以色列人，反而蒙神悦纳，被神称许。今天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被揭发，正是神出来审判罪恶。这是神听了我们多年以来要复兴教会的祷告，将这一批罪大恶极的人从我们当中赶出去。压在我们头上的这些封建把头，难道是神的权柄吗？为非作恶，背叛祖国的难道是神的仆人吗？难道我到今天还不肯和这一批反革命分子分家吗？我里面通了，我好像得救的时候那样的情形，整个的思想转变过来了。那时是半夜两点钟，我就起来写控诉。那时我很喜乐，因为我与共产党之间的距离没有了，我站在政府这一边就是站在神这一边，这一个矛盾自然而然消失了。我不止没有得罪神反而与神的交通更亲密，读经更有亮光，内心更轻松愉快。我整个的思想情感都起了变化。我不再怕政府了，我与工作同志无话不谈，无话不说了。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反革命集团的事毫无保留地向政府坦白交待。
这一次我体会到圣经所说爱里没有惧怕，因为我爱政府，我信任政府，我就毫无保留、毫无顾虑地交待问题。另一面，我对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产生了无比的愤恨，我认清了这批反革命分子是披着一件非常狡猾，非常巧妙的宗教外衣，如果不是经过这一次的揭发，我们就会被蒙蔽到死还以为自己是在那里事奉神。同时我对于自己因着受蒙蔽被利用所给信徒的毒害的严重性，也有了深刻的认识，我看见了我已往一切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不只得罪了政府，也得罪了人民，更是得罪了神。为了一切的罪恶，我痛哭，愤恨、懊恨，懊悔，我向神承认我的罪，我也向政府诚恳地认了我一切的罪行，这样就得到了政府的宽大处理，实在要敬拜赞美神。这一次在我交待问题的事上，使我亲身经历到神的话语的可靠。我平日对于过去的事都没有什么印象，事情一过去，我就忘记了。这一次感谢赞美神，祂借着住在我里面的，使我能将过去一件一件的事都想得起，同时在写的时候祂将事实都摆在我面前，使我也能按照实际情况写得很清楚，没有什么遗漏。还有一些事，按平常人看来是不可能记得的，因为不止是太多，而且很复杂。感谢神，我本来记不得的事能一一地想起来，作了清楚的交待。这一次我能将问题交待得清楚而且彻底，绝对不是靠我的聪明，这完全证明是神的大能，祂所做的是远超过我所能做的。就以这些日子中的控诉和大会发言等等的讲稿来说，都不是我天然的才能所能的，这是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的。从这几个月亲身的经过中，我深深地认识了圣灵是在我里面，使我能说我所不会说的，能写我所不会写的。『祂是我们的智慧』。我只有向祂俯伏，向祂敬拜。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J（左弗如）
以上的见证，显明当时在大环境极度心理压力下，一个人在心理上所可能产生的改变。从认为对的事，变成认为非的事的过程，并在这样思想斗争、逼供利诱下，以致价值转移；再加上环境上蓄意栽插的「人证物证」，肯定并加强被歪曲后的新价值观所产生的错觉与「良心」。后来左弗如姊妹得了癌症，临终时，说了一句话：「我很后悔，我给弟兄姊妹领错了路。」
（二）所有的执事七、八十人全部脱产集中去新闸路常德路口培明中学，一面交待问题，一面检举揭发，一面搞通思想，一面组织看展览会，站稳人民立场，为搞好控诉作准备。思想搞不通的，由工作同志，三自教牧人员帮助搞通。学习后写好小结，并记在档案材料上。
在执事们学习中，工作人员认为转变得好的有周静梅、乔静文（金师母）、倪规箴等，她们过去在教会中都被认为是爱主、属灵的，得到广大青年弟兄姊妹们的信任,所以她们的转变在许多信徒中起的作用很大。现在我将周静梅的一篇发言，题目是＜不要作胡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抄录于下：
「在一月二十九日的晚上，上海市公安局破获了以倪柝声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当时我以为『教难』来到了，我便准备被逮捕，并向公安同志以强硬态度替反革命辩护。
二月一日，政府工作同志带我们到培明中学去学习，听了邵洛羊同志的报告和看了『〈解放日报〉所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我心中的痛苦没有话语可以表达出来，巴不得立刻死掉才好，不愿再回到南阳路145号了。后来，政府的工作人员耐心地安慰我、领导我们学习。我对于反革命头子倪柝声的罪行是没有疑惑的，可是对于李渊如，汪佩真等是否反革命分子，仍然难信，直到在展览会上看见反革命分子的罪证，并听见了反革命分子李渊如，汪佩真，蓝志一等供词录音，方始醒悟过来。原来他们自己已承认是反革命了！那时我就非常失望，又恨又苦！就像在梦中，死不了，活不成，吃不下，睡不着。我曾求主听我一个祷告，要就叫我死去，要就把反革命的事变成一个梦。在夜间我曾数次伸手摇动床前的凳子，盼望把我从梦中摇醒，巴不得那些反革命的事都成为一个梦呀！
那时主就在我深处说话，主说：『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弗五17）。我里面受了警告，就有些清醒，就对主说：『主呀！我是糊涂了，求你赦免我，主阿！我要明白你的旨意，求你向我显明。』那时我深处就感觉到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是恨恶罪恶，显明罪恶，审判罪恶的。主的眼睛如火焰，主是威严，是可敬畏的。我对罪就更怕，也更恨恶。
政府干部领导我们经过两个月的学习，我认识已往对政府的那种看法、想法是错误的。我恨恶自己不该听信反革命分子的话，受了他们的蒙蔽，而不信政府的宗教政策，以致对政府怀疑，不敢靠拢政府，不与人民团结，过着孤单痛苦的日子。现今都清楚了政府的确是我们的政府，是爱护人民的，替人民除害的。我心中非常感激！」
以上一段话，说出当时被斗争者的痛苦心态，并心理上的转变。在这过程中，连圣经的话和所谓圣灵的感动，都能被扭曲来称义自己以及替自己辩护。
以下是倪规箴（林师母），倪柝声的姊姊的一篇发言，题目是<神开了我的眼睛>中的一段话：
「肃反的时候，我正病倒在床上，神开了我的眼睛，给我看见这是神在教会中审判人的罪恶。给我看见我以往错误的严重。我以往不认识神在这一个时代中的心意和祂要我们走的路，我没有服在神所设立的权柄之下，我把自己错误的感觉以为是神的引导，我把一些『超政治』的毒素也当作是我的信仰，所以我会落到这么严重的错误里，使神的教会受了污损。在肃反的阶段中，我里面深深地受责备，要死死不了，要活活不成，真是痛苦到极点。我恨自己太愚昧、太黑暗，以前满心是以为是为着主，是忠心，是要争取为主受苦，要作一个『殉道者』，但结果都是得罪了主，得罪了人民！我看见了我的错误，我就在主面前忧伤、痛悔，也在政府面前交待问题。感谢主，赦免我的罪；感谢政府，使我得着了宽大。」
倪规箴虽然以后被左弗如、周静梅劝说也同意加入三自，但是因受倪妻张品蕙的影响和在香港的魏光禧的影响，重新推翻弟兄姊妹控诉倪的事，否定在肃反时在心理压力下产生的错觉立场，并暗中和魏光禧联系，将钱从香港汇来由她和张品蕙买东西送去市监狱接济倪弟兄。在1963年期间被戴上反革命帽子，不久病故。
还有一位执事，在学习班中认为是转变得比较好的，就是周逸民（高师母），她是第七家的家主和执事，在弟兄姊妹中也有一定属灵的威望，她发表一篇谈话叫〈应当仰望神〉，现在摘录其中一段如下：
「在开始学习的时候，我看到这班反革命分子犯罪的事实，我是又羞惭又痛心，我痛心神的见证失去了，教会的见证失去了，我们每一个是基督身体上的一部分，怎能不蒙羞呢？我感到心痛苦，常常流泪，巴不得立刻离开世界。可是回想许多事奉明明是神的安排，许多祷告也蒙神答应，我深信我的神是活神，这样大的事临到我们，一定为神的美意。我读耶利米书书，求神给我亮光。神给我看见，因着以色列民的罪，祂降灾祸，直等到祂的子民悔改，神就医治，赦免。因此，我知道审判的是神，祂是公义圣洁的神，恨恶罪恶的神，今日的审判是祂洁净教会。我醒悟了，我看见如果我不忠实坦白，就是对不起神，于是我就一件一件的交待。因为今日不交待，将来在审判台前仍要交待。有许多事，我记忆不起来，我就每天早晨晚间不住地仰望神，求神启示使我在学习班中能记得起来。当我把一件一件事情交待之后，我心中逐渐轻松，并且感觉到有喜乐，使我从受蒙蔽的地位，站到人民的立场上，看到祖国可爱，神的公义。」
周逸民后来也作了「信徒学习委员会」会员，再后来和丈夫去香港，将肃反全部推翻。
（三）<解放日报>揭发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几天后，在南京西路铜仁路口卫生学校举办了一个倪柝声革命罪行展览会，一面展出「物证」，一面放汪佩真、李渊如等的口供录音。
肃反工作同志组织弟兄姊妹去参观、学习讨论，大家看了展览会后无不十分气愤。我也去看了展览会。会中展览了一些控诉倪反革命罪名、经济罪名和道德败坏的「证据」。这些「证据」主要根据一张小小的纸头，上面说是倪写的供认他犯罪的亲笔供词，字迹像蟹爬，一点不是倪的字迹。我当时就向上作同志反映说，这不是倪本人的字迹。工作同志回答说，这是倪生病时写的。我回答说，连生病也不是这样的字迹。我在生化药厂一段时间，对倪的字迹很熟识，一看就知道那不是倪本人写的。除此以外，展览会中摆出一些中文书籍，书面签上「倪柝声」名字。我一看也认出这不是倪的笔迹。因为倪的书我亲自整理，他都是以「倪述祖」签名，从来不以「倪柝声」签名的。至于报章上说的淫秽画册，我都没有见到；而所谓的淫秽影片，只是一张没有头的背面小底片，看不出是什么人。
（四）在这之前，组织各大专院校、医院中的青年弟兄姊妹看展览会、学习并开控诉会。
当时在上海大专院校中的青年弟兄姊妹比较多的，有交大、一医、二医、复旦等。在各大专院校控诉的青年弟兄姊妹中，比较突出的有二医的许梅骊、交大的张主怀等。在中山医院比较突出的是刘约翰医生，他是第十家的一个执事。其他在工厂里的有生化药厂的范在甲、翠华化工厂的顾吉成、以琳印刷所的陈说如。陈曾跑到长老室，坐在里面质问长老。学生们对「土改」、「白衣游行」等问题不太受影响，但对一些倪弟兄的政治问题，大家因为要站稳人民立场，就认为这些是反革命罪行，起来控诉倪弟兄。特别是执事中一位，名刘约翰，他是医生，对血吸虫有研究，听到控告倪弟兄要解放军染上血吸虫病一事十分气愤，就带头起来控诉。肃反同志就请他起来组织信徒学习委员会，请他来作主任，请许梅骊作副主任兼秘书。还有一个人张振华，之前就很积极向三自秘密汇报，这时已公开放弃信仰，他也被选加入学习委员会。
（五）开南阳路聚会处的控诉大会
2月3日晚上，在南阳路聚会处召开了一次控诉大会。通知来参加的不但有聚会处的二千多信徒。还有江、浙附近聚会的负责弟兄姊妹，还有各宗派的教牧人员、三自工作人员等约有四千人左右。南阳路聚会处坐不下，就将麦克风拉到怀恩堂去听。
我自从1月29日开始帮我父亲交待问题，就一直在家里，工作同志也不要我去参加学习班，只叫我陪我父亲去看了一次展览会。二日下午邵洛羊同志和几个积极分子刘约翰、许梅骊、张振华到我家里来，要我在2月3日晚上控诉倪柝声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因为我看见过1932年从英、美、澳三国来的弟兄会的八个外国弟兄姊妹，还从我父亲的交待中知道一些倪和史百克的关系。我同意了就写了控诉稿，经过邵洛羊审查，认为可以上台控诉。
上台控诉的共有十个人：刘约翰、许梅骊、张主怀、左弗如、郭孩真、乔静文、范在甲（生化工人）、陈说如、张振华和我。我是压台戏，是最后的一个发言人。郭孩真控诉倪在鼓岭山上曾说过要「用福音消灭革命」。我控诉的内容有倪和弟兄会的关系、和史百克的关系、盗窃国家资财并用圣经的话贿赂我的良心，将账册存在仓库里抗拒交待等。那时我为着「站稳人民立场」起来控诉，但以后我里面很不平安。但那时因政治思想「进步」了，所以也起来控诉。
邵洛羊同志认为我控诉得很好，使一些弟兄姊妹思想转变，所以吸收我做了信徒学习委员会的委员，成为办公室主任。（天路客注：张锡康在1956年2月29日出版的《天风》杂志第500期第4页上发表《我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文章。）
在1981年，我在全浙江众教会在平阳召开的一次大会中，公开承认我控诉倪弟兄的罪、是受了撒但的迷惑，这里有撒但的诡计。
（六）将青年弟兄姊妹中执事、同工中那些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信徒学习委员会」领导信徒学习政治。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信徒学习委员会的任务是，在肃反学习告一段落后领导信徒有经常性的爱国主义学习。学委会有二十几个委员，主任委员是刘约翰，秘书是许梅骊，委员有左弗如、乔静文、张振华、张主怀、范在甲、周逸民、王彰和我等人，学委会下面有一个办公室，我担任办公室主任，参加办公室工作的有许梅骊、张主怀、左弗如。学委会从五月份开始出版一种刊物，名〈上海基督徒聚会处通讯〉（简称〈通讯〉）。〈通讯〉的内容有政治方面的报导、聚会处信徒政治学习晴况、上海教会新生的情况、讲台信息、见证和交通、各地通讯和问题解答。所以一面是政治方面的，一面是属灵方面的，两面都要顾到，因为经过肃反后有部分弟兄姊妹的心灵受伤未愈，也有些弟兄姊妹虽然思想转变过来了，但是心灵甚空虚，以为失去了属灵前途而灰心，也有些弟兄姊妹，感到受控告而软弱，思想转不过来，心灵非常的苦闷、难过、糊涂，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而感觉无路可走。他们怀疑政府迫害信仰，也怀疑弟兄姊妹的转变是信仰变节。所以〈通讯〉的出版是为满足弟兄姊妹这些方面的需要，张主怀特别有负担，写了几篇信息，如〈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主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持守我们所承认的道〉他也请我父亲并一些外地同工如黄得恩等写一点稿。〈通讯〉共出了八期。从5月24日第一期到1957年12月29日第八期止。
学委会领导信徒们的学习。当时政治学习是分家学习的，每星期一次。学委会将各分家政治学习的记录汇总，做出总结报告后要向区宗教科蔡一民科长汇报的。这也是我的一部份工作。教会每月给我五十元工资，因为我被释放后没有工作，暂在朱臣办的螺丝厂里作流动会计，也没有固定工资，生化也不能再回去。邵洛羊同志也认为我过去主要是因倪受辜，是他推荐我做学委会办公室主任的，工资数字也是他定的。
四、公开审理倪柝声反革命案件的经过和聚会处信徒的反应
1956年6月21日下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倪柝声反革命案件。到法庭去旁听的共约百余人。我们聚会处弟兄姊妹参加旁听的共有十二位：唐守临、刘约翰、任钟祥、左弗如、许梅骊、张主怀、范在甲、张仲贤、陈梅珍、刘慧芬、张振华和我，审理经过登在〈通讯〉第三期。
法院宣判后，接着有新生的三位长老根据法院宣判书，宣布革除倪柝声，并废除两位女同工的职分和停止她们的擘饼。这经过也登在〈通讯〉第三期。
五、肃反学习中所产生的问题——如何一面顾到政治，一面顾到属灵
2月3日晚开了控诉大会后，2月4日（星期六）邵洛羊、刘约翰、许梅骊又来找我，要我在2月5日（星期日）上午上讲台讲道。邵洛羊说过去站讲台的张愚之、蓝志一、俞成华都成为反革命分子了，还存的同工像唐守临、周行义都在隔离审查交待问题，主日上午讲台没有人讲，他们大家都认为我站讲台讲道最合适。我百般推辞，我说主日上午的讲台我从来没有站过，是同工们站的，我又不是同工，所以我不能上讲台讲。第二，我被释放才三个多月，别人对我有看法。第三，我不会讲道，没有这个恩赐，不管我怎么说，他们坚持一定要我上讲台，并说如果主日上午讲台停止了，别人就认为政府是来捣我们的信仰，将主日上午的讲台也捣掉了。刘约翰和许梅骊叫我好好去祷告，然后给他们一个回答。这天晚上，我感觉负担很重，我到神面前去祷告：「神阿！今天好像羊没有了牧人。你是我们的牧人，你出来喂养。」忽然，主对彼得说过的话又对我说：「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我在神面前放声大哭，我说：「主阿！你知道我是拙口笨舌的，特别是肃反才几天，我讲什么道呢？我已站起来控诉弟兄，我良心也责备我。我纯粹讲属灵的，那些『进步』的弟兄姊妹会认为我在散布毒素，我结合政治讲，有的弟兄姊妹又会认为我改变了信仰，得不到生命的供应和喂养。」主对我说：「你不要怕，明天上台去讲，讲罗马书十三章二节『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天晚上，我清楚我是蒙召作主的工，我要喂养主的小羊，我要喂养主的羊，牧养主的羊。主要求我的，是先要爱祂。第二天一早，我见到刘约翰、许梅骊就对他们说，我今天上台讲道，他们都很高兴。到了九点钟，我上台先做一个祷告，我一开口祷告，痛晦在神面前，弟兄姊妹都一同哭了。我的灵出来了。然后我读罗马书十三章二节：「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我作见证，说我如何在生化厂五反运动时抗拒交待问题，所以我自取刑罚，但是主还是与我同在。我在里面向政府交待我的问题和罪行后，我里面有喜乐，有平安。我在看守所二年多，人一天天胖起来，衣服都穿不着了，甚至看守都稀奇以为我是肿，不是胖，后来按一下我的脸，才知道是胖，不是肿。看守从来没有看见关在里面有关胖了的。当我被释放回家，我父亲一看见我就说「一点没有火燎的味儿，不像是从监牢里出来，是像从疗养院出来的。」荣耀归给主，我虽不好得罪神，得罪人民，但是神满有怜悯，我也得到政府的宽大。这一篇的见证，我事先准备好的，只有一天的工夫，准备也来不及。我单单靠神、仰望神，我到了尽头，神才肯起头。那一天坐在下面听的，除弟兄姊妹外，还有肃反工作人员、三自的人员在旁听，稀奇大家都认为我讲得很好。肃反工作同志认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是抗拒掌权的，所以他们是自取刑罚。我用的一节圣经节用得很好。弟兄姊妹则认为，即使被逮捕关在监里，有神的同在，坦白了可得到政府的宽大，又得到神的恩典和怜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弟兄姊妹都围着我，说这是神赐给我的一篇信息。我讲过后，里面满了膏油的涂抹，知道这是主在讲，不是我在讲。第二次，弟兄姊妹又要我上台讲，这一次不像第一次了，我认为有点经验了，我拣了一个题目是〈要敬畏神，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没有好好祷告神和倚靠神，凭字句来解释，所以越讲越走气，越讲越冷。我讲彼得前书四章十五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忠、好管闲事而受苦。」好管闲事有的翻译本翻成是反革命。我把圣经和政治结合起来讲。所以弟兄姊妹说听了得不到圣灵的供应。我也怕再上讲台了。我待唐守临、周行义问题交待清楚后，将主日讲台的责任推给他们去挑了。这是我凭自己的聪明，没有好好地倚靠神的又一次失败的经历。
以下我要详细解释肃反时，在大环境压力下所达成的解释和在当时处境下我们认为所可能接受的说法与对真理的解读，虽然不一定对，但可反映出当时主观的立场。
肃反学习中所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肃清倪柝声反革命团的毒素。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毒素？如何分清，这是一个问题，这实在是很难的。因为肃反学习是在政府领导下展开的。肃反工作人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所以所有的观念都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凡是危害人民利益的、祖国利益的都是被定罪的。这种有害于人民的利益和祖国的利益的思想都被认为是毒素。福音书房出版的属灵书籍，其中含有消极、悲观、不利于团结、不利于爱国、不利于祖国建设的，都被认为是毒素。如有这种思想是从西国传教士散布过来的，就称是帝国主义毒素。如有这种思想是从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散布出来的，就称是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毒素。
在肃反开始的时候，肃反工作同志叫所有的执事将家存的福音书房的书都缴上去，包括个人听道笔记等。福音书房停止营业，成立一个肃清毒素小组，成员有唐守临、周行义、左弗如、许梅骊、张主怀和我。因为福音书房的经理过去是唐守临，总编辑李渊如已成为反革命分子，但是唐守临过去也是编辑之一，所以肃清毒素小组由他负主要的责任。他进行修改后放到小组来讨论。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往往大家争议不下，有的将有些圣经也常作毒素，但是大家对圣经中的字句不敢碰一下，因为这是真理。只对有此属灵书报中，解经方面，认为会使弟兄姊妹消极、悲观的都加以修改掉，连过去唱的诗歌中有一些字句也修改掉。如「世界」都改「世俗」，「不要爱世界」改为「不要爱世俗」。这样修改，大家里面都不通。唐守临花了许多时间将老诗歌中一些字句修改了，后来将初校寄往各地聚会处，征求他们的意见，但是外地教会纷纷写信来反对这样的修改。所以最后决定仍保留原样，新出的诗歌琴谱中将倪弟兄作的十首诗歌拿掉了。在福音书房库存书中凡是倪弟兄在鼓岭山上的讲稿和编成的书都封存起来，如《神话语的职事》、《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圣洁没有瑕疵》等。福音书房经过清理，于年底恢复营业，同时公安局老刘同志也叫我将执事、同工们上缴的福音书房书籍发还给大家。福音书房恢复营业后，我就兼做会计的工作。我并建议将倪在福州被抄到公安局去的二千余本外文属灵书籍全部运来上海福音书房，还有倪从内地会买来的一千余本外文属灵书籍都集中到福音书房，由我编号、分类、整理和保管。我认为这是教会的遗产，要保存好。
关于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圣经真理？什么是毒素？各有各的看法，大家的意见也不能统一起来。第一是关于「不要爱世界」的问题。有人说，过去反革命分子叫我们不要爱世界是影射叫我们不要爱祖国、爱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毒素。但也有人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地上寄居的。主说：「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十五19）。主又说：「我已将你（父神）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约十七14-15）。这些话怎么解释？这里的「世界」是超现实的，还是实际所居住之地？也有人说，不要爱世界是指不要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说的（约壹二15-16），这些当然我们不能爱。但也有人说，不完全是这样。世界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指物质的世界，一个是指道义上的世界；这个问题各有各的看法。对于许梅骊姊妹的控诉，认为过去受了反革命分子的毒害，叫她不要爱世界，以致她也不进第一百货公司，连走过百货公司的玻璃柜窗也不敢看，怕动心，又不敢看中苏友好大厦顶尖上的红星。大家以为她是太偏了，别人都没有这样。以后，许梅骊姊妹在上海市基督教青年大会中发言时也承认说：「肃反以后，我曾经有过一些苦闷，已往的生活是有过偏的地方，只拘谨在一些生活小节上，而没有看到神更大的心意，但今后的生活该怎样呢？今后在神面前还要持手什么？是否还需要严紧的生活？在一段的摸索中，以及和弟兄姊妹的交通中，神给我们看见，今天神命定我们这些属于祂的人所走的路，是更严紧的路，需要更多的恩典、更深的舍己。」
第二个是关于「不要用头脑、不要用思想」的问题。神为我们造一个头脑，就是要我们去用的，思想是头脑的产物。圣经中有许多地方叫我们思想。诗篇第一篇二节说：「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时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提后二7）。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但这个思想是要用更新过的头脑的。神不需要我们用天然的头脑来想神的事，人的心意如果没有更新，在神前是没有用的。要明白神的旨意，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十二2）。如果单纯讲「不要用头脑、不要用思想」乃是错的。
第三个是关于「不要追求知识」的问题。知识和智能是连在一起的。箴言一章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知识和智能有两种，一种是世上的智慧，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林前二6），这智慧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雅三15）。另一种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雅三17）、属灵的智慧（西一9）。这世界的智慧从神看是愚拙的（林前三19）。神不是不要我们有知识，圣灵也赐人有知识的言语（林前十二8）。但我们知道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林前八1）。知识是叫我们不靠神，向神独立，我们为什么说要吃生命树的果子而不要吃知识树的果子呢？因为一条是生命的线，一条是死亡的线。神要我们有通过祂的知识、智慧，因为一切智能知识都在祂里面藏着（西二3）。高师母（周逸民）在一次发言上说：「神不是不要我们有知识。神的话明明说：『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腓一9-10）。『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何四6）。我们专门追求生命而忽略知识，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知识在追求生命上是必需的。」所以单纯说，「不要追求知识」是错的。
第四个是关于「不要分辨是非」的问题。我们作基督徒一切的是非是在乎神。如果我们在神以外来分辨是非，来摸是非，一定碰着死亡。这就是分别善恶树的原则。人们评定境遇总依据是非、对错，这是善恶知识树的果子。耶稣评定境遇从来不落在是非里，总是把人带到神自己里面。但是小心，不要单纯说，「不要分辨是非」，因为腓立比书一章十节是说：「使你们能分辨是非」，不过这个「分辨是非」是要我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和见识上加多的时候，这就是有属灵的分辨力，而不是属世的经验之谈。
第五个是关于「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问题。什么是轭？轭是牛嘴上架着的一副架子。在犹太地，以色列人耕地是用两只牛一同耕的，一只是有经验的老牛，一只是没有经验的小牛。有一副木头做的架子，缚在两只牛身上，小牛一定要跟着老牛走，小牛不能乱走，凭自己的意思走。这叫做小牛和老牛同负一轭，一同耕一块田，小牛要工作，就是耕地，要学老牛走，光是用口教训没用，要放一个轭在小牛身上，同时也架在老牛之上。所以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十一29-30）。
「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是从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来的。「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有什么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作你们的父，你们要作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林前六14-18）。这段话着重的是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神是主持我们这个殿的；而不信的人是拜偶像的，不拜耶和华神的，不管这个偶像是物或是人，只要是神之外，所有崇拜都是偶像，所以，这是指在信仰的问题上、在事奉的问题上，我们和不信的不能同负轭一轭。一只驴不能和一只骡同负一轭，因为两只原不相配。在信仰的问头上，在属灵的事上，我们要负主的轭，我们和主同负一轭。神为什么不许以色列人娶外邦人的女子呢？因为娶外邦人的女子就慢慢跟着她去拜偶像，所罗门堕落就是娶了许多外邦人的女子，结果去拜偶像，这是神所恨恶、所禁止的。
我们今天不但是神的子民，也是地上的国民.。我们有天上的国，神的国，我们也有地上的国，祖国。一面我们要听神的话，顺服神，一面我们作为一个祖国的公民，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在政治方面、在反帝爱国方面，我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和其他不信主的人民在反帝爱国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里是不存在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问题。如果单纯利用这一节圣经阻止信徒参加反帝爱国的活动，是错误的。
第六个是关于「权柄」的问题。一个国有一个主，有主就有权柄，所以称为「主权」。神的国是神作主，神有权柄，我们在神的国里当顺服神的权柄。在教会正常的情形下，是圣灵在教会中作主，有主灵的标柄，我们是顺服基督的权柄。在教会中也有代表的权柄，乃是神借着顺服祂的仆人所赐给他的能力，如摩西执行神赐给他的权柄，他在以色列百姓中是代表神的权柄。但是神的仆人不能滥用神的权柄，凭自己的意思，不听神的命令，而发号施令，叫百姓顺服他，这是得罪神的，神要出来，表白祂自己。民数记二十章所记载摩西用杖击打磐石，是对我们的一次教训。杖在圣经中预表权柄。「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民二十2-6）。他俩碰到难处就回到神面前去祷告神，这是对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盘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民二十7-9）。杖是预表权柄，这权柄是在神那里的，要使用神的权柄，就要到神面前去取。摩西自己没有权柄，这权柄是神的，摩西用神的权柄为自己出气，这就错了。第十至十一节说：「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摩西没有听神的命令吩咐盘石，流出活水来，而是向以色列人发脾气，用杖击打磐石两下，流出活水来。这是摩西利用神的权柄，为自己出气，所以神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民二十12）。所以如要在教会中做神代表的权柄，就要绝对听神的命令，不能丝毫用自己的职权、在教会中的地位，来乱用神的权柄，否则神要出来审判，表白自己。使徒彼得劝教会中作长老的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前五2、3）。
使徒彼得又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前五5）。在教会中年幼的是要顺服年长的。这个顺服是要在主里的。年长的所说的话如果是在主里的，我们就当顺服。以弗所书六章一节：「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听从父母也要在主里。如果有不信主的父母叫你去吃祭过偶像之物，你听不听呢？当然不能听，因为这不是在主里。
有人说，罗马书十三章一节提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是不是也要在主里呢？我说，也是要在主里。在上有权柄的，这个权柄是神给他的。掌权的是神所命的，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是人大呢，是主人大呢？是有权柄的大呢，是赐权柄的大呢？神的权柄是统管万有，没有神的权柄，就没有人的权柄。我们不能服人的权柄，而推翻神的权柄。我们不能只听人的话，而不听神的话。神的权柄是第一的，人的权柄是第二的。人的权柄和神的权柄有冲突时，我们当服神的权柄。使徒彼得当大祭司禁止他奉耶稣的名讲道时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五29）。他毫无惧怕，他应当先服神的权柄。
因着许多弟兄姊妹对真理不清楚，将真理当作毒素。圣经的真理是有两面的，有主观的一面，也有客观的一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人看）。任何的一面都不可以片面的强调或拉长。主的工人要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不能用人意来随便解说。神的话是我们的粮食，有忠心有见识的主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的，就当按时分粮给他们。所以，若不按正意分解神的话、不按时分赐神的话给神的儿女都是错误的。神的话不能随私意解说，更不能强解（彼后一20，三16），否则就会变成毒素，变成异端。
以上的几点解释，是在当时环境下主观的感觉和看法。
肃反工作同志，因为不信有神，也不读圣经，他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所以他们虽然不敢批判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的信仰，但是对有一些说法，他们认为是毒素。有一次，邵洛羊队长看见奉献箱上面写着「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林后八15），认为这是毒素。他说多收是有余，少收当然有缺；奉献箱上面写的这一句话是不通的。我们对他说这是圣经中的话，这是讲到弟兄姊妹的奉献，弟兄姊妹将多余的钱奉献出去，他多收也没有余。那些缺乏的弟兄姊妹，虽然收入少，但是主借着弟兄姊妹奉献，使他没有缺少。这就是圣经所说：「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又有一次青年弟兄姊妹在学习讨论中说：「我们现在在工作岗位上都很积极，很多人被评为先进的，这是主加给我们的力量。」邵洛羊队长听见了说：「不对，你们头脑里的毒素还没有肃清。你们工作积极的动力是什么呢？应当说是通过学习，思想觉悟提高了，所以工作积极了。」我们说这是我们的信仰，他说这是我们的毒素。大家争论不休，后来他说：「真理和毒素很难分开，如媒灰撒在面粉里，分不开了。」我们对他说：「你人很好，和蔼可亲，也很正直，可惜不信神。」他对我们也只会苦笑。
六、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信徒学习委员会所起的作用
我们学委会办公室几个负责的弟兄姊妹：左弗如、许梅骊、张主怀和我，看到在弟兄姊妹们中通过肃反学习出现一些极端分化的现象，心中很是着急。一面我们看到政治落后不行，一面我们看到政治太积极也不行。许多受伤的弟兄姊妹需要属灵上的医治、生命上的供应和探望。主耶和华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结三十四16）。但在政治方面落后，怀疑政府的肃反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我们也加以帮助、开导。
感谢神！神还留下祂忠心的儿女，一面在政治上积极，得到弟兄姊妹信任，能以在政治上领导弟兄姊妹学习，另一面他们向着主的心没有变，能忠心守住主的道，在属灵方面也得到弟兄姊妹们的信任。但是当时，大家在属灵的亮光上是不够的。大家只在表面上、环境上看问题，没有从神永远计划这一面看问题。所以有的决断也难免有错误。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大家对什么是教会这问题认识不够，以为教会有属天的一面，也有属地的一面，而属地的一面是一个组织、团体，所以就给弟兄姊妹带错了路。
七、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肃反以后的情况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肃反运动是在1956年1月29日开始的。信徒们肃反学习是从2月1日开始，经过二个月的学习到三月底肃反学习结束。肃反以后聚会的情形是这样：主日上午的讲道聚会、主日下午和晚上的分家擘饼聚会、星期二晚上的分家祷告聚会和星期六晚上的交通聚会仍旧照常。聚会的人数在肃反开始的几个礼拜最少时只有三百人左右（在肃反前约有九百人左右），这是指主日上午来参加讲道聚会说的。1954、1955年来参加聚会的人数约有一千余人。约过了半年，来聚会的人数同升到七百人左右。
自从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于1956年2月份进行肃反以后，就产生两极分化。一个极端是只顾到属灵方面，不顾到政治方面，一个极端是只顾到政治方面，不顾到属灵方面。我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看。第一个就是施子鹰弟兄。他是闸北区某中学的体育老师，还是单身，但是很爱主。他在肃反学习时，思想搞不通，认为过去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都被抓进去了，福音书房也停止售书了，聚会处经过肃反，许多人都不来聚会了，他就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说肃反是来搞我们的信仰。因此，公安局同志就召开大会，对他加以批斗，但他还是坚持他的看法，结果就被逮捕送到劳改场去劳改了。第二个就是张振华姊妹。她在肃反前就很积极，背后跟三自和公安局秘密有接触，提供情报。肃反时，积极起来控诉，也做了学委会委员。但是她通过学习后，认为没有神的存在，倪等都是利用「神权」骗取钱财、奸淫妇女和搞特务活动的。我们大家都是受骗上当。所以她公开表示放弃信仰。这两个是典型的例子。另外带头控诉的许梅骊，后来和不信的人结了婚，之后离婚再嫁又再离婚，有二十四年之久放弃信仰，过着痛苦生活。像施子鹰弟兄这样的人还大有人在，但是没有像施子鹰这样极端的、公开的，而是隐藏的。有些弟兄姊妹就偷偷的结成一集团，在家里聚会。像张振华这样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就积极进行政治学习，在单位里被评为先进，评为劳模后，慢慢的连祷告、读经都没有了。
为要使弟兄姊妹不误会政府的肃反政策和宗教政策，学委会请邵洛羊队长召集大家开了一次大会。邵洛羊说：「我们共产党要天天读马列主义，你们基督徒也是这样要天天读圣经。我是来肃清教会中的坏人，并不干涉你们的信仰。」以后当上海基督教青年大会在南阳路召开时，我们请了刘述周副市长来讲话，也解决了许多青年弟兄姊妹思想上的顾虑和苦闷。
有许多做执事的弟兄姊妹反映，他们在单位里都受到歧视和打击。有的不增加工资，有的不与升级、不与提拔，被认为在聚会处做一个执事就是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将聚会处和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混为一谈，参加聚会处就是参加反动组织。为这事我们向宗教事务部门反映情况，以后也得到改正。
还有于9月间学委会召开了一次扩大座谈会，出席的有同工、长老、执事、学委、学习小组长、部分信徒，以及各区宗教科的工作同志共一百六十余人，座谈关于政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肃反政策，这次政府宽大处理了与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有关的九个人。有四个人在会上发言，使大家能进一步认识肃反政策与宗教政策。
所以经过做了一系列的工作，解除了弟兄姊妹在思想上的顾虑，又加上予弟兄姊妹属灵上的帮助，来参加擘饼聚会的人数也多起来了。到九月份为止来参加擘饼的约有五百人左右。分家也恢复到十几个家。聚会的情形也日益好转，有不少受伤、灰心、冷淡的弟兄姊妹已经逐渐恢复过来。
为着要加强主日的讲台，约于五月份开始，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就继续请了外地的同工来上海住一段时间，帮助弟兄姊妹属灵方面的供应。如北京阎迦勒、福州陈恪三、南昌黄得恩、广州余道胜、武汉侯颂三和李更新、青岛张天人等。有许多灰心的弟兄姊妹得着了鼓舞，有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得着了扶持，不少弟兄姊妹得着了供应，属灵的情形有了转机。
北京阎迦勒弟兄是于五月下旬来沪出席全国三自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的，他是最早加入三自的。他住在上海很长一段时间。那时他的属灵情形还好，还没有完全落到政治里去。6月2日在交通聚会中，他讲了一篇话，题目是<神恩典带领我的经过>，登载在〈通讯〉第二期里。
肃反以后，弟兄姊妹们心灵中极为软弱，的确是感到失望、灰心、伤痛、黑暗，但是神还有怜悯，祂撕裂我们，也必医治，祂打伤我们，也必缠裹。经过弟兄姊妹的探望和外地同工们在话语上的供应，许多弟兄姊妹慢慢地都恢复过来了。肃反以后的一年中，记得有两次教会性的聚会特别好，一次是1956年11月16日的交通聚会，一次是1957年2月1日到5日，有五天的青年弟兄姊妹交通聚会。这两次聚会都有记录。1956年11月16日交通聚会，交通的中心题目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1957年2月1日至5日，有五天的青年弟兄姊妹交通聚会，题目是〈祂必医治，祂必缠裹〉。〈通讯〉第六期万绍祖弟兄报导说：「今年春节，在上海的一些青年弟兄姊妹，因为有过许多时候不曾有过青年聚会，大家一同祷告祈求，觉得可以趁春节的假期，大家聚集，有些交通。加上有许多外埠的青年弟兄姊妹趁着寒假来到上海，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决定2月1日到3日共有三天的聚会。后来因人越来越多，也越过越看见圣灵的同在，便再延长了两天到5日才结束。这五天的聚会中，有许多青年人不约而同的从华北，从西北，从东北，从闽、广、苏、浙等地来到上海，加上上海的青年弟兄姊妹，共约二百人……弟兄姊妹大家碰在一起，首先是述说去年一年来神在各地、在各人身上所施的恩典。去年各人都经历了一次神厉害的管教。在这过程中，许多人心灵中极为软弱。说起来，大家的光景都差不多，孤单、失望、灰心、黑暗、伤痛，有的人甚至不敢承认主的名字。大家一面述说各人的遭遇，一面唱诗第260首…。」
除了以上两次交通外，1956年底，有十一位各地同工聚集为次年上海开的全国同工大会开筹备会（详情见下文）。同工聚会筹备会结束后，从12月26日起，到1957年1月2日止，在上海的教会有造就聚会，请外地的同工们讲道。这次造就聚会的中心题目是「关于新约的事奉和我们的见证」。
从1956年12月起，上海教会对福音有负担，准备传福音。对这次福音，任钟祥在〈通讯〉第六期报导说：「从12月起，我们一直为着传福音的工作祷告。有些对传福音感到有负担的弟兄姊妹们，每个星期聚集好几次，专一为传福音祷告。教会的祷告聚会也多次以传福音为中心题目。感谢神听了教会的祷告，赐下福音的爱火，在众弟兄姊妹中间燃烧起来。在一次主日讲道的聚会中，圣灵作工，许多弟兄姊妹都为了在福音上的亏欠而流泪不止。
新春到了，从农历正月初一到初三，我们每天下午都有传福音聚会。初四是主日，我们在上午仍继续传福音。这是肃反以后第一次传福音……初一那天，连弟兄姊妹在内，共有九百多人参加传福音聚会（另外举行儿童聚会，也到了一百四十多儿童）。初二、初三是雨天，聚会人数较少。可是初四天晴了，人数又多起来。这一次传福音，我们自己的情形都很软弱，一同上讲台去的九位弟兄大都是青年，并不是大有恩赐的传福音者……四天传福音，合计有二百一十三位朋友受感动签了名……每天传福音结束后，青年弟兄姊妹们就在聚会处参加爱筵……参加爱筵的人越来越多，初四中午有一百多人参加……爱筵以后，青年弟兄姊妹们齐在一起歌唱心爱的诗，接着就举行青年弟兄姊妹聚会。初一晚上是由部分青年弟兄姊妹专一为青年聚会祷告。初二、初三晚上和初四下午都有青年弟兄姊妹的交通聚会。这几天的青年聚会都没有请什么弟兄讲道，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安排，只是同心仰望圣灵来运行带颌。结果每次聚会都满有主的同在，弟兄姊妹们一个接一个的起来把真实的感觉交通出来，或者把诗歌提出来唱，新鲜活泼，大家得着慰勉和供应。当弟兄姊妹们谈到在已往一年中所蒙主的恩典时，许多弟兄姊妹都因着主爱的丰厚而流下感激的眼泪……因着主明显的同在，聚会的人数逐日增加，有些中年以上的弟兄姊妹也渴慕地来参加这个聚会，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二百人以上。初四下午，聚会一直继续了四个多小时，简直没有办法停止下来。结果，在初五、初六晚上，又举行了两次聚会，才告结束。」
这段日子中，不少弟兄姊妹显山爱国的表现。自从肃反以后，弟兄姊妹的爱国觉悟显然提高，在工作岗位上或里弄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的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优胜生产者、优胜工作者、优秀教师、优秀学生、三好学生、五好积极分子等。受到奖励表扬的弟兄姊妹到1957年1月21日为止已有一百零九位。1月21日这一天，即肃反以后近一年，聚会处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请这些积极分子来座谈。到会的人一桌一桌地围坐着，弟兄姊妹一面谈，一面吃一点简单的茶点，会场充满了轻松、愉快的情绪。其他如募捐寒衣、救济灾民等，捐献了一千四百余件各种的衣服，还有支持鲍惠尔的捐款运动，积极认购国家公债等都是爱国的表现。
关于我们过去聚会的南阳路145号的大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把它当作教会。在搞控诉运动的时候，三自曾要我们在大会所讲台正中间挂一面国旗，大家里面不通，后来，三自认为我们不爱国，所以长老们决定在边上挂一面小的国旗，在诗歌首页也加上一首国歌。许多弟兄姊妹大不以为然。肃反以后，弟兄姊妹来擘饼的只有三、四百人，主日各分家在擘饼聚会后的奉献也少得可怜，这也影响了教会的开支。在那个时候，有不少单位经常来联系，要在平日借我们会所开会，愿出一点保养费。长老们开会决定，半天收四十元。但又有的弟兄姊妹认为教会是圣洁的，不能借给不信的人去开大会。我们也定了几点借用会场的章则。当时，我们只认识我们的聚会所不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但我们还没有认识教会也不是一个宗教组织或宗教团体。
在这里我要提一提关于肃反以后文字出版的工作。
福音书房的文字出版工作，不是属于上海地方教会的，福音书房是同工们的工作。1928年福音书房从福建罗星塔迁来上海哈同路（即现在的铜仁路）文德里18号后，一直是倪弟兄和张耆年姊妹、李渊如姊妹负责的。李渊如担任总编辑，张耆年负责财务工作，还请了何越樵弟兄担任售货员，周锦堂弟兄担任杂务工。福音书房所出版的书，大部分都是倪的讲台。在福建罗星塔的时候，福音书房就出版了老〈复兴报〉、老〈基督徒报〉，迁到上海来以后，改出了新<复兴报>。1934年李常受弟兄来上海担任新<基督徒报>编辑的工作。在三十年代倪弟兄主日讲台由周行义弟兄记录，出版了四本《讲经记录》，其他有许多单行本也大都是倪弟兄的讲台。关于周行义，早期想作倪弟兄的同工，但倪弟兄一早看出周行义没有讲道的恩赐，就交给他一本书，叫他自己去看。周行义想，「你只让我看看书，这样就能栽培我做同工吗？」所以他自己去学做速记、做记录。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是话语职事的材料。倪弟兄就叫他做记录，后来他的记录做得很好。以后一直到鼓岭山，两期都是他做记录。因为那时没有录音机像现在那么方便。所以，当时周行义弟兄是在文字工作上被神使用。关于诗歌方面，最早只有七十首小本的，没有「小群」两字。到1930年出版了一百八十几首的一本诗歌，取名为《小群诗歌》。1932年因前上海基督教大会出版的〈通问报〉记者赵希明来采访关于弟兄会闭关派八个弟兄姊妹来我们中间聚会事，称我们为「小群」派，「小群诗歌」改称为「诗歌」，不用「小群」两字，以免误会。
在上海抗战时期，1942年倪弟兄自动引退去重庆以后，上海福音书房出版了几本由俞成华翻译的奥秘派的属灵书籍，如劳伦斯的《与神同在》、盖恩夫人的传记《馨香的没药》、盖恩夫人的著作《简易祈祷法》、盖恩夫人的信《盖恩夫人属灵经历》和一本《圣徒金言》等。
胜利以后到解放前夕，李弟兄在上海时出版了四本刊物：〈执事〉、〈见证〉、〈道路〉、〈福音〉。
解放以后，福音书房扩充了。1949年新会所落成，福音书房门市部迁到南阳路145号去了。老的文德里聚会所楼下改为福音书房编辑部。总编辑还是李渊如，倪弟兄请唐守临担任经理，福音书房领了出版局的执照。在那时的文字工作，第一是增订诗歌，改为一千余首的，请周康耀和鲍贤玲两位负责诗歌琴谱的事，唐也负责一部分诗歌增选的工作。一千余首无谱的出版后，弟兄们又认为太多，就从一千余首改选三百八十几首称为「选本」。但只出版了简谱本，诗歌琴谱还没有出版。第二，将福州鼓岭山上两次「执事之家」倪弟兄的讲稿整理出版，计有《神话语的职事》、《主工人的性格》、《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和《初信造就五十题》。同时将老的《讲经记录》中短篇信息改编为《十二篮》，在肃反前共出了七期。唐守临又编了三册《圣经提要》，是根据一本外文圣经提要改编的，还没有编完。第三，编希腊文中文杨氏汇编的工作由周行义弟兄负责。因为工作量大，需要人手，所以福音书房在人事方面大大扩充了。为编辑希、中杨氏汇编工作，请了一些交大的弟兄来帮忙，如徐大佑、朱儒楷等，还有从神学院转过来的李铭约弟兄。在校对工作方面，请了一些姊妹来帮助，如纪钟毓、萧自若、简明、陆维华等。福音书房职工多起来，也成立了工会，加入工会组织。那时福音书房请蓝志一担任会计工作。
1956年肃反以后，福音书房停业清理。另成立一个肃清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思想毒素小组，由唐守临负责，经过八个多月的清理工作，于1956年12月1日经过肃反工作队邵洛羊的审查，同意复业，封存所有倪在福州鼓岭山所讲的出版的书籍，出版诗歌选本五线谱本，并取消了倪著的十首诗歌。唐想把诗歌中的「世界」二字改作「世俗」，征求全国各地同工意见，大家都不同意，所以还是照旧。《十二篮》出版了两期，第八期、第九期；《圣经提要》出版了第四卷。我因学习委员会解散了，所以也被安排到福音书房去上班，代替蓝志一作会计工作。那时我也在教会里作会计。教会付我五十块，福音书房付我六十六块。福音书房还加了其他人进去服事，如周行义、萧自若、陆维华等。这样复业了一年半，到1958年下半年，聚会处并到怀恩堂去以后，福音书房也相继关门，所有书籍，连同未出版的两箱原稿、几千本外文属灵书籍一并移交给了三自。唐守临去三自工作，编译一些有关基督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这一类书。我担任学委会办公室的工作到11月底，那时学委会也结束了，许梅骊被分配到新华医院工作，张主怀也分配工作了，我到福音书房去做会计了。
八、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肃反以后，加入「三自」的经过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肃反运动是政府领导的，具体来南阳路聚会处进行肃反的，除公安人员以外，还有肃反工作队。队长是生化五反检查队队长邵洛羊，后来做了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处长。邵洛羊从肃反开始就具体领导许多事情，如学委会的组成和人选的问题，指定我担任学委会办公室主任。以后，邵洛羊建议学委会请三自副主席谢永钦牧师来做报告；指定左、刘、乔、许四人去北京开会，和回沪传达事项，又指示学委会召开动员加入三自小会和大会等。以后关于新长老的产生也是他作顾问的，那时他极力要说服学委会建议让我做长老，但是大家认为我被判刑三年在教外没有好名声，不符合长老的条件，他也无能为力。
现在我将聚会处加入三自的经过详细分述于下：
1．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经过一个多月的肃反学习，信徒学习委员会在三月初召集了长老、同工、执事和各区、各单位（工厂、医院、学校）觉悟较快，表现积极的弟兄姊妹一百余人，请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谢永钦牧师来报告三自爱国运动的意义、性质、成就和他对三自爱国运动的体会。谢老牧师详细说明中国基督徒必须参加三自爱国运动，以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毒害。几年来，三自爱国运动已使中国基督教割断了帝国主义的关系，开始肃清帝国主义的毒素；通过学习，已经提高了教牧人员和信徒的爱国主义觉悟，增进了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及基督徒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团结。
在那次会上，上海市宗教事务局邵洛羊同志也讲了话。他说：「一个多月来聚会处信徒与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展开了斗争，实际上始已经投入了三自爱国运动。」会后，学委会就请到会的一些积极分子分别到各区和各单位去向弟兄姊妹传达，并进行小组讨论，使众弟兄姊妹们对三自爱国运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2．3月中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邵洛羊同志指定左弗如、刘约翰、乔静文、许梅骊四人去北京开会，以及回沪传达事项。刘约翰、乔静文、许梅骊等四位弟兄姊妹参加了这次大会后，深深地体会到三自爱国运动是正义的、正确的、必要的，它指引大家走上爱国、爱教、爱神、爱人的光明通路。回来以后，他们先向长老、同工、执事进行传达，后又召开信徒大会进行比较详细的传达。在这次传达大会上左弗如姊妹驳斥过去反革命分子所散布的反三自论点，并说明参加三自爱国运动与我们所持守的真道并没有冲突。她着重地说，爱主、持守真道是不能改变、不能打折扣的，人民政府和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同工同道都赞成我们这样的态度，没有一点意思要干涉我们的信仰。我们为了爱神，就必须爱人，必须反帝爱国，积极投入三自爱国运动。其他三位弟兄姊妹也传达了参加那次会议的各地聚会处弟兄姊妹彼此间交通的情形，和各地同工同道对上海聚会处的亲切关怀。以及政府首长对他们指示的期望。通过传达，原来以为参加了三自会影响我们的信仰和看不清教会前途的弟兄姊妹，都解除了顾虑。传达大会以后，各区、各单位的弟兄姊妹进行了两次小组学习，反复讨论后，许多弟兄姊妹纷纷要求参加三自爱国机构。
3．学委会在4月15日上午召集学习委员、部分长老、同工、执事和各区有代表性的弟兄姊妹共六、七十人，举行会议，商讨参加上海三自爱国机构的问题。在那天（主日）讲道聚会以后，就向全体到会的弟兄姊妹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结果，一致举手表示赞成参加。就这样，上海基督徒聚会处正式参加了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4．5月7日至11日，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第二届代表会议就在南阳路145号召开。这次聚会处出席、列席和旁听的弟兄姊妹共计有八十三位之多。这八十三位是由各分家擘饼和祷告聚会的弟兄姊妹商讨提名产生的。在这次代表会议中选出了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一百一十七人，是从上海一百六十七个教堂和二十一个基督教团体中选出的。我们聚会处的代表被选为委员的有四人：左弗如、唐守临、刘约翰和我。后来上海三自委员开会推选主席和常务委员，结果左弗如被选为副主席，唐守临被选为常务委员。
5．5月27日聚会处开了一次会，传达上海三自第二届代表大会的精神，约有九百个信徒参加。任钟祥传达会议的内容和精神。发言的有王彰、林培镛、顾孝颐、茅中、夏醒尘、郭慕真、万绍祖、范在甲、刘菡芬九人。最后学委请上海市宗教事务局邵洛羊同志讲话。他着重地说明了团结问题。他说，中国的基督徒必须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因为三自爱国是中国基督徒的政治态度。他又说，各教会间信仰互相尊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将来福音书房还是存在的，还是出版宗教的书籍。团结的一个原则就是绝对不碰信仰。他还鼓励我们聚会处信徒内部要团结，如有不同的意见、看法，可以尽量提出来，有些问题可以争论，但目的要为了团结。他也提到学习问题，指出必须重视政治学习。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爱国，不是学掉信仰。他还诚恳地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好好读圣经。他说，已往所以会受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欺骗，一是由于政治觉悟不多，一是由于圣经没有读好。他鼓励我们一面要加强政治学习、热爱祖国，另一面要好好读圣经，做一个爱国爱教的好信徒。最后，他提示了三点希望：（1）要把三自爱国运动真正贯彻到每一个信徒的心里去。（2）应发挥潜力，在各岗位巳发挥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3）希望大家把教会办好。
九、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加入「三自」以后新长老的产生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是1956年4月15日加入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从4月份开始，上海市宗教事务局邵洛羊同志，也就是聚会处肃反队长，召集学委会几个负责人：左弗如、刘约翰、乔静文、许梅骊、张主怀和我，开了几次的碰头会，讨论关于新长老产生的问题。他说：「过去聚会处有八个长老，朱臣、杜忠臣、俞成华、张愚之、唐守临、任钟祥、宣常铭、顾伯涛已自动退出。不做长老了，他们思想比较落后，现在只剩下两个人，就是唐守临和任钟祥。现在急需再补充几位新长老。教会新生，长老也要新生。新生长老的条件要政治思想进步，要能联系信徒群众，有一定属灵威望的人。」他建议除唐守临、任钟祥外，再补充两位，一位就是刘约翰，一个就是我。这是他非正式的提名，叫我们学委会几个人讨论一下，再交给信徒群众讨论。
从4月上旬开始，左弗如就和大家商量，每星期召集了几十位以前的同工、长老、执事开会讨论，并且在会上提名。大家根据圣经中做长老的条件，又加一条政治思想进步的条件，认为唐守临、任钟祥过去就是长老，通过肃反，他们的问题都交待清楚了，表现也较积极，所以没有问题。对于刘约翰这次在肃反开始和在肃反期间政治思想比较进步、积极，能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和他们划清界限，但是在属灵方面稍差一点，不过他是第十家的执事，年日、生活方面也符合圣经中做长老的条件，所以也没有问题。关于提名叫我做长老的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没有问题，一种认为我在教外没有好名声，被判过刑，所以不符合圣经中做长老的条件。后来大家又提了两个人，一个是周行义，一个是张仲贤。对他们两人，大家也认为在政治和属灵方面还构不上做新生长老的条件。但就是唐、任、刘三个长老似乎比较少一点，所以后来大家提出产生两个助理长老（这个在圣经中是没有的），一个是周行义，一个是我。所以最后决定三个正式长老：唐守临、刘约翰、任钟祥；两个助理长老：周行义和我。在长老产生过程中，虽然大家也一同祷告、寻求交通、查考圣经关于长老的设立等问题，我们认为在使徒时代，长老是使徒设立的，但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又说：「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长老是圣灵设立的。使徒是根据圣灵的意思设立长老，不是他们凭自己的意思来设立长老。但是，就目前的情形看，也没有构得上称为使徒的弟兄，如按圣经中做长老的条件也难找出哪一位弟兄构得上这样高的标准，但又不能没有长老。大家认为没有使徒的时候，圣灵也能借着一班敬畏神、忠心事奉主的人发表祂的心意。所以，在5月21日的同工、长老、执事聚会中由一位同工弟兄起来下了断案，就是先设立唐守临、刘约翰、任钟祥三位弟兄为长老。就这样所谓上海教会的长老新生了，以后宗教事务局、三自爱国机构等都称我们肃反后的教会为新生的教会。新长老产生后，又有新执事产生，这些都被称为新生的力量。但是很不幸，这个新生的教会，新生的力量，只生存了两年，到1958年下半年，南阳路基督徒聚会处并到陕西北路怀恩堂和在静安区其它十九个宗派、礼拜堂合并，成立「联合礼拜」。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不复存在，新生的长老、执事等也不存在了。肃反后，弟兄姊妹盼望的「教会的复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神审判教会，为了洁净教会」、「神拆毁，目的为要建造」、「持守我们聚会处的见证」等都成了泡影。
新长老产生以后过了几个月，〈通讯〉注销一篇〈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近况〉。现摘录如下：
「上海教会自从新的长老产生以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祷告、等候和交通，已决定先请66位弟兄姊妹担任执事。到现在为止，长老、同工、执事合计有70人。他们怀着新的信心，靠着主的怜悯、恩典，同心合意地学习事奉神。他们每一星期都举行聚会，为教会的事奉在一起祷告、交通。
近来聚会的情形：1.主日上午有讲道聚会，参加这个聚会的人数正在陆续恢复，最近已恢复到700人左右（在肃反前约有900人左右，肃反复最少只有300人左右）。2.主日晚上有擘饼聚会，按照弟兄姊妹居住的地区，分在十几个地方（简称为「家」）举行。曾有一次计算人数，参加那次擘饼聚会的合计有400人左右。有的弟兄姊妹不是每星期都参加擘饼的，根据这个情况估计，目前参加擘饼的约有500人左右。最近几次擘饼，有好几个家的聚会显著地增加人数。为了方便住在闸北区的弟兄姊妹的擘饼和祷告，最近已把停止了一年多的第十二家的聚会恢复了。3.星期二晚上有祷告聚会，也是分在十几个地方举行的。4.星期五晚上有长老、同工、执事聚会。5.星期六晚上有交通聚会。总起来说，聚会的情形日益好转，有不少受伤、灰心、冷淡的弟兄姊妹已经逐渐恢复过来。
在学习方面，原由本单位学委会组织的信徒学习班已经告一段落，目前继续参加学习的，只有一部分不从事其他工作的长老、同工、执事和信徒。他们有的人参加市政协学委会组织的学习，有的人参加区政协学委会组织的学习，也有人参加上海三自学委会组织的学习。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时事政策。……（〈通讯〉第四期）
自从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加入「三自」、新长老产生以后，北京阎迦勒弟兄和上海左弗如姊妹，在政治上的地位都提高了。阎迦勒做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三自」副主席；左弗如做了静安区人民代表和上海「三自」副主席。他们认为，今天教会在这个新时代里，应该走爱国爱教道路，所以他们带众弟兄姊妹也走这一条路。
在1956年的庆祝国庆游行，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参加上海基督教界游行队伍的有60位弟兄姊妹，占全国上海基督教界参加游行的人数的六分之一多，总人数是400人。当天晚上，长老、同工、执事、学委、福音书房工作人员、在招待和整洁事奉上有分的弟兄姊妹等共一百几十人举行了一次茶叙会，还邀请市宗教事务局和区宗教科的同志们来参加，请他们讲话，有的弟兄姊妹谈谈对于今年国庆的体会。茶叙会后，弟兄姊妹们表演了好几个余兴节目：音乐、歌唱、朗诵、进戏等。到了十月下旬，大家响应了募捐寒衣救济灾民的运动，共捐助寒衣一千余件，估计四百余元。
到了十一月初，长老、同工4人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支持及反对英法侵略大会和会后举行的示威游行，并在次日主日讲道聚会后，长老把英法侵埃事件向弟兄姊妹作了简短的报告，并把为和平祈祷和写抗议书的意见向大家提出，弟兄姊妹举手通过了抗议书的草稿，接着大家就站起来为和平祈祷。这篇抗议书题目是<我们站在正义一边>。」

[url]http://jdt365.net/post/186.html[/url]
第二十章 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的召开（1957年）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228-237。）

1956年五月下旬，北京阎迦勒弟兄来上海出席了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以后，就一直住在南阳路145号聚会处的弟兄宿舍里。在1956年下半年的时间中，阎迦勒和上海的同工左弗如、唐守临等经常谈论关于肃反以后弟兄姊妹的属灵情况。同时他们也收到了外地聚会处许多负责弟兄姊妹给他们的信，提到在外地聚会处弟兄姊妹看到了1956年2月份在<解放日报>上登载的有关破获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后所产生的几种情况。一种是完全不信，认为这是政府要打击我们聚会处的信仰的一种措施；一种是完全信，认为过去我们是受骗上当，参加了倪柝声反革命的组织、团体，因此不来聚会了，有的甚至放弃信仰了；一种是半信半疑，认为既然报上登载了这些事实，不可能都是假的，但是又在思想上想不通。为着这个缘故，北京阎迦勒弟兄和上海左弗如姊妹发起召开一次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决定在上海召开。
一、全国各地聚会处同工聚会筹备会
从1956年12月17日到25日，九天的时间，开了一次同工聚会筹备会。被邀请来参加筹备会的是几个大城市的思想有转变的同工。这事先也征得邵洛羊同志和宗教事务部门的同志的同意和支持，他们也派人来列席筹备会。参加同工聚会筹备会的共有十一位同工：北京阎迦勒、上海左弗如和唐守临、福州郑证光、南昌黄得恩、青岛张天人、武汉侯颂三和李更新、南京雷智伯、杭州俞德葆和赵避尘。列席这次筹备会的有任钟祥、汪以存（原在书房帮李渊如姊妹，后和我一起转到羊毛厂作工），我的父亲因病没能参加。
筹备期间，大家在一起寻求交通，如何申明信仰、如何贯彻三自。外地同工们所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今后教会是否将变质的问题。大家最后明确了这问题，就是在神一次交付众圣徒的真道上，以及在祂所带领我们持守的地方教会的见证上，都当继续严谨的持守下去，不容许有丝毫的改变。至于外地许多地方教会，特别是浙江、福建一带对三自不参加，对倪的罪行不信等，就决定由阎迦勒、左弗如二位同工去浙江、福建一带看望祂的众教会，并请黄得恩弟兄带路陪他们一同去。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决定在1957年5月20日召开，并决定邀请十七个省、一个自治区和三个直辖市的同工、负责弟兄和有心事奉主的弟兄姊妹来参加。
从12月26日起到1957年1月2日，有一星期的造就聚会，请外地来的同工们讲道。造就聚会的中心题目是关于新约的事奉和我们的见证。在这几天的聚会中，有些灰心的弟兄姊妹得着了鼓舞，有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得着了扶持，不少弟兄姊妹得着了供应，弟兄姊妹的属灵情形有了转机。神也借着武汉的侯颂三弟兄释放了一篇关于祷告的信息，使弟兄姊妹很得供应，这信息曾登于〈通讯〉第六期。
二、阎迦勒弟兄、左弗如姊妹访问浙闽一带的众教会
1957年3月21日到4月24日，阎迦勒弟兄和左弗如姊妹由黄得恩弟兄陪同去浙江、福建一带访问那边的众教会。黄得恩弟兄过去在温州、平阳一带作工，对那一带的众教会比较熟悉。下面摘录黄得恩弟兄写的报导「浙闽之行」，曾登于〈通讯〉第七期。
「感谢神，在祂的安排中，阎迦勒弟兄，左弗如姊妹等于本年3月21日至4月24日，到杭州、温州、金华、福州、厦门等地看望了祂的众教会。在这次看望中，真看见主的同在。同工们在祂的恩中对各地教会有了一些服事，并且蒙主保守平安地出去，也平安地回来。为此，我们将赞美感谢都归给祂。
我们是在3月21日到达杭州的。一到杭州，就看见绍兴和萧山沙地一带众教会（有30多处）的负责弟兄多已闻讯赶来交通。在杭州，虽然由于时间的急促，只有一次讲道，一次交通谈话，但大家因着在神家中事奉的事上有了倾心吐意的交通，有了新的看见，就都喜乐了。
23日，我们赶到了温州。自24日起至28日，有温州一带各聚会处的交通聚会。这次聚会是当地同工们自去年秋天起就一直祷告筹备的。感谢神，成就了这个期望，祂从温州市、永嘉、平阳、瑞安、泰顺、文成、黄岩、温岭和闽省的福鼎等地两百多处的教会中，带领了同工、负责弟兄和一些姊妹共计102人同来参加聚会。这次聚会，真叫我们尝到了神家中爱的甘甜与喜乐。更叫我们感谢神的，是祂借着聚会向教会施了恩，使大家在事奉上看见了前所未见的光，认识了神忌邪的心，认识了神在教会中施行审判的美意，认识了顺服权柄是我们事奉中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我们在今时代中，是能忠忠心心地守住神托付给教会的见证的。我们顺从神的带领，体会神的心意，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努力生产，不但不会使教会变质，并且还能使我们在地上有全面的见证。因为有了这些看见，弟兄姊妹心中的苦痛和沉闷就在神面前得到了解决。一些带着错误思想和不同看法的弟兄，在聚会中也遇到了光，有了转变。感谢神，给教会带进了新的起头，但愿他继续扩大祂在教会中的祝福！
自3月31日至4月4日，在金华市有金华一带各聚会处的交通聚会。主从金华市、金华县以及兰溪、义乌、永康、东阳、宣平、浦江、汤溪、卫县、缙云、盘安等地八十多处聚会处中带领了65位弟兄姊妹前来参加。在这次聚会中，由于同工们见证了在信仰上如何对神的话忠心，如何持守神托给教会的见证，这能使各地的弟兄姊妹更清楚知道我们当如何作祂的见证，并解决了在某些地方存在的混乱和软弱的现象；同时，弟兄姊妹在参加三自爱国运动以及与基督教界各团体搞好团结的认识上，也有了进一步的看见。
金华聚会一完，我们就赶去福州。主从福州、福清、厦门、泉州、古田、霞浦、宁德、龙岩、南平、建瓯、莆田、涵江、鼓岭、福鼎等地一百几十处的聚会中带领了三十多位同工，负责弟兄和姊妹们在福州举行了一次交通聚会，聚会自4月9日起，到14日止。在聚会中，我们非常欢喜能看见好几位在福州市多年事奉主的弟兄姊妹在基督里一同有交通。我们真看见，教会蒙福的道路，就是在基督里同心合意。在事奉上，我们要有真的东西，我们要有切实的爱，我们也必须认识今天神在教会中的带领和要求。借着这次聚会，对于弟兄姊妹在事奉上的认识，以及心中存在疑难问题的解决，有了很多的帮助。
在福州聚会以后，阎弟兄、左姊妹和福州郑证光弟兄等三人即于15日与从厦门某聚会的六位弟兄姊妹，一同去厦门，看望厦门，鼓浪屿两处地方的教会。自16日至18日，阎弟兄，左姊妹与弟兄姊妹们有多次敞开的交通，帮助弟兄姊妹对神今天在教会中的带领有所认识。感谢神，给同工们在福建看到了多时想望见到的弟兄们、姊妹们，这真是神成全了我们在祂面前的祈求和仰望。为着神所成就的，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就不能不多多的感谢祂。在厦门看望教会之后，为了同工聚会准备工作的需要，阎弟兄、左姊妹就于19日离开厦门，经杭州回到了上海。
赞美神，借着这次同工们出去看望教会的服事，使许多弟兄姊妹的饥渴得到了饱足，创伤得到了医治，心中的疑难得到了解决；使弟兄姊妹对于明确信仰，贯彻三自，以及爱国爱教的一致性等方面都有了当有的认识。这样，各地教会在当前事奉的方向上既能清楚，对于神在教会中施行审判的心志又有所认识，知道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耶二九11），因此，就不能不俯伏在地敬拜祂的道路，从心里顺服祂对祂儿女的带领。主真是叫我们从祂自己得到安慰和安息，使我们重新得力，来奔走摆在前面的路程，作祂要我们作的见证。
在这次看望中，我们看见从中央到地方的宗教事务部门，都是那么热心地关怀我们，给我们方便，使我们能在各地有这样的交通聚会。政府干部也十分关心地听取了各地弟兄姊妹对于宗教政策执行方面的反映，帮助弟兄姊妹对政策更有认识。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也多方给我们同情和支持，表现了团结友爱，信仰互相尊重的精神。由于政府和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帮助，在各地的聚会处与基督教界的各团体有了进一步的团结。为着这一切的帮助和关怀，我们满心感激。
我们还要多多敬拜神的，就是我们在各地看到弟兄姊妹是那么爱神，爱教会，那么敬畏主，那么关切祂的见证。为了这次在各地的交通聚会，弟兄姊妹是那样的费财、费时、费力，弟兄姊妹所作的，真是超过了他们的力量。为着这个，我们该用何等的感谢来感谢祂呢！这一切都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属、所事奉的神是何等爱祂的教会，一直带领教会向前去。惟愿主在今后更多地施恩给我们，使其他各地也都能陆续地有同工看望的脚踪，有弟兄姊妹们一同交通的聚集，好使众圣徒多被建造，让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多得着荣耀。」
以上是任钟祥对那次访问的记载。其实那次访问并不成功，许多地方如温州平阳一带许多教会，还不愿意参加三自。
1957年5月10日任钟祥在〈通讯〉第七期中登载了一篇对同工聚会的期望，题目是〈同心合意带进祝福〉。署名足任钟祥、刘约翰两人，而没有唐守临的名字，可是他俩如果是代表上海教会对同工聚会的期望，就应该也将唐守临的名字放上。因为以后几期的〈通讯〉多半是任钟祥主编的，开头几期是张主怀主编的，实际上是任钟祥写的，将刘约翰的名字放上去而已。因为他是信徒学委会主席，而唐守临对教会具体的事很少过问，因为他是同工。
三、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的召开
1957年5月20日至6月5日，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有来自十七个省、一个自治区和二个直辖市的同工、负责弟兄以及有心事奉主的弟兄姊妹共六十九人，连在聚会中担任工作的弟兄姊妹合计在内，共有七十八位在一起交通。
根据我能回忆起来的，来参加聚会的同工弟兄姊妹和有心事奉主的人，除筹备会员十一位同工：北京阎迦勒、上海左弗如和唐守临、福州郑证光、南昌黄得恩、青岛张天人、武汉侯颂三和李更新、南京雷智伯、杭州俞德葆和赵避尘外，还有福州陈恪三、上海张光荣、周行义、任钟祥和我，姊妹有倪规箴、郭孩真、李拉结、周静梅、桂如玉、吴佩雪、纪钟毓、刘慧芬、张明珍、邹积珍，还有内蒙萧以诺、东北华天民、汕头麦适寿和孙务信、福州唐一帆、萧山费联信、苏州俞鸣九和程强、绍兴单开芬、温州蔡琦和章高来、平阳周达卿和汪主恩、甘肃裴正义、福清林子隆、金华姜微刚、弋阳黄幼廉和冯和仁、南浔黄报光、天津陈玉洁姊妹、济南刘淑卿姊妹、安阳张玉芙姊妹、福州鼓岭郁瑞姊妹等。在聚会中担任工作的弟兄姊妹有张仲贤、马骥、汪以存、李铭约、何越樵、汪以存师母、简明、朱如光、何振鹏、程敏珍等。这次聚会事先是通过宗教事务局许可的，在聚会中宗教事务局也派同志来参加旁听的。
在头一个星期中，聚会的内容是：各地教会的同工和负责弟兄交通他们当地教会情况和弟兄姊妹的属灵情形。以后是大家仔细地交通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持定所承认的道>（附有附录两篇），这是陈恪三弟兄和黄得恩弟兄起草的，一个是〈为贯彻三自爱国运动而努力〉，这是任钟祥起草的。在聚会中我们也请信徒学委会的刘约翰弟兄、许梅骊姊妹、张主怀弟兄到席，向各地聚会处同工讲了关于上海教会肃反的经过，最后有一次的交通聚会，大家满了眼泪，因为大家要分别，不知以后会碰着什么事。大家赞美、祷告、唱诗，满有神的同在。
这次各地教会的弟兄姊妹为同工聚会的召开也奉献了许多钱，汇款都是汇给我经手的，因为我也兼管教会的财务；在接待方面及饭食方面，可以说除参加工作的十位弟兄姊妹外，差不多所有弟兄姊妹都把肩膀摆进来。这两个同工聚会产生几份文件，〈持定所承认的道〉是完全用圣经节列出来的，其中的两个附录：一个是说明我们聚会处的特点，一个是批判已往错误的认识。
1957年6月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结束以后，各地同工们都回到各地去了。他们虽然来参加聚会，也讨论了以上两份文件。但是除几个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福州、青岛、武汉等聚会处加入三自以外，有的是同工加入，但弟兄姊妹反对，如温州的章高来、陈宝华、张载光等同工和负责弟兄都加入了三自，但是弟兄姊妹还是在家里聚会，不肯去礼拜堂做礼拜；有的是同工们意见分歧，一个赞成，一个反对，如杭州的赵避尘赞成三自，长老陈广贤也为三自忙碌，弟兄姊妹都骂他是犹大，俞德葆不肯加入，弟兄姊妹还认他为长老。又如南京的雷智伯加入三自，而其他的弟兄姊妹还是在家里聚会，后来他也离开那里了。北京的阎迦勒作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三自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政治地位很高。他带头把弟兄姊妹带到三自里。我1981年到北京看他，他房间里贴满每年全国三自大会的团体照。他身体不好，又埋怨去三自开会麻烦，人死死的。他在讲台上讲上帝就是人民等话，当地青年人都反他，不去宽街聚会处聚会了。又有其他信徒认为阎迦勒出卖了他们，像北京的房爱光、内蒙的赵旭东等。另外，青岛的张天人也作了青岛三自副主席，但弟兄姊妹也很少到他那里聚会。在福州的郑证光也作了福建三自副主席，和全国三自副主席。在上海，唐守临作了上海三自副主席。在武汉，周咸静也作了三自负责。当时全国七百多个聚会处，七万多信徒，除少数在大城市里以外，极大多数是在农村，如浙江平阳、萧山一带农村就有几百个聚会处，因为在农村里没有礼拜堂，也没有三自组织，所以大家都就近往家里聚会、擘饼和祈祷。
在上海，自从1956年4月15日大家加入三自以后，一年多来弟兄姊妹所一直担心的，就是教会不要在信仰和见证上变质。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包括有一些同工，虽然爱国的觉悟比前提高了，在政治学习和表现方面都有进步，但是他们的心向着主没有变，他们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要遵守主的道，高举主的名，他们要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来事奉神。他们要在这个新时代里作个得胜者。许多爱主的青年弟兄姊妹都要求在前面的同工、长老们能带他们走一条正直的路，走一条主所喜悦的路，走一条生命的路。所以他们常常跑到左弗如姊妹家、周静梅姊妹家、倪规箴姊妹家去交通，盼望得到一些生命上的供应，因为主日的讲台贫穷，得不到供应。为此左弗如姊妹本着同工聚会文件<持定所承认的道>里有一点，就是「教会也当效法使徒保罗带领提摩太、提多的榜样，注意对青年弟兄姊妹带领和造就的工作」，想留陈恪三弟兄在上海培养青年弟兄姊妹，又想留黄得恩、余道胜两位弟兄，在上海加强主日的讲台。陈恪三弟兄是同意了，但是宗教事务部门不通过，他们认为左弗如姊妹还想要走倪柝声道路，把倪柝声过去在福州的亲信，伪警察局局长陈恪三，就是倪下鼓岭山后，将他改名为陈若天，安插去昆明的。虽然他问题交待了，也得到宽大处理，但是他们认为陈恪三在政治态度方面不显明，将他留在上海培养青年弟兄姊妹不妥当。左弗如姊妹无可奈何，就劝陈恪三弟兄早日回南京、昆明去。黄得恩、余道胜两位弟兄仍留上海。
从这件事以后，宗教事务局对左弗如姊妹有一点不放心，左弗如姊妹也有一点感觉到要在信仰和见证上不变质是要出代价的。有一天任钟祥对我说：「以后恐怕我们只能仅仅保持我们的一点信仰而已。」这话意思是教会的见证是保不了的。
补记：
我个人认为这次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的召开是失败的。因为有人的手在里面。神的约柜只能由祭司抬回耶路撒冷，不能效法非利士人用牛车运回耶路撒冷。牛失前蹄，约柜要倒下，这是必然的，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听神的话用祭司抬，而听人的话用牛车运，约柜倒下，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因此耶和华神向乌撒发怒，将他击杀在神的约柜旁（参撒下六6-8）。神的约柜又称见证的柜，就是基督自己。基督自己从教会里显出来，这就是教会的见证。教会最大的难处就是有太多的道理都是从人出来的。人说出许多道埋来，人说出许多圣经的教训来，人告诉人必须怎么作，什么是合乎圣经的，什么是不合乎圣经的，人在那里注意这些问题，但是，真实的见证是摸着神的自己，摸着活的基督才是见证。
什么是我们所承认的道呢？我们所承认的道，不是圣经的教训，不是神学道理，乃是活的基督，祂就是道。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先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崇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然后下面接着说：「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提前六12）。持定什么呢？持定永远的生命。这生命就是基督自己（约壹一2）。全本圣经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使徒信经或奈西亚会议信经，乃是基督自己。圣经是为基督作见证的。所以把一些圣经的道理、教训变成教条，认为这是我们所承认的道和所当持定的，就是把活的基督变成死的教条。这就把神代表错了。不错，我们需要知道圣经的要道，和我们和其他基督教团体所不同的见证，但是说这就是我们当持守所承认的道，那未免太狭窄了。何况有些地方讲得还不够全面，有些地方还没有包括进去。
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所制定的「持定所承认的道」，在内容方面当然比「使徒信经」、「奈西亚信经」的内容丰富，引的圣经节也多，但是在本质上和「奈西亚信经」差不多，是以死的圣经知识代替活的基督，以局部的真理代替整本新约信仰的内容。所以，这本文件发到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去以后，并不起什么作用，收的效果很小。相反地，有许多人对其中一些批判持有不同看法，对「为贯彻三自爱国运动而努力」也存在许多问题。

第二十一章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南阳路会所捐献给国家，并入怀恩堂成立联合礼拜（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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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238-246页。）
1957年6月5日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结束，我们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同工、长老、执事遵照同工聚会文件，一面持守我们所承认的道，一面努力贯彻三自爱国运动。在教会生活方面各种聚会照常，主日上午讲台，除本地的同工、长老唐守临、周行义多负一点责外，另请暂时留在上海的外地同工如黄得恩、余道胜等负一点责。在政治学习方面，聚会处信徒学习委员会已接近尾声，学委会办公室也快要结束，许梅骊姊妹被分配到新华医院小儿科去工作，张主怀弟兄被分配到广播器材厂去工作，我也早就去福音书房工作，所以同工、长老们的政治学习就都转到上海基督教界的学习小组去，有的参加区宗教科举办的基督教分区学习小组。
1957年8月份我参加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莫干山夏令营，认识了本区基督教青年会灵粮堂的陆传芳、王家沙花园神的教会的周廉夫和灵粮堂的雷桐弟兄，我认为他们虽然没有和我们在一起聚会，但是他们也的确是爱主的弟兄，我们不应该和他们有间隔，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交通。他们都爱看福音书房出版的书。我那时候就看到宗派是一个组织，但是在各宗派中还有很好的弟兄，我们过去歧视他们，自表属灵，这是完全错的。记得在1956年7月份上海三自主办了一次全市基督教青年大会。出席那次大会的有上海各堂青年弟兄姊妹代表一千七百余人，因为大会是在南阳路召开的，所以我们聚会处参加的青年弟兄姊妹最多，有七十二人。会后我在<通讯>第四期中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参加了上海市基督教青年大会的体会〉，我谈到像这样多不同宗派的青年弟兄姊妹们聚集在一起，这在已往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人为的高墙阻隔，我们已往自命属灵，不愿与其他各堂的青年弟兄姊妹们来往，这次神拆掉了人为的高墙，打掉了我们已往属灵的骄傲，现在我们开始与其他各堂的青年弟兄姊妹们来往了。大会结束以后，我们仍旧各管各的，互不往来。在区学习小组中，我们也碰到在本区各堂一些同道，有的也的确是很好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只能在一起有政治学习，不能在一起有属灵交通。
因着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已经加入三自组织，同工、长老也参加了宗教事务部门和三自组织的学习班，在政治上一有什么运动，三自就响应，以后一同组织学习、表态。如1957年6月份<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毛泽东在2月份在北京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谈到了五点是非标准，就是在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凡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人民民主专政，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团体和个人都是好的，相反都是坏的。大体的意思是这样。大家就在学习小组里学习这一篇文章有几个月之久，毛泽东发表了<正确处埋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后，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了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继续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全党整风运动即逐步展开。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此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如民主党派的罗隆基、章伯钧等，要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轮流执政，于是党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右派的斗争。
在这一个运动中间，全国三自常委于12月份在北京开了一次全国三自常委扩大会议。北京阎迦勒、上海左弗如和唐守临都去参加。大会通过了一次决议，大家一致拥护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一起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大会中点名上海灵粮堂周福庆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左弗如、唐守临回上海后，就组织大家对决议的学习。
1957年下半年，正当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结束不久，因党中央发出「关于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全国人民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许多人被错划为「右派分予」。在上海基督教界中首先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是灵粮堂的长老周福庆弟兄，在我们中间如单亦洁、聂文杰等弟兄在外贸局也都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他们之所以被戴上右派帽子，因为在单位里向干部传福音。那时我们在区学习小组里，重点讨论关于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以后就联系到在上海基督教内还有许多自由传道、组织、家庭聚会，不肯加入三自，有的破坏三自，攻击三自，这些家庭聚会要加以取缔。所以，不久有许多自由传道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严重的，加以逮捕，送到安徽、青海去劳改，因此许多家庭聚会都停上了。
1958年上半年上海宗教事务局和三自爱国会，组织了一次上海基督教界社会主义教育学习班。各宗派、各堂主要的牧师、传道人、同工、同道都被指名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学习班共举办了两期，第一期参加的都是各堂主要的领导人，第二期参加的大部分是各堂的义工、工作人员等。我们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参加第一期学习班的有左弗如、唐守临、任钟祥、汪以存、周静梅、纪钟毓和我。参加第二期学习班的有周行义、郭孩真、简明等。
我先谈一谈我们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南阳路会所还没有捐献给国家并并入怀恩堂成立联合礼拜前，就是我们处在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下（整整有一年，从1957年夏天到1958年夏天）的一段形势。
一、参加上海基督教社会主义教育学习班的情况
我们聚会处参加第一期学习班的有以上提起的七个人。学习班是在怀恩堂小房间里举行的，各教教牧人员来参加的有一百多人，分成许多小组，由宗教事务局领导，小组长大部分是三自的领导人。我们聚会处七个人分在独立性教会的一组。小组长正的是李储文，副的是黄培永、曹圣洁，小组成员除我们七个人以外，我记得的还有灵粮堂的陆传芳、雷桐、柯月霞，乌鲁木齐路聚会处的李悦恩，神的教会（王家沙花园）的周廉夫，泰兴路耶稣堂的吴步，凯乐常的刘德贞和信心会的冯慕唏等。宗教事务局何永年同志参加我们小组，小组采取大鸣大放的形式，畅所欲言，讨论的题目是如何接受党的领导，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等。在开头两个月大家争着发言，以后就进入反右斗争中，何永年同志就在小组中选了几个积极分子参加核心小组，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大家在小组里写的大字报和画的漫画都贴出来了。最后目标对着灵粮堂的陆传芳。陆传芳因为灵粮堂隔壁有一家机器厂，当他们聚会的时候，机器发出的噪声影响他们的聚会，他向宗教事务局提出许多意见，要求这家工厂搬掉。何永年认为陆传芳只顾到聚会要安静，不顾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以内部已经定他为右派，又加上他在小组中发言，被抓住几点谬论，所以核心小组准备在小组里戴他右派分子帽子，由谁给他戴呢？何永年指定叫我在小组里戴他右派分子帽子，他事后痛哭流泪，我心里也很难过，平日我们相处很好，一旦卷在政治里，什么弟兄都变成了敌人。当时在小组里唐守临、任钟祥都是积极分子，任钟祥善于写大字报，唐守临善于画漫画。
到学习的最后阶段，就是要大家向党交心。「交心」就是「交一切反动思想」，「交一切在头脑里的帝国主义的毒素」。开始的时候，大家思想上有些顾虑，认为我们已将心交给主，怎么能再向党交心呢？后来，经过解释，大家明了了，交心是交反动思想，所以大家写小字报并贴出来。一方面学习班的领导用广播鼓动大家交，交得越多越好，交得多的加以表扬，交到后来，大家都写不出了，将在头脑中一闪过的反动思想、帝国主义毒素都交了出去，大家卷在「交心」的浪潮中，左弗如姊妹说：「有一些我交的心，是一闪的念头，我也交了出去，别人认为我思想这么反动。」我也交了心，被鼓励冲昏了头脑，是交得最多的一个。当时大家都说我是积极分子，我也自鸣得意。一早去学习班，上午学习到十一时，下午一时到四时，午饭休息时间和唐守临打乒乓球和其他游戏，如打康乐球、踢足球等。圣经也少看，祷告也少做。在学习班中最使我内疚的是给陆传芳弟兄戴上了右派帽子，他虽然以后被认为是错划右派，摘掉了帽子，但是在这十几年中，他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和经济上所受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当时认为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叫我这样做的，所以给人家戴帽子，心安理得。现在回头看一下，我做了何等大的蠢事。党错划了，我也错给别人戴了帽子。立场站稳，界限划清，就谈不到弟兄彼此相爱了。
到学习班结束的时候，李储文做了总结报告，认为这次学习收获很大，挖出了许多右派分子，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觉悟，擦亮了眼睛，交出了许多反动的思想，今后，大家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学习班第一期约开了半年到1958年夏天结束。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是「大跃进运动」，毛泽东提出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许多生产合作社和小业主个体户都合并成地方工厂。上海美术工艺社领导下有许多羊毛衫横机厂纷纷合并成地方国营工厂，所以需要找工，找一批艺徒学横机。这事宗教事务局得悉，就和美术工艺社联系，介绍一批宗教界转业人员去工作。在学习班结束时，宗教事务局发动大家支持工业建设，年青体强的可以转业去羊毛衫厂。我当时是称为年青的，只有三十六岁，我就写大字报要求转业支援羊毛衫厂工作学做横机艺徒。进厂在学做艺徒时工资只有二十元，宗教事务局同志补足原工资的差额。到1958年8月份我和汪以存、冯慕唏三人转业到羊毛衫二厂学织羊毛衫。
二、上海基督教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步：成立联合礼拜
解放后，在上海各基督教大小团体、礼拜堂、福音堂、布道所、神的教会、聚会处有一百多个。为要便于党的领导和管理，又可抽出房子来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就将各区大小礼拜堂合并成立一个联合礼拜。每一个区一个礼拜堂。在我们静安区有十几个基督教团体；除我们南阳路聚会处外，还有乌鲁木齐路聚会处、灵粮堂、泰兴路耶稣堂、神的教会、马可楼、凯乐堂、期恩堂等。大家经过讨论认为并到我们南阳路来，地方又太大，还是并到怀恩堂去比较合适。我们南阳路145号的房子就由唐守临、任钟祥建议捐献给国家，为国家机关单位开大会之用。就这样新生长老唐守临、任钟祥（刘约翰已去重庆中山医院分院工作）向弟兄姊妹做了解释，将会所、办公楼拱手献给政府。福音书房结束，一切书籍、未付印的稿件都移交给三自。全区礼拜堂有十几台钢琴都集中在期恩堂，分配给上海音乐学院和其它文艺单位。会所里的长椅子也都被分配掉。同工住房问题由区宗教科通过房管所另行分配住房。同工和工作人员的工资，除已转业者外，由区三自支付。
怀恩堂本来是原浸信会的戚庆才在那里作牧师，现在成立了联合礼拜，也请其他单位负责人同作牧师。他们没有称唐守临作牧师，称他作「唐长老」。做礼拜时，他也坐在台上去。怀恩堂也给唐守临一个办公室。开头的时候，左弗如也去了。我并到羊毛衫厂以后，就要上班，有空下来他们就叫我帮忙清理十几个礼拜堂的账。我那个时候也曾去帮过一些忙，所以在怀恩堂那时候也有我的名字，也称我是同工，实际上我没有去参加他们那个聚会。主日讲台大半都是听牧师讲道，讲道的有几个，像张靖国，还有其他如唐守临等，大家轮流讲。会完以后，大家就各管各的。平时每主日上午，差不多十点钟做礼拜，他们也有唱诗班这一套。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领圣餐，这是公会的一套作法。
三、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参加怀恩堂联合礼拜的情况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弟兄姊妹，特别是青年弟兄姊妹，对参加怀恩堂联合礼拜大有意见，因为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结束才一年多，肃反运动才二年半，聚会处本身就不存在了。同工聚会文件题为〈为贯彻三自爱国运动而努力〉中说明参加三自并不是加入宗派，也不是与宗派联合，现在岂不是全都推翻了吗？参加联合礼拜就是加入宗派，参加联合礼拜就是与宗派联合。张主怀弟兄很气愤地去见左弗如姊妹说：「你们在前面的同工，如果把我们带错了路，我要把青年弟兄姊妹都从联合礼拜里拉出来。」所以当聚会处参加怀恩堂联合礼拜以后，很少弟兄姊妹去参加。有许多青年弟兄姊妹跑到左弗如姊妹家去叹息，说去怀恩堂听道得不到什么，还不如在家里看看圣经。有的说，过去我们一到南阳路聚会处，好像到了家，在怀恩堂没有家的温暖，不像家，光是来听听道，也不知所云。散会后各管各的，这是什么教会！有的说，我们习惯是每主日擘饼记念主的，这是使徒从主领受又传给我们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明明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而不是每月第一个主日来赴圣餐礼拜领圣餐。这个圣餐我们不能领。有的说，参加联合礼拜是不是也要大家庆祝圣诞、参加培灵会、过复活节、做感恩礼拜和追思礼拜等等。有的说，圣经中没有牧师制度、长老制度，我们到怀恩堂要称呼某某牧师、某某长老，这是不符合圣经。有的说，我们早就脱离了宗派，因为宗派是人为的，不符合圣经。我们要站在地方教会合一的立场上过教会生活，不是要来做礼拜。左弗如姊妹也无可奈何，不能回答青年弟兄姊妹们的问题。
有一天，上海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遇见左弗如姊妹，问她说：「过去你们聚会处在肃反以后，来聚会的人数有四、五百人，现在为什么只剩下九十个人呢？是不是对我们宗教政策怀疑，或对联合礼拜不满。」左弗如姊妹说：「我们聚会处有我们信仰的特点，我们要每主日擘饼，要过教会生活，如祷告聚会、交通聚会等，而这一些怀恩堂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大有意见，反正聚会是自由的，不能强迫的，他们不来，不是因为不满党在政治上的领导。」上海宗教事务局领导同志说：「既然你们有你们信仰的特点，你们就当坚持，我们不干涉你们的特点。」这样，左弗如姊妹就胆大了，提出在怀恩堂旁边开启几间房间来给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作擘饼、祷告和交通聚会之用，因宗教事务局领导同志撑腰，三自也同意这样做。所以，以后每主日下午怀恩堂专为聚会处弟兄姊妹用。由唐守临讲道，接下去擘饼，主日晚上在怀恩堂旁边小房间里再有一次擘饼，星期四晚上在小房间里有祷告聚会，星期六晚上在小房间里有交通聚会。这样，来聚会的人数慢慢多了起来，但也不超过一百人。大家认为我们聚会处弟兄姊妹是借怀恩堂的地方聚会，而不是和宗派合并成立联合礼拜。记得那时去参加聚会的同工有黄得恩、余道胜、周行义、唐守临、左弗如、郭孩真、周静梅、纪钟毓，弟兄有任钟祥、张仲贤、聂文杰、杜忠臣、万绍祖、茅中、李顺益、施基良、蒋万升、汪忠，姊妹有桂如玉、董师母、简明、李沐才、林柔、李梅龄师母、黄惠理、萧余音等人。
我从1958年8月份转业到羊毛衫二厂学做横机工以后，因为是三班制，厂休又不在星期日，而是在星期四，所以我很少能去参加聚会。左弗如拉我到怀恩堂去做义务会计几个月，协助清理各堂的财务工作。到1959年9月份，我做艺徒满师以后，调到打样间先锋试制小组，改做长日班后，主日晚上常去参加擘饼聚会的。擘饼聚会后，我和青年弟兄姊妹一同到左弗如姊妹家有交通，习以为常。但是，后来联合礼拜有人说我们又在搞小圈子，又要走回头路，在擘饼聚会时也有人在监视我们；又说唐守临讲道还在散布毒素，说左弗如姊妹是空心红萝卜。
左弗如姊妹和其他的同工不一样，她虽然做了人民代表、市三自副主席，但她向着主的心不变，还是忠心守住主的道。在真道上不妥协，她不像别人，为求世界原谅而放弃原则性的争辩。她是一个彻底奉献的人，事事处处关心弟兄姊妹，特别是主的小羊，青年的弟兄姊妹。

第二十二章 参加联合礼拜以后弟兄姊妹们的情祝（1959年到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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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247-256页。）

我在前面已略提起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参加怀恩堂联合礼拜的情况。许多弟兄姊妹认为我们已走错了路，又回到宗派里面去了，地方教会变了质，失去神当初托付我们的见证。虽然左弗如姊妹坚持我们聚会处信仰的特点，在怀恩堂小房间里恢复了擘饼聚会、交通聚会、祷告聚会等，但是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监视汇报。冷言冷语，常有听到；说我们搞小圈子，要想走回头路；说唐守临讲道还脱不了过去聚会处的一套，说左弗如是空心红萝卜，表面装得积极，其实对党、对社会主义没有心。又说她是穿着新鞋子，却想回头走旧路。我们和参加联合礼拜的各堂同工、同道相处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其中的确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但是因为缺少教会真理的亮光，落到外面的形式里、遗传里、规章制度里、仪式里、宗教里而不自知。又加以尊重人的领导过于圣灵的引导，尊重政治过于尊重信仰，就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有的在讲台上结合政治讲道，来一个政治中心运动，就将圣经的话结合起来解释，怕犯政治错误。有的在大会上的祷告，是事先起的稿，读读出来而已，没有灵，没有生命，真如撒狄教会的情形，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各堂的教牧人员，有的转业，有的热衷于政治学习，大家经过反右斗争运动以后，胆子更小了，不敢传福音，不敢对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讲道，带领他们信主等等。
在过去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分成以下几班人，一是参加联合礼拜但不参加各宗派联合在一起的聚会和其它宗教活动，这样一面又顾到政治，一面又顾到信仰，但是日子是不好过的，受歧视、受藐视，个别同工还要挨批挨斗；二是热衷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争当模范、先进、标兵而无瑕来聚会，慢慢地读经、祷告都没有了，但是心中还一直惦记着教会；三是流落在外面冷眼相看，在背后秘密地搞小聚会，认为参加联合礼拜的弟兄姊妹都变了节，对主不忠心；四是完全不要主，「树倒猴散」，不知去向。
现在我先讲第一班的弟兄姊妹，就是那去怀恩堂而在小房间里聚会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另外分开聚会，不和他们在一起做礼拜、领圣餐、过圣诞节，三自认为我们搞不团结，矛头对向左弗如姊妹。青年弟兄姊妹们经常到她家中去交通，她也关心青年弟兄姊妹们的婚事，替大家介绍、做媒。又有一次，她和几个弟兄姊妹去万绍祖弟兄家里为他的鼻癌禁食祷告，因这缘故，左弗如姊妹在政治学习小组里被点名批判，认为万绍祖是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以及国民党三青团骨干，而她身为三自副主席，还搞祷告医病的事，并说她包办婚姻。1964年张愚之弟兄从青海劳改农场因病保外求医回到上海，场长送他们有一批人回乡，并对他们说，病愈也不需要再回青海农场去了。张愚之弟兄被判十二年，才服刑八年，因他英文好，派他到药房去作工，他们认为因为他在里面表现好，让他回上海保外求医，但户口不能报在上海，回到他乡下兰溪去。他从兰溪到上海来看病的时候，叫他妻郦理英去约左弗如偷偷地在静安公园会面。他关心上海教会的情况，在静安公园和左弗如见面后，问她今后教会的前途如何，左弗如也和他略略谈了一些。为此左弗如姊妹在三自学习班里，被小组批和大会斗，说她和反革命分子张愚之勾勾搭搭，丧失立场，想和倪柝声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张愚之复辟聚会处，走倪柝声道路。那时左弗如处境十分困难。她很爱主，也很照顾弟兄姊妹，但她又是三自的副主席，三自对她也不客气，经常批判她。
第二个就是唐守临弟兄。唐守临在三十年代参加上海的聚会时，他就愿意出来做同工。他当时在复旦中学教书，住在我家里。江守道住在苏州。唐守临早先在苏州时在东吴大学附中学，是江守道和周行义的老师。江守道和唐守临的关系也很好，唐和江曾称他们俩是大卫和约拿单。唐每周写信给江，称是〈平安快讯〉。唐会弹吉他，江会吹喇叭。他们说将来两人一起出去传福音。以后，江把喇叭送了给我。唐跟他师母首先是在我家认识的。虽然唐守临想服事，但他没有属灵的窍。讲道也没有灵的东西出来，他喜欢讲笑话，用一种人的智慧的话来吸引一班青年人。他也欢喜作诗。但是作的诗倪弟兄没有一首是要的，因为他富有情感。他对自己很得意。倪弟兄一看，没有什么可取的。解放以后，唐弟兄就做福音书房的经理。因为他是个外交人才，会应付人。倪弟兄用了他这一点。他因为负责主日下午在怀恩堂对我们聚会处弟兄姊妹讲道，在讲道中被三自抓住几点问题，认为是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毒素，在他头脑中还没有肃清，要他写检讨，但没有开大会批斗他。他胆小，检讨以后，也就灰心了。后来黄得恩弟兄回南昌，余道胜弟兄回广州，星期六交通聚会和星期四祷告聚会都停止了，只留下一个擘饼聚会。唐守临将他在怀恩堂办公楼的写字台也搬回家去。有一次，我在怀恩堂门口遇见他，他急忙到怀恩堂办公楼去，将他两本亨利马太（HenryMatthew）的圣经注解送给我，叫我好好地读，以后作他的接班人。任钟祥在政治上很积极，做学习小组长，也曾去金陵神学院读过一年书，所以并没有碰到什么问题。
第二班弟兄姊妹就是不参加怀恩堂的聚会、热衷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第一个就是许梅骊姊妹。许梅骊姊妹自从分配到新华医院小儿科做医生后，她工作很积极，常受表扬，但因为工作太忙，工作地点又太远，精力有限，所以不常来聚会。聚会处并入怀恩堂以后，她也没来过一次，恐怕是对联合礼拜有看法。神的儿女不能和其他肢体失去交通，个人做基督徒是没有保护的。许梅骊姊妹在教会肃反的时候，是在青年姊妹弟兄中间带头的，她带头控诉「不要爱世界」是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毒素，使她不敢看工业展览馆顶上的红星，不敢去南京路第一总百货公司看橱窗陈列的东西，怕心被世界夺去。以后，弟兄姊妹认为她太偏了，她又说，她所指的「不要爱世界」是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个当然还是不能爱的。她因为思想进步就和去港高师母的儿子高秉衡弟兄（她的同学）解除婚约，以后就和另一个不信的老同学结了婚。婚后生了一个孩子，但因为两个人性格合不来，就离了婚。孩子长大了，她感觉一人孤单又嫁给一个做工程师的弟兄为妻，该人妻亡，但有两个孩子。结婚后不久，因双方孩子的问题，感情不融洽，又分居。所以她失去教会的保护，在婚姻的事上，不蒙祝福。现在早已去美国，到她父亲和孩子那里去，无形中就离开了后嫁的丈夫。
第二个就是张主怀弟兄。张主怀弟兄自从分配到广播器材厂做工程师以后，也因下作忙不常来聚会。聚会处并入怀恩堂以后，他带头反对，要把青年弟兄姊妹从联合礼拜堂里拉出来。因此，他也失去跟弟兄姊妹的交通和教会的保护。他在婚姻的事上也出了问题。他参加工作以后，因为没地方住就住到虹口塘沽路黄汉宁弟兄家去，两人都是单身汉，黄有两间房子，一间前房，一间亭子间。不久，黄汉宁的姐姐从香港到上海来定居，住在亭子间里，又过了一年，黄汉宁迁厂去合肥。只留下张主怀和黄汉宁姐姐两人住在一起，别人替他俩做媒，但张主怀无意娶她，因为两人接触很近，就发生肉体关系，生了一个小孩子。张主怀知道犯了罪堕落了，但又不肯娶黄汉宁的姐姐，将她介绍给他的同学刘福泮弟兄。刘和黄汉宁的姐姐结了婚，但第一个孩子是张主怀和黄汉宁的姊姊生的。张主怀不久和他的一个徒弟结了婚。在文革期间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判刑五年。
从以上两位在肃反运动时积极的弟兄姊妹看到，因为有教会的保护和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上的供应，便没有堕落，但在肃反后落下去了，我们要引以为鉴。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不管怎么属灵和爱主，第一，是不能骄傲，不能自命不凡，定罪别人。第二，不能离开教会，不能离开弟兄姊妹在属灵上的交通和生命上的供应。
我举这两个典型的例子，不是说个个热衷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我们工作是要积极的，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主用重价买回来的人，是主从亿万人中把我们分别出来的人，我们如果只是在今世有指望，就比众人都可怜（林前十五）。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西一27）。我再举一对青年夫妻，他们都是在肃反前热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弟兄是王彰，在轻工业局研究所工作，姊妹是沈立珍，在第一染化厂工作，他俩结婚以后找到一幢房子在海宁路。他们将楼下客堂间划出来为分家擘饼、祷告聚会用。他们也经常来聚会，在过教会生活时，很活泼、新鲜。在教会肃反的时候，开始他们思想搞不通，以后列席了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第二届代表会议，思想转过来了，认为一个基督徒热心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时代中作见证，这样做能使福音有出路，我们可以做一个又是劳动模范，又是虔诚的基督徒。肃反以后，王彰弟兄工作比前更积极了，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沈立珍姊妹当上了上海市的劳动模范，经常出外开会，介绍先进经验。不久两个人都不来聚会了。沈立珍入了党，和她在一起工作的青年爱主弟兄郭必信也入了党，放弃了信仰。王彰弟兄自己仅仅保持一个信仰，还渴慕再能回到神的家里来。当然，既爱主又先进的弟兄姊妹还是有的，如史恩湛弟兄、唐曙姊妹等，但总不能离开教会、离开弟兄姊妹，更不能离开主。
第三班弟兄姊妹就是分散在各处、在家里搞小聚会，认为参加联合礼拜的弟兄姊妹都变了节，对主不忠心。像过去曾受过张主怀弟兄影响的一些青年弟兄姊妹，胡文经、刘菡芬、鲍贤玲、王传典、张慧琴等。张慧琴有和她要好的一班人，鲍贤玲也有一班灵恩派的人在她家里有读圣经聚会，以后也都分开了。
第四班弟兄姊妹就是完全不要主，「树倒猴散」，不知去向，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如前生化厂的一班青年弟兄姊妹，翠华厂的一班青年弟兄姊妹，大专院校的一班弟兄姊妹，都不看见了。有的不能说完全不要主，有的个人在家里还有祷告、读经，但不想和弟兄姊妹往来，做一个个人基督徒。这种情况在一班执事弟兄姊妹中间也很普遍。
在这里我要谈一谈我父亲的情况。我的父亲是在1959年10月13日去世的。自从聚会处开展肃反以后，他是暗中常常去探望在属灵上受伤的弟兄姊妹、贫苦的弟兄姊妹、软弱的弟兄姊妹，在暗中常常为他们祷告。为教会，他有时也禁食，流泪的代祷。
1957年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召开时，他身体不好，病后在家休养。陈恪三弟兄常去看他，和他一同读史百克的〈见证报〉。他曾花了两个夏天，将史百克著的《但以理书》翻成中文。文革期间毁了，这是很可惜的。同工聚会后，他和外地同工们在南阳路一同拍了照，并且和我两个人一同拍了一张照，在照片背后写着「父子同工」，他表示很欣慰。
1958年反右斗争时，他参加了区学习小组的政治学习。他平时很少在小组里发言，但有一次在发言中被抓住把柄，要斗争他，他以后就推年老体弱，不去参加政治学习了。
1959年10月13日下午，我上中班，他领我儿子惠容（那时他只有七岁）去静安公园散步。从静安公园出来，路上遇见朱光华老弟兄和王明道的丈母娘刘老太。大家有许多年没有看见了，看到很高兴。朱光华老弟兄就是住在静安公园隔壁延年坊，约大家去他家谈谈，我父亲因谈话太兴奋，回家后，洗了一个澡。在洗澡时，他忽然觉得浑身发冷，立刻擦干身子，跑出洗澡间，马上盖上被子睡在床上，一直喊冷，我母亲加了一条被也无用。他面色苍白，眼睛翻上，我母亲赶快将郦理英叫来，替他看病。郦理英一看，知道要马上抢救，就叫了救护车送他到第六人民医院去。到医院不久，我父亲离开世界，就送进太平间。以后，我接到电话赶到第六人民医院已看不见我父亲了。他是平平安安的离开世界，没有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大殓时在万国殡仪馆，许多弟兄姊妹来参加，以后葬在兴北路基督教公墓，在文革期间坟被挖掉了。别人都说，我父亲有福气，死得这么平安、这么快，安睡在主怀。
下面我要谈谈我参加羊毛衫二厂工作的情况。自从1958年8月份，我和汪以存、冯慕晞转业到羊毛衫二厂后，我已脱离了上海基督教界，我的组织关系和政治学习都转到羊毛衫二厂去了，所以三自也不来找我去开会、学习等。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学习班，我当时错误地认为我在阶级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又是一个在教会里的工作人员。当时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也错误地认为宗教工作人员是一个剥削阶级，所以我当时认为应当参加劳动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我们在基督教社会主义学习班中有许多都是三十几岁的青年，我们都是年富力强，能够从事生产劳动。宗教事务局得悉美术工艺合作社领导下有许多新成立的横机羊毛衫厂，需要找一批青工学做羊毛衫，大家就纷纷报名要求转业。领导批准后，有的转到别的羊毛衫厂去，如圣彼得堂的苏德慈（现任华东神学院教师）和林声本转到羊毛衫十二厂去；我们中间的李铭约（第二期学习班的）转到羊毛衫四厂去；我和汪以存、冯慕晞转到羊毛衫二厂去。羊毛衫二厂是由第十三服装生产合作社起家的，它是由许多横机小业主带横机一同参加合作社，这是对小业主的进一步改造。所以，有许多过去在外国人开的服装厂里，作过西服的老裁缝和横机老师傅都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第十三服装生产合作社，在中山南二路租屋生产。1958年下半年迁到制造局路、徽宁路前玉石雕刻厂旧址，这个厂房是过去的徽宁会馆，是平屋放棺材的，里面又暗又潮湿。第一天我们三人去报到时，进厂的小弄堂涨大水，我们是趟着水进去的。我们被安排学做横机艺徒，工资每月二十元，三班制。横机是老式手摇的，一天要站着手摇八小时，我是常常摇得汗流浃背，有的品种是扳花的，要一只手扳，一只手摇，还要记转数，不能思想开一点小差，否则转数一忘记，摇错、扳错就要拆掉，等于白摇，没有产量；有的能种是要在横机上挑花、收花，所以眼睛要好，因为针眼小，挑错一只眼子或收错一格花，也全部报废。一面要产量，一面又要质量，有生产指标，也有质量检查。学徒期限是一年，在学徒时期是很辛苦的。一年学徒期满，工资加到三十二元，做正式横机工人。我和汪以存过了一年都满了师，称正式横机工人，但是冯慕晞因脑力不行，一看学不会，满不了师，要求调到成衣间去工作。我满师后二个月父亲去世，我只休息了两天就赶到厂去摇横机，所以领导表扬我，干劲足。后来，我岳母要我和珊珊带孩子去北京看望她老人家，车费也都寄来了，何况那时三自有工资差额补助，我请假一个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来我听到厂里生产紧张，我就主动放弃去北京，为这事领导再一次表扬我，把我从横机车间里调出来，和服装老裁缝师傅周荣生、横机老师傅陈顺和三个人组成一个先锋试制小组，这是打样间、技术组的前身。我们这家小厂二百多人都是工人，有的是佛教界转业过来的和尚、尼姑，都是没有文化的，厂领导看见我们三个大学生参加劳动，很重视我们。我到先锋试制小组帮忙，制订工艺和操作规程，编技术教材，编技术档案。有时还要到上级公司召开的生产会议去听报告，和到兄弟厂去学习等。所以工作很忙，一切都是白手起家的。1960年到1962年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又碰到中苏关系恶化，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双方进行一场公开的论战，苏联撒走了一千多专家，撕毁了六百多个协议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使我国有一百五十多项建设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以后国家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用三年的时间，使国民经济形势有了逐步的好转。我那时专心搞生产，搞好工艺设计、技术资料，一个三个人的先锋试制小组，初步具有一个技术科的规模。我也经常去上级公司开会，同行技术科同志认为我是羊毛衫二厂的技术科长。厂领导对我在文化、技术方面是信任的，但在政治方面，认为我是一个宗教徒，一个知识分子，从前又受过处分，还做过经理，所以不能叫我做组长。1964年厂领导先安排一个有些文化的横机老师傅、共产党员来做组长。他是我进厂时的小组长，名叫茅振葵，以后他在运动中被下放回崇明生产，支持农林业。厂领导又安排一个服装车间的裁缝老师傅庄金初来做小组长。这人没有什么文化，到公司去开会常要我一同去开，回厂叫我汇报厂长开会的情况。他要抓权，对我不放心，认为我要做组长，看不起他，认为他没有文化。到1965年从第一羊毛衫厂调来一个有文化的横机老师傅张文增进到我们技术组来，庄金初就叫我回车间生产，说是叫我多学点技术。我受了第一次的打击，心中很不高兴。我认为这个技术组（以后改为技术科）是我一手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现在别人来坐享其成，而把我一脚踢回车间去，再做三班制，再摇横机。我表面上是服从调配，但是我心中不服，当时我已批准加入了工会。我想多学一点羊毛衫横机技术也是好的，所以我在车间里还是安心生产，每天的产量也很高，质量也很好，我一天最多时可以生产十几件羊毛衫，各种品种的摇法，我都学会了，只是横机修理技术还没有学到手。
所以从195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八年中，我是完全投身于羊毛衫生产事业，工作也做出一些成绩，也受了表扬，但是我慢慢地离开弟兄姊妹，离开教会，慢慢地读经也少了，祷告也少了。我认识到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太六24）。这不是说我不能从事社会主义生产事业，为国家贡献力量，也不是说我不能成为一个先进生产者，或一个先进工作者。问题是说我的心究竟在哪里？俗话说：「心无二用」，我的心如果放在神的家里，放在弟兄姊妹身上，放在事奉神的事上，放在教会里，当然我对其他的事，要淡一些。我的心如果放在钻研技术、计划生产或其他事业上，我对神、对教会、对弟兄姊妹的心也会慢慢地冷淡下去，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说，我们酒也不喝的，怎么会醉酒呢？那么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呢？醉不一定是物质的酒，凡一切叫我们兴奋、陶醉的都是酒。技术革新可能成为我们的酒，革新进步就什么都不管，只管技术革新；照样陶醉于美术、艺术、教育等等方面，这些都是酒。我们宁可别人称呼我们「耶稣迷」、「教会迷」，但不愿别人称呼我们「生产迷」、「政治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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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弟兄姊妹的情况（1966年到1976年）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257-286页。）

「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是搞「四清运动」，这是从1963年开始到1965年，三年的时间。从1963年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我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展开了。农村的「社教」运动，起初是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和清工分（后称「小四清」）为主。后来，城乡「社教」运动的内容都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和清组织四个方面，统称为「四清运动」。这个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定为是阶级斗争，在1964年下半年这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后来发展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论点之一。在国际方面，1963年7月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故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将中苏两党争论公开于世界。于是中苏两党之间便进行了一场公开的论战。我们骂他们是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头子。1964年6月，毛泽东批评文联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大多数刊物，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于是，文艺界就开始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谢瑶环》、《李慧娘》等影剧，并批判了田汉、夏衍等文艺界的知名人物。后来，又展开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4月，报纸发表文章，对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札记》加以错误批判，〈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的反动本质〉的文章，说他们三人是进行一场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并且要上揪「指使者」，下挖出最深根子，下扫「三家村」在知识界的赞赏者和追随者，于是十年动乱、大浩劫就开始了。
1966年5月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就是所谓的旧思想、旧文代、旧风俗、旧习惯。打着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旗号，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要以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搞一个「兴无灭资」运动。1966年6月各大专院校和中学都停课，成立红卫兵组织，由各机关单位带领到他们认为有问题的非无产阶级家里去抄家，搞打、砸、抢，又去打寺院和教堂。〈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红卫兵就批斗地主、不法资本家、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总称「地、富、反、坏、右、不法资本家」黑六类。那时锣鼓喧天，一队又一队的红卫兵从这一条弄穿到那一条弄，抄家、批斗，给「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游街。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差不多都受到冲击。所有前聚会处的同工、长老、执事家都被抄了。有的重些，有的轻些。各人都能写出一本长篇回忆录。1966年9月18日，我们静安区的基督教界首次受到冲击。先是七一中学的红卫兵和化工学院的红卫兵联合采取行动。他们开进怀恩堂，将圣经、诗歌烧了，并砸坏了椅子、器具等。他们揪斗戚庆才、唐守临等教牧人员，给他们戴高帽子游街，然后到我家里抄家。红卫兵是晚上闯进来的，带头的好像是静安分局的人，问我有否武器、黄金等，我说没有。他们把我们关在厨房里，然后上楼翻箱倒柜。抄了半天，忽然有一个红卫兵喊道：「抄到了一部发报机！」原来是外地一个弟兄，放在我家托我父亲去修理的老式有真空管的一部耳聋机。他们把我妻子的金戒子、一些手饰、银币、铜币都抄去，还有一部打字机、照相机等物，把它们捆成一捆。忽然又有一个红卫兵喊道：「抄到了反动的照片！」原来是一张垫箱子底的旧报纸，上面有希特勒的照片。他们抄不到什么其它东西，就下楼，指着这张旧报纸上面希特勒的像，问我为什么把它藏在箱子这么久，并且斗我。我只有苦笑。临走的时候，领队的一位同志，叫我们上楼看看缺少什么？我姐姐发现一只旧金手表没有了。红卫兵都说没有拿，领队的就要搜他们身，有一个红卫兵偷偷地将这只手表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我姐姐看到了，就说表怎么会跑到楼下来的，他们也不作声，扬长而去。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厂里请假一天好收拾房间，因为满地都是杂物、书报、废纸，像个垃圾堆，并说红卫兵来抄过家。我厂的红卫兵知道以后过了两天，也来抄我的家，他们抄不到什么，看见我有许多宗教书、属灵书，中英文的都有，便叫我自动把书运去厂里，拿去废品站卖掉。我把装满两麻布袋的书送去厂里，又把两麻布袋的书送去废品站卖掉，所得的钱还要上缴给红卫兵。
那时大家在学习班中间互相批评，唐守临、任钟祥就斗争左弗如，任钟祥又斗争唐守临，贴大字报，真是搞得一塌糊涂，这样搞的目的是要大家放弃信仰，要大家批评圣经。
又过了十天，全市性的基督教界大抄家到了。我家也逃不过，这是第三次的抄家。许多弟兄姊妹的家也是这一天被抄的。来抄的红卫兵是市西中学和第一师范的红卫兵，领队的是一个机关干部。晚上十时，我们都已上床了，忽然有人敲前门，并喊我的名字，叫大家起床。我马上穿衣下楼，并叫大家起床下楼。一大队红卫兵又进来了。领队的说，把户口簿拿出来，点点人数，叫我们自动地将一切反动的东西、黄金、饰物等缴出来，我说我们已被抄过家两次。一大队红卫兵上楼，到晒台上去将大小花盆都砸烂，打破花瓶，又砰掉了一只板刻挂钟的底板。他们问我，许多宗教书到哪里去了，我说都送到厂里去了。领队的将一个皮箱，内有我女儿的集邮簿、许多笔记、杂书等抬下来要带走，并且对我说：「你们宗教界四旧的东西特别多，我们是帮你们破四旧的。」我问他们为什么将我女儿的集邮簿抄走呢？领队的说：「因为里面有修正主义国家的邮票（指苏联、东德等社会上义国家的邮票）。」
那时，到处都是大字报，马路上、墙上、玻璃橱窗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和写的标语、漫画等，静安公园成为大字报展览园。我就去看看他们写些什么。当中有几张是这样写的：「苏联是修正主义国家，在他们的国家里，还让宗教泛滥。宗教是反动的东西，不能让它自生自灭，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它就不倒，这也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还有一张大字报是这样写的。「红卫兵到北京去见周总理说：『我们已经消灭了天主教、基督教，再过三个月要完全消灭伊斯兰教。』周总理却说：『这是形左实右，我们还要搞统战工作哪！』」红卫兵认为爱国就不能爱教，「爱国爱教」是修正主义的东西，这是邓小平提出的，是刘邓修正主义路线。所以一切统战组织和三自爱国组织都被封起来。我被抄家后就去找一个在教会肃反时认识的公安同志，他说：「红卫兵小将跑得真快，我们坐飞机还赶不上，现在你对圣经怎么看法？」我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说：「你到现在思想还这么落后！」我离开他出来的时候，心里想，「在肃反的时候，千保证，万保证，不碰我们的信仰。」十年以后，他们就要碰我们的信仰了么？记得那时红卫兵贴出的大字报中又有一张是这样写道：「中央文革红旗手江青看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拍手叫好说，红卫兵做了我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他们造反有理！」不久，各地红卫兵都到北京去串联，毛主席在人民广场接见他们好几次。所以，他们从北京回来以后更猖狂了，搞打、砸、抢，有许多人被斗后跳楼自杀，或服毒自尽，在基督教界常熟路聚会处的钱潭云牧师是跳楼自杀的。在我们中间的胡志诚师母，就是韩景诚姊妹，也是被逼自杀的，萧余音姊妹的嫂嫂也是服毒自杀的。还有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至于交大弟兄丁永福是在肃反后在翠华厂上吊自尽的，原因还不清楚。他的妻陈惠玉姊妹带了两个孩子和叶听容姊妹住在一起。顾孝颐弟兄因为张品蕙有几瓶药放在他处，红卫兵就抄他家和斗他，他胆小，去长风公园跳湖自杀，后被人救了起来。
1966年10月「四清」工作队进驻我厂。这时正当文化大革命开始，因为8月份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充分肯定了已经展开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以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已成立，江青任小组长，这个文革小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都是小组成员，其权力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8月5日毛泽东写了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不点名地提出中央有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就，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确定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提出要「依靠革命的左派」，「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其目的是「斗倒、斗垮、斗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三反分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厂「革命群众」纷纷贴出大字报，但是在党支部书记林树荆、车间主任团支部书记董士庆的指使下，矛头对着我，他们指使冯慕晞贴了我第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剥开白面书生、笑面老虎张锡康的画皮」，将肃反时揭露的破坏土改、白衣游行、做反动祷告都推在我的身上，说我是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骨干。群众不明真相就纷纷贴我大字报，责令我老实交待。人保科长陈文宽贴了我一张大字报，说我在外面自称为羊毛衫二厂的技术科长。起因是有一家毛纺厂写一封信给技术科长庄金初，信封上却写了张科长而引起的。接着，庄金初贴我大字报，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团书记董士庆贴我大字报，说我从技术组回车间生产时，大发牢骚不服从组织的调配等等。「四清」工作队不明真相，在厂里开了一个被抄家的地主、坏分子等的物品展览会时，也将从我家抄去的几套西装、领带、十几本精装的外文属灵书籍都展出来了。我那时真是惶惶不可终日，四面楚歌。我默默地祷告神拯救我。
1966年底，「工人造反派」成立了。黄笑梅做队长，沈志青、金学良做副队长，我和「造反派」说，我是由宗教事务局介绍到二厂来工作的，我是经过教会肃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我的问题早已解决了，他们可到宗教事务局去查我的档案。他们派人员去调查我的问题是否属实。以后由「四清」工作队、党支部书记林树荆和「工人造反派」，敲锣打鼓将被抄的东西、财物、书籍全部送还给我，并且在我家后门上贴了一张平反书，对我赔礼道歉。
1967年春上，我厂要拆房，盖新厂房，全体暂借羊毛衫十四厂的一间房子生产。「工人造反派」揪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指向党支部书记林树荆、团支部书记董士庆。「造反派」要我上台斗他们，但我没有这样做。1968年春上，新厂房盖好了，我们又搬回去。到了四月份「清队」运动开始，要划分那些是无产阶级的队伍成员，那些是非无产阶级的队伍成员，地主和小业主都被清了出来。
陆道雄事件的发生，牵连我又被重门，被「反平反」。陆道雄弟兄于1967年在中国制药研究所「造反派」揪斗下逃往温州、平阳躲起来，一直寻不着他。我所住地段的派出所和居委会认为我有很大嫌疑，因为陆道雄被揪斗后，曾到我家里来过一次，并且他是住在我的隔壁，又是在教会肃反后，从会幕堂转到聚会处的青年弟兄。他和邵圣清结婚后，住在我们隔壁邵圣清家，过去我们往来很多，因为他俩是弟兄姊妹，又是邻居。他俩夫妻不和，常要我去调解。陆道雄弟兄到我家对我说，他被「造反派」揪斗要他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他不肯，「造反派」打了他，他的气喘病又发作了。我问他为什么我的小女儿惠爱从学校里回家，路过北京西路时，看见他颈上挂着一块「反革命分子陆道雄」的牌子，被送到他单位对面马路的轻工业食堂去批斗。他对我说，他的问题在「四清」运动时已解决了，因为想和张主怀逃到国外去设立教会，被记了一次大过，但没有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然后他说，他不能拜毛主席的像，因为一切的像，我们都不能拜。我们要像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一样，宁死不拜。说后，他对我说，他今天对我说的话，我不可说出去，若我说出去，他也不会承认的，然后他便走了。第二天邵圣清姊妹来找我，给我看了陆道雄留下的一张条子，哭哭啼啼说他出走了，不知道他到那里去了。她问我知不知道。我说，他没有对我说到出走的事。我叫她马上通知派出所和他的单位，并说他很可能会逃到他在外地的两个好朋友处，一个是合肥的黄汉宁，一个是温州的俞郇民，叫有关部门去找他。这事过了近一年，但还是找不着他。在清队运动时，我居委会的红卫兵在里弄口贴了一张小字报，要一切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切刑满得释放但没有改造好的人去登记。我没有注意这张小字报，过了期没有去登记。红卫兵到我家来揪斗我，在居委会登记时，打了我两记耳光，问我为什么不去登记，是否以为自己已经改造好了。接着，派出所和居委会红卫兵组织斗争地、富、反、坏、右分子大会在轻工业饭食堂举行，和我一同被斗的还有三个人，一个是本弄的一个坏分子，吴美丽的丈夫，另外是住在张国伟楼上隐藏地主身份的一对夫妻。红卫兵叫我们弯腰低头，我们四人被批斗了二小时后，红卫兵叫我到厂里去向「造反派」汇报今天批斗的情况。那对夫妻当天回到家里，就双双服毒自杀了。这天撒但的黑暗权势笼罩着我。我骑车路过复兴公园，进园坐了一会儿，忽然撒但有一个念头射到我头脑里，叫我跳湖自杀。我绕湖走了两圈，没有跳下去。之后，我想索性去厂将情况告诉「造反派」。到厂后，我写了「认罪书」。当天晚上「造反派」到我家，在我门外贴了一张「反平反」书，并责令我将还给我的东西、存单、书籍，全部带回厂去。我奉命照办。我知道，这次是牵涉到陆道雄的问题，「造反派」一定要开大会斗我的。果真过了两天，海报出来了，「斗争阶级敌人张锡康大会」在食堂举行。我里弄里的治保主任被邀上台批斗我，说我把聚会处信徒名册藏在家里，还想变天。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年轻时写的一本弟兄姊妹通讯录，被红卫兵抄了去。大会叫我坦白交待，我读了交待书。群众喊口号打倒我。这时我正看见神的恩典托着我。我一点不紧张，一点不慌张，我泰然自若，好像是在斗争别人，不像是在斗争我。别人喊打倒我，我也举起手来打倒我自己。别人看了都议论说，我们喊口号打倒他，他也打倒自己，这是怎么回事。我那时想，我这个旧人是应该被打倒的，不应该让他再活起来。我里面这个新人，他们是打不倒的。我里面莫名其妙，笑了出来。他们说：「不准笑，你资格老得很，斗你，你还若无其事。」斗完以后，正好是吃晚饭。我照样吃四两饭。我把别人都弄得莫名其妙，被斗完还能吃四两饭。现在，我知道，当时不是我这个天然的人能顶得住，而是在我里面的宝贝显了出来。我真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林后四8-9）。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乎神，不是出乎我自己。所以神要我们多经历祂复活的大能，经历过才知道，这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实在的：这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莫大的能力。不经过死，就显不出复活的生命。怕遭遇，怕经过死，也不能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当然，这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若没有神的怜悯和恩典，这乃是人所受不了的，精神要受刺激，导致许多疾病，或厌世，生短见，落到撒但的计谋里去。
大会斗过我后，把我赶出小组，并叫我每天提前二小时到厂写交待材料。做中班提前二小时到厂，做早班推迟二小时下班。别人做八小时，后来我写完材料后，他们要我参加生产劳动，我要做十小时工作。那时摇横机虽然不是手摇而是用电动的，但是要扩台，一人看二台，跑来跑去，十小时没有坐下的机会。这样有三年之久，感谢神，我的身体越过越好，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产量比别人高，品质也都达到标准。
当我被赶出小组时，没有人敢睬我，怕被别人说，立场不稳，阶级观念薄弱。所以大家都和我划清界限，没有人敢和我说话。我低头进厂，低头出厂，但是当我骑自行车在回家途中，主的话来了：「我里面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十一29-30）。这话在我身上很有力量，我一面流泪，一面歌唱，心中满了喜乐。
第二天，一个试探又来了。「造反派」叫我在吃饭以前，当众喊「打倒上帝！」因为他们知道，我吃饭前是要祷告的。他们开小会斗我说：「现在还有什么信仰自由？只有一个信仰，信仰毛主席，信仰共产党。」他们问我，为什么平反时不把几本大圣经和诗歌拿出来，现在它们在哪里？我说已经送给人了。为此，他们又斗我说，别人都送人家《毛选全集》，而我送别人反动的圣经，说我明显是一个十足反动信徒。到吃饭的时候，我买几个馒头在车间里吃，不到食堂去吃饭。「造反派」一定要我到食堂去吃，并且要喊「打倒上帝！」才可以吃饭。这真是难。我怎么能喊「打倒上帝」呢！我宁可饿肚子，也不肯喊。我祷告神给我力量，给我智慧。后来，我想，「上帝」两字是佛教菩萨的名字，我们圣经中早已改为「神」字，而不用「上帝」两字。《毛选》湖南农民起义一篇中提到「玉皇上帝」的名字，这是封建迷信的产物，我为什么不能打倒呢？所以，我到食堂去吃饭，在吃饭前喊，打倒「玉皇上帝！打倒刘少奇！打倒倪柝声！」这样喊了三个月。
后来，我又在小会里被斗过几次，一次是为陆道雄的事，他们要我坦白承认，陆道雄逃跑是我叫他逃的。我将事实经过讲了，他们不信，要我具结「是不知道陆道雄逃跑的事，也没唆使他逃跑」，如事实不是这样，一旦陆道雄被逮捕归案，我要负法律的责任。我具了结。又有一次，他们叫我前技术组的几个老师傅斗我。斗我最凶的是张文增，他说我在家里有秘密家庭擘饼聚会，我说没有。他们打我，要我老实交待，我具了结，说实在没有，这才罢休。还有一个斗我很厉害的人，他是以前在车间里我的小组长黄广才。他为要表示积极而斗我的，这使他可以在「造反派」中露头角。稀奇的是过了两年，张文增忽然患脑溢血，抢救无效而病故。当时，他只有四十几岁，在横机技术上，在我厂没有人能赶上他的；他又有文化，又是团员。他的死对厂方是个大损失，领导对他的死非常惋惜。不久，黄广才也因生肝癌而死了，死时只有三十几岁。这是我进厂后，死得最早的两个同事。我想起一节圣经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十二19-21）。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第一个贴我大字报的冯慕唏，当厂方给我平反后，向我道歉，并且要介绍我加入「造反派」。1968年我被「反平反」和被斗时，他也要表示积极而和我划清界限，贴了我许多大字报，用很恶毒的话攻击我。以后等我的问题解决了，他忽然患脑血栓、中风，厂方送他到瑞金医院，一星期后，他渡过危险期，院方叫他出院，但他患脑血管意外后后遗症―不能说话、半身不遂。他半边手、脚不能动是长期的事，要用针灸、推拿疗法才可以恢复，瑞金医院不能替他解决，他只得回家去。但他经济很困难，厂方工会每月补助，他的妻子没有工作，两个孩子还在读书，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元。他无力请医师出诊到家里来给他治疗。在这时，主叫我去看他（这是我问题解决以后的事），为他针灸、推拿。起初，我不愿意去，我心里想，这人斗我这么凶，活该！但主对我说，我要爱我的弟兄，他是公会的一个牧师，和我一同转业到羊毛衫二厂。这时，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我隔天去为他推拿、针灸，经过二个月的时间，他可以下床，自理生活了。又过了一个月，他可以下楼，我可用自行车推他到地段医院去看病配药。又过了两个月，他可上班了，他在厂里又做了几年才退休。我做了这件事，主是以善胜恶。
1970年陆道雄在苍南矾山被捕押来上海，在审讯中，他们知道我和他的问题无关，以后厂方宣布查清我和「小群派」的关系，给我解放，让我再回到小组参加生产。厂里的人对冯慕晞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都是信耶稣的人好。他病愈后，也从来没有一次来我家道谢，我也不要他什么东西，因为我是做在主身上，我里面满了膏油，我没有被恶所胜，我到厂去的东西都还给我。「四人帮」粉碎后，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到1979年，我被叫回到技术科，先是搞试化工作，以后搞「全面质量管理」。到1981年惠容顶替我进厂，我才退休，厂方又留用我半年，以后才正式离开羊毛衫二厂的工作。
以上所谈到的，大半是我个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情况，其他弟兄姊妹，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不过总括来说，大家都为信仰、为主受了苦，为过去曾参加聚会处的聚会而被审查、批斗等。如王大和弟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红卫兵批斗，拳打脚踢，吃尽了苦，但主与他同在，他一点不觉得苦，以后被扫地出门，从公寓大楼被赶到一个汽车间居住，家产被抄走，钱财被查封，女儿被迫去■新▲疆■，而他自己要到安徽插队落户，以后他的老伴也病故离开了他。但是他满了喜乐，常被圣灵浇灌。这是神所赐的恩，他年老多病，还要做煤饼炉、做砖头、挖泥、推车等劳动，但主的恩典是够他用的。以后他也被平反，摘掉帽子，退还财物，恢复名誉。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厄运的是陆道雄和张愚之两位弟兄。从人看是不幸，但从主看他们是为祂殉道，是件荣耀的事。陆道雄弟兄自从出走到温州，就去找在水库学校当教师的俞郇民弟兄，那时俞弟兄正被关在「牛棚」里，他偷偷地逃出「牛棚」和陆道雄会面，以后被判八年徒刑。陆道雄在温州时，黄国荣、黄彰荣、杨恩弟都接待过他，以后他们三人也各被判三年徒刑。陆道雄弟兄后来由张愚之介绍改名换姓，住到矾山吴良洙弟兄家，以后吴弟兄也被判三年徒刑，因他被认为是窝藏反革命分子。在平阳还有几位被牵连而坐监的弟兄。陆道雄被捕来上海后，张愚之也被捕押来上海，当时是在「四人帮」王维国管治之下，他俩都以叛国投敌罪被判处死刑，并立时执行。在押赴刑场时，有弟兄看到他俩和其他因犯不同，面容安定自若，有主的同在。1987年陆道雄原单位为他彻底平反。因张愚之的案件而受牵连的，有他的儿女张仰晨，张愚之保外就医的时候，曾和广州余道胜通过讯，后来余道胜偷渡国境到了澳门，也叫张愚之走这条路，张愚之就叫仰晨去查探一下，但这条路已不通了。张仰晨自己早就想去香港，只是苦无门路，里弄多次动员她去■新▲疆■，她完全拒绝，以后她为这件事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在街道监督劳动。「四人帮」被粉碎后，她也被摘掉帽子，得以自由，1980年去美国。
郦理英为张愚之的缘故，在单位里被隔离审查，「造反派」也打她，她也吃了许多苦。
万绍祖弟兄、鲍贤玲姊妹因为和倪柝声有亲戚关系受到牵连。鲍贤玲是信谊药厂老板鲍国梁的大女儿，她母亲是倪师母张品蕙的姊姊。张品蕙以后一直住在鲍家，所以也是个重点，又加上绍祖过去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聚会处参加联合礼拜后，他对左弗如说：「我现在很苦闷，教会前面的路不知怎么走，我站也站不起，躺也躺不倒。」不久他生鼻癌，不治身亡，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时，鲍家被抄得很厉害，连小花园里一口井也都被掏过，张品蕙因为她弟弟张宜纶在香港，在香港的同工魏光禧也秘密汇钱给她和倪规箴，请她偷偷去监里接济倪柝声。张品蕙也曾被定罪为私藏倪盗窃国家资财的一部分钱和倪的书籍等，所以她为钱的事多次被斗。鲍贤玲在单位里也被斗，她被撤掉做老师的职务，并要下厂参加劳动。「四人帮」被粉碎，她的问题得到解决，她之后也去了美国她父亲那里。
鲍贤玲的妹妹鲍贤珍姊妹嫁给陆干惕弟兄的儿子陆维德。陆干惕是博士笔厂老板，是资产阶级，又是聚会处的执事，第十家的家主，所以他被抄家得很厉害。「四人帮」粉碎后，他也被平反。但他得了一身病，八十年代初陆干惕和他师母顾学洙相继身亡，陆维德和鲍贤珍也去了美国。
茅中弟兄、江浩姊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吃尽苦头。茅中弟兄过去是聚会处青年聚会的一个负责弟兄，在一医中山医学基建科做工程师。文革期间，他俩被斗、被抄家、被扫地出门，住到一个仓库里去，后又在单位里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四人帮」粉碎后，他的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他的外甥是在美国大学读环境卫生技术专科的，大学毕业后有志回国为祖国效力，搞三废治理技术工作，便去北京见华国锋。华派专员陪他来上海找茅中，才知道茅中的处境。以后院方为茅平反，也分配公寓大楼的房子给他居住。
单亦洁弟兄、席德琦姊妹因为过去都是聚会处的执事，单亦洁又是颜料行的老板，到外贸局工作后又戴上右派帽子。他在文革期间被抄家，私房被占，存款被冻结，红卫兵斗他，将他迁回山东乡下去劳动。他们一家也吃了许多苦。单亦洁的弟弟单亦胜在美国。1978年单被摘掉右派帽子，并得到平反，所有的东西都还给他。1980年他由儿子基丰陪同去了美国。1981年席德琦也去了。现在为落实政策，私房也全还给他们了。
荆绍仁、孙凯、陈三得三位弟兄本来都是住在富民路249号何广涛的父家。红卫兵抄了他们的家，将他们三家都分到别处去住，但也是住在像汽车间似的房子里。红卫兵怕他们住在一起会搞活动，因为他们三人都是执事。
宣常铭弟兄因为过去是教会里的长老，又在上海银行工作时替倪柝声做了些事，所以被戴上右派帽子，不准再从事银行工作，而要到学校去做外语教师。他有很多孩子，经济困难，要靠他师母养白鼠过日子。
胡志诚弟兄、韩景诚姊妹因为过去都是教会中的执事，胡弟兄又是五金商店的老板，所以被抄家好几次。红卫兵发现韩景诚在静安区人民银行有二万元存款户，认为她是代胡弟兄逃避资金。胡弟兄单位的红卫兵将韩景诚关在厂里，搞逼供信，并且打了她。她始终不承认，后来跳楼自杀。过了几年才发现那是一个同名同姓从北京来的韩景诚所储蓄的款。蒋玉荪、曲羡真姊妹也是被扫地出门，曲羡真几次要自杀。
其他如杜忠臣弟兄被红卫兵抄家后又被斗，且在里弄里他家门口被贴了许多大字报。张君翠姊妹在中山医院也被斗得很厉害。夏醒尘弟兄在厂里被隔离审查了八个月，因为他去过鼓岭山执事之家，且是同工兼执事。马骥弟兄也被拘留过，第十六家家主朱锦荣弟兄被抄家后，三层楼的私房被紧缩了二层，其他如董吴秀英、桂如玉、周静梅等执事姊妹都被抄过家，都被斗过。红卫兵说，1956年我们聚会处被肃反肃得不够彻底，所以他们要来造反，帮助我们破四旧。
到了1969年各条条「造反派」对基督教界来了一次所谓「思想改造」，要教牧人员喊「打倒上帝」，批判圣经。对已经参加三自的教牧人员，包括我们中间的同工、长老，都被组织起来学习。有些牧师在被逼下也喊「打倒上帝」，批判圣经，并且互相攻击，互贴大字报。左弗如姊妹不肯这样做，于是「造反派」发动学习成员贴她大字报，说她是反革命分子，唐、任也都贴她大字报。但是只有一个人不肯写，那就是灵工团的竺规身牧师。竺牧师说：「我只知道她是一个爱主的姊妹，而不知道她是反革命分子。」故此，大家又斗竺规身，说他就是反革命分子。结果，他这八十多岁的老人家被带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里弄里监督劳动。「四人帮」粉碎以后，有一天，左弗如姊妹对我说：「我们聚会处的弟兄姊妹，过去太骄傲，认为公会的牧师都不行。岂知，我被批斗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弟兄都批我、斗我，说我是反革命分子，只有竺规身牧师不肯这样做，他为保护我而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很受感动。」
竺规身牧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后，在里弄监督劳动有十几年。到「四人帮」粉碎后，他的大女儿在巴西得悉她父亲九十几岁，还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在里弄里扫地，气愤地写信给华国锋，要求查清她父亲究竟为什么戴反革命帽子十几年。不久，中央马上派人到上海来将他的帽子摘掉。摘掉后一个星期，他平平安安、喜喜乐乐地被主接去了，无疾而终。他有九个女儿，光是去火葬场的亲戚就有几十人，再加上主内弟兄姊妹，有一百多人。他们借了一个大厅做丧事礼拜。大家围绕他的遗体，看他像睡着一样，没有一个哭的。他的小辈们一面唱诗，一面说「爸爸再见！」火葬场工作人员和其他表亲都来看，怎么这家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是哭的呢？后来他们知道竺家都是信耶稣的，真是有见证！
乌鲁本齐路聚会处的杨绍唐牧师，过去是在内地会做牧师的，讲道很有能力。加入三自以后，1956年他曾在三自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说：『今后应当努力的有三方面，第一是要加强学习，再学习，多看、多听、多思想。学习必须加强，才能除去思想中的毒素，才能提高认识，才能不陷入错误。第二，基督徒热心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时代中作见证，这样做能使福音有出路。一百五十年来，中国基督徒只有七十万人，这好像在浅滩上打鱼，所以信主的人不多。圣经上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渔。』基督徒要深入群众，与人相处。如果不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试想如果你遇见了一个模范工人，你如何能给他传福音呢？第三，要祷告，加深真理的亮光。不可盲目地跟人跑，要多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杨绍唐弟兄在文革期间也吃尽苦头，被炒家、被批斗。后来在一个冬天，他在里弄里监督劳动扫雪时被一个红卫兵推倒在雪堆里而死。
1969年，化工局在漕河泾化工学院组织了两期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对象是在我们中间的执事（在化工、制药、医务系统里工作的）。大家带了铺盖住在化工学院里学习，先要大家交待问题，与谁秘密串联，并且有什么反动言论，进一步还要大家揭发别人的问题。最后，要大家批判圣经和放弃信仰。参加学习班的执事弟兄姊妹在制药系统里工作的有荆绍仁、孙凯、李铭亮、顾孝颐、张锡兰等，再有倪柝声的弟弟倪怀祖弟兄。在染料化工系统工作的有裴恩荣、邵圣清、蒋玉荪等，在医务系统的有郦理英等。在总结大会中，倪怀祖、荆绍仁、李铭亮、顾孝颐等都公开放弃信仰。不肯公开放弃的又再被施加压力，试验实在很大！公安人员对大家说：「以后如果我们发现你们再秘密串联，一律以反革命论处。」这吓得弟兄姊妹都不敢往来，右马路上遇见也不敢讲话，大家只点点头、笑一笑而已。极左思潮的冲击使许多弟兄姊妹对党的宗教政策发生怀疑。统战系统被取消，三自组织被搞垮，一切联合礼拜常被封闭，或改为工厂。怀恩堂改为第四印刷厂。有劳动力的教牧人员转业，在我们中间的任钟祥、灵粮堂的陆传芳都做了第四印刷厂的职工，弟兄姊妹们家中的圣经、诗歌、属灵书籍都被抄去。在十年的浩劫里，弟兄姊妹们没有圣经看，没有聚会，没有属灵交通，有时甚至连祷告都没有了。大家好像蝉在冬天时冬眠一样，不吃、不喝、不动，但还有生命、还活着；又像树经过风吹雨打，经过冬天，叶子都掉了，枝子也都枯干了，但还是坚挺不死，等候春天的来到。
关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弟兄姊妹的情况，我还要补充几点：
一、关在大墙里面的人的情况
【1、倪柝声】
倪是1952年4月被捕的，1956年6月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二十年。所以，到了1967年4月刑满，到1972年4月剥夺政治权利结束。根据倪的侄女婿倪幼慧的丈夫马兴涛告诉我说，他被关在提篮桥上海市监狱内做翻译英文书籍的工作，因为他的英文很好，如要叫他去劳动，身体够不上，翻译一些书，也能做些贡献。有人看见他在别人陪同下去市图书馆查阅字典、资料。关于他以后的情况，他的侄女婿马兴涛于1982年陪他的小姨倪蒙恩从美回国探亲来看我时说，1967年倪刑满被释放，正遇上文化大革命，因为他还有五年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时间，所以不让他回到上海市，而叫张品蕙陪他去青浦劳改农场居住。不久，红卫兵又将他送到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去，因他被关了十五年还信耶稣，还没有被改造好。张品蕙只得离开他回到上海。1971年张品蕙脑溢血身亡，倪接到电报后，受了刺激，之后可能是心脏病发作而相继身亡。劳改农场当局写信给倪在北京的家属张品蕙的姐姐林荔生师母张品琤，请她去领骨灰盒。张品蕙的姐姐就写信给倪的侄女婿马兴涛，请他去北京陪她一同到白茅岭农场领骨灰盒。去领的时候，他们发现他的姓名写错了，为了证实是倪某本人的骨灰，工作人员拿出一张倪亲笔写的纸，认为是他的遗嘱，倪在上面写着：「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祂为我死，我也为祂死。」马兴涛将骨灰盒带到浙江海宁他的家里。
以上是他所述的。以下我作一点补充和更正。
倪被关在提篮桥上海市监狱里时，他妻张品蕙、弟媳徐奉先和倪的姐姐倪规箴一同去探监，一个月一次，带些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和钱给他等。每次探监公安人员都在旁，只许讲普通话，不许讲福州话，怕他们私通情报。有一次我也和她们同去。根据徐奉先姊妹告诉我，后来张品蕙患高血压病，经常是由她一人去探监的。相互见面，难免要流泪，倪安慰她说：「要喜乐！」在刘少奇上台当主席的一段时间，他们待他很好，叫他在监里翻译英文书稿。1967年刑满被释放，户口迁到青浦劳改农场，张品蕙有时去探望他，但并没有迁去青浦定居在农场里。不久，红卫兵批斗用他，他又被关到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那边生活比较苦，路又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品蕙被戴上帽子，在里弄监督劳动，所以不能去白茅岭探亲。倪的弟弟怀祖和弟媳徐奉先也是被批斗的人物，徐奉先的一条腿被红卫兵打坏了，也不能去探亲。所以，以后是张品蕙在北京的姐姐张品琤常去安徽探亲的，并送些东西去。神为他预备了一个人，在上海市监狱里和他关在一起，以后在安徽白茅岭农场，又和他关在一起，这人姓吴，以后也信了主。
1971年10月，张品琤来上海看她妹妹张品蕙，大家挤在一间屋子里，起铺搭铺，白天将棉被放在大橱顶上。一天她站在凳子上翻大橱顶时，不慎从凳子上摔下来，过去血压经常是280/140的，忽然血压下降到140/70。她血压骤降，感到难过，不舒服，去中山医院看病，却被护士骂走，说她血压正常，为何来看病，那时对黑六类都是训斥的。张品蕙回家后，卧床不起，小便失禁、昏迷，送医院后就死去了。
倪弟兄收到电报后，哭了几天，要求给他寄张品蕙生前的头发、衣、裤、袜、鞋，作为纪念品。倪弟兄长期以来有心脏病，他的心脏比别人小一半。自从得到张品蕙死去的消息后，他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因此也病倒了。1972年6月1日倪弟兄去世。去世后，农场管教员在他床边，找到一张纸，纸上是这样写的：「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最大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农场领导写信给北京张品峥去领骨灰盒。张品琤到上海和亲戚吴磬、万绍祖女儿万小玲一同去领骨灰盒，却因名字同音不同字，怀疑不是他的骨灰盒。领导拿出这张纸，认为是遗嘱，并说他死不悔改。他们看见是他的亲笔字，确定无误。骨灰盒由吴磬带到他家中，后由马兴涛带去海宁。我在上海时，马兴涛和他妻妹倪蒙恩来看我，说到此事。我去她家，她给我看吴磬弟兄抄录的那张纸条上倪弟兄的遗言。
以下是吴磬弟兄1990年7月18日所写关于取倪弟兄骨灰的见证：
1972年5月，白茅岭农场的主管将倪弟兄从原来的住处迁到另一处，听说是让他坐拖拉机行驶40余里崎岖的山上公路，从集体牢房迁至他病故的那个名叫「山下坡」的牢房。6月1日仍住在上海的品琤姊妹收到白茅岭农场的电报：「倪儆夫病亡山下坡。」于是我们在上海的三家人便商量如何去料理后事，确定由我和小玲陪伴品琤姊妹带着那封电报尽快赶去农场。我们买了6月3日的长途汽车票，由上海直达安徽省广德县。但那天我们三人到达广德县时，已是下午一时，午后去白茅岭农场只有最后一班车，且已客满。又因不知倪弟兄新住处离车站多远，于是决定我一人先去，小玲陪伴品琤姊妹在广德县城找旅馆住一宿再去。我就在当天黄昏到达白茅岭农场总部，随即步行到山下坡倪弟兄住处。那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房子不多。接持我的人说，他们那里不接待外人，请我回农场总部的招待所去过夜。我只得往返奔波，当夜仍回农场总部招待所，由一位姓陆的管教队长接待。晚饭后，我问陆队长有关倪弟兄病故情况，他回答说：「5月30日上午9时已过，还未见倪儆夫从卧房出来，就推开房门去看他，只见他仍卧床未起，并且奄奄一息，于是叫卫生员来诊治。卫生员见他情况严重，叫人用车送去农场医院治疗，但医院的医生打针用药抢救无效，终于就在当夜去世。」过一会儿，陆队长又对我说：「看来他是自杀的，因整理他的床铺时发现在床单下有一份绝命书。」我追问是什么绝命书？他就拿出一张在练习簿上取下来的纸，上面写着很大的字，那些字确实是出于倪弟兄的笔迹：
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最大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
我看后对陆说，这不是绝命书，而是他预知自己身体不好，不久人世，但他至死坚信所认识的基督。我问他说，他们农场发的电报不也是说倪是病亡的吗？但这位陆队长一点也不明白那几句话的意义，他问为什么要信基督而死呢？陆队长另外又对我说：「因天气炎热，没等你们来，已将他火葬了。」我告诉他，另有两位亲属第二天会来。
次日，小玲陪品琤姊妹来到招待所，我们三人就和陆队长坐谈，陆重复了昨晚对我说的话，也给她们看了倪写的那几句话。最后，品琤姊妹问起倪弟兄的遗物，陆说他的现金是笔极大数目（指存监狱银行的），已收归国库了。他又说倪儆夫也没什么直系亲属，同时他也不让品琤姊妹去倪弟兄房间处理遗物，只是写了一张纸条，让我去农场火葬场取骨灰。其实那不是什么火葬场，而是农场烧窑的地方，平时生产砖块，兼管火化尸体。我找到火化倪弟兄尸体的农民，他姓茅。我问他倪儆夫尸体情况，茅回答说：「他是安详过世的尸体，一点没有反常情况。」我故意问他，那像是自杀的人的尸体吗？他说他火化了很多尸体，他认得出自杀之人的尸体，但他可作证肯定倪儆夫不是自杀的。他说倪的尸体很安详喜乐、很正常。
事实上，倪弟兄从始至终是因信基督而死，也从始至终维持着他的喜乐至他离世。
取回倪弟兄的骨灰后，原先是与倪师母的骨灰并排放在我家中，后来商议还是葬土内为妥，就葬于浙江海宁桑田下。1989年6月徐恩秀姊妹从美国到中国大陆，将骨灰取出，换了骨灰盒（因当时骨灰盒分等级，农场劳改犯人只能用质量很差的木制盒，所以出土已腐烂，便换成了黑色大理石骨灰盒）。最后于1989年10月将他们葬在苏州香山公墓，并安好白色大理石碑的标记。
【2、李渊如】
李渊如在1956年被判十五年，到1971年刑满。李始终没有离开过上海市监狱，和汪佩真两人在提篮桥女监被关在一起，平日要做些玩具之轻便劳动。文革初期据真茹的孙伯南弟兄告诉我，他碰到在真茹有一个信主的姊妹，她是在女监里李渊如对她传福音而得救的，并说李、汪两人在监里很有见证。1980年俞崇恩弟兄告诉我，有一位在公会里的传道人，也曾和李、汪关在一起，在文革期间，李渊如放弃信仰，批判宗教；可能她是批判宗教，但我不信她会放弃信仰。李无亲无故，平日是过去和她住在一起的同工张耆年姊妹，在经济上、物品上接济她的。1972年李渊如在监里病故。
【3、汪佩真】
汪佩真在1956年也被判十五年，到1971年刑满。刑满前上海市监狱通知她的家属，就是她的弟媳妇帅小亭和侄女汪梅仙，他们住在陕西北路延安中路慈蕙南里。她们胆怯，不肯接她出来，所以上海市监狱将汪佩真送到安徽白茅岭女劳改农场去住。1972年她死在那里。
【4、蓝志一】
蓝志一于1956年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以后送到青海劳改农场去，在那里管饭菜票的工作。刑满被释放后回武汉。他在1982年曾来过上海，灵里很刚强；后定居武汉，1988年3月8日逝去。在他的安息聚会中，一位孤儿院的老同工见证他如何凭祷告办孤儿院，养活几十个孩子。有一次他与蓝弟兄同铺，醒来发觉他盖着被子，而蓝弟兄却裹衣而睡。一个长大的孤儿见证，有一次蓝弟兄买了一碗较好的面给他吃，而蓝弟兄自己却吃阳春面。大女儿利亚见证他为教会经常在外，很少能与家人见面，小儿子只被父亲抱过一次，以后入狱，父子再相见时不曾相识。
【5、朱臣】
朱臣于1956年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刑满回浙江浦江。1979年，他从浦江到上海来打听抄家物资能否归还一事，住在他弟弟和女儿家，和我们见过面。神也借着他在乡下医病赶鬼。到上海后，他逢人就做见证，唐守临得悉，便去他弟弟家劝他不要再搞这一套，否则有再被捕的可能。他因此胆怯而回乡下去，以后也加入了三自。
【6．陈本伟】
陈本伟过去是在北京王明道那里作青年同工的。解放前夕，倪讲合一，他也合了进来，做了青年同工。1956年他被判有期徒刑十年。他喊冤枉，在第一看守所碰见朱臣时，大哭诉说他被判十年太冤枉了，以后他也被送到青海去劳改。他在外面的妻子也和他离了婚。他刑满被释放后回上海，政府另安排工作给他。
二、在上海过去不在聚会处的一些青年弟兄姊妹情况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些在公会里的青年弟兄姊妹也暗暗地在家庭里聚会。如我所知道的，有虹桥路家庭聚会事件。在虹桥路有一位姓徐的弟兄，经常有一班公会里的青年弟兄去他家聚会。常去的有从神学院出来的陈明来弟兄，他是绍兴张桐昌弟兄的女婿，还有河南的李天恩弟兄，并过去是灵粮堂的戴宝坤弟兄。我们中间常去的有郑武弟兄、萧自若姊妹。1970年，他们几个青年弟兄发起邀请外地一些青年弟兄一同聚一次大会，被邀请的名单中有慈溪的戴成耀弟兄、宁海的蔡联芳和顾福德弟兄等。这张名单在外地被查获，因此被一网打尽。聚会没有举行，青年弟兄们除本地郑武弟兄、萧自若姊妹外，全都被捕，及被判三年到五年的有期徒刑。
三、外地弟兄姊妹们的情况
外地的情况和上海不同，特别是在农村，因为管宗教事务的干部少，有些地方没有三自组织，所以他们还是照样聚会。几个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福州等管宗教事务的干部多。然而，这几个大城市内各种宗教派别也多，难以管理。外地有一些城市，如杭州、温州、萧山等管宗教事务的干部抓得比较松，三自组织也比较薄弱，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北京、上海的红卫兵去外地冲击，弟兄姊妹也受了不少苦。
【1．杭州】
杭州基督徒聚会处在三十年代初就已经有了，最早是在东街路聚会，因为杭州离上海近，上海的同工们如倪柝声、李常受、栾腓力、许达微和我的父亲都过去那边作工。后来聚会处搬到缸儿巷的徐永明医生家。徐永明是眼科医生，过去也开过采薪药房，也是一位同工兼长老，其他的长老有马迪生弟兄，就是马作盐姊妹的父亲，他是在杭州邮局工作的；还有俞德葆弟兄，他是杭州第一人民医院的眼科医生；还有在粮店工作的陈广贤弟兄等。1956年教会肃反的时候，徐永明弟兄、马迪生弟兄和一位干窑的青年弟兄宋佳音也一同被捕。徐永明被判了十年，刑满回杭。马迪生弟兄也被判了十年，后来在山上劳改，伐柴时坠山身亡。宋佳音弟兄被送到内蒙劳改，被判了十二年。留在杭州的只有俞德葆和陈广贤。陈广贤在文革初期生胃癌而死，俞德葆弟兄在文革期间被批斗及游街，吃了许多苦。还有一位过去在济南做同工的赵避尘弟兄，他从鼓岭下山后，定居在杭州作工。肃反时，听说他因胆怯而向公安人员下跪求饶，得以免于逮捕。他以后也来参加1957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聚会处同工聚会。他说，他看到时代的亮光，要服权柄，福音不能口传，要用行为传福音等，影响了一部分的弟兄姊妹，1983年生癌病故。
在文革期间，杭州聚会处停止了一切的聚会，到「四人帮」粉碎后，才恢复各种聚会，地点是在马作盐姊妹家。他们始终没有加入三自。杭州三自也谅解他们，让他们在家里聚会。杭州三自的主席蔡文浩是一个弟兄，和俞德葆是亲家，所以很了解我们中间的情况。杭州市政协副主席傅奉钦是一个姊妹，是神学院毕业的，在清波门开了一所孤儿院。她过去也去聚过会，所以很了解我们的情况。这对杭州聚会处在家里的聚会予以许多方便。
【2．萧山】
萧山地方虽然不大，弟兄姊妹却有数万人。萧山乡下有几十个家里的聚会，分成东片、中片、西片三部分。萧山聚会处是在三十年代就开始了。我父亲也去作过工。当时最老的长老是萧山义隆的高其禄弟兄。后来兴起的有费联信弟兄（1957年来上海参加过同工聚会），还有从弋阳回去的冯和仁弟兄，他在上海和一位护士姊妹程碧琨结婚后，去萧山定居。费联信弟兄是在党山人民医院做医生，主日他和冯和仁多负一点讲台的责任。在萧山的长老有高长保弟兄、沈少成弟兄、关成联弟兄、诸成培弟兄等。在文革期间，高长保弟兄、沈少成弟兄被红卫兵吊在树上拷打，但是他们一点没被这批红卫兵吓到，还是满心感谢神。沈少成弟兄的一家都受迫害，大女儿沈巨克姊妹，因在外面传福音被剪阴阳头，但她还是毫不畏惧，照样出去传福音，以后又被剪阴阳头，一连剪了几次，她始终很刚强。还有一些青年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然而在家中的聚会被逼停止了。在文革后期，沈少成弟兄出差到慈溪劳家棣，看到戴成章弟兄照样在家里有聚会，他很受感动。回到萧山后，他就开始在家里聚会了。以后一个一个的家都兴起来了。
【3．绍兴】
绍兴是个市，弟兄姊妹的情况没有萧山好。从鼓岭下山的单开芬弟兄胆小，早就加入三自，后来吸烟、喝酒，不像一个弟兄。但是另有一位张桐昌弟兄，过去是公会里的牧师，教会肃反时他也被捕，被判了八年徒刑。他在文革期间被批斗、被关在地窖里，不见阳光有几年之久。但是他仍旧很刚强，不委屈求全，不苟且得释放。
【4．温州、平阳】
在温州、平阳有数十个地方教会，弟兄姊妹也有十几万人。在文革期间温州的一些老同工，从鼓岭下山的，如章高来弟兄、陈宝华弟兄、张载光弟兄都加入了三自。另有几位中年弟兄如黄国荣、黄彰荣、杨恩弟等，因陆道雄事件受到牵连而被关了三年。他们出监后，主用他们复兴温州的教会。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擘饼聚会，在最艰难的日子，还偷偷在家里擘饼。平阳弟兄姊妹在文革期间被拷打，很多弟兄姊妹被关，但是信的人越来越多，曾去过鼓岭山的陈敬超弟兄被判了刑去青海劳改。同工周达卿、蔡琦、李清玉等弟兄也都软弱了，挑不起教会的担子来，神就另外兴起一批弟兄，如杨恕法、杨约输、吴良洙、林洪水、李良如、黄恩永等，带领弟兄姊妹们聚会。
【5．南京】
南京聚会处在三十年代就开始了。解放前李常受弟兄曾在南京住家带领弟兄姊妹。教会肃反时，同工季永同弟兄被判了刑，雷智伯弟兄加入了三自，弟兄姊妹虽然在文革期间吃了许多苦，但是「四人帮」粉碎后，他们仍旧在家里聚会，没有加入三自。神也兴起了马宗府弟兄、胡衷明弟兄、夏季文弟兄等负聚会的责任。
【6．北京】
北京宽街聚会处在肃反后，由阎迦勒弟兄负责，但他因为胆怯，常在讲道内容结合政治和形势，所以许多青年弟兄姊妹都不去聚会了。在文革期间，这些青年弟兄姊妹如颜洪斌、洪慰、周丽玉和她丈夫都受到打击。有些青年弟兄姊妹因为搞家庭聚会而被捕。所以，青年弟兄姊妹都不敢往来，也不敢在家里聚会。老同工房爱光在肃反时被捕，内蒙的两位同工萧以诺、赵旭初也被捕，据说都是阎迦勒出卖的。虽然阎迦勒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三自副主席，但是弟兄姊妹对他都有看法。「四人帮」粉碎后，阎迦勒的政治地位也恢复了，和其他公会的牧师们一同在米市堂负责。过去聚会处的长老孟向召做了北京三自常委，也负责礼拜四上午的祷告交通聚会。以后擘饼聚会也恢复了，但是参加的人不多，只有几个老弟兄、老姊妹，青年弟兄姊妹很少。过去聚会处有几个执事如姜会扬、廉经文等老弟兄还是忠心爱主的。他们在主日上午也做礼拜、领圣餐，但是弟兄姊妹内心都不安。
【7．天津】
天津聚会处同工夏习灵在教会肃反时被捕。1957年女同工陈玉洁来上海参加同工聚会。在文革期间，他们吃了许多苦，长老许路箴弟兄被扫地出门、被批斗。一家人住在一间又小又暗的房子里十几年。张霞超弟兄、苏汉均弟兄都受到冲击。「四人帮」粉碎后，天津三自恢复了卫斯理堂，陈玉洁当了三自常委，苏汉均做了委员。苏汉均负责主日讲道。在天津没有家庭聚会，因为在文革期间，杨绍唐的儿子搞家庭聚会而被捕，牵涉到许多人，我们中间有两个女同工杨锦华、张玉芙也曾被关。
【8．青岛】
青岛聚会处自从1956年肃反，张子洁同工被捕判刑后，张天人起来负教会的责任，他来参加上海1957年的同工聚会后，回青岛加入了三自，做了青岛三自副主席。还有一位陆世光老弟兄在肃反时也被判了十几年去青海劳改，期满后回到青岛。在文革期间，许多弟兄姊妹都受到冲击，「四人帮」粉碎后，三自礼拜堂被恢复，张天人又恢复了原职，但是很少弟兄姊妹去作礼拜。许多青年弟兄姊妹都在家里聚会，还有一些老弟兄姊妹如路加、杨纯雄都不去三自礼拜堂，个别在弟兄们家里交通和聚会。
【9．福州】
1956年肃反时，福州聚会处有一些同工被捕，如陈必荫、余笃信等。有一些加入了三自，如郑证光、唐一帆等，他俩也参加了1957年在上海的同工聚会，郑证光回福州做了三自常委，在文革期间也受到了冲击。「四人帮」粉碎后，弟兄姊妹又在家里聚会，郑证光也要去参加，但是弟兄姊妹不让他参加，要他悔改。后来他痛哭流涕表示悔改，弟兄姊妹才接纳他擘饼。但是三自礼拜堂恢复后，他又被拉入三自，并且重新做了福州三自副主席，并且负责神学院培训班工作，对弟兄姊妹在家里的聚会加以打击。在文革期间，女同工郁瑞姊妹在山上劳改，坠下山而死。还有些弟兄姊妹也吃了许多苦。
【10．南昌】
南昌聚会处的黄得恩弟兄在文革期间因杀了一条耕牛，请弟兄姊妹吃爱筵，并且和弋阳弟兄姊妹往来，被打成反革命，被判无期徒刑。王幼濂弟兄被关在监里，因不肯放弃信仰，在冬天被剥光衣服而冻死。还有宫美悟弟兄被红卫兵打死。金健弟兄也被打成反革命，吃了许多苦。「四人帮」粉碎后，黄得恩弟兄也被释放回家。不久，他也加入了三自，作了南昌三自常委。
【11．宁海】
宁海聚会处最早是由华世宾弟兄起头的，以后余非吾弟兄和罗淑媛姊妹移民到宁海，也做了一些工，在当地负责的老弟兄有从金华去的陈明挑弟兄。在教会肃反时，尤再生弟兄被捕判了十九年。在文革期间，蔡联芳、顾福德两位弟兄因上海虹桥路青年聚会事件被判了六年刑。他俩在金华劳改农场很有见证，结了许多果子。那时当地教会因无人负责，有一位后来信了主的前复员军人娄城宣弟兄起来，迷惑了一些人跟随他。他搞所谓凡物公用，将弟兄姊妹奉献的钱随意挥霍，又说主耶稣什么时候要来。到了那天，不见主来，弟兄姊妹后来也慢慢醒悟过来，离开了他。后来，蔡联芳、顾福德弟兄恢复自由回宁海，聚会恢复正常，信的人越来越多，在几十个家庭里有擘饼聚会。
【12．福清】
福清是在福建省，当地负责的同工有林子隆弟兄，在文革期间，他吃了许多苦。然而，弟兄姊妹越受逼迫，信的人越多。逮捕一次，信的人就成倍增加，现在有一万余人信主。这和苍南一些乡下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受逼迫越多，教会越兴旺。这和在几个大城市的地方教会不同。
教会刚强不刚强和当地负责的同工、长老的带领大有关系。像嘉善的魏敬道弟兄在文革期间因多年坐在监里，一条腿也坐坏了。他一获释放，第二天就出门，跷着腿去各地探望弟兄姊妹。所以，嘉善一带信的人很多，嘉兴就不如嘉善，因为负责弟兄中分成两派，陈兴绥弟兄加入三自，出卖弟兄们。青年弟兄姊妹也不知所从。烟台的老同工刘卑皿弟兄加入三自，刘建邦弟兄虽然在文革期间吃了许多苦，回烟台后，因仍受监视，他在教会中也不能发挥多大作用。南浔的黄报光弟兄、南江的庄正谊弟兄过去都是在教会中负责的，因为缺少光，又加上年老，不能好好带领当地的弟兄姊妹。
【13．其他】
浙江余姚、马渚的青年弟兄姊妹不少。马渚的陈翠华和陈玲玲姊妹是两姊妹。她们是文革期间从上海回乡插队落户的，后来由萧山沈巨克姊妹带领，病得医治而信主。她们信主后受到丈夫的逼迫、拷打。但她们的信心毫不动摇，仍旧去聚会。那里的青年姊妹差不多都受丈夫逼迫的，但她们的灵很好，在外邦人中很有见证，因此得救的人很多。施旌旗弟兄期满得释放后也做「出口」的工作，洪阿来老弟兄的灵新鲜活泼又很刚强，不怕人的威吓，有受苦的心志。
浙江新吕、长乐的青年弟兄姊妹也很多，楼上官、楼上延两位名弟兄比较胆小，加入了三自。他们盼望三自恢复他们的大会所，因而不注重小的家庭聚会，所以他们的光景不如余姚、马渚的弟兄姊妹。浙江嵊县、诸暨有许多青年弟兄姊妹，也是在文革后期被兴起的。这也是萧山的青年弟兄姊妹所作的工。诺暨魏家的魏志贤和他的妹妹春芳、银芳都很刚强。
浙江舟山群岛、定海、镇海一带，因萧山青年弟兄姊妹去做工，信的人也不少。
浙江宁波的郁工六弟兄、陆肖雄姊妹和一些青年弟兄姊妹也都在家里聚会。
浙江东阳、义乌、金华、兰溪、浦江一带的教会差不多都是在文革后期被兴起的。
河南鲁山、平顶山一批已往是在路德会，为数万人的弟兄姊妹转到了地方教会。
广州青年弟兄姊妹们也是在文革后期被兴起的。最早有陈胜显、李坚荣弟兄、林雪斌、李晋玲姊妹等。总之，大城市里的弟兄姊妹不如农村的好。弟兄姊妹绝大多数是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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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弟兄姊妹们的情况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287-30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1989年，我们经过了四个时期。第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是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1956年底。在这个七年中，我们经过了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控诉运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和1956年的教会肃反运动。第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是从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中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开始到1966年上半年。在这个九年中，我们经过了1958年的反右斗争运动、「大跃进」运动和1965年的「四清运动」。第三，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在这个十年动乱洗劫中，由于领导者错误发动运动，后来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不但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了严重灾难，弟兄姊妹也经过了许多试炼。第四，是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是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一直到1989年。在这十三年中，各方面都在恢复和发展中。
我们所信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罗四17）。祂能从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太三9）。虽然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净尽了，耶和华神吹气在我们身上，我们便活了。耶和华要叫我们站起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参结三七10）。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打掉了我们的会所，停止了我们的聚会，烧掉了我们的圣经、诗歌，剥夺了我们的信仰，把我们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并要我们打倒神、批评圣经、放弃信仰。我们没有圣经看，没有弟兄姊妹交通，没有神的信息听，没有地方聚会，甚至不敢在弟兄姊妹们家里擘饼、唱诗、祷告、交通，怕被说成是搞秘密串联，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们外面受压，里面也软弱，有时甚至连祷告也祷告不起来，真是像死了一样。但是，我们的主是不灰心的主、不丧胆的主。我们这被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我们这将残的灯火，祂不吹灭（赛四二3）。真是感谢赞美主！
这是神自己动工。祂慢慢地使失散的弟兄姊妹恢复过来，先恢复交通，最后恢复了聚会。有放弃信仰的弟兄被神抓回来，痛哭流涕悔改，再回到主面前。有彼此猜疑的弟兄姊妹解除了误会，重归于好。久不聚会的弟兄姊妹被主聚集在一起聚会交通、擘饼。这是神莫大的怜悯！但这不过是一小部分老弟兄、老姊妹的情形。许多青年弟兄姊妹、老执事弟兄姊妹还是失落了。
现在我将我所接触到的弟兄姊妹的情况分述于下：
「四人帮」是1976年10月被粉碎的。但是在「四人帮」没有粉碎以前，弟兄姊妹已经开始往来了。王大和弟兄在街道被监督劳动时，弟兄姊妹都不敢去接触他，因为他被指使要汇报来看他的人。这位老弟兄为主吃了许多的苦。他起初不参加任何的工作，因为他过去是办生化药厂的，算是个股东老板。从生化药厂退下来后，他有一笔钱，数字也不少，有好几万人民币，他就把钱放在银行里，靠利息就可以生活了。他没有参加任何工作，只是教小提琴赚一点钱。文化大革命时，一个跟他学小提琴的人揭发他许多反动的话，说他是小群派的人。所以，红卫兵对他的打击特别厉害，公安部门也对他加以逼迫。红卫兵到他家里去抄家。他那个时候住的是公寓房子，用红木家具，很有钱。过去他在生化药厂做营业经理的时候，进出都是坐汽车的。红卫兵抄他的家，把他扫地出门，所有的东西如红木家具、长沙发等全部都没收了，钱也被冻结起来了。他一个值三千多块钱的小提琴，也给他们拿走了。他们给他住进一个汽车间，里面又潮湿又不通气。他过去住的公寓房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给红卫兵拿走了，只留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给他用，还给他扣了一个坏分子的帽子，并且开大会斗他，给红卫兵拳打脚踢。他当时就祷告，他说红卫兵打他，他一点没有感觉疼。在开大会斗他时，他里面满了喜乐。回到家里，他被圣灵充满。他跟妻子两个人住在汽车间里。他本来有两个女儿，在文化大革命被斗的时候，她们不准在上海工作，一个被强迫到■新▲疆■去插队，一个到安徽去插队。那时他身边没有钱，马骥弟兄有时候偷偷地跑了去，给他五块、十块接济他。后来，他师母过世，需要钱买骨灰盒子，但他没有钱，因为他那时候在里弄里监督劳动，挖阴沟、挖粪坑、修马路、挖防空洞。这样一个复旦大学毕业的生化药厂经理，一个有地位、坐汽车、住洋房的人，现在神把他打下来，他满了喜乐，被圣灵充满，我很受感动。就在那时，有人送给他六十块钱，说是他造煤球炉的工资。他早不来迟不来，就在这个时候来了。这六十块钱正好花在为他妻子火化的事上。他所受的比我所受的更重更厉害，但是他满了喜乐，并且供应了许多的人。弟兄姊妹们那时候常常到他那里去，得他的供应。
后来，他得到平反，大多数所没收的东西和钱都还给他了。他一下子有好几万块钱，便要求安徽的小女儿调到上海来。在■新▲疆■的女儿因为己经结了婚，就没有办法调回来，但她问中也回来探亲。他的小女儿调回来后可照顾他。他的身体不大好，常常拿着一个空篮子去菜市场，买点青菜吃，家里很简单。他说我们是在世上寄居的！他在里弄的马路上挖防空洞时遇见一个弟兄，就问他：「你有没有圣经啊？」这位弟兄说：「我有一本小的圣经。」他就向他要了那本小圣经。他得到这本小圣经，兴奋得不得了。他特别留意到彼得前书，说我们是在地上寄居的。他也因此感谢主。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即1974、75年，我最早所接触的弟兄姊妹，一个是倪斐雅姊妹，一个是马骥弟兄。
倪斐雅姊妹是一个爱主的姊妹。她因着爱主，所以也爱弟兄姊妹。她守童身，多年做数学老师，将蓄积下来的一点钱，暗暗地送给缺乏的弟兄姊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她住在曹阳五邨一间农民用来堆柴的简陋平屋内。虽然她当了曹阳中学的数学老师，但是她的生活很简单，家中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张破床和几张破椅子。她常去看望弟兄姊妹，特别是关在大墙里面弟兄的家属。在安徽劳改农场劳改的施子鹰弟兄的老母亲，日夜盼望能见到她的儿子，但年迈无力去安徽。她家住海宁路河南路口，倪斐雅姊妹经常从真茹赶到她家去，帮她解决生活的难处，送钱给她，并安慰她。倪斐雅有几次也陪我去看望施老师母，我们在她家遇上施老师母的弟弟黄葆光老弟兄。他常从南浔来上海看他的妹妹，所以他也得知施子鹰弟兄在劳改农场的情况。施子鹰实在是一个好弟兄
1956年教会肃反时，他因写信给中央国务院，说肃反将福音书房封闭了，教会人数少了，而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判刑十五年去安徽劳改。刑满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他坚持信耶稣，被认为思想没有改造好，要再继续劳改。后来政策放宽了，只要他的亲属担保，可以让他出来，但是他写信安慰他的老母亲和舅舅说，他不愿意出来不劳而获，白吃人家的饭，他在劳改农场里面有主同在，他很喜乐，身体也很好，所以他宁可继续留场工作也不肯出来。看到他的信，我们都很受感动。施老姊妹以后不能再看见她的儿子，但因为主的安慰，她也就平安地去见主。施子鹰弟兄后来换了农场，听说他死在农场里。倪斐雅姊妹还经常偷偷地寄钱给蓝志一弟兄在武汉的儿子蓝以撒，她也经常顾到张愚之弟兄的家属。
倪斐雅姊妹怎么会找到我的呢？我又怎样和倪斐雅接上关系的呢？我和倪斐雅姊妹从1945年就开始往来了，她那时住在朱家角，我每星期一次骑自行车去朱家角销售西药，她接待我住宿及饭食，并介绍我认识朱家角的医生和主内弟兄，就是她带领得救的李云轩。解放以后她来上海，我们的接触就中断了二十几年。1974年她住在曹阳五邨，在曹阳中学教书，和住在曹阳新邨附近的弟兄姊妹常有往来，如周行义弟兄、张明珍姊妹、裴恩荣弟兄、赵希和姊妹（她带领得救的学生）、陈明道弟兄，还有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有一天，她去裴恩荣弟兄家，裴弟兄托她为他儿子找一个主内弟兄的女儿做朋友。倪斐雅忽然想起我的大女儿惠乐。她便来叩我的后门，我姐姐开门看是倪斐雅，就问她来找我的原因，她说要为我女儿做媒。我姐姐经过化工局举办的学习班，不敢和弟兄姊妹往来。因此，我姐姐不请她进屋内便推辞了她。以后我得悉这事，就到处打听她的地址。我过了几个月才找到了她，并向她道歉。那时裴弟兄的儿子已经有朋友了，我为此事就去找裴恩荣弟兄。这是我文革后第一次遇见裴弟兄，以后我也经常去他家交通。
我从倪斐雅姊妹也得知周行义弟兄的住址。那时他还没有搬到曹杨七邨去住，还住在曹杨三邨。我去倪斐雅姊妹家时，就顺便去周弟兄家与他有点交通。倪斐雅姊妹介绍我认识赵希和姊妹和陈明道弟兄，他俩夫妻很爱主，在自己家里有家庭聚会，我也去参加过一次。
倪斐雅姊妹在上海没有别的亲属，只有一个她从小带大的侄子沙志浩。志浩在漕河洷中药店做职工，以后进了第八医院中药房工作。他虽然常听倪斐雅对他讲主的道，但他仍是没有信主，并且有严重的烟酒嗜好。他的妻子马宝金在自动化仪表一厂工作，她是信主的；他们三个孩子士川、士萍、士三，从小听倪斐雅对他们讲圣经，借此种下了福音的种子。他们家住徐家汇华山路。倪斐雅独自住在真茹，没有人照应，志浩和几个孩子常去看望她。志浩有一个妹妹玉卿，也是倪从小带大的，她嫁到石家庄去。
倪斐雅姊妹在文革期间没被抄过家，所以她还保留一本大字圣经、一本诗歌。她把它们放在枕头边当作宝贝。我去她家时，她常常唱诗，并答应她死后将那本圣经和诗歌送给我。
1977年的夏天，我忽然感觉要去真茹看望倪斐雅姊妹。我一到她家，看见她中风倒在地上，旁无一人。我就马上把她扶起，将她背上公共汽车，到徐家汇下车，又背她到她侄儿家。她侄媳妇将她送到华山医院抢救，脱离危险期后回侄儿家养病，那时她已半身不遂，我去替她针灸、推拿，一年后她离开了世界。1983年她侄儿沙志浩生癌，住在第八人民医院里，赵希和、陈明道和我去为他祷告，他临终前清楚得救。
第二个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与我往来比较多的就是马骥弟兄。马骥弟兄抗战时期在重庆生化药厂工作，与从上海教会去重庆生化药厂的李琼明姊妹结婚。李是个药剂师。胜利以后，他俩夫妻从重庆到上海李琼明在制药十八厂工作，马骥弟兄长期在家负责做家务，他曾学过修钟表的技术，后因患青光眼就放弃这个职业。马骥弟兄夫妇和马承彦弟兄、陈梅珍姊妹有很密切的往来，因为马承彦弟兄曾在重庆做过生化药厂的经理，他俩是老同事的关系，又是教会中的弟兄。在1957年全国聚会处同工聚会期间，他去帮过忙。以后，我差不多有十七年之久没有和他往来。约在1975年的夏天，我在河南路遇见他。他告诉我他就住在河南路南京东路口，并邀请我到他家。我就跟他一同到他家里去。这是我第一次在文革后期遇见马骥弟兄。过了几个礼拜，我又去看望他。他问我对针灸、推拿有否兴趣。我说我正在研究人体经络学说，但是没有人教我，只好自己买几本书看看。他说，他在旧书店里买到一本《脏腑图点穴法》，那时正是夏天，两个人赤了膊。照着人体经络挂图，他在我背上用红药水点穴位，我在他背上点穴位，并且照书教的手法练习如何手分经、脚分经、腹背点穴。除了冬天，我们就这样学了一年多。记得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那一天下午，我下早班去他家，忽然听到广播电台播哀乐。我们一听便知道是毛主席逝世，马上起立致哀，表示对国家领袖的尊敬。当天，我们没有学「点穴法」。我以学了一年多的《脏腑图点穴法》，治疗冯慕晞、厂同事王吟素的母亲等，都有疗效。以后，我在书店里买到本《按摩自学》，学习治疗腰痛、落枕、漏肩风等按摩手法。我替厂里的同事做了些好事。
我和马骥弟兄相处二年多，学按摩的时间多，交通属灵方面的事少。那时我还未被恢复。不过借着马骥，我恢复了和马承彦、陈梅珍的往来，又熟识了朱锦荣弟兄和林老姊妹，和他们也有往来。
1976年我恢复和周静梅姊妹的交通。她常常为教会和青年弟兄姊妹流泪祷告，青年弟兄姊妹也常到她那里去谈心。她像老母亲一样安慰和勉励他们。她很高兴我去见她，并向我说教会一定要复兴，我们要为主的见证站住。她为同工弟兄姊妹在文革期间以及在政治学习中彼此攻击、彼此揭发，心中很难过。她和纪钟毓姊妹也有一段不愉快的事，后来纪钟毓姊妹为一些反动的言论被捕，判刑五年。周静梅姊妹和左弗如姊妹是很要好的，但是她们不住在一起，周静梅姊妹住在她弟弟周毅忱弟兄家，在铜仁路南京西路慈厚北里。在她的左厢房住了一位姊妹名狄柔则，楼下是陆子明弟兄、王依荣姊妹一家。他俩夫妻也是执事，之后变得冷淡了。在她那一条弄里还住着冯和仁弟兄、程碧琨姊妹的女儿冯守义姊妹，她嫁给滕祥生弟兄的儿子滕再卓弟兄，但是他们彼此不往来。有两家弟兄姊妹住在慈厚南里114号，一家是李铭亮弟兄、舒嘉华姊妹的家。李铭亮的哥哥李铭华是在生化药厂管仓库的，早因白血病死了。之后，李铭亮娶了他的嫂嫂舒嘉华，生了一个孩子。李铭亮的父母都是很好的弟兄姊妹。教会肃反时，李铭亮为生化仓库药品问题曾一度被捕，他被认为是执事及破坏药品，待问题查清后，他被释放出来了。1958年舒嘉华为李铭亮翻案而被戴上右派帽子。在文革期间，他俩先后都放弃了信仰。一直等到1985年李铭亮弟兄才回到主那里。和李铭亮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还有一对老夫妻，弟兄名叫黄宝泰。他是一个很老的弟兄。在四十年代中，在擘饼聚会里他常常是第一个祷告：「感谢主，赞美主」，喊得很响。在教会肃反时，他胆怯了。有一次区宗教科召集延中街道的聚会处弟兄姊妹座谈宗教政策，他和我在同一个小组里，他站起来表示，他从来没有信过主，只是因为从前生活困难，他为想到教会中谋个职业才信的。虽然我告诉他，不用惧怕，宗教信仰自由，政府不来干涉我们的信仰。但他非常坚定地说，他从前信主都是假的。「四人帮」粉碎以后、黄宝泰也退休了，他常常一个人到工业展览馆后门做体操活动。有一天，他在房间里，感到做人没有意思，就用刀割断喉咙而死了。这件事令人深思。过去像黄宝泰这样的人混到聚会处来，恐怕也不乏他人。住在慈厚南里的还有邵绥之弟兄一家，他师母和她女儿邵怀璧都是好姊妹。邵怀璧嫁给陈景舜弟兄，搬到济南去了。邵绥之弟兄是老生化职工，和妻子长年流落在外面。
1977年春天周静梅姊妹生重病，后来被送到第六人民医院观察治疗。我得讯也赶去看她。她拉着我的手说：「宝贝的弟兄。」第二天她就死了。我去看周静梅姊妹时，遇见多年没有往来的左弗如姊妹。她对我有成见，因她听别人说我要去汇报。她很直爽，若有问题会当面讲，不放在心中而给撒但留地步。那天，她拉我出病房，到走廊窗口去谈话。从此，她和我中间的隔膜除掉了。我也经常去她家谈谈，像以往一样。有一次，我碰见任钟祥来见左弗如，要向她认罪，就是为着在文革学习班中斗她的事。左弗如赦免了他。但他要去见唐守临向唐认罪时，唐拒绝见他，说这样的人，他不愿见。后来，任钟祥托左到唐那里去说情，使他俩和好。不久，左弗如患癌症，卧病床上，许多弟兄姊妹都去看她。俞崇恩、董佩荣和久不来往的弟兄姊妹我都碰到了。
1977年我又遇见了贺兆清弟兄。这实在是主的安排，因为我过去不认识贺弟兄，也没人介绍过。我认识贺弟兄的经过是这样的。自从我和马骥弟兄一同学人体经络穴位，我注意到人体生物电和气功的问题，我也看到报刊上登载的一些有关生物电的文章。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去上班，路过茂名南路复兴路口，看见一个老人在运用外气，他的手没有碰着人，但那人就摔出去了。我问老人这是否他身上有生物电，他说是的，那个来和他推手的人像触电池。他是个发电机，能将电放出来输送给别人，叫别人也得气。我对他佩服得很，想拜他作师傅。他因为不认识我，也没有人介绍，所以不同意。我对他说，我学太极拳快十年了，但身上没有气。他问我学哪种太极拳，我说是杨氏的。他问我在哪里工作，做什么班。我说在羊毛衫二厂工作，做三班制。我问他姓什么，他说他叫陈长寿，住在南昌路。他说我做三班，学气功有困难，因为学气功是要每天去练的。我说，我能准时在早上四点到七点之间去练。他就叫我第二天去。我高兴极了。第二天我做中班，我早上六点到那里。陈长寿叫我先学走矮步。我在路上走矮步的时候，忽然旁边有另外一个人，和我并排一同走矮步。过了一会儿，那人问我，南阳路体育馆隔壁的地方去过么？我说，「你指的是基督徒聚会处么？」他拉我的手说：「弟兄。」我吃了一惊。我问他的姓名，他说他叫贺兆清，是1950年在聚会处听张愚之讲道得救的，现在在上海开关厂工作。我高兴极了，我碰见弟兄了。他说，他在陈长寿处学气功有二年多了。我说，我学了一点推拿、按摩的手法，但是感觉手上无气，我来学气功，是为了替老弟兄、老姊妹推拿、按摩时更有果效的。贺弟兄说，这也是他的心愿。我说我介绍他去看左弗如姊妹，运用外气替她治病。他同意了。这样，我和他同去见左弗如姊妹。贺弟兄每天去运用外气替左治病，不久，左弗如能起床下地走路了。又过几个星期，她能出外活动了。贺弟兄就介绍她去见陈长寿，使她的病得以彻底痊愈。几个星期后，左弗如能一个人走到外滩，又走回来。身体天天好起来了。这个消息传出去后，许多弟兄姊妹都去陈长寿处接受外气，如朱臣弟兄、郭孩真姊妹和她一个广东同乡，萧自若姊妹和姚承忠弟兄、马承彦弟兄、马骥弟兄等都去了。
郭本标弟兄住在复兴西路，距离陈长寿练功的地方比较近。我去看望他，也碰到郑武弟兄。我告诉郭弟兄有许多弟兄姊妹都在那里接受外气和练气功。郭和王宪邦弟兄很要好，而王是华山医院的外科医生，不信这一套，说是邪灵，所以郭本标来看过一次就不来了。
不久，我骑自行车在南市方滨路口遇见胡平斋弟兄也骑着自行车，他问我在哪里工作，要去哪里，我说去茂名南路复兴路口练气功。他说，他也在那里练气功，我问他为什么没有看见他，他说这几个月因为他师母身体不好，早晨要陪师母去复兴公园活动一下，所以没空去陈长寿那里练气功。我说，我遇见贺兆清弟兄，不知他认识否？他说，他在陈长寿处学了一年多，和开关厂贺师傅很熟，常在一起推手，但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弟兄。第二天，他特赶来看贺弟兄，热烈和他握手。这样，我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一面练矮步、推手，一面有属灵的交通。弟兄们就是这样恢复主内的交通。以后我也遇到了郑光濡。郑住在胡平斋弟兄隔壁弄内，常去复兴公园锻炼身体。我们也常常有交通。
贺兆清弟兄因常去左弗如家替她运用外气，左知道运用外气需要吃党参补品，所以将她的牛奶省下来给贺弟兄吃，左还常常请贺吃饭，送他东西等。左弗如姊妹的妹夫金铁民，不信这一套，认为贺兆清是江湖郎中，是来骗钱的。有一天，贺弟兄替左弗如运用外气，被金铁民碰见了。金铁民一把揪住他的项领说：「出去！出去！你是不受欢迎的！」贺兆清就一言不发出去了。可是左弗如姊妹勃然大怒，对金铁民说：「这里是左家，不是金家。你怎么可以把我的客人赶出去呢？」左弗如一气病又复发了。原来金铁民是想要左弗如的钱，盼望左病重，早点死。因为「四人帮」粉碎后，也落实了政策，把十二年减掉的工资，全部都还给左。她拿了二、三千元。
在左弗如旧病还没有复发之前，她很想弟兄姊妹有聚会、有交通、有擘饼，但是那时的条件未成熟，也没有地方。她住的一间房是用板壁拦开的，隔壁住的一家是党员，所以，她又怕说话声音太大，被隔壁听见，交通会因此很受拘束。记得我和俞崇恩去看她的病时，我们在她房间里为她出声祷告，她叫我们轻声祷告。她想要唱诗，又没有诗歌，又不敢大声唱，真不自由。左弗如姊妹告诉我，她和郭孩真姊妹（和她同住在一起的）及贺兆清弟兄三个人在她家里偷偷擘过两次饼，以后就停止了。因为她和郭孩真中间有矛盾，不同心。她怀疑郭孩真和公安局有联系，去汇报她。借着几件本来只有她俩知道，而不久公安局也知道的事，把她试出来了。外地的弟兄来看她，例如有一次萧山的费联信、诸成培弟兄来，郭孩真便问他们的姓名，从何处来，在上海住在哪里等，像调查户口一样。后来她俩分开往了。郭孩真通过房管所分配到新闸路西康路附近小间房。郭很满意。她后来被汽车撞过倒地，送六院，不治身死。
贺兆清弟兄被金铁民下了逐客令赶出去后，左弗如就将经过的情况告诉我。她表示得很气愤，又怕贺弟兄被得罪和心中受伤，叫我向贺解释一下。第二天一早我去练气功时，碰见了贺弟兄，问他昨天出了什么事，他若无其事笑笑地说：「祂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听见了很受感动。
左弗如姊妹的病一天天重了起来，她先被送到静安区中心医院，后来被转送到第六人民医院，因为左弗如的妹妹是六院的护士，从六院退休出来的。有许多弟兄姊妹去医院看她，郦理英一直陪夜。在她临终之前，她对一位姊妹说：「我很后悔，我将弟兄姊妹们带错了路！」这话可能不止对一个人说，因为有许多人也听见。这是1978年的事。因着左弗如姊妹的病，弟兄姊妹见面多了，个人间的属灵交通也逐渐恢复了。
1978年弟兄姊妹间往来多了，我本来和自己本弄堂的郦理英和邵圣涛姊妹不往来的，在医院看完左的病后遇见了她们，也就交谈起来，以后也常常有往来。王大和弟兄的问题也解决了。我和他常有往来。余非吾师母罗淑媛有时也去找大和弟兄，我们常有交通。我有时也去看望倪规箴、宣常铭、俞成华师母吴焕音、桂如玉、董吴芳英等老弟兄姊妹。大家都是里而起不来，感到没有教会，灵里枯干。那时大和弟兄灵里新鲜活泼，因为吃了许多的苦，明显有主的同在和圣灵的浇灌，里面反而起来了。后来我们知道朱臣弟兄从浦江乡下来上海，住在新闸路他弟弟家，我和大和弟兄去看望他几次。他看见我们说：「过去道理是道理，人是人，道理和人接合不起来，我现在看见道理一定要和人接合起来。」我们三人在一起祷告，大家都被主灵浇灌。
为着替老年弟兄姊妹推拿，我常去萧余音家，因为她扭伤腰，要我替她推拿，借此我和萧余音姊妹有属灵上的交通。我借着萧余音姊妹，认识了在愚园路庙弄住着的两位老姊妹丁崇真和王育芬。我和贺弟兄都曾经去为她们推拿。以后，萧余音的好友缪依信姊妹也要我去替她推拿，我们也常有交通。我通过缪依信认识了丁亚特弟兄、傅慧俐姊妹。在美国的高师母周逸民过去和缪一同在第七家做执事的，常汇钱来，托缪转送给贫苦弟兄姊妹，缪有时也托我把钱转送出去。这样也认识了被囚得释放的董银珠姊妹。以后，由郦理英介绍我认识了周菊梅和徐兰英。
1978年我还遇见三个人。第一是萧山的沈智敏弟兄，他从萧山来沪看望我，谈到他们在萧山的弟兄姊妹，虽然在「四人帮」时期吃了许多苦，但是现在家庭聚会都恢复了。信主的人比「文化大革命」时期多得多，青年弟兄姊妹也很多、很刚强。当地负责的弟兄有费联信、冯和仁、高长保、沈少成等。第二个人是单亦洁弟兄，我是在常德路上无意中遇到他的。他说，他被戴了二十年右派帽子，现在总算摘掉了，抄家物资都还给他，退休工资也恢复了，他妻席德琦姊妹也退休了，在余下的光阴中，想到乡下去探望弟兄姊妹，做事奉主的工作，以后还盼望赴美看望他的弟弟单亦胜。我很高兴能和他有属灵上的交往，并与他一同去看望杜忠臣老弟兄。第二个是从美国回来看望父亲病的林三纲弟兄。自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逊应邀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上海公报以后，在1978年5月开始，双方先后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在12月中旬达成了正式建交的协议，1979年元旦起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林三纲就是在1978年9月份来的。他父亲生癌，需要找一个中医替他父亲治疗。他去看望俞成华师母，是俞师母告诉我林三纲来上海，我去林三纲父家看望他，并替他介绍中医学院癌症科毕业的田文娟姊妹去为他父亲治疗。他在上海有一星期逗留的时间，因为他带来几十本大字新旧约圣经，我向他讨了几本，一本送朱臣弟兄，一本送杜忠臣弟兄，一本送徐兰英姊妹。他想见弟兄姊妹，我就约了杜老弟兄、单弟兄、大和弟兄、马万春弟兄和师母、田文娟姊妹、郦理英姊妹等，在徐兰英姊妹家里有一次聚集。我们很想知道国外弟兄姊妹们的情况，因为我们早听说在台北、香港的弟兄姊妹分成两派，究竟为什么分裂，我们当时一点都不知道。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神在国外如何工作，释放些什么新的亮光，因为我们在国内关闭了近二十年，神的说话稀少。我们盼望得到些生命上的供应。但是，林三纲弟兄只谈神在美国的福音工作，葛培理大奋兴家一上台讲道，几万人听，几千人得救，还有禧皮派的美国青年慢慢地接受了主，长头发剪掉了，喇叭裤也不穿了。他头脑很快，口齿很伶俐，就是碰不着灵。最后，我们问他，李常受如何，他说李讲异端。关于赴台的几个青年弟兄和李分裂的事，他一句也没提起，只说，李讲多次受浸，讲呼喊主名，什么道都没有讲，只有「哦主！阿们！阿利路亚！」聚会结束前，他也没有祷告，后来，请杜老弟兄祷告，他一个字都祷告不出来，只叹息了几声。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四人帮」粉碎后，弟兄姊妹第一次的聚集。
1979年我又遇见了三个人。第一个是陈宏宽弟兄。陈宏宽是个青年弟兄，过去不是在我们中间的。他在祟明农场工作，因工伤在家休息。陈宏宽的母亲郑珍如是邮电医院的护士长，已退休，郦理英认识她，和她也有往来。郑珍如有一个好朋友、老同学在广州，就是林雪斌姊妹。林寄了一本《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给她。她很得帮助，将整本书都抄了下来。后来听说林雪斌姊妹从广州托人带了一套香港教会书室出版的书，共一百八十几本，放在上海陈宏宽家，这套书是送给温州教会的。几天之后，温州有一位弟兄是某厂的驾驶员，因公事出差到上海，温州的弟兄们便托这位弟兄到陈宽宏家去拿书，将全套书都拿走了，却遗忘了一本书名《借活星寻得基督》。郦理英借来看了，又借给大和弟兄看，他一看便说有新亮光，以后又借给我看，我看了也很得帮助。这是在解放后第一次看到李常受弟兄的书。在这以前郦理英从唐守临弟兄那里借到了一本反李的英文小册子名叫GodManWitnessLee。她看完后借给大和弟兄看，我又从郦理英那里借来看。因为写书的人是个西国神学家，他所批判的一些英文字都是神学字眼，在英文字典中找不到，我也看不懂，但是他所引李弟兄中间片断的话，他认为是异端，我看了却觉得又通俗又易懂，从中我得到生命的供应和亮光。周行义弟兄也看过这本书，他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唐守临以此作为日后批判李的根据。
第二个是从温州来的王彰荣弟兄。他和他师母以及杨恩弟弟兄一同来看住在我隔壁的邵圣清姊妹，因为王、杨在温州都为陆道雄案件坐了三年牢。「四人帮」粉碎后，他们要求温州法院落实政策，但是温州法院说，他们不能受理，因为陆道雄案件是上海中级法院判的，要上海法院落实了陆道雄的问题，温州法院才可以处理他们的事。所以，他们到上海来问邵圣清有否向法院提出要求复查陆道雄案件，邵圣清说，她已去法院申请了，但一直搁在那里，也没去温州调查。邵圣清介绍王、杨两位弟兄来看我，这样我们才认识。
第三个就是刘树芬老姊妹。刘树芬姊妹是前绍兴福康医院护士学校的校长，徐兰英是她的学生，日后她是从上海新华医院退休出来的。在文革期间吃了许多苦，房子变小了，三个老人住在一间房里，财物被抄，也被批斗，但她还是爱主，常和徐兰英姊妹来往，有时住在她那里一个礼拜。我是在徐兰英姊妹家里遇见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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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我全家的蒙恩和复兴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302-314页。）

我和珊珊是1949年结婚的，婚后生了三个孩子，长女惠乐是李渊如姊妹给她起的名，叫我想起要常常喜乐，中间一个儿子惠容是倪柝声弟兄给他起的名，叫我想起要凡事包容，对人要宽容。次女惠爱是我取的名，叫我一直不忘记「爱」这个字，神就是爱，要爱主，爱弟兄姊妹，也要爱众人。生了惠容不到两个月，1952年正好是我结婚三周年那天，我被囚入牢，那时长女惠乐只有二岁多（到她四岁以后由她外婆领到北京去抚养）。神给珊珊恩典，我一去有一年多，毫无音讯，她也不知我关在哪里。家有两个幼儿要养，虽然我被停发工资，但她一点也不发愁，不但脸无愁容，反而满了喜乐、平安，弟兄姊妹都稀奇神给她的恩典。1955年我刑满被释放，过了三个多月教会进行肃反，我家也被抄了。那时我的父母都在，虽然经过神所许可的环境试炼，但大家心里都很平安，因神与我们同在。但日后经过肃反运动，我参加了「三自」，当了「三自」委员，又做了信徒学习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在外面看似乎给我平反了，在政治待遇上恢复了我的名誉，可是我内心失去了被囚时那种和主亲密的交通和喜乐，珊珊也一直不赞成我走这一条路，但是无可奈何，我被这时代的潮流冲走了。1958年8月我转业到上海第二羊毛衫厂当横机车工，脱离了上海基督教界，工作虽然辛苦，一天站八小时，一只手扳，一只手摇，常常摇得汗流浃背，并且是做三班制的，可是我心情很舒畅，有空还会去聚会。
1959年10月13日我父亲安然去世，寿终时正好七十岁，我母亲长期患糖尿病，珊珊在中学教书，家中聘了一个保姆，照顾惠爱和做家务，惠乐和惠容都已上学了，姊姊还在药厂工作，大家都为生活忙碌，以往家中那种属灵的空气也消失了。虽然惠乐小时候参加过儿童聚会，但她一点印象也没有；惠容也听过他祖父、祖母对他讲的圣经故事，但他也忘记了。1966年8月开始，红卫兵来我家抄家二次，我厂里造反派来我家抄家一次，共三次，家中满地碎纸、破罐，墙壁上用墨汁写了「打倒倪柝声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张锡康！」和「唯心主义见鬼去吧！」等口号。地板被撬过，房顶上瓦片也被掀开进去搜过，圣经、诗歌、属灵书籍都被拿走了，事后房管所就来把楼下一层的前后门都封掉，不久就没收了楼下一层，转租给别人。那时弟兄姊妹们的属灵交通都断绝了，聚会也停止了，我连个人的祷告也没有了，一天到晚抓生产、学政治，被逼写交待，挨批斗。惠乐也参加了学校红卫兵组织，和几个同学自发地去北京等地串联。惠容跟他母亲学校的老师、学生参加长征拉联队，去杭州步行串联，练「铁脚板」；惠爱也加入了红小兵组织，参加文艺宣传小分队。1968年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惠容是六十八届，在「一片红」的政策下，1969年初去苏北扬州郊区邗江乡下插队落户，挑担种田。我在厂被批斗，监督劳动，经过多年。漫漫长夜后，我逐步被恢复了自由。「四人帮」粉碎后，我得到了再一次的平反。
1977年就是「四人帮」粉碎一年之后的秋天，我做了一个异梦。这个异梦是：我骑着一辆空的脚踏三轮运货车，从静安寺愚园路拐弯朝北沿常德路踏去，我看见在愚园路和常德路得转角上有一幢房子，屋内中间有螺旋形的楼梯，有一个弟兄就是江睡悟（习侯）走了下来，我想难道今天这里有聚会吗？我又听见有一个人在我后面，一面追，一面喊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周行义弟兄。周弟兄对我说：「你今天上午到哪里去了？我们来找不到你。今天下午这里有青年聚会，现在已经散会了，但可能有你认识的弟兄，你要不要去看一看？」我马上将车停好，跟行义弟兄上楼一看，还有几个青年弟兄姊妹在讲话，是我不认识的，其他人都走了。后来这几个青年也走了。我就想从前门下楼去，刚一推门，便看见这家家主和一位老人走下来，仔细一看，这位老人就是我的父亲。我惊奇地喊着：「爹爹，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我父亲笑笑，一言不发，走到客厅里坐下。我对父亲说：「我去请姐姐一同来。」之后，我就醒过来了，立刻圣灵在我里面有声音对我说：「你没有将你三个孩子带到我的面前来。」我心里极其难过，我知道这是圣灵的责备，我就放声哭了。当时是凌晨二点多钟，我妻子、孩子们都睡在旁边，我怕吵醒他们，所以我钻到被窝里，闷在被里哭，主的话临到我：「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三5-6）。这节圣经是我小时候，神给我的终身应许。每逢我生活上有转折点时，圣灵都提醒我这句神的话。这时圣灵又用这句话来提醒我，并且给我懂得这异梦的意思。在梦中我踏着一辆空的脚踏三轮运货车，这说明我一直忙着世上虚空的事。是的，长女虽然被分配在上海工厂工作，但已到了婚嫁年龄，我到处托人替她找对象，盼望她能早日成家。儿子惠容下乡插队已经有八年了，虽到了社办厂，但户口仍在农村，我也为他的前途担心，想如何能把他的户口从乡下调上来，甚至想用假病退的方法把他调到上海来。次女惠爱也被分配在上海工厂工作，但因工作辛苦，我也盼望她能借着考大学而跳出工厂这辛苦的工作。因为她稍为多读点书，自己也有心志要考大学，我就替她联络熟人给她找补习老师。但我没有好好地为他们祷告，更没有先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去。只倚靠自己的聪明和办法。所以圣灵责备我。再者，这一天青年聚会，如果我三个孩子都已得救，都成为青年弟兄姊妹，他们就都会来参加聚会，听我父亲讲信息了。但是他们都还不认识主，所以不能来参加聚会。这个责任在我身上。这三个孩子是神托付我的，但是我没有把他们带到神而前，将来怎么能站立在主的审判台前交账呢？主为爱我，所以趁我还活着的时候提醒我。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婚姻问题、前途问题（户口问题）、职业问题，而是他们灵魂得救的问题。神的应许是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即使我无能力向他们传福音，至少我也当为他们的得救祷告，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为他们的灵魂得救祷告。主光照我，使我看见我的失败、我的亏欠、我的罪过，我在神面前悔改，主灵的话扎我的心，我痛哭悔改，求神赦免，我要好好起来爱神、事奉神，并成全我父生前的心愿：「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书二十四15）。
到了早上，珊珊醒过来了，我将这异梦告诉她，她冷冷的没有一点反应，因为她像我一样，灵性完全落下去了，一直起不来。自从肃反以后，她因为看人，灵性落下去，一直没有被恢复，又加上十年文革动乱中，她没有圣经看，没有地方聚会，没有弟兄姊妹扶持，祷告也没有了，与神的交通也断了，变得死而又死。我将一本讨来的圣经放在她床头上，她也不肯看，我怎么办呢？因着神向我吹气，我里面活起来了。我求神也向她吹气，叫她活起来。当我将晚上做的异梦告诉珊珊时，三个孩子也醒了，在旁边听着，并受了吸引，这样神也借着叫我做这异梦将福音传给了他们。过了没多久的晚上，也是在凌晨二点多钟，珊珊忽然唱起灵歌来，把我唱醒。我一听这灵歌，觉得真好听，她后来一个人出声祷告。我便起床和她一同祷告。感谢赞美主！圣灵也向她吹气，她也活过来了。我们俩真是像一对骸骨，神自己动工，叫我们的骸骨有筋、长肉、生皮、有气息而站起来。我俩在祷告的时候，听到惠容咽鸣声（因我三个孩子是和我们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孩子们也都被这灵歌唱醒了。惠容在农村时学会了作曲，所以略懂作曲的规律，他听到他妈妈用很难的歌唱技巧唱出优美悦耳的灵歌，非常惊讶，并且大受感动，神也在他里面工作。我们知道他受了感动，就叫他出声祷告，他里面虽然受感动，但在他身上还有黑暗的权势卡住他，叫他祷告不出来。我们就帮助他呼求主的名，我说我祷告一句，他也跟着祷告一句，他就跟着我一起祷告。祷告完后，他就得了释放。他说，他为考南京艺术学校的事也祷告过神，但神不听他的祷告。他曾写信给他在扬州的好友，托他向在扬州市南京艺术学校招考报名处讨一份报名单，虽然他几个星期前信已寄出，但一直没收到他的回信。我们对他说，神会听他的祷告，但祂要他先得救。下楼吃早饭的时候，他看见信箱里有一封信，拆开一看，原来正是扬州的好友写来的，将南京艺术学校招考报名单寄来了。他拿了信，就跑到楼上，关上门，一个人跪在床前祷告，痛哭悔改，承认自己的罪，不该怪神不听他的祷告。这样惠容清楚得救了。并且得救的喜乐在他里面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前的重担全都卸去，圣灵常会让他喜乐地落泪。他是三个孩子中第一个被带到神面前的。其实在当天惠乐也受了圣灵的感动，里面觉得喜乐释放。不久惠乐和惠爱也清楚得救了。
下面我要谈一谈神在惠容身上的工作。惠容生下来二个月，我便被关到看守所里去。等到我出来，他已经三岁了。他爷爷很喜欢他，常带他到静安公园去玩。我们从他小时候就发现他有音乐天赋，俗称有「音乐细胞」。他三岁时就能用口琴吹出一首首完整的曲子，他乐感好，乐耳也好，听到一首新歌时，就马上会把曲调唱出来，并唱得很准，我们都没有教过他。所以在他上小学前，我们就让他跟私人钢琴老师学钢琴。
那时上海音乐学院已开办附属音乐小学，小学三年级学生毕业才可以报考。最低班是小学四年级开始上学。但要由学校的音乐老师转介的。惠容通过校方介绍去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小学，一千多人考，经过三次淘汰，最后只录取三十个人，而他竟然是这三十个中的一个，他专业学钢琴。1965年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小学毕业后，本来照常例都可以直升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钢琴系的。但是由于当时极左思潮的冲击，附属中学招生情况大变动，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钢琴系只招收极少数的人，却大大增加了民族乐器的招生。因为毛主席在全国文艺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上海音乐学院将钢琴抬到乡下，弹给农民听，农民说：「你们弹得吃力煞、而我们一点也不感兴趣。」所以，他们下了一个结论：钢琴是西洋乐器，是为极少数资产阶级服务的，广大工农兵不欢迎。结果，日后他们曾经一度停办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小学，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也缩减钢琴、小提琴班的招生，而开办民族乐器班，因为当时江青要大力推广「样板戏」京剧，而京剧是要用民族乐器伴奏的。惠容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小学毕业时，校方组织他们去听了一个外地来沪开办的民族乐器演奏音乐会，以后，校长对他们说：「不要以为你们专业课考得好，一定能升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你们要作好『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国家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结果全班只有五位升到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听说好几位改学民族乐器了，他们的专业老师都为他们感到惋惜，他们在学生们身上三年的辛劳都付诸东流了。结果其余的学生都转考到普通中学去升学。惠容也转到普通中学去就读。但我们仍旧让他到私人钢琴教师继续学钢琴。直到1968年我厂来我家抄家，把钢琴搬走为止。
惠容是六十八届初中毕业生，1968、69年这两届都是「一片红」（就是所有学生全部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当时有投亲靠友的政策，他由在扬州市工作的前邻居好友帮助，到他厂里一位农民临时工的家里安家居住。在苏北扬州区邗江县的一个乡村生产队插队落户。我叫他把家里的一部手风琴带去，将来可能会有用处的，同时他也可以练习手指。他在农村务农一年多后，当时全国普及样板戏，他们公社领导就组织起宣传小分队，吸纳他加入，把小分队成员知音的粮油关系转到公社，安排他们到农机厂工作，全脱产三个月排练并巡回演出样板戏「白毛女」，以后又自编自演一些节目。当时领导又鼓励他作曲，他就学着作了几十首曲，很受农民欢迎。他们经常是在有需要演出时，就被抽出来集训一段时间并排练演出，没有任务时就回工厂上班。以后扬州地区供电局，在整个地区招人搞宣传安全用电的文艺小分队，他也被吸纳，负责拉手风琴和作曲，到整个扬州地区巡回演出，就长期借调在外搞文艺宣传工作，从1971年到1977年，他一直想靠着他的一点音乐专长能报考文艺单位或艺术学院，借此把户口从农村迁到城市去。
1971年，他考取扬州市文工团，最后政治审查一关通不过，当时扬州市文工团来上海我厂外调两次，因我当时是批斗对象，并被戴上「反革命集团骨干」的帽子，他们就不能录取他。1972年，惠容通过初试和复试，考取南京艺术学院作曲系，但当时公社领导因他是宣传小分队的主要成员，不肯放他入学，通知单都被他们丢掉了。1973年，他又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当时称作中央五七艺术学院）作曲系，他在上海的考场通过了初试和复试，破格录取。但当日有一条规则：考生必须经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才准予参加考试。公社领导因宣传队需要他，便以此为借口，不放他去。中央五七艺术学院办事人员亲自去他们县文化馆打交道，都无法协商得通。1975年，徐州煤矿到扬州专区招工，因煤矿也要成立文艺宣传队，就到他们县里指定要他。公社主管工业的领导同意他去，但他母亲不同意他去煤矿，她妈妈坚信（主也给她有话），他户口会回到上海来的，所以煤矿领导只能借用他帮助他们搞文艺宣传队，四个月后回到上海，这是1976年初。他回上海探亲，他妈这一次就不让他再去乡下了，叫他安心在上海练钢琴另找出路。
1976年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地震，那时扬州也有地震，许多知青（在工厂上班的）都逃回家去。地震过后，他们所在的单位都打电报催他们回去复工，只是没催惠容回去。因为徐州煤矿以为他已经回扬州去了，而他公社厂里还以为他长期借调在煤矿搞宣传小分队。厂领导因惠容长期被一些单位借调在外搞文艺宣传，也看不到他人影，再加上公社文艺宣传队因煤矿招工，几个文艺骨干被指定调走到煤矿工作。户口也迁走了，宣传队就解散了，所以再也没有人问起他了。惠容回上海后，就去找初中时教他钢琴的老师，再继续跟他学钢琴，并把他想要考文艺单位的想法告诉她，老师就帮助他专攻几首难度高深的曲子，以备日后考试用。他就到五外婆家借他们的钢琴练习。早出夜归，比上班时间还长，几乎每天都这样。惠容已经有九年没有练钢琴，一下子要用发硬了的手指练又深又快的曲子。经过一年多的苦练，能弹得下曲子来，但手练僵了。但他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要将户口迁出农村，再苦也要继续练习。
1977年，他在报考南京艺术学院钢琴系以前，先去南京通过他在南京大学任教的阿姨介绍，他先到在南京艺术学院任教钢琴的名师家去，弹给她听一下，想知道自己是否有被录取的机会。若有希望就再去报考，否则就不必了。南京艺术学院钢琴老师听后对他说：「音乐是叫人享受的，你弹的曲子叫人跟你一起紧张。」她说：「我知道你是有基础的，但不能违反规律，这么多年没有碰钢琴，为了应付考试，才练了一年多，就一下子弹这么高难度的曲子，把手都弹僵了。你若以后真要搞音乐，就得按部就班，从稍浅一点的曲子开始，慢慢地恢复。这是急不来的。况且这次『南艺』钢琴系招生名额有限，据我知道『南艺』钢琴老师的几个子女都弹得很好，年龄也小，今年都要报考。」她说：「按年龄今年是你最后一次机会考艺术学院，但也可以走其它的路进文艺单位再深造。」惠容一听这话，就知道这次没有希望考上了。但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这次他去南京弹琴给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听以前，是在上海刚蒙恩得救的第二天。前面已经说过，他向神祷告后，托扬州好友向在扬州市南京艺术学院所设的招考报名处所讨的一份报名单，果真在第二天就寄来了。他向神悔改认罪，不该怪神不听他的祷告。那天晚上他作了一个异梦，梦是这样的：他到了一个地方，听见有悦耳的钢琴声传来，边门开了一条缝，他就推门进去，看到一位男的外国青年人在练钢琴，正在弹奏他要去考试的两首曲，就是肖邦练习曲第五和第十二首，他站在那人背后听，那人发现后就问说：「你也会弹吗？」他说他也正在练习这两首曲，但弹得不好。那人一定要惠容弹给他听，并且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给惠容垫在琴凳上，又指正他的弹法，教他如何运用整只手、膀、臂、腕、掌、指，配搭自如来弹奏速度快、难度高的曲子，并且还教他用腰发力等等。惠容问他才知道他是法国人。以后又听见琴声，一看是一个女的外国学生在练钢琴，一问才知道是加拿大人，只学了几年，弹得较浅。惠容梦醒后，因这梦很清楚，印象很深，他就将异梦告诉他母亲。他母亲说：「不要痴心妄想，若能考进南京艺术学院后有中国人教授钢琴已经很好了，还想有外国人教你？」然后我就写信给珊珊在南京大学的表妹，托她联系『南艺』的钢琴老师，请她介绍惠容的情况，让惠容先去南京弹给『南艺』的钢琴老师听一听，结果他阿姨联系上了，所以惠容就去南京了。到了他阿姨那里，第一件事就是找练钢琴的地方，因为钢琴是每天都要练的。他阿姨告诉他，在南京大学能用的钢琴只有一台，是放在大礼堂里，白天常会有人轮流来练琴的。她说：「如果没有人练习时，你可以去练习。」她已跟管礼堂门锁的员工打了招呼，没有人练习时，惠容可以找他。第二天，惠容练琴心切就去了。跑到离礼堂边门还有一段距离，就听见有悦耳的钢琴声传来，边门开了一条缝，他就推门进去，看见一位男的外国青年在练琴，正在弹奏他要考试的两首肖邦练习曲，就是第五和第十二首。他便走到他背后听他弹，那人发现后就问说：「你也会弹吗？」他说他也正在练习这两首，但弹得不好，那人一定要惠容弹给他听，因琴凳用木方凳代替，比较低了一点，他就脱下外衣给惠容垫在凳上。他听惠容弹了一曲之后，就对他说：「你老师的教法注重手指的独立性，这也很重要，这适合弹奏早期的古典作品，但你两只膀臂太拘紧，不释放，要弹奏速度快、难度高的肖邦练习曲，就得运用整只手、膀、臂、腕、掌、指，配搭自如，才能应心得手，把心里该有的音乐表达出来。」并且还教他用腰部发力等等。他说：「你的老师弹法已经比较旧式，你是否能换一位好的老师。否则你就很可借，表达不出你心里该有的音乐。」他还说：「我是法国人，名叫阿兰·康隆，是在巴黎音乐学院毕业的，为要学习中文而到南京大学来留学的。」他说每天他都会在这时间来练钢琴的，并欢迎惠容来，他随时都可以教他。那法国留学生走后，过了没有多久，惠容又听见大礼堂传来钢琴声，推门进去一看是一个外国女学生，一问她才知道是加拿大人，她说才学钢琴三年，弹得比较浅，也是来南京大学留学学中文。惠容回到他阿姨家里，将碰到的事告诉她，她对惠容说，现在刚有一些开放，但对外国留学生的交往最好避免。他就听了他阿姨的话，当时他还没有想到之前曾作过的异梦。到晚上上床睡觉时，才想起神事先已将他要碰到的事在梦中告诉他了，今天这异梦完全应验了。惠容心里知道凭他现在的钢琴弹奏法是无法考「南艺」钢琴系的。但他想神给他作异梦，并且这梦已经应验，可能神会行神迹，叫他能考取「南艺」。到了第三天晚上，他阿姨陪他去「南艺」钢琴老师家试弹时，他才知道没有希望能应考，但后来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去扬州应考，连复试的机会都没有。因着年龄的限制，考学院的机会就到此结束了。
回上海以后，他的钢琴老师也无法把他弹奏的手势纠正过来，就推荐他到她侄儿那里继续学钢琴，她说他们夫妻俩都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都在教钢琴，现在只有这侄儿或许对他的需要有办法。惠容转到她侄儿汤老师处学钢琴后，果真改正了他的弹奏方法。他的教法跟惠容在南京大学那个教他钢琴的法国留学生的教法一模一样。惠容这才明白，神给他那个异梦应验了，是要改正他的弹奏方法，不是要叫他考进学院。从1977年到1980年底，他一直跟汤老师学钢琴，并跟曾在上海合唱团任教的陈老师学了两年作曲，音乐造诣有很大的提高，以后又有几次机会可以搞音乐专业，但神都一一拦阻了。其实从他在1971年第一次想要去考文艺团体时，神就借着他妈妈的一个堂姐来对他说话，她说：「我里面感觉神不喜欢你走搞音乐专业，进文艺单位这条路，所以无论你怎样努力，神总会拦阻的。今天不是我要对你说这话，是神叫我对你说的。你不信，看将来一定是这样。」神借着阿姨说的话果真应验了。在1977年他得救以前，因受多次打击后，思想曾一度消极，甚至有轻生的念头。但感谢神拯救了他，因着神的生命重生了他，这种从撒但来的思想就被除去了。以后他读圣经，神的话多了，也知道他一生所遭遇的环境都是神安排，成功与失败都算不得什么。不在乎自己的努力，乃在于神的主宰。他也领悟神不是苦待他，乃是恩待他；并领悟到神从来不照人自己的意思为人成就什么，乃是照着神永远不变的定旨要把祂自己完全作到人里面，与人联结、调和、并完全与人成为一，建造基督的身体，使祂能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正如大本诗歌458首副歌：「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诗歌第五节说：「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添；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
1978年春，形势改变了。上山下乡知青的户口还在农村的，可以迁回原籍，也可以顶替到父母亲的单位工作。1979年惠容户口迁回上海后，那时我厂领导曾对我说，叫我提前一年退休，让惠容顶替我。但惠容不肯进我厂当工人，他想顶替母亲，到学校做音乐老师。他母亲因身体不好，校方让她提前退休，但不能让子女顶替她做老师，要顶替也只能做校工，或在校办的工厂做工人，更何况他母亲学校已经有音乐老师了。那时惠容在静安区工人文化宫临时帮助弹钢琴伴奏舞蹈练功。他想去那里工作，神也没有开路。这样又拖了一年，到1980年底，最后一天惠容才顶替我进厂工作。但这也有神的美意。前几年，靠着我们家的墙隔壁，搭起了一排平房。这是延安饭店为职工家属搭的金属加工厂，后来改为汽车修理厂。
198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惠容午休起来，刚预备练钢琴时，对面二楼邻居好友喊他快看隔壁屋顶，瓦片缝里有白烟冒出来，立刻就有火焰窜出来，浓烟从屋顶窜了上来。原来那天下午，有三个工人在厂内吸烟，一个老师傅把烟头随手一扔，丢进了洗汽车零件的汽油盆里，着火引燃了几大桶汽油，而引起了大火。那天南风很大，直朝我们家窗户方向刮来，厂房屋顶离我们窗外围墙，高度不到一米。惠容赶紧把四扇木窗关好时，屋内已满了浓烟，窗外的天空已被浓烟遮盖住了。风助火势，轰轰作响，窗外一排好几根沿墙的高压电线的橡胶包皮被烧溶化掉，火沿电线很快就烧到后弄堂里。邻居大声叫唤「快救火」，一时间大人叫，小孩哭，乱成一团。大家进屋搬东西，有人马上打电话到救火会，但救火车迟迟不来，有一人便骑两用车赶去救火会叫救火车。救火车到后，因弄堂太窄开不进来，后来又想法子从其它地方，把水管从对面50号房顶上拖过来，所以大火烧了很长时间。惠容当时看到火势这么猛，就快跑下楼，先拉下总电闸，然后跑上楼去把比较贵重的东西往楼梯口搬，想赶快撤离，但想到这架钢琴是向好友借来练的，还有家俱等物也搬不动，情急之下，想到求告神了，就马上跑到后房跪下大声呼求神说：「主阿！求你看在我爷爷和爸爸的面子上，搭救我一家吧！叫火不要烧进来。」（后来他知道自己祷告错了，因为神从来不看人的面子，乃是祂自己的眷顾。）神就立刻有话临到他说：「义人的家我必看顾，义人的后裔我必保守，大火必不烧到你的家。」有了神的说话，他就有信心，心得坚固，有莫明的平安。所以他又将搬到楼梯口的东西搬回到原位。那时满房间都是浓烟，砖墙也发烫。他走到窗口观看这越来越大的烈焰，火已窜到第三格玻璃窗上，直扑木窗，有一块玻璃因高温裂开了。火势越大，稀奇，惠容里面越是跳跃，不但不惊惧，反而大声赞美神，神给惠容信心，信神的话：「大火必不烧到你的家。」他定睛注视着火焰，南风带着烈焰朝他的窗口直扑，但火就是烧不进来。过了一段时间，消防员赶到了，从对面50号屋顶上翻过来，先用泡沬灭火器材把火势盖住，然后用水枪浇冲。有一个消防队员在围墙上拖水管过来，当放水时，水从水管冲到他所站的水管上，因冲力大，他在墙上踏足不稳，仰天跌下去了。幸亏是在春天时，楼下的邻居刚搭了一个天棚，他跌在天棚上，没有受伤，否则下面天井若是水泥地，从二楼跌下去就有可能伤亡。救火员爬起来，再救火，直到将火全部扑灭。这场大火把隔壁的九间平房全部烧光，也殃及附近几家民房，有一家新婚房，也受了很大的损失。事后延安饭店派人到我家来了解房屋及家俱有否被烧坏。稀奇的是只有一块玻璃开裂，连木窗上已剥落的油漆也没有烧掉，连烟熏的痕迹也没有。他们也感到奇怪，听邻居说：「这家是信耶稣的，有神保守他们的。」那天下午，我应傅慧俐的邀请去龙华火葬场，为她丈夫丁亚特弟兄大殓后祷告。回家后一切都已恢复正常。我姐姐告诉我这个险情和神拯救的过程，我只有满心感谢赞美主。如果惠容在春天顶替我进厂工作，大火烧来，全屋都要毁了。因为是夏天，窗户都开着，火只要烧着窗帘就会把全屋烧起来了。
还有一件稀奇的事，就是火焰窜上来的地方，本来有一棵大树，树枝、树叶遮满了窗前，并延伸到隔壁28号的窗口去。因为树上长满了毛刺虫，楼下的孩子在天井读书时常为毛刺虫所刺，所以，楼下的王家便写信到园林管理处，要求派人将这棵大树砍掉了。当时，我们责怪他们将大树砍掉，夏天太阳都晒到房间里来了。现在，我们感谢主，幸亏砍了，否则火将大树烧着，我们这一排房子都要遭殃了。隔壁邻居28号的朱师母事后知道惠容祷告的事，看见神的拯救和保守，她这老基督徒也被复兴起来了，又祷告，又唱赞美诗。之后，在1981年夏天，惠容、惠乐和惠爱几个都受了浸，惠容在同年年底顶替我进厂工作。我这三个孩子都在徐兰英姊妹家一同擘饼，一同过教会生活，这使他们的属灵生命慢慢长大。我们数主的恩惠，要一一的数。
记得在诗歌本里有这样一首诗：（大本诗歌494首把「祝福」改为「恩惠」）
一、当你经过试练，茫然无所从，你心绝望，以为什么都失踪；就当数主恩惠，当一一的数，你就要希奇祂曾如何眷顾。
（副）数主恩惠！要一一的数！记看祂曾如何眷顾你！数主恩惠！要一一的数！你就要希奇祂曾如何爱你。
二、当你有所挂虑，如同挑重担，觉得所要负的十架苦难堪你若数主恩惠，疑惑要消散，并要不止住的欢乐和颂赞。
三、当你看见别人属世的亨通，你若念主应许，心就不会动；你所受的恩惠，原来无处买，你有了父的家，又有主的爱。
四、所以，无论遇见大小的试探，不必灰心，万事总有主承担，你若数主恩惠，天使要来临，伺候你，服侍你，直到你路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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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和外地弟兄姊妹们属灵上的交通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315-335页。）

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不是都在上海一地，有许多是在外地，更多的是在国外。教会在行政上是地方性的。但在属灵交通上是宇宙性的。头是身体上最主要的－个肢体，所有的众肢体都要服在头的权柄之下，但是众肢体也要靠全身血脉的流通，使大小肢体都在血的流通下活动和得到温暖。教会也是这样。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互相联络为肢体，但是全身还要有圣灵的运行。属灵的交通是在圣灵里的。腓立比书二章一节说：「……圣灵有什么交通，」弟兄姊妹的交通如果不是在圣灵里，不是在灵里，那么一切的往来都不过是外表的、形式的、宗教的，甚至是交际的，都没有属灵的价值。我们的交通如果是在灵里，肢体就能得着生命的供应，得着热量，得着能力，可以走前面的道路。
第一个和我有属灵交通的外地弟兄姊妹们，是从萧山到上海来的沈智敏弟兄，他讲到萧山、弋阳弟兄姊妹在「四人帮」迫害下，靠主的恩典站住朱臣羌兄从浦江来沪，满了喜乐和赞美。我很得到供应。以后，朱臣弟兄从浦江来沪，我和王大和弟兄去跟他交通，我们三人在灵里祷告，里面得到力量。这是个人关在房间里读经、祷告、看属灵书籍、听讲道的录音信息所不能得到的。肢体和肢体之间一定要有活的交通，使膏油从亚伦的头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这是在基督里且在圣灵里的。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因为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林前十二13，加三28）。在亚当里有阶级之分，但在基督里一切区别部消失了。弟兄姊妹属灵的交通不受阶级的限制，也不受派别的限制。
1979年春上，在我里面常出现一个姊妹的名字，这个姊妹名许敏柔。她在三十年代常来我楼下韩景黎姊妹的家，因为她们都是护士。许敏柔和韩景黎很要好，那时她们都是青年姊妹。四十几年过去了，我也从未见到她，也不知她住在哪里，算来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了。但是，我怎么会想起她的名字来呢？有一天，我梦见她住在淮海路，但我不知道究竟是住在几号。忽然，萧山沈智敏弟兄来了，他和我住在亭子间并睡在同一张床上。第二天一早，我问他当天打算到哪里去，他说他准备去看许敏柔。我一呆，我想许敏柔这名字，正是在那几天，在我里面出现的，我正想去看望她，但不知道她的地址。所以，我很高兴，我对沈智敏说：「你在萧山，怎么会认识许敏柔姊妹呢？」他说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生化工作，有一天他生病，住在华山路红十字会医院。许敏柔当时是红十字会医院的护士，是她来服侍他的，并且也是许敏柔带领他得救的。他说他每次到上海来总要去看许敏柔的。我才恍然大悟。于是，我跟沈智敏到许敏柔姊妹家里去，她的家是在淮海路高安路上。我俩一进门，看见许敏柔闭着眼睡在床上，和许住在一起几十年的老姊妹沈静波坐在那里看着许敏柔在叹气。她看见我俩进去，就对沈智敏说：「我的血都给许敏柔抽干了。白天我服侍她，晚上她又吵、又闹，不让我睡觉，我也不要活了，早点死掉算了。」沈智敏介绍我认识沈静波。我们就坐下，我对沈静波说：「你这种思想是从撒但来的，要拒绝它。」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许敏柔醒过来了。
她认识沈智敏弟兄，就下床坐在椅子里，看着我们。她患轻度小中风，晚上不但不肯睡觉，还会吵闹。我觉得这是邪灵的工作，所以我说，我们大家为许敏柔祷告。沈智敏弟兄先祷告，后来我祷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之后就为许敏柔姊妹的病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沈智敏把我的手按在许敏柔的头上，然后他的手再按在我的手上。我一开口祷告，圣灵就浇灌下来，我全身似触电一样，两手发麻，祷告的话像涌出来的一样，带着能力。祷告完了，我们请她上床休息，就回家了。过了两天，我们再去探访她一次。沈静波姊妹感激地说，自从前天，我们来为她祷告以后，她晚上睡得很好，也不吵闹了，神志也清楚多了，手脚也轻便多了。感谢主！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有什么医病的恩赐。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至十八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同时，我也得到外地弟兄灵里的供应。我从未为病人按手祷告过，我知道我没有医病的恩赐。这不是出于我，那是圣灵的能力，借着我的按手祷告，流到姊妹的身上，叫她的病好了。但是要注意，为被鬼附的人祷告，只能奉主的名赶鬼，不能按手在这人身上。朱臣弟兄有一次从浦江写信给我说，他生病卧床九个月，现在开始痊愈，起因是为被鬼附的人按手祷告。这人的家属请朱臣弟兄去赶鬼，朱弟兄没有负担要去，就辞掉了。后来病人家属将被鬼附的人抬到朱弟兄家里，要他赶鬼。朱弟兄按手在病人身上祷告，鬼没有出去，他自己却得了一场重病。后来，他在神面前认罪，知道做错了。因为按手表示联合，我们怎么能和被鬼附的人联合呢？他认罪以后，他的病就好了；他再去赶鬼，鬼也出去了。我和沈智敏弟兄为许敏柔姊妹按手祷告，表示和她联合，圣灵便从我们身上流到她身上，使她的病得着痊愈。
1979年9月间，温州的黄彰荣弟兄写信给我说，他们准备在10月1日在温州、平阳召开一次全浙江省的大交通聚会，请我也去参加，同时也请邵圣清姊妹、陈宏宽弟兄一同去。邵圣清姊妹已退休，早想到陆道雄弟兄受难的地方去看看，陈宏宽弟兄请长病假在家也可以去，我还在上班，但国庆节有二天休假，再加几天调休，就决定到外地去一次。这消息后来给单亦洁弟兄知道了，他说他和他师母带一个侄女一同去。于是，我们六个人，单亦洁、席德琦、单基伦、邵圣清、陈宏宽和我一同坐火车到金华再搭汽车到温州。到温州的第二天是主日，我们六个人参加温州弟兄姊妹们的擘饼聚会。这是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四人帮」粉碎，停止了十三、四年聚会后的第一次聚会和擘饼，过教会生活。聚会很活泼、新鲜，灵里得到生命的供应和力量。单弟兄说，我们在上海没有擘饼聚会，我们也要赶到外地来擘饼。不可停止聚会，这是主的命令。到第三天，各地的弟兄姊妹都来了，我们都在温州遇见了杭州的徐永明弟兄、俞保根弟兄、马作盐姊妹，萧山的费联信弟兄、高长保弟兄、沈少成弟兄等。聚会地点原定在温州，后来改到金乡。我们在金乡遇到当地负责弟兄李良如、林洪水，我和单弟兄住在李良如弟兄家。我们还遇到平阳新美洲的杨恕法老弟兄和杨约翰弟兄、苍南矾山的吴良洙弟兄、平阳的卢怡然、杨树人三兄弟、陈敬超、黄恩永，温州的老弟兄章高来、陈宝华、张载光、黄国荣、杨恩弟，还有从泰顺来的、从福鼎来的、从鳌江来的、从瑞安来的、从文成来的，约有一百多人，代表了几十个教会的弟兄姊妹。
这次聚会是失败的，因为是几个中年弟兄们起的头，不是圣灵起的头。温州的中年弟兄黄彰荣、黄国荣、杨恩弟和苍南的中年弟兄林洪水等因和老弟兄们有矛盾，想请各地弟兄姊妹们来替他们解决。温州的老弟兄如章高来、陈宝华、张载光等都是从福建鼓岭山执事之家训练班出来的，他们自认为是同工，苍南平阳的周鹤卿、李靖玉等也是如此。在文革期间，他们都被批斗过，吓破了胆，「四人帮」粉碎后，他们也不敢起来带领弟兄姊妹。而中年弟兄们如黄彰荣、黄国荣、杨恩弟，为陆道雄案件被关过三年，他们出牢后，更爱主并带领弟兄姊妹恢复聚会，渐渐分家聚会增多到五、六个，弟兄姊妹也多起来了。老年的弟兄们一看见教会复兴起来了，便要来领导聚会，矛盾就这样产生了。老年的弟兄们认为，他们是正式的同工，1957年他们也来上海参加同工聚会，中年的弟兄们虽然热心，但他们不是同工，应当由老同工、老长老来负责聚会。中年的弟兄们认为老年的弟兄们虽然去过鼓岭山，但不一定都是同工，他们胆怯、惧怕，前怕虎、后怕狼，并且有的人也参加过三自，不能带领弟兄姊妹。为此矛盾，双方争执过，以后一半对一半，三个老弟兄和三个中年弟兄一同来负责聚会。但是有一些矛盾仍然存在。因为中年弟兄虽然热心，但是他们太注意外面的事工，不注重里面的生命。老年弟兄虽然胆怯，却注重生命，当时有一班青年弟兄姊妹还是敬重老弟兄们的。这次在金乡浙江省的弟兄姊妹大交通聚会是由中年弟兄们发起的，老年弟兄们被邀请参加，等于列席，袖手旁观。我们一到金乡，聚会已经开始了。我们觉得聚会的气氛不对，不像教会的属灵聚会，反而像世界上的大会，有主席、记录员、程序表等。聚会前，也没有充分的时间祷告。后来我提，我们最好为这次聚会多有祷告。中年弟兄们都已经祷告过了，但后来还是再有一些祷告。聚会准备举行三天，第一、二天讨论教会中存在的问题。一，如何产生同工、长老，现在倪弟兄不在了，该如何产生同工？谁来印证哪一个人可以做同工？长老本应当是同工设立的，同工问题不解决，也无法产生长老。二，公会团体可否和地方教会合并等四、五个问题。第三天，各地弟兄姊妹谈谈当地聚会的情形和难处。在这次聚会中，一些老同工，像徐永明、章高来等都静默不发一言，后来费联信、瑞安的周永安和我多发了一些言。我里面觉得今天我们不该争谁是同工、谁做长老的问题。圣灵会将祂今日要使用的人，在教会中显明出来的。在教会正常的时候，教会中有同工、长老、执事。但在教会不正常的时候，只有使者。谁今天有光，是发亮的星，能在主手中的，谁就是今日教会中的使者，启示录中七个地方教会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之下，所以没有同工、长老，只有使者，保罗写信给七个教会时，在教会中有监督、执事，因为当时教会是在正常的情形。关于公会团体要和地方教会合并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若公会中有个别的人愿意来参加擘饼，只要是清楚得救的，我们都接纳，但我们不能接受公会的团体、组织。费联信弟兄讲约书亚在山下打胜仗，因为山上有摩西举手，摩西什么时候手一放下，约书亚就打败仗。所以他说，中青年弟兄们不能没有老弟兄。老弟兄虽然老了，但还能在后面祷告，托着中青年弟兄们打属灵的仗。老年弟兄们也不能没有中青年弟兄们，他们是新生的力量，会传福音带领人得救。周永安弟兄是公会里的传道，后来转到我们中间来的，他读约书亚记，说约书亚虽然带领以色列人过约但河，他们过了约但河后都要受割礼，并且约书亚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约书亚问这人：「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这人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书五13-14）。周永安弟兄说，约书亚虽然打胜仗，但不要忘记，不是他做元帅，乃是基督作元帅，是他带领我们夸胜，最后在第二天晚上，弟兄们请费联信、周永安和我讲一篇道。我讲彼得三次不认主，胆怯失败了。但是主复活后没有忘记彼得、丢弃彼得。因着主耶稣受难，许多主的小羊失散了，大羊软弱了，但主还是要彼得去喂养他们、牧养他们；但先决的条件是要先爱主。主曾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后来谈到关于倪弟兄的问题。我说肃反时，我因一时血气，上台控诉。后来，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受人指使的，不是受神指使的，所以我在神面前悔改。单亦洁弟兄站起来，话讲到一半被做主席的弟兄打断，叫他坐下，不要再讲了。我和费联信弟兄因为要赶回来上班，所以只聚了二天会，第三天没有参加聚会，就动身回温州。我们在温州过了一个晚上，和当地青年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并且讲了道，就动身回来了。金乡聚会后，单弟兄和他师母、侄女、陈宏宽、邵圣清五个人，应矾山吴良洙弟兄的邀请去矾山看望弟兄姊妹，因为陆道雄弟兄是在矾山吴良洙弟兄家里被捕的，吴也为陆坐牢三年。邵圣清早就想到矾山详细了解一下。他们到了矾山，看见那里的弟兄姊妹真爱主，非常热情，再三要留他们多住几天。但是圣清姊妹坚决要赶回来，也不听单弟兄的劝告，所以他们在矾山只住了二天。单弟兄为这事对圣清姊妹有看法，认为她要出头，不站姊妹的地位。他们五人到了温州，单弟兄在温州替陈宽宏施了浸。记得我离开温州前的晚上快要十点了，有一位弟兄赶来说：「我里面有负担。」我知道是主要他来对我说，盼望我们回上海以后，一定要将擘饼聚会恢复起来。萧山的费联信弟兄和我在温州分手后，再三邀请我在1980年春节时到萧山去看看那里的弟兄姊妹。我也答应了。
1980年春节，我去萧山探访高其禄老弟兄，他年高，生病在床上，看见我非常高兴，从床上坐了起来。那天正是主日，教会几个负责弟兄都去看望高其禄弟兄。他们出乎意料之外，看见我也在，非常高兴。冯和仁弟兄马上拉我到他家里去吃饭，下午一同到诸成培弟兄家擘饼。刚巧南昌的黄得恩弟兄也来了。他是赴侄女婚筵而来的。我们在诺成培弟兄家过了一夜。我说我后天要到杭州逗留一个下午，看看那里的弟兄姊妹，晚上回上海，第二天上班。他们一定要我在萧山逗留一天，看看那里的弟兄姊妹，岂知他们安排下午一个大聚会，晚上一个大聚会，请我和黄得恩弟兄讲道。下午在一个地方聚会，我和黄得恩弟兄有讲道。晚上换了一个更大的地方聚会，有一千多人来听道。我们六个人上台坐着，包括黄得恩、费联信、冯和仁、高长保、沈少成和我。聚会开始时，有一个青年弟兄领唱诗，唱的是「我宝贝那古老的十字架」。聚会开始，他们盼望黄得恩和我两个人讲道，我推推黄弟兄，他说下午讲过了，现在没有话，黄弟兄推推我，我也说下午讲过了，现在没有话。
后来，黄弟兄根据那首诗歌就站起来讲十字架的道，但他讲的是客观的十字架，他坐下后，我里面觉得要补充讲主观的十字架。我们两个人坐下以后，冯仁和弟兄将主观和客观的十字架总结了一下，并且说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费联信弟兄讲背十字架不是指外面受苦，而是要在灵里背十字架。高长保和沈少成两位弟兄作见证，在文革期间背十字架吃了许多苦，但是里面充满了喜乐。这次聚会很好，六个人一条心，你补充我的，我补充他的。许多青年弟兄姊妹都热泪盈眶，一直聚到晚上十二点才散会。这是我在「四人帮」粉碎以后，继温州金乡聚会以后，第二次有这样的大会。在上海的擘饼聚会是在1979年11月份开始，这和我们去温州参加擘饼聚会是分不开的，因着外地弟兄姊妹对我们生命上的供应和用祷告托住我们，神才在上海有新的起头。在后文我会专特讲到我们恢复擘饼聚会的经过和快近四年中的变化。
在萧山住了二天，第三天我就到了杭州，和徐永明弟兄、俞保根弟兄、马作盐姊妹、谭弟兄、钱鹤卿弟兄、钱柏清弟兄等负责弟兄会了面，我讲了一次上海弟兄姊妹们的情况和访问萧山的情况。马作盐在去金乡的公共汽车上告诉我，她看了几本李弟兄的书，很得帮助。它们是《吃主》、《包罗万有的基督》和《与主同活》。我第一次听到「吃主」两个字，想李弟兄好大胆，把主也吃了。我就向她借阅一下。我到杭州时，她就将那三本书借给我一阅，「吃主」是主自己说的，祂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约六55）。然而，我们不是用外面的嘴巴吃，而是要用里面的灵吃；因为主接着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六63）。我想这个一点不是什么异端，只有不认识主就是那灵，也不认识我们里面有一个更新的灵，主的灵在我们里面，二灵成为一灵的人，才认为这话是异端。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有一天还要再临，我们当敬拜祂、祈求他、爱他，怎么可以吃祂？那是太野蛮了，不尊重主了，这就是当日法利赛人、犹太人之所以离开主，并且耶稣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原因。彼得认识主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生命之道和宗教完全是两件不可调和的事，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看了那三本书后，我里面亮起来了，活起来了。这真是主莫大的怜悯，使我不因祂的话跌倒。从那时开始，我对李弟兄的书感兴趣，但是那时我们上海的弟兄们还没有看到李弟兄的书。
外地弟兄姊妹们给我们上海的弟兄姊妹在属灵上的帮助很大。我们过去是太骄傲了。我们在属灵的知识上，也许比乡下的弟兄姊妹多一些，但是「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林前八1）。我们在爱心上远不如外地的弟兄姊妹。在属灵的经历上，他们也比我们多。记得曾有两位弟兄和一位姊妹到我们中间来做见证，我们得到很多生命的供应。他们就是宁波的蔡联芳弟兄、慈溪劳家埭的戴成章弟兄、绍兴的张同昌师母，还有一个弟兄，虽然以后加入「三自」，作风也不大正派，但是他来到我们中间做有关他如何蒙恩，以及在文革期间受苦还能站住、高举基督的见证，大家也得到帮助，这位弟兄是上虞的罗恩根弟兄。现在我将以上这几位外地弟兄姊妹到上海来作的见证分述于下。
1980年上虞的罗恩根弟兄到上海来了。他过去是在公会里的，当时他是和毛彼得牧师在一起的，巴开娣姊妹也曾去过他那里聚会。1980年他来上海是看望巴关娣姊妹的，她是郦理英丈夫的嫂嫂。那么我们怎么会认识他呢？他1980年到上海来和一位弟兄一同到国际礼拜堂去做礼拜。陈宏宽那天也在国际礼拜堂，认识了陪他去的那位弟兄，那位弟兄介绍罗恩根给他。陈宏宽请罗恩根到家里吃饭，听了他作的见证，很受感动，就介绍罗给我认识，并请他到徐兰英姊妹家做见证。这样我才认识罗恩根，他说他的父亲是公会里的长老，从小听福音，长大后入了团当兵。在当兵期间出了一件事，就是同房间有一个解放军的子弹失窃，枪支被破坏，别人冤枉是他偷的，他那时比较积极，常受表扬，领导开始时不相信，后来不只一个人而是有好几个人都说是罗偷的，领导要调查罗，罗认为无论过去怎样积极，如今领导相信别人的话，不相信自己，所以抱消极态度，认为做人没有意思，想要自杀。他想或是卧铁轨自杀，或是用手枪自杀。卧铁轨自杀比较痛苦，还不如用手枪自杀快。所以，他决定第二天早上到山上去用手枪自杀。到了山上，他拿出手枪来要开枪自杀时，忽然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的爸爸不是信耶稣的么？你为什么自杀呢？祷告耶稣，祂会解决你的难处。」忽然，有一首诗歌在他心里响起，「需要耶稣，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耶稣！」他就唱了起来，撒但就离开了他。他跪下祷告，认罪悔改，这样自杀的念头就被打消了。他祷告求神解决他的难处，使破坏枪支的事水落石出。
一星期后，有一个人自己去向领导自首，说是他破坏的，子弹是他偷的，因嫉妒罗，将罪名推给他。这样他的问题便解决了，他满心感谢主，是主救了他的命。后来他复员了，领导叫他到车间去，但宿舍有很多人，不能安静读经祷告，他要求到乡下去种田，别人因此说他这么傻。那时大家都要进工厂，不愿下乡种田，而他又是复员军人，可以有比较好的工作，但他坚持要下乡，领导也没有办法，就让他下乡种田去。他到了乡下，可以自由读经、祷告，又可以到处作见证，也结了许多果子。「文化大革命」初红卫兵批斗他，因为他到处传耶稣，红卫兵将很重的一块石头挂在他的脖子上，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罗恩根，叫他站在小桥上，被太阳晒得皮肤发红、发痛，挂石头的一根钢丝深入肉中，成了一条血痕，但他还是唱着赞美诗。红卫兵就叫他妻子和他离婚，离婚书写好后，要他到公社去盖印。他本来和他的妻子感情很好的，那是红卫兵在背后挑拨他俩的感情，他表示，他妻子如因他被批斗、搞臭而不愿做他的妻子，她要走就让她走，他还是要信耶稣，因为没有耶稣就没有他罗恩根。他妻子离开后，他带着一个三岁小孩，经济有困难，又要义务劳动，又要做家务、管孩子，生活非常艰难，他的妹妹有时去照顾他。红卫兵见离婚的计策不能叫他放弃信仰，就想用刀刺杀他。有一天早上，他们冲到他睡的床上，拔出刀来，对准睡在床上的人刺下去，他们以为睡着的是罗恩根弟兄，岂知神救了他，他那天没有在家里睡，而是到他妹妹家里去了。当时是他弟弟睡在他的床上，红卫兵用刀刺伤了他弟弟的一条腿，他不在家而得免遭殃。后来，红卫兵通过公安部门，将罗恩根逮捕关在监狱里。
乡下的监狱生活非常悲惨，关在里面的人吃不饱，一直喊肚子饿，监牢又潮又臭。他一关进去，看见有一个老人因为无人送衣服进去，天冷了，身穿单衣在发抖，他就将衣服披在老人身上，又看见他肚子饿，就省下一团饭给他吃，其实他自己也肚子饿的。那老人很受感动，问他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并且谢谢他。罗说：「你不要谢我，谢谢耶稣。」这样，这个老人信了耶稣。有一个被关的人看见罗在传耶稣，唱耶稣的歌，就偷偷去向解放军汇报，解放军便给他上刑罚、戴脚镣，但他一点不感觉痛，心中满了喜乐。后来，他们看他这样顽固不化，便把他解到上虞县开大会斗他。他们等囚车，等了几个小时还没有来。因为怕出席大会的人等的时间太久，就用首长的小轿车将他送去。罗恩根坐在里面，满心感谢主，他生平没有坐过汽车，他感到自己原是神的儿女，是光荣的。汽车开到会场门口，大家以为首长来了。汽车门一开，罗恩根弟兄下了汽车，趁解放军不防备的时候，大模大样地走进会堂，别人以为首长走进来了。后来解放军赶上来，他们才知道他是犯人。罗恩根被押上台，要大会批斗他。一个解放军上台先读出罗恩根写的检查书，罗恩根一开头写「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当解放军读出来的时候，罗恩根弟兄在台上大声说「阿们！」解放军继续读，「我们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罗弟兄又大声说，「阿们！」解放军读到一半就没有继续读了，因他发现这是在替罗恩根向大家传福音、作见证。会后，会众认为罗恩根所写的检查书，都是他个人的信仰问题，有些事是大家也都知道的，所以，他们建议解放军放了他。这样，他就得到了自由。他被释放后，还照样到处传福音，「四人帮」粉碎以后，信的人更多。现有四、五个家庭聚会，弟兄姊妹数百人，但是缺乏人培养、喂养这些小羊，盼望我们上海有弟兄们去帮助他们。他所在地是位于余姚、上虞、慈溪三个县交界处的山沟里。公会的毛彼得牧师，以后也是三自的牧师一个月去他们那里讲道一次。
我们听了他的见证，认为这个弟兄清楚得救，在文革期间吃了许多苦，但还很刚强，所以就送给他一些圣经和属灵书籍。1981年夏天，陈宏宽弟兄趁未赴美之前，到罗恩根那里去看一看，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和那里的弟兄姊妹有些交通，并且替罗恩根在河里施了浸，因为他们那里过去都是受滴水礼的。过了一个月，我应罗恩根的邀请也去上虞，和他们有几天的聚会。1982年夏天，我又去上虞一次，共去过两次。
因为我到罗恩根那里去，却没有去萧山，费联信等负责弟兄对我有看法，因为他们认为罗恩根那里都是跟公会一套，并且反对蒙头，他们受的是滴水礼，领的是圣餐，且有三自牧师去讲道，罗恩根一个月也到百官三自礼拜堂一次，所以弟兄们不和他们有交通，认为他们不是地方教会。在罗恩根的隔壁有一个罗茂照弟兄，是萧山沈少成弟兄、巨克姊妹等带领的，在他家中有二十几个弟兄姊妹聚会、擘饼，姊妹们也蒙头，萧山弟兄们承认罗茂照的聚会是地方教会，和他们有交通，而罗恩根是反对罗茂照的，因此萧山的弟兄们不和罗恩根那里的弟兄姊妹有交通。他们知道我去罗恩根那里而不去罗茂照那里，其实我不认识罗茂照，他们就认为我走错了路，从此萧山的弟兄们，除沈智敏外，就不和我们来往。我写信给费联信说明我们的态度，我说，罗恩根因为没有看见教会的见证，我们应该帮助他。事实上，他知道了真理，也是肯接受的。他叫陈宏宽给他在河里受浸，以后他也给别人施浸，不行滴水礼了。他们看见擘饼的真理，以后每星期在各家里也擘饼，只是还未看见蒙头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只为这一点而不和他们往来。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宗派了。费联信弟兄坚持他们的看法，以后高长保、费联信、冯和仁等就和孙务信、俞崇恩有往来，而不和我们有交通了。这使我很难过。当然罗恩根本人也有缺点，1983年出了事以后，他加入「三自」，从此也不和我们往来了。
1981年绍兴张桐昌师母来上海住在她的女儿家，刘树芬姊妹和张师母很熟，就请她来做见证。她说张桐昌弟兄关在一个地窖里有几年之久。地窑潮湿且终日不见阳光，许多人关在里面，不到几个月就死了。然而神托着张桐昌弟兄，他为主的缘故受苦，主保守他，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遭害，许多人因着他能关在地窖里几年而没有死，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因此也信了耶稣。她也曾被关进牢里几年，在里面很有见证，她的几个女儿常常去看她，送东西给她，她们也很有见证。
1982年下半年宁海的蔡联芳弟兄来上海，我们请他一同来聚会、擘饼、交通。他的见证使我们很得着生命的供应和鼓舞。蔡联芳弟兄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有的礼拜堂都被红卫兵关掉了，但是他们在乡下，还是照常聚会。有一天，有几个红卫兵跑到他们乡下去，看见他们还在聚会讲耶稣，就把他叫去，对他说：「你们这么大胆，现在还敢做礼拜、讲耶稣。我问你，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呢？」蔡弟兄说：「我信是先有鸡。」红卫兵说：「是先有蛋。」蔡弟兄反问他：「蛋是从哪里来的？」红卫兵说：「当然是鸡生的。」蔡弟兄说：「雌鸡没有雄鸡，生下来的蛋也不能孵出小鸡来。我问你，第一只雄鸡是从哪里来的？」红卫兵回答不出，恼羞成怒，就将蔡弟兄关起来，不给他吃饭，对他说：「这米是劳动人民种的，你信上帝，叫上帝来给你饭吃！」这样饿了两天，到第三天红卫兵来问他：「上帝送饭给你吃么？你把棉衣脱下来！这棉花是劳动人民种的，你信上帝，叫上帝来给你棉衣穿。」这时候，正是十二月份，天很寒，蔡弟兄穿着单薄的衣裤，但是他说，外面虽然有一点冷，但是他里面莫名其妙热起来，像一盆火那样热，外面也不冷了。又过了二天，红卫兵又来了，问他：「上帝拿棉衣给你穿么？你还信不信上帝？」蔡弟兄说：「我还是信的。」到了晚上，红卫兵穷凶极恶地放了四只狼犬进去，要它们咬蔡弟兄。感谢赞美主！四只狼犬非但不咬他，反而睡在蔡弟兄的旁边，用毛坞他，使他暖和。一早，红卫兵来开门，一看蔡弟兄没被狼犬咬死，认为他有什么巫术，就把他铐起来，送他到金华劳改农场去劳改，并对劳改场长说：「这人顽固透顶，到处讲迷信、诱骗人，你们要严严地看管他。」劳改场长对跟蔡弟兄关在一起的同监犯说：「你们看住他，不让他祷告，如果看见他祷告，就来汇报我。」蔡弟兄关在里面，满了喜乐，又唱诗，又祷告。同监犯就警告他说：「你不要再唱耶稣、祷告了。监长对我们说，我们若看见你在祷告，要我们向他汇报，我们如汇报了，你要吃更大的苦。」蔡弟兄说：「你们尽管去汇报，我还是要祷告的。」第二天，监长知道蔡弟兄还在里面祷告，便拿了一条铁脚镣，叮叮当当地走到监房把门打开，叫蔡弟兄站到门口来，狠狠地对他说：「我『关照』你，不要祷告，你还敢在里面祷告？」蔡弟兄说：「我就是因为在外面祷告和信耶稣而被关进来的，在监里面还不给我祷告呀？」监长也回答不出，一气之下，手中的铁链条叮当一下都掉在地上，说：「进去！进去！」之后，他就将监房门关上了。蔡弟兄满心喜乐，大声赞美，大声祷告，同监犯人看见监长也无法对付他，心想信耶稣是有道理的，大家都要蔡弟兄讲道给他们听，这样全监房的人都信了主，大家都祷告了。
有一天晚上，蔡弟兄看见异象。他看见天开了，有一班天使在唱诗，所唱的一首诗是「早晨我们播种，晌午我们播种，傍晚我们播种，播出神慈爱，等候成熟日子，等候收割点钟，我们喜乐满怀，禾捆带回来。禾捆带回来，禾捆带回来，我们喜乐满怀，禾捆带回来。禾捆带回来，禾捆带回来，我们喜乐满怀，禾捆带回来。」（大本诗歌667首）蔡弟兄没有学过这首诗歌，他一听，觉得这首诗很好听，就跟着学，以后也会唱了。他说，他以后放监回到家里，在诗歌本中找到这首诗，完全与天使所唱的一样,只是两个字不同。蔡弟兄看见那异象就祷告说：「主啊！我关在监里，怎么能将禾捆带回来呢？怎么能去播种呢？你为我开路。」不久，监长叫他到劳改场去种蔬菜，并对他说：「劳改犯种的蔬菜，有人来偷，我相信，信耶稣的人不会偷的，你好好地种，奸好地看管，不要让别人来偷。」蔡弟兄知道这是神听了他的祷告，叫他可以自由在劳改场里干活了。所以，他精心地种蔬菜、瓜类，所种的都长得很好。有人来偷，便说：「这块田是监长特别关照的，你们不要来偷。」到收成时，他种的蔬菜、瓜类比别人的又多又好。他借此初步取得了场长的信任。进一步，场长因为信任他，就叫他去做灌水员。全劳改场有好几个大水池，用以灌溉农田的，整天要有人去灌水。这几个大水池分布在几个大队里，有在男的劳改场的，也有在女的劳改场的。因为有些地方的劳改场是可以和当地农民接触的，所以过去常常有灌水犯人，借灌水的机会逃跑了。场长叫蔡弟兄做灌水员，因为他知道，信耶稣的人是不会逃跑的，蔡弟兄因此就比过去更自由了，从一个大队跑到另一个大队去灌水池。有一天，他到另一个大队去灌水，遇到一个当地的农民，那人看见他穿着劳改犯的衣服，就问他犯什么事到那里来劳改。蔡弟兄说，因为信耶稣。那个农民从末听见过耶稣的名，以为耶稣是中草药的名，就问蔡弟兄：「耶稣能不能治病的？」蔡弟兄说：「能。」那人告诉他，老伴患瘫痪病，躺在床上不能动弹，非常苦，要蔡弟兄将耶稣拿去给他老伴治病。蔡弟兄到这农民的家，为病人祷告，叫他认罪及接受耶稣。过了几天，瘫痪的病人可以起床了。这事震动了病人的邻居。在邻居当中有一个是半身不遂的，那人也差人来请蔡弟兄到他家去为他的病祷告，并说，那个全瘫痪的人三天就好了，他半瘫痪一天半就可以好了。后来，蔡弟兄去为病人祷告，果真一天半就好了。这样信的人越来越多。蔡弟兄在水池里为信的人受浸，并且叫他们在家里设立主的桌子，有擘饼聚会。这样相继就有数处的擘饼聚会被兴起来了。
蔡弟兄经常有空就去农民家聚会，讲些初信造就的信息给他们听。一天晚上，蔡弟兄一直肚子痛，越痛越厉害。同监犯人叫他马上去医院检查是否盲肠炎，蔡弟兄不肯去，认为别人生病，他为他们祷告，自己生病反而就看医生、吃药、住医院么？他就祷告求神医治他，但是肚子还是痛。蔡弟兄想神可能要他到医院去，就要求看守送他去医院治疗。他一住进病房，看见有一个全身瘫痪的犯人躺在那里，床和衣服上都是大便，床后装有三大袋干的大便，全房间臭得很，旁边的病犯都厌恶他和骂他，他自己也巴不得早点死，就是死不掉。没有人替他擦身、换衣、倒大便。蔡弟兄一看那人实在可怜，在监外面生这病已经可怜了，到监里面来生这病，有谁肯服侍一个犯人呢？有一个声音对蔡弟兄说，「你去服侍他。」他也不顾脏、不顾臭，替这人把所有大便弄掉，被上的、衣服上的、床上的大便都刷干净，将被单、衣服都洗过，并且替他擦身、换衣，弄得干干净净，一点臭气都没有。这人很受感动，拉着他的手，眼泪夺眶而出，说：「你为什么这么好？」蔡弟兄说：「不是我好，是耶稣好。你要信耶稣」这样，那人就信耶稣得救了。全房间的病犯和医生都受感动，说信耶稣的人是好人，主的名因此得着荣耀，福音就这样传出去了。蔡弟兄进医院第二天肚子就不痛了。他经过检查，证实不是患盲肠炎，医生给他几片药，就叫他出院了。那个信了主的瘫痪犯人，看见蔡弟兄要出院了，就拉着他的手哭，说：「你一去，又没有人来服侍我，以后大便还会堆起来的。」蔡弟兄就祷告，求神医治他的病。在蔡弟兄要出院的那一天，他的病得到医治，他可以自理生活了。神的美意是叫他肚子痛进医院，为要拯救一些人的灵魂。他满心赞美主，欢喜快乐，因为他带了许多禾捆回来。
不久，全劳改场开大会，宣判一个女犯人要立即执行死刑。这个女犯人在监外面到处传福音而被捕，判了十五年。关在劳改场以后，她还在监房里传福音，本来就该判无期徒刑。但她不顾自己的性命，还是继续传福音，因此又改判为死缓二年。这次开大会，就是认为这个女犯人屡教不改，无法救药，不接受教育，判死缓后，仍旧做见证、传福音，所以宣布立即执行死刑。开大会时，另外点了两个人的名，一个是蔡联芳弟兄，一个是萧山的冯姊妹。和蔡弟兄同监的犯人推推蔡弟兄，叫他以后不要再在监里面传福音了，否则也要落到像这女犯人的下场。蔡弟兄一点也不在乎他自己性命的安危。他注重的是另一被点名的姊妹之性命安危。大会开过后，有一次他到女劳改场灌水池，他暗暗地问人，某某人在哪里。那人轻轻地对他说，在对面那个有解放军站在旁边，正在做煤球、煤饼的女犯人就是她。蔡弟兄想知道那位姊妹的情况，并想坚固她，蔡弟兄用纸条写了一节圣经节和几句话，在下一次去灌水池时，把纸条裹在煤饼里，走到那位姊妹旁边，看见解放军不在时，将煤饼重重地朝地上一掷。那位姊妹发觉了，回过头来一看，就偷偷地打开煤饼，把纸条塞在衣服里。那姊妹回监房后，看了纸条上所写的圣经节和弟兄的话，大得安慰。所以，她将被捕进劳改场一切经过的情况和见证，写满了十几张纸（这姊妹是有文化的），包在煤饼里，在下一次蔡弟兄去灌水池路过时，将那块煤饼掷在蔡弟兄脚前。蔡弟兄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将煤饼打开，看到这么多张纸，就把它塞进腰包，带进监房。蔡弟兄进进出出已做出牌子，看守警察信任他，也不搜他的身。这样，他俩借着煤饼纸条在灵里有交通，彼此劝勉，互相建立。「四人帮」粉碎后，他俩也被释了。
蔡弟兄第一次到上海来，我跟他有些交通。那时候他受了一些影响，听人说李常受讲异端，又怎样不好。他当时候也不认识李常受，但他有看过李弟兄的一些书，很得到帮助。他问起我，我就跟他说，他不要听别人怎么说，我说有些事是不可信的，他只要看李弟兄写的书便知道。我就举个比方说，假设我的父亲在北京，他要写信给我，信一定要通过邮政局，再通过邮差和邮递员。我如果看这封信，是我父亲的笔迹，是我父亲的口气，我就从我父亲手里收过这封信就好了。假使这个邮差有点不太好，如果我因此就不要这封信，那我就是最大的傻瓜，因为这封信不是邮递员写的，而是我父亲写的，他不过是把这封信交到我手里就是了。我说了这个比方，蔡联芳说他清楚了！他是从神那里接受从神来的话。这人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看李弟兄的书，接受神的话。
到了1983年，蔡弟兄又被打成呼喊派，被关起来，判了八年。他在监里面有许多的见证，许多人，从犯人到解放军，都因着他得救了。因着他劳动表现好，他们就让他很自由地在那里进进出出，他在金华的劳改农场里，可以和当地的农民有接触，所以许多弟兄姊妹知道后就跑去和他有交通，他也能去看望附近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以后，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就把他关进一个橡皮牢监里，房间四壁是橡皮的，目的是要防止犯人自杀，他在里面被扣上手铐脚镣，连大便小便都要报告，这样有一百多天。但是他说主要他关在里面，为要教他不要忙忙碌碌，学习祷告。之后，他有时一个祷告，就可以祷告一天。他说他从来没有过这样喜乐的日子。他一被放出来，他就不回到宁海去，怕当地人注意他。
有三个宁海的弟兄们从金华农场被释放，一个是蔡联芳弟兄，一个是顾福德弟兄，一个是毕菊花姊妹的丈夫。当他们关在劳改农场里时，有一个复员军人的青年弟兄，名娄城宣，起来迷惑了许多人。他看了一本《神永远的计划》的书（专讲预言和有许多画的），就讲起「预言」来，讲但以理书、启示录，并说耶稣一九七几年要来了。他又讲「万物公用」，叫大家将钱、粮票拿出来，供他借故到外地去「交通」使用，到了时候，大家等不到耶稣回来，知道受骗上当了。有许多人离开他，娄城宣在1979年10月也到金乡去开会，说了蔡弟兄等许多坏话。蔡弟兄等三人回到宁海后，在几个月内就有五、六百人得救。弟兄姊妹也都被复兴起来了。在宁海乡下兴起了十几个聚会来，蔡弟兄常常到这些聚会里去交通和擘饼。他说有一次到一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去交通擘饼，平时聚会到半夜，回到家里，天快亮了。那一天，他到了家里，看看表，还是十二点钟。他认为他的表停了，但和别人的钟比较一下，一分钟也不差，他这才知道是主的灵将他提了回来，像使徒行传记神的灵将腓利提走一样。他还讲了他过去如何信主，如何因信而得神听他祷告，供给他家的需要，以及神如何治好他孩子的病和一个在乡下的人死而复活的见证等。弟兄姊妹们听了他的见证，得到不少生命的供应。
1983年上半年，慈溪的戴成章弟兄和他师母，由路微先姊妹介绍住在我家几天。他们是到上海来，为办女儿嫁妆和买缝纫机的，因为没地方住，便住在我家里。他在擘饼聚会后作了一些见证，在属灵上有一点交通，大家也从他得到生命的供应。
戴成章弟兄全家信主，几代事奉主，在慈溪的圣徒都知道劳家埭有这样一个事奉主的家。戴成章有四个弟弟，成园、成裕、成耀、成某〔注：名字不详〕，都是热心爱主、事奉主的。戴成章弟兄的老父亲过去是当地教会的负责弟兄，路征先姊妹过去在余姚开过产科诊所，认识戴成章弟兄的老父亲，并曾教过他老人家唱诗。有一次，路征先姊妹对我说，1983年她去过慈溪一次，参加过一次姊妹聚会，青年弟兄姊妹们属灵上的活泼、新鲜，叫她在生命上得了很大的供应。聚会一聚十几个小时，停不下来的，唱诗、祷告、作见证，一个接一个，这样聚会真有味，大家不想到吃，也不想到睡。怪不得他们聚一天二夜的聚会，习以为常。这是属灵的水流，这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路征先姊妹说，我们在上海的弟兄姊妹太老旧了，实在要比乡下的弟兄姊妹差得太远。她说：「几十年前，我教过戴成章老弟兄的父亲唱诗，现在他的孙女还教我唱诗，我从来没有唱过这些新的诗歌。」所以，慈溪弟兄姊妹们，特别是青年弟兄姊妹的复兴，是和戴成章弟兄一家的事奉分不开的。当然，还有其他几位负责弟兄如周浩炳弟兄等，都是当地教会的栋梁。
戴成章弟兄曾来和我们有过一次擘饼聚会，擘饼以后，他做见证。他说到他被关在监里的时候，他唱诗、作见证，全监房的犯人都悔改得救了。隔壁监房里的犯人，听见唱诗声，也要学着唱，戴弟兄就把诗歌抄在草纸上，卷起来，从旧水管洞里传到隔壁去。隔壁监房的犯人很快便学会唱，也相信了主。以后，他因病保外求医，而他病稍为好转一点时，他又到外地去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不久，公安人员当他们聚会的时候，来将他戴上手铐再抓去。但是，许多青年弟兄姊妹都伸出手来说：「铐我，不要铐戴伯伯！」结果，还是给公安局抓了去。到了公安局，他被台上坐着的四、五个高级干部审问，在保外求医时在外地搞些什么非法宗教活动。他说：「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四人帮』破坏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我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被捕的。『四人帮』粉碎后，应该给我平反。现在你们这样给我上了手铐，把我押来，也是粗暴的。」审讯员无言可答，叫他退场。第二天，他们派了一个审讯员请戴弟兄到办公室去谈话，他们态度很好，对他宣传宗教政策。他们并且问他，他有那么多圣经，是哪里来的？戴弟兄说：「『四人帮』把我们的圣经都拿走了，这些圣经是神还给我们的。」他说，他拿了三个装满圣经的旅行袋到杭州「城站」火车站，一看前面有几个人在搜查旅客的行李，他担心这些圣经会被搜去，所以他便将三个旅行袋放在暗角，然后去找「城站」公会里的阮燕生弟兄。他问第一个人，那人说不知道，他便去问第二个人，那人说现在是晚上九点钟了，阮燕生下午五点钟就下班回家去了。当他正在发愁时，忽然阮燕生弟兄来了，把那三袋圣经带到公会的办公室，然后送他上去慈溪的火车。后来，他问阮燕生弟兄，他怎么知道他坐那班火车到达杭州呢？他说，是神差他来的。日前，他的女儿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人很像戴成章的弟弟戴成园，因为她没有见过戴成章弟兄，却见过戴成园弟兄。她梦见那个人晚上站在「城站」月台上等人去接他。梦醒来，她将这梦告诉她爸爸，叫他第二天晚上到「城站」去接人，她说一定是戴成园弟兄来了。岂知是神叫他来替戴弟兄拿圣经的。后来公安局就将他释放了。
还有许多这样活的见证。他们到上海来参加我们的擘饼聚会，和我们在属灵上有交通，使我们灵里新鲜、活泼和刚强。这是神差他们来供应我们属灵生命的，真是要感谢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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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上海弟兄姊妹们在家里过聚会生活的情况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336-343页。）

我们不是要做礼拜，我们乃是要过聚会生活或教会生活。「做礼拜」乃是犹太教的东西。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看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主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约四20）。犹太教有会堂、圣殿，犹太教信徒是到会堂、圣殿里去做礼拜的。犹太教不但有会堂、礼拜，而且有节期，如逾越节、除酵节等。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说：「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说明他们过节也是做礼拜。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看到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在没有信主耶稣之前，他亦是坐车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徒八27）。所以，我们可见做礼拜是旧约的东西。希伯来书第九章一节告诉我们：「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这些条例是属肉体的，都不能叫做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来九9、10）
到了新约，神心目中要的是教会，是属灵的居所，而不是外面的圣殿、会堂或礼拜堂。那都已成为过去的了。然而自使徒时代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产生以后，经过了一千九百多年，教会在外面已堕落到成为一个敬拜神、听讲道的建筑物，成为一个在社会上的宗教组织、人民团体，「教会」这二字和其它宗教的「教会」混为一谈，如佛教教会、伊斯兰教会、天主教教会等。严格说来，我们是「召会」；为避免和其它宗教组织的教会在名字上有混淆。早就有人提出将「教会」这词改为「召会」。「教会」这词在原文是ekklesia,ek是出来，klesia是聚集。ekklesia艾克利西亚就是蒙召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英文注解解释ekklesia这个词是thecalledoutones'assembly，是被召的人之聚集。今天神不止要有被召的人，神要有聚集。如果被召的人各自站在自己的地位上，这样就没有教会了，教会就不能产生。因此，我们看见聚会是相当紧要的，我们如果不聚会就不行了。
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里没有说，你们不可停止做礼拜，因为做礼拜是旧约的事，我们要清楚这点。教会自从五旬节产生以后，我们看见圣经记载圣徒的聚集都用「聚会」一词，而不用「礼拜」一词。如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行传十二章十二节：「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马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第五节说是「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称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说：「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林前十四26）。这是运用属灵恩赐彼此建造的聚会。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至三十一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这是读经的聚会。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我们聚会…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这是听信息的聚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聚集一起有擘饼的聚会也好，祷告的聚会也好，交通的聚会也好，听信息的聚会也好，都是过教会的生活，过聚会的生活。这完全和做礼拜不同。教会性质的聚会都是「彼此」、「互相」的，只有工作性质的聚会是一人讲、众人听的。在没有主的启示时，我们还是要聚会，不论人数多少，我们不是要听道，乃是要过教会生活。有人认为我们聚会的信仰特点就是要聚擘饼聚会。这是不对的。不是我们聚会处的信徒要聚擘饼聚会，这是主的命令，凡所有被主宝血买回来的人都要擘饼记念主。凡有主生命的人都要聚会，这是我们信徒的特性，而不是个别信徒的信仰特点。
由于「四人帮」破坏宗教政策，关闭我们的会所，抢走我们的圣经和属灵书籍，禁止我们聚会和属灵的交通，并且剥夺我们信仰自由的权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受了很大的打击，这是客观方面的。但主观方面，我们没有像外地的弟兄姊妹们那样刚强，能在极艰难的时候，还坚持有聚会和擘饼。在乡下，有人被关在劳改农场里，还领人归主。初信的人和他们一同擘饼聚会记念主，且在场里受浸。他们冒着风险，还是要聚会和擘饼。我们在上海的弟兄姊妹「怕」字当头，委曲求全，听从人过于听从神，在这十几年聚会停止之下，有许多弟兄姊妹都已停止惯了。因着弟兄姊妹彼此没有交通往来，撒但从中挑拨离间，破坏弟兄姊妹们中间的合一。有个别弟兄姊妹在家里和少数弟兄姊妹有交通，但这只限于素来熟悉并有往来的一些人，而且也不是公开的。但是总的来说，在这十几年停止聚会之下，弟兄姊妹们普遍是灵里枯干、贫穷、软弱的，他们要起来也起不来。
因着神的怜悯，我们在上海的几位弟兄姊妹去温州金乡参加了几次聚会，得到了生命的供应。外地弟兄姊妹都盼望我们恢复上海的擘饼聚会，我们也等候神的时候来到。为着恢复聚会，大家也摆上了一些祷告。
1979年11月，在「三自」礼拜堂还没有被恢复以前，有一天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到单亦洁弟兄家去交通，其中有王大和、徐兰英、刘树芬、郦理英和我。单亦洁弟兄提出，自从他和席德琦从温州回来后，一直觉得，我们在上海的擘饼聚会应当有新起头，地点可在他家里，他也预备好饼和杯，想当天就在他家里擘饼记念主。这是一个星期四下午的事。因为那时我厂修房，厂休改在星期四。我说，当天就擘饼恐怕是太急了，我们大家回去祷告，如神愿意，我们就在下星期四下午二时在单弟兄家开始有擘饼聚会。因着地方小，就只由我们这七个人开始，没有通知别的弟兄姊妹。过了一个星期，大家都来了。我们七个人，包括单亦洁、王大和和我三个弟兄、郦理英、刘树芬、徐兰英、席德琦四个姊妹，一同在一起擘饼记念主。这是自从「文化大革命」十几年以来的第一次擘饼聚会。记得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是「惟有耶稣是我题目，我的信息是耶稣；惟有耶稣是我歌赋，我所仰望是耶稣。惟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这耶稣，祂是救主、生命、大夫，祂是君王建国度」（大本诗歌395首）。那天擘饼聚会，我们都流泪、感谢、赞美主，满有主的同在！如此，每星期四下午在单亦洁弟兄家里的擘饼聚会就开始了。
1980年1月，因为我厂厂房已修好，厂休改到星期日，为要让我能参加擘饼聚会，所以大家定规将擘饼聚会改在星期日。在星期日有了一、二次聚会后，单亦洁弟兄提出，因为他的孩子们主日都在家里，并且房间小，所以不方便在他家聚会。徐兰英姊妹说，她的房间很大，可坐许多人，叫我们将擘饼聚会搬到她的家里去，以后擘饼聚会就在新闸路1562号徐兰英姊妹的家了。到徐兰英姊妹家有擘饼聚会之后，郦理英介绍了邵圣清姊妹来参加，以后陈宏宽弟兄也来了。聚会由七个人增加到九个人了。
在徐兰英姊妹家有了几次聚会后，来了一个变化，就是郦理英姊妹觉得在徐兰英姊妹家聚会不妥当、因为楼下钟家是党员。有一次她来聚会，听见钟家几个女儿在说，楼上有聚会，郦理英怕她们知道了会去汇报，所以主张聚会地点改在杨万勋老弟兄家。我们有几个弟兄也去看了杨老弟兄的房间，看见他的师母中风躺在床，房间也很小，觉得不方便在他家有擘饼聚会。但是郦理英姊妹一定不愿意继续在徐兰英姊妹家聚会，想将聚会停止。她瞒着徐兰英姊妹约邵圣清、我和单弟兄三个人到王大和弟兄家去商量是否将擘饼聚会暂停一段日子。单弟兄和我坚决反对，但又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聚会。正在这时，陈宏宽弟兄有事来找大和弟兄，听见擘饼聚会因无合适的地方要被迫停止，他马上说他去和母亲商量一下，是否可以到他家楼下去擘饼，因为他父亲去世不久，楼下客堂是空着的。这样，大家决定到华山路乌鲁木齐路陈宏宽弟兄家去聚会。徐兰英姊妹为这件事很不高兴，因她到楼下去调查，钟家的女儿说她们没说过那些话，但是大家既已定规了，就都到陈宏宽弟兄家去聚会了。到陈宏宽弟兄家后，人数又增加了，包括陈宏宽弟兄的母亲郑珍如、郑珍如嫂嫂陈采庆的好友王蔼娟和林老姊妹这三位姊妹和夏醒尘、胡平斋和杜德茂三位弟兄。因着人多起来，又怕坐不下，有些老弟兄姊妹嫌路远，提出分两处擘饼。一处还是在徐兰英姊妹家，一处在陈宏宽弟兄家。郑珍如、王蔼娟、杜德茂、陈宏宽、胡平斋、林老姊妹等在陈宏宽家聚会，其他的人仍回徐兰英家聚会。过了一个月，郑珍如去了美国，陈宏宽也准备出国，他家的擘饼聚会就停止了。
我们回到徐兰英姊妹家聚会，人数又增加了几位，就是杜忠臣弟兄、马骥弟兄、李琼明姊妹、张锡兰、蒋姗姗和贺兆清弟兄。贺弟兄以前是在沈达安家擘饼的，马骥和李琼明以前是在马承彦、陈梅珍姊妹家聚会的，以后他们也都到我们中间来聚会了。
1980年夏天有第一次受浸聚会，受浸的弟兄姊妹都是弟兄姊妹家中的子女，计有我的三个孩子张惠容、张惠乐、张惠爱，邻居张国伟、贺兆清弟兄的女儿贺黎华和徐兰英姊妹的女儿杜娟娟，共六人。我们根据圣经的话：「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得救了一定要受浸。我们没有水池，就在徐兰英姊妹的浴缸里受浸。我们本来请杜忠臣弟兄施浸，但是他推说自己年老了，不肯施浸，夏、王两位弟兄也都不肯施浸，他们都把责任推给我。我想大家都不肯负这个责任，就我来吧！我从没有替人施浸，圣经中也没有说，一定要牧师施浸的。相反的，腓利是个执事，他也替埃提阿伯的太监在路边的水里施浸。那天，我施浸，当我按手在惠容、国伟两人身上的时候，他们都得到圣灵的浇灌，受了圣灵的浸。因着增加了五个初受浸的弟兄姊妹，总人数有二十余人，椅子不够多，而且有些青年弟兄姊妹的厂休日不在主日，所以擘饼聚会改为两次，一次在主日下午，一次在礼拜二晚上。
弟兄姊妹在家里过聚会生活，擘饼、唱诗、祷告、赞美、交通都是由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的，不是像其他家庭礼拜，有一个传道人讲，众人坐着听。在擘饼聚会中，大家都可以选诗、祷告、赞美、交通，弟兄们如有圣灵的感动，也可以为饼和杯祝谢，因为我们到主面前聚集的时候，人人都是祭司。在新约时代，聚会不应当由任何「神职人员」包办或代替，否则就是中了尼哥拉党的教训的毒。为着初受浸的弟兄姊妹，有时我们也在拜二晚上讲一点信徒基本操练的信息。关于诗歌的问题，我们开始时是唱暂编本的诗歌，后来单弟兄有朋友从国外来送给他几本七百八十首的增订本诗歌和补充本诗歌，他就送给我们用。增订本即大本诗歌，其中有一些很好的诗歌，补充本的诗歌很新鲜，满了生命和灵，大家都爱唱。可是有几位姊妹就不爱唱这些诗歌，她们早就不愿意到徐兰英姊妹家来聚会，以后她们也就不来聚会了，但是我们的人数还是一直在增加。
1981年罗淑媛姊妹、施方舟弟兄和他师母李丽娜姊妹、李万禧弟兄等也来了。到夏天又有一次受浸，增加了五位青年弟兄姊妹，就是施以撒、陈智达、贺荣、梁灵之和翁秀萍姊妹。到1982年，郑光濡弟兄和他师母、罗庆棠弟兄、章云仙姊妹、汤霞芬姊妹、项梅芳姊妹也都来了。到夏天又有一次受浸，增加了周永麟和陆振南两位弟兄，以及项梅芳的女儿和另一位姊妹。1983年上半年，有些人因听见一些风声，不敢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有些人只来了几次，以后就不来了，例如庄志、姚承忠、萧自若、毛胜英、朱锦荣、孙务信、何广蕙、史恩湛、章裕康等弟兄姊妹。到1983年7月10日，我和贺兆清弟兄去余姚被扣留审查后，擘饼聚会还由弟兄们继续了一个多月，以后就完全停止了。从1979年11月到1983年8月，我们先后有五十几位弟兄姊妹在一起聚擘饼聚会，过教会生活。
在上海其他一些弟兄姊妹也有在家里擘饼的，如1980年开始在郭本标弟兄家里有擘饼聚会和交通聚会。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也有二、三十位，如郑武弟兄、王宪邦弟兄、章裕康弟兄和他师母、黄惠理姊妹、李梅龄师母等。有弟兄姊妹是在他家的浴缸里受浸的，章裕康师母就是其中一个。郭本标弟兄以后加入「三自」，他做了上海市基督教协会的委员和怀恩堂的联络员以后，在他家中的聚会也停止了。
在虹口马承彦弟兄、陈梅珍姊妹家也曾经有擘饼聚会，去参加的弟兄姊妹有十几位，如马骥弟兄、李琼明姊妹、裴恩荣弟兄、杨继康师母、吴惠英姊妹、钱慕如姊妹、章云仙姊妹等。以后马承彦弟兄小中风，卧病床上，聚会也就停止了。
1982年在富民路马万春弟兄、许维真姊妹家开始也有擘饼聚会和初信造就聚会，负责的是孙务信弟兄和俞崇恩弟兄，去参加聚会的有马万春弟兄家的几个孩子，他家楼上的叶聪容姊妹，陈惠玉姊妹、孙凯弟兄、何广蕙、孙向晖和俞崇恩师母和她女儿等。他们在主日下午有擘饼聚会和初信造就聚会。以后，他们听说不参加「三自」就是反革命，所以他们就将聚会停止了。
1987年在宣常铭弟兄家也开始有擘饼聚会，去参加的人不多，如邵圣清姊妹、陈惠玉姊妹、程碧琨姊妹、冯和仁弟兄等，以后因为宣弟兄的儿子反对，聚会就停止了。其他以本家的人为主体，另有一、二位别的弟兄姊妹去参加的家庭擘饼聚会也有好几个，如邱秀兰姊妹的家、胡平斋、夏醒尘、沈达安等弟兄的家。
我们在新闸路徐兰英姊妹家的擘饼聚会是最早开始的，又维持得最长，前后约近九年。1979年11月我们开始有擘饼聚会的时候，「三自」礼拜堂还没有恢复。1980年怀恩堂被恢复以后，他们还没有恢复在怀恩堂的擘饼聚会。自从单亦洁弟兄和我们共六个人去温州、金乡聚了一次全浙江省大交通聚会以后，在1980年初公安局老刘同志通过我厂组织来找我谈话，要我检查去金乡开会的事，并且要我割断和外地弟兄姊妹们的关系。所以，我以后都没有去参加在温州、慈溪、宁海、义乌、东阳、余姚、蜀山一些大型的浙江省众教会的聚会。自从我们在徐兰英姊妹家有擘饼聚会以后，老刘同志也来找我几次。问我聚会有多少人，我说不到十位。他知道我们聚会处信仰的特点之一是要有擘饼聚会的，但是怀恩堂没有擘饼聚会，所以他说，不要再增加聚会的人数，这就默许我们在徐兰英姊妹家聚会，他也曾亲自去徐兰英家调查，但没禁止我们在她家的擘饼聚会。以后，宗教事务局、「三自」知道了这事，并且知道我们在听李常受的讲道录音，传阅他的书籍，就说我们有海外渗透，带有政治色彩。1981年10月全国三自在上海开会后，有一部分人在宝钢会议室开会，提到上海家庭聚会的事和李常受对中国的渗透，同时也点了我的名。1980年温州、平阳青年弟兄姊妹在聚会中大声呼喊主名，有一些老的同工，长者如章高来、张载光、陈宝华等反对，因而造成分裂。以后「三自」就搞出一个「呼喊派」来，和聚会处其他一些要安静聚会、不呼喊主名的有区别。他们认为「呼喊主名」是李常受搞出来的，并道听途说在外地一些聚会搞「呼喊」，导致有人神经错乱或影响邻居睡眠等，因此认为这是异端邪说之一。我们在上海徐兰英姊妹家擘饼聚会，因怕影响楼下邻居，也从未大声呼喊过。但是我们的聚会被人认为有国外渗透，是站在李常受一边，并接受李常受观点的，所以我们也被定为是上海的「呼喊派」，并且被加以取缔。这在下一章「和国外弟兄姊妹们往来的情况」中，会再详细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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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和国外弟兄姊妹们往来的情况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344-352页。）

在前面我已经提过，我们和国外弟兄姊妹们最早往来的是在1978年从纽约回上海探亲的传道人林三纲弟兄。我们约有十位弟兄姊妹在徐兰英姊妹家和他会面，想要听取一些国外弟兄姊妹和教会的情况。但是他没有详细谈到那些情况，只说李常受讲异端。我们当时不知道国外聚会处发生分裂的原因，只是误以为李常受变了，发财了，并讲异端。
1980年初在美国加州的奥巴尼（Albany）开饭店的单亦胜弟兄，即单亦洁弟兄的弟弟，知道我们在大陆的弟兄姊妹所有的圣经，都给「四人帮」毁掉了。虽然「四人帮」粉碎后，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但我们苦无圣经可读，他就奉献五千本圣经，托香港教会的弟兄们，托旅游或探亲的人陆续带进来。单亦胜弟兄也把这事请示了「三自」，及对任钟祥说过，但是没有回音。不久，就有一批圣经到了广州。当时广州聚会处的陈胜显弟兄和单亦胜弟兄联系，单弟兄表示，上海目前不需要这么多圣经，可以先给浙江的弟兄姊妹。原来在1979年第一批共一百八十几本的圣经和书籍先运到上海陈宏宽家，是由广州林雪斌姊妹托运的，因为他只认识她的老同学陈宏宽的母亲，即在上海邮电医院做护士长的郑珍如姊妹。岂知这第一批由林雪斌姊妹托郑珍如交给温州弟兄姊妹的圣经和书籍到了杭州以后，却给在杭州的弟兄姊妹拦了去，他们说杭州的弟兄姊妹十分需要这些圣经和书籍，温州弟兄姊妹有途径可以再去广州拿书。于是温州王彰荣、玉国荣、杨恩弟等弟兄便同意了这安排，他们亦派人去广州拿书。以后，平阳的弟兄们、苍南的弟兄们和萧山的弟兄们都知道可在广州拿圣经和书籍，他们便先后派人去拿了。
1980年春上，香港的余洁麟弟兄运送圣经到广州，顺道到上海看望郑珍如姊妹和陈宏宽弟兄。那时，我们的擘饼聚会正好在陈宏宽弟兄家。过去郑珍如、陈宏宽不是我们聚会处的弟兄姊妹，而是在公会聚会的，因为擘饼聚会就在她家，她就认为我是负责弟兄，所以就介绍我认识余洁麟弟兄。余洁麟是一个跟从李常受的青年同工，也给李做过翻译。他对我说：「国外有许多人，中国人、外国人都有，知道大陆弟兄姊妹需要圣经，他们奉献了一笔钱，托香港购买了大批圣经要运到大陆来。现在广州是一个转运点，专门供应浙江一带的弟兄姊妹。你们上海能否也作为一个转运点，将圣经和书籍转运到北方去？」我说：「我们上海不像广州，各方面力量都很薄弱，况且北方教会的情况我也很生疏，也没认识几个人，我不能担任这个工作。」他说：「那就作罢。」他又告诉我，在香港几个大公会已组织了一个转运圣经到大陆来的机构，叫「敞开的门」，托要到大陆旅游的外国人将大批圣经带进来。后来公安部门知道了这事，就通知海关要加紧搜查中外游客的旅行包，不让大批的圣经和书籍偷运进来。所以到1981年春，就发生有装满了圣经的船只从海上漂流到汕头海边，而渔民拿到圣经后，便拿到汕头市场去卖，一角钱一本。这就是所谓偷运大批圣经来大陆的渗透活动。
浙江平阳、苍南、萧山派了几批人去广州拿圣经和书籍。而那时我们上海一本都没有拿。于是，单亦洁弟兄和陈宏宽弟兄也去广州拿圣经和书籍。单亦洁弟兄过去为了做生意常常出入广州和香港，因而认识广州的陈胜显、李坚荣等弟兄，也认识香港地方教会的同工如陈则信、魏光禧和长老温继有等。他和陈宏宽弟兄带来几百本圣经和全套香港教会书室出版的属灵书籍，这些书籍有些是前上海福音书房出版过，由香港重新出版的，有的是台湾福音书房出版的，都是李常受的著作，共计一百八十几本，兼有各方面的内容，包括福音小册子、传记、初信造就的、有关教会方面的和属灵生命方面的。这一套书籍一部分放在陈宏宽弟兄家，一部分放在单弟兄家，当他们两人到美国去后，就都交给了我。
在1980年下半年和1981上半年、下半年，香港教会书室的负责同工封志理（约瑟）弟兄来上海找过陈宏宽弟兄，陈也介绍我认识了封。第一次是他一个人来的。我们请他到徐兰英姊妹家合共交通了二次，觉得他满有生命，并且和林三纲弟兄不同。当他讲到一半时，常常轻轻地说声，哦，主阿！他讲说他们在国外弟兄姊妹的情况和生命上的操练。那时他讲了两个多小时，大家越听越要听。第二次是1981年上半年，他和朱韬枢弟兄到来交通。朱是当时李在美国俄亥俄州（Ohio）负责青年工作的同工。封、朱两人在陈宏宽家也和我谈过一次话。
封、朱两人后来又去看孙务信弟兄，孙务信弟兄诉说他在青海二十年吃了许多苦，共讲了两个多小时。其后孙说李讲异端，他不能接受。1981年下半年的10月间，封志理和杜焕章弟兄到上海来看我，因我和珊珊当时在北京而未遇上，他俩就去看孙务信，但却给孙赶了出来。后来他俩到杭州马作盐姊妹家，和当地以及萧山的负责弟兄及青年弟兄姊妹有一天的聚会，讲神永远的计划，萧山弟兄们问及他们有关「呼喊主名」的事。
1980年下半年，另有一个香港教会的黄仲山弟兄来我家看我，那时我刚巧卧病在床。他西装革履，一看就知道是从国外来的华侨。我不认识他。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孙务信的同乡，从小在汕头认识，且是由孙务信带领的。这次是孙务信介绍他来看我的。他来看孙务信并送给他二本《活在灵中》，但是孙认为那些书所讲的是异端。黄仲由是在香港一个外国人开的服装公司里做服装生意的，他常常和外国老板到上海、杭州来联系业务的事，当他到了上海他所住的和平饭店，有时会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交通一下。1980年下半年开始到1982年，他来过上海多次，有一次，他叫他的朋友送了一大包《真理号声》单页印刷品到孙务信家去。当时孙不在家，由何广蕙收下来，而那人也没说清楚是谁叫他送的。其后，黄仲山叫我到孙务信家去拿一些书，我便去拿了二十份，并对孙说是黄仲山叫我去拿的。孙务信、何广涛一看《真理号声》（杜焕章写的，且在香港广播电台播出过），便认为里面有异端，也就送了一份给唐守临、任钟祥看。当第二次我再去要一些时，孙务信说已没有了，但他也没告诉我，他把它们全部烧掉了。为这事黄仲山很不高兴。1981年上半年，黄仲山到徐兰英姊妹家去，大家一同聚了一次会。我们问他怎样「祷读」圣经时，他做了一个示范。他说要用灵来读，且读且祷。以后大家觉得这样读法很有帮助，但是还不都会用灵读，也很少且读且祷，大半都是读一节圣经，并用我们自己的领会将这节圣经祷告出来。自从贺兆清弟兄从温州回来后，看见他们那边的弟兄们「祷读」的方法和我们不一样，他便把我们纠正过来，并在后来的聚会中教大家那样读。然而，这和黄仲山教的又有出入。直至我们看了《如何享受灵粮》一书才清楚了。当黄仲山弟兄来时，每一次都送我一点奉献款作为补贴家用，都是兑换券，有时是五十元，有时是一百元。当惠容结婚时，他送了二百元的礼，但这些兑换券我都没有用。到1983年我被抄家时，他们认为这是我接受海外敌对势力的活动经费，也给没收了。至于李讲道的录音磁带，我没有从余洁麟、封志理拿过一盒，黄仲山曾送给我十盒，其余大半都是我从别的地方转录而来的。最早是从陈宏宽弟兄那里录来的，后又从萧山录了几十盒，从杭州徐永明弟兄处录了几十盒，从北京萧以诺处录了十几盒。还有些不是李的讲道录音，而是江守道、林三纲等弟兄的讲道录音，合共有一百余盒，全都在1983年给抄走了。
1982年香港教会几个青年弟兄姊妹来沪旅游，并参加我们的擘饼聚会。他们带来了一些小册子，我也分给了弟兄姊妹。他们在聚会中的「祷唱」很能摸着灵。他们在聚会时，灵很活泼和释放，没有什么老套的祷告的话。我们都得到帮助。
1982年封志理弟兄去南京看望他的姐姐，后又去北京、青岛等地。他从青岛回沪后，要我陪他去看俞崇恩弟兄。俞崇恩一看封是从李常受那里来的，就说，「财主不能进神的国，李常受在国外成了百万富翁，怎么能做拿撒勒人耶稣卑微的仆人呢？」封知道崇恩听了一些话，受了一些影响，就说，「这些话都不是事实，李本人没有什么钱，许多钱都是工作的。」后来，崇恩又说：「呼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封志理说可能他没看过李的书，以后他托人送几本书给他看。
同年刚巧李常受的女儿到上海来。这是桂如玉姊妹告诉我的。李常受的女儿嫁给许惠祥的儿子，而许惠祥是在香港教会中的执事，以后跟陈则信和魏光禧分裂了。许惠祥的女儿住在上海，许的女婿生癌卧病床上，桂如玉叫我去传福音给他听。当李常受的女儿到上海时，我在许惠祥的女儿家遇到了她。我就问李常受的女儿：「别人说你爸爸发了财，成了百万富翁，有没有这件事。」她说没有这件事，并说她丈夫一度失业在家，想她爸爸借点钱给他。她爸爸说：「钱我没有，有的都是主的钱，我不能借。」
1982年夏天，有一对夫妻从美国到上海来探亲，他们是在美国安那翰教会李常受那里聚会的。男的名黎昌复，女的名姚念华。姚念华曾做过李的秘书，所以对李的情况比较熟悉。这次他们来上海，因为黎昌复的父亲黎重光心脏病很严重，住在华东医院，他们是来看他父亲的。黎重光还没有得救，他是黎元洪的儿子，所以黎昌复是黎元洪的孙子。上海统战部对他们很重视，请他们吃饭等。这是因为他们在国外的亲戚很多，统战部盼望他们来大陆旅游、观光，所以很优待他们。黎昌复和姚念华到上海后找不到地方教会，就去国际礼拜堂做礼拜，但又做不惯。后来是美国洛杉矶教会的刘多加姊妹告诉了他们我的住址，叫他们来找我。姚念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叫我去她家会面。我就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擘饼聚会，他们就来向了两次，一次是参加我们的擘饼聚会，一次是参加我们的受浸聚会，还拍了一些照片去。在擘饼聚会后，我们把听到的一些有关李的生活、作风等问题问他们是否事实，他们听了后，牙齿都要笑掉了，说都是无中生有的事，并说李到美国还穿一套旧衣服，裤子也是补过的，而他师母不是因李被气死的，而是生癌死的；以后他又续弦，而这位中国姊妹已有六十几岁了，不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外国姊妹；他全家搬去美国后，没有房子住，是弟兄姊妹送给他一幢花园洋房，但他不在那里住，在花园里搭一间平房住，由他师母服侍他，他整天在小房间里祷告、读经、写书。至于会所里所挂的月历，不是什么美女的裸体照片，而是风景画等。我对他们说我们没有和李通过一封信，接受过他一文钱。请他们千万不要汇钱来或托人带来，我们聚会也没有什么开支，不需要什么经费，大家生活都过得很好。至于在1980年和1981年，由于这里有一批由单弟兄运来上海的圣经，当浙江一带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有圣经，就都纷纷到上海来拿。而且因为也有国外旅游来沪的弟兄姊妹带来一些小册子，所以其他省市的弟兄姊妹也要了一些去。这不是我接受国外敌对势力的指示，将书、录音磁带送到浙江、江苏、山东二十多个市、县散发、传播，要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我们不接受李在政治上的一些观点。至于任何从国外来和我们往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谈政治的事，而只是在主里有属灵信仰方面的交通。我们绝对不能做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事。
另外一方面，我也和反对李弟兄的国外弟兄姊妹往来，如江守道弟兄、何广明弟兄等。
1982年我通过萧余音妹妹的侄媳龚丽娜知道江守道弟兄要来上海探望姑母和姐姐等，所以我打听他什么时候来，住在哪里，以便去探望他。江守道弟兄是三十年代来到我们中间的同工，他与张愚之弟兄，都有传福音的恩赐。那时，倪弟兄就请他们两个专门传福音，他们等于是传福音的同工。我认为各人在主面前所领受的不同，有些人像保罗一样是到各地设立教会的，有些人像约翰一样是做补网工作的，有些人像彼得一样做打鱼工作的。各人在教会中从主所领受的职分不同，恩赐也不同，在肢体的功用上也不同，彼此不能互相排斥、互相歧视、互相攻击，否则就有害于基督身体的建造，而给撒但留地步。江守道弟兄虽然在地方教会的真理上和李弟兄所看见的不同，对某些经节的讲解也存在一些分歧，但是一个是亮光的问题，一个是属灵看见的问题，我们应该原谅和包容。1980年我听过很多江守道弟兄的讲道录音，他讲有关「爱」的信息讲得最多，他也讲很多弟兄彼此相爱，我很受感动，但我觉得他的灵不够强。然而，他是有口才的，解经也讲解得清楚的。
以后，我就在江守道的姐姐家里遇到江守道弟兄，这也是龚丽娜姊妹告诉我的。龚丽娜是张仲贤弟兄的外甥女。江守道弟兄抗战时期在昆明，长期住在张仲贤弟兄家里，所以他和丽娜是很熟的。他和唐守临在三十年代到聚会处来学做同工，住在我的家里，所以我从小就和江、唐很熟。在解放前夕，江弟兄和妻沈惠明姊妹一同去南洋作主的工，以后到了美国，在外国人中间作主的工。他也把倪弟兄许多的书籍翻译成英文，使许多外国弟兄姊妹得到有关生命方面的亮光，但在地方教会的真理上，他和倪弟兄的看法不同，所以他不翻译倪弟兄在这方面的书。关于这方面，他是倾向史百克弟兄的。
江守道弟兄对我说，他去沐恩堂做礼拜，遇到戚庆才牧师。戚牧师是他的老朋友，一见到他马上请他到外宾席上坐，表示非常欢迎他的来临，说他的父亲江长川牧师是沐恩堂的奠基人，并问他会在上海住几天，准备请他讲道。江守道弟兄表示他马上要走，这次来为探亲，还要去苏州等地。江弟兄说：「一些沐恩堂的弟兄姊妹是早一个多小时去聚会的，且都跪在椅子前祷告，他们那么虔诚使我感动，但是在台上的牧师所讲的道，使我觉得莫名其妙。」我问江弟兄：「你看沐恩堂是不是地方教会？」他说：「这怎么是呢？」我又问他说：「那么，今天在上海的地方教会在哪里呢？」他说：「还没有显出来。」
唐守临弟兄知道江弟兄来了，一定要请他吃饭，因为他俩过去认为彼此是大卫和约拿单式的好朋友。江弟兄知道唐在「三自」，所以拒绝了他，以后唐一再邀请，江弟兄也去了。之后，唐守临表示江弟兄在地方教会的问题上看法和他一致，意思是今天没有地方教会存在。
江守道弟兄问我有关李升伯弟兄从美国陪他妻来沪看病，情况如何，他想去看访李升伯弟兄。我就陪江弟兄到华东医院见李升伯老弟兄。当我在江弟兄姐姐家时，孙务信弟兄也来看江弟兄，他一见到我，觉得有一点稀奇，为何我会去看江守道，所以，他与江另约一个时间相见。以后，孙务信就约江到他家吃饭，同时又请了郦理英、俞崇恩、桂如玉等做陪客。江守道弟兄第二次来是在1983年，他是和他妻子一同来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来了。孙务信请江守道夫妇到愚园路他住的邱医生家和陈恪三会面，据说江守道在陈恪三面前话不多，也没有说李常受讲异端，只说那时李常受也常讲十字架了。
我所遇见的第二个人是何广明弟兄。何广明是孙务信的内弟，也是何广涛和何广蕙的弟弟，1949年跟李赴台的。1958年参加了史伯诚发起的「超越同工团」，脱离了台北教会，去美国做自由传道。1982年回沪探亲。我问他，李有否讲异端，他说李讲异端，但是他又不是那么肯定的，只是有点吞吞吐吐。他有一点后悔当时跟史百诚脱离了台北教会。但是他崇拜史百克和倪弟兄，还想在上海搜集倪一些已往在国外未出版过的旧著作，将来将倪的东西重新整理出版。当时我和他在孙务信的房间里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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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国外聚会处弟兄姊妹们的分裂对国内的影响和分裂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353-360页。）

国外聚会处弟兄姊妹们的分裂首先是从台湾开始的。台湾聚会处在解放前人数很少，冷冷清清。1948年台湾聚会处有一位弟兄到上海来，他名欧阳可亮，参加了当时「交出来」的聚会，他和倪弟兄讲到台湾教会的情况很荒凉，盼望从大陆有弟兄姊妹们能去帮助他们。当时解放军节节胜利，准备渡江南下，许多从北方逃来上海的人都纷纷逃往台湾去了。那时上海聚会处文德里会所楼上、楼下也都住满了从北方逃来上海的弟兄姊妹，有的是从老解放处烟台李弟兄的本乡逃来的，如赵静怀一家、李明轩一家、毕大夫一家、同工孙丰露一家，还有从青岛逃来的曲羡真姊妹的弟弟和同工张晤晨等，他们都准备去台湾，以后南京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去台湾，如张郁岚弟兄、张湘泽弟兄、王帅信姊妹等。
倪弟兄一看，当时的形势很紧张，想以后在大陆主的工作要受到打击，所以他就想工作向台湾和香港发展。但是，在台湾的教会很软弱，在香港的教会也是如此。他想一定要从大陆有一批青年弟兄姊妹移民到台湾和香港去加强那边的聚会。但是那么多人去台湾要找工作不容易，他就想托欧阳可亮在台北买一块地，开一个药厂，以后可安排从上海去的弟兄姊妹在厂里工作，这样生活安定了，一家一家的在台湾兴起，一个很强的教会也可在台湾兴起来。欧阳可亮弟兄是在台北开油墨厂的，和张兴荣弟兄、许石泉弟兄认识。许石泉弟兄想投资一部分钱到油墨厂去，扩充厂房。这些事欧阳可亮都同意了。倪弟兄就将「交出来」中一部分钱交给欧阳可亮到台北去买地。可是欧阳可亮不忠心，来信先说，地难买，一时买不到，后又说，地买到了，钱不够，是他借了一笔钱将地买下的。1948年底，倪弟兄为此事特派孙务信坐飞机到台北去找欧阳可亮，问他买地皮的事进行得如何。欧阳可亮说他从高利贷借来一大笔钱，因不见钱汇来，所以又将地皮卖掉了还债，钱也都蚀光了。孙务信当然很不高兴，和欧阳可亮吵了起来。当孙务信准备赶回上海和何广蕙姊妹结婚这一天，在飞机场上被欧阳可亮扣留了几个小时，差一点耽误了结婚的时间。这一笔买地皮的钱付诸东流。可是倪兴祖（倪弟兄的小弟）去台湾开药厂了，沈荣庆弟兄的大哥沈国庆也去台湾开药房、药厂了。
倪弟兄对移民香港、台湾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安排魏光禧和陈则信两位从鼓岭下山的同工去香港负责当地教会，并鼓励弟兄姊妹移民去香港。当时李升伯弟兄从上海到香港去，开了一个布厂，名永生布厂，需要一些弟兄姊妹去工作，韩景黎姊妹首先表示愿意移民去香港，一面在布厂做厂医，一面去教会加强当地的聚会。以后陆续有一批从绍兴去做学徒的青年弟兄姊妹去永生布厂工作。但没有人去台湾，因为那边人地生疏，又没有工作。于是，倪弟兄发起一个所谓「赴台运动」，他借愚园路庙弄内锡珍女校的会堂，聚了几天的聚会，动员青年弟兄姊妹去台湾开荒传福音。以后就有几批的青年赴台，我所记得主要的青年弟兄有交大的林三纲、徐尔建、魏建章等弟兄，还有史伯诚弟兄、杜信纯弟兄（杜忠臣的儿子）、何广明弟兄（何广涛的弟弟）、虞培根弟兄等。1949年5月，李弟兄接到倪弟兄从鼓岭打给他的电报，催他马上离开上海，那时南阳路会所还未落成，他就将责任托给张愚之弟兄，先飞往福州，乘了交大的艾达生弟兄所在的赴台运货船，带了「白衣游行」用过的大鼓、小鼓、喇叭、福音小旗子、白背心、水壶等物和四百元钱，匆匆离开上海。艾达生这班船也是末班船，以后，沪台之间航运就不通了。
李弟兄带了一班青年弟兄和从大陆去的几位同工到了台湾以后，工作相当兴旺并有效，六年之间人数从最多不过五百增加到两万人，从上海去台湾的几位青年弟兄们都做了青年同工兼长老。林三纲、史伯诚、徐尔建、何广明等四人当时是李弟兄培养的对象。1955年和1957年，东南亚几个国家的聚会处同工、长老共请英国伦敦贵橡街基督徒交通中心的史百克弟兄到台北来讲道，史弟兄对地方教会作了完全的否定。从那时起，一些青年同工就开始以支持史弟兄为名来反对李弟兄。美国的江守道和香港的陈则信也有同样看法。以后香港的柯联基、柯小姐等都加入了。这样国外聚会处弟兄姊妹对「地方教会」这真理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分歧。
就在1958年，李弟兄开始带领大家实行操练灵、吃喝享受主。至1966年，他又带领大家，「祷读」、「呼求主名」。
1970年，香港的陈则信弟兄首先公开批判李弟兄讲异端。他著书，发表声明说李弟兄讲异端有五点：1、有关基督的身位的问题，说李弟兄讲基督是受造的；2、有关不同的基督，说李弟兄讲不同的基督是异端的教训；3、关于多次受浸的问题，说李弟兄赞成多次受浸，这是异端；4、关于宝血洗净与上天堂的问题，说李弟兄讲没有天堂，宝血洗净后不能上天堂；5、关于地方教会与进新耶路撒冷的问题，说李弟兄讲不在今天的地方教会里，将来就不能进新耶路撒冷，这是异端。
李弟兄于1970年10月1日在洛杉矶发表了一篇<一点的解释>，对于陈则信弟兄批判他讲这五点异端加以解释并驳斥。
国外聚会处弟兄姊妹的分裂，过去我们只是耳闻，而不知道其真相。「四人帮」粉碎以后，中美建交，我国对外开放，宗教信仰恢复自由，国外弟兄姊妹可以自由来我国探亲、访友、旅游、交往，国外聚会处分裂的两方面都有书籍送进来，都有人员进来，同时也将国外的分裂带到国内来，影响了国内弟兄姊妹的合一。
1979年香港天文台道五号教会书室负责人封志理、同工余洁麟和服事弟兄黄仲山等，将教会书室重印倪弟兄过去在上海福音书房出版过的书和李弟兄在台湾福音书房出版的书共一百八十余本，从广州分散到浙江温州、平阳、苍南、萧山、杭州、慈溪、福建、汕头、上海等地。1980年香港尖沙咀基督徒出版社负责人陈则信也出版了大量的书运来大陆，他因为反李，所以高举倪的著作，将《初信造就五十题》改为《信徒造就五十题》，他将教会书室没有出版过的倪的著作加以出版，如《旷野的筵席》、《创造的奥秘》（即默想创世纪）、《人第一次的罪与自知》、《什么是祈祷》、《倪的公开信》、《魂的得救》等。从1980年到1982年他自己写了倪和汪的简史，又写了好几本书，如《默想撒母耳记上、下》、《启示录——极峰的启示》、《希伯来书中心的信息》、《神的器皿拿俄米》、《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学习》和一些批判李的书。甚至我们过去唱的诗歌也分成好几种：国内有的地方用诗歌暂编本一百八十四首，这是最老的诗歌，解放后由福音书房最后出版了一本诗歌选本二百八十三首，但是在国外，台湾福音书房和香港教会书室出版的是诗歌增编本七百八十首，而陈则信认为诗歌增编本七百八十首中有异端，他们不能唱，所以他将诗歌选本三百八十三首加上另选的一些诗歌编成一本诗歌增选本四百八十二首出版。这两本名字一样的《诗歌》同时到了大陆，使大家弄得莫名其妙。
陈则信在大陆有好几个知交，一个是福州的陈恪三弟兄，解放后在昆明和南宁居住，一个是上海的单亦洁弟兄，还有其他一些弟兄。1981年，陈则信寄了一份反李的材料到温州给几位老弟兄看。温州有一位叶弟兄将这份材料翻印了一千余份，分发给温属地区一些老弟兄看。温州一些中年弟兄如黄彰荣、黄国荣、杨恩弟等在1980年拿到香港教会书室一套一百八十余本书后，一本也不给老弟兄看。以后老弟兄章高来、陈宝华、张载光就向杭州徐永明弟兄要了一套。平阳老弟兄虞怡然、杨树人等用老的眼光、旧的宗教观念来看李的书，认为什么「吃主」、「你大我小」、「对十字架的道一笔勾销」等都是异端，他们跟温州几位老弟兄在瑞安开了一次会，从李写的《奥秘的启示》、《主的恢复-吃》、《基督的身位》、《吃主》、《教会建造的论据》等书中摘出十四点，定为异端，写成了「谈话记录」分发给弟兄姊妹，批判李的书。同时，陈恪三弟兄和南昌的黄得恩弟兄、福州的张启珍弟兄合写了一本《反对更改福音，歪曲经训》的油印不具名刊物，分发到温属地区和萧山等地。黄得恩弟兄原来是在温属地区作主工的，和温属地区一些老弟兄都很熟，他于1981年将陈恪三弟兄1980年底写给长沙吴公望弟兄的信抄录给温州张载光弟兄，这样温属地区的一些老弟兄们，更断定李所讲的是异端了。
所以他们这两位老同工，陈恪三和黄得恩弟兄也带头反对主的恢复，说李讲异端，这给国内弟兄姊妹的影响是何等大！过去曾有人提到聚会处有恩赐的同工，除倪以外，便是「南陈北李」，就是南方要算陈恪三老弟兄，北方要算李常受弟兄，黄得恩弟兄对圣经原文也有研究，曾长期在温属地区作工。他俩在浙江、福建一带是有属灵威信的，何况教会肃反后，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全国聚会处同工聚会中，他两起草了一份同工聚会文件题为〈持守我们所承认的道〉。大家认为在全国聚会处还存下来的老同工，他俩可以算数一数二的了，认为他们熟圣经，经历也多，凡都在鼓岭山「执事之家」负一定责任，多年跟倪弟兄同工，他俩的看法总不会错吧！他们断定李讲的是异端。那就一定是异端了。
所以温属地区，弟兄姊妹就分成两派。一派走主恢复的路，别人称他们是「呼喊派」，因为他们呼喊主名，一派走老聚会处的路，保持老聚会处的一套。走主恢复的路的，大多数是青年弟兄姊妹，他们因为老的宗教观念、神学知识少，容易接受新的亮光。走老聚会处的路的，要保持老的一套，主要是要恢复倪的地方教会，脸上蒙了一层帕子，对主今日要走的路、要作的事，和今日圣灵的水流看不清楚。为要使弟兄姊妹都能看到主今日的恢复，温州的青年弟兄姊妹就用刻蜡纸油印的方式，和用中文打字后油印的方式，或用光电誊印的方式翻印了许多李的书籍，如《主的恢复——吃》、《吃主》、《如何享受灵粮》、《活在灵中》、《与主同活》、《圣经中主观的真理》、《基督的身位》等十几本小册子。平阳、苍南的弟兄用光电誊印机翻印了一本《奥秘的启示》和《馨香之气》。温州的青年弟兄姊妹又印了诗歌续编本，编写一种刊物名《恢复》，发到浙江各地和河南等地。
1982年到1983年在浙江走主恢复的路的一些青年弟兄姊妹，还有个别的老弟兄，首先是在温州聚了一次浙江省众教会的聚会，以后在慈溪、义乌、东阳、宁海、余姚和蜀山聚了多次众教会的聚会。这就引起政府的注意，认为这是由国外渗透、搞颠覆活动的反革命组织「呼喊派」，要予以坚决打击。上海唐守临弟兄收到平阳杨树人许多信，控告「呼喊派」，说泰顺有一弟兄呼喊了，神经错乱，这是邪灵，并说李的书是异端。唐守临因为没有看到李的书，就写信给杨树人，请他将李的书收集寄来给他看。他就和任钟祥合写了《为真道竭力争辩》一书。1983年上半年该书因为篇幅多，一直没写好，有关部门叫唐、任先出一本《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一书，发给各地教会和有关宗教事务部门。以后，有关部门就根据这本书定「呼喊派」为反动组织的罪名，许多弟兄姊妹因此坐牢、判刑。
浙江泰顺某弟兄，因呼喊而神经错乱。在1982年8月28日泰顺城关教会发了一封公开信给温属地区各教会。这封公开信使原来说李讲异端的一些弟兄姊妹有了证据，认为李讲的异端是出于邪灵的，并说李的灵也是邪灵。这样分裂就越过越大。大家分开聚会，把走主恢复的路的弟兄姊妹当做仇人，动手殴打弟兄们。温州一些青年弟兄姊妹和老弟兄们也成二派。青年弟兄王炳微家中原有分家聚会，老弟兄张载光有一次到王炳微家去聚会，看见大家在聚会中呼喊主名，张载光弟兄劝大家说，聚会要安静，不要大声呼喊，要呼喊到个人自己家里去呼喊，不要在聚会里呼喊。王炳微弟兄认为这是他的家，为什么不能大声呼喊主名。张载光见青年弟兄姊妹不听劝，就叫了一些人将王炳微家中的凳子搬走，不许他们聚会。这样分裂就更大，青年弟兄姊妹和一些中年的仍旧在王炳微家中聚会，老弟兄们就不去聚会了，并且在台上批判李讲的是异端。
温属地区一些老弟兄所印发《谈话记录》十四点，批评李的书中的「异端」，迫使平阳、苍南新美洲的杨恕法老弟兄写了一本名为《关于十四点的解答》，驳斥《谈话记录》的十四点。在该书中，杨恕法弟兄指出：《谈话记录》说「凡受此等教训（指李的职事和福音书房的信息）的，使教会产生分争，是灵的问题」，又说「这灵定规不是出于神」。这灵不是出于神，是出于谁？除了圣灵还有什么灵？为什么不说呢？个人的灵不对，一向就有，各处都有。灵经过人的心思，心思不对，灵出来也就不对了。这心思的灵是个人的灵，怎么接受李的职事和福音书房的信息的弟兄，灵都不对了？在开始的时候，说「这个定规不是出于神」，还不敢公开说是邪灵，但以后他们跑到各处讲的人都大喊他们是邪灵，李是邪灵，呼喊主名的人是邪灵，福音书房的执事们也是邪灵。邪灵！邪灵！满口邪灵！〔注：温属地区的老弟兄和陈恪三、黄得恩大都有联系，以后又和上海唐守临、孙务信弟兄有联系。陈恪三弟兄老早就讲李是邪灵了。萧山高长保弟兄受温属地区老弟兄的影响和孙务信、陈恪三的影响，也反李，说李是邪灵。他们禁止凡要走主恢复的路的弟兄姊妹参加擘饼。萧山冯和仁弟兄（中间派）说，不能随便说李是邪灵。如果李是邪灵，那么我们国家一定欢迎，为什么我们国家反对他呢？〕
《谈话记录》说：「落在错误的道路中……其书籍错误之处…」；反对者口口声声说错误，道路错、信息错。杨恕法弟兄说：「试想，我们以往是否接受倪、李的职事，是否接受福音书房的信息，今天怎么会变成异端、邪灵呢？国外六大洲的弟兄仍是好好地接受，有大复兴，难道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看出其中的错误吗？真是我们中间有些阅读书籍的弟兄比六大洲所有阅读书籍的弟兄在认识上还高吗？更花功夫在读经上吗？在十年动乱中，我们圣经都没有，别人在国外都读破了好几本圣经。陈则信先生在1971年写了辨明，主要是关于『基督是受造首生者』和启示录『七灵』的问题，为什么今天不对有关的书籍写辨明呢？倪错、李错、福音书房错，谁是？圣经是。对！你比倪、李在原文的字义上，在属灵的启示上还明白圣经吗？…《谈话记录》说：『要天天查考圣经。』很对，应当查考。但神是向聪明通达的人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露出来。文士、祭司长最熟圣经，却把神的儿子基督钉十字架。你若为了反对主的恢复去查考圣经，用经上的话做掩护和依据，那么你就无异于犹太人根据律法（旧约圣经）宣布主耶稣是该死的（约十九7）。…《谈话记录》说：『凡传此等教训，各教会都当拒绝。』这就公开宣告分裂，从众地方教会中分裂出来，拒绝神在这时代所兴起的同工的带领，也不接受同工所释放的信息，拒绝投身主恢复的弟兄，并且不和他们交通。在中国的地方教会出现了惨痛的分裂。进一步，他们兴起停饼、革除之风，另立聚会，在讲台上专讲反对主恢复的话，引诱一些不明真情的起来反对主的恢复。他们在聚会中起哄、谩骂，造成有地方教会以来空前的丑闻。他们殴打在主恢复中的弟兄，恨主恢复中的弟兄，比教外人还凶。」
约翰壹书三章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约翰壹书三章十二节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今天有人是走该隐的道路，挑起政治和教义上的矛盾，借刀杀弟兄，殊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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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国外聚会处弟兄姊妹们的分裂对上海的影响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361-373页。）

1980年我们上海有部分弟兄姊妹看到了「主的恢复」是今天主要走的路，也是今天圣灵的水流。这水流不但流到中国内地，也流到了上海。我们看到了新的亮光，看到了「吃、喝、享受主」、「回到灵里，活在灵中」、「呼喊主名，祷读主话」、「过教会生活」等的宝贝。主也慢慢地带我们进入这圣灵的实际里去。
但是，反对这新亮光的，不愿随着今天圣灵的水流向前的，就对「主的恢复」加以阻扰，批判这是异端。这些弟兄姊妹大都是过去我们上海聚会处的人，且是有心要主，并在教会中曾负过一些责任的人，有的是今天在「三自」里有职称的人，有的是和国外异议者有亲戚或密友的关系等。
国外异议者们，在前面我已讲过，有陈则信弟兄、江守道弟兄、史伯诚弟兄、林三纲弟兄、何广明弟兄等，他们在上海都有同路人。陈则信的密友是1980年去美的单亦洁弟兄，史伯诚的密友是俞崇恩弟兄，何广明的姐夫是孙务信弟兄，林三纲和孙务信有亲戚关系，他的师母郭孩真和马万春师母许维真（去美）是密友。江守道过去是唐守临弟兄的密友。1980年以后，林三纲、何广明、史伯诚、江守道都先后来过上海不只一次。他们来沪也导致上海弟兄姊妹们的分裂，不但国外异议者的到来影响了上海弟兄姊妹们的合一，并且国内有一些异议者的到来加剧了上海弟兄姊妹们的分裂。如陈则信的密友陈恪三弟兄、温州张载光、南昌黄得恩、萧山高长保，都对上海弟兄姊妹有影响。上海异议者的代表当推孙务信弟兄。
现在我将上海弟兄姊妹们分裂的经过分述于下（这不包括1979年以前的分裂）：
1979年林三纲弟兄到上海来探亲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到徐兰英姊妹家有一些交通，并问他有关在台湾弟兄姊妹分裂的事是怎样开始的，和李的情况等，他什么都没提，只提到神如何在美国大用葛培理，说他一讲道，几万人来听，成千人得救，并且说有许多美国青年禧皮派，留长发、穿喇叭裤的，都得救了，并且改变了。说到李，他就说，李讲异端，讲什么多次受浸，说主耶稣是受造的，并说现在他不讲许多圣经知识，只讲八个字：「哦主！阿利路亚！」他送给我几本陈则信那里编的增选本诗歌，并介绍一本在香港出版的书，名《旷野的筵席》，是倪弟兄于1938年在西欧各地讲道的零星摘录，排列方式和《荒漠甘泉》一样，是一日一篇，大家很得到帮助。林三纲弟兄在1980年、1981年都来过上海，并去看访俞崇恩弟兄，送给他几本他翻译之史百克弟兄的书，也去看访孙务信弟兄，因为他们有亲戚关系。他一到上海，孙务信的儿子孙向晖就跑去看他了。有一次我遇到他，我追问他，究竟他们在台湾和李出了什么事。他说，这事我们不知道。他始终不肯讲。我说他不要把分裂带到上海来啊！他也不响。
1980年孙务信弟兄从青海劳改农场获释回上海后，我们得悉，便很想去看访他，但他表示去他家不方便，还是约定一个日子到王大和弟兄家有点交通。有一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孙务信弟兄、大和弟兄跟我在大和弟兄家碰面，我们大家很高兴，因为知道孙务信弟兄在青海劳改农场二十年吃了许多苦，我们想知道在这二十年中主在他身上做了些什么工作，他从主那里得着什么，我们请他说一点给我们听听。他说：「我没什么可说的，这二十年是主对我的管教，我并不是为主吃苦。」他说，1958年反右斗争时，他在汕头，因被指泄露了「三自」的文件给右派分子麦适畴（汕头的长老）看，而也被打成右派，并被关押起来。在看守所里，他出卖了麦适畴弟兄一家，忙宣称放弃信仰，以求得释放。结果，他获释了，可是主的手没有放过他，以后他又被捕，并被送到青海去劳改等。他说的情况和麦适畴弟兄的弟弟麦赋人在宣常铭弟兄家讲的差不多。那次我在宣常铭弟兄家遇到麦赋人，他说，他们一家都是被孙务信出卖的，他的哥哥麦适畴是死在牢里的，他也关了许多年，现在获释。所以，他说汕头的弟兄姊妹都说孙务信就是犹大，连香港的弟兄姊妹也都知道这情况。孙务信弟兄说，大家肉体都有软弱，并指着我说我也软弱过。我们还是和他握手，只要他悔改就好了。自从孙务信弟兄回沪后，郦理英姊妹常去他家，她因为不满意在徐兰英姊妹家的聚会，所以有一次她约我一同去看孙务信，带了一瓶葡萄酒、一个饼，一到孙务信的家就说：「我们就在你家擘饼好吗？我把饼和酒都带来了。」孙务信弟兄说：「不，我家不可以擘饼！」这就作罢。
以后，我还是常去他家，他介绍一位从香港来的黄仲山弟兄给我认识。黄仲山是他小时候在汕头的朋友，且是他带领的。黄仲山带了一些倪和李的书给他。有一次，黄仲山带了四本一套过去倪在天津讲道的讲台记录，二本给我，二本给他，黄叫我送去给他。以后，黄又送给他三本《活在灵中》。他也听了一些李的录音磁带，并向我借过一本《启示录生命读经》。以后，他还给我，并没有听见他说李讲的是异端。他的儿子向晖跟陈宏宽弟兄很要好，陈也给他看了一些李的书，也没听过他讲李是异端。
1981年自从孙务信的内弟何广明来上海后，情况就改变了。他从李的书中摘出许多他认为是异端的，在书上批了字，例如我向他借了一本李著的《约翰壹书生命读经示范》，看到书上批了许多字「好大胆！」、「骄傲！」等等，我也看不出有什么「骄傲」的地方，所以我将他用铅笔写的批字擦掉了。这一下，他认为我是拥护李的。又如，他看到《活在灵中》一书末了一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全世界的人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你如不活在灵中，也卧在那恶者的手下。」他认为这句话是异端，一个得救的人，是主从那恶者的手下拯救出来的人，怎么说也是卧在那恶者的手下呢？所以，他好像抓到了把柄，指给这个人看，指给那个人看。有一次，我去看访朱臣弟兄，朱弟兄告诉我，孙务信弟兄去他那里给他看李所写《活在灵中》一书，说里面讲的是异端，但他看来看去，看不出什么地方是异端。我说，孙务信认为是异端的地方是：「不活在灵中，就卧在那恶者的手下。」朱弟兄说，这没有错，一个得救的人，不是说不会犯罪，只要一不活在灵中，就要犯罪，因为我们还在肉体中，我们就还有机会成了撒但的食饵。
以后不久，香港黄仲山弟兄来沪经商，托他的朋友将一大包散装的〈真理号声〉送到孙务信家里去。孙不在家，他师母收下了，黄仲山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孙家取一本看看，我就去看孙务信，向他要了二十份。第二次，我又向他要一些，他告诉我没有了，何广涛弟兄在旁对我说，我有没有看出其中有异端。我说，我还没有看过。原来孙务信弟兄拿了几份去给唐弟兄看，回家后，将一百多份散装的〈真理号声〉，全部烧毁了。〈真理号声〉是谁送去的，是谁叫我去拿的，他是一清二楚的。因为我第一次去拿时就已经告诉他了，是他的老朋友黄仲山弟兄放在他那里的，是黄叫我去取的。
1982年春上，孙务信弟兄和妻何广蕙去杭州看广蕙的妹妹何广仅，在杭州住了四个多月。在杭时，他俩常去看杭州聚会处过去的老同工徐永明弟兄，送给他许多神学的书和录音磁带。徐永明弟兄对这些神学讲义油印本和磁带不感兴趣。孙务信弟兄为要争取他，请他到上海来时，住在孙的家中。不久，徐永明弟兄果然到上海来了，孙务信马上接他去住在自己的家中。我得悉就去看徐永明弟兄，那天是主日，我就请徐永明弟兄和朱臣弟兄中午在我家吃午饭，然后由我陪他们一同去徐兰英姊妹家擘饼。那时孙务信弟兄在旁，我就对他说，盼望他也能来参加擘饼聚会。他说，他今天不来，他要和我谈一次话后再看，我也同意了。这是我第一次请他去擘饼的。第二天晚上，孙务信弟兄到我家来了，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我崇拜李，跟李走。我对他说，我不跟任何一个人，我学习跟随主走。我就举了一个比方对他说，比方我的父亲在北京写信给我，我收到我父亲的信，看到他的笔迹、口气，知道这是我父亲写来的，当然我是要照他对我说的话去做。但是这封信是要经过邮政局，由邮递员送来给我，我发现那个邮递员作风不正派，我就不收这封信，那我就是个傻瓜，因为这封信和邮递员本身无关，他不过是个信差，送信的人。相反，如果我去斗争这个邮递员，那么邮政当局对我要有意见，因为邮递员是邮政局的职工，是属邮局管的，邮递员作风不正派，邮局会处理，用不着我去斗争他。我说，我不管这书是李常受或是王常受、张常受写的，我看这书中的话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我看了，灵中有否同感，生命上有否得到供应，深处与深处是否响应，如果是从神那里来的，我就接受，这是神的灵借着他写的，和写书的人无关。孙务信弟兄说：「我同意你这样说法，我看出你不是跟李常受，而是要跟主走。」这样，下一星期他就来参加擘饼了，再过一个星期，他也将何广蕙带来一同参加擘饼了。一共参加了二、三次，最末后一次，他来参加擘饼时对我说，他以后不来了，因为他参加了在马万春弟兄家里的擘饼聚会，一个星期是初信造就，一个星期擘饼，每二个星期擘饼一次。我对他说：「我们分家不分饼。」他说：「是，是，我们分家不分饼。」以后，他就没再来聚会了，并且劝杜老弟兄到他们那边去擘饼，杜老弟兄还是竭力要保守圣灵中的合一他就去了几次。可是他以后不去了，一则因为路远些，徐姊妹家离他家较近，一则因为感到那边的聚会又发死又发沉；在擘饼聚会中，你等我祷告，我等你祷告，他们要拉杜老弟兄去的原因，是因为他过去是上海聚会处最老的长老之一。不久，他们的擘饼聚会也停止了，因为马万春夫妇听别人说，不加入三自就是反革命，他们怕以后有麻烦，所以将聚会停止了。
自从1981年底，他和从香港来看望他的封志理、杜焕章弟兄不欢而散以后，他就上南宁去看陈恪三老弟兄。1982年夏，陈恪三老弟兄因为要想出国去看望他的姐姐，到上海来打听办出国手续的事，住在他的亲戚郑光濡弟兄的家里，孙务信弟兄知道陈恪三弟兄来沪，就硬要拉他到愚园路邱少林医生家去住。邱少林医生全家赴美后，房子是托孙看管的，并同意此屋可作接待外地同工来休息之用。孙以后先和广蕙搬进去住，不久，他的大儿子党员也搬进去住了，因为房子很大。陈恪三弟兄看孙务信再三邀请他，就去住了，但是每逢星期二要回到郑光濡弟兄家去住。
我知道陈恪三老弟兄到上海来，就去郑光濡家看他，第一次是我一个人去看望他的。他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说他和我的父亲是老朋友，1957年在上海开全国聚会处同工聚会时，他一直来我家和我父亲一同读英国史百克的〈见证报〉，并说我父亲有几件事使他很得教益，所以他盼望我能将我父亲的生平写出来，可帮助弟兄姊妹。我和他谈了在十年动乱中，主如何带领我过来，他听了以后说，我对他所讲的，他完全阿们，但是他听说我是跟李常受走，他不阿们。对李常受的事，我一个字都不提，我稀奇他怎么说我是跟李常受的呢？我就对他说，我不跟任何人，过去跟了人，这个教训难道没学会吗？他和我握手而别。
弟兄们以后知道陈恪三弟兄来沪，都想去看望他老人家。杜老弟兄也想去看他，问我他的住址，我就告诉杜老弟兄，每逢星期二他是住到郑光濡家去的，于是大家约好下星期二去看陈恪三弟兄。同去的人有杜忠臣弟兄、王大和弟兄和夏醒尘弟兄。到了郑光濡家，看见马骥弟兄和他师母李琼明也去看他，胡平斋弟兄也在那里，大家是不约而同地到他那里，因为他们都知道星期二他是在郑光濡家的。另外还看到两位从平阳去的弟兄，一位是陈敬超弟兄，一位是王恩永弟兄。
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先有一点祷告，以后请陈恪三弟兄讲一点信息。他讲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信息，以后大家也讲一点。王大和弟兄和夏醒尘弟兄作了一点见证，我未发言。不知是哪一位讲了一句「呼喊主名」，陈恪三弟兄马上打断他的话，说这是李常受的异端，他不能接受。他说在浙江平阳有人因「呼喊主名」而神经错乱，那时王恩永弟兄就站起来问他：「你是听来的呢？还是亲眼看见的？」他说是听来的。王恩永弟兄说，事情不是像传说的，这人本来精神就不正常，陈敬超弟兄用了箴言里一句话说：「愚昧人逢话都信。」这就使陈恪三弟兄恼羞成怒说：「我头有一点昏，要进去睡觉了。」大家就这样不欢而散。郑光濡弟兄一定要留大家在他家吃饭，陈恪三弟兄也出来和我们一同吃饭，谁也不敢再提「呼喊主名」的事，知道他老人家反对。后来，外面都传说，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地去围攻陈恪三。看下面一篇孙务信弟兄在1984年4月份在学习班大会上的发言，以后登载在1984年4月份〈天风报〉第5期上面，题目是〈看「呼喊派」在做些什么〉。
「通过学习，我对上海『呼喊派』头头张锡康的面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回顾自己与他和其他『呼喊派』头头的接触，不禁使我暗暗吓了一跳，现在说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看看张锡康之流到底在干什么。
1.有一次有人送一包东西到我家给我，说是请我转送给我所认识的信徒的，不论谁需要就给谁。当时我不在家，由我妻收下，等我回家后才知道。我看这包东西上面写着我的姓名和地址，都没有寄件人的姓名。我妻说那捆送东西来的人，也没有说是谁托他带来的。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些单张，标题是〈真理号声〉。因为还不知道是谁寄给我的，我就暂时把这包东西放在一边，等等看有没有人写信来给我提起这包东西的事。过了几天，张锡康来找我说，听说你这里有〈真理号声〉，请分一半给我用。
我觉得很稀奇，问他怎么知道我有这东西的，他只笑说：『我知道了。』你们看！我还不知道是谁寄给我东西，张锡康都知道了，不用说，这些东西一定是张锡康同一伙的人寄来的。张锡康开口就要去给他一半，我没有给他这么多，只给他二十份。过两天，他又来要去三十份。我见他要得这样紧，就来看看这些单张的内容，发现其中有许多标新立异、与我们所信不同的东西，从信仰的角度上来看是十分有害的，于是我决意不让这些单张出去害人，只给唐守临弟兄和任钟祥弟兄个人一份作为参考，并且说明内中有毒，是不可以给人传阅的。其余的我都烧掉了。张锡康再来向我要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已经没有了。这是1981年的事。
2.大约是1982年，有一次李常受的骨干分子封志理与另一个『呼喊派』头头一起来找我『交通』。封志理问我国内信徒有什么需要，并表示任何方面，只要对国内信徒有益的，他们都愿意帮助！
封志理对我说，难道你们就不需要李常受弟兄的书吗？信徒如果有什么缺乏，需要经济上、物质上什么帮助的话，也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一面明确表示经济上、物质上完全不需要，并且不知道有什么人需要，同时我干脆告诉他们属灵书籍方面，我完全不要李常受的书，因为李所讲的『道』里面有异端，我是决不能接受的。他们听后感到愕然，并明显表现出不愉快的神态。封志理马上蛮横地表示，接受李常受的看法是合作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就不能合作。我认为这没法接受，于是双方不欢而散。他们就是这样，不择手段地以『帮助』人为诱饵，叫人跟李常受『合作』。
我们双方不欢而别之后隔两天，他们又到我家来与我争辩，扬言他们有决心和我谈到彻底通。他们说，要从不通谈到通，如果下午谈不通，晚上就继续谈，到十点钟还谈不通，就谈到十二点，谈到下半夜，谈到天亮，一定要谈到你通了，接受李弟兄的看法才算数！
『呼喊派』的人往往以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记得陈恪三老弟兄在上海时，也因为批评李常受，张锡康就纠集八、九个人到他居住的地方去进行辩论，像开斗争会那样，出言不逊，来向他施加压力。封志理等对我的强辩也有这个特点，这哪里像基督徒的行为呢？哪里是宗教信仰问题呢？
3.张锡康曾再三邀我去参加他们的擘饼聚会，要我无论如何去看看他们的聚会有多好。我起初一直没有去。后来，他对我说，唐守临弟兄昨天到王大和家里对王说，你们可以聚会，但人数不要太多，不要超过八个人。我信以为真，以为唐弟兄也认为他们的聚会是好的，就去参加了两次〔注：我从未对孙务信讲过此话，这是无中生有的〕。最近，我当面问唐、王两位弟兄，他们二人异口同声地证明张锡康所说的是谎言，是根本没有的事。这有多么可叹！用撒谎的手段骗人参加他们的活动，这难道还能是属灵的吗？〔注：唐守临弟兄也从未对我说过此话。我也从未请示唐弟兄能否在徐兰英姊妹家中聚会。〕
我现在认识到『呼喊派』行动诡秘，手法狡猾，是捆披着宗教外衣、属灵外衣，有纲领、有行动的反动组织。我也认识到国家的宗教政策是十分正确的，只要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一个爱国的基督徒，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受到保护的。我过去光从信仰上来看问题，而没有从政治上、从人民的利益上来看问题，是十分危险的。要不做糊涂人，不仅在信仰上要不断追求明白真理，在政治上也要不断学习提高觉悟。」
我引用他的这一篇话，并非为我自己申辩，我认为个人被人误会都是小事。人是有软弱的地方，这篇发言在〈天风报〉登出来以后，他去天风报社，责问他们未经过他同意为什么将他的发言稿注销来。他很后悔，表示攻击『呼喊派』太过头了。如果他真的知错，我们也该赦免他，宽容他，既往不究。这一篇发言在〈天风报〉登载出来，对他是不利的。日本弟兄姊妹看到这篇发言，有几十个人联名写信给他责备他。以后他去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的弟兄姊妹不许他上台讲道，不许他擘饼，将他孤立起来。我们还是要求神怜悯他，给他有再一次悔改的机会。
我们要看到魔鬼的名字是diabolos，意「借着讥谤离间人的」。许多毁谤的话，无中生有的话，背后都是魔鬼在作离间的工作，它要弟兄姊妹分裂，要弟兄姊妹不同心，要弟兄姊妹互相攻击、互相批评、论断，使基督的身体瘫痪，不能得到建立。我们如果识破了它这一点，我们就更当爱我们的弟兄，更要为我们弟兄祷告，尽力挽回他、赦免他，并要为他祝福，不能有幸灾乐祸的心。另一面，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
神也要试验我们，给我们听到一些对我们不利的话，反对我们的话，看我们是否对「己」死了，是否活在灵中。在这方面我们失败的见证是很多的，我们听不得一句反对我们的话，我们能为一句话，争得面红耳赤，这证明我们是满了血气，是活在情感里的人。我做一个失败的见证。有一次，郦理英到我家里来说，有人称我是两头蛇，我立刻追问她是谁说的，她不作声，我猜这一定是孙务信讲的，我问郦理英是否孙务信讲的，她说是的。我对孙务信很气愤，郦理英知道她在背后传话闯了祸，就去告诉孙务信。孙务信就到我家里来道歉，说这话是他说的，并说他和我的分歧是他主张「十字架、破碎」，而我主张「活在灵中」。我说这两者并不冲突，背十字架也要在灵里背，破碎是魂的破碎，使我们的灵能出来，能更好地活在灵中。孙务信弟兄责备郦理英说她是「老实羊」。此后，郦理英也不敢再来我家了，也不敢传话给我听了，我们大家也失去了交通。我没有得到我的弟兄；相反地，我也以眼还眼，在别人面前说他做过犹大，出卖过弟兄。哦！愿神赦免我们，扩充我们的度量。
我再要谈一谈单亦洁弟兄去美以后的情况。我们都知道1979年10月，我和他、他妻、侄女等一同去温州金乡聚会。从温州回沪后，是他第一个提出要在上海恢复擘饼聚会，地点是在他家里，有几个月之久。以后，他和陈宏宽弟兄一同去广州拿圣经和李的书。1980年他赴美以前，和陈宏宽弟兄将书交给我，一半放在徐兰英姊妹家，一半放在我家，并问我有什么事要和李说的，他可转告。我说，没有什么事。
单亦洁弟兄到美国加州奥巴尼他弟弟单亦胜弟兄家里，单亦胜弟兄过去是上海生化药厂的副总经理，是和我一同进厂的，并且是教会中一个执事，他们都是李的同乡，烟台人。单亦胜弟兄夫妇很爱主，过去长期在香港，以后迁美，在奥巴尼开了一家小饭店。他过去和我很要好，常写信给单亦洁弟兄问起我的情况，他也看到主恢复的路，虽然在奥巴尼没有聚会，但他夫妇俩在百忙中，每星期天总去柏克莱（Berkeley，离他住的地方很近）参加擘饼聚会，在柏克莱的聚会是在主恢复中的，台北福音书房的发行人刘遂弟兄是那里聚会的负责弟兄。1981年我的小女惠爱去美读书，也是单亦洁弟兄做经济担保的，帮助我小女许多的忙，使她能在美立足，半工半读，且有四年之久，住在他家里。当然，单亦洁弟兄夫妇和他儿子基丰也帮了她许多的忙。
单亦洁弟兄赴美后头几年，还常赶到安那翰去聚特会，听李讲道，以后受了陈则信弟兄的影响，就开始反李了，说李一毛不拔，国内有人、有同工的家族要去美，要李帮助，李不理睬，没有爱心等，以后就说李讲异端。
1985年他拿到绿卡（定居证）后，和妻席德琦第一次回沪探亲，因为他还有三个女儿、女婿、二个儿子在上海，还有自己的房产。为着要政府将他的私房还给他，他也曾做过许多努力。
我从我小女惠爱来信，得悉单亦洁弟兄夫妇要来上海，那时我正保外求医，不便去见他，他也不敢来看我。我妻去看过他们一次，他约我早晨在工业展览馆后门绿化地带碰面。他见到我，热烈地将我拥抱，大家也流了热泪。他说，我一切的遭遇他全都知道了。他问我是否为李受苦，如为李受苦，还要在神面前认罪。我愕然，我说，我不是为李受苦，我是为了教会。
此后，我听说，怀恩堂开大会欢迎他，并为他一家在怀恩堂拍了许多照，他也奉献了一千美元，并说，以后如果他全家都移民去美国，将他房产捐献给怀恩堂等。唐、任送给他许多《为真道竭力争辩》，要他到美国去宣传，他也照办了。
临别上海时，市公安局有两位同志去找他谈话，他在公安局同志面前竭力为我辩护，并说李的书是他和陈宏宽去广州拿的，擘饼聚会的开始是他提出的，在他家开始的，他承担一切责任。公安局同志说，如果他不去美国，可能也要被捕，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算了，公安局同志又打听他关于李和国民党的关系等，单回美后脱离和李的关系，到中华归主教会去了。
1987年秋单亦洁弟兄生重病，肝硬化腹水胀，昏迷过三次，但他以为是心脏病复发，在美国治病要花很多钱，所以他叫他儿子基丰陪同坐了飞机，到上海来治病。在飞机上就接氧气，到了机场由救护车急送他到第六人民医院挂急症住进病房。进第六人民医院是他另一个儿子五一提出的，因为五一有一个同学在六院做医生。公安部门派同志去看望他，并建议他去华东医院治疗，但是单弟兄认为六院照顾得他很好，又离他家近，就谢绝了。公安局同志关照六院院方要精心加以治疗，因为现在算他是爱国华侨了。
基丰来我家，将他父来沪治病的情况一说后，我就马上去看望他，以后每隔数日去看望他一次。他看见我说神管教他，第一次昏迷后，神对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第二次昏迷时，神对他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第三次昏迷时，他看见有两个人缠住他不放，他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病重，我不便和他多说话，但我心中有数。
几个月来，院方精心替他治疗，给他一星期打两次血清蛋白，慢慢腹水也退了，人也好起来了。但是等他病有好转后，我去看望他，他又提关于李的事，说他过去跟错了人，说香港教会不接待他，说李讲异端，说李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在旁不作声，我说：「弟兄，你第一次昏迷时，你说神对你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难道污秽的言语专指骂人的话，污秽的话么？一切诽谤、批评论断的话，从神看都是污秽的话。」他听后立刻变了脸色，厉声对我说：「我看出你是跟李走的，你是反三自的。」我就笑笑不作声，因为他成见太深，不接受帮助。
临别前，他再一次对我说，不要再和李有什么勾搭，不要对他抱有幻想，他知道李和台湾国民党的关系很深。有一次，李借体育馆讲了一次道，有几万人来听，李讲道后，当时国民党副总统李登辉也上台作见证：他认为这证明李是和国民党有关系的。我和他还是握手言别。他说这次政府救了他，半年来花了医药费九千元，他只出了三千元，其余都是政府替他出的，所以他表示感激流涕。
1988年春上，他离开上海，他对我说，神应许他要再给他九年寿命。他到美国以后，身体曾好过一段时候，后旧病复发，回美后活了一年多，他于1989年3月30日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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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全国「三自」和上海「三自」恢复的情形（1980年到1982年）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374-385页。）

记得1979年上半年我接到一张通知，是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筹备会发出的，叫我到南京东路和山东路口一个大楼会议厅去开会。我就去参加了，因为我过去是上海「三自」的委员。这次会议是为要恢复上海「三自」的工作而开的筹备会。
不久，唐守临到我家来找我，我不在家。他留言叫我到他家去一次。我就去了。唐对我说，上海「三自」筹备会已经恢复了。「三自」内各小组也都恢复工作了。史料小组的组长沈德溶叫他来找我，盼望我能参加史料小组的工作。在十年动乱中，统战工作受了冲击，宗教事务局、三自爱国会都被冲垮了。过去基督教各宗派写的历史资料也全部被毁了，需要重新再写。关于上海基督徒聚会所的史料，由「三自」决定请我们四个人写，就是唐守临、任钟祥、周行义和我。我对唐说，我在厂工作很忙，因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我又被调回到技术科工作，先搞试化工作，将上级公司分配给我厂的物理试验、化学试验，以及久搁未用的仪器用起来，成立了试化室，后又叫我搞「全面质量管理」的工作，又叫我在厂里开办一个外语班，教英文等。所以，我说我没有空写史料，况且我所知的也不多，年龄大了，有的也忘记了。唐对我说，他有些事也记不清了，大家回忆一下，拼拼凑凑，盼望我能参加史料小组的工作。我推辞了。以后「三自」也没再来找我。据周行义告诉我，他也没有参加史料小组的工作，以后关于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史料主要是唐守临和任钟祥写的。任钟祥为了史料题纲向党生日献礼。
经过多年的筹备，1980年3月1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份「告全国主内弟兄姊妹书」，而于1979年9月2日在上海沐恩堂恢复了第一次的礼拜。戚牧师讲道，他读了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的话，「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竿直跑」。他结合政治来讲解这节圣经。当时「四人帮」已粉碎了，政治上有一个口号叫「向前看」，就是说，不要再提过去在十年动乱中如何受冲击、受苦，要向前看，大家要看到前面中国「四化」的美好情景，大家都要为「四化」出把力。所以戚牧师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向前看」。「向着标竿直跑」的这「标竿」就是「四化」。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听了，都很纳闷。有的从此就不去「三自」礼拜堂听道了，因为讲道的牧师不是按正意分解神的道，而是按私意分解，因怕被扣帽子，怕得罪政府，怕去掉牧师的饭碗，而讨好「三自」，就结合政治、结合时事、结合形势来讲道。这难道是出于圣灵的吗？可是有许多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信徒，因知道沐恩堂开放了，就从各处赶来做礼拜。因为人多，座位不够，许多人早一个多小时就去排队了，全上海的信徒，老的新的，不知有多少万，只开了一个礼拜堂，哪能坐得下呢？所以，以后上午分二场，到1980年上海有四个区恢复了，礼拜堂就是黄浦区的沐恩堂、南市区的清心堂、静安区的怀恩堂和徐汇区的国际礼拜堂，以及沪北堂。
1960年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召开以后，隔了二十年（其中包括十年动乱时期）于1980年10月6日在南京开了一次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国各地基督教三自代表一百七十六人，其中全国聚会处参加的有北京阎迦勒、上海唐守临、福州郑证光、青岛张天人、天津苏汉均、北京孟向召、武汉李更新和周咸静、南昌李更新、南京雷智伯。
会议由全国三自主席丁光训做了开慕词，题目是〈回顾与展望〉，主要内容讲了三点：一、三自成就巨大；二、三自任务未了；三、教会不但要自办而且要办好。另外说了关于成立一个基督教教务组织的意见。
10月8日是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萧贤法局长讲话。10月10日是酝酿大会决议和委员人选等。10月11日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讲话。10月13日是通过决议、选举本届委员会和闭幕式。
在10月13日通过的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决议中，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教务机构，定名为「中国基督教协会」，它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关系是分工合作的关系。中国基督教协会将做好各项教牧工作，栽培「合主所用」的传道人员，出版圣经和灵修书刊，加强与各地教会和信徒的联络。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所有信奉独一天父和承认主耶稣基督为主的基督教信徒，办好我们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协会为全国所有教会、所有信徒在圣工上提供服务，并主张在信仰上互相尊重。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是协会最高机构，会址暂设于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有会长、副会长、常务委员，均由全国委员会协商选举产生。协会设总干事一人，副总干事若干人，由选举产生。
在选举中，唐守临被选为全国三自第三届常务委员会常委和副主席，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会委员。阎迦勒为协会副会长。郑证光为常务委员。丁光训是全国三自的主席和全国基督教协会的主席。全国三自的秘书长是沈德溶，全国基督教协会总干事是郑建业。尹襄是全国三自常务委员，曹圣洁是全国基督教协会的常务委员。
我们上海基督徒聚会处是在静安区，自从1956年进行肃反，1957年开了一次全国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1958年部分同工参加上海第一届基督教社会主义教育学习班后，于1958年下半年聚会处并入怀恩堂参加联合礼拜，南阳路会所由当时长老唐守临、任钟祥拱手献给国家，由房管处经租给其他单位。当时同工左弗如任上海三自副主席和人民代表，因鉴于聚会处参加怀恩堂联合礼拜后，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不来聚会了，宗教事务局的同志来了解情况，左弗如姊妹答以我们有信仰的特点，就是每主日要聚擘饼聚会，其它还要聚交通聚会、祷告聚会等。宗教事务局局长说「这是信仰特点，你们要坚持呀！」因此从1959年开始，三自同意我们在怀恩堂主日下午由唐守临讲道，接下去擘饼，主日晚上增加一次擘饼聚会，星期六晚上有交通聚会，星期四晚上有祷告聚会，聚会地点是借用怀恩堂边上的办公楼的小房间。这样一直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怀恩堂被「红卫兵」冲击后，才停止聚会。
1980年怀恩堂恢复联合礼拜，那时「三自」对人说，我们现在中国的教会没有宗派了，我们真而合一了。国外的人访问时，他们就拿联合礼拜出来夸口。任钟祥和唐守临也跟着唱这个合一高调。其实其中矛盾很多，大家都是勾心斗角。唐守临在怀恩堂，就受戚庆才牧师种种的阻扰，他自己说他在怀恩堂里等于在作「养媳妇」，安息日会虽然也联合到怀恩堂，其实他们自己暗暗在聚会。改革开放后，国外的安息日会带了许多钱来，叫国内另外成立安息日会聚会。政府找到那代理人，虽然没有把他关起来，但又把他拉到三自里面去，表面上在礼拜六许可安息日会作礼拜，但是暗地里他们并不服，他们不要其他牧师讲，只要安息日会自己的牧师讲，但这个三自又不同意，所以实际上没办法联合起来。还有个真耶稣教会，也要自己搞一套，所以以后统战部宗教事务局就说，现在最大的难处是三个，一个就是基督徒聚会处，一个就是安息日会，一个就是真耶稣教会。
那时我们擘饼聚会还未恢复。弟兄姊妹都盼望能恢复擘饼，因为在怀恩堂的擘饼未恢复，弟兄姊妹也只在家里擘饼。当时在家里擘饼的有新闸路徐兰英姊妹家的擘饼，人数有三、四十人；有富民路马万春弟兄家的擘饼，人数有一、二十人；有虹口昆山路陈梅珍姊妹家的擘饼，人数有十个人；有复兴西路郭本标弟兄家的擘饼，人数有二、三十人等等。有一位施方舟弟兄去见唐守临，问他过去在怀恩堂有擘饼聚会，为何怀恩堂恢复礼拜了，而我们的擘饼聚会没有恢复呢？唐说，擘饼聚会是倪柝声路线，他不盼望恢复过去南阳路聚会的那一套。施弟兄大为惊愕地说，如果擘饼聚会是倪柝声路线，那么1956年肃反以后，在怀恩堂还许可倪柝声路线存在八年之久吗？唐无话可答。唐那时是紧跟三自，自从1979年左弗如姊妹去世以后，上海三自副主席的席位便给了唐守临，对此，他是感激流涕的，又加上在十年动乱中所扣除的工资都发还给他，所以他更讨好党，讨好三自。
1981年7月1日在庆祝党生日的大会上，唐守临代表上海基督教界发言，这篇发言使许多弟兄纳闷。这篇发言题目是〈向党倾诉一片心〉，全文抄录如下：
「在热烈庆祝党六十诞辰的光辉日子里，人们常有这个回忆：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我要在这里再加上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和新中国，也没有今天新的唐守临。我要提起下面几点来说明，来证明我所说的话。
第一，党和新中国挽回我，改造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是从小到大，一直在帝国主义传教士所创办的学校里念书，受尽了奴化教育。我没有热爱自己祖国的概念。我只有自私，为己。我的人生观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只有自私，并要求『人人为我』。我生长在中国的国土上，可是我看自己是一个超世，超国，超政治的人。权利和好处我是要的，可是对祖国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我是没份的。我做了基督教一个信徒，只知道自己灵魂要进天堂，而把圣经爱祖国，爱人民，『爱人如己』，『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等等教训，置之不理。而且解放后，我又是和党以及党所支持的三自爱国运动一贯对立的。之后，在党的宗教政策的教育下，加强学习，提高认识，使我认识到基督教在旧社会是被帝国主义所利用，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使我认识到信徒除了有宗教信仰以外，其他与全国人民完全一样，有同样的权利，也有同样责任，使我认识到在新社会里信徒应与帝国主义团体或组织彻底割断关系，并走上独立自主爱国爱教的道路。
第二，党和新中国继续教育培养我，使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我对党的宗教政策虽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在思想上还是有起伏的，认为今后做人少说话，少露面，少出主张，时时处处抱着作客的态度为宜，这样才可避免许多麻烦。可是党绝对不是要我在新社会里作客，而是要我在新社会里作主人。党和人民安排我为区政协委员，在政治上给我很大的荣誉，帮助提高我的政治水平，丰实我的认识，在爱国爱教的道路上更迈进一步，也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上更多地努力。从1956年到1966年间，我主动地说服聚会处的信徒拥护三自，并且正式加入了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又设法肃清了聚会处许多传统的错误和毒素，并且又写了多篇关于聚会处的史料。虽然在这段期间的工作上还存在好多错误，可是我跟党走的方向是走定了，拥护三自的决心是坚定不移了。
第三，党和新中国继续教育我，使我成为一个与党共呼吸共命运的人。自从1966年起一直到今天，党给我多方面的培养和教育，以及十年动乱中所吸取的反面教育使我成为不只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使我进一步体会到我不仅是新中国的一个主人，而且也是一个与党共呼吸共命运的人。经过十年浩劫后，我深深感觉：我不能没有党，没有了党，就没有了我。以后，我就立下一个决定：凡是对党对祖国有利的事，只要我能做的，我要做而且要做好。相反地，凡是对党对祖国不利的事，我不干，坚决不干。我要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可是我老了，还能干什么？我原想我是没有什么可以干的了。再一想，事情不论大小，只要对党对祖国有利，我就该做，以后我发现我可以做的事越来越多了，我可以发动海外亲戚、朋友、信徒归回祖国观光，并为建设祖国作出贡献。我可以鼓励孙儿、孙女们好好读书，积累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我可以继续写史料，继续在信徒中发动他们爱国爱教，多做有利于人民的事。真的，我可以做的事越做越多，只要我有一分力，有一口气，我要做到底。我把我自己比作农民弟兄手中的锄头一样，不让它生锈，要让它磨光。我还要在人生的马拉松赛跑中作出最后的冲刺。回顾过去的旧我，比起今天的新我，是判若两人，是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是和党和新中国长期以来的教育培养分不开的。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党，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新的唐守临。」
1981年10月唐守临在怀恩堂又讲了一篇〈我对三自的一些认识〉，以后这篇讲话编入「基督教三自爱国讲座」中。
这两篇发言都是唐在1981年下半年在公开场合里讲的。我不想在这里批驳他，因为这是牵涉到政治的问题。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祖国作一个人民，我们要站稳中国人民的立场，这是应该的，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欺压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基督教差会过去在中国搞了许多宗派，分裂基督的身体，将宗教、神学、传统、教条、西方风俗都带到教会里来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是一个政治运动。作为一个站稳中国人民立场的基督徒，当然应当拥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主用祂的宝血买回来的人，我们不是为要灵魂进天堂而作基督徒。我们不能一面在地上作主人，一面又是在地上作客旅。我们不能事奉两个主。圣经里将旧约的圣殿预表新约的教会。当主耶稣用他的身体当作圣殿时，旧约的圣殿就要被拆毁。今天我们敬拜神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乃在我们的灵里，因为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弗五25- 27）。以色列人离弃神，事奉偶像，不听神的话，神允许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将祂的子民掳到巴比伦，并将圣殿中神圣的圣物也掳去放在他的庙里。这是神对祂悖逆的子民的审判。但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还有其他一些心向着耶路撒冷的人，同样可以在巴比伦作事，甚至在尼布甲尼撒王手下作臣宰、官员，但他们不吃王的膳，不喝王的酒，他们不拜尼布甲尼撒的像。一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敬拜神。事奉神只能在耶路撒冷，事奉神不能在巴比伦。事奉神只能在旷野，事奉神不能在埃及。法老王要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壮年人、牛羊都留在埃及事奉神。但是在埃及只能事奉法老王，为他作砖、筑墙、造房，不可能事奉神。在旷野是过帐棚的生活，但有祭坛、有吗哪、有甘泉。
《荒漠甘泉》这一本书是美国考门夫人编的，唐和周洁民姊妹在重庆编译的。这本书里面一日一段话，都是摘录神在过去所用的仆人，在经历基督时写出的一些满有信心和属灵的话；许多人得到帮助。可是唐在1984 年编写了一本《灵程吗哪》，在〈天风报〉上登了一篇〈主编《灵程吗哪》的一些感想〉中说，他在四十几年前编译《荒漠甘泉》，因为那时：「我国基督徒正遭遇水深火热的战争灾难，多少人家破人亡，颠沛流离，多少人处于失业、贫困、患病、流亡等痛苦之中，真是身体遭患难，信心遇试练，心灵受重压，正如在『荒漠』中受煎熬那样，迫切需要『甘泉』来解渴、滋润。……我们基督徒并非一生都在『荒漠』中生活。今天我国基督徒正过着安居乐业的平安生活。…… 这与过去编译《荒漠甘泉》的情形迥然不同。……」难道在外没有战争，我们基督徒就没有试炼了么？在旷野有试炼，这是神试炼我们向着神的心如何。当然回到了埃及能吃到大蒜、韭菜、坐在锅边吃肉，和埃及人打成一片，就没有试炼了。如果入了埃及籍、作了埃及人，他们还可以在埃及作官，像罗得在所多玛作官一样，住楼房，财富增多。帐棚的生活没有了，祭坛也就更没有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在怀恩堂恢复擘饼聚会的事。由于过去聚会处的弟兄姊妹迫切需要擘饼，并要恢复擘饼聚会。唐经和三自商量，同意于1983年在主日于怀恩堂礼拜后有擘饼聚会。唐发了通知，并在礼拜后在会中报告，不但过去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就是连乌鲁木齐路聚会处、灵粮堂等过去聚过擘饼聚会的信徒，都能来参加。第一次参加的人数有一、二百人，因为互不相识，又怕个别人站起来作反动祷告，所以在擘饼聚会中拣诗、祷告、为饼杯祝谢、敬拜父，都由唐一人包办。这样聚了几次，许多弟兄姊妹都不去了，说这是变相的「领圣餐」。以后不知何故擘饼聚会停止了。
政府经过深入仔细的调查研究，知道擘饼聚会是我们聚会处信仰特点之一，就发文给各地三自，当允许擘饼聚会的存在。首先恢复擘饼聚会的是北京米市堂。在没有恢复擘饼聚会之前，1981年在米市堂每拜四上午有祷告聚会和交通聚会。我1981年10月在北京去参加过几次；大家可以自由祷告，或站起来说几句劝勉、交通的话。我回到上海后去见唐，说北京米市堂有祷告、交通聚会，为什么我们上海不能有呢？唐说：「北京是北京，我们上海是上海。」他无意在怀恩堂恢复祷告聚会和交通聚会。后来看到了文件和1984年〈天风〉第二期登载了孟向召的一篇〈记一次擘饼聚会〉后，于1985年一月在怀恩堂才正式开始有擘饼聚会。
在1986年8月任钟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基督教第四届全国会议上发了一次言，题目是〈上海弟兄姊妹恢复擘饼聚会的情况和体会〉，登于〈天风〉1986年十一期。其中他说：「去年一同在上海怀恩堂恢复擘饼聚会时，我们一开始就郑重声明，这个聚会是上海的弟兄姊妹在怀恩堂举行的擘饼聚会，不是原基督徒聚会处的擘饼聚会；只是为了满足有这一信仰特点的弟兄姊妹们在信仰上的特殊需要，而不是表示原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恢复；我们只是为了贯彻在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决不是为了要恢复原基督徒聚会处那个组织机构。我们不另外设置奉献箱，聚会需用的一切都由怀恩堂支付供应，因为这实际上是怀恩堂事奉主工作的一部分……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所以筹备恢复擘饼的弟兄姊妹们一同决定，只在每月除第一个主日以外的其余几个主日上午举行擘饼聚会，以便让弟兄姊妹们都能继续参加各堂的圣餐。我和唐守临弟兄等弟兄姊妹原已参加怀恩堂每月另一个主日上午举行的圣餐（主的晚餐），也是用一个饼和一个杯，由在怀恩堂讲道的几位教牧同工轮流主领，唐守临弟兄也是其中之一。协助传递饼和杯的是二十几位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义工），其中也包括原聚会处的几位老弟兄在内。所以，每月第一个主日上午，我们在怀恩堂不另外举行擘饼聚会……唐守临弟兄和我曾把我们这些看法同一些外地同工交通过，也曾向上海在怀恩堂擘饼的一些弟兄姊妹交通过，指出原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已经在1985年参加联合礼拜时宣告结束，现在不应当再脱离在怀恩堂的联合礼拜。」
现在我再要回到前面看上海「三自」的恢复，怀恩堂联合礼拜的恢复，和在怀恩堂内擘饼聚会的恢复。三自组织机构的恢复是随着「四人帮」粉碎后，国家恢复了统战工作而开始的。「四人帮」粉碎后，邓小平主席改变国策，实行重大的改革，一面对外开放，一面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开放，引进他们的技术、设备、资金、人才，开发我们的资源和工业经济，这是英明的国策。但是对外一开放后，也会引进许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是外国人进到我国来开厂、讲学、交流技术、兴办事业、旅游等，他们如果看到我们国家是反帝的、反宗教的，怎么能使他们在我国国土上办事业、交流技术、安家呢？大多数的外国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不是基督徒，就是天主教徒，或伊斯兰教徒。为要满足他们在中国过宗教生活，礼拜堂的开放是必然的趋势。在全国三自还未恢复以前，在1979年北京米市路前青年会礼拜堂首先开启给外国的基督教徒每星期日上午作礼拜之用，当时是不许可中国信徒进入的。到1980年进一步健全了三自组织和机构。北京米市路青年会礼堂正式对外开放，招牌称为在北京的中国基督教会，不但许可外国信徒来作礼拜，凡中国信徒也都可以来作礼拜。接着上海也开放了。首先是沐恩堂开放了，接着怀恩堂、清心堂、国际礼拜常也开放了。宗教事务局和三自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拨乱反正，给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戴反革命帽子、右派帽子的教牧人员平反，落实政策等，让他们当中爱国爱教者，再登台讲道。这是为适应政治的需要。因此，当时有人说礼拜堂的开放是对外的，不是对内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外松内紧等。北京、上海几个大城市礼拜堂的开放有不少外国信徒到来，有的拍照，有的在教堂门口合影。有的向捐献箱投大量的捐款。奉献箱越造越大，像庙寺门口的捐款箱一样，一进门就看见了，巴不得外国人的钱投得越多越好。有人就说，我们不是口口声声谈自养么？不要外国人的钱么？为什么奉献箱造得这么高，这么大？中国人奉献的，不会多的，这样作不是盼望外国人的钱么？各礼拜堂奉献的款多了，有的还由三自和宗教事务局挪去支援庙宇开支。这更使有些信徒纳闷：圣俗不分。
宗教信仰恢复了，礼拜堂开放了，三自机构、统战机构恢复了，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为贯彻宗教政策，加强宗教政策的宣传，防止借自由传道所带来之宗教宣传的扩散，防止国外宗教书籍、录音的进入。三自的另一任务就是协助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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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渗透」和反「渗透」的经过（1983年到1984年）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386-391页。）
1983、84年这两年三自协助宗教事务局、公安部门对所谓「呼喊派」加以打击，定性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他们认为所谓「呼喊派」是国外美籍华人李常受（在解放前倪柝声的亲密同工，漏网逃到台湾去）反动势力的「渗透」据点，他派遣他的亲信用圣经、诗歌、书籍、录音带，通过广州运送站分送到江、浙、河南、福建一带进行「渗透」。
关于反「渗透」的问题，1981年10月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在中国基督教第二届会议上已经提出「现在在港澳、在美国、在日本，甚至在苏联都有人想方设法来对我国进行渗透。他们在香港、澳门有庞大的代理机构，有钱财、物质、邮寄书、圣经、报刊，甚至打不进来的时候，用旅游，用亲友的名义来找关系……我们当前工作存在着渗透与反渗透的问题……」。
1980年国外安息日总会派遣人到中国来找代理人，要该人在中国设立安息日分会。此事被我公安部门及时发觉了，该人也全盘交待了问题，以后国外安息日总会负责人亲自来我国进行道歉，此事就这样解决了，而该人也作了三自委员。
从1979年开始，香港有好几个机构，托外国旅游者带大批圣经到中国来，因为那时外国人进来，海关是不检查他们的行李的，也有香港教会中的弟兄以旅游、经商或访亲友的名义带圣经、书籍或录音带进来，分送别人。这都将是对我国进行「渗透」的。以后，我国驻深圳海关加强进行检查，对外国人的行李也要进行检查，每人只许带一本圣经自用，这样把住了关口，偷运的事也减少了。
至1981年6月间汕头市近郊盘石公社葛洲大队的海岸上，发现有一艘不明国籍的船只，将一百件大包，胡乱地卸在海滩上。这些大包都是小本的圣经，每本重四市两，一大包重约一吨计算，共有一百万本左右，有一部分被冲刷到海里去了；但有一部分被当地渔民拿到市场上去卖，每本一角钱。汕头三自宣布这是偷运圣经，是政治问题，是非法的，是违法的。
〈天风〉1982年第一期第27页又登载了一篇〈反华小丑的自我暴露〉，详细透露了在汕头海岸偷运圣经的事和后果。结论说：「因为国外反动势力的渗透越过越猖獗，所以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员公布了『宪法修改草案』时加了一条『宗教不受外国的支配』。这是修改宪法草案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或者进行破坏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不受外国的支配。』」上海三自主席罗冠宗先生在〈天风〉1982年4月登载一篇〈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中，谈到关于宪法有关宗教信仰自由一条中，加了一条「宗教不受外国的支配」这一点时说：「这不仅是中国历代爱国信徒的愿望，也是建国以来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为之奋斗的目标；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的主权，不许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活动的重要措施。把我们多年来奋斗的成果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说明了国家和人民对我们基督教摆脱外国控制，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的支持。今后，我们将继续同对新中国友好、尊重我国基督教三自原则和教会主权的各国教会和信徒进行友好的来往；也将继续反对那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活动，妄图分裂和控制我们教会的反动势力；他们的罪恶活动应该有所收敛了，因为这类活动是触犯我国宪法的。」
1983年任钟祥、唐守临编写一本《为真道竭力争辩》全面批判李常受著作中的所谓异端邪说，因为这本书篇幅多，来不及出版。有关部门正欲展开一次全面打击所谓「呼喊派」的运动，于是催任和唐用很快的时间出版了一本小型刊物，取名为《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于1983年4月出版，由金陵协和神学院函授科编印为《教材「增刊」》分送到各地三自、有关部门和组织所谓「呼喊派」的信徒学习，作为运动之前的舆论开导，在乡下还贴布告宣布「呼喊派」为反动组织，叫信徒登记退出所谓『呼喊派』。这本书共印了四千本，是免费赠阅的。
任、唐在《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一书中开头就说：「近几年来外国基督教中的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机会，向我们进行渗透活动，妄图『重返中国大陆』。当前最突出的，是那以美国洛杉矶李常受搞的所谓『地方教会』派传进来的一套异端邪说，毒害信徒，捣乱教会，攻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并利用少数反动分子寻寡闹事，破坏我国的社会秩序。我们爱国爱教的基督徒应当团结起来，坚决抵制这股海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并且『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辫』（犹3）。严正驳斥那陷害人的异端邪说，使众弟兄姊妹不致受骗上当，使我们神的教会能保持纯洁，发出光芒，能在新中国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关于当时运进中国的属灵书报，唐报导称：「由海外偷运进来的宣传印刷品，据有的信徒反映，已发现三、四十种之多。我们接触到的〔注：唐写信到岭南县扬树人叫他搜集寄来上海的〕，也已有二十余种，绝大多数是李常受的著作。有的是由『台湾福音书房』出版，经『香港教会书室』代售的书籍、小册，例如李著的《奥秘的启示》、《新约的事奉》、《神建造的论据》、《活在灵中》、《活出基督》、《福音书中的基督》等，有的还把运进大陆的「台湾福音书房」版本誊写油印散发，例如李著的《与主同活》、《主的恢复一一吃》、《吃主》、《生命读经示范》、《神的建造》、《关于基督的身位》、《国度的操练》、《圣经要道》、《耶稣基督的见证》、《灵与生命》、《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罗马书生命读经》、《创世记生命读经》、《一点的解释》等。还有由『香港教会书室』出面印行，实际也是宣传李常受异端邪说的小册《操练敬虔》、《主就是那灵》等。另有一种散页宣传品，题为<真理号声>，名义上是『香港教会书室编印』的单张，实际乃是李常受（或其代理人）在海外电台广播的系列讲辞数十篇，采用简化字横排印刷，专为偷运进大陆来大量散发。在那些受李渗透活动支配的聚会中，还常播放李常受讲话的录音磁带。」
三自的教牧人员在宗教事务局的领导上组织大家学习唐、任写的《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为真道竭力争辩》等。
1983年5月，全国三自主席丁光训在《讲道集》中写了一篇专论<同呼喊派信徒谈谈>。1983年11月金陵学院《教材》三十六辑登载了一篇〈我所认识的李常受〉，这是任钟祥写的。同期《教材》三十六辑又登载了一篇〈关于「呼喊派」的问题〉。这是《教材》编辑部写的。在这篇问答中，肯定了「呼喊派」不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或派别，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组织，是近年来海外反华势力向我国渗透的结果，是以反对新中国、反对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反动组织，是披着基督教外衣来分裂中国教会、妄图逆转中国教会三自方向的一小撮坏人……判定「呼喊派」为反动组织，主要也不是根据这一神学上的异端，而是根据它和海外反华势力的联系和它所进行的反革命活动。……对于反动组织，不管它是在教堂里，都要予以打击……。
由于《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一书的发行，各地政府机关定所谓「呼喊派」为反动组织，他们说这是你们基督教内自己已定了的。对所谓「呼喊派」中负责的弟兄，爱主的青年弟兄姊妹加以逮捕判刑，有的判无期徒刑，有的判十几年、十年、七年、五年、三年、二年不等。但是外地被捕的所谓「呼喊派」的人，没有一个自认自己是呼喊派。「呼喊派」这个名称是别人强加在他们头上的。
我们在上海的所谓「呼喊派」就是指我们在新闸路徐兰英姊妹家参加擘饼的几十位弟兄姊妹。我们从未高声呼喊过。我们也未集体大声重复呼喊「哦主」、「阿们」、「阿利路亚」过。据说「呼喊派」这个名称是前静安区宗教事务科科长王某某搞出来的。她也是根据唐守临、任钟祥所提供的材料认为我们的聚会有国外渗透，传阅李常受的书籍，在聚会中播放李常受的讲话录音磁带等等。他们又认为我是李常受的代理人，不知接受了他多少钱。其实，我和李常受没有组织上的关系，也没有经济上的关系。我从未接受过他一分钱，也没有和他通过一次信。只不过看过他几本书，听过他几盒磁带。
在我们聚会中间的人，除以后在徐兰英家受浸的青年，大部分都是过去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弟兄姊妹。王大和弟兄原跟我都和唐守临很熟。大和弟兄是经常到唐家里去的。徐兰英姊妹又是唐师母沈诗华的妹妹，沈诗葵结拜姊妹，跟沈诗华和唐守临的关系都很密切。唐守临也去徐兰英姊妹家数次，也没有称我们「呼喊派」，也没有称我们的聚会是「反动组织」。
1982年我看到一本油印小册子名为《不准更改福音，歪曲经训》。这是福州陈恪三、张启珍和黄得恩所编写批判李的材料。后又看到一本《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但不知道是谁写的。有人说唐守临在编写反李的材料。我去见他，问他《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是否他写的。他否认。他说：「我不敢随便写批判材料。」但后来他又说，倪、李、李、汪四个人结成反革命集团，1948年在文德里12号楼上，经常秘密策划反革命活动。在楼下有人看着，不许别人上楼去。如果不是搞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不许别人上去呢？我说：「这事我知道，他们是为教会，为神的工作专心祷告。」
以后，我听说唐、任要拉周行义参加写批判李的材料，因为周行义懂得一点希腊原文。李有些讲法，是根据圣经原文讲的，他们要知道圣经原文究竟怎样讲的。所以要周也加入他们的写作。周行义弟兄不同意，他说：「我没有看到过李的著作，我不能随便批判。」有一次大和弟兄问我，能否将李写的《奥秘的启示》借给周行义看。我同意，就转借给他几本书看看。他一口气看了四遍，然后对大和弟兄说是新的亮光，不是异端。1983年，当任钟祥、唐守临编写了《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一书以后，许多人看到了。怀恩堂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要收集一下大家对这本书所听到的意见，有人说，这本书中所批判李的一些论点有许多都是断章取义的。唐承认他是断章取义。在其中一本李所著的书中，唐和任看了数遍，一点找不出有什么错的来。
1983年7月10日我和贺兆清弟兄在到达余姚的一天早上被收容审查。后押回上海，在看守所十五个月后被判了刑。1984年2月，上海三自借怀恩堂举办学习班。凡参加过新闸路聚会的，或对我们有好感的，都被请去参加学习，有二个月之久，那时我们还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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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我第二次的被囚和神在我身上的工作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392-421页。）

我第一次被囚是在1952年10月10日到1955年10月9日，为着生化药厂和倪弟兄的经济问题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这三年中我受到了圣灵的管治，但是，由于我不懂得圣灵在环境上对我的管教和破碎的工作，我所得到属灵上的益处并不大。事隔二十八年，我再一次被囚是在1983年7月10日到1986年7月9日，也是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宣判以前我已被关押在看守所里有十五个月。宣判以后在许可上诉期十天中，我得了盲肠炎穿孔成为腹膜炎，被送到市监医院动了手术，病情恶化而保外求医，这是神的怜悯，祂开了我的路，恢复了我的自由，不使我进入上海市监狱。关于我第二次被囚和神在我身上工作的经过，我在以下作一回顾。
我第二次的被囚有远因的一面，也有近因的一面；有属灵的一面，也有政治的一面。
我先讲远因的一面。自从1979年10月我从温州、金乡聚了一次全浙江省聚会处弟兄姊妹交通聚会以后，市公安局、市宗教事务局和市「三自」筹备会就开始对我注意了，因为我临时和单亦洁弟兄等六人去外地，事先没有通过他们的许可。我回沪后不久，市公安局老刘同志通过我厂组织科来我厂找我谈话，要我写检讨，要我割断和外地聚会处弟兄姊妹们的往来，并要我汇报从国外进来的人活动的情况。但是我没有做到这点。因为我是从属灵上着眼，没有从政治上着眼；我认为属灵的问题要放在第一位，政治的问题放在二位。
1980年我们在新闸路徐兰英姊妹家恢复擘饼聚会后不久，市公安局老刘同志又来找我，问我聚会的人数有多少。我对他说，我们在徐兰英家聚会纯粹是为了要擘饼，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特点之一；「三自」礼拜堂没有恢复，我们没有地方擘饼。老刘同志默许不超过十个人聚会，人数不要扩大。
1981年我们看到了李弟兄的书，互相传阅，又在聚会后听了李的讲道录音，不知怎么样，市公安局、市宗教事务局、市「三自」又知道了。老刘同志又来找我，对我敲起了警钟，说我们在新闸路的聚会有国外渗透，这是政治问题，并说宗教事务局要求他们对我作出处理。他问我有没有李的书和讲道录音，我并不隐瞒，说有的。老刘同志说，下次带来给他看。我就拿了两盒磁带、几本书，其中也有〈真理号声〉给他。他看了后，将书带走了，两盒磁带还给我，说他们已经有了，并没有说这些书和磁带是反动的宣传品，所以我思想上麻痹了。1981年10月我和妻去北京探亲。全国「三自」在上海开会后，在宝钢宾馆会客室召开了一次小会，讨论家庭聚会和李的渗透问题时，点了我的名。风声鹤唳，别人都认为我要被捕了。当我从北京回沪在路上遇见俞崇恩弟兄时，他看见我一惊，说我还没有被捕呀！但我心里很平安。我们还是照常聚会擘饼，且有几次的受浸聚会，人数也增加到二、三十个人。记得在全国「三自」在上海开会以前，我做了一个异梦（神常用梦启示人）：我走过一家大户人家，在这家门口有几条警犬。当我走过去的时候，其中有一条棕色的，恶狠狠地盯着我，我有一点害怕，我就走得快一点，想越过它。可是这条警犬追了上来，我走到路口拐弯，看见前面有一幢玻璃房子，从房子里出来一个人，叫我赶快跑到这玻璃房子来。我一进屋，警犬也赶到了，它在外面狂吠，但我很平安。我能看得见它向我扑来，但它不能穿过玻璃来伤害我。过一会儿，我又做了一个梦，又是梦见这几条警犬，但那条棕色的不见了。我朝着归家途中走去，一定要经过一条黑胡同。在胡同口，那三条警犬把守着，我又怕起来了，不敢走过去。我想我一定要回家的，黑胡同也是我必经之路，我能否因有警犬把守着，而不进黑胡同呢？不能。于是我仰着脸朝天看，不看那三条警犬，就朝黑胡同走去。稀奇，警犬没有一条来咬我，我平安走过黑胡同，出胡同，大放光明，我看见前面有一幢三层楼的洋房。我高兴得一跃而上了三层楼上，我就醒过来了。主有话对我说：「不要怕，只要信，要活在灵中，单单仰望主，什么也都不能害你。」全国「三自」在上海开会以前，王大和弟兄去看唐守临。唐对大和弟兄说下个星期专门要讨论我们的事。我们大家有点担心，是否要我们停止聚会，或参加学习班。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大和弟兄又去问唐守临，他们开会结果如何，有否提到我们的事。唐说，稀奇，讨论的对象转变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来参加大会，对他们说：「宗教是不能用武力来消灭的，越要用武力消灭，越兴旺。现在你们基督教信的人数，比文化大革命前多了好几倍，这是四人帮帮了你们的忙，但是宗教总是要消灭的。」他们讨论关于「呼喊派」的事，认为重点不在上海，重点是在浙江一带，所以不讨论我们的事。感谢赞美主！难处过去了，但这不过是暂时的。
1982年下半年到1983年上半年，所谓「呼喊派」的弟兄姊妹在浙江、河南、福建一带大大兴旺起来，他们都到广州去拿圣经和书，但是因为书少，大城市一个地方只有一、二套，温州、平阳的弟兄姊妹就跑到上海来购买誊印机、快速油印机、中文打字机等，对有一些单行本，用手刻腊纸油印的方法，用中文打字机打了字油印的方法，或用誊印的方法，复印了几十本书，散发到各地。他们又通过私营印刷厂，将《荒漠甘泉》和《诗歌选本》铅印出来，卖给各地弟兄姊妹。资金不够，怎么办呢？温州黄彰荣弟兄和杨恩弟弟兄知道单亦洁去美，就向他借了四千元人民币作为印《荒漠甘泉》的资本。这笔钱是单亦洁弟兄写信给我，叫我去席德琦处拿来后交给黄、杨两人，并且要他们出收据的。我不过是经手人，这以后也变成我的罪名之一。介绍温州、平阳的弟兄们去文化用品商店购买誊印机、中文打字机，也成为我的罪名。
又如在萧山的弟兄们，虽然他们以后反李，但是在1981、1982年间他们去广州拿了许多书和圣经。最末了一次，在1982年，由高长保、沈少成、沈巨克姊妹等四人去广州拿书和圣经，因为书和圣经还没有到，广州的弟兄们就向公会的弟兄们先拿一部分串珠圣经和经文汇编等交给他们。他们拿了满满七、八个旅行袋的书，经过杭州下车，已晚上九点钟了，杭州弟兄们请他们在杭州过夜，他们要当晚赶回萧山，怕白天太引人注意。高长保、沈少成和另外一位弟兄带了满满的七、八个旅行袋的圣经，骑公交车到钱江大桥时被驻大桥解放军拦住了。结果人被扣押，全部圣经被充公。这是第一次闯的祸，引起常局的注意，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全浙江省众教会的聚会」。这名是温州弟兄们取的，但是有的人反对。第一次「众教会的聚会」是在温州，不但浙江省许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去参加，连河南鲁山、福建各地也有弟兄姊妹参加。黄彰荣弟兄写信给我叫我去参加，我没去。第二次「众教会的聚会」是在慈溪。贺兆清弟兄去参加了。有许多人认为是我指使他去参加的。其实不然，他因和妻相处得不好，不愿住在家里，他主动提出要到外地去看看弟兄姊妹，后知道慈溪有聚会，他也愿去参加，但是不知道可以怎样去。我介绍他先到杭州徐永明处，然后我写信给上虞的罗恩根弟兄，叫他到杭州徐永明处陪贺去慈溪。在慈溪的那一次聚会中，因萧山的弟兄们反对「呼喊」，聚了一天会就结束了。贺弟兄就跟着义乌的弟兄们到东阳去聚会。他们的聚会和传统的同工聚会，或公会里的奋兴会不同，他们没有固定主讲的人，也没有预定的秩序单、讲台主题等，聚会时间也不限制，参加的人也不限制，完全由圣灵带领，所以聚会很活泼，大家接着祷告，但祷告又很短，大家接着讲神的话，或作见证，但又是很短的，这一个人带头唱一首诗，大家就都跟着唱，他们都能把诗歌背出来，接着另一个人带头祷告。这样的聚会是像圣经中哥林多前书那样的聚会：「……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这是教会性的聚会，不是同工性教导式的聚会，所以彼此都得到供应。许多人走几十里路也要赶去聚会。在义乌聚会后就决定下一次在宁海。在宁海共聚了两次会，第二次在宁海的聚会，因萧山的高长保弟兄和镇海的胡老弟兄的打岔没能好好地进行，但是宁海的几位负责弟兄如蔡联芳弟兄、顾福德弟兄都转到「主的恢复」的路上来。当时形势已很紧，当地公安部门开始去搜查，准备逮捕人，幸亏及时散会，外地来的弟兄姊妹都回去了，没有一人被抓去。宁海聚会以后就到余姚去聚会，在那次聚会中戴成章弟兄被盯住了，贺弟兄的圣经、诗歌都被抄去了，但还没有开始抓人。余姚聚会时，温州的弟兄们提出，以后要有统一行动，许多事要「总教会」同意。对这样的提法，杭州的弟兄们另有看法，认为这是另有一个组织在各地教会之上，成为一个总会一样。这是不对的。所以下一次在海盐的聚会，杭州的弟兄们不准备去参加。徐永明弟兄就写信给我，邀请我去杭州，因为去海盐前，各地教会的负责弟兄都要路过杭州，可能会去马作盐姊妹家聚会，他想趁温州的黄彰荣弟兄、杨恩弟弟兄和慈溪的戴成章弟兄等在杭州时，大家对「总教会」的问题交通一下。这是1983年上半年的事。戴成章弟兄夫妇正在上海买了一架缝纫机，我趁机陪他俩一同到杭州，同时也参加了交通。在会上，我表示我的看法，我认为教会的行政是地方性的，而教会的交通是宇宙性的。我们没有总会，地方性的聚会不能跨地区而成为「总教会」的聚会。在外地地方教会来的弟兄在某一地聚会就变成某一地的弟兄，不是代表外地某一教会来参加聚会的。各地众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在一起有交通，但还是在某一地方的教会性聚会，而不能称为「众教会的聚会」。这又和全国性，或全省性的同工聚会不同。如果有什么行动要「众教会聚会」同意，这「众教会聚会」就变成一个总会了，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大家都同意我这个看法。会后，我盼望以后不要再聚这样大型的所谓「众教会的聚会」。但是海盐聚会的通知已发出去了，外地许多弟兄姊妹也纷纷赶去海盐了。神在环境上拦阻。海盐聚会被冲击，外地弟兄姊妹到海盐车站时就受到监视，温州弟兄们带去的书都被没收了。上海去的弟兄如胡平斋弟兄、贺兆清弟兄、贺荣弟兄、周永麟弟兄、罗庆棠弟兄等的圣经、其他录音磁带和书，都被没收了，并且他们也被审查盘问，但没被关押。与此同时，唐、任著的一本《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已发到浙江各地。各地有关部门看到这本书，就将凡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都打成「呼喊派」，要坚决打击领头的，并要加以教育群众。「呼喊派」就成为一个反动组织。温州、平阳的弟兄们回去以后，为首的几位弟兄们都被逮捕。那时戴成章弟兄看海盐聚会不成，就带剩下的一些弟兄姊妹去余姚蜀山聚会。贺兆清、周永麟、罗庆棠弟兄等也都去参加的。我就从杭州回到了上海。那时，风声很紧，有人劝我不要再到外地去了，有人说，有人盯着我，有人说擘饼聚会该暂时停一下。
在这同时，孙务信弟兄大搞反李活动，他邀请温州的张载光和周永安弟兄、萧山的高长保弟兄到他家里开会，并请陈恪三老弟兄谈李的所谓异端，说李的灵是邪灵。高长保弟兄回萧山后大反李，说李的灵是邪灵，但是萧山的冯和仁弟兄和高长保的看法不同，他说，如果李的灵是邪灵，那我们国家应该欢迎他，现在我们国家反对他，证明他不是邪灵。高长保和冯和仁有了分歧。费联信因参加了「三自」被高长保革除，在萧山教会权柄最大的要算高长保弟兄了，他是一面反三自，一面又反李。他是准备被逮捕的，但是因为他反对「呼喊派」，所以没有被捕。孙务信将《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油印了几百份，托人送到萧山去，又和萧山的高长保、乐清的周永安，约定在萧山开一次大会，邀请在江西上饶、弋阳、镇海、定海一切反李的骨干在萧山聚集。这事已被泄露，萧山公安局、民兵、宗教事务局、统战部，派出大量人员在他们的聚会处巡逻。孙务信弟兄和周永安弟兄见形势不妙，乔装农民逃出萧山。根据政府的宗教政策，一切跨地区的大型聚会都属于非法宗教活动，是要加以打击、取缔的。以上所说的都属于远因。
那么我第一次被囚的近因是什么呢？自从温州、平阳、东阳、义乌的弟兄们被捕以后，戴成章、戴成园弟兄在慈溪、余姚一带还在带领一些青年的弟兄姊妹。他于1983年5月份到上海来，听到我讲关于主的恢复在上海开始的历史，他写信给我盼望我能去慈溪对青年弟兄姊妹讲。1983年7月7日星期四，我收到戴成章弟兄来信，叫我于 13 日至曹娥车站，有人会陪我去嵊县聚会。那天晚上贺兆清弟兄在我家，我给他看了那封信，查问他是否愿意一同去。他满口答应，就去买了10日星期天下午的车票到余姚。因为我们想先到余姚慈溪看看那边的弟兄姊妹，然后和戴成章弟兄一同去嵊县聚会。我想聚一天会就赶回来，因为我妻在北京要回沪，要我去车站接她。车票买好后，我写了一封信给戴成章弟兄，将我们去余姚的时间、火车班次都告诉了他。这封信落到公社保安人员的手里。所以，当我们早晨四点多一到余姚车站，贺兆清弟兄和我就被便衣公安人员盯上了，叫我们到派出所去，两个人分开审问。那次我们又带了五十本新旧约小圣经去，这又成为审问的目标。他们主要要我们说出，到余姚是来找谁，并且是不是来参加大聚会的，因为在信中我什么都没写。他们审问不果，就把我和贺弟兄收容审查。我们都被关在一个山洞里，里面盖了许多监房。当我被押到洞口时，遇到贺弟兄也被押进来了。他看见了我就说：「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雅一2）。我说「阿们！」一进洞，我们俩就被分开关在两个监房里，他被关在前面对门隔了两个监房的距离。看守员给我一个草垫和一张蓝被。我们被关在监房里，这个监房又暗又潮、又矮又闷，举手就能碰到顶，里面放了一只又大又臭的马桶。我将草垫铺在地上，一张蓝被半垫半盖。这时，我这个瓦器愁了起来，我想我们不是来余姚看访弟兄姊妹吗？怎么会来到这样的地方呢？忽然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在我里面对我说：『这是出于我！」我里面马上觉得有一股力量出来。我对主说：「主阿，如果是出于你，我再苦也要服在你的手下。」我里面满了喜乐，我就开始唱诗：「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呼喊你名何甘甜。比酒更美，比蜜更甜。哦！主耶稣，阿们！」贺弟兄在对面，听见山洞的回声，听到这首诗歌，他也唱了起来。和我们关在一起的犯人，听见我们唱诗便问我们是否信耶稣的，他们就说耶稣来了！这样我们就对他们传福音，告诉他们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睡在我对面有一个青年，因为账目不清，账中缺了一千多元钱，他是常出差去外地购货的，有贪污的嫌疑被关在里面收容审查已有三个多月了。他说：「办我案件的人，为调查我的案件，到外地去游山玩水，将我关在这里已有三个月了。我等得急死了。我已经失眠了两个星期。」我劝他信耶稣，他不要听，他想哪里有耶稣呢？我说有假的就有真的，没有真的那里来假的呢？有假钞票就证明有真钞票。我说，他们乡下有没有听说有闹鬼的事，有人被鬼附等。他立刻聚精会神地听，说他是相信迷信的，在乡下有很多的鬼，他哥哥被鬼附，他也亲眼看见过鬼。我说，鬼是个灵体，且是邪的，它是邪灵：有邪灵就证明有圣灵，圣灵是真的，圣灵也就是耶稣。我叫他祷告主，呼喊他的名，祂便救他脱离鬼的权势：并且叫他为所犯的一切罪悔改，求主耶稣赦免他，他就必定得救。这样，他失眠的病也会好。他就呼喊主耶稣的名，当天晚上睡得很好，一觉到天亮没有醒过来。第二天早上，他高兴极了，他说，是耶稣差我去救他的，他有个妹妹在上海，也盼望我去传福音给她听。他又问慈溪乡下哪里有教堂，他以后可以去。我因不知道，便说在慈溪信耶稣的人很多的，他可以去打听。过了几天我就被押到上海来了。
我随两个公安人员同车到达上海站，有一辆小轿车等着，里面坐了一个人，车子一直朝西开，开过了万体馆，还朝西开，我想，要关到哪里去呢？车子一直开到辛庄（原上海县），我被寄押至上海县看守所里。第二天，审讯员和记录员从上海赶来审讯我，盘问我许多事，并要我交待问题。这样每隔一天来一次，审讯了一个多月，我也写了许多材料。那个时候，正遇到八一九打击流氓的台风，许多小流氓被关了进来，人满为患。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流氓，爬铁门上去将天花板上的灯泡拧了下来，然后偷偷地在水池旁，将灯泡打碎，要吞碎玻璃自杀。我发现了，马上赶去，将灯泡夺下来，问他有否吃碎玻璃，他谎称没有，其实已经吞了一块。我就喊看守员，将碎玻璃和灯泡芯交给看守员。为这件事，所长待我好，给我换到大的房间，也不要我劳动。这看守所原来是先进单位，所长很重人道主义。1983年的夏天是历年来天气最热的一年，但是，我们关在里面一点也不热，因为前门和后门放着两只大的排气扇，一天开到晚，最热的几天，两个监房间放一大块冰，屋顶上由消防员浇水降温。
有一天，我又做了一个异梦，梦见我被关在一个像上海动物园关老鹰的大铁笼里，里面关了许多人，我也被关在里面。笼里人关得满满的，喧喧嚷嚷。忽然我被提出来，关到一幢房子里，里面很安静，里面的门、窗、地板、楼梯、房间都是红漆的，后来我从这幢房子的前门走了出去，当我走出门，后面也跟了一个人出来，我就醒过来了。这个梦很清楚，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醒过来后，我想我现在是被关在铁笼子里，有一天要被关到另一幢房子里去，要从这幢里面都是红漆的房子里出来，跟在我后面的一个人，一定是贺兆清弟兄。
1983年11月份，我被提押到第一看守所，正式宣布我被逮捕了。同时，贺兆清弟兄也从静安区公安分局被提押到第一看守所，也被宣布逮捕了。逮捕证一份交给我，一份送到我家里交给我妻。他们又到我家里去抄，把我许多的书和我放在儿子家的书都全部抄走了。我所有的钱也都给他们拿去了。虽然那个时候我没有多少钱，但是我师母的工资也被他们拿去了。我师母说：「这工资是我的呀！」他们也不管。后来就问他们要，他们就给我师母一百块，作为生活费。所有我的属灵书籍，包括中文的、英文的，还有所有存款全部都给他们抄去了。
这些以后都没有再还我，都算充公了。主在那里带领我，我的家里一点都没有缺乏。感谢赞美主！大家都不惊慌，我家本来每星期四有自己一家人的家庭聚会。我被收容审查后，我妻和惠容负家庭聚会之责，聚会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在我关押期间，家庭聚会特别好。这是神的恩典，我被逮捕关在第一看守所时正是冬天，天气冷，但是我被关在里面一点都不冷，还能看看书，饭也吃得下，睡得着，我红光满面，别人以为我是初关进来的，岂知我已被关了四个月了。1984年3月8日，第一看守所我们被关其中的二层楼要修理房子，将我们一百余人，寄押到思南路第二看守所去，一进第二看守所，我看到第一层楼全部是红漆的。因为二所知道我们要寄钾到他们那里，他们将犯人都调到楼下或楼上去了，将一层楼全部用红漆，漆了一下，里面的门、窗、地板、楼梯、房间都是红漆的。这就叫我想起我在上海看守所里所做的异梦。我想可能我会从这幢房子里被释放出去。我天天等候释放。岂知到4月4 日检察员来提审我了，给我一张起诉书，我看了起诉书，吓了一跳。起诉书说我勾结国外敌对势力，将反动书和磁带分散到二十二个市和县去，进行反革命宣传，犯了反革命煽动罪，提起公诉。按法律程序提起公诉后，一个月就要上法院宣判的，但我一直等了六个月还没见法院有人来提审我。我关在里面不耐烦了。第二看守所的监房和上海市监狱的监房一样，比电梯大一点的一间房间要睡三、四个人，睡四个人的时候，晚上大家都要侧睡，不能平睡，并要交叉睡，否则肩膀要碰到别人的脚，里面放着一只大马桶，被盖白天被叠好堆放在里面，大家坐在地板上，不许大声讲话，所以里面很安静。但是，我关的一间有几个小流氓，常常欺侮我，叫我晚上睡在马桶边，有时还被他们打，我还是好好地待他们，对他们传福音。其中有一个印刷所的工人，因偷了所里一只锡锭而被关进来，他过去在诸圣堂听过道，他听我讲主的道就接受了。第二天一早，他一个人跪在里面祷告，他问我能背多少圣经节，我就将我所能背得出的圣经节都背给他听，他都记下来，并背出来。他也学会了十几首诗，也都能背得出。他已清楚得救了，很喜乐。他也盼望我如获释，能去他家，对他妻传福音，叫她也相信耶稣。不久，他调房间宣判了。我关在里面的日子里，有主与我同在，我还是红光满面，别人都稀奇，问我有多大年龄，关了多少久，怎么气色这么好。我对他们说，我信耶稣的，我心中有耶稣。主叫我经历祂的死，经历祂复活的大能，我就想起诗篇二十三篇的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心中喜乐，常常唱诗赞美神：有主同在，再苦的地方也是甘甜的。我外面的身体虽然不自由，但我里面的主得以自由，我的灵很自由。有一首诗说到「愿主将我捆绑，我才得着释放」。的确在肉身受过苦，就与罪断绝。主要治死我的魂生命，要叫我经历祂的死，这就是神在我身上做雕刻的工作。
检察院同志来提审我，对我提起公诉，有六个月之久，没再来提审。原来从2月份开始，凡参加过在徐兰英姊妹家中擘饼聚会的人，都要参加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弟兄姊妹有四十余人，学习了两个多月。感谢主！神给我一家大小都有恩典，在学习班期间，他们还是一星期有一次家庭聚会，并且那时的聚会光景也特别好。1984年10月17日，法院有同志来提审我，问我要否请辩护律师，我说不要。他们说，他们为我请了一个。过了几天看守将贺弟兄和我带出去，要到法院去受审。我和贺弟兄始终是隔开关的。他先下楼到门口等，我也下去了。我们在这十五个月中还是第一次会见，他朝我笑笑，我朝他笑笑，忽然法警走进来，拿了一副手铐，先铐他一只手，他说「阿门！」然后再铐我一只手，我说「阿利路亚！」，上了车后，法警问我们：「你们搞什么反革命活动，为什么这么高兴？」贺弟兄说：「我们到外地去做礼拜。」法警说：「上海有礼拜堂为什么要到外地去做礼拜？」贺弟兄说：「外地扎精。」法警问怎么扎精法？我推推贺弟兄叫他不要作声。汽车到了中级人民法院，我俩被关在后面一个铁笼子等候开庭。我们两人，相对而坐，他看着我笑，我看着他笑，大家都是满了喜乐。这喜乐不知道从那里来的，照常情是要发愁的，因为要开庭，不知道判几年。但是稀奇，喜乐满了我们的心。这喜乐是圣灵所赐的，这是神所赐的恩，在患难中能有满足的大喜乐。
我俩被押上审判所，这是一次公开审判，旁听的人有一百余人。我们安然自若，一点也不惊慌。第一审后，过了一星期开第二庭宣判。我俩坐了一辆面包车去法院。我俩坐在面包车后面。法警都坐在驾驶室。我们就出声祷告。第二庭开过后，判我三年徒刑，判贺弟兄二年徒刊。从被收容、审查及关押算起，我还有一年多，贺弟兄不到一年。别人看我们被判了刑，还是笑嘻嘻的，便问我们要否上诉。我们说，我们不上诉。贺弟兄说他还有一年不到，我还有一年多，我比他多一年。他说，因为我在灵性上跑在他的前面。我们回第二看守所，就换监房。凡已判决的，都上四层楼，有十天的上诉期。到第七天，我开始觉得腹部有一点疼，医务所误珍，以为着了凉腹痛，便给我吃了几片安乃近止痛。岂知我是盲肠炎，因为老年人的痛觉迟钝，所以误诊了。又过了两天，我腹痛厉害起来了。医务所请了解放军医生来，这才诊断是盲肠炎，立刻要送我到市监医院去动手术。这是下午五点钟的事。汽车开到市监医院，医生已下班了。我被验了血，拍了X光片，诊断是盲肠炎，并已穿孔成为腹膜炎了。在手术室里，护士给我打了许多麻醉针，并说国外在手术室动手术时放轻音乐可解除一些开刀的痛苦，我们国内没这个条件，我说，我会唱诗，不用放音乐。护士说现在你不能唱诗。手术从晚上九时开到早上一时，开了四个小时，输了四百毫升的血，盲肠和回肠两个地方都穿孔，需要进行修补手术。但在这四个小时内，我很清醒，一点不觉得痛。第二天，我又被量了血压，拍了X光片，发现血压降低，出现休克现象，院方和第二看守所商量同意我保外求医。
稀奇的事，隔天惠乐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和妈妈、惠容来市监狱看我了。第二天，我家户籍警来通知我妻到市监来接我出去，那时惠乐、惠容都在家，果真是他们三个人来市监看我，并叫了一辆救护车把我接出医院。
我在上海县看守所做的异梦果真应验了。当我被判三年，贺兆清被判二年时，我想他比我先出去，那么那个梦就应验不了。但是我因病出了第二看守所，以后也就保外求医，不是比贺弟兄先走出了红漆的房子吗？贺弟兄被判二年时，已满了一年零三个月，还有九个月。如不满一年，就可不必去上海市监狱，留在看守所执行，所以他比我后出来，是跟着我后面出来的。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说：「神说：在未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所以异梦也是神启示祂儿女的一种方法，但也有是假的，不是所有自以为奇特的梦都是异梦，可是异梦是有的，大多都是能应验的。
神借着我的病拯救我出了看守所，但以后又碰到许多事，神一个一个带领我过去。
我家靠第六人民医院附近，所以救护车就叫到第六人民医院，那时市监医院的护士一面替我输液，一面同车到了第六人民医院。第二看守所的医生、指导员也都到了第六人民医院。可是第六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不管我们怎么说，都不肯收我入院，连观察室也不让我进。他们知道这是市监医院动了手术后的问题，其中是否有问题，他们不能负这个责任。市监医院的护士拔掉输液管回去了。第二看守所的医生苦苦求那位外科医生，不管怎样他们都不肯收。我躺在外科门诊间诊断床上，过了一夜，肚子胀得很大，明显是肠梗阻，如不及时补液、接氧气，过一天就有性命的危险。那时徐兰英姊妹、罗淑媛姊妹闻讯都来医院，替我打听医院，但是病床都很紧张，一个都不肯收。
忽然，他们想起我的劳保医院，便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南市制造局路第九人民医院。他们说，叫惠容请我厂出封介绍信送我到第九人民医院去。稀奇的是我厂方没有接到我的判决书，就出了证明，并附了一张劳保费转诊单，交给了惠容，他们马上叫了救护车把我送到第九人民医院，经过医生诊断和看了市监医院的X光片子，断定我是肠梗阻，许可我住院治疗。但那时病床很紧张，特别是外科病房，在病房走廊里都睡满了人，许多人登记了几个月都没法住进去。神为我安排了一张外科病床，在我进院前二小时，外科病房有一个人进手术室开刀去了，开刀后进重病房，这张床空出来了，就给我睡在这张床上。旁边的病人都稀奇我怎么能住进去的，是开什么后门进去的。这是神为我开的门，时间是1984年11月2日。
经过插胃管、输液打针，我的肠梗阻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又发现了新问题，实习医生每天给换药，纱布上有血，他认为是表面出血，后来徐兰英姊妹来看我，发现几块纱布满是血，她说这不是表皮出血，而是腹内渗出来的。主治医生开始还认为徐姊妹瞎说，还说了她几句，经诊断才知道是腹内出血。他们马上就临床动手术，拿了一只无影灯在床旁照着给我扩创，将缝线剪开，创口如碗口那么大，也不打一支局部麻针，便将肠子的小血管扎好、剪除线头及腐败组织等。我只喊了一声痛，以后就不痛了。神担当了我的痛苦。拆线扩创，不能再缝合了，只能让其自然收口，下面三层肌肉要先收口，然后表皮收口，所以时间拖长了，在九院住了一个月。到1984年 11月30日，我表皮创口还没完全收口，他们就要我出院了，说病床紧张，我已住了一个月了，表皮一点创口，用胶布拉拢，叫我到地段医院去换药治疗。
在我住院一个月期间，徐兰英姊妹常来看望我。我妻珊珊做夜班陪我，白天她还要去买鸡、火腿、精肉等烧给我吃，使我的创口能早日愈合。白天我姐姐每天送菜来给我吃，要换二辆电车，但是神给她们力量，一个都没有累倒生病。每逢惠乐、惠容厂休前一晚，由他们代替他们的母亲来陪夜。
当我住进九院时，先是第二看守所的指导员、医生来看我。以后市局孔同志也来看我。他对我说：「不是我们公安局要判你刑，乃是司法部门要判你刑。」我想，公安局如不将案卷交给检察院，检察院也不会提起公诉。这都是安民的话。
我出院后和南京路西地段医院挂上勾，在我家设立家庭病床，隔天由护士来我家换药。每逢外皮快愈合了，旁边又长出一个肉泡，将肉泡剪除发现一个线头，这样有二、三次。护士不肯再换药了，说我要到九院去拍个片子，找出究竟里面有多少线头，光这样表面换换药解决不了问题。我去九院外科门诊，医生说，线头总是有的，拍片子拍不出的，叫我们回地段医院换药。这样拖了四个月，每次表皮快愈合了，又剪开消毒，慢慢发现已形成五公分深的漏管，外科医生叫我再去九院检查。这次九院医生经过诊断认为手术后四个月伤口不愈合，可以登记住院再动手术。我又回地段医院照常隔日去换药，后又吃中药，又做理疗。但是住院登记不知何日会来通知。
神指出我在这件事上没有完全仰赖祂，不是单纯信靠祂的医治，而是依靠医生、吃药、做理疗。我在神面前悔改，我不信神的医治。在星期四晚上家庭聚会时，我说这次神有话给我，在人是不能的，在神万事都能。在人看还要再动一次手术，但是我要单单依靠神，从今天起，不吃中药了，不做理疗了。我信神不会再让我动第二次手术，我叫惠容按手在我头上，为我的伤口祷告，大家也有信心，信神能医治。
第二天，我妻陪我到地段医院去换药，护士大吃一惊，说本来伤口快要愈合，只留一个小口，怎么伤口裂开很大，许多活血出来了。护士向漏管刮了一下，一只线头都没有。稀奇，这是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为我开了一个大口，以便以后线头的出来，当时珊珊和我都愕然，我们认为神如听我们的祷告，应该叫伤口完全愈合。岂知，里面还有许多线头，外面愈合，里面没愈合，病灶还在。这是我们愚昧的想法。
过了一个星期，忽然徐兰英姊妹想起她女儿认识瑞金医院的外科专家尹浩然医生，看看能否请尹医生去诊断，做窦道造型，好决定是否需要再开一次刀。当时每逢拜二，尹医生到门诊部来看病的。他在我伤口处向漏管里刮了一下，刮出三个线头，但是做了造型没通肠子，可以不必再开刀，只要再刮一、二次就可以收口了。如果神没有先给我开了刀，用活血将线头冲出，医生也刮不出线头来的，以后换一次药又刮出二个线头。从1985年4月4日到4月29日换了九次药，刮出五个线头，才完全愈合、收口。可是到了7月27日麦氏切口又出脓，再去瑞金医院，经局部麻醉后，切开搔刮后，又取出一根线头。到1985年8月10日才痊愈。
1986年冬天，因长期咳嗽，腹压从虚弱的麦氏切口处突出像鸭蛋一只，形成麦氏切口疝。1987 年10月底，在麦氏切口疝旁边又长了一个脓肿，住静安老年医院九天，切开引流。1988年5月19日由我内弟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亲自动手为我动了手术，将嵌顿在麦氏切口肌肉内的小肠拉开、推入，将腹肌用高级单纤维线缝合，过一星期就拆线出院，从此彻底解决了我从1984年12月到1988年6 月，历时三年半因腹膜炎手术而引起的后遗症。
有人说，我这几年得的病是恩典病，的确是这样。神不但要我经历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也要我经历祂的患难，经历祂在世上所受的羞辱和肉身上的痛苦。我在青年时代，因为环境上的一帆风顺就远离主，主为爱我、管教我，让我第一次被囚，坐了三年牢，叫我再回到灵里去。出狱三个月，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肃反时，我又坐在宣判台上审判别人，在政治学习上又居领导地位。1958年上海基督教社会主义学习班反右斗争中，我又自表积极，给别人戴帽子，为讨人的好，而竭力「交心」。神就叫我经过二十二年在第二羊毛衫厂的劳动，不汗流满面就不得糊口。从做学徒到做老师傅，天天和横机打交道，从手摇到电动扩台，我也不知道做了多少件羊毛衫，但是我在这二十二年中从未穿过一件羊毛衫。从做三班到做二班，从做二班到做单日班，甜、酸、苦、辣我都尝过。在文革十年大动乱时期，我被贴大字报、被抄家、被批斗、被监督劳动，受人歧视，家产被夺，美名丑名我都得到过。神要我谦卑下来，与祂同行。1981年我退休以后，看到了「主恢复的路」和「教会建造」的重要，但是主要我看见教会的建造不是外面组织上完美，而是开始于我们各人能否并肯否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建造起来，让祂在我们里面扩展，让祂在我们身上兴旺，让己一天天的衰微下去。1983年7月主又让我第二次被囚，坐了十五个月牢，又在病痛中过了三年。这一切都是神所赐我的恩。祂叫我软弱，好让祂的刚强在我的软弱中显出来。
当我真的服在主的手下，主就在各方面眷顾我。从1983年7月到 1987年7月这四年中（包括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我完全被剥夺劳保退休金，但是在这四年中，主供给我一切的所需，我一点没有缺乏，并且有余，超过了我被囚以前所有的。1987年7月，我厂上级公司批准，完全恢复了我的退休金和一切劳保待遇。我厂有的同志说：「这是无形中给了你平反。」1987年10月，我在静安老年医院的医疗住院费和这次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医疗住院费都可以报销。这实在是神对我的眷顾，并且1984年11月我在第九人民医院的医疗住院费也不要我退还。
数主恩典要一一的数。我记得在诗歌整编本494 首有这样一首诗：「当你经过试炼，茫然无所从，你心绝望，以为什么都失综；就当数主祝福，当一一的数，你就要希奇祂曾如何眷顾。」副歌：「数主祝福！要一一的数！记看祂曾如何眷顾你！数主祝福！要一一的数！你就要希奇祂曾如何爱你。」还有一首514首中第三节这样写道：「祂的恩典够为我疾病：一面扶持，一面施医。祂的恩典够助我经过一切苦楚、一切攻击。祂的恩典是够我工作，使我能够帮助弟兄，并使他们与我同知道，祂的恩典足够使用。」副歌：「是的，救主一直对我说，一直，一直，一直的说：『我的恩典是够你使用，我的能力显于软弱。』」
（附录：）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1 刑事判决书（84）沪中刑字第284号
公诉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代理检察员   杨新生
被告人：张锡康，男，六十二岁，汉族，浙斗省绍兴市人，原系上海羊毛衫二厂退休技术员，家住本市铜仁路240弄30号。现在押。
辩护人：上海市第二法律顾问处律师         石钟祥
被告人：贺兆清，男，五十五岁，汉族，江苏省武进县人，原系上海华通开关厂退休工人，家住本市清远街54弄8号。现在押。
被告人张锡康，贺兆清因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公诉来院。本院依法组成会议庭进行公开审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代理检察员杨新生出庭支持公诉。现查明：
被告人张锡康自1979 年下半年以来，多次与国外敌对势力派来人员联系，接受指示，领取偷运入境的反动书籍，录音磁带，先后向浙江，江苏，山东等省的二十多个市，县散发传播，并在上海组织传阅，播放，转录，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张还说明浙江省温州市的黄彰荣，杨恩弟，苍南县的林敬宽（均另案处理）传递国外敌对势力资助的活动经费和购买翻印反动书籍的工具。
1982年上半年，被告人张锡康与贺兆清共谋后，由贺携带国外敌对势力反动书籍去浙江省上虞县等地进行散发。同年六月贺又去浙江省东阳县参与郑美恩（另案处理）等人策划时写，印发攻击东阳县人民政府的反动传单。贺还将油印的反动传单带回上海散发，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并与张共同将传单提供给国外敌对势力派来人员携带出境。1983年4月，贺兆清再次去浙江省慈溪县，又为张传递国外敌对势力的反动录音磁带，到当地散发。
上述罪行，有查获的书证，物证，笔迹鉴定书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明属实，论据确凿，两名被告人均供认不讳。
本庭确认，被告人张锡康，贺兆清敌视我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积极散发，刻印反动宣传品，均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两被告人到案后均能坦白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为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2条和第52条，第6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张锡康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二、被告人贺兆清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三、查获张锡康的外汇兑换券612元2角整，储蓄存款230元1角整，人民币434元6角整， CONIC收录音机一架， CONTEC录音机一架，磁带251 盒，书籍557本等全部予以没收；贺兆清的油印机一架，书籍59本等全部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1984年10月19日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蒋辉
代理审判员 吴政权
代理审判员 朱富林
书记员     陈宇翎
1984年10月19日
2 有关我和贺兆清弟兄判决书的几点解释：
判决书写道：我「自1979年下半年以来，多次与国外敌对势力派来的人员联系，接受指示，领取偷运入境的反动书籍，录音磁带，先后向浙江，江苏，山东等省的二十多个市，县散发传播，并在上海组织传阅，播放，转录，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所谓「国外敌对势力」是指以李常受为首的在主恢复中的教会。唐守临和任钟祥编写的《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和《为真道竭力争辩》两本书中，强调李常受在上海解放前约两年半时间内，在政治上非常反共，反对人民解放事业……。「1984年，他与倪柝声合作制定了『以福音消灭革命』的行动纲领被判了制定了『移民』的工作路线、发展工作点，争取在若干年内『把整个的中国打下来』。为了这条路线，李特地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同工聚会，与倪柝声一同发动所谓『交出来』运动…… 在信徒中煽起了反共、反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情绪，还诈骗到大量钱财，被他们拿去挥霍。李利用在聚会中讲话和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机会，公开共产党是『撒但的组织』、『撒但的主义』。1949年李发起『白衣游行』，名义上是『大传福音』，实质乃是推行『以福音消灭革命』。在解放前夕，李发动『为时局禁食祷告』，要神将解放军全部淹死在长江中，如法老的军队全部淹死在红海里一样。由此可见，李常受是仇共、反共，反对人民解放的政治态度，已经见诸行动，凶相毕露。在上海解放前夕，李见形势对他不利，慌忙地逃往台湾。在台湾除了发展聚会处并开办『台湾福音书房』外，还经常到香港、马尼拉等地去活动，实际成了台湾和海外各地聚会处的领导人。1956年，人民政府在上海聚会处破获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他根本没有接受教训，还在海外多次多方美化倪柝声，要信徒继续盲目崇拜倪柝声这个偶像 ……到了1958年，他认为再穿这件『正统信仰』的外衣对他不方便了，所以他就『转』了，干脆连十字架的道和复活的道也都抛弃不信了，这就使他『转』进异端的范畴，越转越离经背道。从那时起，他公开宣传『没有天堂』了，常常讲『主耶稣是父，是子，又是圣灵』这个违背纯正信仰，反对三位一体真神位格的异端邪说了。 1962 年，李常受迁往美国，大搞『移民』以发展他办的所谓『地方教会』，先后在休士顿、西雅图、芝加哥、奥克兰和亚特兰大建立『教会』。到1974年李已建立了大约五十处所谓的『地方教会』。李常受自1967年起在美国洛杉矶的『地方教会』，发起『呼喊』运动，鼓吹「道的时代己经过去，现在已转入灵的时代」，提倡用『呼喊主名』的办法 『释放灵』。 1968年，他又提倡在聚会中集体重复呼喊『哦』，『主』，『阿们』，『哈利路亚』这四个词语的办法，来使会众的『灵』得到释放。于是，大声『呼喊』就成了他所搞的『地方教会』派的主要特点。1975年，他在台湾宣传『活在灵中』…… 反污正统信仰是『异端』，甚至发出『反基督教挑战』、『捣整个基督教的乱』等等狂妄叫嚣。约自1978年起，李常受派人利用探亲、经商等名义，把他的讲话录音磁带和他所编著的大批书籍小册偷运进来，并汇进巨款作活动经费，派人到各地去寻找原基督徒聚会处的弟兄姊妹，用汇款收买少数信徒骨干，通过他们把李的宣传品向各地广泛流传，特别是在信徒比较密集的某些农村教会地区，明目张胆地鼓动少数信徒，从事分裂和捣乱活动。在受影响致深的地方，信徒聚会的领导权被他们篡夺，他们就不顾信徒反对，随意改变聚会的内容和形式，使聚会点变成推行李常受异端邪说的分会、据点。李常受妄图通过渗透，重返中国大陆来把新中国的一些弟兄姊妹诱骗进入他的异端派，以壮他的声势，并利用一些反动分子进行破坏活动，捣乱中国基督教，捣乱新中国……破坏社会秩序，这是我们新中国爱国爱教的基督徒绝对不容许的！」（见《为真道竭力争辩》页2-11。）
由于李常受在政治上的反动，在国外极力吹棒已被我国人民政府镇压的倪柝声，和对国内的渗透活动等等，他和国外在主恢复中的教会被定性为国外敌对势力，他所著的书籍被定为反动书籍，他的讲话录音磁带被定为反动录音磁带。在主恢复中的聚会，内中「呼喊主名」的被定性为反动组织，是「呼喊派」。接受他的书籍，又进行散发、传播，就被定为是反革命宣传煽动。在浙江、福建、广州、河南一带有许多弟兄姊妹都挂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判了刑。
我当然也不例外，就以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判了三年徒刑，贺弟兄被判了二年。但事实上，我没有和李常受通过一次信，也没有接受他一分钱。判决书上说我自1979年下半年以来，多次与国外敌对势力派来的人员联系，接受指示，领取偷运入境的反动书籍、录音磁带……。这事是这样的，李常受在香港的青年同工余洁麟于1979年下半年来沪找陈宏宽弟兄，陈不是过去我们聚会的青年弟兄，他是公会里的青年弟兄和孙务信的儿子孙向晖很要好，常在一起参加青年聚会。陈宏宽的母亲郑珍如是上海邮电医院的护士长，和广州林雪斌姊妹是同学。广州先拿到李的书籍，林雪斌姊妹送了一本《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给郑珍如，以后当余洁麟来上海，林雪斌就介绍他去见郑珍如和陈宏宽。陈宏宽介绍余洁麟给我相识，但我并没有领取任何一本他偷运入境的李常受的书籍。那么我是怎么认识陈宏宽和郑珍如呢？那是通过郦理英（张愚之师母）而认识的，因为郦理英和郑珍如都是早年老护士，她俩是认识的。有一天，郦理英知道从广州有一套一百八十几本香港教会书室出的属灵书籍寄放在陈宏宽家，是为温州弟兄们的。后来温州弟兄们差人来上海到陈宏宽家去取时，遗留了一本名《借活星寻得基督》。郦理英阅后，借给王大和看，王大和看后又借给我看，这是解放后我看到的第一本李常受的书。温州来取书的那位弟兄路过抗州，全套书都给杭州弟兄们拦去了。到1979年10月，我和单亦洁等七人去金乡聚会时，看到第二套给温州的书已运到温州，我向黄彰荣借了一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后又向杭州马作盐姊妹借到五本书，就是《包罗万有的塞督》、《吃主》、《主的恢复-吃》、《奥秘的启示》和《活在灵中》。我看了以后，并没有发现有反对我国政权的字句，和煽动推翻我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话，全都是讲解圣经的话而已。那时，从温州、平阳、苍南、萧山等地都有人去广州取圣经和书，广州已成为一个转运站了。当时我们在徐兰英姊妹家的擘饼聚会，有人主张换一个地方，我们就搬到陈宏宽家去擘饼，郑珍如和陈宏宽认为我是聚会处的负责弟兄之一。所以，当1980年春上余洁麟第二次来沪和我联系时，他提出我们上海能否像广州一样成为第二个转运站，将圣经和书运往长江以北的聚会处去。我当场拒绝了，一则我说我不是聚会处的长老之一，二则北方教会，我没有什么人认识，所以就作罢了。以后，单亦洁弟兄和陈宏宽专程去广州拿来一套一百八十几本的书籍，并没有录音磁带。这一百八十几本书是香港教会书室出版和经销的所有书籍。其中有二、三十本有关福音类小册子，大半是过去上海福音书房出版过的，有十几本小传记是江守道弟兄翻译的，其他如造就类、解经类、教会类，有一部分是翻印上海福音书房出版过倪著的书籍如：《属灵人》（上，中，下册）三本、《十二篮》十二本、《神话语的职事》、《主工人的性格》、《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什么是新约》、《读经之路》、《教会祷告的职事》、《基督徒的基本操练》（上，下册）二本、《复活的大能》、《悟性的更新》、《认识神的途经》、《人第一次的罪》、《以弗所一章的一个祷告》、《一篇关于圣灵的谈话》、《见与闻》、《教会的正统》、《歌中之歌》、《圣灵与实际》、《魂的得救》、《初信造就》共三十六本。还有俞成华弟兄翻译奥秘派的书如：《馨香的没药》、《简易祈祷法》、《盖恩夫人的信》、《与神同在》、《圣徒金言》、《由死亡得生命》、《劳伦斯属灵格言》等七本，其他是台湾福音书房出版李著的书籍，计有《创世记生命读经》二本、《出埃及记生命读经》、《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罗马书生命读经》、《以弗所书生命读经》、《腓立比书生命读经》、《歌罗西书生命读经》、《希伯来书生命读经》、《启示录生命读经》十一本、《生命读经示范》、《生命的认识》、《生命的经历》、《灵与生命》、《以西结的异象》、《圣经的核仁》、《一个身体，一位灵，一个新人》、《新约的事奉》、《灵与灵的事奉》、 《新约的执事》、《在事奉上的基本认识》、《吃主》、《主的恢复―吃》、《如何享受神及操练》、《如何享受灵粮》、《活在灵中》、《与主同活》、《奥秘的启示》、《圣经的十条路线》、《借活星寻得基督》、《内住的基督》、《包罗万有的基督》、《灵命追求》、《造就故事》、《福音故事》、《福音题纲》、《长老治会》、《教会的路》、《认识教会》、《工作的再思》（倪著）、《教会的见证与立场》、《教会建造的异象》、《我们的异象―基督与教会》、《正当教会生活的恢复》、《神的建造》（上、下册）、《关于基督的身位》、《国度的操练》、《神建造的论据》、《福音书中的基督》、《圣经要道》、《关于三一神的问题》等四十几本，还有香港教会书室出版的小册子和单张，如《主就是那灵》、《操练敬虔》、《真理号声》、《生命树》、《如何证明有神》、《怎能说没有神》、《猿猴变人的谬论》、《你知道自己得救么？》等八本。
以上这整套一百多本的书，一部分放在陈宏宽弟兄家，一部分由单亦洁寄放在徐兰英姊妹家。陈宏宽和单亦洁去美国后，这些书由我和徐兰英姊妹保管。至于录音磁带的事，有一部分是孙务信给我的，是江守道弟兄的见证和讲道共十盒：「江守道的见证」一盒、「生命与光」二盒、「爱」二盒、「教会与合一」一盒、「约翰恢复的职事」一盒、「金灯台」三盒，有六盒是林三纲弟兄的讲道录音、「诗篇选读」，还有「青年圣歌」、「诗歌合唱」等八盒。至于李常受的讲道录音，最初是陈宏宽弟兄给我六盒「金灯台终极的显出」：「金灯台的意义」、「圣灵带着基督为着教会」、「基督是顶石为着神的建造」、「七盏烧着的火灯为着神的行动」、「神的七眼为着传输」、「烧着的火灯变成涌流的水河」。还有的是从萧山转录来十盒「一个身体，一位灵，一个新人」的讲道录音：「那灵与身体」、「丰满与身体」、「身体实际的显出」、「基督的身体乃是基督的丰满」、「只有一个新人」、「穿上新人的生活」、「全地出现一个新人」、「经历基督联络合式」、「饮于那灵」、「那灵与七灵」。另外从萧山转录来的四盒：「二命接成一命的生命」、「二灵并成一灵的灵」、「三一神进入三部分的人」、「重生，圣别，变化，模成」。我于1981年从北京萧以诺弟兄处转录来的，有十盒张郁岚和张湘泽弟兄讲的「马太生命查经」、四盒「与主同活」：「神荣耀计划与五大举动」、「呼求主耶稣与主同活」、「在爱里与主同活」、「包罗万有之灵全备供应」，这是李讲的。1982年我从杭州徐永明弟兄处转录来八盒「圣经中的主观真理」：「圣经中真理的两面」、「约翰福音中的主观真理」、「约翰福音中关于教会的主观真理」、「神经过泡制成为赐生命的灵」、「凭基督活着而活出基督」、「圣别、变化和模成」、「长大与建造」、「大哉！敬虔的奥秘，神在肉身显出」。十盒「奥秘的启示」，还有从温州弟兄们转录来的二盒「启示录中的教会」、「耶稣基督的见证」、三盒「以弗所书查经」，其他零星的磁带十五盒：「教会的立场与见证」、「教会的立场与预表」、「如何才能蒙保守在主恢复的路上」、「如何吃喝享受主」、「教会是基督的丰满」、「基督的一切都作到基督里」、「事奉在于灵，祷读主话加强灵」、「与史百克分裂的经过」、「耶稣是救主」、「神的奥秘与神的经营——主如何成为那灵」、「包罗万有之灵的生命」、「神的灯光与神的灯」二盒、「神的心愿」二盒，还有六盒朱韬枢弟兄讲的「以弗所书之建造」，二十盒封弟兄讲的「林前读经」。我于1983 年从陈宏宽的哥哥处得到八盒「五大奥秘」。我直接从黄仲山弟兄得到的只有八盒「重温我们的异象」。
关于判决书上说我将「反动书籍，录音磁带，先后向浙江、江苏、山东等省的二十多个市，县散发传播，并在上海组织传阅，播放，转录，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事实上不是我主动去散发的，而是从浙江平阳、苍南、杭州、萧山、嵊县、余姚、上虞、诸暨、宁波、嘉兴、嘉善、平湖、福鼎，以及江苏南京、深圳、山东青岛等地有弟兄姊妹到上海来问我有否圣经，当时单亦洁弟兄从广州拿来一部分他弟弟单亦胜奉献的圣经，我送了一部分给他们；同时他们问我有否属灵书籍，我们一整套一百多本的书是不送的，所送出去的都是一些重复的小册子和福音小本子等。关于录音磁带，外地弟兄来转录去的有杭州徐永明弟兄、嵊县长乐楼上官弟兄和梁何能弟兄、温州王炳微弟兄、青岛路加弟兄等。在上海徐兰英姊妹家擘饼聚会后，放过几次江守道的录音和几次李的录音，以后就不播了。关于生命读经的传阅，只有少数几位弟兄传阅过《创世记生命读经》、《希伯来生命读经》和《启示录生命读经》。个别几位弟兄姊妹也借阅过李的一些书籍，但这是否算是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呢？看过李的书和听过李的录音磁带的人都说其中没有一些反革命宣传煽动，没有反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话。
判决书写道，我「说明浙江省温州市的黄彰荣，杨恩弟，苍南县的林敬宽传递国外敌对势力资助的活动经费和购买翻印反动书籍的工具」。这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所谓传递国外敌对势力资助的活动经费是指单亦洁弟兄借给温州印《荒漠甘泉》和《诗歌》的四千元钱。购买翻印反动书籍的工具是指我陪黄彰荣和林敬宽去文具商店购买过快速油印机、誊印机和中文打字机等。
判决书写道：「1982年上半年，被告人张锡康与贺兆清共谋后，由贺携带国外敌对势力的反动书籍去浙江省上虞县等地进行散发。同年六月贺又去浙江省东阳县参与郑美恩（另案处理）等人策划刻写，印发攻击东阳县人民政府的反动传单，贺还将油印的反动传单带回上海散发，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并与张共同将传单提供给国外敌对势力派来人员携带出境。」这件事是这样：1982年上半年贺兆清弟兄因退休在家和他师母合不来，他听到东阳教会很兴旺，想到那边去「加点油」（即得到圣灵的充满），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前去，就来和我商量，我也不知如何去东阳，但那时在上虞有一位罗恩根弟兄，曾来上海说起他去过慈溪，知道那边常有浙江各地弟兄姊妹去聚会的。我就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写信给罗恩根弟兄，叫他到杭州徐永明弟兄处，我叫贺弟兄也去抗州徐永明弟兄处与罗相遇，后由罗陪他去慈溪，贺去时带了几本书去给罗恩根弟兄。贺弟兄到了慈溪过上了从浙江各地去聚会的弟兄，也遇到了义乌和东阳的弟兄们。贺就和他们一同去义乌和东阳。那时，东阳的弟兄姊妹和当地三自的矛盾非常激烈，当地公安部、民兵不许他们在家里聚会，发生了冲突。后他们聚会的房子被人用雷管、炸药炸了一个大洞，被炸死的是一些兔子，人一个都未伤，房子也没倒塌，放炸药的人后被公安人员抓住关了几天就被放出来了。东阳弟兄们就认为这是公安部门包庇罪犯，在背后指使他炸的。他们写了一封告各地聚会处弟兄姊妹的公开信叫贺帮忙刻印了一下。贺来沪时带了十份来交给我分发，我一看没有分发，只是在聚会里讲了这一件事，以后香港黄仲山来沪时，我和贺弟兄去看他，也给他一份公开信。这件事我们承认错误。第一我们没有清楚了解实在的情况，而光凭东阳弟兄们的反映，认为炸他们会所之事是公安部门指使的，后经承办员说是一邻居因受不住聚会时大声的干扰而干的事。贺弟兄不知真情而帮刻腊纸油印公开信散发，并带十份来上海，我虽没有散发，但在聚会中讲了这件事，更错误的是不应该将这份公开信交给香港教会的黄仲山携带出境，他是那边的服事弟兄，是属国外敌对势力的人，所以这就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判决书写道：「1983年4月，贺兆清再次去浙江省慈溪县，又为张传递国外敌对势力的反动录音磁带，到当地散发。」事情是这样的：1983年初，浙江慈溪戴成章弟兄和师母来沪住我家几天，临行时他塞在我枕头下一包三十元奉献款，事后我发现，他已离开上海了。 4月贺兆清弟兄又要去慈溪，我就录了十盒李常受在美国讲道录音送给戴成章，讲道题目为「圣经中主观的真理」，来代替还他三十元的奉献款。「圣经中主观的真理」是七十年代李在美国安那翰，针对灵恩派攻击他而讲的，其中没有一句是攻击我国政府的话。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认罪、服罪，对我们的判决不提起上诉。
记得我在上海思南路看守所时，自己编了二首诗连曲调。第一首第一节是在看守所里编的，第二、三节是出了看守所以后编的。
第一首：基督如今是灵
（一）基督如今是灵，活我里作生命。主灵、我灵、二灵成一灵。祷读主话，用灵不住呼求主名，喜乐充满了我的心。
（二）召会是主身体，我们是主肢体，互相联络交通在灵里。聚会要在灵里，一切都在灵里，活在灵中是神心意。
（三）基督和召会是一个极大奥秘，神的奥秘向我们开启。基督万有之首充满在召会里，神心满足我们欢喜。
第二首：试炼中的安慰
（一）当我遇见试炼时，祂来安慰我；当我孤单寂寞时，祂来陪伴我。
（副）祂来安慰我，祂来陪伴我，我心快乐我灵歌唱，祂永不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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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上海弟兄姊妹在三自和在家中聚会的情况（一）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422-439页。）

自从1984年2月上海三自组织反李、反「呼喊派」的学习班两个月以后，过去在新闸路徐兰英姊妹家的擘饼聚会停止了，而一些老弟兄如王大和、胡平斋、夏醒尘、马骥和一些老姊妹如李琼明、章云仙等都到三自礼拜堂去聚会了，去参加怀恩堂的擘饼聚会了。有一些老弟兄、老姊妹如杜忠臣、刘树芬、徐兰英等都是年老体弱，行动不方便，就在家中自己祷告、读经也不外出。有一些弟兄像李万禧、郑光濡和过去在新闸路受浸的一些青年弟兄姊妹也都不聚会了。但是在我家中还是保持有一星期一次的全家性的擘饼聚会。
1986年8月，中国基督教第四届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基督教的代表共二百六十六人。大会发表了第二封「告全国主内弟兄姊妹书」，说了六年来三自爱国运动的成就，如印了圣经两百多万本、赞美诗编七十多万本，还有一些宗教书刊、杂志达四百万册，又举办了神学院校九所，在各地建堂四千余所，按立近三百名牧师等。信中最后提到对于海外反华势力的渗透与破坏，仍须有所警惕。大会修改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章程，将原有的「中国基督教的反帝爱国组织」改为「中国基督教的爱国爱教组织」；将「反帝」两字改掉，为要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大会通过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四届委员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二届委员的名单。我们聚会处在全国各地做委员的有北京的阎迦勒、青岛的张天人、北京的孟向召、南京的雷智伯、江西的李天侨、南昌的黄得恩、福州的郑证光和上海的任钟祥。委员名单中没有唐守临，因为他年老体弱退休了，而任钟祥接替了他的位置，并做了常务委员。两会提出了今后应带领全国基督徒努力完成的十二项任务：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通过各种途径为袒国四化建设事业服务。各地可定期召开集会，交流信徒中的先进事迹，发扬他们爱国爱教相结合的先进思想。
2 大力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如动员信徒参加救灾，为伤残人捐献款项等。有条件的地方，可组织信徒举办各种社会服务事业，造福人群。
3 学习并遵守宪法和法律，协助政府贯彻宗教政策，维护教会的合法权益。警惕海外反动势力的渗透，制止国内有人利用基督教进行非法违法运动。
4 发扬基督徒爱主爱人的精神。引导信徒在家庭、邻里、学习及工作场所关心集体，与人和睦相处，互助友爱，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5 深入宣传［三自」，努力使广大信徒了解并支持「三自」原则，使能自觉地以爱国爱教的精神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把「三自」的精神贯彻到教务工作中去。
6 推进教会自治，在继续贯彻信仰彼此尊重的前提下，对建立教会某些制度进行探索。各地可在广泛听取信徒意见的基础上，试订切实可行的规章、条例。
7 坚持自养原则，提高自养水准，培养信徒对教会的责任感。反对向海外伸手或暗示索要。教会经济应有监督制度、量入为出。
8 重视自传研究，鼓励教牧人员对圣经真理认真研究，交流所得的亮光，活跃神学讨论。
9 办好各级神学教育，培养爱国爱教的合格的教牧人员及义工。神学院校要培养青年学生「灵，法，智，体，群」全面发展。继续举办各种形式的义工培训班，提高义工素质。
10 加强出版工作。除继续出版圣经，赞美诗外，应订出规划，从各方面满足教牧与信徒在灵性上与宗教知识上的需要。
11 本着「互不隶属，互不干涉，互相尊重」的精神。发展与港澳地区教会的友好关系。促进台湾海峡两岸基督徒之间的相互了解，为统一祖国进行努力。
12 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为世界和平析祷。开展与国外教会团体及友好人士的平等交往与友好联系。
（王神荫主教代表上届常委会向大会宣读）
从北京开了大会以后，各地代表回到原在地进行传达。福州代表郑证光路过上海，遇见郑光濡弟兄时提到这次在北京开会的情况，他说，全国三自主席丁光训拟了一份改革草案，他想把全国三自礼拜堂合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会。他说：「我们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口号，要落实到办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也要落实到治好、养好、传好。独立自主，不是排外，但反对海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我们要处理好三自和教会的关系。教会不是三自爱国组织的下属单位，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复活之主的居所，是历代圣徒的团契。教会是主体，而三自和基协（基督教协会）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是为教会服务的。三自是中国基督教信徒的爱国爱教团体，基协是爱国爱教的中国信徒的教务组织，……基协离开了三自，基协就容易把信徒带上一条不同三自、不三自的道路，回潮、复旧、分裂都会发生，三自就是名存实亡，事实上是被取消了。如果三自离开基协，三自就脱离了教会、信徒和群众，只是唱一些政治高调，搞一些形式主义，实际上是架空了自己，它的团结而会越来越小。所以这两个团体是左右手的关系，一切工作要在一起做，不能分开，更不能分家。」关于自传的问题，他想把新神学的一套塞进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也说：「中国基督教也可以新一新。」后来许多老牧师加以反对才作罢。为这事，许多老牧师都忧心忡忡，怕有一日要改变我们的信仰。
上海代表回到上海以后，于1986年9月进行一次传达。1987年12月静安区三自召开了一次静安区基督教第二届代表会议和怀恩堂务会议。在候选委员名单上，我们聚会处的信徒有唐守临、任钟祥、周行义、郭本标、唐曙、郑武、汪以存、杨筠等，真正代表上海聚会处而由三自承认的有五位，即唐守临、任钟祥、周行义、郭本标、纪钟毓。
我们回顾从1983年到1988年这六年中，我们上海聚会处弟兄姊妹所经历的一些大事。
1983年反渗透打击所谓「呼喊派」运动，我和贺兆清被收容审查。1984年反渗透打击所谓『呼喊派』运动，上海「三自」由宗教事务局和公安部门领导办了一次学习班，凡过去在新闸路徐兰英姊妹家聚过会的弟兄姊妹和倾向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共四十三人参加学习二个多月。1985年在怀恩堂内的擘饼聚会恢复。1986年上海基督教第五届代表会议召开，修改两会章程、选举两会委员。唐守临退休，任钟祥接替他的职位。任钟祥为大百科全书写了介绍基督徒聚会处的文稿而起了风波。1987年在陈定国弟兄和汤霞芬姊妹家擘饼聚会被迫停止，和上海三自召开静安区基督教第二届代表会议和怀恩堂堂务会议。1988年在三自聚会的弟兄姊妹向有关部门申请归还南阳路145号原聚会处的房产，和在怀恩堂恢复交通聚会、传福音聚会，以及在大和弟兄家的祷读聚会被迫停止。
现在回顾1986年任钟祥为大百科全书写了介绍基督从聚会处的文稿而起的风波。
任钟祥原是何广明的哥哥何广涛在上海东吴二中的同学，是何广涛把他带到教会里来的，南阳路会所盖好以后，他住在弟兄宿舍里。后来他生了肺病，教会送他到上海郊区真茹休养了一年，病愈以后他回到教会里来，住在执事间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因他文笔较好，请他做常务执事，负责文书工作。以后，当时长老何广涛去了汉口珞珈药厂后，缺位由他顶替，作了长老。在1956年初开斗争大会时，他没有站起来控诉，因他知道倪弟兄的事很少，并且当时他自己也被隔离审查。自从肃反运动以后，他当选为上海三自委员、聚会处长老。1958年他和唐守临将南阳路145号房产拱手献给三自，经过上海基督教第一届社会主义学习班后，他留在静安区联合礼拜怀恩堂内工作，历任学习班的小组长。他政治思想进步，文章又好，所以在1980年，他在上海三自组织恢复以后参加了三自领导的史料小组，跟唐编写有关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史料。1982年他写了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史料题纲，并向党生日献礼。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要出版一本有关宗教的百科全书，在基督教一栏下分列过去各宗、各派的情况。有关基督徒聚会处的情况，编辑部通过三自请任钟祥起稿编写。任钟祥担任了这个责任，将文稿写成，一份送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一份送福州三自主席郑证光（原聚会处福州同工）审阅。郑证光阅后很纳闷，因为任钟祥的编写偏重政治，将基督徒聚会处写成一个在政治上反动的组织。以后南昌黄得恩去福州，郑证光将任钟祥写的文稿交给他看，他看后跳了起来，认为这不能登载在大百科全书上，因为这和基督徒聚会处在各地兴起的历史事实不符。黄得恩将这文稿给在南京的弟兄姊妹看了。于1986年5月26日，南京有七位弟兄姊妹联名写给上海前聚会处几位弟兄姊妹们一封信，全文如下：
「上海曾在基督徒聚会处事奉主的唐守临，杜忠臣，周行义，王大和，孙务信，俞崇恩，夏醒尘，郭本标和纪钟毓等主内兄姊们：
最近，我们间接看到了原上海基督徒聚会处长老任钟祥为将要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所写关于基督徒聚会处的文稿，我们认为任长老所写的好些内容既与基督徒聚会处在中国各地兴起的历史事实和实际经历不符，也与大百科全书要介绍中国基督教中各教派的宗旨有违。因为大百科全书的这种介绍是关系到基督徒聚会处的教会性质和其中数十万信徒的见证，更是关系到主在教会中的作为和荣耀。我们一直在南京基督徒聚会处事奉主的人，本着对神，对人所存的无亏良心，有责任指出该稿的错误，提出我们的见证，谨与上海的兄弟姊妹商榷。
历史表明，中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的兴起，不是出于个别人的野心，而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由于一些中国基督徒根据使徒以来历代圣徒，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的弟兄运动中的弟兄们对圣经中有关建立教会和实行教会事奉等真理和教训的认识而开始聚会的。他们通过基督教的书刊报导了这方面的信息，从而使各地许多基督徒（也包括不少教牧人员）先后脱离了原来所属的宗派，现在以地方为范围的教会立场上来聚会事奉神。各地聚会处建立后，通过教会事奉（包括看望，交通，讲道，传福音和文字工作等等）不但使共同事奉的弟兄姊妹得供应，被建立，而且也使许多公会中的弟兄姊妹受帮助，得益处。中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建立以来，信徒人数当不下数十万（现在仅浙江一省就有聚会处信徒十多余万人， ——见「桥」1986年第16期）。她对教会真理的持守和对圣经中其他要道的认识与实行，尽管还需继续追求，但在国内外基督徒中已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任钟祥之所以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参加事奉，并由教会的执事成为教会的长老，不也是和许多弟兄姊妹一样为了要持守教会真理和为了追求他在文稿中所说的「属灵生命之道」吗？难道他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吗？虽然该稿的前段比较客观，但其中有些提法，则是明显地歪曲史实和有意污蔑，而在后面却用大量篇幅论述个别人的政治问题。他这样写的用心，无非是要把中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的建立和她的宗教活动，都归结为是出于个别人的政治目的和政治需要，从而否定她的教会性质。
在已过的岁月中，中国各地的基督徒聚会处也和其他基督教组织一样，其中有人（包括某些负责人）因犯了错误，或是犯了触犯刑律的罪行而受到政府的惩处，但这并不影响基督徒聚会处是教会的性质。中国各地的基督徒聚会处是教会，这本来早有定论。就是在1980年3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资料组编印的《我国主要宗教知识简介》一书关于基督教部分的文中，也清楚地说明了基督徒聚会处是属于有形的教会的，有别于基督教中三种基本制度的一种独立自主制的地方教会。
我们认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编印的这本《简介》中有关对教会和基督徒聚会处的介绍是客观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书中没有把基督徒聚会处与反革命联系起来，也没有把基督徒聚会处与其中出现过的反革命分子联系起来。因为政府始终把教会与教会中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严格加以区分。记得是1957年初，在上海曾有几天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的同工聚会。会上中央首长讲话时强调指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是他们个人的事，这并不影响基督徒聚会处是教会的性质。而且要求到会的同工把今后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办得更好。当时南京基督徒聚会处的信徒们听到了关于同工聚会情况的传达，对政府首长的讲话很受激励；即于当年春时请上海的唐守临长老来带领了几天聚会，以坚定弟兄姊妹建立好教会（南京基督徒聚会处）的信心。南京基督徒聚会处的信徒从不怀疑聚会处是神的教会，因为政府有关领导曾一再向我们说明：政府从来没有说基督徒聚会处是反革命组织。至于在群众运动中个别教会要「提高」批判，把聚会处说成是反革命组织，但他们并不能代表政府，我们想上海的广大弟兄姊妹也晓得这个政策的。作为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任钟祥长老曾是1957年同工聚会的参加者，对此该是更清楚的。然而时至今日，他在给大百科全书的供稿中，却硬把基督徒聚会处与反革命联系起来，把教会的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混为一谈，这实在使我们惊诧。
介绍基督徒聚会处当然可以写发起人的情况。据我们所知，当初的发起人不仅是倪柝声一人，还有王载，陆忠信……七、八个人，有的人现在还活着。至于这些发起人后来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活动，他们与国外基督教机构或个人的接触以及彼此的关系则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并不代表中国各地的基督徒聚会处。就南京的基督徒聚会处说，我们从来也没有和国外的基督教机构建立从属关系或接受他们的钱财。对于倪柝声问题，政府早已对他作出处理。他对各地聚会处的影响，通过肃反后的学习，广大信徒也都有所认识。这正如在中国其他教派中有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那样，信徒们通过揭发批判已经与之划清了界限。因此在介绍各个教派时不需要把这些人的个人问题罗列进去；因他们的问题不论多么严重，也仅仅是个人问题，不能代表教会。
按照我们的认识，大百科全书所需要介绍的教会资料，也仅是各教派的一般历史和特点。而该稿却写了那么多与此要求无关又与实际不符合的东西，看来不是出于无知。例如对「小群」名称的由来，各地基督徒聚会处的信徒多知道这个名称是别人这样称呼我们的，而该稿却说是聚会处自称为「小群聚会」。事实上：「小群」不过是聚会处起初所用诗歌的名字，而不是教会的名称。最早各地聚会处多用「奉主名聚会」，从不自称「小群」聚会，相反地由于反对使用地方名称以外的任何名称，聚会处的诗歌也早就不用「小群」的名字了，以免别人误会。又如，各地聚会处多遵守姊妹在聚会中蒙头的经训，该稿却说这是「表示顺服神权」。圣经上教导说：「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该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林前十一3-10）。这段经文说明教会中的弟兄姊妹都应顺服神和基督的权柄。姊妹用蒙头作记号能是表明教会（包括所有的弟兄姊妹）要遵行神的命令，顺服基督的权柄，因为按照圣经，女人是预表教会的。「顺服神的权柄」与「顺服神权」虽只差一、二个字，但含义完全不同。「夫权」、「族权」和「神权」乃是旧社会的封建特权，是压迫中国妇女的封建宗法制度，为今天政府所禁止的。该稿简单地用「顺服神权」来解释姊妹蒙头的意义，显然是污蔑了蒙头真理，把基督徒聚会处广大信徒因爱主所持守的圣经信仰歪曲为被禁止的封建残余。
基督徒聚会处长期以来所作的诚实见证，所传神的救恩和所出版的宗教书刊，都是出于主爱的激励而绝不是出于任何不纯的动机，直到今日这仍为基督教中多数信徒所公认，而该稿突出个别人的政治问题，实际上把聚会处为神所传的福音和为信徒（包括公会中的信徒）所出版的宗教书刊都说成为要达到「消灭革命」的目的。这不过表明任钟祥长老不但不顾历史事实，也不顾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广大信徒的宗教感情，蓄意把基督徒聚会处的信仰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要从根本上否定聚会的教会见证。
我们南京基督徒聚会处的信徒所以站在南京教会的地位上学习事奉神是出于信仰原因：我们相信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也是和我们一样。至于任长老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他怎样看待有广大信徒的基督徒聚会处是他自己的自由，但他要用自己的错误看法来代表全国各地的基督徒聚会处，并且以此作为定性文字供给大百科全书刊载，则是我们的良心，也是所有各地聚会处广大信徒的良心所通不过的。因为这有关教会的见证，有关神的荣耀。我们想凡是敬畏神的弟兄姊妹一定也会有此同感。我们除了将向大百科全书编辑部提出我们对该稿的意见外，特函请你们和任钟祥长老有来往的弟兄姊妹劝阻他不要一意孤行，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何等盼望任长老能为主说真实话。如果他仍不受劝阻，我们相信在忠心，爱主，事奉主的兄姊们中，总会有人被主兴起为祂的教会作真实的见证。历史事实是改变不了的，神的作为也是不能被否定的。我们若是闭口不言，怎能对得起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和被祂救赎的亲爱的众弟兄姊妹呢？愿荣耀归于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直到永远，阿们！
在南京基督徒聚会处一起学习事奉主的你们的肢体：
马宗府，王育民，夏季文，胡衷明，王干一，唐明通，李损芳
86.5.26 于南京
南京基督徒聚会处七位负责弟兄姊妹写信给上海的九位弟兄姊妹以后，上海这九位弟兄姊妹没有一同来研究这个问题。因为这九位有三条心，不能来在一起商讨教会问题。事实上，在外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已不复存在。唐守临、周行义、郭本标、纪钟毓四个人是加入三自的，他们连同任钟祥五人是在三自里代表过去基督徒聚会处的。他们认为基督徒聚会处也是一个宗派，因倪柝声犯罪而被神审判并拆毁了的，他们不愿重新再建立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他们认为基督徒聚会处已并入怀恩堂参加静安区「联合礼拜」，其他各宗各派都已结束。基督徒聚会处也结束了，不像南京基督徒聚会处的负责弟兄们所认为他们在南京还是活在教会合一的立场上，认为三自不是教会，各宗各派也不是教会，他们是代表在南京的教会的。俞崇恩（现已去美作自由传道）和孙务信（现已在澳大利亚）是绝对反三自的。在对教会的看法上，他们是跟国外过去倪的同工江守道的，他们认为地方教会还未出现。在反所谓「呼喊派」时，孙和唐守临通气，在表面上似乎是拥护三自的，实际上他们是为反李常受而和唐站在一起的。杜忠臣是过去上海基督徒聚会处最老的长老，肃反后隐居，现在年已老迈体弱。夏醒尘是过去的同工，上过鼓岭山，是南京基督徒聚会处夏季文的哥哥，王大和是爱主的一位弟兄。过去他们三个，杜、夏、王都在新闸路徐兰英姊妹家擘饼，聚会是属于所谓「呼喊派」的， 1984年参加学习班后，夏、王经常去怀恩堂聚会，他们还是向往过去的基督徒聚会处。当然，以往过去的基督徒聚会处的弟兄中，一面反三自，一面又反李常受的，还有前聚会处长老宣常铭、王宪邦弟兄，执事顾孝颐、李铭亮、邵圣清、荆绍仁、裴恩荣等。他们另外分开擘饼、交通、聚会，去外地活动，特别是萧山、江西戈阳等地。
这一封由七位南京弟兄姊妹联名写的公开信，引起了在上海弟兄姊妹们的重视，认为这封信写得好，弟兄们个别交通，都认为任钟祥太左倾，不像弟兄，像机关干部，有时比干部还「干」，所以不能让他写有关基督徒聚会处性质的文稿并在大百科全书里登出来。因为基督徒聚会处遍及全世界，各地都有。何况今天我国采用「一国两制」，在香港、台湾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还属我国的版图。这一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全世界的人都会看到，当然在国外的基督徒聚会处的信徒也会看到。这样歪曲历史事实来介绍基督徒聚会处所造成的后果，只不过是让人们误会政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破坏统战的工作。
任钟祥后来知道了这封由七位南京弟兄姊妹写来的信，大发雷霆，认为有人没经过他同意，暗中将文稿从大百科全书的编辑部取出是非法的。但实际上不是这回事，后由周行义等劝告，由周行义将任钟祥的文稿修改了，仍用任钟祥的名义寄往《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类》一书出版了，他们将已修改的文稿在基督徒聚会处的标题下登了出来。任钟祥的原稿虽然进行了一些修改，但还是把一些创办人和发起人的政治问题和个人问题罗列进去。有一些地方写得不够真实，带着政治有色眼睛看教会是看不清楚的。
基督徒聚会处不是教会的名称，教会不应该有名称，基督徒聚会处是在一地一些信徒聚会的场所。上海南阳路基督徒聚会处是在上海南阳路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名称。在上海还有乌鲁木齐路基督徒聚会处、常熟路基督徒聚会处等，他们也称基督徒聚会处，但他们的负责弟兄和倪柝声无关。乌鲁木齐路基督徒聚会处的负责弟兄是杨绍唐，常熟路基督徒聚会处的负责人是钱潭云。光是上海就有几个基督徒聚会处，何况外地的基督徒聚会处呢？基督徒聚会处没有全国总会，也没有全国总领导人。领导我们的是基督自己。各地同工不过是奉差遣的人去传递信息而己。「教派」两字意思是宗教派别。我们既然认为基督徒聚会处是教会，就不当承认是基督教教派之一。这不过是为应付政治上的需要而已。其实教会不是一所房子、一个基督教团体、一个宗教组织，她是个属灵的有机体在地上的显出。她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新妇。正如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在宗教知识简介中所写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另一方面，整个教会又是『基督的新妇』……『有形的教会』并非毫无缺点，也可能犯错误，其成员也不能保证全都纯洁。」不信的人尚且这样认为，作为多年读圣经的过去聚会处的长老，难道还比宗教事务局的干部更糊涂吗？把基督徒聚会处创办人的个人政治问题和个人问题写进大百科全书来介绍基督徒聚会处的过去历史和信仰特点，是否表示积极讨好政府呢？
任钟祥在基督徒聚会处简介一开头说：「聚会处是1922年由倪柝声在福州创立。早期曾称按（圣经路加福音）记载取名小群聚会，后改用『某地奉主名聚会』或『某地教会』等名称」。这和事实不符。1951年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同工、长老参加三自学习班时为阐明我们聚会处的性质和名称，任钟祥特将〈往事的述说〉、〈关于上海工作的几句话〉和〈致伦敦罗区福街聚会信〉三个参考资料复印成一本《有关上海教会历史的三个参考资料》。在首页几句说明中，任钟祥还特加说明：「对于上海教会的初期历史，现在多数的弟兄姊妹都不大清楚。所以我们特地向几位弟兄姊妹借了一些旧书报，摘录了三篇有关我们教会历史的资料，今特搜集复印，以供弟兄姊妹们参考——任钟祥。」倪柝声在1932年一个主日擘饼聚会中讲了一篇＜往事的述说＞，他说：「我们与许多弟兄姊妹之所以脱离宗派，就是因宗派是一个罪恶。我们除了归于基督的名下之外，实在没有任何的名称。有人称我们为『小群』，这是不知道我们的人的说法。『小群』两字，是我们一本暂编诗歌的名称。因1927年，我们感觉到诗歌的需要，就先预备了二十首关于赞美一类的诗。此后或选择或著作，又陆续加了一百六十四首。我们盼望预备到三百首才正式出版。实在『小群』二字，全新约只说过一次，就是见于路加十二章三十二节。主在那次用这二字，是指全教会说的。按主来看，全教会在地上不过是一小群。这一小群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真相信主、真得了救的基督人。主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也明说祂的羊只有一群，这一小群归于一个牧人。所以《小群诗歌》意即教会聚会时所用的诗歌，此外并没有别的意思了。外人不察，以小群称呼我们，大约就是因这本诗歌的名称而有所误会了。」又说：「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人说我们『小群』，就把自己夺了去跟从这名称，就也自以为是『小群』了。我们总要在言语上、态度上注意，不要叫人说我们是『小群』。如果我们自己承认是『小群』，就不怪人称呼我们『小群』了。」以上这两段话，说明「小群」二字是在1927年聚会处出版《小群诗歌》后，人才称呼我们的。倪柝声首先否认聚会处是「小群聚会」，任钟祥并不是不清楚的，为何在「基督徒聚会处」简介中还说「早期曾称按《圣经路加福音》记载取名小群聚会，后改用『某地奉主名聚会』或『某地教会』等名称。」
第二点就是关于本地聚会处和教会同工的工作关系。任钟祥说：「1928年以后，实际以上海聚会处为全国性工作中心。」这样说法也不对。倪柝声从1927年在上海定居后，他住屋的楼下借给上海弟兄姊妹为聚会之用，1928年以后，每年一次特会，是倪借上海聚会处的会所讲道的。福音书房属工作的一部分，在对屋18号，由倪另租屋开设，其经济、出版书籍、编辑书籍、人事管理都和上海聚会处无关，是独立的，不属于上海聚会处长老管治之下，这点任钟祥也清楚。
第三点关于聚会处特点问题。任钟祥说：「该教派主要特点有七点。」我们不承认我们是教派之一，所谓特点就是要从传统的基督教规条、仪式、制度脱离出来，回到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中去。
第四点关于同工和地方教会的关系——同工是不属于某一地方教会，如果同工长住一地，可以在本地教会兼任长老的职分。本地的长老如果有犯罪的行为，由两、三个见证人可以收控告长老的呈子（提前五19）。
任钟祥说：「1931-1934倪柝声曾与外国『闭关弟兄会』建立关系，接受其经济捐助，接纳其代表巴露等八人到上海聚会处传教。1934年又与伦敦『基督徒交通中心』负责人史百克建立关系。1939年倪柝声赴英访问史百克，并接受巨额资助。1940年史百克派遣原内地会传教士巴若兰多人到上海聚会处帮助培训同工」，这一段话与事实不符。1931年至1934年，英国「闭关弟兄会」八人来沪访问倪柝声和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他们要求擘饼，聚会处也接纳他们擘饼，在聚会处讲道的还是倪柝声。倪请过豪斯（House）讲过几次道，由我父亲和俞成华做翻译。他们送给倪柝声个人一些奉献款和去回访他们的路费等。因为当时倪看了「闭关弟兄会」达秘弟兄许多书，同意他脱离宗派擘饼、互称弟兄姊妹等一些真理，也翻译了他们中间一些擘饼聚会唱的赞美诗，加到我们的诗歌本里来。这是主内弟兄友好往来的关系，而没有所谓「建立关系」，没有像跟差会和公会的关系一样，与他们有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关系。1935年7月，代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三位同工、三位长老联名致英国伦敦罗区福街聚会的一封公开信，就是一个证明。在1933和1938年，倪柝声两次赴英访问史百克，是为了和他交通关于圣经真理和教会真理的问题，后又去西欧几个国家访问。在地方教会的真理上，史百克不能接受倪的看法，将《工作再思》英文版全部退回上海。不错，他去欧洲是得了一笔奉献款，这是他们给他个人的，不是给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所以他可以自由处理，将钱买了西药原料运到上海来开生化药厂。倪和史没有建立组织和经济上的关系，至于巴若兰过去是在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和倪在青岛相识，以后她脱离内地会，到我们中间来做女同工。她也去过英国史百克处，但史百克没有派遣她到上海聚会处培训同工，她和另外几位从公会转过来的女西国教士住在陕西南路培福里，专做祷告的工作，从没上过台讲过道。汪佩真曾和她们住在一起，有时请几位年青姊妹去交通，女同工除汪佩真外，都没和她们往来，更谈不到由她们来培训同工了。
所以，如果从政治上着眼，过去聚会处一些传福音、为新会所奉献和一些事奉，便都带政治色彩了，目的便都是为要以「福音消灭革命」。那么倪柝声早年和西国弟兄姊妹的关系，也就是和帝国主义发生关系，聚会处在他的领导下也和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了。这是不正确的逻辑。
《为真道竭力争辩》和《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两本书后不久，收到从日本几十位弟兄姊妹写给他的信，说他是犹大要出版后，并不能诱使弟兄姊妹靠近三自。相反的，大家都认为唐、任利用政治出卖了聚会处。有的人翻了几页，一看全是一些政治批判老调，也就不要看了。书中全是消极方面批判的话，没有积极方面将真道摆出来，更没有造就信徒的话，读了里面发死发沉。唐守临在出版这两本书后不久，收到从日本几十位弟兄姊妹写给他的信，说他是犹大要悔改。1988 年下半年，为南阳路新会所产权事要求政府落实政策归还的事，在唐守临家一星期有二次祷告会，他和他师母邀请我去将南阳路会所购买盖造事的经过向弟兄姊妹述说一遍。我写了一篇报导，并作了一次讲道。唐又个别问我关于倪柝声在劳改场病死的经过情况。我根据所知道的一一如实告诉了他。以后，他对弟兄姊妹说他表示悔改，过去都是跟了任钟祥走。
1988年底，虹口区景会堂的姚民权（修改两会章程起草人）受《中国名人辞典》编辑部的委托，写基督教界名人传记。其中倪柝声也被列入名人中。在编写有关倪柝声一生详细的情况，他们需要物色一位熟知他情况的人，于是他去见唐守临，请唐提供资料，唐介绍他来找我，我和他谈了关于倪的情况，他写了草稿，寄我修改后，将稿纸寄往《中国名人辞典编辑部》。原稿如下：
「（倪柝声）（1903-1972）字儆夫，又名述祖、闲鹤，福州人，基督徒聚会处创始人。生于一基督教家庭，1927年毕业于当地基督教办的三一学校。此时决心脱离一切宗派而另在家庭中聚会、传教并自编〈复兴报〉和〈基督徒报〉等，宣传其信仰观点。各地接受这种信仰观点者自称其聚会为『奉主名的聚会』，后称基督徒聚会处或地方教会，也有人称之为小群。它是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基督教团体之一。1926年倪去南京参加基督教〈灵光报〉工作。 1927年来上海哈同路创立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及福音书房。1931年英国『闭关弟兄会』（宗派名）派人来华参与聚会处的宗教活动，1933年倪去英国回访。1938年底再次去欧洲，参与伦敦『基督徒交通中心』（宗派名）的宗教生活，并接受其工作上的帮助。1948年召开全国聚会处会议于上海，还在福州鼓岭购置房地产以便培训工作人员。训练班结束后分派人员去台湾及大陆内地扩展聚会处工作。另外，抗日战争期间倪开始从事工商业，1940年先后开办中国生物化学制药厂，翠华化工厂等于上海，1942年后退出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去四川开设重庆生化药厂，因制造军用药品有功而获国民党政府少将军衔。1952年4月因盗窃国家资财及破坏土改等罪被依法逮补并判处徒刑。1967年刑满获释后定居于上海青浦县。1972年在安徽因心脏病去世。」
回头再来说我们在上海的聚会情形。1987年，在陈定国弟兄和汤霞芬姊妹家的擘饼聚会被迫停止。汤霞芬姊妹过去是浙江慈溪戴成章老弟兄处聚会的姊妹，以后她顶替她父亲到上海杨树浦某副食品仓库工作，经人介绍曾到新闸路的徐兰英姊妹家聚过会。1984年，汤霞芬姊妹也参加了学习班，以后她就到附近「家庭聚会」去听道、聚会，但都得不到生命上的供应和满足。1986年，她和小陈弟兄结婚，请徐寒光证婚讲道，新房设在杭州路小陈弟兄的家里。周永令弟兄离她家很近，所以常常去看望他俩。小陈弟兄因为是在「家庭聚会」听道，且是初信者，连祷告都不会。有一天，汤霞芬姊妹和小陈弟兄来看我，盼望我在属灵方面帮助他们。以后每星期一次，我和他们在我家有一点属灵上的交通和读经，后来就改在他们家里，先是读经聚会，后改为擘饼聚会，住在杨浦区的周弟兄、罗老弟兄和他们介绍来的王宝珍姊妹等七、八个人一起擘饼，满有主的同在。1987年春节期间，周弟兄和王宝珍姊妹等三人去慈溪、余姚乡下聚会，这事给余姚的公安部门得悉便和上海公安部门联系。公安局同志就来找我谈话，并点出要我们停止汤霞芬家的聚会：这样，我们便将聚会停了下来。
这段时期内，另一大事是在1987年12月，静安区基督教第二届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怀恩堂堂务委员会召开大会，选举委员、修改两委会章程、作两委会工作报告。在怀恩堂堂务委员会章程上写了本会是静安区基督教联合礼拜堂的教务组织，和静安区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简称两会）分工合作。最高机构是上海市静安区基督教代表会议。三自爱国会称为基督徒的爱国爱教组织，团结全区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三自原则，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而堂务委员会办好堂务，主张在信仰上互相尊重，通过联合礼拜走向教会合一的道路。在候选人名单中我们过去聚会处的人有任钟祥、唐守临、汪以存、周行义、郑武、郭本标、唐曙七个人，任钟祥当选为两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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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上海弟兄姊妹在三自和在家里聚会的情况（二）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440-479页。）

以下说一点1988年在怀恩堂聚会的前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向有关部门申请要求归还南阳路145号原基督徒聚会处的房子和产权事的经过情况。
自从1985年在怀恩堂恢复擘饼聚会以后，弟兄姊妹去参加的人数不多，有的人认为这是怀恩堂圣餐的一部分。「圣餐」不等于「主的晚餐」。「圣餐」是从天主教「做弥撒」演变而来的。这和我们的擘饼聚会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按照主的教训在七日的第一日擘饼记念主。我们是在家里擘饼，而不在礼拜堂里，正如使徒时代在家中擘饼（徒二46）而不是在殿里擘饼。我们是按照主和使徒的教训和命令来擘饼记念主。
十九世纪弟兄会的弟兄们首先看见这个真理，从宗派的领圣餐礼拜中走出来到家里聚会擘饼。在中国第一个从宗派的领圣餐中走出来在家里聚会擘饼的是倪柝声弟兄。在1922年的一天，他和王载、王载师母三个人第一次在王载家里聚会擘饼（见登载在〈基督徒报〉的<往事的述说> ）。这是主的恢复。不脱离宗派就不可能有擘饼聚会；不可能在宗派里有擘饼聚会，如有也不过是变相的领圣餐而已，光有形式而没有擘饼的实际。现在外面形式上的宗派没有了，但还继承过去宗派里许多的传统、仪节、陈规和人的教训。虽然没有宗派的形式，却满了宗派的内容。
所以，在怀恩堂恢复擘饼聚会以后，唐守临师母沈诗华去参加了一次就不去了。她说这是怎样的擘饼聚会？是不伦不类的。唐守临是个很怕太太的人，他的女儿唐曙过去在青年姊妹中间也很爱主，后来加入了三自，作三自委员，她是一个先进医务工作者，她的丈夫在国外进修，她在新华医院小儿科，搞了一些冷冻技术发明，叫唐守临翻成英文出一本书。因着这个缘故，她就能到国外去，进修一段时间。她在国外时遇见母亲的妹妹，她母亲是沈诗华，母亲的妹妹是沈诗葵。她早年到台湾去，在主恢复中李弟兄那里聚会，非常爱主，几个孩子在教会中也很爱主。那时候沈诗葵在俄亥俄州，唐曙跑到她那里去，沈诗葵就在唐曙身上作了许多的工作。唐曙那时有点初步的转变过来。但是她的胆子很小，因为知道国内反对李弟兄，但是她知道沈诗葵是对的，沈诗葵也给她看了许多李弟兄的书，所以她回来时带了一本《罗马书生命读经》，其它的书也不敢多带，怕被检查出来。她回来以后跟她父亲说：「你过去写的那本书害了许多的弟兄姊妹，无辜的被关在里面，你在神面前犯了最大的罪。」她的母亲沈诗华也反对唐守临写那本书，在唐守临身上作了许多的思想工作。
弟兄姊妹看了任钟祥在〈天风〉1986年第十一期一篇在中国基督教第九届代表大会中的发言（见上文）以后，许多弟兄姊妹都不去参加擘饼聚会了。在没有看到这篇发言以前，有许多弟兄姊妹都不愿意在每月第一个主日到怀恩堂大礼拜堂一同领圣餐，这不是和公会里的弟兄姊妹不团结，不跟他们在一起交通和一同记念主。因为交通和记念主都要在圣灵里。大家坐着一言不发领圣餐，怎能说在圣灵里彼此有交通呢？彼此一同记念主呢？他们有的人就不去做礼拜，有个别的人在家里擘饼，以后在唐守临家里每月第一个主日开始也有擘饼聚会了，人数有几十个人。这是1988年下半年的事。在这以前有时在胡平斋弟兄家，后来被三自发现了就自动停止了，唐也不敢在他家擘饼了。
为此任钟祥在〈上海弟兄姊妹恢复擘饼聚会的情况和体会〉这一篇发言中说：「近年来，有些地方，有些信徒中间出现一种倾向，想离开三自爱国的团结和联合，借口保持某种信仰特点而企图分裂，甚至提出要恢复宗派。上海怀恩堂的擘饼聚会，也曾受到这种离心倾向的一些影响。曾有消息传来，劝我们离开怀恩堂，分出去独立举行擘饼聚会；还有弟兄问我们，对『根据自己信仰特点有自己的聚会』有什么看法？上海也有少数弟兄姊妹因此产生了是否可以要求三自另外给我们地方举行擘饼聚会等等想法。当时，我们受到的压力可真不小。我和唐守临弟兄一起把这些问题带到神面前去求神的旨意。神给我们的认识是这样：过去神在基督徒聚会处已经进行过严厉的审判，神所已经拆毁的，我们不能再恢复，我们不能再违背主的心意走老路。……原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已经在1958年参加联合礼拜时完全结束了，现在不应当再脱离在怀恩堂的联合礼拜，分裂到外面去独立举行擘饼聚会了。」
由于外面政治的压力，弟兄姊妹虽在怀恩堂擘饼，但聚会死气沉沉。老是这几位弟兄们如王大和、夏醒尘、周行义、胡平斋等开口祷告、提诗，其余近百人都很少有人站起来祷告、赞美。任钟祥和唐守临坐镇聚会中监督，看有些外地来的弟兄姊妹祷告太响，或祷告内容不合适就加以拦阻。这样有的人聚了一、二次也不来了。像从浙江蜀山来的一位姊妹和从台北来的陈综弟兄等都不到怀恩堂去擘饼了，而在自己家里擘饼。
擘饼聚会死气沉沉，不像任钟祥所说的明显有神的同在。因此弟兄姊妹感觉要多为擘饼聚会祷告，最好能在擘饼聚会后，许可他们接下去有祷告聚会和交通聚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在怀恩堂小房间是有这样聚会的。弟兄姊妹向任钟祥提出，任反对：他们又向三自提出，经过数月的交涉，最后由三自负责人代表尹襄正式回答他们，只可在怀恩堂有擘饼聚会，不许可再有其他聚会。又如在真茹、桃浦有一班人受了浸，他们要求三自许可在桃浦设一擘饼桌子，但三自也不许可，只许他们到怀恩堂来擘饼。他们提出路远，这么远来擘饼交通不方便。
三自最后决定说桃浦属普陀区，由普陀区普安堂的牧师一个月一次去桃浦主领圣餐是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觉在怀恩堂聚会不自由。正在那时有一个消息说乌鲁木齐路的聚会处（前杨绍唐的）房子要还给他们或还给灵粮堂的信徒，跟乌鲁木齐路的信徒聚会。但始终没有提起过归还南阳路145号的房子。
在此同时，有一位过去在南阳路145号基督徒聚会处聚过会的姊妹，她名叫展明华，她是上海制药六厂厂校校长、上海人大代表，又是先进工作者，她在聚会处肃反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姊妹，常去见周静梅老姊妹，和罗淑贤姊妹也很熟。她听说乌鲁木齐路聚会处的房子要归还，就想到南阳路聚会处的房子。她想：「这房子都是弟兄姊妹奉献的钱买下来，大会所也是弟兄姊妹奉献的钱盖起来的，为什么不还我们呢？」她去见任钟祥，任不同意她这种要求，认为我们南阳路的房子已捐献给国家了，聚会处已结束了，为何再要这个房子。展明华认为南阳路145号聚会处的房地产是多少聚会处信徒毕生的积蓄献上而购置盖造的，并无帝国主义的钱，唐守临、任钟祥没有开过信徒大会而拱手将房产献给国家。国务院既然有明文可以归还教会的房产，为什么作为聚会处的长老，不要求收回呢？她无奈就去见上海宗教事务局的负责人，接见她的何永年同志，是专管宗教界房地产工作的。展说明来意。何永年同志说：「你是基督教中第一个人来要求归还房产的，佛教界已有人来要求归还过。教会的房地产是要归还的。这像一张纸已放在我口袋里，但你们没有人来向我取，我归还给谁呢？」展明华姊妹说她去怀恩堂见过任钟祥，任反对要回南阳路的房子。何永年说，这是不对的，原则上政府是应该将教会的房地产归还给教会的。他就和展一同去怀恩堂见任钟祥说明教会的房地产如何该按政策归还，任无言可答，但心里还是不盼望南阳路的房子归还，因为他反对再恢复过去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唐守临当时也跟任走，反对要回南阳路的房子。
展明华姊妹得到上海宗教事务局的支持，不管任的反对，信心百倍，一定要收回南阳路的房子，她就和原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同工周行义交通这个问题。周行义支持展的提议，因为他有同样想法，乌鲁木齐路的房产可还，为什么南阳路的房产不能还呢？任钟祥不能代表过去基督徒聚会处一些信徒的意见，是他和唐拱手将南阳路的房地产送走的。现在政府为要落实教会房地产的政策，向政府申请要还，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周行义和唐守临谈这问题，要弄通唐的思想。唐的女儿唐曙完全支持展明华、周行义的意见，因为她感到在怀恩堂不能有交通聚会和祷告聚会，太受限制了；哪怕只是还南阳路145号的一间房间给弟兄姊妹聚会，这也是好的。
那时周行义又去找夏醒尘弟兄。夏弟兄的弟弟夏季文是南京基督徒聚会处负责弟兄之一。他们那边的聚会和上海完全不一样。他们虽也加入三自，但他们还是能够在家里聚会，一个星期有数次聚会，主日上午有讲道聚会，马宗府、胡衷明弟兄轮流讲，下午或晚上有擘饼聚会，其他还有交通聚会、祷告聚会等。在南京的三自尊重他们信仰的特点，不去干涉他们。过去辖制他们的，不是三自而是原南京聚会处的同工长老雷智伯。雷智伯像任钟祥一样不得南京聚会处弟兄姊妹的心，已离去了。夏醒尘一听到弟兄姊妹要申请归还南阳路的房子，他积极参加，因为他听说南京过去李玛利姊妹奉献给教会的房子也快要归还了。因为他正在考虑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能否像南京聚会处一样，在政治上受三自的领导，在信仰上受神的领导。夏就邀周到南京聚会处去访问。周为他师母张明珍的骨灰盒安葬在南京时是经常去南京的，因为他的内弟张明勋住在南京。周看到南京聚会处弟兄姊妹们聚会的情况和上海完全不一样。他认为问题不是在于政府，也不是出于三自，问题是在聚会处长老们的身上。周、夏和史恩湛弟兄交通了这个问题，史也积极支持，就是王大和弟兄不赞成。他的理由是：这是否神的旨意？这是神起的头，还是人起的头？要回这个房子是否要恢复过去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这就意味着要脱离三自，三自会同意吗？如果在三自控制下，要回房子有何用等等。
从南京回来以后，周行义和夏醒尘去见唐守临，将南京的情况和他交谈，并支持展明华的提议。唐知道乌鲁木齐路聚会处的房子要归还的事，但他不愿要回南阳路聚会处的房子，他已退休，不愿再插手教会的事。但他的师母沈诗华和他的女儿三自委员唐曙，竭力反对任钟祥，支持展明华。为要求在怀恩堂擘饼聚会后有些祷告和交通都受到怀恩堂的阻挠，不予批准，唐曙当时也为这事感到很气愤。她认为任钟祥现在已经做了怀恩堂的长老，当然为怀恩堂讲话，心目中不会有聚会处的弟兄姊妹。沈诗华劝唐不要再跟任钟祥了，跟了任钟祥吃了许多苦。这样唐表示跟任钟祥是跟错了，公开悔过，并一个星期有二次在他家为南阳路房子的事祷告。来参加聚会的有二十余人，其中有一个是颜鸿斌弟兄，他也是个积极支持者，他是新华医院卫校校长，也是一个先进工作者。他过去是上海聚会处一个青年弟兄，二医毕业后，分派到北京积小潭医院做大夫，他和洪慰弟兄在北京聚会处是青年弟兄们中的带头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洪慰被打成反革命，称他俩是颜洪反革命集团。结果，他被派到北京郊区一个小医院当大夫。他的师母毛湘娣一直住在上海，在上海工作，「四人帮」粉碎以后不久，他的问题也纯洁了，他也被平反了。他要求调回上海，后蒙批准来上海，进到新华医院卫校当了校长。其他参加唐守临家祷告的有郭本标、路征先、夏醒尘、张君翠、林柔、周无我、杨筠、沈诗华、胡平斋、史恩湛、周行义、唐曙和展明华等。
展明华擅于外交，能说会道，并且在政协方面、区政府方面都认识人。她在业余时间到处活动。她为要求归还南阳路聚会处的事去见了静安区区长。区长问了她一系列问题她都答不出来，因为在上海解放前她还很小，还未得救，如南阳路聚会处房子在什么时候买下来的，大会所是什么时候盖的，当时是谁经手的，面积有多大，有否地契，以后为什么送给政府等等。展把这一系列问题带到祷告聚会中来和大家说了。比较老一些的弟兄如唐守临、周行义，姊妹如路征先等都不清楚。这事任钟祥比较清楚，但是他们不准备去问他，因为他不赞成要回这房子，所以唐守临和沈诗华、周行义请胡平斋和史恩湛来找我，要我写一份材料有关南阳路145号会所的购置盖造的经过情况。我根据我所知道的和任钟祥过去写过的材料，编写了一份资料，提供给他们作参考。以后，唐和沈诗华邀请我去参加过每月第一个主日下午在他家的擘饼聚会，接下去将南阳路145号会所的购置和盖造的经过情况当众介绍了一番。我们就对弟兄姊妹讲了盖新会所的经过并提到奉献会所的钱和交出来的钱全部用在新会所上还不够，倪柝声为新会所拿出五十条大条黄金，不像有人说交出来的钱一半给倪挥霍掉了，一半被李常受带到台湾去了。我听过李的录音，他说当时「工作只给他九百元钱去台湾的」。据我所知，李所带去的是在马路上游行传福音所用的白布、福音背心、福音小旗子、大小铜鼓和水壶等物。唐在会中坐着一声不响。他会前曾问我有关倪柝声关在监狱里和临终时的情况，我根据倪的侄女婿马兴涛和我说的告诉了他。为要归还南阳路会所和在怀恩堂小房间聚会，唐弟兄是积极支持的。有人说，唐有悔改的表现，他把责任都推在任钟祥身上，说是跟他走错了路。任钟祥说唐叛离了三自，又说他老糊涂了。弟兄们请任去参加交通聚会，任说他不去，因为他在三自里有职位的，不方便。弟兄们也没通知我去参加怀恩堂的交通聚会，因我有「呼喊派」的背景，并且是被处理过的。我也是不会去的。以后，我就没有再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了。下面是我当时写下的资料：
关于「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会所史料
（一）「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六十年来会所的变迁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是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那时来参加聚会的人数不多，只有一、二十个人，会所设在铜仁路240弄34号（即前哈同路文德里）楼下单开间的一个客堂里。以后来聚会的人数增多了，就将隔壁36号房子顶下来。将客堂打通，二开间的客堂可坐一百多人。到1932年来聚会的人数增加到二、三百人，二开间的客堂坐不下了，就将前门打开，在弄堂里搭棚聚会。到了1935年主日上午来听道的人最多要四、五百人，会场又坐不下了，那时适逢隔壁有一幢二上二下的房子要出顶，教会就将房子顶下来，将客堂打通，这样连弄堂里约可坐七、八百人。以后来聚会的人，还是不断增加，到了1946、47年四开间会所，坐得水泄不通，前弄堂的椅子一直排到垃圾桶边，后来有借用本弄四家弟兄姊妹的客堂，将扩音机拉过去听，解决了十几个座位，那时大家迫切需要一个大的新会所，但是一直买不到合适的地皮。到1948年才买下南阳路145号的一座小洋房连同一只小花园。房子买下后，新会所还在建造中，会所就从铜仁路搬到南阳路，在办公楼边，进门大通道上搭棚作为临时会所之用。1949年新会所建成，可容下二、三千人，那时主日上午来听道的会众也近乎二千余人。1956年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信徒经过肃反以后，因着种种原因，骤减下来，只剩下几百人。 1958年部分同工、长老、执事参加上海基督教社会主义学习班，大家爱国的觉悟提高了，眼看人民需要这么大的会场开会，而我们来聚会的人数一天天少下去，又逢各区教堂要紧缩，成立「联合礼拜」，于是长老们竞将会所交给国家使用，大家并到怀恩堂去聚会，借怀恩堂旁边小房间作为擘饼，祷告，交通之用。原南阳路145号会所由房管处出租给其他单位使用。原住在南阳路宿舍里的同工，执事弟兄姊妹，由房管处另外分配房子给他们住。原来南阳路145号门口一间福音书房门市部和铜仁路240弄34-38号福音书房编辑部都宣告停业，房屋也交房管处使用。
（二）南阳路145号房地产购置的经过情况
早在1940年「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发起人之一倪柝声就发动弟兄姊妹为购置新会所地产奉献钱财。当时弟兄姊妹中有钱的人不多，绝大部分是领薪水的，所以经过半年多的奉献，只有一万余银元，可购置一块小地皮。当时在愚园路胶州路转角有一块地皮是一位信主的姊妹赵老太的，她过去将这块地皮租给协进中学盖造校舍，协进中学迁校后赵老太想将这块地皮卖给「聚会处」，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她老人家死了以后要在这块地皮上为她立一个碑以示纪念。这事大家都不同意，所以这块地皮没买成。但是弟兄姊妹奉献的钱怎么办呢？如果长期存在银行里收利息，币制贬值，教会要受亏损。所以倪柝声即是生化药厂的老板，就用生化的名义向教会借用了这一万余银元投资生化生产事业，并答应教会，如果教会以后要盖新会所，他将以加倍的代价偿还。
1948年倪柝声和李常受发起「交出来运动」和为盖新会所奉献钱财。一般的弟兄姊妹为新会所奉献的数字很有限，自从1947年8月起，近半年来为新会所的奉献总共约370两黄金，合美金18，500元，离开买地奉献指标还差得很远。后来有几个富商弟兄奉献了一大笔钱，如南洋马尼拉纽扣大王张兴荣弟兄奉献黄金200根大条（每条十两）合美金十万元〔注：他以后没实行〕；颜料商单亦洁弟兄奉献了硫化元染料100担：还有青岛阳本印染厂陈子万弟兄，也奉献了黄金几十条；其他如杨世潮，许石泉，薛天恩，张仲贤，孙佳如等有钱的弟兄们都奉献了大笔钱财；倪柝声从生化药厂偿还聚会处借款370两黄金，合37根大条黄金，这样购置较大的会所地产和造新会所的钱都落实了。不久由房地产掮客介绍南阳路145号一座花园洋房，过去是前爱俪园（即哈同花园）的账房先生嵇觉弥姨太太的私人住宅要出让。开始讨价是黄金250根大条，以后讨价还价降到205根大条，外加其他费用共花了210条合美金10, 5000元，才将房地产买下来。买地皮（连一幢花园洋房）实际花掉黄金2113两（旧制），当时折合美金10,5650元。买建筑材料事，是李常受托李升伯弟兄大媳妇的弟弟冯增寿弟兄的，他是个营造商，他将聚会处预付的包工费拿去做投机生意蚀掉了，后来连工资也发不出，李常受向阳本公司陈子万弟兄借了十根黄金大条，才将会所完工。这十根黄金大条，以后是倪柝声花了五千美金买了中纺股票偿还给陈子万弟兄的。
房产买下来以后，在大门口的一座洋房作为教会的办公楼，楼上二楼三个大房间，一个作为执事办公室，中间一间作为同工室，朝西一间作为长老室，三楼是姊妹宿舍。隔壁一幢房楼上作为弟兄宿舍，楼下是工艺组和厨房等，门口一间作为福音书房门市部。办公楼楼下作为客室和食堂。
办公楼前面一个小花园由李常受设计，监工，盖了一个可容三千个座位的大会所。外面可容二千人，造价近十万美金。所以总共花了二十万五千美金合410根黄金大条，每根大条十两，时价一两黄金五十美元。这所会所在十年动乱时期，闻由静安体育馆使用，后因遭白蚁蛀蚀被全部拆除，以后也盖起了别的建筑物，但至今办公楼还在。
（三）有关归还教会房地产的参考资料
1980年10月6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上中央统战部张执一副部长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萧贤洁局长在发言中都提到关于归还教会房地产的事。
1.张执一副部长在提到「第三个问题：三自任务」末了中有一段说：「教会财产过去有明文规定，属教会所有。现在我们的宗教局，提出来一个文件，仍然重申肯定此事，已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要中国教会自养就要把财产房屋作为教会的财产收入。1956年公私合营后，我们宗教局同意了对教会出租的房地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由教会委托房管部门经租、定租或包租。现在重新发了文件，仍旧归教会，教会需要的房产就是要归还，不需要的，要缴纳租金，而且要从未缴纳租金之日算起。国务院宗教局帮助你们要收回这个钱。最困难的也要收修理了房屋的扣除修理费，有的没有修理过，修理费就不应当扣。」（参考：〈天风〉1981年第一期第21页）
2.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萧贤洁局长在讲话中说：「……国务院在前9个月专门为这个事情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规定：教会房屋的产权要退还给宗教团体，其中出租的部分继续采取文化大革命以前由地方的房产部门包租、经租或定租的形式，或由宗教团体收回来自己经营，房租费仍然按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标准付给。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宗教团体被冻结，上交的存款，当地财政部门也应该予以退还，被其他单位挪用的也应当偿还。这个文件的规定将在各地方付诸实施，我们相信各宗教团体包括三自在经济上可以得到改善。」（参考：天风1981年第一期第26页）
展明华姊妹去见了静安区区长，将南阳路145号前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房产和建屋经过和区长一谈，区长说现在这屋由静安区科技协会等三个单位在使用，他们一时也找不到房子，他们准备盖一座静安区科技大楼，等科技大楼盖好后，将旧房还给我们。这事遥遥无期，后来据了解，房管处早已将南阳路145号房子交还给静安区三自，由三自收房租，房管处也收一部分。弟兄姊妹认为既然房子已交还给三自，且由三自在收房租，为何不还给我们呢？
展明华在外的活动，不过是站在一个过去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信徒立场上向政府要求，但她不能代表全体聚会处的信徒。要代表全体聚会处的信徒必须要有同工、长老、执事和信徒在内的一个代表团，才能正式和有关部门打交道，所以他们选出五个人作代表。这五个人是唐守临、史恩湛、展明华、唐曙、颜鸿斌。唐守临是过去聚会处的同工兼长老，又是前上海三自的副主席；史恩湛是上海三自常委、先进医务工作者；展明华是学校校长，也是个先进工作者、人民代表；唐曙和颜鸿斌都是先进医务工作者，都是爱国爱教的信徒，在政治上是摆得出的。展明华、唐曙、颜鸿斌表示，他们三个人只是在申请归还南阳路145号前聚会处的房产上作信徒的代表，在教会的聚会事上，他们表示不能作代表。
由以上这五个人作代表向上海静安区三自、宗教事务部门申请归还房产事，但三自始终不同意，认为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事实上已不存在，已并入静安区联合礼拜，政府将过去各宗派的房地产归还，也是归还给三自，主权在三自。三自召集他们认定的五个前聚会处的代表和他们开了一次会，这五个人是唐守临、任钟祥、周行义、郭本标和纪钟毓，将三自关于南阳路145号前聚会处的房产事做了一个决定，不同意归还。后由新推出的五个代表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中央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要求协助落实政策归还南阳路的房屋。全文如下：
事由：为申请仅速协助落实政策归还房屋事宜
我们是南阳路145号原基督徒聚会处（简称聚会处）的长老、执事和信徒代表。原聚会处的信徒们要求政府有关部门给予进一步落实党对教会团体的地产政策，谨就归还，使用原聚会处的房地产问题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提出申请。
原「聚会处」是我国的基督徒在没有外国差会的背景下，于1926年在上海自行兴起的教会团体，其宗旨是遵守圣经教训，过好信仰生活，开展多种聚会：例如，每逢主日都有擘饼聚会（徒二十7）；信徒受过浸的都是祭司事奉神（彼前二9，启一6），在圣灵引导下受圣灵感动祷告、祝谢、唱诗一同记念主。祷告和交通聚会也当如此（林前十四26）。凡有恩赐的同工负责讲道、查经、造就等聚会（弗四11-16）。受浸聚会我们是主张全身下水受浸（太三16，徒八38）又从水里上来，乃是表明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见证（西二12，罗六4-5）。
我们不守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也没有点烛、献花、穿圣衣等仪式。在组织形式方面，为独立自主的地方性教会，经济开支来自信徒们的自愿奉献，由长老、执事、同工管好教会，安排各种聚会和处理事务。不设牧师职。由于上述种种特点，所以「聚会处」一开始就和其他信仰团体有所区别，而且类似上海聚会处的地方性教会，解放前在全国虽为一千多处，但没有全国性组织机构。各地方教会彼此在信仰上互有联系，但无上下级关系。
解放后，原上海聚会处于1950年向政府登记，参加聚会人数约三千人，始终保守自己的信仰特点，在自己的会所开展各种聚会活动。1958年「大跃进」时，由于当时在宗教工作战线「左」的错误已经开始出现，各地宗教团体迫于当时的形势曾「献堂」、「献庙」（见1984年8月4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84）宗发字310号文）。我们也迫于形势：「献会所」，随后迁到怀恩堂聚会。文革的十年动乱中，党的宗教政策被践踏，各教堂被封，聚会被迫停止。
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正逐步贫彻落实，民主协商气氛也不断扩大活跃。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新局面。1979年基督教也以联合礼拜形式恢复，开始宗教活动。1985年在国务院宗教局和上海市宗教局以及基督教二会的关怀下，我们已在怀恩堂先开始恢复擘饼聚会。近年来，党中央为进一步落实宗教政策，曾先后多次发文，针对解放后经过登记的教产应落实归还（见1984年8月4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84）宗发字310号文）。上海市委也有文下达，规定「凡本市的教堂，寺庙（不论是否开放宗教活动）及原属教会名下出租，出借，或被占用的房地产均归有关宗教团体所有，任何使用占用单位或其他机关团体，都不能随意改变其所有权。对于过去某些教堂，寺庙，及教会房地产的所有权作出的一切改变都应该按照（80）宗发第22号文件的精神改回来，产权归宗教团体所有。又『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拆建，改建了教堂，寺庙，而未给教会以补偿的单位，应由原审核单位重新审核，补办补偿手续」。我们本着党的宗教政策和文件精神请求上级领导协助我们的市区房地局及区政府，区体委，区科协尽速归还南阳路145号这座占地1321平方米的聚会场所。原是聚会处众信徒以及海外华侨以私产购置的，于1950年建成使用。在这个耗资达三千多两黄金的土地和房屋上很多信徒连自己养身之物都献上了。它凝聚了原聚会处信徒为了持守自己的信仰和聚会生活而奉献的热情。至今仍有不少信徒路过南阳路眺望迄今仍被占用的房屋和被文化大革命中拆去的大会所土地，不禁潸然泪下，他们多么渴望原有的土地及被占用的房屋尽速还归原主。因此，我们认为归还南阳路145号的教会房地产，本身就是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的具体表现。
聚会处的信徒们遍布海外各地，每逢信徒赴国外学习，访问。考察时，遇见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他们都十分关切我们聚会的情景，有的海外信徒来信，来电中询问南阳路聚会处是否已恢复聚会。因此，我们一旦能在南阳路145号恢复宗教生活，必将在国内外赢得好评，必然导致在世界各地增加党的威望，进一步扩大团结面，并有利于促进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联合礼拜原先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出现的。「联合礼拜只是一种行动，还不是教会」（见1980年国务院宗教局编印的《我国主要宗教简介》）在文革后的几年实践中证明，联合礼拜形式对于原来观点相同的宗教团体容易适应，但对于另一部分宗教团体不能适应。就我们而言，我们所持守的信仰特点及聚会活动在联合礼拜的形式下是无法实行的，至今许多信徒就不来参加聚会。
我们对持不同观点的宗教团体表示尊重，理解，不于非议或干涉，我们也恳请政府部门和三自爱国委员会尊重我们的信仰特点，我们向你们请求归还南阳路的房地产，并恢复各种聚会，使信徒们的宗教生活得到满足，让我们单独聚会，并不存在什么「倒退」、「分裂」、「拉山头」，恰恰是充分体现了宪法所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章程所规定的信仰应互相尊重的原则。
综上所述，我们向市三自爱国委员会提出下列请求：
一、请求政府有关部门尽速落实党的归还宗教房地产政策，将南阳路145号全部房地产归还给原聚会处信徒聚会之用。
二、在文革期间被区体育馆拆毁的会所占用及交换的工地应于归还。其土地使用权，及按政策应给予重建，恢复原有会所，否则也当以适当房屋给予代偿及重新审核补偿一切损失。
我们是爱国爱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奉公守法，辛勤劳动，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作出贡献。我们拥护三自，拥护三自爱国委员会的政治领导，愿意在三自爱国的方针指引下与基督教中全体信徒团结一致，携手共进。
当今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衷心希望三自爱国委员会和政府宗教部门领导俯察我们心情，关怀我们在信仰上的需求，尽速落实政策，将南阳路 145 号的房地产归还我们聚会，这是我们恳切的希望。
原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信徒代表
唐守临 史恩湛 唐曙 颜洪斌 展明华
1988年10月
这封公开信先是提交上海市三自爱国委员会，经他们研究讨论不同意，后又递交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上海三自收到这封公开信后，和宗教局有关部门研究讨论后提出有以下几个问题：
1.过去上海基督徒聚会处有他们信仰的特点，三自予以尊重，在怀恩堂另外许可他们有擘饼聚会。至于他们要求要恢复交通聚会，祷告聚会等，在文革前在怀恩堂是有的，现在未予同意，则就引起他们要求归还南阳路145号聚会处旧址，以便恢复他们各种的聚会，这是起因。
2.如果三自同意归还，那么安息日会等其它公会也要模仿，一个个都先后要来申请归还他们的房地产。在日前房屋紧缺的期间这是办不到的。事实上安息日会已经来申请了。
3.归还给聚会处房屋，许可他们有各种聚会，势必他们要在门外挂牌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会所。如果这样安息日会和其他教派都要挂牌，使宗派又死灰复燃了，脱离三自领导，破坏了合一。
4.南阳路145号聚会处的房地产是过去聚会处许多信徒奉献的钱购置改造的，其中有的人已死了，有的人在国外，还有华侨，上海过去聚会处信徒也有许多久不来聚会，不知去向。唐守临等五个人是否能作为前上海聚会处的法人，或真正代表值得研究。
5.1958年下半年里唐守临，任钟祥代表聚会处信徒将会所献给国家的，而不是三自擅自交给房管局处理这房屋的，性质不一样。
6.目前南阳路145号房屋由静安区科技协委等三个单位在使用，一时不能搬出，过二，三年后再可考虑，房屋紧缺是个难处。
关于南阳路145号原上海聚会处的房地产问题，在这二、三年来，虽然我本人被没有参与这聚会和为申请归还聚会处房地产的活动，但根据我所听见和我所知道的一些历史资料，作了一点分析。这次申请活动，有它的远因，也有它的近因。
以下我会列举促使这次申请活动的四个远因和四个近因，来作为一点分析：
原因之一是：「基督徒聚会处」有它信仰的特点——大百科全书宗教分册内列出基督徒聚会处信仰的特点有七点。1 提倡脱离宗派，主张每地方建立一个地方性教会，各自独立。 2 信徒互称弟兄姊妹，提倡每个信徒均可事奉神，不设牧师制度……3 每星期日举行一次「擘饼聚会」，由同工、长老、执事与信徒共同主持。此外还有讲道、传福音、祷告和交通等聚会。 4 信徒入教采用「受浸」礼（全身浸入水中）。 5 女教徒在参加宗教活动时戴帽「蒙头」，表示顺服神的权柄。6 坚持基要主义信仰，注重宣讲「属灵生命之道」，不重礼拜仪式。7 聚会场所，不用十字架、圣像、圣画等教堂布置，凡圣经未规定的圣诞节、复活节等传统礼俗概不随从。
肃反后许多弟兄姊妹不来聚会，其原因之一就是怕加入三自组织机构会改变我们信仰的特点。后左弗如、阎迦勒再三向弟兄姊妹保证，加入三自是政治的问题，三自决不是太上教会，也决不会改变我们信仰的特点。这个问题不但上海有，全国各地聚会处信徒中都有。在1957年5月20日的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所发表〈持定所承认的道〉的一篇里，再一次阐明我们基督徒聚会处的信仰特点。在〈为贯彻三自爱国运动而努力〉的一篇里，也再一次阐明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不是太上教会，也不是宗教性的联合会，参加三自并不是加入宗派，也不是与宗派联合。三自爱国运动是一个政治性的运动，不是宗教改革运动，是不摸信仰的。在信仰方面，是采取互相尊重的原则的。我们以前怎么信，参加三自以后还是怎么信。虽然我们在信仰上和其他基督教团体有所不同，但在信仰互相尊重的原则下，我们应当加强基督教与反帝爱国的大团结，对于基督教界联合性的宗教活动，例如联合礼拜，以及宗教节日活动，因与我们在信仰上的认识和见证有所不同，我们可以不去参加。这一点在文件中是写明的。
那次全国各地基督徒聚会处同工聚会召开以后，除几个大城市的基督徒聚会处，如北京、天津、上海、青鸟、南京、武汉、福州等地的聚会处加入三自组织机构外，绝大部分在全国各地的聚会处，包括在农村的，都没有加入三自组织机构，因为许多地方三自还未成立，他们不过同意三自爱国的原则而已。
1958年唐和任将会所献给国家，我们都并到怀恩堂，成立了联合礼拜，合并到怀恩堂以后，来聚会的聚会处信徒只有几十个人。当时，在聚会处，肃反时积极带头的青年张主怀向左弗如和阎迦勒表示，他们如果把青年弟兄姊妹重新拉回到宗派里面去，他就把他们一个个都拉出来，因此几百位青年弟兄姊妹，到怀恩堂去的只有十几个人。左弗如左右为难，因为在同工聚会文件中有这么一句话，对于基督教界联合性的宗教活动，例如联合礼拜以及宗教节日活动，因与我们在信仰上的认识和见证有所不同，我们可以不去参加。
以上历史证明，我们有我们信仰的特点，并且政府承认我们的特点。
申请归还聚会处房地产原因之二是：「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在文化大革命前在怀恩堂已经分开聚会——1 959年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信徒去怀恩堂聚会的只有几十个人，并且大半是老年的弟兄姊妹。有一天，宗教事务局局长遇见左弗如就问她，过去我们聚会信徒有一、二千人，为什么并到怀恩堂后只有几十个人，是否对他们宗教政策和肃反政策有怀疑呢？左弗如说不是的，是因为我们有我们信仰的特点，例如每星期日要擘饼聚会，其他还有祷告聚会、交通聚会、传福音聚会、青年聚会等，而怀恩堂只有一个月一次领圣餐，每星期日上午做一次礼拜，有时有突击性的查经聚会，其他聚会都没有。还有我们没有牧师制度和宗教节日，并且我们反对宗派等。为此许多聚会处信徒宁可在家里聚会，而不来参加「联会礼拜」。宗教事务局局长表示，如果这是我们信仰的特点，我们应当坚持，他们不管我们宗教信仰的事。为此，左弗如向三自提出意见。三自和怀恩堂经宗教事务局批示，同意这样做法，表示信仰互相尊重。这样，聚会处信徒又慢慢地多了起来。在怀恩堂的聚会一直维持到1966年，等到怀恩堂被红卫兵冲垮而停止的。
申请归还聚会处房地产远因之三是：「基督徒聚会处」不但是全国性的，并且在国外人数比国内要多许多。虽是地方性的教会，行政上各自独立，但在信仰特点上是一致的——1957年后，许多外地聚会处都没有加入三自组织机构，如萧山、杭州、苍南、平阳一带，他们多年来仍旧照常聚会，持守聚会处信仰的特点。有的虽已加入三自，但他们在政治上受三自的领导，在信仰的特点上仍维持过去一切的聚会，当地宗教事务部门和三自不去辖制他们，如南京、杭州聚会处等，这给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信徒带来一定的影响。
申请归还聚会处房地产远因之四是：「基督徒聚会处的信徒」在怀恩堂，受任钟祥、唐守临左倾的干扰而不安——1980年怀恩堂恢复后聚会处的信徒多次要求唐、任恢复在文化大革命前怀恩堂的擘饼聚会，但唐、任说这是倪柝声路线，聚会处是宗派，已结束了。他们不持守聚会处信仰的特点，把它说成都是倪柝声搞出来的一套。这使聚会处的信徒对唐、任不信任，说任钟祥比干部还「干」；他讨好政府，没有一点长老的气味，已变质了，他只会打笔墨官司。他们又说唐守临懦弱、胆小，在怀恩堂受庆才的欺侮，作善媳归，不持守信仰的特点。
1983年，曾经在新闸路徐兰英家的擘饼聚会被逼停止，有一些弟兄姊妹需要擘饼而没有地方去擘饼，他们再一次向唐守临提出要唐守临在怀恩堂恢复擘饼聚会。唐守临发通知给他所知道的过去聚会处的信徒叫他们来参加擘饼聚会，为要照顾有这一信仰特点的信徒，但是有人提出，乌鲁木齐路的聚会处和灵粮堂过去也都有擘饼聚会的，既然大家现在都在怀恩堂聚会，也应该许可他们来参加。这样第一次在怀恩堂的擘饼聚会，人数有一、二百人，许多人互不相识。唐守临因为怕在擘饼聚会里有人站起来做反动祷告，因为过去在聚会处的擘饼聚会中信徒们都可以提诗，站起来祷告，或为饼、杯祝谢，所以就宣布因为人多，还有许多信徒互不相识，为避免发生混乱，由他一个人祷告、提诗、为饼杯祝谢。这样许多弟兄姊妹又不去参加了，说这里是变相的领圣餐，沈诗华即唐守临师母去来了一次就不去了，说这种聚会是不伦不类的。到1985年听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有文件下来，许可聚会处信徒在三自礼拜堂内有擘饼聚会，唐守临又发通知请过去聚会处的信徒去参加，许可大家可以在聚会中提诗、祷告，为要避免发生混乱，唐、任坐镇聚会中，若有什么人祷告不合适或提诗不恰当，他们或在聚会中当场打断，或在聚会后对此人个别谈话。有一些人受了指责，从此不去聚会了，改在家里擘饼。
1986年8月任钟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基督教第四届全国会议上发了言，这一篇发言登在〈天风报〉1986年十一期内。在这一篇发言中，任钟祥申明「在怀恩堂举行的擘饼聚会，不是原基督徒聚会处的擘饼聚会，只是为了满足有这一信仰特点的弟兄姊妹们在信仰上的特殊需要」，许多弟兄姊妹看了这篇发言很纳闷，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在每月第一个主日就转到家里擘饼。
关于申请归还聚会处房地产，也有它的近因：
申请归还聚会处房地产近因之一是：任钟祥为大百科全书写的「基督徒聚会处」简介原稿引起风波。人家对任钟祥进一步不信任——关于任编大百科全书之事，上文已交待过。这件事在上海聚会处的信徒中广为传谈，大家对任进一步不信任。
申请归还聚会处房地产近因之二是：任钟祥在中国基督教第四届全国会议上的发言引起异议——任钟祥在1986年中国基督教第四届全国会议上发言，擅自声称基督徒聚会处也是一个宗派，是神已经拆毁的，我们不能再恢复，并且根据1982年郑建业在两会上的发言说，现在教会已进入宗派基本结束时期的七点表现，表示不主张、也不赞成脱离基督教的团结、联合而分裂出去恢复原「聚会处」的组织。许多聚会处的信徒都不赞成这种武断。他们认为1956年聚会处进行肃反运动，是肃清在聚会处内的反革命集团，而不是神借着政府拆毁聚会处。
1958年「大跃进」时，由于当时在宗教下作战线「左」的错误下，上海聚会处迫于形势而「献会所」迁到怀恩堂聚会，成立联合礼拜。这不是说聚会处也是一个宗派，所以神将她拆毁。何况政府也不承认联合礼拜是教会。基督教的团结、联合是在三自反帝爱国基础上的团结、联合，而不是在信仰上的联合，否则就用不着「信仰互相尊重了」。信仰互相尊重不是一句口号。像聚会处的信仰特点中有擘饼聚会、交通聚会、祷告聚会等，要让他们有过好聚会生活的具体行动。事实上，联合礼拜是「左倾」产物，表面上由于政治的压力，大家献堂合一，但实际里暗中宗派林立，勾心斗角，争地位争名利，这是公开的秘密。
申请归还聚会处房地产近因之三是：聚会处信徒在怀恩堂聚会受到怀恩堂的压制——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信徒在要求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在怀恩堂内曾有过的交通聚会和祷告聚会时，受到上海三自和怀恩堂的压制，不予批准。信徒们感到在怀恩常里聚会不自由，因而要挣脱怀恩堂的控制，而不是要摆脱三自在政治上的领导。他们想要归还南阳路的房子可以自由聚会。
申请归还聚会处房地产近因之四是：政府有政策、有文件许可教会的产权归宗教团体所有——聚会处信徒听到乌鲁木齐路聚会处的房屋要归还的消息后，展明华姊妹首先去怀恩堂见任钟祥，任不作答，展再去见上海宗教事务局专管宗教房地产的何永年同志。何认为政府是应该将教会的房地产归还给教会，并和展明华去见任（见上文）。这事证明归还聚会处房地产是合符政府政策和文件声明的。
现在回头来讲上海教会弟兄姊妹们聚会的情形。经过一个多月后，由上海宗教事务局、上海三自、怀恩堂同意开放怀恩堂旁边的办公楼楼上几个房间作为聚会处擘饼聚会、交通聚会、传福音聚会之用，将房门钥匙也交出，并同意供应茶水，而擘饼用的饼、葡萄酒由怀恩堂供给，表示这个聚会还是属于怀恩堂的。于是唐守临发通知请聚会处老的弟兄姊妹先分批到他家交通，请他们去参加怀恩堂小房间的聚会，而过去在新闸路徐兰英家聚会的人，除个别的人，绝大多数没收到通知。但是有的人收到通知去唐守临家交通以后，不去怀恩堂聚会，如宣常铭、王宪邦、何广涛、张慧琴等，郭本标考虑怕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不请我去参加，因为我是为「呼喊派」而受过处分的。
怀恩堂小房间的交通聚会是1988年12月份开始。在交通聚会中负责的弟兄有周行义和夏醒尘，其他如王大和、史恩湛、郑光濡也常起来讲话，还有些小弟兄。交通聚会后有青年聚会，对一些青年人传福音。唐守临表示1989年元旦，他要登台传福音。郑光濡过去是上海活性炭厂退休职工，并且是陈恪三的亲戚，是福建人和聚会处信徒，自交通恢复后，积极去参加并讲话，也参加拜三晚在唐守临家的工作会议。在元旦传福音时，他也站起来传福音，唐守临、周行义都赏识他，认为他也可以算为聚会处负责人之一。自从12月份交通聚会恢复后，来聚会的人数激增加了一倍，许多久不来聚会的聚会处信徒也来聚会了。元旦那天，他们发通知和请帖，由弟兄姊妹请了他们认识的朋友和家属来听福音，人数有三、四百人，怀恩堂边上办公楼楼上楼下走廊都是人，坐得水泄不通，座位不够了，但戚牧师拒绝开放怀恩堂大礼拜堂，但又急楼上人满为患造成塌房事故。
传福音的有唐守临、郑光濡、夏醒尘和一位青年弟兄，唐没有传福音的灵，只讲了二个故事，使许多人大失所望。郑光濡也讲不出什么。后来那个青年弟兄，叫汪浩，不满二十岁，很热心。他也起来讲。他一起来讲许多人都受感动，神用着了他，几十个人签名决志。
自从元旦唐等在怀恩堂小房间发通知请人来听福音后，唐等申请在春节期间还要传福音三天。戚牧师不同意聚会处单独传福音，因为怀恩堂的信徒在背后已经有冷言冷语，说怀恩堂不如聚会处热心，怀恩堂是从来不传福音的。但戚申明主日上午在怀恩堂的讲台是培灵与传福音结合的，既然聚会处要在春节期借大礼拜堂传福音，那么应该由怀恩堂主持来传，欢迎聚会处的信徒来参加和协助，但聚会处上台传福音的，只许可正式长老职称的唐守临和任钟祥两人，其他人都不能上台传福音，因为没有正式职称，这又和聚会处信仰特点冲突了。
2月5日是2月份第一个主日，又逢是阴历年三十日，照例每月第一个主日在小房间有传福音。唐去传了一次福音，正巧郑光濡接待了从福州来的二位弟兄，一位是唐一帆弟兄，一位是仙游的林为义弟兄，他们是来上海传福音的，他们要在春节期间到怀恩堂去传福音，但遭到戚牧师的反对，因对他们不认识，并且他们又是从外地来的。他们就参加怀恩堂小房间的聚会并传福音。为这件事，大家弄得很不高兴。年三十日在小房间林弟兄传了一次福音，唐一帆因加入福州三自的，以后也传过几次福音，也去诸圣堂传过一次福音。他俩在春节期间和弟兄姊妹在家里有交通，也讲「主快再来」的信息。自从元旦那天传福音开了头，以后在上海的各礼拜堂也传起福音来了。这也是好事。无论如何主的名是传开了。戚牧师说怀恩堂过去没有专门的传福音聚会，主日上午讲道是培灵和传福音结合在一起的，现在看见弟兄们起来要传福音，他必要传福音了。
来听福音的人是很多，这表明人心中虚空，需要耶稣。但是本地的弟兄们传福音缺少福音的灵，不能满足人们心灵中的需要，这是很可惜的。幸亏从福州来的唐、林两位弟兄将福音的灵带了来。听说林弟兄在福建仙游传福音有许多人得救，教会很兴旺，人数也很多。但他没有加入三自。林弟兄有传福音的恩赐，在文革期间为传福音坐过二十二年牢。但被释放后，他又热心传福音，无所畏惧。当地公安部门曾找他谈过话，认为他们仙游聚会处不像在北京、上海、福州的聚会处加入了三自，他们这样发展遭到公安部门的干涉。但是县委书记支持他们，所以公安部门也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原来县委书记的爱人生癌症，求医无效，后来请林弟兄去传福音得救了，病也得到医治了。这是神做的工作。
神在祖国各地兴起这样热心爱主、爱人灵魂的老弟兄，也兴起许多青年的弟兄姊妹，他们虽然无人好好牧养他们，但是他们追求生命的路，他们很热心，也热心传福音，这是可喜的事。在南京过去聚会处的弟兄姊妹还是像过去一样，有多种聚会，青年的弟兄姊妹很多也很活泼；当地三自也不去干涉他们。在杭州过去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他们也没加入三自，但是浙江省三自主席蔡文浩，副主席傅奉钦很尊重他们信仰的特点。
有人说「三自」要取消了，因国外有人提出「四人帮」粉碎后不搞什么运动了，只有基督教还搞三自爱国运动，姜蒙光牧师听到后说「三自」不能取消，说后就中风，不久死了。
在怀恩堂小房间许可过去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去聚会以后，实际是过去聚会处六个人负责的，唐守临、周行义、夏醒尘、史恩湛、郑光濡和郭本标。唐年老体弱，行动不便，不能去参加聚会，难得有一、两次也是朱如光用手推车推他去的。周行义血压很高，常卧病于床，所以常去参加的有夏醒尘、史恩湛、郑光濡和郭本标。夏醒尘多负些责任，但又偏重知识道理。王大和弟兄注重「活在灵中」，但不受欢迎。史恩湛弟兄很爱主，也很追求，但才刚摸着生命的路。郑光濡有心向着主，但灵出不来。郭本标过去跟随唐、任，后和任有矛盾，又觉得三自这条路不对，竭力主张要恢复南阳路聚会处，而受到怀恩堂堂务委员会秘书陆传育的责备，认为他是拉山头搞分裂，而有些灰心。去参加聚会的一些弟兄姊妹，有的是过去聚会处的老弟兄如郑武、周无我等，他们在会中不开口，光是来听听看看，有的是公会里的弟兄姊妹，也有从外地来的弟兄姊妹。为不让聚会发生混乱，周、夏等常把持聚会，使有些青年弟兄姊妹感觉像讲道聚会，而不像交通聚会，灵不释放，不自由。任钟祥不参加交通聚会，在旁冷眼相看。
为跟怀恩堂和三自在教务方面打交道，也需要指定几个代表来。于是唐守临指明五个人作聚会处的负责人，即周行义、夏醒尘、郑光濡、史恩湛和郭本标。
1989年3月5日周行义弟兄在怀恩堂小房间里聚交通聚会时说有一个重要报告，是唐守临弟兄写的一封信，托他在会中读出来。唐守临也在座，说是眼看不清楚，要请周行义读的。周行义读了信，信众说唐年已老迈，不能再负聚会责任，但有两件事要交待一下。第一，他说他仍守住老的信仰，在信仰上没有改变。第二，他说聚会的责任托以下五位弟兄负责：周行义、夏醒尘、史恩湛、郑光濡和郭本标。这样，这五位都变成「聚会处」正式负责弟兄。这事是否通过宗教事务局、上海三自，不得而知，但这五位中没有任钟祥的名，因为任是不赞成这个交通聚会的，他在名片上印了自己是全国三自副主席、上海基督教协会副主席和怀恩堂的长老等。
弟兄姊妹对过去「聚会处」的恢复是怎样看的呢？当然有一部分是认为这是神的工作、神的恢复，但有一部分还在旁观，质疑这是否神的起头，还是人的起头；并且唐在过去说了许多批判弟兄们的话，有一些是谎言，但没有彻底悔改，也没有公开承认错，难道神还会用他吗？他所选定作他接班人的那五位，每星期三上午都到他家去商量聚会的事，是拥护他的，但在聚会中所讲的缺少生命能力，许多弟兄姊妹去，还是去旁观的，在会中不发言，而这五位中，主要负责的还是周行义和夏醒尘，周常血压高，不能来聚会，多半是夏负责的。夏控制这个交通聚会，事先指定由某人讲，有一些青年弟兄姊妹抱怨没机会讲话，聚会还是死沉的。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认为这是人搞的一套，要想恢复「上海聚会处」学南京的一样。但在聚会中也有神的工作，有一些青年弟兄姊妹很活泼，能供应生命，有时也有外地来的弟兄们供应一些主的话。还有就是有公开的传福音聚会。每月第一个主日是传福音聚会。每星期天上午十时至十一时半是擘饼聚会，中午十二时至下午一时半是交通聚会，下午二时至三时半是对青年传福音聚会，不管怎样福音是传出去了。
任钟祥知道唐已公开宣布五位作「聚会处」的负责弟兄，他有点后悔，唐当初不考虑将他的名放在负责人之中，事先是征求过他的意见的。这无形中是弟兄们将他推出「聚会处」去了。他认为弟兄这样搞是行不通的。现在他索性擘饼聚会也不来参加了。弟兄们认为任钟祥既做了怀恩堂的长老，事事处处当然都为怀恩堂讲话。他也有几个紧跟他的人如纪钟毓、郑武、李沐才、汪以存等。
市三自和宗教事务局知道这事以后，约唐和其他五位弟兄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他们也没有什么意见，认为教会内部事他们不管，只要在政治上是拥护三自、是爱国的，就可以了。然后，三自召集了一次座谈会，出席的三自人员有任钟祥、孙彦理、赵圣法、戚庆才、曹圣洁、尹襄，纪钟毓等；「聚会处」出席的有唐守临、周行义、夏醒尘、史恩湛、郑光濡、郭本标。这一次会议等于是三自审问他们这样做法是不对的。任钟祥说：「我们一切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上级没有这样的指示，所以是行不通的。」他又指责他们这样做是要搞分裂，破坏三自的团结，拉山头，另立宗派。周行义回答说：「在政治方面，我们是接受政府和三自的领导，但在信仰方面，根据圣经，教会是接受神的领导的。根据圣经，教会在地上的一切行动都是根据圣灵的指示，人的指示在教会中行得通吗？」大家都哑口无言，因为这是圣经真理，无可反驳，任钟祥面红耳赤，无言可答，其他的人也一言不发，因为他们都懂得圣经，也知道政府是不来领导大家的信仰的。但是他们认为，虽然信仰互相尊重，许可聚会处有信仰特点的信徒在怀恩堂小房间聚各种聚会，但他们还属乎怀恩堂的，现在聚会处另产生负责人，表明要脱离怀恩堂，性质就不一样了。任钟祥骂唐守临背叛三自、老糊涂，唐和他师母骂任钟祥离经背道、压制信徒、假长老、打笔墨官司害死人等。
1989年3月27日上午，上海宗教事务局处长陈荣生邀请唐和其他五位出席会议，另有展明华和唐曙也到席。陈处长又想邀请任钟祥参加，大家说，任如果出席，他们都不来。这样就没有邀请他和纪钟毓两人。在会议上，陈处长公开表示：一、承认「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存在。过去因为唐和任两人口口声声说「聚会处」是宗派，是已结束了的，所以没有考虑到要还房产的问题。「基督徒聚会处」不但是全国性的，也是世界性的。二、承认过去对「呼喊派」搞得太过头了，认为「呼喊派」是从基督徒聚会处出来的。为南阳路145号过去聚会处的房地产在原则上是要归还的，但目前有各种困难，不能立刻归还，须等二、三年之后才归还，聚会处如认为在怀恩堂小房间地方太小，可以迁往乌鲁木齐路聚会处的房子聚会。但唐守临坚决不要乌鲁木齐路的房子，坚决要收回南阳路145号的房子，这事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展明华对陈处长说，为南阳路过去上海基督徒聚会处房产归还事，他们在上海四处奔跑，请求三自和宗教事务局落实政策。但上海不同意，三自说他们要作办公室用，把乌鲁木齐路的房子给我们，我们不要。南阳路145号的房产是过去上海聚会处弟兄姊妹奉献的钱买下来盖起会所来的，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国外聚会处华侨弟兄们的钱。因为上海有关部门不同意，所以我们联名写信到中央国务院宗教局请求落实政策。如果中央不同意，我们到国外去造舆论。从国外来祖国探亲的许多聚会处弟兄姊妹，来上海总要去南阳路看看，会所在那里，常问有否归还。所以这和统战工作有关。郑光濡弟兄说，台湾总统李登辉也是聚会处的弟兄。聚会处房子的落实政策作得不好，一定要影响统战工作的。
3月27日的上午，我代徐兰英姊妹去唐处找他儿子唐浩说，谢谢他送她一只德州扒鸡。岂知唐浩已回沈阳，唐又去开会了。唐师母就对我讲：「任钟祥和唐写了一本《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和一本《为真道竭力争辩》，不知道害了多少人，许多弟兄姊妹无辜被判刑、坐牢，甚至有人被折磨至死。我和唐曙劝唐不要再跟任走了，因为这是任起的稿，当然唐也提供了许多意见。唐有些回心转意。」她说：「像任钟祥这样的人怎么能作长老呢？他不知过去怎么当上了长老的。他完全是辖制弟兄姊妹，拍宗教局和三自的马屁，为他自己可以爬上去。所以，这次也有神的美意，把他推出去。但是跟随他的还有纪钟毓、郑武、汪以存、李沐才等。」她盼望我能去参加拜三晚上她家的聚会处负责和工作人员的会议，有许多过去聚会处的历史，许多人不清楚，可以问问我。拜三晚上在她家出席的除唐和五位负责的外，有胡平斋弟兄（管账目的）、庄志（传福音时领唱的）、周富玉（购物跑腿的）, 有时展明华和唐曙也来参加。朱如光也去参加的，因为他在聚会处当门房工友多年，有些情况，他是清楚的，可问问他。但是他知的有限，所以唐师母（沈诗华）要求我回来，参加他们的聚会。庄志和胡平斋也有这个意思。他们都认为，五位负责的和唐都只注意外面的工作，常讨论工作的事到很晚，不注意里面生命的建造。他盼望我去多谈些属灵的交通。我本是想去的，后来庄志在主日交通聚会后，将他的意见告诉了周行义和夏醒尘，他们认为有属灵的交通是欢迎的，但是不要去摸他们工作的事，因为在归还南阳路房子的事，我和大和弟兄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不赞成用人的手、用政治的方法，去打官司要回这房子；即便归还了，如果还在三自的控制之下，不是换汤不换药吗？有了会所的空壳子，没有属灵的实际，像有了示罗的帐幕，而没有约柜一样，乃是空的。交通聚会虽然恢复了，来的人数也增加了一倍，但是聚会死气沉沉，上台讲的，很少有属灵方面的供应，有的人又想不去了。但他们五位热衷于外面的工作，大和弟兄一直在交通聚会中注意讲「要活在灵中」。他们厌烦他所讲的，但有几位青年弟兄们的兴起使大家得到安慰，老的总是要过去的。盼望神兴起青年弟兄姊妹们来作教会的接班人。周和夏盼望我慢慢去参加他们拜三晚上的聚会，我里面也有这样的感觉。
那时在怀恩堂小房间的聚会，每月第一个主日是在下午十二点开始擘饼，接下去交通、传福音。4月2日，怀恩堂许可聚会处的传福音聚会用他们的大礼拜堂，但知道的人少，来的人也不多。荆绍仁和李铭亮对传福音有负担，他们两人以后就上讲台，庄志领唱诗，荆绍仁跟李铭亮两人就传福音，有时候郑光濡也传，有时候请别人传，这样子福音就打开了，有许多人得救，他们也有些在家里受浸。
任钟祥被排除在聚会处长老的行列外之后，虽经宗教事务局的拉拢，但是唐等无意让他回来。他就到闸北堂去另立擘饼聚会和交通聚会。5月下旬，任钟祥和闸北堂的华耀增、桑约翰，拉拢在闸北堂作礼拜的章云仙，和住海宁路的王彰弟兄，又通知原住海宁路的施方舟弟兄、住昆山花园路的吕乡天弟兄等，星期天去闸北堂擘饼，接下去有交通聚会。这样做是和怀恩堂唱对台戏，另立聚会处。有一次在交通聚会中，任钟祥就大骂倪柝声、李常受和「呼喊派」，表明他们和原聚会处有分别，脱离倪、李的传统的聚会处，才是真正的聚会处。
自从怀恩堂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可在主日下午用大礼堂聚会传福音后，擘饼聚会、交通聚会也都改在大礼拜堂聚会了。可是礼拜堂的椅子是固定的，都是一排排朝讲台的，无法排成圆形。又加上聚会人多，又变成做礼拜的方式，少数几个人讲、众人听的局面。不论是擘饼聚会或交通聚会，都由少数几个人包办似的，祷告、讲话都是他们几个人承担，日久话少，聚会发死发沉。几个负责者虽在拜三晚在唐守临家有工作聚会，但都是注重事务性方面的事，很少注意生命方面。唐、周等就想拉拢过去聚会处一些在属灵方面有声望、没加入三自的执事，如孙凯、荆绍仁、裴恩荣等去供应主的话语，还有从外地来的弟兄们，或过去在公会里有名望属灵的讲道人如顾主恩等，都来交通聚会讲过道。为着青年弟兄姊妹的栽培工作，经周赛玉介绍王宪邦来担任。他也自称有这方面的负担，聚会地点在愚园路展明华姊妹家。受浸聚会也举行过一次，不在怀恩堂用他们的浸池受浸，而在某弟兄家中浴缸里受浸，人数不多，六、七个人。以后又有五次受浸，共有七、八十人。
在交通聚会所交通的信息中，有人发现周行义弟兄一味讲什么都是恩典，连被提、进国度都是恩典，这又近乎是异端了。10月份黄得恩弟兄来沪（他现是全国三自常委，竭力反主恢复、反李的，油印了数本小册了，在各地分发，他是第二个任钟祥），住周行义家，挑拨青年人散布他反李的论调。他和周等都有同样看法，说五个愚拙的童女，和得一千两银子的人都是不得救的，又说在黑暗里哀哭切卤，这黑暗是在国度里的等等，使人大为愕然，稀奇他们是倪多年的同工，竟会讲出这样不乎合真理的道。黄得恩从上海出发到温州、平阳、苍南各地去活动，和苍南新美洲的杨恕法老弟兄往来很密切，鼓吹加入三自，反对主的恢复。
11月份唐守临因在家里摔跌在地，造成骨折（轻度）卧床不起，以后数次病危，数次转危为安。在清醒时，郑光濡弟兄问他，有什么要说的没有？他说：第一，南阳路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房子是过去聚会处弟兄姊妹奉献的，请政府要还给聚会处；第二，福音书房被三自拿去的书籍，现在还给三自，请政府要还给聚会处；第三，1983年他和任钟祥合写的《为真道竭力争辩》，是上海宗教事务局派了四位同志来给他看了许多反李的材料，叫他和任写的。任起稿，他修改。这本书害了许多人，叫许多人受伤，他表示写错了（但未彻底悔改）。第四，盼望聚会处弟兄姊妹大家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郑光濡录了音，但因录音机小，不太清楚。
他因久卧在床，褥疮已破，他女婿康克非（华山医院皮肤科专家）将他送到华山医院高干病房进行治疗。他儿子唐浩也从沈阳赶来上海服侍他，去看访他的弟兄姊妹也很多。
过去聚会处几个执事荆绍仁、李铭亮还有黄守奉弟兄等，一个个都复兴起来了，他们都去参加怀恩堂主日下午聚会处的擘饼和交通聚会。其他如裴恩荣、李万禧、秦福音等也去聚会了。负责弟兄讲荆绍仁、李铭亮等上台交通。他俩都痛哭流泪，表示悔改。荆说他离开主十四年，主召他回来了。李说他离开主二十八年了，他痛哭，并劝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过去因着人、因着环境而跌倒，现在要起来了。这是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也感谢赞美主。现在荆弟兄也来参加拜三晚上在唐弟兄家的工作聚会。12月3日第一个主日传福音，由黄守奉弟兄领诗，荆和李传福音，还有马骥弟兄也上台有过讲话。
关于探望的工作，他们分区由弟兄姊妹负责分头去探望。静安区由庄志、曾绍仁等负责。初信造就工作方面，本来由王宪邦在展明华姊妹家对一些青年弟兄姊妹讲，后来他为要挑选几个人专门培养，负责弟兄有意见，他就不去展明华姊妹家了。怀恩堂聚会处自从开始传福音后，有七、八十个人受了侵，受浸的地方都在弟兄姊妹家的浴缸里，因为怀恩堂不肯将大礼拜堂的受浸池借给聚会处使用。现在初信造就分在三个家举行，一个是展明华姊妹的家，一个是路征先姊妹的家，一个是郭本标弟兄的家，展明华姊妹家由荆绍仁弟兄去带领，郭本标弟兄家由秦福音去带领，路征先姊妹家由郑光濡去带领。但弟兄们不知如何带领。
总的说来，我们看见有圣灵的工作，但是大家觉得聚会没有神的同在。大和弟兄是这样说，有一次在交通聚会中，李铭亮弟兄也说：「我们现在聚会，不像过去在南阳路聚会有神的同在，神的话语稀少。这是为什么？」郑光濡弟兄说：「我们为南阳路会所祷告不知多少次，但是没有把握，政府是否肯将房子归还，如果是人的办法去要回南阳路的房子，我怕这是乌撒的手，还要受神的责罚。」
教会是神的家，神主宰一切，不是人主张要怎样就怎样。圣灵的工作首先是光照，叫人知罪、悔改。我们从哪里堕落，要从那里起来。在上面负责的弟兄首先要彻底悔改过去对神所犯的一切罪，并要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神才动工。不是先搞起一个组织来，弄出一套班子，摆出一套聚会，指定几个人站讲台，召集过去一班老人马来重振旗鼓。这是人的办法，不是神的工作。人的办法多，人的话语多，所以神就隐藏起来了。庄志弟兄说，他去参加拜三晚在唐弟兄家聚会处一些负责弟兄们的工作聚会，觉得大家光谈些事务上的事，没有属灵的交通，没有生命的话语。
任钟祥一意孤行，脱离弟兄们到闸北堂去另搞一个聚会处，但又和去闸北堂的弟兄姊妹争吵，局面难以维持。又加上他旧病重发，走路需要两人搀，但死不悔改，真是可怜。11月份，他去参加南京全国三自的大会。他在会中说唐守临变了，反三自了。他拿出唐托他女儿唐曙在上海出席宗教事务局会议的书面发言稿为证，说他要恢复聚会处，走老路，这就是反三自。但是三自负责人说唐不是反三自，这是聚会处有他们的信仰特点，信仰当互相尊重。任钟祥无言可答，闷闷不乐。
在上海虽然在外面没有「地方教会」的显出，弟兄们在怀恩堂要恢复在文化大革命前「聚会处」的聚会，甚至要求政府归还南阳路145号前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房子，恢复在上海的教会，有一些没有参加怀恩堂的爱主的弟兄们有各种看法：一、即使将南阳路145号的房子归还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自由聚会，但仍在「三自」的控制之下，圣灵的主权还是不能通行，人的主权仍将控制着聚会，这就失去了教会的性质。二、过去南阳路145号聚会的地方和大会所的盖造是为当时主工作的需要的。今天主有没有这个工作的需要呢？如果主真的是起了头，弟兄姊妹也彻底悔改，有了复兴，得救的人数也天天增加给我们，流浪在外面的弟兄姊妹也都回来了，主是会为我们预备一个聚会的地方的，也不一定要过去南阳路 145 号的房子。事实上，现在南阳路145号只剩下一个办公楼。楼下客堂，最多不过容得下一百余人，大会所早已被拆掉了，场地也被占去盖上别的建筑物了，有一部分也被展览北馆盖新大楼占用了。办公室的房子要回来，难处有许多，许多问题还是不能得到解决。
继上海聚会处负责人的产生和在怀恩堂小房间分开聚会后，上海宗教事务部门和三自许可安息日会在星期六借怀恩堂大礼拜堂做礼拜，由安息日会的牧师讲道，并且在怀恩堂开启几个小房间作他们的办公室和小聚会之用，免得他们学聚会处，一直吵要归还安息日会的房地产。但安息日会是全世界基督教一致公认的六大异端之一。但在信仰互相尊重、搞好团结的原则下，许可他们单独聚会、讲道，因而散布许多异端。
（附录1）唐守临弟兄3月5日向聚会处弟兄姊妹写的公开信
为着教会的事奉，有两件事要向弟兄姊妹们交通：
我在神面光中，回想祂的呼召，我不能违背祂的启示，要在神的家中尽忠，在我有生之年，终生事奉我的主。
第一件事，感谢主，目前擘饼和交通聚会人数逐渐增加，为着看顾主的羊群，一同经过祷告，提出如下几位弟兄共同学习事奉主。
1 周行义弟兄（原上海教会同工）
2 夏醒尘弟兄（原南京教会负责人之一）
3 郭本标弟兄（原四川万县教会负责人之一）
4 史恩湛弟兄（原安徽宣城水阳教会负责人之一）
5 郑光濡弟兄（原福建仙游县教会负责人之一）
第二件事，为着办理收回原上海南阳路 145号聚会所，曾有展明华、史恩湛、颜鸿斌、唐曙和我本人为代表，并委托展明华姊妹为全权代表执行办理一切回收事宜（另请许恩德弟兄进行协助）。对以上两件事，弟兄姊妹们有什么感觉，请在主里多交通。
原上海教会南阳路 145号聚会处长老
唐守临
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
（附录2）唐守临弟兄3月6日在三自教务委员会座谈会上发言稿
（这个会议是三自开的，名为「彼此尊重」问题的座谈会，邀请出席者有尹襄、孙彦理、张芹国、华耀增、曹圣洁、范宝贤、蔡书记、任钟祥、汪以存、史恩湛、郭本标、周行义、唐守临、唐曙）
宗教事务局和两会召开这样的会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我想大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互相尊重，把这个会议开成团结的会议。
对于过去的事，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事先和怀恩堂负责弟兄磋商时间太短，不够充分，以致有些事他们来不及商讨、布置，给工作上带来压力和麻烦。我们发出的传福音单张，事前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底下没有落款，这些都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大意，考虑不周到、慎重，给人的感觉似乎不尊重他们。这些我们应向他们道歉，希望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
关于基督教内部的大联合，我们表示愿意在同信一位真神、一位基督耶稣的基础上联合；我们愿意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联合，在坚持自治、自传、自养三自爱国的基础上联合。我们愿意在这三条原则下与基督教内信徒们联合、团结在一起。然而在信仰和真道等方面，各人的领受不同，对解经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理解，因此宗教生活习惯和聚会的形式也各不相同，这是基督教内由来已久的事实。这些不同的观点、看法，有的人认为这是小事，不必如此拘泥；但是，有的信徒却认为这是教会内部的一些原则问题。这就需要领导上能谅解和理解，需要基督教内部彼此尊重。举例说，我们从起初到现在，一直坚持地方教会的立场，也就是按圣经教训，一个地方，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包括所有得救重生的信徒。在教会里，不论工作职位高低，每个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在聚会的时候，随着圣灵的带领，按圣经的原则，每位信徒都可以站起来祷告、点诗歌、作先知讲道和传福音。我们不设立牧师来管理教会，没有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在属灵的真道上，凡圣经上的教训我们都接受，凡是出自人意或传统上的形式，我们一概不接受。我们主张地方教会应该是独立自主的组织，我们没有国际联盟，也决不加入任何国际组织。这是我们信仰的特点，也是我们持守的原则。
现在许多教堂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进一步落实贯彻下，都逐渐恢复他们以前所因有的宗教仪式，我们对此都一律尊重。但我们也希望领导、三自两会能同样尊重我们信仰的特点。
早在几年前，全国三自考虑到我们信仰特点，恢复我们的擘饼聚会，这体现了党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决心，这是尊重各种信仰的具体表现。但这仅仅是开始，还没有完善。我们要求全面恢复我们的聚会。我们的宗教生活不仅仅是擘饼聚会，我们还有传福音聚会、讲道聚会、交通聚会、祷告、查经聚会等。凡是自治、自传、自养原则下的各种内容的聚会，我们都要求恢复。我们在1955年以前有2800到3000名信徒，这些信徒部分已蒙召归天或离开上海，但活着的大部份信徒还持守着他们的信仰，只是因为没有全面恢复聚会，要是都来，目前怀恩堂地方容纳不下，现今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弟兄姊妹来聚会。根据近年来发布党的宗教政策关于归还教会房屋的规定，我和我们的信徒向政府部门和三自两会多次请求，要求归还南阳路145号房子，这不是帝国主义出资的房产，这是我们全体信徒将养生的积蓄奉献出来建成的教会房产，按政策应归还给全体信徒所有。让我们能自由地过上宗教生活。我认为这才是对我们信仰尊重的最具体表现！
我已经84岁了，我余下的年日不多了，但我活着一天，我就要为南阳路145号房子祷告，并向政府部门和三自两会呼吁，请把至今还被占用的南阳路145号归还我们作聚会用。如暂时不能全部归还，先归还部份也可，以后逐步归还。总之，若不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不归还南阳路145号教会房产，那末，原南阳路145号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不论他们现在国内或海外，都是不能接受，不能同意的。这一点也希望领导上能谅解和理解我们。
在南阳路房子没有落实以前，我们还暂且在怀恩堂内聚会。应该说，这几年来我们得到怀恩堂常委会多方面的支持和协助，他们对我个人也非常照顾、尊重。今后我们将多和他们协商、讨论，同时，希望怀恩堂常委会能进一步给我们提供聚会的方便，例如在用会堂方面，如果大聚会在上午，我们就用下午，在星期一至六的时间中，是否拨几个空隙的时间（无论下午、晚上）让我们用。希望在一月一次传福音聚会时能借用大会堂。记得在1958年各教堂合并时，我们从南阳路145号搬来大批的宗教书籍、椅子和办公用具，那个时候怀恩堂是上午聚会，我们是下午聚会，我们彼此相互尊重，彼此协作是有历史基础的。
我自感年老体衰，力不从心，词不达意，记忆力衰退很多。考虑到今后的聚会，需要更多的弟兄来学习事奉主，因此我们经过长期酝酿、祷告，提名下列弟兄：任钟祥、周行义、夏醒尘、郭本标、郑光濡、史恩湛和我本人担任擘饼等聚会的负责人。上个礼拜，2月26日，我曾把这个提案给任弟兄看时，他反对把他的名字摆进去，要求划去。我们为了尊重任弟兄本人意见，不得不把他的名字划去，这样就是上述六位信徒作为我们今后擘饼、传福音、交通等聚会的负责人。这个建议已在3月5日的擘饼聚会中一致通过。现在我特地向领导汇报。凡今后有关我们聚会之事，请与周行义、夏醒尘、郭本标、郑光濡、史恩湛和我这六位负责人联系。我们希望能与基督教各界人士在同一个身体相互为肢体，彼此尊重，互相协作，使中国的教会能荣神益人。
唐守临
1989.3.6
（附录3）和郑光濡弟兄一次的谈话
1989年8月3日，我顺便去郑光濡弟兄家向他借林为义、唐一帆弟兄春节时在上海一位弟兄家里讲「主必快来」的录音。他说，被前翠华化工厂李家诚弟兄王序斌姊妹借去翻录了。他们的儿子，因听林的传福音也得救了。接着他就谈半年多来，他去怀恩堂聚会、参加擘饼、担任负责弟兄的经过情况。他说，到目前为止，他参加过许多擘饼聚会，但最好的是在新闸路徐兰英姊妹家的聚会，因看见有主的同在，他就不到别处去擘饼了。当时孙务信弟兄也拉他去他家的擘饼聚会，他也去参加过，但觉得没有主的同在，就不去了。新闸路的擘饼聚会停止以后，他一直没参加擘饼聚会。1988年他第一次去怀恩堂小房间聚会处的擘饼聚会，觉得有大和弟兄、夏弟兄、行义弟兄、史弟兄和几位青年弟兄在一起擘饼，聚会比较活泼，觉得有主的同在，他就去参加擘饼了，但是一看见任钟祥坐镇在聚会中，以长老自居，辖制弟兄姊妹，他实在受不了。
郑光濡弟兄有一个亲戚名陈德群，是从西安来上海定居的一位弟兄。陈德群在五十年代也是南阳路聚会处的一位弟兄，那时他还年轻，还是一个学生。他认识任钟祥，但任钟祥已不认识他了。他知道任钟祥不过是一个执事，怎么做起长老来了。他也知道任钟祥骂神的仆人和地方教会，所以看见他来擘饼，心中很不是味道。有一次他在擘饼聚会中讲了一段圣经。他说，主所接纳的，教会也接纳他擘饼，但根据林前六章有十种人不能参加擘饼，就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銮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在我们中间虽然没有以上九种，但有辱骂的，辱骂神的仆人，辱骂地方教会，上海基督徒聚会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太五22）。但我们中间有人骂弟兄比骂「拉加」、「魔利」更甚，试想这样的人怎么能和我们一起擘饼呢？任钟祥也在座，他心里有数是指他说，但他不认识陈德群弟兄，所以从这次聚会以后，他就不擘饼了。聚会还来，但不碰饼和杯，到聚会处正式产生负责人以后，他就不来聚会了，但暗中差郑武来，因为郑武是他的亲信，什么事情都会告诉他的。任钟祥虽不来聚会，但在背后煽风点火。有一次郑光濡弟兄在擘饼聚会中说，来参加我们这里擘饼的，就不能去参加大礼拜堂里的领圣餐。任就抓住这句语说郑光濡是在搞分裂。他现在和闸北堂的华耀增、蔡约翰、章云仙等在闸北堂另一个擘饼的地方，并且说惟有他们才是真正的上海聚会处，在第一次擘饼聚会后，继续大骂倪、李和「呼喊派」，以讨好三自和政府，死不悔改。
在陈荣生处长接见唐等聚会处几位负责人时，他也去参加的。陈处长说：「听说，你们将任钟祥革除了。任钟祥现在是全国三自基督教协会的副主席，也是过去上海聚会处的长老。如果你们认为他违背了你们聚会处的信仰，也让他有一个悔改的机会。你们圣经中说，一百只羊失去一只，这一只羊还要去把它找回来。唐守临已回到聚会处来了，怎么知道任钟祥不能回来呢？」郑光濡弟兄就对陈处长说：「任钟祥在四十年代因患肺病，教会照顾他，为他预备地方修养，病好了以后，教会就接待他住在南阳路聚会处，但他向教会提出，由他负责执事间的文书等工作，教会照顾他的生活，每月给他工资，他实际上是一名职员，后来不知怎么做起长老来了。他是见风驶舵的人，如果真正有悔改的表现，可以接纳他，但也不能做长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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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上海弟兄姊妹在三自和在家中聚会的情况（三）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第480-491页。）

本章说一下上海弟兄姊妹在家中聚会的情况。
上海过去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今天还有心向着主的不多，因着长期来停止惯了聚会，心灵干渴，但如羊没有牧人，无家可归，实在可怜！因没有教会，不能过正常的教会生活。弟兄姊妹因长期隔闻，互不知心，怕有政治问题的牵累，所以有的就到公开的礼拜堂去了，有的三五成群在家中聚会，不去三自礼拜堂，但又是偷偷摸摸的、半公开式的聚会，拣一些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和擘饼。像过去上海聚会处长老之一的宣常铭继承孙务信的衣钵。孙务信去澳大利亚悉尼以后，他在家里开始有擘饼聚会，起头只有冯和仁、他师母程碧琨、邵圣清、丁永福师母陈惠玉等，以后顾孝颐、王宪邦、裴恩荣也去了。王宪邦喜欢讲道，但有些讲法使别人不能接受，所以常常在聚会里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有的人也就不去了。有一次，王在宣常铭家里和吴磬弟兄争了起来，吴磬此后就不去了。又一次他去看何广涛，又和何争了起来，因为何是崇拜江守道的，王批判江的一些讲法，但宣常铭认为王宪邦有新的亮光，所以很器重他。冯和仁也请他去萧山讲过几次道，同去的有裴恩荣、邵圣清、宣常铭、顾孝颐等。宣常铭和王宪邦去过江西弋阳、上饶等地，也去过南京，劝弟兄们中间不要分裂，但没有效果。萧山分裂越过越厉害。自从费联信1982年加入三自以后，萧山的几位负责弟兄高长保、沈少成、冯和仁、马德祥把费革除不让他站讲台，并停止他的擘饼。以后高长保看冯和仁有倾向三自的情况，也将他革除。以后沈少成、马德祥都和高长保分开了，都各自有一班拥护者，本来是三派的，现在变成四派了，有人认为高长保反三自这样坚决，到上海后为什么去见唐守临，这事全萧山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了。高长保为主受苦的心志是有的，坚决不加入三自，但是他凭个人属灵的经历行事，对圣经的真理不够认识，别人喊李常受是邪灵，他也喊李常受的灵是邪灵；别人喊三自礼拜堂是大淫妇，他也喊三自礼拜堂是大淫妇。所以凡有三自倾向的，加入所谓「呼喊派」的，甚至爱世界的弟兄姊妹都被停止擘饼或革除。他用个人的权柄行事，抹煞了属灵的权柄。我们说大家在灵里才是一，大家在肉体里一定分裂，劝说是没有用的。
另外有一班弟兄们在浦东南江有聚会，如荆绍仁、孙凯、李铭亮、穆陶尘师母邹积珍等。荆绍仁早先已不承认主名了，我们去看望他，他说我们为什么还要称他是弟兄，他已经公开放弃他的信仰了，他过去也是个执事，从前也是青岛的一个长老，他把去看望他的人一个个赶出去。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好像天使一样的声音把他吸起来，对他说，跪下来祷告。他马上跪下祷告，圣灵就责备他，他就跪在那里痛哭流泪，悔改认错。他连夜写信给那几十位被他赶出去的弟兄，向他们认罪。那时我去看他，他痛哭流泪的对我说，他有差不多十八年的时间离开主，他感到最难过的，就是他的几个孩子都没有得救，他问我有没有关于传福音的书借给他看。我就借他一本《如何享受神》，还有其他几本。他就对我说这些书比金子更宝贝。他后来受到孙务信、俞崇恩的影响，也不敢来接近我。李铭亮过去也是公开放弃信仰的，他师母过去是第一个起来放弃信仰的。她把李铭亮书库烧掉，把甲经也都埋掉，不准李明亮再跟聚会处来往，就这样差不多有二十几年离开了主。神自己工作，叫李铭亮也悔改了，李铭亮去看荆绍仁，荆绍仁也把这事跟他讲，但是李铭亮的姊妹舒嘉华极力反对，有一次她拿刀要杀李铭亮，她说他如果再恢复到基督徒聚会处去，她就把他杀掉。她拿起刀子，李铭亮就跪下祷告，她就把那刀子放下了。后来神作工，舒嘉华就和李铭亮一同跪下来祷告，他俩就转过来了。
还有在虹口陈梅珍姊妹家有聚会，去参加的人有张宗慧、毛湘娣、裴恩荣、马骥、吕乡天等。在路征先姊妹家也经常有聚会，郭本标去主持。郭本标、王宪邦家都有聚会。参加三自的弟兄姊妹过去一个月一次去唐守临家聚会，参加的人有二、三十人，如郭本标、周行义、夏醒尘、史恩湛、周无我，路征先、林柔、张君翠、沈诗华、王大和、胡平斋、杨筠、朱如光、唐曙、颜鸿斌、展明华等。在擘饼聚会中，他们用的诗歌不是怀恩堂的新编赞美诗，而是过去上海福音书房在肃反后出版的三百五十几首的诗歌，是福建印的，有人带来上海一、二百本，弟兄姊妹每人都买了五、六本，有的买了十本，放在唐家聚会公用。这是瞒过三自的，有关部门是不赞成如此做法。唐表示过去跟任钟祥走，他有的地方太左倾了，他表示要悔改，而任说唐是叛离三自，老糊涂了。
我们在主的恢复中看见上海的弟兄姊妹一些可怜的情况。他们去三自礼拜堂得不到生命的供应，去家庭聚会又觉死气沉沉。我们有几位弟兄开始有祷读，生命得到供应。以后王大和、史恩湛、夏醒尘、胡平斋弟兄等对祷读都尝到甜头。除夏醒尘以外，我们五个人，王大和、史恩湛、胡平斋、贺兆清和我一个礼拜有一次在王大和家有祷读聚会，读罗马书第八章。正当大家读得津津有味时，有关部门听到有人汇报，找我和胡平斋谈了一次话，说我们这些过去新闸路徐兰英姊妹家的骨干，又在活动了，说我们搞得热火朝天了。他们对我们打起警钟，我们被迫将在王大和弟兄家的聚会停止了下来。但在我家全家的擘饼聚会是有关部门特许的，但也不能扩大。从 1983年开始，我家擘饼聚会没有停止过。我在看守所的十五个月中，我家一直有擘饼，并且一个星期一次的祷告聚会也没有停止过，珊珊和惠容负聚会的责任。经常参加聚会的有珊珊、惠容、惠乐、梁灵之、张锡兰、徐兰英、贺黎华、罗淑媛，还有贺荣和姓沙的三位姐弟有时也会来参加聚会。
1988年4月间的一天，我出外购物，出店门看见一个人手里拿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神爱世人」，中间一个十字架，反面写着「信耶稣得永生」。我很惊奇，今天还有人有这样的胆量，敢在马路上高举一块福音牌子游行，这人旁边有一位年轻女子随着。我骑着脚踏车向相反的方向走了，骑到一半，里面有一个声音，叫我回头赶上去见这位弟兄。我想这一定是一位很热心爱主的弟兄，我一定要认识他。我调过方向朝静安寺这一方向骑去，看见这个人已走过红绿灯。我就跳下车，在对面跟着走，走到静安浴室对面的一条弄堂，他拐弯进去了，我也跟着进去。他和那位青年姊妹进到一位初信的弟兄家。这是一间平房，上面搭个阁楼，在前面小客堂里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家主看见我跟着进去，想我一定是个弟兄，请我坐下。我就问那位拿福音牌子的弟兄，这样拿了牌子在路上走了多久，有否发生麻烦，他姓什么，在哪里聚会。他说他叫徐吉根，是过去灵粮堂的弟兄，现在在怀恩堂做礼拜。他说他拿了福音牌子走了一个礼拜，今天才从虹口公园走回来，日前走到浦东。他说，人们看见他拿了牌子，看中间一个十字架，有「神爱世人」、「信耶稣得永生」的字样，就说一声「信耶稣的」。有一次，一位民警向他鼓掌，他想这位民警可能也是信耶稣的。随着他走的那位姊妹姓鄢，问我姓什么。我不回答，我说我也是个弟兄，看见徐吉根这样的举动，心中很受感动，所以来认识一下。她说，有一次她和徐吉根拿了牌子走到沐恩堂，那天是主日，礼拜堂里坐了许多人，沐恩堂的长老、执事、牧师等看见徐吉根拿了福音牌子，游行进沐恩堂，都吓坏了，拦阻他这样做，像查户口一样地盘问他。但是有几个外宾向他拍照。她说，他们是在怀恩堂做礼拜的，平时在家庭里聚会，她说星期三晚在这里有聚会叫我去。我第二个星期就去北京开刀了。 6月份从北京开刀回来后的一个星期三晚上我去聚会了。我坐在最外面，他们都不注意我。有一位年老姊妹在查经，讲的是雅歌书中的几节圣经。我听她所讲的有些接近我们聚会处所讲的，但不过是查经的方式，缺少灵。她讲完后请弟兄姊妹祷告，我看到有一位青年弟兄祷告得很好，我也做了一个祷告，不等聚散就走了。
以后，我在唐守临家里及王大和家里都遇到这位青年弟兄，我们有了交通，他陪我去见了带领他的那位姊妹，就是讲雅歌书的那位姊妹。一见面原来她在1983年就认识我，我却忘记了。她说我替她推拿过，并去她家看过她阳台上养的金鱼，这我就想起来了。那天她丈夫，儿子都在，我们有了交通。她的大儿子、媳妇、孙子都在美国，大儿子在主的恢复里。去年下半年她和另一位姊妹去温州要想参加那边三自办的义工训练班，他们要上海三自的介绍信，因无介绍信而不能参加。结果遇到另一位姊妹带她俩去温州乡下一个家庭聚会去参加聚会，原来是在主恢复里的。她们后又去苍南看望弟兄姊妹，回沪时她俩盼望那边的弟兄们介绍在上海有否在主恢复里的弟兄姊妹，盼望有些交通，他们也说不上来。这次相遇有主的带领。以上我所说的那位姊妹就是中华神学院毕业的赵知足姊妹。她在小鄢姊妹家查经，去的人也有二十余人。3月初我去参加她家聚会。
还有是在陈梅珍家的聚会，拜三上午有擘饼聚会，拜四上午有读经聚会。读的是约翰福音，去参加的弟兄姊妹不多，有陈梅珍、张宗慧、裴恩荣、吕乡天、毛湘娣，还有一位福建来姓林的等。1989年3月初张宗慧姊妹在路上遇见珊珊，说梅珍姊妹和她盼望我约一个时间能去和他们有一点交通，我同意了。我后来才知他们有读经聚会。3月8日我第一次去参加他们的读经聚会，读的是约翰福音。他们已经读到第十二章了。从第十三章开始我去参加他们的读经聚会，一直到读完约翰福音。那时已到暑假，陈梅珍的孙女放假在家，又遇到学生游行、动乱，星期四的读经就停了下来。但是他们原每月第一个星期三的擘饼聚会还是照常。
其实梅珍姊妹和裴弟兄有一点惧怕，因为我去参加了他们的聚会。当时梅珍姊妹请了张君翠、林柔、金秀清、秦福音等弟兄姊妹来参加读经聚会，但是他们来了一次就不来了。我想可能是我在那里，他们就不来。也有姊妹在背后告诫梅珍，因为我在那里不要再出事，因为我是众目注视所谓在上海「呼喊派」的头头。但是也有些弟兄姊妹来参加读经聚会，觉得有生命上的供应，来了一次，以后每次都来，如金山的高丕琨姊妹、马骥弟兄和李琼明姊妹。
今年四月间徐恩秀姊妹从洛杉矶来沪探亲，住在她哥哥徐士林老弟兄家，他家离梅珍姊妹家很近，在昆山花园路。我陪恩秀去参加过梅珍姊妹家的聚会一次。因为恩秀姊妹早年认识梅珍姊妹。聚会后，裴恩荣弟兄问恩秀姊妹关于谣传一些有关李弟兄的事是否事实，恩秀姊妹都否定了。这些谣传在上海弟兄姊妹中间造成许多误会，破坏合一，这是撒但的工作，因为魔鬼（diabolos）这名字意思就是「借着毁谤，离间人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一节说到女执事必须端庄，不说谗言。这「谗言」一辞在原文是diabols。就是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女执事说谗言就是做魔鬼的口舌，这样的人怎么能做女执事，持守真道的奥秘，为神说话呢？可悲，许多人上了魔鬼的当，弟兄姊妹彼此有了成见，互相不敢接近，不敢彼此有交通，进一步加以反对、攻击，造成弟兄姊妹四分五裂的情况，破坏了教会的建造。
以下是我离开中国后补上的，因为我在上海时，公安局知道我在写「六十年来的回顾」，这是有人汇报的。我怕万一我将这部回忆录带出国，被公安局抄到，看到最近所谓我们「呼喊派」活动的情况，对弟兄姊妹没有保护，所以我没有写，现在补上之。
先说我和赵知足姊妹的关系。我参加了小鄢姊妹家的聚会，听到赵知足姊妹带查经，在会中有一个青年名汪浩，很热心，他和小沈弟兄、小刘弟兄、小袁姊妹都是赵姊妹带领的。以后，我又在王大和弟兄家遇到了汪浩，他带我去赵姊妹家，大家有一次很好的交通。她的丈夫胡弟兄过去都是神学院的同学，她有一个大儿子和媳妇在美国，小儿子胡世选也己结婚生了一个儿子，但对主不追求。赵知足姊妹知道在我家和贺兆清弟兄、周永令弟兄三人每礼拜二有祷读聚会，她也想来参加，我们欢迎她来，结果她带了小儿子胡世选一同来参加了。只聚了一两次祷读聚会，胡世选完全转变过来了。过去下班回家就看电视、报纸。现在不要看了，要看圣经和属灵书报。他哥哥也从美国寄许多李弟兄的书给他看。以后每拜二他和他母亲一同来我家参加祷读聚会。世选在属灵上进步很快，这是1988年春的事。
现在我要讲一讲贺兆清弟兄、周永令弟兄和我怎么在我家中开始有祷读聚会。先说周永令弟兄。当我关在里面时，他常来我家看访我的家。1983年我被逮捕以后判了三年，到1986年刑满，但我关在看守所里只有十五个月，后来因在看守所里生盲肠炎，因误诊而成腹膜炎，经监狱医院动手术后发现有休克现象，又血压降低，所以许可我保外求医。我在第九人民医院住了一个月，后又回家由地段医院护士来家换药，但伤口一直不痊愈。这样又拖了半年，以后变成切口疝，1986年我去北京由内弟，他是301解放军医院的外科主任，他亲自替我动了手术，这样我才完全痊愈回到上海。贺兆清弟兄判了二年，1985年7月刑满释放，以后去苏北某厂做技术顾问有一年多。以后因为厂倒闭，他才回到上海。周永令弟兄看见我病痊愈回到上海，就要我去杨浦区汤霞芬姊妹家聚会。汤霞芬和周永令都是在前徐兰英家一同受浸的。汤霞芬姊妹以后和陈定国弟兄结婚，住在杨浦区杭州路陈弟兄家中，离周弟兄家不远。所以，周弟兄提议能否在汤霞芬家有祷读聚会。周弟兄约了杨浦区的罗伯伯，另有两位姊妹，这样有七、八位弟兄姊妹一起祷读。以后就开始有擘饼聚会。那时，我知贺弟兄已回到上海，就邀他也来参加。不知怎么样里弄居委会去报告公安局，说我们在家里有呼喊派聚集。公安局干部叫我去公安局要我交待，被禁止我们聚会，这样聚会就停了下来。
以后贺弟兄因身体不好，进疗养院养病四个月，我和周弟兄常去看他。当他要出院时，我们三个人约定每礼拜二晚在我家有祷读聚会。另外在拜四上午，我和贺弟兄二人在我家有半天同心的祷告。以后公安知道了，派出所公安局同志就说：「你跟哪一些人混在一起、搞在一起？」我心里想，我绝对不能够把这几个青年弟兄讲出来。公安局同志就叫我去考虑考虑，过了春节以后再向他们交待。我们特别为这件事情祷告。神给我们一句话，祂不误事。我们满心感谢神，知道这件事神一定会带我们过去。我以后就把这件事情跟赵姊妹交通了，也跟几个青年弟兄们交通了，就说：「你们自己去那个服事新人的家里，我们就不来了。你们自己在那里聚会。以后什么情况，看主怎么带领。」
过了春节以后，公安局同志来找我了，叫我到派出所去。他一点都不提这件事情。他提怀恩堂以及唐守临等为了新会所要房子的事情，而没有问到我们青年弟兄姊妹情况。所以这件事情神就把我们带过去了。
自从赵知足姊妹和她儿子世选来参加我们三个人的祷读聚会后，我的儿子张惠容也来参加了。因我家亭子间很小，赵知足住的地方又很远，我们怕人一多在我家不方便，所以聚会就搬到胡世选家里去。但那时也只有祷读聚会。
那段时候，我和我儿子，有时贺兆清弟兄和他女儿，常常跑到胡世选家里去祷告。另外，我家里的祷告聚会就有周永令、我和贺弟兄三个人，有时候临时再来一两个。这样子延续了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只有祷告聚会恢复了，除我家外，扩大的擘饼聚会还没有恢复。那时，贺兆清住在他女儿贺黎华家里，贺黎华跟她的弟兄小陈弟兄，愿意把自己的家打开，说他们的家里也可以有祷告聚会。所以，以后就变成了天山新村胡世选家里有祷告聚会，贺黎华家里也有祷告聚会，我的家里也有祷告聚会。但是那时扩大的擘饼聚会还没有开始（只有我家有擘饼聚会）。
我们扩大的擘饼聚会是怎么样开始的呢？这件事情也很稀奇。就是在1989年学生运动的时候，倪怀祖弟兄的家里又开始有受浸聚会。这个事情说来稀奇。我过去跟倪怀祖师母很久没有往来了。有一天，邻居张愚之弟兄的第三个女儿向晨要我去看望倪柝声弟兄的弟弟倪怀祖和他姊妹徐奉先。他俩都生病住在庙弄离我家很近。她说徐奉先就是她的弟兄徐祥生的过房母亲徐凤翔的妹妹。她说倪怀祖就住在靠近我们这里，问我能否有空去看看他们。那个时候，我就抽了个机会，去看看徐奉先跟倪怀祖。徐奉先（徐凤翔的妹妹）就讲她过去去过台湾，在台湾听到李弟兄的讲道。她说，她感觉李弟兄在台湾有新的亮光。她说，她在台湾那边也是参加那边的擘饼，她也很赞成主恢复的道路，这样我们的话就长了，我也讲了很多的事情。这样我开始跟徐奉先和倪怀祖多有交通。
那时倪怀祖好像患了老人痴呆症，跟谁也不大讲话。我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经常去看望倪怀祖师母。以后她的病稍微好了一点，就搬回到高安路她自己住的地方去了。他们有很大的房子，我们的聚会就搬到倪怀祖弟兄家去。她搬到那边去后，就对我讲她的一个妹妹叫徐恩秀，住在美国帕萨迪纳（Pasadena），她要到上海来探亲。
六.四学生运动前一个两星期，徐奉先的妹妹徐恩秀从美国来上海探亲。她来了以后打电报给我，叫我能够认识她一下。我说我也多年没有看见她了。她去她哥哥徐士林老弟兄家，对她的嫂嫂、甥女、甥孙等传福音，有五、六个人要受浸。以后她的亲戚倪柝声弟兄的姐姐倪规箴的媳妇和孙女也要她为她们施浸。徐恩秀在倪怀祖家遇见我，说要我在倪怀祖家的浴缸里替她们受浸。那时，赵知足姊妹又带小袁姊妹（明华）、小沈弟兄（新华）一同来聚会，他们俩也没有受过浸。
我们第一次讲受浸的意义，就在倪规箴她儿子的房间里。那一天，几个青年弟兄都来了。那次我们讲关于受浸的意义。跟过去不同，我们是用祷读的方式。我们一起祷读几节受浸的经文，祷读以后一同交通，大家都讲受浸的意义，我感觉这个很好。以后，我们就决定一个日子，就在倪怀祖弟兄的家里，准备替他们四个人施浸。这个时候，徐恩秀的女儿从上海打电话来，说上海形势很紧张，一定要她回去，并且把飞机票都买好了寄来。所以她没有参加那个受浸聚会，就立刻离开了上海了。就在第二天，我们在倪怀祖弟兄家里为这四个弟兄姊妹们施浸。那次聚会实在很好。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大家有很好的交通。我问倪怀祖师母，愿意不愿意打开她的家设立桌子，因为受浸以后接下去就是擘饼。她愿意把家打开，但她说最好是不要在礼拜天，因为礼拜天她的亲戚比较多。她说最好是在礼拜六晚上。所以，我们就定规礼拜六晚上在她家里有擘饼聚会。所以这成了一个小排聚会，大约有十几个人，我们在一起有擘饼。
这事以后，我准备到美国去了。我晚上一礼拜有几次去学针灸、推拿，所以礼拜六晚上没有空。小袁姊妹礼拜六晚上要念英文，也没有空。所以我就跟倪怀祖师母讲，聚会能不能换在礼拜天。她说礼拜天她的亲戚来得多，不很方便。所以后来，贺兆清弟兄提出擘饼聚会改在闸北区他的家里，这是他女儿贺黎华、程志达弟兄的家。因为贺兆清弟兄是住在贺黎华的家里，他们愿意将家打开。这样聚会就从倪怀祖家搬到贺黎华家。以后，我的媳妇梁灵之和我的大女儿张惠乐都去参加聚会了。聚会人数有十几个人：贺兆清弟兄、贺黎华、程志达、我、张惠容、梁灵之、张惠乐、赵知足、胡世选、袁明华、沈新华、周永令、小刘，还有二位姊妹。
当我到美国来的时候，聚会还是在贺弟兄家。每一个礼拜天晚上有擘饼聚会。礼拜二晚上有祷告聚会，聚会光景非常好。祷读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三节，先有擘饼。除在贺兆清家里有擘饼聚会以外，在赵知足的儿子世选的家里也有擘饼聚会。我来美以后，我家里也有擘饼聚会，我儿子惠容的亲家梁药弟兄家，也有擘饼聚会。在梁家擘饼的有徐兰英姊妹、王声浩师母、我姐姐张锡兰、我姊妹蒋珊珊，有时候还有其他的，周永令弟兄有时候也来参加。在我家擘饼的有李莲娜姊妹等。以后梁药的妹妹、妹夫都得救了，受了浸，参加梁家的擘饼聚会。所以常常是活动式的，今天在我家，明天在他家聚会。
所以我们等于有四、五个小排聚会，有擘饼，也有祷读聚会。但是在我家里，只有擘饼聚会。这样子一直聚到我到美国来。同时在礼拜五晚上，那个时候弟兄们就开始有祷告聚会。所以后来青年弟兄们、姊妹们和我家里几个孩子在礼拜五晚上，就在我家里亲自建立祷告聚会。聚会是很新鲜，很活泼。感谢赞美主。
这是在上海三自领导下，在怀恩堂内聚会处的聚会以外，主恢复中聚会的情况。
1990年2月初，赵知足姊妹和她弟兄一同往美国底特律她大儿子处。现在他们全家都在主的恢复里。我是1990年2月17日到美国的。我和赵知足姊妹到美国，怕在上海主恢复中的聚会受影响。但是感谢主！他们的聚会比我们俩在时更活了。我儿子惠容和赵知足的儿子世选接替我俩，在属灵上负起责来，和贺弟兄三人负责聚会。这真看见主亲手的带领和祝福。
补遗
逼迫召会和信徒之人的结局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1 倪柝声弟兄是1952年4月份被逮捕的，当时华东公安部的领导是华东总书记饶漱石，和上海市长兼增产节约委员会主任潘汉年批准的。以后饶漱石和高岗成为反革命集团被撤职下监。
2 批准逮捕我的潘汉年，以后也成了反革命分子死在监里。
3 罗竹风以后也成了叛徒下在监里。
4 在我厂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斗我最厉害的有二个人。一个是我组小组长黄广才，以后生癌死了，年只有三十几岁。另一个人是技术科技术员张文增，不久也患脑溢血死在医院里，也只有三十几岁。
5 三自联络员刘良模不久也生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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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篇 我所认识的倪柝声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光荣出版社，2012，10初版）

我最早认识倪柝声弟兄是在1928年秋天，那时我才七岁，跟我父亲张光荣、母亲费爱芝和姐姐张锡兰从杭州迁来上海居住。我的父亲过去是邮政局的局长，在邮局做了十二年后蒙主呼召出来做传道，由主带领辞掉局长的职务到杭州清波门真神堂甘惠泉师母那里做自由传道。在杭州我父亲认识了汪佩真姊妹。1924年倪弟兄应杭州皮市巷礼拜堂邀请讲道，汪佩真得悉邀请我父亲一同去听，这样我父亲就认识了倪弟兄。1928年，倪弟兄在上海患严重的肺结核病，卧床不起，住在他同一里弄的四位同工姊妹都是单身，不方便去服事一位单身弟兄。经祷告以后，汪佩真觉得最好请我父亲全家迁来上海，有弟兄可来服事倪弟兄。这事有神的带领。在汪佩真姊妹未来杭州和我父亲商量这事以前，我父亲和甘惠泉师母有了严重的矛盾，我父亲祷告神，想脱离公会和西国传教士甘惠泉的关系，因此经汪佩真的提议，我父亲看这是神的带领，就立刻同意迁来上海，也在同一里弄文德里租屋居住。
不久，倪弟兄得到神医恢复健康，每主日上午由他负责讲道，平时晚上和同工弟兄姊妹查经，每数年有一次全国性的特会，称得胜聚会。凡倪弟兄公开的讲道聚会，差不多我都去参加听讲的，有时他也来我家和我的父亲交通有关属灵和教会的事务。我那时就认识了倪弟兄；他也很喜欢我，有时拉住我的手在里弄走走谈谈。那时他身穿蓝布长衫，穿布底鞋，剪一个平顶头。他很平易近人，讲话也很幽默。他的房中放了几千木英文属灵书籍，他等于睡在书堆中。我的父亲有时帮他整理书籍。他平时除了祷告、读圣经、看属灵书报、预备各种聚会的讲义、和同工弟兄姊妹交通外，连复信都无时间，要请我父亲代他复信。
以后聚会的人数慢慢地多起来。他们大部分是看了倪弟兄写的〈基督徒报〉、〈复兴报〉而脱离宗派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的。会所由一开间改为二开间，最后改为四开间。会所坐的椅子有折椅和长板凳二种。椅子排的方式是弟兄和姊妹分开坐的，椅子是面对面排的；另外有凳子可放在大门外坐。
倪弟兄平时很关心弟兄姊妹们的生活，特别是同工弟兄姊妹。他说如果我有两支笔，我要送一支给别人。在开头的几年，他自己和同工弟兄姊妹的经济状况都不很好。钱财奉献也很少，到1932年弟兄会闭关派八个外国弟兄姊妹来后，他们送给倪一笔钱为他去英国回访他们用，另一笔钱为苏北各教会用。但为苏北各教会的钱，他用在工作上了。所以1948年当我送钱上鼓岭山去给倪弟兄时，他说，他要还弟兄会送苏北教会的这笔钱。他为工作用的钱，不只用在文字工作上，也用在供给同工弟兄姊妹生活上。这些供给同工的款项，他都是用奉献包的方式供给的。1951年上海生化渝厂成立后，俞成华医生应邀上鼓岭山，他叫我每月送钱给俞师母和李渊如姊妹，在名义上称俞医生和李渊如作生化渝厂的顾问。
他开生化药厂并不是为自己赚钱，乃是为主的工作。过去有许多人误会他，连同工弟兄姊妹也不理解他，为什么开生化做生意买卖。到1948年他在讲「交出来」的时候，大家才一目了然。
他为人很大方、宽容。当他第一次从英国回来看我父亲时，他看见我，对我说忘了带礼物送给我，说罢马上将袋里的一支Waterman自来水金笔拿出来送给我。这是14K金笔头的金笔，当时是很名贵的。对我这个小孩，他不惜将名贵的金笔相赠，就知道他不是个贪财的人。当他在上海生化药厂「五反」运动前被逮捕押去东北药厂，政府说他盗窃国家资财，一只高压锅三万美金买进来的，官价一元美金作二元人民币，但黑市要一元作十元。他对东北药厂龙厂长说，这三万美金是向香港陈锡日弟兄借的，说明要还美金的；官价一元是结不到的，只有一元作十元在黑市上买了美金去还，龙厂长同意一元作十元汇价。以后，倪弟兄买了二万多美金，叫我送到陈锡日在上海的办事处还给他。所以当生化「五反」检查队来生化叫我交待问题，我没有交待倪盗窃国家资财的事，我说龙厂长同意三十万人民币买这只高压锅的，何谓盗窃，他们说我是倪的干儿子，因为我是渝厂的经理，所以以后也将我逮捕判刑了。
1938年倪在愚园路租了一幢房子，办了一个同工训练所，同工包括西国姊妹们都去受训，叫我父亲做总管，请陈楚才弟兄来做佣工。有一天，我母亲烧了一只鸡送去给我父亲吃，陈楚才看见了，在背后说我父亲的坏话。这事给我父亲知道了，就向陈楚才发脾气，拿出过去做局长的手段，将他开除去。第二天，陈楚才到倪弟兄那里去哭诉，倪叫他回来工作。这事我父亲知道了，气得要命，推说生病也不去做总管了。以后神光照我父亲，给他看见他的错，就去向倪弟兄认罪，又回愚园路去了。
1949年我和珊珊结婚，因她家富有，亲戚又多，新房租在她家另一幢房子的一个前后楼。我因在生化做渝厂经理，工资照生化沪厂经理的工资。我有一点钱就大摆喜宴，铺张浪费，新房布置得富丽堂皇。有一位姊妹来看我的新房，回去告诉倪弟兄说我是个「交出来」的人，现在奢华宴乐。倪弟兄知道后将我和其他几个职工的工资都减掉一半，并且讲了一篇道，说要再交出来。我将新家具卖掉，新房退掉，回到老房子居住。这是倪弟兄对付我的爱世界、爱虚荣。以后我生了一个儿子，我请他取个名，他说要包容，我给儿子取名张惠容。
有一个在汕头的同工弟兄姜子航，被孙务信弟兄撞上单独和一位姊妹在房间里。孙务信认为姜和那姊妹犯了淫乱的罪，就去告诉倪弟兄，倪弟兄就公开将姜革除了，但姜否认有这事。以后他到香港去改名为姜活石。有一个姓倪的弟兄和妻子离了婚，再娶了一位姓殷的姊妹，倪弟兄认为休妻另娶是犯奸淫，也公开将他俩都革除了。
倪弟兄和张品蕙结婚后，俩人感情始终很好，也一同上鼓岭山。倪被逮捕后解来上海，张品蕙和倪规箴（倪弟兄的姐姐）每月去上海监狱接济日用品。对倪过去的事，她没有讲一句话。
倪弟兄是一个背十字架舍己的人。1924年王载、王峙、张启珍和其他几位弟兄将倪革除，他没有为自己伸冤，就写了一首诗：「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就立刻舒服。」倪弟兄得救后，出来全时间做主的工，他从小心爱的姑娘张品蕙不肯接受主，反嘲笑他，他毅然不和她往来，写了一首诗「主爱长阔高深」，他爱主过于爱女朋友。解放后在抗美援朝时，政府要教会传道人割断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共产党要他控诉李常受弟兄逃去台湾，他不肯控诉。他对我说，我怎么能控诉他呢？我不控诉，否则怎么能称为爱弟兄呢？他们要他控诉史百克和弟兄会的八个外国人是帝国主义，他也不控诉，他说他们不是帝国主义者，并没有来干涉中国政治、经济上的事。
为使福音能传遍全中国，他指定了四条路线，劝弟兄姊妹一家一家移民出去，叫弟兄姊妹学做些小手艺、做渣油、织袜、学理发等，又叫弟兄去杭州俞德葆眼科医生处学刮沙眼，借此可以谋生，带着职业传福音。
倪弟兄不是一个贪生怕死、贪图安逸享乐的人。有一事可证明：当共军占领中国大陆后，有次倪弟兄在香港，香港弟兄们都极力劝他不要回大陆去。他说他一定要回去，他不能看在大陆的弟兄姊妹单独受苦，他要和他们一同受苦，他就不别而行回到了上海，他为要保护教会、保护弟兄姊妹不受共产党马列主义、无神论的影响，做了一些事。
第一，当时所有学生和在职人员都要学习「社会发展史」。第一课就是恩格斯写的「从猿到人」，说人是从猿猴变成的。学生弟兄姊妹因不肯说人是猿猴变成的，而说人是神造的便受歧视，也不给升级，在职人员也不给加薪。弟兄姊妹将难处带到倪弟兄面前。倪弟兄说我们是基督徒，信这本圣经，信神的话，人是神所造的。如要强迫我们信人是从猿猴变的，那宪法上写的宗教信仰自由就不存在了。他就将这事反应到统战部、宗教事务部门。以后，他们经商量后就不要求有宗教信仰的人学习社会发展史。
第二，1950年韩国战争爆发，美国支持南韩打北韩，因北韩是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就派抗美援朝志愿军去北韩打美军。当时所有英美人士包括神学院和各礼拜堂的牧师、神父等都要离开中国，最早靠近政府的青年会派人士如吴耀宗、李储文、刘良模、施如璋等人去北京请示当时的总理周恩来，今后在中国的教会前途如何。周恩来说，只有一条路，就是抗美，割断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实行自立、自养、自传，所谓「三自」的路。因此青年会派的人组织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各地有分会，在上海也有分会。我们属于独立性教会，被称为属灵派，由刘良模来领导。刘不懂我们信仰的特点，有一次他请了一位守真中学的学生吴维樽到南阳路会所来带头控诉帝国主义。他控诉的是倪编的「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就立刻舒服」这首诗，说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毒素。立刻弟兄姊妹都哄起来，将他的手稿夺下，说他不是控诉帝国主义，而是控诉我们的信仰。刘良模暗暗地溜掉了，说我们是小台湾，非常团结。他也不来领导我们学习了。倪弟兄得悉这事以后就说他来领导政治学习，他看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又请了一位党员作他的秘书，不懂之处就问这人。他来召集弟兄姊妹聚了几次会，第一讲人民立场的问题，说人民立场像一只杯子下面有一只盘子。政府不来干涉我们杯子里盛什么（指信仰），但盘子脏了要换，这就是我们不能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要站在人民一边。第二篇讲宇宙的奥秘，证明宇宙是神造的，不是自然就有的，不是进化而来的。第三篇讲我们自立、自养、自传的历史经过。除此以外，他又用全国弟兄姊妹的签名拥护三自宣言（只是拥护宣言，而不是加入三自组织）。这拥护三自宣言运动遭到打击，他们说倪有野心要篡夺三自的领导权，要倪交待他和弟兄会八个外国人的关系和史百克的关系。
第三，他尽力团结独立性教会的传道人。倪称教会有这么许多派别都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今天英美传教士走了，我们独立性教会（外称属灵派）要走合一的路。他要请灵粮堂的赵世光来，请乌鲁木齐路聚会处的杨绍唐牧师来，又和内地会商量，他们撤走后，买下他们图书馆里所有属灵书籍，约有一、二千本书，放在江西路办事处，叫我分类编号。在浙江一带内地会的信徒因他的努力并入聚会处聚会。这事给当时第一任的宗教事务局局长周力行知道了。他在一次会议中说：「我们必须要打击属灵派。」倪弟兄请赵世光、杨绍唐来做同工的努力也没有成功。赵说他是传福音者，救来的人由我们喂养，大家分工。杨绍唐说我们中间没有薪水制的，他是每月领薪水的，所以也不来了。
倪弟兄不是一个贪财，借着「交出来」骗取弟兄姊妹的钱，供他个人挥霍的人。据我所知，所有弟兄姊妹交出来的钱，还不够盖南阳路新会所之用（包括买土地）。倪弟兄个人拿出三十七条金子（三百七十两）交给李常受弟兄。在盖屋过程中，又有十条金条给冯增寿借词买材料骗取了，给他认买股票蚀掉了。李常受弟兄没法，只能向陈子万弟兄借来十条买材料，使工程得以完工。当我1949年去鼓岭山还钱时，倪弟兄交给我一条上海银行保管箱的钥匙，说将保管箱五千美元（合十条黄金）买中纺股票交给张愚之弟兄还给陈子万弟兄，因为陈弟兄说以后不要还黄金，只要还中纺股票好了。所以「交出来」的钱他非但分文未取，为盖南阳路新会所还拿出四十七条黄金，他哪有钱可供自己挥霍呢？弟兄们进生化药厂，接收倪洪祖和倪兴祖的权力，但因经营不善，欠弟兄们和银行一大笔钱，后都由倪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笔钱，把债都还清了。在1956年「肃反」时，有人造谣说「交出来」的钱一半给李常受带往台湾了，一半给倪挥霍掉了。那么盖南阳路房子的钱是否从天上掉下来的呢？
倪弟兄不是一个好色之徒。1945年太平洋战争胜利，美国为帮助中国恢复元气，就由美国军队在上海设立「善后救济总署」，简称UNRRA，运来许多物资，吃的、用的都有。上海是一个海港，美军出入很多。到晚上许多美军去找妓女院嫖妓，更有许多不法商人将许多英文污秽书籍在马路边设摊出售给美军，江西路生化办公室附近也有污秽书摊。这在1947年最盛，但在1948年我进生化办事处时，没看到倪房中有任何这一类淫书。至于1956年2月展出的倪罪证展览会的淫书，都是旧的中文书，上面已签了字，这些旧的淫书从哪里来的呢？我是常跑旧书店的，从未见过这些书。据李文蔚说：「在法庭上摆着许多污秽书籍，法官问是不是他的，如果是就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他看过以后说是他的，然后一一签名。」我也参加这次公审大会，但我没有看到有淫书或法官叫他签名的事，公审大会是在1956年6月21日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但1956年2月在铜仁路卫生学校里展出的几十本中文旧的淫书上早已有倪的签名，怎么说在公审大会上他签名呢？倪有一个养女吴淑芳，说和倪通奸。这事是否捏造出来的呢？看了这张所谓倪自己写的供词，字迹像蟹爬，不像倪的笔迹。据工作人员说，是他生病时写的。我认识倪的笔迹，很硬，不管生病时写的也好，笔迹亦不会软如蟹爬。我不信真有其事。否则倪怎么能理直气壮地革除犯奸淫的姜子航和离婚又重婚的倪某和殷姊妹？当时宗教局罗竹风局长用毛泽东对敌策略，来对付要对付的人。根据政策，对付敌人可用各种欺骗手法。
倪弟兄的灵很强。我没有参加过福州鼓岭山全时间训练。但在1949年当倪叫我送钱去鼓岭时，我参加了几次聚会。一次是倪弟兄讲「怎样做代表权柄」，讲大卫的事。他坐着讲，声音也不大，但他的灵释放出来，使弟兄姊妹个个流泪，我也受感流泪。有一次，他叫受训的同工讲为主作工的经过，讲后他加以属灵的评判，将同工们的优点、缺点都剖析得很正确。可惜我只住了二、三天，上海来电报催我马上回去。
倪弟兄是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人。当倪弟兄关在上海市监狱里的时候，张品蕙和他姐姐倪规箴一月一次送吃的、用的东西去给他，以后张品蕙因血压太高，倪规箴又被监视，无法送东西进去，倪弟兄的弟媳妇倪怀祖师母徐奉先得悉以后，由她送东西进去的。有一次，我跟徐奉先同去上海市监狱看倪弟兄，他看见我们很高兴的样子，一点没有愁容满面，反而徐奉先暗暗流泪，倪安慰她说：「要喜乐！」我看见他，大家笑笑。他知道除家属外人是不能去接见的，我们接见时边上都有狱警看着，我们不能彼此说话，知道他狱中有主同在，满心喜乐，我们也得到安慰了。
神为倪弟兄预备了一个人吴友琦，在上海市监狱关在一起。在监狱里不准传福音，倪很守监规，没有对吴友琦用口传福音，但他身上有能力，使吴友琦信主得救了。吴友琦说他收到他妻子来信说到她经济困难的情况，他哭了。倪劝他，等他哭够以后和他谈谈，倪的手握住他的手，他不要倪握住他的手，要把他的手摔掉。他力气很大，是拳击运动员，但他用尽力气无法将倪手摔掉。他说这是神的力量抓住他。在白茅岭他和倪被放在一个小组，关在一起，床也排在一起。这是神为倪弟兄预备的一个助手，在苦难中帮助他，看到神是满了恩典和怜恤的，祂是和为祂受苦的人在一起。倪一直不住祷告，虽然外面不能出声，但嘴巴不断蠕动。
倪弟兄为主吃了许多苦。1967年他刊满释放，因不肯放弃信仰，被红卫兵指使小流氓殴打，将他棉衣都撕破，他将破棉衣背上的洞给吴友琦看。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被斗争，红卫兵引诱他说，如果他放弃信仰，可得释放。但是他低头默默无声。他对吴友琦说：「他们常常叫我放弃信仰，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我看到。」
倪弟兄后被调到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张品蕙的姐姐张品琤有时去看他，送钱给他用。再以后，倪弟兄调到安徽广德县枫树林农场，他曾写了一封信给张品琤，说这里离开车站有十里路，还要翻一座山，劝她不要来了，又说：「我在病中，心仍喜乐，请你不必挂心，我仍尽力促使自己不要因病痛难过。」
倪弟兄病倒是因收到电报得到张品蕙死亡的消息，他哭了几天，精神受到很大刺激。他写信给张品琤，要张品蕙生前的头发、衣衫、鞋、袜作为纪念品。可见他俩恩爱、夫妻感情之深。他又拜托张品琤处理他妻的骨灰。这封信是1972年5月30日写的，过了二天，6月1日，倪弟兄就到主那里去了。在他床上被盖下有他写的一张条子：「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最大事实。我信基督而死。」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