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6-9-3 21:22
何伟 | 寻找陈梦家
何伟 | 寻找陈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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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03 何伟 在土星的标志下
在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图书馆，一本书的书名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我来到安阳这个河南小城是为了研究当地的文物古迹。根据历史记载，该地区曾是商朝的都城，商朝繁荣兴盛六百多年后，于公元前1045年被周朝所灭。据记载，商朝的灭亡祸起荒淫--传奇故事把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描述成用泳池盛装美酒的大酒鬼。不过，这本书是我发现跟美国人扯上关系的第一条线索，让我不禁细看起来。
没有作者名。该书出版于1962年，印着八百多张商、周铜器的照片（商朝是中国古代冶金术最发达的时期之一）。每一件铜器，书里都提供了帝国主义收藏者的姓名。收藏者名录里有多丽丝·杜克（她劫掠了九件铜器）、艾弗里·C·布伦达治（三十件）和阿尔弗雷德·F·皮尔斯白瑞（五十八件）。
图书馆里有一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我问他知不知道那本书是谁写的。“陈梦家，”考古工作者回答道。“他的专业就是甲骨文。他还是个著名的诗人。”
甲骨上雕刻着东亚地区已知最早的文字符号。甲骨原料来自牛的肩胛骨和龟的胸甲，常用于商朝宫廷的占卜仪式。我问那位考古工作者，陈梦家是否还在中国。
“他死了，”年轻人回答道。“‘文革’期间自杀了。”
我合上书，问安阳考古站还有没有人认识陈梦家。
“去找老杨吧，”考古工作者回答道。“陈梦家在北京自杀的时候，他跟他在一起。院子的对面就可以找到老杨。”
在安阳考古工作站全日制上班的人并不多，工作站有十来栋房子，四周全是玉米地。多数房子用来存放文物。微风吹拂着梧桐树，远处间或有火车轰鸣而过，这里离北京只有六个小时的火车车程。除此之外，周围一片寂静。四周修着高大的围墙，围墙上架着倒刺铁丝网。
我在一间布满灰尘的会议室见到了老杨——杨锡章。他六十六岁，镶着满口银牙;他每次微笑，总让我吃一惊，有如瞥见不期而至的文物突然闪烁发光。老杨告诉我，陈梦家是在1940年代整理出那些青铜器的。陈当时身在美国，同在美国的还有他正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妻子赵萝蕤。赵萝蕤出身于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家庭，她的父亲是圣公会牧师，也是北京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
“所以陈梦家麻烦不断，”老杨说道。“他老婆家跟外国的联系太密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梦家就被打成‘走资派’。但他尤其受到批判的，还是男女生活作风问题。”
这个词汇我很陌生，于是便问其详。老杨表情颇不自然地笑了笑——银光一闪。“意思是，”他过了一会儿才回答道。“你跟一个不是你老婆的女人发生了关系。”
“陈梦家做过这种事?”
“不太清楚，”老杨回答道。我身后是一面窗户，他无言地凝视着窗外。我问起陈梦家的自杀，老杨继续说道：“这事儿发生在196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陈梦家第一次自杀的时候，大家把他救了下来。之后，考古研究所安排我和另外几个年轻人去看着他。但我们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和他待在一起。”
老杨指了指窗户，似乎在作演示。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斑驳的阳光洒在外面的树荫下。“想象你就在陈梦家北京的家里，外面是一个院子，”老杨说道。“一天，陈梦家走到外面，在窗子跟前一闪而过。”老杨做了个一闪而过的手势，仿佛跟着一个想象中的人，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过了几分钟，我们才发觉他跑了。我们追出门，可还是晚了一步--他上吊了。”
老杨说，陈梦家的妻子没有住在那里，因为红卫兵正押着她在北京大学游街。我问关于美帝国主义者的那本书为什么没有署陈梦家的名字。
“1957年，陈梦家批评过领导的一些观点，”老杨说道。“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右派不可以出书。可那本书又非常重要，所以就出版了，但不署他的名字。”老杨在办公室里找到一本褪了色的考古所年鉴，翻到印有照片的一页。照片里的陈梦家还是个中年人，他长着酒窝，眼睛明亮，一头黑发油光闪亮，穿了一件旧式的高领衬衫。在所有人中间，他的笑容最为灿烂。
几个月后，我在北京找到了另一位八十多岁的学者，他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的很多细节。1950年代，毛泽东提出用字母替代汉字书写，陈梦家持反对态度。捍卫汉字是他的第一项主要政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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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史上，汉字显得十分独特：这一套书写系统的基本结构原则自商朝以来未曾改变过。一如埃及的象形文字，汉字由象形符号（一个字代表一种事物或意义）演化成表意表音符号（一个字代表一个读音）。公元前2000年，近东地区的闪米特部落把埃及的象形文字转化成人类的第一套字母体系。字母书写系统比表意表音符号更具灵活性，因为字母可以把一个音节细分为更小的单位。这使拼写系统用于不同的语言乃至方言变得更加容易，例如，英语书写者可以此区分读音正规的“what”与带有伦敦腔的“wot”。
汉字是唯一未被弃用或被转换成字母的古老的表意表音符号，结果导致人们所读和所写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就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期而言，正式书写采用的是古汉字，这种文字符号在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得到发展并仅存于书面语言。到了20世纪初叶，改革者们成功地使正式书写系统遵从一种被称为普通话的北方方言。
汉语口语并不是一种单一语言——语言学家有时把它的多样性比作罗曼语族。一位语言学家告诉我，北京人所说的方言和广州人所说的方言实际上有如英语和德语。如果中国采用字母符号，写出来的文字就能反映这种差异，但在表意表音符号体系下，很多口头语言无法加以书写。例如，东南沿海浙江省的某个人如果要识文断字，首先得学会普通话。大多数南方人所书写的文字实际上是一种第二语言。
这套书写符号从技术上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若想做到中等程度，一个人需要识记四千个汉字。尽管这些汉字原本包含的发音和视觉线索十分清晰，但许多线索由于发音改变而被逐渐淘汰，这使得汉字更难识记。尽管如此复杂，中国人并不缺乏学习的雄心。
中国文化多与书写有关--书法作品是最具价值的艺术形式，绘画作品通常要有显眼的书法题字。人们在某些时候会支起专门的鼎炉，很敬重地用于焚化写满文字的一摞摞纸片。到17世纪，中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商业出版体系，读写能力比起欧洲的很多国家来能涵盖更广大的社会阶层。匹兹堡大学的历史学家罗友枝（Evelyn S. Rawski）估计，18、19世纪中国男性的识字比例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五之间--相当于日本和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水平。
这一套书写系统也有其他优点，比如它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非凡能力。一个具有读写能力的中国人无论来自何方，他总能读懂另一个中国人写出来的东西。而且在面临古时候留下来的文字作品时他不会觉得遥不可及。当甲骨文在19世纪末被重新发现的时候，中国的学者们几乎立刻就能加以辨识--完全不同于埃及的象形文字，罗塞塔石碑被发掘前的数百年间，无人能识别这种文字。
两年前，我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看望吉德炜（David Keightly），他是最有名望的甲骨文研究者之一。（类似专家全世界可能不超过三十人。）吉德炜告诉我，他一直痴迷于汉字和中国先祖崇拜之间的关联，后者正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
商朝宫廷经常举行占卜仪式，召唤先祖提供信息和帮助。举行仪式的时候，他们炙烤一种经过特殊处理的龟甲或兽骨直至其开裂——这一物理变形常被解读为来自逝者的声音。雕刻师随后会把占卜的事项刻写在甲骨上。
出土的甲骨显示，商朝宫廷占卜的事项包罗万象，上至战事、下至临盆，大到天气、小到疾病。他们还会询问梦境的意义。他们会与逝者沟通：在一块甲骨上有一段卜辞，卜辞提议向一位死去的先人献祭三名囚犯；之后，估计是龟甲意外破裂，下一段卜辞把献祭囚犯的数量增加到了五个。有时候，商朝一次献祭的活人就多达数百名。
吉德炜向我展示了一段甲骨文拓片，记录的是皇室牙病的占卜仪式。这块龟甲刻写于武丁王朝，武丁王的统治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189年间。这位国君觉得自己的一颗病牙与一位不满的先人有关，于是试图找出这位先人的身份，并给予适当的祭祀。龟甲上刻着四个人的名字：父甲、父庚、父辛、父乙。“其中一位是他父亲，另外三个人是他死去的叔伯，”吉德炜说。对每一位先人，均举行了多次占卜仪式。“还有一段卜辞：‘侑父庚一犬，分一羊。’由此我认为牙痛是源于父庚作祟。”吉德炜抬起头来。“这些就像是音符，”他说道。“曲调要靠我们自己去编。”
信
我在安阳发现这本书之后，一直在寻找认识陈梦家的人。有时候我来晚了一步；我竭力想跟他的某位至交取得联系，却被告知这人已经奄奄一息。即便我及时赶到，关于陈梦家的各种故事版本听起来却大相径庭。台湾一位九十九岁高龄的考古学家说，他曾经听到谣传，说陈梦家死于**党之手。在大陆，每一个人都说他死于自杀：有人提到了婚外情，有人矢口否认。有人告诉我，陈梦家曾经与一位女影星有染。其他人则说，她实际上是一位京剧演员。
仍住在北京的赵景心是陈梦家的妻弟，他说陈梦家曾经自杀过三次。“我姐姐救过他两次，”赵景心说。“第三次的时候她因为劳累睡着了。等她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赵景心八十三岁，他的手在空中一挥，像是一笔勾销了有关婚外情的谣传。“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传闻，”他说道。
陈梦家生前留下的遗物并不多：几张照片和一沓书信。上海博物馆专门腾出一个小房间，以陈放他曾经收藏的明代家具，其中某些漂亮的物件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有一把刻着“寿”字的靠背椅用稀有的黄花梨木雕刻而成。博物馆退休馆长马承源是陈梦家的生前好友。马承源告诉我，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63年，陈梦家当时给了他一本《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马承源笑了笑说：“你得明白，那个书名不是陈梦家取的。”
陈梦家的遗孀去世之后，上海博物馆于2000年从赵景心的手里购得了这一批家具。（陈梦家夫妇没有孩子。）八十五岁的马承源向我展示了一份复印件，那是陈梦家在1966年，也就是他死去那一年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要捐献自己的家具。信上的字很漂亮，其中有一句话：“那把黄花梨木靠背椅很可能是明代初期的，应该捐给上海博物馆。”我问马承源，陈梦家做出捐献决定是不是因为担心家具会在政治运动中遭到破坏。“他在1963年告诉我，他对这批家具的保护很有些担心，”马承源说。“不过他从未提过具体的政治问题。我们只能猜测。”
我到处寻找着有可能串起陈梦家生前故事的相关物品。没有发表过关于他的完整传记，也没有对他的死因的细节描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依然显得神秘;你可以批判地书写那段时期，但有一种默契，调查研究不能过火。同时，由于政治上的风险，那一时期的人们很少记日记或保留信件。
陈梦家的早年岁月比较容易追溯，因为他很早便开始发表作品。他于1911年出生在东部的南京市，他的父亲既是教师也是长老会牧师。长大成人的兄弟姐妹一共有十个——五男五女，全都大学毕业。最为聪明伶俐的陈梦家排行第七。他十多岁发表第一首诗歌，到二十岁出版诗集时，他已经名声大振。按照中国诗人的传统做法，他给自己取了笔名：漫哉。他成了最年轻的新月派诗人，这一派的浪漫诗人刻意规避中国古典诗词的死板规则。
陈梦家的诗词风格简单而规整，评论家往往将他与豪斯曼和哈代相提并论。童年之后他就没再信过基督教，不过对于遥远的过去似乎总怀着一种宗教情结。在早期的一首诗作中，他凝望着一尊有着千年历史的女子面部雕像，注意到了她那“冷淡的，沉默着一抹笑角的希微”。
1932年，陈梦家进入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先是学习宗教学，随即又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历史越来越近，诗性却日渐远去。陈梦家在《自己之歌》中写到了创作的痛苦：“我挝碎了我的心胸掏出一串歌。”他后来又写道：“十七岁起，我开始用格律束缚自己，从此我所写的全可以用线来比量它们的长短……这把锁链压坏了我好多的灵性，但从这些不自由中，我只挣得一些个造字造句的小巧。”等到三十出头，他基本不再写诗，而是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对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的研究中。
他的妻子赵萝蕤也是奇才。她二十五岁便出版了《荒原》的首个中文译本。日本人在1937年入侵南京之后，陈梦家和赵萝蕤跟着许多中国学者一起搬到了西南部的云南省。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向他们提供人文科学奖学金，以资助他们前往美国。
来到芝加哥大学，赵萝蕤以亨利·詹姆斯为题写了一篇论文，陈梦家则四处搜寻来自中国的青铜器。“漫哉”先生人如其名，他在底特律、克利夫兰、圣路易斯、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檀香山、多伦多、巴黎、伦敦、牛津等城市遍访博物馆和私人藏品。1947年拜访过斯德哥尔摩之后，陈梦家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了一封信：“王子在他的城堡里接见我，并带着我参观了他的私人藏品。我深感荣幸地与他交流和探讨了两个小时。”
尤其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初叶，有很多古代青铜器被劫掠出中国，但很少有人进行过认真的研究。陈梦家计划以此为题写一本权威性的著作，配套提供照片和类型学分析。1947年，他回到中国，同时把一大摞手稿寄给了哈佛大学。编辑工作通过来往邮件进行。但是，共产党于1949年执政，1950年旋即爆发朝鲜战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联系霎时中断。
芝加哥美术馆的一位部长潘思婷（Elinor Pearlstein）近年一直致力于追寻陈梦家到美国后所撰写的书信。潘思婷向我提供了陈梦家历次旅行的线路信息，但她告诉我他寄给哈佛的书稿已经遗失。有证据显示，这部手稿交给了哈佛的一位研究生进行编辑，但这位学生在1967年自杀身亡。这本书一直没在美国出版。（我看到的带有反美标题的中文版本编辑粗糙，是一本缩编本。）
1956年，陈梦家就甲骨文出版了一本开创性的著作，名叫《殷墟卜辞综述》。全书包含商代文法、天文、祭祀、战争、地理等重要话题。我碰到的每一个古汉语学者都说这是一本旷世之作。
不过，陈梦家的个性总与红色中国的政治走向背道而驰。“陈梦家具有诗人的敏感，”同为陈梦家朋友的考古学家王世民告诉我。“他总是言由心生，心直口快。”
字母
鸦片战争（1839年至1842年）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为外国列强所占领，其文化知识未能做好转向现代化的准备。在19世纪的欧洲，考古活动以日渐兴起的中产阶级为主导，他们信仰变革和物质进步，这反映在他们对于从石器到铜器再到铁器的旧时岁月的描述之中。但中国人对于文物古迹的兴趣依然围着文字打转，传统的历史仍旧强调延续而非变革。中国人执拗于中国化本身。
但凡具有延续性的东西——儒家学说、帝制、汉字——似乎都已成为明日黄花。一夜间，中国人似乎意识到，他们的书写符号有别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1910年代，著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提出，中国应在口语和书面语上转向世界语。20世纪的多位重要学者均主张废除汉字，因为他们认为汉字已经成为文化和民主的绊脚石。生活于1881年至1936年的鲁迅也许是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他曾提出采用拉丁字母，因为这有利于人们书写各自的母语方言。他写道（当然用的是汉字，一直到死）：“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
1936年，随着共产党逐渐壮大，毛泽东向一位美国记者表示，字母化在所难免。毛泽东在1949年主政中国之后，很多人以为政府将像20世纪初期的越南那样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然而在1950年夏天，毛泽东下达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要求语言学家们制定一套“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也就是一种崭新的书写系统，采用独具中国特色的字母。
对这段历史展开过专门研究的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语言学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告诉我，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动因一直成谜。德范克建议我找九十七岁高龄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了解，他一直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年届九十二岁的德范克自1980年代以来就再没有见过周有光。“他说他知道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但他不便透露，”德范克告诉我。他觉得年事已高的周有光也许愿意把这事公之于众。
周有光和另外两位健在的汉字改革支持者一起居住在中国语委宿舍区的第一个入口处。一天下午，我从底楼开始走访，首先拜访的是尹斌庸的家，这位七十二岁的老人十分友善，有如道家圣贤一般蓄着浓密的眉毛。尹斌庸告诉我，在毛泽东提出制定“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的要求后，文字改革委员会曾经考察过两千多份文字书写方案。有的纯粹由汉字演化而来，有的采用拉丁字母或者西里尔字母，还有的将汉字偏旁与外文字母加以组合。还有几套用阿拉伯语书写的汉语字母。尹斌庸记得有一套方案采用数字来表达汉语读音。1955年，委员会将备选方案缩小为六套：拉丁语、西里尔语，以及四套全新的“汉语字母”体系。
这个故事在四楼得以延续，我在这里拜访了八十高龄的王均先生，他向我讲述了汉字的简化过程。1956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做出结论，汉语字母暂不适用。他们批准了拉丁字母方案，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汉语拼音方案”，要求应用于初级教育和其他专门领域，但并不作为替代性书写符号。他们还决定对若干汉字加以简化。这被看做是“初级改革阶段”： 毛泽东似乎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各个备选项。
不过，书写方案的改革很快与政治搅和在一起。1957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方针。欢迎知识分子各抒己见，而不管其意见多么具有批判性。人们的反应非常踊跃，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对各类话题提出了公开批评。直到此时，陈梦家对文字改革运动都不太积极，可在这时他以强烈反对字母化和简化字的姿态一头扎了进来。那一年春天，他的文章被发表在各主要媒体上。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他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演讲稿中写道：“过去洋鬼子说汉语不好，现在比较开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不说汉语坏了。我看汉字还要用上若干年，要把他当成活的看待，这也是我们祖国的一份文化遗产。”
接着，只过了五个星期，“百花齐放”运动突然被中止。到那一年年底，超过三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媒体上出现了愤怒的头版标题：“驳斥陈梦家”“驳斥右派分子陈梦家的谬论”。一篇文章写道：“右派分子陈梦家是一棵毒草……绝不能让他生根。”另一篇文章把他描述为怀着“罪恶阴谋”的“牛鬼蛇神”。“各个时期的反动派为什么都那样仇视简体字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真正要复古呢?”
陈梦家沉默了。他被下放到有“殷商文化摇篮”之称的河南省接受劳动改造。此后五年，他被禁止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任何观点。
当我爬上国家语委宿舍的三楼，夜幕已经降临。我在这里见到了周有光，他的身体很虚弱，背有些驼，穿着拖鞋和短裤。我只得倾着身体提高嗓门说话，他则用一只手捂着耳朵上的助听器。不过，他的思路很敏捷，还能想起一些英语;1940年代，他曾在纽约当过银行家。“我经常在银行家俱乐部阅读你们的杂志，”他大笑着说道。
我大声说道：“那之后的变化很大!”
一如许多曾经留学海外的年轻中国人，周有光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回到了中国。感觉到在银行上班不会有太多的出路，周有光转向语言学，把它作为自己一生的爱好，也成为了汉语拼音的主要设计者。
我问周有光，那四套汉语字母方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所有的相关记录都遭到了破坏。“这样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容易丢失，”他说道。
发生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文化传统幻灭的高潮时期。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动荡不安的岁月反而使汉字免遭劫难。混沌岁月结束之后，中国人对激进的文化变革没了好感，公众和政府都拒绝再推动文字改革。时至今日，几乎不再有人主张对汉字进行简化。周有光估计，至少再过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放弃汉字的使用。就连简化字都无力进一步推进。简化字减少了常用字的组成笔画，但书写的原则大体一致。基本上，这相当于把英语单词“through”改写成“thru”。周有光和其他语言学家相信，简化对于提高识字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台湾、香港，以及许多海外华人社区都不使用简化字，传统主义者对此更是嗤之以鼻。
事后来看，毛泽东在1950年提出的要求对书写改革判了死刑；如果不是为了寻找“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中国很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采用了拉丁字母。当我问起毛泽东的决策过程时，周有光说转折点发生在毛泽东于1949年首次出访苏联期间。“毛泽东向斯大林征询文字改革的建议，”周有光说。“斯大林这样回答他：‘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有自己的中文书写系统。你们不应该轻易采用拉丁字母。’所以毛泽东要搞‘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
陈梦家对于传统的勇敢捍卫并不必要。在某种意义上说，约瑟夫·斯大林已经拯救了汉字。我大声说出陈梦家这个名字，周有光笑了一下。“我喜欢他这个人，”周有光说道。“可老实说，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对意见不起任何作用。”
错字
陈梦家有个胞弟尚在人世--八十五岁的退休水文地质学家陈梦熊。（陈家那一代男性的姓名中都有一个“梦”字。）12月一个寒冷的上午，我前往陈梦熊位于北京的家中拜访;他满头白发的妻子带着不自然的笑容给我们斟上了茶水。
陈梦熊似乎并不愿意开口——他说自己感觉有些不太舒服。他给我看了唯一保存下来的家族合照之后告诉我，他的哥哥被划成“右派”之后，下放到河南从事了两三年的农业生产。“他一直很外向，但回来之后很少说话，”陈梦熊说。他还说自己对陈梦家的妻弟赵景心感到很失望，竟然因为那些古董家具收上海博物馆的钱。“梦家希望是捐献，而不是出卖，”老人很生气地说道。“我从此再没和他说过话。”
我拿出陈梦家在1966年写给博物馆馆长的信件复印件，递给了陈梦熊。他默默地读着。“我之前从没看见过，”他说道。“你从哪里得到的?”
中国人面对痛苦的回忆时，往往喜欢拐弯抹角，说出的故事也像扔在地上的绳子一样软弱无力。不过，一旦打定主意，他们的直白就无法抑制。“那一年8月，红卫兵开始‘破四旧’运动，”陈梦熊说道。“我正在挨批斗。我大儿子那时候九岁，我叫他溜到梦家的家里给他提个醒。他家里有很多旧书旧画之类的东西，我叫他要么扔了，要么找个地方藏起来。我儿子回来说，一切正常。”
“可就在那天晚上，陈梦家头一次想到了自杀。他吞下一大把安眠药，不过没有死成。他们把他送到了医院。第二天，我去了他家，门上贴着批判他的大字报。我进门的时候，红卫兵已经等着了。‘好哇，’红卫兵们说道。‘你这是自投罗网。’
“梦家的妻子也在场，红卫兵把她和我按到了院子中间的椅子上。他们剃掉了我们的头发——被称作阴阳头。接着，他们解下皮带抽打我们。一开始他们用的是皮带，后来又用起了皮带扣。我当时穿着白衬衫，结果衬衫被血染成了红色。他们一放我走，我就给单位打电话，是单位派人送我回到了家里。回家的路上，我看到我妻子——可不是你刚才看见的那位，是我那时候的妻子。我叫她赶快回家。
“梦家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他的背景又让医院赶了出来。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就自杀了。他们有一个住家保姆，我觉得是她发现了他的尸体。我没法去他家，因为我正在接受批斗。没有举行葬礼。”
陈梦熊停了下来。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可老人随即又讲了起来：“我妻子那一年同样麻烦不断。她的阶级成分不好--她父亲是著名的书法家，曾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50年代的‘反右’运动把她吓疯了。1966年，陈梦家去世后不久，她单位叫她用复写纸誊写革命歌曲。她写的歌词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誊写。可她写错了一个字，把‘万’写成了‘无’。”
陈梦熊停下来，在我的记录本上写下了两个字：万岁。接着他又写下了他妻子曾经写的错字：无岁。“她马上被逮捕了。”他说道。“有大概五年的样子吧，她一直被关在河北省。有一阵子，她还被关过猪圈。70年代初她被释放回家，可从此变了个人。她在1982年去世。”
文字的世界
我在调查过程中只采访过一个年轻人。我在有关汉字的一家网站找到了一句陈梦家的引文，这家网站的编辑者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匈牙利人，名叫高奕睿（Imre Galambos），是伦敦大英图书馆的一位研究员。高奕睿的博士论文以汉字演变为题，完成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学者们一直认为，汉字的标准化过程发生在公元前221年首次统一中原的秦始皇统治时期。但最新发掘的文献表明，秦始皇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高奕睿告诉我，最重要的文字统一发生的时间似乎稍晚，是汉朝建立、编写出第一本字典、正式开始历史记载之后的事情。为使自己的文化世系具有合法性，汉朝的知识分子把早期的所谓朝代——夏、商、周、秦--全部归结为同一种历史叙事。实际上，这几个朝代完全是迥然不同的族群，各有其文化、口语和政治治理方法。不过，商代以后的各朝代都采用共同的书写系统，汉朝的历史学家们采用这一书写符号，根据纷乱的历史细节、记忆细节和想象细节，编写出了和谐统一的历史故事。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把古老而连续的汉人帝国描述为“停留在文本之间的假想王国”。
高奕睿经常造访北京，他在一次和我会面的时候对这一主题作了进一步说明。“确实有些王朝——如拜占庭和中国——它们在文献记录中创造的世界比现实的世界更重要，”他告诉我。“我觉得，文字的世界是一种及时的连接，它使我们称之为‘中国历史’的那种东西成为可能。这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他们创造的文字世界规模宏大。这个世界如此之大，以至他们自己和周围的所有人都被包含其中。”
我问高奕睿，他怎么会去研究汉字。他说自己年轻时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匈牙利，如果考上大学，那么可以减少六个月的强制性兵役期。怀着这样的想法，高奕睿向大学提出申请，但全都错过了截止日期，只剩下前往中国学习的奖学金还可以申请。那是十五年前的事情。“我一下子就对汉字世界入了迷，”他说道。
一天晚上，我们约在北京城中心的后海附近喝酒。当时正是气候宜人的秋天傍晚，五颜六色的灯光照射着水面。高奕睿谈起了文字在中国的重要意义，随即指着我，“所以中国人才会担心你们这样的记者，”他说道。“对西方人而言，不管你怎么写，写出来的都是中国。如果你把我们坐在后海喝酒的事情写下来，人们会这样想，哇，中国这个国家真不错。读者的头脑里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但它可能跟现实完全没有关系。”
诗歌
陈梦家的妻子比他多活了三十二年。在“文革”中遭遇批斗、毒打和阴阳头之后，赵萝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过后来有所康复，能够继续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1980年代，她译出了第一部完整的中译本《草叶集》。1990年，她回到自己的母校芝加哥大学发表演讲;次年，她被该大学授予杰出成就奖。她死于1998年。
不久前，我结识了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期间的同学巫宁坤，他现已八十三岁。1951年，巫宁坤在赵萝蕤的邀请之下，放弃正在写作的有关T.S.艾略特的博士论文，回到中国从事教学工作。巫宁坤先被划为右派，随后于1958年被投入监狱。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时而蹲监狱，时而被下放到农村。他于1990年携妻子李怡楷回到美国，并定居于弗吉尼亚州赖斯顿。1993年，他出版了有关中国的英文回忆录《一滴泪》。
我前往巫宁坤的公寓拜访时，他回忆说自己被关入监狱之后，直到1980年才再次见到赵萝蕤。“我们甚至没有提到陈梦家的名字，”巫宁坤低声说道。“那是我最难启齿的一件事情——我要是说了，我会很难受的。我知道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她没有哭。她的意志很坚强。”
巫宁坤告诉我，他蹲监狱的那些年，时常靠背诵诗歌获取力量。“我总想起杜甫、莎士比亚、狄兰·托马斯，”他说道。“你知道狄兰·托马斯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写了一首什么诗吗？有一句是‘在刑架上挣扎’，出自《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你要知道，我曾经在芝加哥听过狄兰·托马斯朗诵他自己的诗歌。很感人。”
我问巫宁坤是否与托马斯交谈过。
“没有，我只是一个听众，”巫宁坤说道。“再说，他已经喝得半醉。他受过不少苦——我觉得，生活对他来说是一副重担。”
一个朋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替我找到了《草叶集》的两卷本中文版。标题页上的译者姓名赫然在目：赵萝蕤。
该书出版于1991年，三年后，一位名叫肯尼斯·M·普莱斯的美籍惠特曼学者前来北京拜访赵萝蕤。他们的谈话发表在《沃尔特·惠特曼季刊》上。普莱斯在采访中问赵萝蕤，她是怎么译出《来自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那里》的第一节的，因为那一节是个长句，二十二行之后才出现主语和谓语动词，这样的结构如果用中文表达会非常拗口。赵萝蕤回答道：“是没办法把那个长句翻译成一个句子，因为我必须要说的是，尽管我想忠实于原文，但也得考虑中文的流畅。”
我把惠特曼的原文又读了一遍，随即拿起了中文版。拿着字典翻查几个艰深的词汇之后，我尽最大努力把赵萝蕤翻译的最后三行译回了英文：
I, the singer of painful and joyous songs, the uniter of this life and the next,
Receiving all silent signs， using them all, but then leaping across them at full speed,
Sing of the past.
我，痛苦和欢乐的歌手，今世和来世的统一者，
所有暗示都接受了下来，加以利用，但又飞速地跃过了这些，
歌唱一件往事。
yingyinc 2016-9-3 21:25
@雲中上師
看微信今天似是陈梦家先生忌日，他是那种做任何研究都能臻至一流的学人。中国上古的研究者中，他似乎可算是最受西洋学者推重的。我不能欣赏新诗，所以不是梦家先生新诗的粉丝，不过他有一首叫《五月》的诗真的打动我，因为里面有这样一句：五月的天气静得像一只铜牛。每次在颐和园就不禁想起这句诗来。
@李露白_: 九十年代，扬之水问赵萝蕤当年喜欢陈梦家是不是因为他诗写得好，赵说我根本不喜欢他的诗，是因为人长的帅
yingyinc 2016-9-3 21:26
@作家岳南
1952年，著名诗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在燕园看到下面情形（图二）说：“《1984》来了，这么快！”陈说的是奥威尔著作中极权社会种种变态的情形。后来，陈梦家被打成右派。“文革”爆发，陈家被抄，夫妻住房被别人占用。妻子两次发病送不进医院。1966年8月24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1966年8月24日，在陈梦家所服务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象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在乡下，猪养大了，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竟连猪称的待遇都得不到。8月24日，陈梦家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十天以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陈梦家自缢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9月3日。
yingyinc 2016-9-4 06:56
[url]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MjAyMTI1NA==&mid=2662715397&idx=1&sn=a7a1f12b8fc54a113ec0b55dff0d4783&scene=2&srcid=0903axXMrJoT5jJtLV00CEar&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url]
铁马的绝路：陈梦家之死
原创 2016-09-03 李舒 山河小岁月
前几天写傅雷，是为了把9月3日这一天留给他。
我承认自己有些偏心。
按照他自己的预想，他的五十周年忌日，本应该在前几天的。
王府井大街上有一条东厂胡同，在明代，这里是东厂所在地。1625年，因为上书弹劾魏忠贤，左副都史杨涟等六人被天启皇帝投入东厂狱中，每五日拷打一次，用土囊压身，以铁钉贯耳，最终被残害致死。
1966年8月24日，这条曾经见证了无数忠臣坚贞不屈的胡同，再次被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
这一天，北京的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革命小将们满城抄家，打人毁物，没收财产。在东厂胡同，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的两位老年妇女。
“像杀猪一样”，很多年之后，家住东厂胡同的刘大爷还能记得这个声音。他坐在竹椅上，静默了很久。
那一夜，东厂胡同的许多人都没能睡觉，因为凄厉的惨叫持续了一夜，到黎明才慢慢减弱——天亮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至少有六个人死了。
东厂胡同旁边，就是考古研究所。那一晚，听到惨叫声的除了东厂胡同的居民，还有一个人。
这一天白天，他被红卫兵揪斗，戴上了“流氓诗人”的高帽子，被关在考古研究所里，这一幕，他早就预见到了。
那是十几年之前，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广播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操，别人都不以为然，只有他说：
“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1984》是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的小说，预言了未来极权社会的情景。
8月24日夜里，他听见窗外的惨叫，以及伴随每一声惨叫而来的铜皮带鞭打的声音。皮带触及到人的皮肉上，发出一些沉闷的回声，仿佛打在棉花上。“也许不是人。”他这样想着的时候，又有一声惨叫，否定了他的猜想。
他对同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耍了。”然后，他写下了遗书，吞服了大量安眠药片。
8月24日这一天，是阴历七月初七，新月。
他20岁的时候，写过一句诗：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要是那天晚上死了，也许是个不错的结局。
然而没有，剂量不够，他活下来了。
整个民国我最爱的诗人，不是徐志摩，不是卞之琳，不是闻一多，是他。
陈梦家。
一
梦家，梦见家乡，一个多美的名字。
然而赵珩先生回忆，陈梦家曾经在凌霄花下对他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梦家吗？”
“不知道啊，你是不是做梦见家了？”
“不是。是我母亲生我之前梦见一头猪，但是我总不能叫梦猪吧？所以就把猪上面加了一个宝盖。”
赵珩先生也不能断定这个故事的真假，不过，“家”的甲骨文，确实是宝盖头下面一个“猪”。而陈梦家的弟弟叫陈梦熊。
陈梦家是浙江上虞人。他的父亲是位牧师。据说，牧师父亲从十岁开始学习基督教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等，可偏偏不学英文，理由是：上帝人人可爱，倘若借宣扬宗教而输入我国种种不利的势力，他就要抵抗。
陈梦家也继承了父亲的这股子倔强，尽管，从外貌上看不出来。
我承认，记住陈梦家，是因为他长得帅。
他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清澈而意气风发，眼下还有卧蚕。他的眉毛稀疏，然而头发浓黑，鼻子和唇都是中国古典美男子的典范。
很多年之后，扬之水在麦当劳问赵萝蕤，当初为什么选陈梦家？她以为老太太会说陈梦家的学问，会说他的诗写得好，然而赵萝蕤却坦荡地回答：
“因为他长得漂亮。”
长得漂亮的陈梦家先生最初攻读的是法律，1932年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获得了律师执照，然后跑去写新诗，成为了“新月派四大诗人”，写了两年又跑去燕京大学研究院，研读古文字学，学霸的人生，除了仰慕，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样的人，钱锺书也不是他的对手。
据说，《围城》里的唐晓芙，原型乃是赵萝蕤，钱锺书当年追求过赵萝蕤而不得，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赵萝蕤在燕京是校花，这是没有争议的。赵萝蕤出生于1912年，父亲赵紫辰是基督教神学家，赵萝蕤是家里唯一的女儿。
10岁时，祖父问她：你将来想得一个什么学位？
赵萝蕤回答：我只想当一个什么学位也没有的第一流学者。
最后，她成了燕京大学学士、清华大学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
1937年，25岁的赵萝蕤翻译出版了第一本中文版艾略特的长诗《荒原》。据说，艾略特在1946年夏天回美探亲，7月9日，他特别邀请赵萝蕤和陈梦家在哈佛俱乐部吃晚餐，诗人即席朗诵《四个四重奏》片段，又在赵萝蕤带去的两本书签名，还在扉页上题写“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
赵萝蕤在燕京的名声很大，不仅仅因为她是同年级中年纪最小的一个。还因为她的多才多艺，据说她在朗润园的草坪上演出莎士比亚的名剧《皆大欢喜》，扮演女扮男装的罗莎林，连清华外文研究院的叶公超先生也来看，有人当场指着说：“喏，那就是他！”
△16岁时的赵萝蕤
陈梦家如何追到了赵萝蕤，大家已经无从知晓。但看照片，这确实是一对璧人，他们都出生于基督徒家庭，都热爱文学与诗歌，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风雅才子，一个是世间再也没有这样相称的两个人。钱穆曾经写道：“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
1935年，他们向赵萝蕤的父亲赵紫宸坦诚了自己的爱情。4月9日，赵爸爸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我认识梦家是一个有希望的人。我知我的女儿是有志气的。我不怕人言。你们要文定，就自己去办；我觉得仪式并不能加增什么。”
仪式果然很简单，1936年1月，陈梦家和赵萝蕤结婚，婚礼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办公室举行。叶公超先生给他们送了贺礼：一个可作灯具的朱红色的大瓷瓶，矮矮的一个单人沙发床，一套带着硬壳的哈代伟大诗剧《统治者》。
他们婚后的第一个家，在燕大旁边的王世襄家。王世襄有一个20多亩的大园子，这位日后的文物大家，当年是个玩得“昏天黑地、业荒于嬉的顽皮学生”，他和陈梦家夫妇成了一生挚友。晚年的赵萝蕤和王世襄笑谈当年一桩公案：有一个深夜，听到园外有人叫门，声音嘈杂，把她和陈梦家吓坏了，以为有强人到来。接着听到一连串的疾行声、嘘气声，随即寂然。过了半晌，觉得没有出事，才敢入睡。原来正是王世襄和一帮人牵了四条狗半夜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园丁睡着了，无人应门，只好越墙而入。
在王世襄眼里，陈梦家无论是行事坐卧，还是抽烟喝茶，都非常气派——他一直抽锡纸包的大前门，永远喝龙井。陈梦家是王世襄收藏古玩的领路人，每次走进古玩店，商人对他永远毕恭毕敬。陈梦家喜对每样古物进行品评，也喜欢把自己的好烟分给古董商，因为善于画画，他三两下就能描摹出器物。
王世襄说自己买的家具和陈梦家的没法比，自己买的是边边角角，不成系列，陈梦家买家具是一堂一堂地凑，大到八仙桌画案，小到首饰盒笔筒一应俱全。
提起他的早逝，王世襄只说了两个字：“可惜。”
那两个字，他说了好几遍。
二
我们更熟知的，也许是作为青铜器专家的陈梦家，然而作为诗人的陈梦家，是陌生的。
而我最爱的，便是陈梦家的诗。
我从孔夫子网上买下价格不菲的《梦家诗集》，《铁马集》还有他编辑的《新月诗选》。在北京的大风天气里，我常常一天都不出门，躲在家里，读他的诗，读着读着，就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忘了自己要吃饭，忘了一切。
他的诗，亦如他的人，是温柔的，如微风。但那风是有骨气，并不媚俗，他本质上更似铁马，泠泠作响。我最喜欢那首写于1929年的《一朵野花》，《北平无战事》里，梁经伦曾经提起。
一朵野花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不想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
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
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
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
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0:50
一朵野花 陈梦家 李舒朗诵
来自山河小岁月
△试着读了一次，不大好，不要嘲笑我
有趣的是，他的妻子赵萝蕤却说，自己想要当个非“新月派”的理性诗人，于是她特别写了一首《中秋月有华》：
何以今天我看见月亮
多半是假的
何以这样圆
圆得无一弯棱角
1937年，这对恩爱的小夫妻离开北京，迁居昆明，陈梦家在西南联大教书。因为规定不准夫妇同在一所学校任教，赵萝蕤做了家庭主妇：
“我当了八年的家庭主妇。我有妻子为丈夫牺牲的传统想法，但我也真的受过很好的教育。煮饭时，我总会拿本狄更斯的书在手里。”
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给夫妇二人一笔奖学金，赞助他们到美国从事研究。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并收集流散在欧美的商周青铜器资料；赵萝蕤则完成她的博士学位。
他们在秋天启程，飞越喜马拉雅山，经过印度，再转乘船18 天，到达芝加哥大学。陈梦家在这趟“超越山峰”之旅中，再次激发了写诗的灵感：
看不见喜马拉雅山
云雾堆成山
一切都太寂寞
这里是天上的沙漠
陈梦家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坐标，他想要完成《全美中国青铜器》这一计划。为此，在芝加哥大学访学一年的期限结束之后，他给冯友兰写信，想要在清华大学申请一年的休假，他的设想是：
除了继续学习考古学，还将寻访全美40多家藏有中国青铜器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系统性编一册青铜器图录。
这一年，他34岁。
在美国的日子，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赵萝蕤后来回忆说。陈梦家还用英文撰写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在美国3年，陈梦家亲手测量、记录铭文的青铜器不下两千件。此前日本人梅原末治编写的《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全七册（1933～1935）也只辑录了250件青铜器。更重要的是，陈梦家显示出了自己在青铜器断代、分类、铭文研究上注重索引体系、同时与考古材料对照研究的特点，一言以蔽之，陈梦家为中国的金石学研究提供了未来的方向。
1946年夏天，去美国访学的冯友兰为陈梦家带去了校长梅贻琦为他新签署的聘书，回清华筹备博物馆。1947年8月，陈梦家从纽约飞往欧洲，临行前，他拜访了一个人。
这是全纽约最有名的中国古董商，他叫卢芹斋（C.T.Loo），他因为把唐太宗的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盗卖至美国而被全世界所知。陈梦家和卢庆斋同时浙江人，后者为他的青铜器研究做了不少贡献。临行前，他劝说老谋深算的浙江商人，捐献出几件铜器，比如那件编号a714的“命瓜壶”（后改名为嗣子壶，现为一级文物存放于国家博物馆）。
△卢芹斋
陈梦家在写给妻子的信里透露了一些细节：卢说自己对祖国有愧，不愿意见国人。陈梦家说你要取得人民、国民政府谅解，不让别人觉得你是坏人，就捐献一样东西给国家。
三
陈梦家对于政治是一窍不通的。
如同他的师长朱自清给他写信，告诉他闻一多先生在抗战之后蓄起了胡子，一日不胜利则一日不剃，他所关心的，却只是自己的研究。
当他回到清华时，他也对国内形势一无所知，沉醉于为清华购买各种古董，筹备博物馆。当时，解放军已经从东北逼近北平，北平城里的遗老遗少们都纷纷撤退，陈梦家觉得，这是自己“捡漏”的好时机。
“与吴（晗）、朱（自清）、潘（光旦）入城，先至西湖营买宫衣十余件。次至尊古斋同吃饭，买古物四千万。我自己买紫檀笔筒一个、小瓷碗四个。”
（1948年2月3日）
“今日一早入城，刘仁政在青年会门口等我，一同逛私宅、隆福寺、东四、天桥北大街等小市访硬木家具，奔走到晚，中间到振德兴看绣衣，甚可观。今日买到大明紫檀大琴桌（如画桌，而无屉，伍佰三十万），两半月形红木小圆矮桌（作咖啡桌用，伍拾伍万），长方小茶几（花梨木，二十伍万），长条琴桌板（需配两茶几作腿，板六十伍万）……琴桌、琴桌板均在小器作修理，两星期后一切由振德兴雇车运来。此外又订好紫檀的八仙桌和小琴桌各一，约需三百万，托一人去办，我星期四（后天）再入城与刘跑一跑，非常费劲，然亦有趣。各物若合美金非常便宜。”
（1948年11月8日）
这种一窍不通，注定了他的悲剧。
1951年11月，陈梦家被迫做了一次检查，检查没有过关，然而，他做了第二次，第三次。不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学，可以去看杨绛先生的《洗澡》。
△陈梦家夫妇在苏州
赵萝蕤的日记里说，“他时而理性清明，时而感情激动，我虽安闲待之，但真正受不了他”，“今天早醒，又为梦家疯态所逼，把他大骂一通，打垮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大骂之后果然稍好，比理性说服强得多”，“早醒，又和梦家做思想斗争。我告以应不吃屎，不骑马，以此两句作座右铭，不承担未有之罪，但亦不自高自大，骑高头大马”。
陈梦家的诗人性格不能容忍这样的屈辱，而赵萝蕤虽然略微清醒，又何尝不是幼稚，这场运动，难道是一个“不自高自大，不骑高头大马”就可以解决的？
不过，洗了几次澡，陈梦家涉险过关。
1957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方针，欢迎知识分子各抒己见。陈梦家在5月6日的《文汇报》上刊登了《两点希望》，他在文章里说：
“我从西安回北京后，纷纷然闻听‘鸣’‘放’之音，好不热闹。这正是花开时节，欢迎红五月的到来，真是一番好气象啊！毛主席两次有关‘鸣’‘放’的谈话，是这几十年中关系了中国文学艺术和科学文化的划时代的一炮，它是即将到来的文化革命大进军前鼓励的号角。我个人深深感觉到，一种新的健康而持久的风气已经开始……但不能我等你放我才鸣，你看我鸣得对你才放……我们个人是不能等不能停的，还是赶快的放鸣吧！”
陈梦家的关注点是之前一直轰轰烈烈的汉字简化问题。
早在1941年，他就在《认字的方法》一文中写道：
“中国人使用文字，在全世界要算最老的一个民族了。我们使用文字的年数，至少有三千五百年以上。最奇怪的是，经过了三千五百年，中国文字其实没有大变，有许多字简直没有变。我们知道，商朝人已经有很完备的文字了，它以前的文字现在还没有发现。”
所以这一次，他用积极的态度，投入到了这场“百家齐放”。
他在《光明日报》撰文：“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他在公开场合演讲：“过去洋鬼子说汉语不好，现在比较开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不说汉语坏了。我看汉字还要用上若干年，要把他当成活的看待，这也是我们祖国的一份文化遗产。”
夏鼐日记里，考古研究所的几次“大鸣大放”，陈梦家都是首个发言，
只过了几周时间，大鸣大放被叫停，陈梦家忽然在报纸上看到了愤怒的标题：
“驳斥右派分子陈梦家的谬论”
四
陈梦家可供攻击的靶子，实在太多了。
一是社会关系和生活经历。陈梦家出身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个牧师。他本人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年轻时曾是资产阶级色彩浓厚的“新月派”诗人。岳父赵紫宸是基督教活动家、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他和妻子赵萝蕤四十年代都曾在美国学习、工作。以上这些生活背景，对于陈梦家的政治形象，全是负面因素。每一项都使他成为社会上的少数派，成为群众的对立面和深度挖掘的对象。
△陈梦家夫妇
二是陈梦家口无遮拦，个性孤高，很容易遭人忌恨。《夏鼐日记》在1954年记载，“上午赴所至马市大街，晤及陈梦家君，为了昨天郑所长拒绝让他到洛阳去，而大生其气”。郑所长就是郑振铎。反右中有人揭发，他在西南联大讲学期间，“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郭院长”。他自己的检讨中，也有“抗战期间我住在农村，一般同事瞧不起农民，我也瞧不起这些同事，自以为我总高他们一头。……我们的态度与根本轻视农民的，也没有很大不同，都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
△批判材料
三是陈梦家的收入高，易引发“仇富”心理。除了工资以外，陈梦家的稿酬也相当优厚，生活水平远高于一般的同事。据《夏鼐日记》记载，当时陈梦家家中已经有电视机。他“几乎每天都看电影、电视，有时还加评语。”1956年他斥资买下钱粮胡同的十八间平房，房子里还有专门为赵萝蕤买的斯坦威钢琴，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生活水平，一时之间谣言四起，举报信不断。
△陈梦家收藏
当然，最核心的，是陈梦家反对推行简化字，与领袖的主张不一致，这就从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上升到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政治立场问题。这也因此成为他的同行们，容庚、唐兰等声讨他的口实。
我花了一个月时间，搜集那些罪状，然后发现，实在数不胜数。
△批判材料
他的师长，他的助手，都纷纷撰文，从四面八方七百二十度批评他：
“自命甚高”
“竭力鼓吹自己”
“享受着高额稿费，买了一座四合院”
“不尊重老同志的观点”
“用美帝国主义的钱财做研究”
“和卖国贼交往”
……
△批判材料
很多年之后，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当时批评陈梦家的助手，当他把这些材料递给他时，这位已经盛名显赫的专家低下了头，他说：“这不是我们今天谈论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在《纽约客》上写这件事。”
耐人寻味的是，当年陈梦家看好的几位后生都没有在他的学术道路上走得很远，这位助手却在事实上继承了陈梦家衣钵。不知道九泉之下的陈梦家见到这一切，会作何感想。
△批判材料
定右派的时候，考古研究所的主要右派，首当其冲是陈梦家。夏鼐日记里，明确记载了这一事实：
七月十三日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反右派运动大会，主要对象为陈梦家。
陈梦家不仅是右派，还是右派的翘楚。
对他的批判，从1957年7月13日第一次反右运动大会开始，然后，斗争逐日升高。
8月9日，夏鼐日记里写道：“下午开始大会，郑所长亦来，陈梦家做自我检讨，然后由王世民、石兴邦、王仲殊同志发言。”
日记里提到的三个发言人，当时还都是不到三十五岁的年轻人。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王世民、王仲殊都成了考古所里的牛鬼蛇神。陈梦家自杀之前，发生在考古所的那次戴纸帽示众游行，二人也都在列。
郑所长，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郑振铎。当时他还担任着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日记里也记录了这次针对陈梦家的大会：
下午二时半，到考古研究所，参加对右派分子陈梦家错误的讨论会。首先由我说了几句话，然后由陈梦家作初步检讨。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王世民加以比较详细的揭发。石兴邦予以根本的驳斥。大家一致不满陈的检讨。近六时，我先走，因为要招待外宾也。（热，晚上有大雷雨）
郑振铎和陈梦家，原本是朋友。
他们都爱好收藏。郑振铎每次到考古所，总要找陈梦家聊一聊，有时还结伴去看画展，逛琉璃厂或者隆福寺，他也到陈梦家家里吃过饭。
但反右之后，陈梦家这个名字，从郑振铎日记里彻底消失了，两人再无来往。
1958年，赵萝蕤受刺激得了精神病，被送入协和医院。协和医院要把赵萝蕤转到精神病院，陈梦家当然不肯，于是想托当时的贵人郑振铎，设法使太太能留在协和。他不敢直接去找，只能托夏鼐居中传话。夏鼐有没有传这个话，郑振铎帮没帮这个忙，已经无从考证。
这年十月，郑振铎乘坐的飞机在苏联楚瓦什共和国坠毁。
1958年年底，陈梦家被下放有“殷商文化摇篮”之称的河南省接受劳动改造。此后五年，他被禁止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任何观点。一年多以后，由于夏鼐的关照，考古所把陈梦家派到兰州，协助甘肃省博物馆整理刚刚出土的武威汉简。六十年代初期的“小阳春”中，他又重新被调回考古所。右派的帽子摘掉了，陈梦家如释重负，他积极投入工作，脾气也有所收敛。
在下放时，陈梦家仍旧没有中断给妻子写信，其中一封，他说：
“我们必须活下去，然必得把心放宽一些。”
然而他自己食言了。
五
1980年，夏鼐拿到了陈梦家最后几年的日记，8月24日是最后一篇，上面写着：
这是我最后的一天。
但事实上，因为药剂量不够，被救了回来。
当时，一向在日记里用简笔的夏鼐震动很大，8月25日，他在日记里特别写了陈梦家自杀前后的一些细节：
上午赴所，见通告牌上有红卫兵通告，谓我所右派分子陈梦家自杀未遂。听说：昨天中午下班后，他到东厂胡同的一蔡姓寡妇家（其丈夫死于1963年，据云曾于死前托孤于陈），被所中左派群众揪出示众，他自杀以抵抗运动，犯现行反革命的罪，还在遗书中污蔑群众侮辱了他，所以自杀。所中开全所大会，文革小组报告此事，并对犯错误的三反分子、右派分子等警告。
因为这个细节，现在流行的故事里，有人流传陈梦家在生命最后出轨，与寡妇有不正当关系云云。我每每见到此，都愤怒得不可名状。
事实上，陈梦家在医院里抢救时，赵萝蕤正在接受着红卫兵小将们惨无人道的盘问。
陈梦家的弟弟陈梦熊在第二天去了陈家，门上贴着批判他的大字报，“我进门的时候，红卫兵已经等着了。‘好哇，’红卫兵们说道。‘你这是自投罗网。’
红卫兵把陈梦熊和赵萝蕤一起按到了院子中间的椅子里，“他们剃掉了我们的头发——被称作阴阳头。接着，他们解下皮带抽打我们。一开始他们用的是皮带，后来又用起了皮带扣。我当时穿着白衬衫，结果衬衫被血染成了红色。他们一放我走，我就给单位打电话，是单位派人送我回到了家里。”
陈梦家多活了8天，这8天不能写诗，不能考古，不能做学问，是多么多余的8天。很快，因为他“畏罪自杀”的罪名，医院把他赶回了家，9月3日，他被发现悬梁自尽，55岁。
六
陈梦家去世之后，赵萝蕤被要求用复写纸誊写革命歌曲，赵梦熊回忆说：
“她写的歌词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誊写。可她写错了一个字，把‘万’写成了‘无’。”
因为这个罪名，赵萝蕤被捕了，关了五年。
她的病时断时续，始终没有痊愈。他们的老朋友巫宁坤和赵萝蕤重新相见时，“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时抽搐，便问她否可以减少剂量。她的脸立刻变色，质问我：‘你要让我犯病吗？’”中华书局决定出版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与赵萝蕤商量出版事宜，她先是歇斯底里地笑：“我又能拿稿费了！”过了一会儿，她又伤心的大哭起来。
他们没有孩子。晚年的赵萝蕤脑血管硬化，视力衰弱，她一辈子酷爱读书，却不得不遵医嘱节制用眼，最大的享受便是坐在屋子里，听古典音乐。每年清明，她要祭奠两个人，一个是梦家，一个是父亲：“梦家死时连骨灰也没有留下，所以我只能是在心里悼念一番。”
而陈梦家，在很久之前，就用自己的诗句，为自己的结局，做了谶语：
我从此永久恬静的安睡，
不用得纸灰乱在墓上飞；
再没有人迹到我的孤坟，
在泥土里化作一堆骨粉。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史玉辉《陈梦家研究综述》
叶辉《陈梦家的稿费及珍贵家具》
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活》
扬之水 《读书》十年
巫宁坤 《一代才女赵萝蕤》
王世襄《怀念梦家》
何伟《陈梦家的绝路与汉字的生路》
汤志辉《运动中的陈梦家》
陈晓维《夏鼐日记中的陈梦家》
刘宜庆《陈梦家和赵萝蕤的葳蕤人生》
王友琴《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之死》
陈子善《记忆中的赵萝蕤先生》
方继孝《陈梦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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