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6-9-25 07:00
王怡 | 连公义也追不上我们 电影《猎犬》
王怡 | 连公义也追不上我们 电影《猎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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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 | 连公义也追不上我们 电影《猎犬》
原创 2016-09-24 王怡 王怡的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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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
——《以赛亚书》63：9
这是我看过第三部描写卢旺达种族清洗的电影，也是最好的一部。2006年3月，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了全球首映。随后在6月的第九届上海电影节上，这部描写屠杀和信仰的电影，竟没有被任何一家中文媒体和娱记们提及。就像12年前的那个春天，全世界把卢旺达忘得干干净净，舍不得一个完整的版面。或者我们离卢旺达太远了，或者是离苦难太近？
很多朋友知道那部《卢旺达饭店》，因为有奥斯卡的光彩。一个叫保罗的黑人饭店经理，关起门来保护了1268名图西族难民。大家恍然大悟，说原来是一部非洲版的《辛德勒名单》。人们通常对拯救的看法，是以被拯救的人数来衡量的。对人性的看法，则以反抗者的道德高度来度量。不久前我在纽约遇见一批文革研究者，一起讨论反思与忏悔。遇罗克先生的弟弟遇罗文对我说，连那些迫害者都还未受追究，要求受害者忏悔，甚至要求一个反抗者忏悔，是不是有些过了？
文革结束后，中国人大致经历了两轮寻找。第一轮寻找迫害者，一旦确定，剩下的就是受害者。第二轮寻找反抗者，人们找到了张志新，遇罗克，知识分子们找到了顾准，然后找到了林昭。这两轮寻找，都是为给幸存者的灵魂系上安全带，让过于摇晃的生活不至于颠覆。第一轮寻找人们松一口气，幸存者在世俗责任面前被豁免了。第二轮寻找人们松第二口气，原来世上并非“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原来有人做到了所有人没有做到的事，这使我们不至于落到一个地步，去承认人性的堕落。尽管苦难依然深重，我们在苦难面前却成为了债权人。
就像亚伯拉罕为所多玛城求情，直到耶和华说，只要有十个义人，我就不毁灭这城。但亚伯拉罕找不到。文革后，我们却自称找到了。就像卢旺达大屠杀十周年之后，全世界找到了保罗。
人道主义的光辉，从《辛德勒名单》到《卢旺达饭店》，使苦难的真实意义仍然被遮蔽了。尽管辛德勒和保罗也曾如雷雨般震撼过我的心灵，但人道主义始终不能给人道主义一个确据：苦难与拯救，到底道高一尺，还是魔高一丈？人们甚至会想，是不是苦难还不够厉害？一些警察之所以喜欢刑讯逼供，就因为他们忍不住有这种想法，是不是再加重一点，他就扛不住了。所以撒旦一生的梦想，就是看着一个张志新跪地求饶。
为什么有一万个人跪地求饶，我们视而不见，有一个人例外，我们就心里踏实了。我对那些我所敬重的文革研究者说，我在历史中看见的，无非是人的两种无限性。一是人堕落的无限性，一只狗不会堕落到比猪还不如，但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的地步，却还有堕落的余地。二是人被拯救的无限性。就算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但使徒保罗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中国人有顾准，有林昭，有您的哥哥遇罗克。不是人多么了不起，而是中国人到了那个地步，竟然还能在他们中间看见恩典。
人真的可以在自己身上看见无限。人的幸福不是无限的，人的痛苦却无限。人的智慧不是无限的，人的堕落却无限。真理的无限是内容的无限，而人的无限只是可能性的无限。人身上若没有这两个无限，我们就无须忏悔了。因为忏悔，就是向着一位无限者的忏悔。
“忏悔”的汉语，原本是佛教对梵文Ksama的翻译。意思是向人揭露隐而不显的过错，请求对方的宽恕。但基督教的“忏悔”与那位无限者有关，也与在他面前的“罪”有关。一百年来这两种“忏悔”观在汉语世界里发生着流变。当遇罗文说，受害人没必要忏悔时，他是在佛教式的忏悔观中说的。而当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使用拉丁文“Confessio（英文confessions）”时，他表达的乃是基督教对罪、苦难与忏悔的观念。
这个词的涵义包含着一个类似法庭审判的场景。有三个因素，一是有一位审判者，他倾听、问责并施行赦免，二是这一场景的透明性，这也是为什么忏悔只能在无限者面前才有意义。因为在任何有限者面前的忏悔，在宇宙论的意义上都是不透明的。圣经说，万物都向着耶和华赤露敞开，也只向着耶和华赤露敞开。哪怕是彼此相爱的丈夫和妻子，也不能成为彼此完全的透明者。中国人所谓“天知地知”，天不知地不知的忏悔，就不是忏悔，也不能成为因着悔改而领受赦免的管道了。第三是公开性，即见证的意思。透明性是针对于宇宙而言的，公开性是针对“世人和天使”而言的。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的告白。很多人认为忏悔是纯粹个人主义的，是个人独自与无限者的关系。但基督信仰中的忏悔，若缺乏任何意义上的见证就不是真的忏悔。这个世界上没有秘密的忏悔者，基督信仰也没有“秘密党员”。所以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最好的翻译是他的“信仰告白”。只有这三点构成一个敞开的生命场面，这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忏悔。也是我知道唯一的、与恩典和赦免有关的忏悔。
人若以自己为辩护律师，那是卢梭式的忏悔。若以自己为审判者，就是我们常说的“良心法庭”，自我谴责和自我归罪，也值得尊敬，却是一种没有恩典的自怨、自艾、自怜与自责。因为恩典不可能来自那个坐在良心法庭上的自己。人若以他人为审判者呢，则是一种在历史、文化、道德和数量面前的忏悔，也就是常说的“道德法庭”。有限者论断有限者，不但没有恩典，连公义的标准也会被一时的民意所把持，被一时的文化所遮蔽。这是一种无法避免偶像崇拜的“忏悔”。
但没有忏悔，就没有恩典。从最可怕的罪，到最可爱的爱，就像从这本书的开篇到结尾，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辛德勒名单》和《卢旺达饭店》都是自我拯救的典范，也就是一种与永生无关的、对肉体生命的救援。这两个故事是道德的，但不是信仰的。是自由意志的，但不是预定论的。是榜样的，但不是道成肉身的。
直到《猎犬》，才为我们讲述了发生在卢旺达的另外一种拯救。
影片里的英国牧师克里斯托，从救援效果看比保罗失败多了，他几乎连一个人也没有救出来。他只是选择了与2500名图西族人一起被屠杀。克里斯托在非洲大陆服事了30余年，当时他在一所英国技术学校作牧师，一部分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在这里。1994年4月6日晚上，几千难民涌入维和部队驻地。直到11日，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撤离和不干预决定，维和部队遗弃了这些人，把他们留给等候在铁丝网外、手执大刀的胡图族暴民。联合国的命令只能带走欧洲人，绿色贝雷帽们粗暴地把一个图西族的丈夫从他的白人妻子身边拉开，扔回注定将成为屠宰场的校园。
这个细节中充满的罪，已不亚于一场屠杀。种族主义，不但成为屠杀者的种族主义，也成为了拯救者的种族主义。按着一般标准，电影中那位年轻的牧师助理，和冒着生命危险的BBC女记者，都足以称为英雄，而不应该是忏悔者。但他们对内心罪性的坦然告白，使这部电影超越了人道主义的滥觞。女记者说，去年她在前南斯拉夫采访，看见一个塞尔维亚女人的死，内心恐惧达到了颠峰。但奇怪的是现在却很平静。牧师助理问，是不是因为麻木？女记者看着他，平静地说，因为在塞尔维亚，我知道我也可能像她一样被杀。但是在这里，我看着妇女们的尸体，我知道她们只不过是非洲人。我的恐惧没有那么深，因为我没有那么爱他们。
人行出的公义，穿在身上还是污秽的衣服。十年后，那个全校跑得最快的图西族女学生，来到伦敦找到她当年的老师、那位牧师助理。她问，当时你为什么离开我们？也许我们看这个问题非常苛刻，当年他冒着性命之攸，尽到最大努力去保护那些陌生的图西族人。直到最后不能再做什么，才随着维和部队一道撤离。这个英雄已经当定了，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什么好指责的。但这位青年牧师露出忧伤和诚实的眼光，他只答了一句话，“我很怕死”。
他的话没有指向他与图西族人的关系，而是指向他与死亡的关系。不是指向大地上的关系，而是指向他与那位至高者的关系。他的意思是，我是一生因为怕死而甘为奴仆的人。死亡是一头猎犬，我是被捆绑的奴隶。我选择离开，因为我不自由。我在至高者面前是一个罪人。因为圣洁、公义和仁爱是我相信的，但我信的我却活不出来。这部电影所描写的拯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克里斯托牧师得知另一座教堂的牧师被害，决定去那边主持圣餐。这位助手说，你可能会被杀死。牧师回答，是的，但这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是“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苦难的真正意义，是帮助我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如果恐惧不能被征服，一切道德与善行，都是死亡的人质。
克里斯托牧师最后决定留下来，他对助手说，你常常问我上帝的爱在哪里？我一生当中从未像现在这么强烈感受到基督的爱，上帝就在这里，与他们一道受难。如果我现在离开他们，我就从此与十字架上的爱隔绝了。
他的殉道，使这部电影很类似二战时德国神学家朋费霍尔的故事。他也曾作过一段时间英国牧师，和克里斯托一样，朋费霍尔也在临死前作了最后一次布道。朋费霍尔的著作如《作门徒的代价》和《狱中书简》，在国内也有巨大影响。一位英国主教对他有一段著名的评价，只要将其中的“德国”改为“卢旺达”，可以完全用在克里斯托牧师的身上：
“在卢旺达发生的事情，是不能以人间标准来衡量的。他们感到上帝牺牲了他最忠心最勇敢的儿子，去赎回一个残暴政权的罪恶，从而亲自干预了这场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可怕的斗争”。
但对法裔犹太人导演朗茨曼来说，这段话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从1977年开始，他花了六年时间，拍摄出长达九个多小时的《浩劫》，成为大屠杀影像纪录中的一部经典。二战和大屠杀的历史意义，直到今天不是我可以完全看见的。但二战之于欧洲，和大屠杀之于犹太人，迄今为止却有着极为剧烈的差异。二战拯救了整个欧洲。他们不是问德国人怎么呢，而是问欧洲人或人类怎么呢。在这一设问之下，整个欧洲开始走向忏悔与饶恕。二战60周年，在法国诺曼底纪念仪式上，德国人与所有欧洲人站在一起，德国军人的十字架墓碑也一直矗立在法国的土地上。这一幕对纪念抗战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对纪念大屠杀的犹太人来说更加不可接受。
朗茨曼坚决反对使用“大屠杀（holocaust）”这一英国媒体率先指称犹太人集中营灾难的概念。在拉丁文的圣经中，这个词含有灾难和“燔祭”的意思。朗茨曼对燔祭的含义深恶痛绝。他认为犹太人的灾难是一场终极意义上的灾难，没有任何救赎的可能。绝不是亚伯拉罕式的献祭，或旧约中以色列人因他们的悖逆所遭遇的那些审判。因此他使用希伯来语的“浩劫（shoah）”一词作为电影名，表示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灾难，类似于末日。因为在圣经中，只有末日才是绝对的。
我不忍心说出这里面的傲慢，但事实上，二战拯救了欧洲，却至今没有拯救犹太人。一位学者提到朗茨曼访问中国时，很严肃地声称南京大屠杀不能与犹太人的“浩劫”相比。这叫我想起另一位犹太学者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已没有了诗”。我的奶奶1960年饿死在家门口，我爷爷早一年死在青海的劳改营。为什么就不是“我奶奶之后，已没有了诗”，或者“我爷爷死后，写诗是残酷的”呢？为什么犹太人的灾难是宇宙论意义上的浩劫与末日，我们的就不是呢。朗茨曼拒绝“献祭”的含义，就是拒绝灾难之上的一个预定论的空间，在我看来也就是拒绝了恩典，拒绝了那个有能力透过一切历史去爱我们的爱。拒绝苦难的意义就是拒绝认罪，于是最近这半个多世纪，围绕犹太人的苦难，出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无辜、最清白的受难者神话。全世界都是罪人，唯有犹太人是终极意义上的受难者。这一神话继续将犹太人死死绑住，将他们反复的跌倒。
在人类的苦难当中，上帝在哪里？朋费霍尔和克里斯托牧师看见了十字架上的那位救主。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见证一个“道成肉身”的救赎。对他们来说苦难只证明一件事，就是我的罪原来如此不堪。但对朗茨曼来说，苦难只证明了另一件事，就是犹太人真是这世上的义人。
我真的不忍心批评犹太人，批评他们也非常的政治不正确。但对幸存者的批评，是对受难者真正的尊敬。二战后的犹太人普遍很难接受一件事，当一个犹太人死在集中营时，上帝在哪里；当一个德国牧师死在监狱里时，上帝就在哪里。甚至当一个反抗希特勒的党卫队军官被枪毙时，上帝就在哪里。当先知以西结说以色列将有三分之一死于瘟疫，三分之一死于战火时，上帝在哪里；当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犹太人时，上帝就仍然在哪里。对朗茨曼和阿多诺来说，他们也很难接受这样的反思：二战是全人类的堕落，地上没有一个民族是无辜的，每一个族群都身在这罪当中，都曾对人类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连犹太人也不例外。
想想犹太人马克思是怎么说的，这位倡导暴力革命的思想家谈到人类的“异化”时，将矛头转向他的同胞。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他写下一段今天可能会被视为“反犹言论”的话：
让我们来观察一下现实的和平素的犹太人，而不是安息日的犹太人。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
那个真正的世界不是《浩劫》中的世界，而是《猎犬》中的世界。万物带着一种指望，服在虚空之下。苦难如此彻底，叫人不敢妄想人的自我救援。苦难如此普遍，也使人不敢以受难的义人自许。但这苦难却孕育出一种真正的指望。和救援了1268人的保罗相比，克里斯托牧师是一位失败的拯救者吗？和朗茨曼镜头中的“浩劫”相比，那位十字架上的羔羊是一位失败的拯救者吗？我们没有爱，爱有没有先爱了我们；我们追不上公义，公义能不能追上我们？
若我生命中有泪水流干的时候，有苦不堪言的结局。愿克里斯托牧师的话常在我耳中：
你常常问我上帝的爱在哪里？我一生当中从未像现在这么强烈感受到基督的爱，上帝就在这里，与他们一道受难。如果我现在离开他们，我就从此与十字架上的爱隔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