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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所破房与两株枣树——老舍逝世五十祭

那所破房与两株枣树——老舍逝世五十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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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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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所破房与两株枣树——老舍逝世五十祭（孙洁）
2016-08-24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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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年暑假，我去北京玩，有一天跟朋友约了到国家京剧院转转。他在电话里说，你坐地铁到平安里下车，然后怎么怎么走。

　　车到平安里，离和朋友约了见面的时间还早，就想在附近转转。作为一个从来不辨东西南北的上海人，我出了地铁口一时间不知该往哪儿走。信马由缰走了几步，一个路牌照亮了一切——小杨家胡同。



　

   　上一次到这里还是1994年暑假，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那年我大学毕业，跟着老师跑去长春参加了一个老舍研讨会，再到北京和我爸汇合，我带着我爸，我爸带着钱，在北京转了一个多礼拜，尽兴而回。

　　那年北京非常热——还是北京的夏天从来就是非常热？想起汪曾祺的《八月骄阳》——那天，我们先到护国寺大街看了梅兰芳故居，再沿着护国寺大街穿到新街口大街，往右拐，找小杨家胡同。这里是老舍的出生地，在老舍的诸多作品里，它有一个更好记更亲切的名字，小羊圈胡同。

　　在《四世同堂》里，老舍这么描绘小羊圈胡同——

　　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
　　

       小羊圈胡同——小杨家胡同，从老舍还没出生前很久，到现在，一直就长这样。你要是沿着胡同西头的新街口大街一直走，不仔细看，很容易忽略了它的入口（葫芦嘴），但是大胆往里走，里面还挺宽敞的，《四世同堂》小说里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就是在这条弯弯曲曲的胡同里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了一场场歌哭歌笑的人间悲喜剧。

　　老舍童年的故家——8号院已经非常破旧了。它和北京所有的待拆的老房没有任何区别：纸痕斑驳的灰色砖墙、破损的红色大门、门框外砖墙上有半副春联，下联贴到上联的位子上了，所以也说不上来那究竟是上联还是下联。只有门梁左侧挂着的门牌号码“小杨家胡同8”默默宣示着这所破院子的身份。老舍小时候，院儿里栽了两棵枣树，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被伐去一棵，剩下的那棵一直顽强地独自活着。院儿里是住家，不能随便进，枣树的老枝就善解人意地斜伸出墙头，等着和路人合影。我1994年去的时候就和它合过影。但是现在，这棵枣树已经没有了。



　

   　2

　　刨去大量以北京（/北平）为背景的作品，里面必然会写到的北京城的各种民居院落，老舍至少有三部作品是明确以这个小院儿和这条胡同为故事发生地的，它们分别是《小人物自述》《四世同堂》和《正红旗下》。仿佛是命运，这三个作品，《小人物自述》和《正红旗下》都是只开了个头，没有写下去；《四世同堂》倒是写完了，作者却在最后发表的时候遗弃了最后的一些章节。虽然《四世同堂》后来根据英译本强行补齐了结尾，它仍是不完整的。所以，这三部以老舍故家为背景的小说，终于都是残破的。就是这三个残破的作品，构成了老舍一生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回望故园的“三部曲”。

　　老舍生于1899年2月，次年，八国联军入侵。老舍的童年经验和中国近代的屈辱史相重合，加上他本人从二十多岁起一直在外漂泊，“故乡景物”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挂念，所以，家传成为他的一个顺理成章的备选题材。1944年，老舍的“发小儿”罗常培先生写文章说：“十年前他就想拿‘拳匪’乱后的北平社会作背景写一部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当时我极力鼓励他，并且替他请当地父老讲述，替他搜集义和团的材料。七年的流亡生活，遂不得不使这个计划停顿了。”这是一条相当有价值的回忆，它告诉我们，老舍在1934年前后就已经开始考虑写家传了。随后，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老舍1937年终于动笔写《小人物自述》，但是才发了个开头就被战争打断了。

　　不管怎么说，老舍童年的玩伴——那所破房和两棵枣树——终于在他自己的小说里出现了：

　　院里一共有三棵树：南屋外与北屋前是两株枣树，南墙根是一株杏树。两株枣树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当夏初开花的时候，满院都是香的，甜酥酥的那么香，等到长满了叶，它们还会招来几个叫作“花布手巾”的飞虫，红亮的翅儿，上面印着匀妥的黑斑点。极其俊俏。一人秋，我们便有枣子吃了；一直到叶子落净，在枝头上还发着几个深红的圆珠，在那儿诱惑着老鸦与小姐姐。
　　写着写着，老舍有点激动地说：

　　……可是据我看，假若私产都是像我们的那所破房与两株枣树，我倒甘心自居一个保守主义者，因为我们所占有的并不帮助我们脱离贫困，可是它给我们的那点安定确乎能使一草一木都活在我们心里，它至少使我自己像一棵宿根的小草，老固定的有个托身的一块儿土。
　　虽然长年在外漂泊，然而童年景物时刻在心底浮现，“它给我们的那点安定确乎能使一草一木都活在我们心里”。就是这么挥之不去，就是这么念念不忘。

　　《小人物自述》的写作被打断后，投身抗战文艺的老舍始终没有好好写过小说，直到《四世同堂》——

　　祁老人看着新房，满意的叹了口气。到他作过六十整寿，决定退休以后，他的劳作便都放在美化这所院子上。在南墙根，他逐渐的给种上秋海棠，玉簪花，绣球，和虎耳草。院中间，他养着四大盆石榴，两盆夹竹桃，和许多不须费力而能开花的小植物。在南房前面，他还种了两株枣树，一株结的是大白枣，一株结的是甜酸的“莲蓬子儿”。
　　


整个1950年代，老舍几乎完全是以一个戏剧作家的面貌出现的，转机出现在“广州会议”之后。要万分地感谢老舍的家人，历尽千辛万苦为我们保存了老舍只写了十一章的《正红旗下》残篇，在适当的时候向世界展示了1960年代中国小说本可以达到的高度，也留下了老舍对故园和枣树的最后的念想：

　　我们是最喜爱花木的，可是我们买不起梅花与水仙。我们的院里只有两株歪歪拧拧的枣树，一株在影壁后，一株在南墙根。
　　

       就这样，老舍一生的牵挂，被他明白无误地还原为他自己在小羊圈胡同的旧居，甚至旧居的两棵枣树。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眷念，是老舍本人对于自己持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的最生动的脚注，它拒绝被拆毁，拒绝被迁徙，拒绝“旅行”的状态，拒绝一切变化，它就是老舍名篇《断魂枪》里神枪沙子龙抚摸着凉滑的枪身，喃喃自语的“不传”二字的本义。



作于2004年8月24日的一幅素描，当时枣树还在（画师不详）



　　3

　　残酷的事实是，《正红旗下》恰因了嗣后不久柯庆施提出“写十三年”的口号而夭折。1963年12月25日，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在观摩演出会上，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在我们戏剧界，有些人虽然口头上也赞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但是实际上他们不去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他们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指责和非议社会主义的戏剧，企图使社会主义的现代剧不能迅速发展。……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这种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戏剧、文艺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的斗争。”老舍正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终止了《正红旗下》的写作，也终止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以“不传”的方式。

　　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要说说清楚。《正红旗下》如果写完，将是老舍的一个三部头的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一部。

　　1985年，赵家璧先生在长文《老舍和我》中，披露了老舍1949年归国时的写作计划：

　　……他向我详细讲到了他计划回国后准备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长篇历史小说：他的计划是第一部小说，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他自己的历史；第二部小说，写旧社会的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堕入八大胡同，娼妓火坑的种种悲惨结局；第三部小说，写北京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蛐蛐中，勾心斗角，以及他们如何欺诈压迫下层平民的故事。他信中还说，这三部长篇，可以放在全集的最后部分陆续出版。那将是第二个十卷中的压轴之作，将和第一个十卷中的第一部分《四世同堂》成为《老舍全集》的首尾两套重点著作。


　　谢和赓回忆，1966年4月末，老舍又谈起当年的这个写作计划，并且说：“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我可对您和谢先生说，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谢和赓说：“老舍先生说到这里，情绪激烈，热泪不禁夺眶而出。王莹也很动感情，两个人相对无言，久久不能开口。我亦默坐一角，感慨万分。”（《老舍最后的作品》）

　　1966年4月，老舍在《北京文艺》发表了他最后的作品，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虽然我一直认为《陈各庄上养猪多》从宣教曲艺的角度看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但是毕竟和《正红旗下》反差太大了。这个反差，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是怀着对自己创作能力满满的自信、对文学本身无限的热爱，写作了一辈子的老舍。老舍说过：“文艺决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自谴》）然而，他竟和他的王掌柜一样，在文学之旅上“改良”了大半辈子之后，终于无路可走。



　　

4

　　光阴荏苒，老舍自沉太平湖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五十年间，已经出现了很多写老舍之死的作品，小说、散文、论文、戏剧、音乐……应有尽有。我独爱汪曾祺的《八月骄阳》。

　　张百顺把螺蛳送回家。回来，那个人还在长椅上坐着，望着湖水。
　　柳树上知了叫得非常欢势。天越热，它们叫得越欢。赛着叫。整个太平湖全归了它们了。

　　张百顺回家吃了中午饭。回来，那个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粉蝶儿、黄蝴蝶乱飞。忽上，忽下。忽起，忽落。黄蝴蝶，白蝴蝶。白蝴蝶，黄蝴蝶……

　　天黑了。张百顺要回家了。那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蛐蛐、油葫芦叫成一片。还有金铃子。野茉莉散发着一阵一阵的清香。一条大鱼跃出了水面，欻的一声，又没到水里。星星出来了。


　　1966年8月24日，老舍就这样在太平湖边坐了整整一天。

　　太平湖离小羊圈不远。我用网上的电子地图查了一下，大概步行半小时能到。

　　太平湖离老舍母亲的旧居更近。舒乙老师在《父亲最后的两天》里说：“太平湖正好位在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共有十间大北房。”

　　积水潭也在太平湖的不远处。老舍说过：

　　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想北平》）


　　这么说吧。从小羊圈，到太平湖，老舍走过了67岁的人生，却兜兜转转，没有走出以他出生的那所破房为圆心、四五里地为半径的一个圆圈。老舍在这里出生，在这里读书，在这里当劝学员，从这里出发去面对八方风雨，回到这里给母亲购置了房产，曾经发愿在这里面对着湖水快乐地坐一天，也真的在生命的最后一天面对着这里的湖水沉默地坐了一整天。最后的最后，当喧嚣散尽、夜幕降临，他走入那片湖水，用生命里最后的力气重复《四世同堂》里老实巴交的祁天佑最后的遭遇：“很快的，他想起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漂，漂，漂，他将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

　　五十年就这么过去了，八月骄阳下的北京还是这么热，但是太平湖已经没有了。

　　小杨家胡同里，那所破房还在，两棵枣树也都没有了。

　　没有就没有了吧。只要你记得，曾经有个作家叫老舍，他说：“我爱咱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呢？”

　　粉蝶儿、黄蝴蝶乱飞。忽上，忽下。忽起，忽落。黄蝴蝶，白蝴蝶。白蝴蝶，黄蝴蝶……河灯亮起来，一盏，两盏……漂，漂，漂，漂向远方，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远方，在那无名之地，梦的前方，有一所破房、两株枣树、一片无边伸展的湖面。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那里，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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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的8月24日，“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2016-08-23 孤独图书馆


龙须沟：卫生及政治隐喻

文：河西
　　
1951年，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就上演了老舍的话剧《龙须沟》，一个旧貌换新颜的故事让北京市民第一次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他们所居住的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在这部话剧如此成功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庞大的城市规划的命题。从1949年建国到1952年，北京市的工作重点就是重建城市基础设施。国民政府战败之前的北京最让外国友人痛心疾首的非糟糕的卫生状况莫属，堆放在路边的垃圾仿佛小山，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腐败气味，很难想像，3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满清帝国的首都。欣欣向荣的人民政府显然要比腐败的国民政府更明白卫生及其隐喻的重要性，于是，在政府的号召下，一次全市规模的大扫除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至1951年3月，共计清理出城市垃圾60余吨，其中的重灾区就是老舍笔下的龙须沟。



龙须沟的景观位置曾经非常重要，在历史上，龙须沟也曾是花香袭人、风景漪旎的风景名胜区。谁都知道，龙是皇权的象征，从城市风水学的角度来看，北京的正中是龙位的所在地，从这个中心点出发，人们会将北京紫禁城南面的“千步廊”（即今天安门广场）想像成龙鼻，而轴线东西两侧的水道则被认作龙须，可见在一个古典时代，龙须沟的皇权象征意义并不逊色于它的景观价值，这条河流经外城的许多地区，加上北京地形向东南倾斜1.2-1.3％，所以会携带外城的大量雨水和污水，再加上连年动乱，贫民无处安身，就在龙须沟两岸搭起简易住宅，在其中吃喝拉撒，时光飞逝，斗转星移，几十年下来自然是污水四溢，臭不可闻。到清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臭水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拆除牌楼和龙须沟的改造工程是同构的。尽管梁思成为保护北京的牌楼和城墙奔波呼吁，最终却只是徒劳无功。对于实施者的逻辑来说，拆除牌楼是对封建思潮的一次肃清运动，而龙须沟的改造则是对旧的景观文化的一次彻底改写。老舍就是这样一位“执笔人”，他描述了解放前和解放后龙须沟判若两地的变化过程，在不知不觉之中，一个地方的城市改造和一代人的精神改造运动结合在了一起。在话剧中，剧中人物赵老就曾把这条沟与政局放在一起点评：“有了清官，才能有清水。”他还详细叙述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条沟被多少个政府允诺改建，结果却全都放了鸽子，以此突出新旧之间的二元对立。
北京解放后，北京各界有识之士纷纷提议改造龙须沟。1950年3月，经过调查，人们才发现这一工程的工程量其实极其浩大。因为年深日久，这条沟的两岸都是由垃圾垫起来的，五公尺以下才见原始地面，但六十公分以下就有地下水，改造的难度摆在了执政者的面前。就像又一次平津战役，参与改造工程的工人们克服了恶劣的天气和潜伏分子的政治破坏工作，到7月底完成了一条十二华里长的新渠，从而解决了这里的洪水泛滥问题。
与具体的施工相仿，话剧《龙须沟》要在舞台上重现龙须沟的景象也是一件棘手的事。老舍为此也伤透了脑筋，最后他觉得，既然把又臭又脏的龙须沟搬到舞台上是不可能的事，那么用比较写实的舞台布景加上跃然纸上的人物塑造来表现恐怕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这里的舞台布景体现了这些破败的失地农民的生活场景：一座院子的墙、窗都是歪斜的危房，却挤着四户人家——以针线活和洋铁边儿为业的王家、曲艺艺人程疯子家、人力车夫丁家和已经六十多岁的单身泥水匠赵家。该剧的导演焦菊隐是位视觉方面的行家里手，他要求舞台布景要近乎逼真地表现故事的现实感，“要生活在戏里，搞舞台设计的同志一定要感觉到，像龙须沟里的大尾巴蛆在蠕动一样，感觉到龙须沟的脏与湿来”。



在话剧舞台上，龙须沟获得了彻底翻身解放。在剧中人物的企盼中，一个艳阳天照耀下的新世界呼之欲出，它似乎成了新中国的一块样板田，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着日后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程序和理念。当《龙须沟》的话剧作为样板被大树特树的时候，它就不仅仅是运走垃圾那么简单，它承载了更多的政治隐喻。在新与旧、白与黑、纯洁与肮脏的二元对立之间，革命群众迫切地唾弃着代表旧社会的龙须沟，就像日后唾弃着老舍。
而作为爱国者的老舍，不论是在抗美援朝还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他都是积极分子。我想我也不用为尊者讳，仅在50年代，老舍就几乎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错误＂开始，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再到批判胡风、丁玲、刘绍棠、丛维熙……他从未缺席，早已深陷其中，而且，我相信他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在他们自己遭遇狂风暴雨的批判之前，他们从未怀疑他们批判他人的正当性，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在于，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一个解救全人类、一劳永逸抹去贫富差距的理想，他们伤害了他人，也伤害了自己。
老舍对社会运动的热衷，可以一直追溯到抗战时期。那时候，他就不是一个超然于物外的书生，1942年，他在《哀莫大于心死》一文中，他就大力鼓吹运动，他说：“今天，我们需要文艺运动，需要文人的团结，需要文友的相互督励。若有人站在一旁，专浇凉水；以运动为多事，以奋斗为胡闹，以团结为结党营私，天哪，不敢说别的，我看他是破坏抗战！”
而最后，哀莫大于心死连同身体都被毁灭的，是他自己。
50年前的8月23日是老舍病愈后上班的第一天，红卫兵在成贤街孔庙焚烧京戏戏装，老舍被从单位拉去陪斗。当天下午，从北京女八中来了两卡车的女红卫兵，把北京国子监围得满满当当。你难以想象，真正杀死老舍的，不是男生，居然是看似柔弱、屁大一点的女孩子！
这些16岁左右的女娃娃，身着绿军装，腰糸宽皮带，个个象凶神恶煞。她们把揪出来的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著名作家老舍．肖军．骆宾基．端木蕻良．杨沫，著名昆剧演员白芸生及著名的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等30多人，挂上黑牌子，跪在火堆周围用火烤，往他们头上倒上墨汁，然后用铜头皮带劈头盖脸地狠命抽打。
在孔庙，老舍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萧军会武术，但此时已无力抵挡历史的洪流，只有大义凛然地高喊：“服打不服罪！”



没有人知道老舍当时想的是什么？绝望？万念俱灰？斯文扫地？还是后悔莫及？在这场泥石流般裹挟一切的社会卫生运动中，在具有精神洁癖的红卫兵眼中，老舍，成了一个肮脏的蛆虫一样的存在，必须从人民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就像对待叛徒一样。人们忘记了老舍之前的积极表现，在这场以崇高名义发动的运动中，革命的纯洁与卫生，是第一位的。改造，不仅要改造社会，改造龙须沟的社会面貌，还要改造人！
不允许在这样一个龙须沟的存在！
于是，我们看到了，8月24日老舍投太平湖自尽后，火葬场将他的骨灰遗弃。当时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称:“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蒋方舟: 五十年前的今天，老舍投湖自尽了。或许对这日子敏感的只有出版商吧——因为终于过了著作权保护期。但我还是写篇文章，希望更多人了解老舍生命最后的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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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八月二十四，老舍最后一天如此漫长
原创 2015-08-24 李辉 六根 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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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省略号有六个点，我们是六根不清净的六个媒体人。略有点文化，略有点情趣，略有点思想。每日送上略有点意思的文章。

八月二十四，老舍消失在太平湖

文 | 李辉

太平湖，老北京，何处寻？


又一次来到老舍殉难的太平湖。

这是夏夜。我伫立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西侧的护城河旁，凝望对岸的“太平湖”。 我许多次路过这里，但还从来没有像这样静静地伫立过。我凝望着对岸，品味着喧闹中的清静。当然，我更会遥想起当年发生在对岸的那个永远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悲剧。


说是太平湖，其实作为“湖”它早已不存在，甚至这个地名在这里也已消失。大概在七十年代修建地铁时，这个不大的湖被填平，在上面修建大片的厂房，成了地铁车辆的停车场。在文革后，老舍的亲人们曾再次走进“太平湖”，缓步于纵横交错的铁轨之间，追想着当年悲剧发生时的情景。他们根据当年的记忆，找寻老舍殉难的地点。然而，一切都已改观，只能指出大概的方位，而具体地点则是无法确定了。


哪怕出现在面前的太平湖早已面目全非，哪怕岁月的流逝早已改变一切，我也相信，那个老舍钟爱的太平湖，那个成为老舍生命终点的太平湖，还是会以当年的模样深深地留在他们的心中。


我们这代人只能从老北京的回忆中感受太平湖。



太平湖民国时期的名称是“苇塘”。


在老北京的记忆里，和京城别的那些著名的湖水景观相比，太平湖自有它的迷人之处。它颇有野趣。荷花在水面迎风摇曳，水边长满芦苇，时而有野鸭或者叫不上名字的水鸟从苇丛中飞起，把静坐在柳树下的垂钓者吓一大跳。湖东岸与新街口外大街马路之间，有一片空地，湖边种了许多花草树木。矮矮的松墙成为一条界线，界线以西便成为太平湖公园。临街的松墙有一个缺口，或者称为公园的入口，但不收门票，人们可以随时进去散步、闲坐、垂钓。因为它在大马路边上，南来北往的行人，走累了，也爱到里边去歇歇脚，聊聊天，坐在沿湖的木条椅子上望望西山。所以专程到这里来逛公园的不多，顺便歇歇脚的不少。湖的南岸是护城河，河水一年四季都是那样慢悠悠地从西往东流淌，静静的，没有一点声响。湖西岸交通不便，没有多少住家，满目荒芜，但更显其幽静。


这便是老舍当年钟爱的太平湖。当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离开它。他永远与这个湖相随。不管它存在着还是已然消失。


老舍因太平湖而结束他的生命，太平湖因老舍而久留在人们记忆中。我不知道，假如没有老舍的悲剧发生，人们是否还会想到这个业已消失的太平湖？


消失的不仅仅是太平湖，还有曾经巍峨壮观的城墙。



对于老舍，北京城墙可能显得更为重要。


对于老舍，北京城墙可能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北京城西北角德胜门一带的城墙，维系着他的一生。这一块小小的天地，是他的人生的起点，也是他的人生的终点。他对北京的全部情感，他的艺术想象力，因这一小块天地而得以形成。不难想象，没有城墙衬托的太平湖，会带给老舍多少失望与惆怅。


在老舍最后一次默默地坐在太平湖边的时候，德胜门一带的城墙还没有拆除。从湖边朝南看去，可以看见城墙高高地耸立着，护城河依偎着它，更显其平静与温顺。老舍熟悉城墙内外的一切。城墙那边是他笔下一个个人物活动的天地：祥子拉车穿行的胡同，“四世同堂”的四合院，还有那大大小小的茶馆……


不管旅居到世界什么地方，真正在老舍心中占据首要位置的从来就是北京，他的所有创作中，最为成功的自然也是以老北京为背景的作品。早在四十年代他便这样描述过他与北京难舍难分的依恋：“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


可是，没有了城墙，没有了原有的人情世故，老舍还会一如既往地留恋北京吗？


这一带的城墙先后被拆除是在七十年代修建地铁和二环路的时候。老舍没有亲眼看到城墙的拆除，这样，他的最后一次凝望，便具备特殊的历史告别意味。也许可以这么说，当他头一天受到众多红卫兵的毒打之后，当他把最后一撇目光落在城墙上之后，他所熟悉的、所眷念的那个可爱的北京就不复存在了。



现在的太平湖一角。


老舍是不幸的，他过早地结束了生命。然而，从某一角度来说，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不再会受到风暴的席卷，不再会亲眼看到浩劫中的古都，如何一日日变得疯狂，变得让人痛心。他不会料到，在随后的一些日子里，老北京曾经有过的令人温馨令人留恋的东西，将或多或少地被此起彼伏的斗争渐渐消蚀。他所珍爱的正直、善良、礼性、侠义等等，似乎一夜之间在人们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些被扭曲的、粗糙的情感和举止。


太平湖、城墙，其实都不妨看作为一种象征。它们的消失，意味着老舍所熟悉的传统意义上的北京完全成为过去，文革风雨席卷过改变过的北京，将是一个外表和内在都使老舍感到陌生的北京。假如老舍得知人们不得不从“您好，谢谢、对不起”的训练中开始文明的起步时，一定会感到惊奇和困惑。他不会知道也不会明白，十年中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的道德、古都的文化，怎么会变得如此支离破碎？

老舍怎么成了革命的冲击对象


老舍绝对不可能预料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一场革命的冲击对象，并承受从未经历过的屈辱与痛苦。

他被公认为新时代的“创作标兵”，他的笔为一个崭新的时代而挥舞。一个如此出色地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应该说最有资格避免悲剧的降临。



毛泽东接见老舍和梅兰芳。


老舍在从美国归来不久，就率先成功创作出反映北京新变化歌颂新时代的话剧《龙须沟》，因而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响应罗瑞卿的号召，根据真人真事创作了配合肃反的讽刺喜剧《西望长安》；他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创作出《全家福》和《女店员》……还有诸多的急就章。短文也好，快板也好，诗歌也好，都是他手中随时可以派上用场的工具。他积极地配合着大大小小的节日或者会议、活动，从而，在不少报刊的编辑看来，他是有求必应的好作者。还没有别的作家能够像他那样活跃，像他那样热情持久。


有的作家还记得，好多年里，每当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前举行庆祝游行时，总有两三个人作为领队，兴奋地走在文艺界的万人方阵前列。他们中间一直有老舍。在那些日子里，他无疑是一个典范，一面旗帜，他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文人，能够成功地行进在新时代的大军之中。


从不愿意修改已经发表的作品的老舍，后来亲自动手修改起《骆驼祥子》了。


在一九五五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骆驼祥子》上，旧版中的第二十三章后半部分与第二十四章的全部，都被删去。在这一章半里，老舍本来是集中写祥子的堕落，删去了这一章半，实际上改变了祥子的结局。而且，他当年说结尾过于匆忙，本应再多写几段，但这次修改，不仅改变了自己所说的从不愿意修改作品的习惯，而且不是增加篇幅使其更加完整，反而是将最后一章半删除。


纯粹文学创作意义上的那个自由自在的老舍改变了。总是将生活中的人与事放在首位的老舍也改变了。



那个自由自在的老舍改变了。


老舍真诚地愿意走在时代的前列。


不过，老北京才是老舍真正的文学之根，创作之魂。


是根，是魂，它才可以像一条从没有枯竭的泉水，默默地在老舍的心底流动着，为他激发灵感，为他输送着语言的鲜活和形象的生动，使他在一日日的急就和应酬的情形下，仍然没有失去文学的活力。这便是老舍的可爱和可贵之处。或者说，是他生存状态的另一面，最终决定了他在逐渐改变自己的时候，仍然能够写出《茶馆》和《正红旗下》这样一些堪称《骆驼祥子》后又一个艺术高峰的作品。


可以想见，当老舍脑子里活跃着自童年起就熟悉的老北京的形形色色人物时，他便真正进入了自由自在得心应手的艺术境界。仿佛一切都早已活在他的心中，声音、味道、画面，都无须苦苦搜寻，便涌到了笔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的《茶馆》，才能成为世纪的风俗画与艺术瑰宝。其实，即便在创作《龙须沟》这样一些剧作时，对老北京的人与事描写，依然是作品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文学从来就是这样，只有自己真正熟悉的东西，只有自己放进了全部情感的东西，你才能出色地描绘出来。外在的东西也许一时热闹非凡，甚至能够赢得远比应该得到的多得多的喝彩和荣耀。但如果没有深深的根，没有魂，它最终只能是过眼烟云，甚至仅仅因为曾经昙花一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才不时被人提及。



老舍当年为黄永玉创作的齐白石木刻肖像题字。文革后，黄永玉回赠老舍夫人胡潔青并题词，可谓一段佳话。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似乎矛盾的两面，居然能够并存于老舍一个人身上。许多他的同时代作家，譬如茅盾、巴金、 曹禺、沈从文、田汉等人，如果表示出与旧我告别，就尽可能地将以往的影子全然抹去，然后，以崭新的姿态开始走进新的陌生的生活，并尽量去适应它，反映它。老舍有些出人意料。他既能毫不逊色地配合政策，涉足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做一名创作标兵，又能不时沉浸在过去生活的影子中，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从中挖掘出艺术瑰宝。


这大概便是老舍的天赋，或者说是在老北京文化的熏陶下，他的性格具有了调和一切保持平衡的能力。我们看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社会与个人，政治与艺术，热情与冷静，不管那一方面，在他那里都不会是脱缰的野马。他仿佛是一位出色的导演，能够让每一个角色在最适合自己的时候出场，表演，退场。


别的人无法拥有他这种能力。


他成功地完成了一种调和，一种平衡。于调和与平衡中保持了文学生命的延续。



善良，正直，常在心中



几年前，在写一本关于沈从文和丁玲的书时，我读到丁玲对老舍的一段回忆。一个文人的正直和善良，从此开始令我景仰，令我难以忘怀。


在1960年召开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时，丁玲已经身处逆境在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不过，仍是中国作协理事的她，还是荣幸地被邀请到京与会。离开文坛仅仅几年，可对她来说，却仿佛有隔世之感。昔日的荣耀不再重现。她出现在会场上，多么希望和久别的同行们握手、拥抱，然而，她被冷落在一旁。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出现。她有些失望和沮丧。正在这时，老舍走到她的面前，与她握手，问上一句：“怎么样？还好吧？”



老舍夫妇联袂为著名舞台艺术家于是之绘画题词。


并非过多的问候，只是简单一句寒暄，却令丁玲终身难忘。她得到一种被理解被关心的满足。因为她深知，这在当时称得上一次难能可贵的举动。这需要正直、善良和宽厚，也需要一种勇气。


人其实不需要过多的表白，在世态炎凉的时候，一个类似于老舍这种与众不同的举动，便能将人的善良凸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对他我总是怀着钦佩和敬意。


一次到广州看望黄秋耘先生，主要是和他谈周扬。但谈话中，他也以充满敬意的口吻谈到了老舍。就在1960年召开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之前，黄秋耘帮老舍起草一份报告。一天，老舍去逛隆福寺的旧书摊，很高兴地拿着一幅画回来。黄秋耘记得这是一个老画家送给吴祖光的一幅泼墨山水画。当时吴祖光已经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老舍说：“这可是祖光心爱之物啊!他下去以后，家里恐怕有点绳床瓦灶的景况了。不然，不会把人家送的画拿出来变卖。将来要是祖光能活着回来，我把这画还他，该多好！”



老舍与胡潔青新婚时合影。


黄秋耘的印象中，当时老舍的眼眶微微发红，但他又突然止住话头，沉默了。黄秋耘看出了他的顾虑，就说：“请您放心，在您家里看到的，听到的，我都不会对人透一星半点儿。”于是，老舍才恢复了平日的幽默：“对，对!这不足为外人道也！”时间久远，许多事情黄秋耘已经不再想起，但老舍的这一侠义之举牢牢地印在他的记忆中。


黄秋耘回忆的这件事，后来从吴祖光先生那里得到了证实。老舍购买回来的这幅画，是齐白石老人送给他和新凤霞的。一次吴祖光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王府井大街偶然遇到老舍，老舍便热情地将他带到家里，把画还给他，并说要不是经济条件有限，他本应将他们所有散失的字画都卖回来。可以想见，备受冷落的吴祖光此时此刻的心情。对于他，这当然是终身难忘的一幕。



吴祖光(右）与黄永玉合影。



在知道老舍这样一些事情之后，我开始明白，老舍为何在同时代文人中间具有感召力，令人们永远怀念他。他虽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但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老北京人的细致、周到、善良和正直，却能给予朋友以温暖和信赖，而这，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则是最为珍贵的。


这便是老舍。一方面，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落后过，他的身份，总是免不了积极表态，甚至发表符合要求的批判文章，即便被批判者可能是他曾经深知的友人，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可是，表面上的批判，并不代表他的内心。于是，另一方面，在不同场合他又表现出他的与众不同。他依然保持一种友善，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会伸出援助的手。


在这样的时候，政治让位于人情世故，让位于根深蒂固的做人的原则。


老舍还是老舍，没有失去本色，没有割断传统的根。



孔庙里的红色风暴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北京文庙的遭遇，应该说是老舍一生中感觉最突然最不可思议最难以承受的。他的性格，他的处世哲学，乃至他的信念，突然间受到前所未有过的考验与摧毁。


在一群红卫兵的押解下，他和二十多位作家艺术家，被拉到国子监街文庙大院里，让他们在大成门前的空地上，时而下跪，时而围着燃烧的戏装和书堆跳“牛鬼蛇神舞”。



老舍家庭而合影。


这是文庙，曾经被读书人视为神圣的殿堂；这是北京，是老舍全身心热爱的地方；这是二十世纪，被公认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新世纪。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地点，老舍被挂上黑牌，受到生平第一次的侮辱、毒打。他流血了，伴随着血滴和汗珠的是书籍焚烧飘飞的灰烬。他平生描绘过多少生活场景，可他似乎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更无从预料自己竟然成为这个场面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他的确没有意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局面。头一天他接到开会通知便从医院回到家中。他本来可以托辞留在医院，但正在风起云涌的运动，使他无法安稳地留在病房里。多年的惯性驱动下，他不能忘却作为北京市文联领导人的责任，历次运动中从来没有落后过的他，这一次同样不能被认为消极、淡漠。他回到家中，早上穿得整整齐齐，拿上准备好的发言稿，如同以往去主持会议一样走出家门。


老舍是一位对新时代怀着满腔热诚的作家，一位总是愿意将自己融入现实生活的人。多年的忠诚，多年的热情，已经使他能够在一次次出现的新情况下保持自我的安稳和平衡。也许仍有独立的见解，也许仍然于内心深处保持着对生活的复杂感受，但这些，并不会影响到他与上面的政策和号召保持一致，因为他相信领袖超过相信自己。


然而，这个世界变了。北京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八月十九日是疯狂的开端。


这些日子里，整个北京已经陷入了狂热之中。仅仅几天前，八月十八日“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红卫兵第一次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林彪在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浓浓的火药味顿时充斥整个古都。


北京真正是在一夜之间完全变了。八月十九日是疯狂的开端。“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刊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成短裤，余下部分可以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作废品处理……”这不是讽刺小说的调侃，而是出自这一天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的第一份红卫兵传单《向旧世界宣战》。就在这一天，三十多万红卫兵冲上了街头，开始了他们所认为的“破四旧”的壮举。


老舍所熟悉的一些地方在狂风暴雨中喘息。


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得稀烂，换上由红卫兵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木牌，而挂在店里的山水字画全部被撕毁；“荣宝斋”的牌匾被“门市部”之类的字样盖住，《砸碎“荣宝斋”》的大字报张贴在原来展览艺术珍品的橱窗上；百年字号瑞蚨祥绸布店内所有字画、契约、宫灯、画屏，都被毁坏……


素来温文尔雅、幽默平和而著称的北京话，忽然间也改变了原有的形态。红卫兵小将们开始毫不顾忌地满嘴粗话，“他妈的”、“老子”、“小子”、“狗崽子”等等，在他们看来，仿佛惟有此才能表现他们的革命性，才能标志着与传统文化的决裂。


此刻的北京，当然不再是老舍所热爱的那个北京。同样，此刻的北京，也不再可能接纳老舍。



文化大革命批斗场面。


但是，住在医院里的老舍似乎对这些没有预感，或者说，他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即将降临于自己的冲击。当他那天走到会场时，他才发现人们的眼神已经与以往大大不同。当他被挂上了黑牌时，当红卫兵将他和同行们押解到太庙时，当他看到火焰无情地吞噬书籍时，当他受到呵斥和毒打时，他才开始明白，今天真的与过去大不一样了。


何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何曾受过这样的侮辱。


老舍可以忍受许多别人难以接受的东西，可以真诚地改变自己早年的某些禀性，但人格的侮辱，对于将名声和面子视为生命的这个老北京来说，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承受的。他似乎温和，似乎苍老，但在邪恶和无知面前，他依然有他做人的傲气在。于是，当下午被接回市文联后又受到红卫兵的鞭打时，他愤然将挂在颈上的黑牌子扔到地上。


在愤然扔掉黑牌之前，老舍在想些什么呢？


在那一时刻，老舍的目光一定充满着困惑与愤慨。



五十年代初的老舍与胡风，很快胡风被打成反革命。


他不理解，他曾经热爱的北京，他曾经为之描绘为之讴歌的北京人，居然会野兽一般向他扑来。这座城市昔日的温文尔雅昔日的彬彬有礼，仿佛刹那间荡然无存。他不理解，人的眼睛里怎么会闪烁着那么多的仇视和凶残？从人性的角度，从传统的角度，都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


在那个炎热的日子里，老舍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个无法预料也无法躲避的厄运，他对文化的爱，对北京和祖国的爱，他的所有信念和情感，都在烈火中焚烧着。北京和中国，将在很长时间里，不得不吞咽那场风暴中种下的苦果。


一直愿意跟上时代的老舍，最终仍然没有跟上一个特殊的年代。


他被挂上了批斗的黑牌，受到人格的侮辱。难道岁岁年年所作的一切不能证明自己的进步和清白？难道过去获得荣誉、荣耀转眼间就是梦中泡影？当他在红卫兵面前扔掉挂在脖子上的那块黑牌时，他也就把一个个疑问、质问掷到了地上，让它们发出无声然而却又能在天地间久久不会消失的回响。



最后一天如此漫长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一定是老舍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


头一天他的愤然反击受到更为严厉的对待。人们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将他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尾随而来的红卫兵，又轮番地毒打他到深夜，直到凌晨，才允许家属把他接回家。


他是以何种心情度过那个夜晚的我们已无法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最初决定走出家门时，是否就确定要到太平湖寻找归宿。一切，一切，都再也无从知道。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他让家里的人都走了，甚至妻子也被他说服到单位去参加运动。他不愿意家人因为自己而遭受新的打击。在走出家门时，他手里拿着一副手杖，还有一卷亲自抄写的毛泽东那首著名诗词《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老舍为什么选中带这首诗词，在身处那样一种处境时，他会以何种心绪来品味诗词的意境，如今永远是个谜。


就这样，带着昨天留下的累累伤痕，带着昨天承受的人格侮辱和巨大压力，老舍走出了家门。最后一次出门，再也没有回来。


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注意到了这样一个老人的来临。他回忆说这个老人在公园这里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有动过。他估计，悲剧是发生在午夜。


静坐湖边，动也不动，石雕一般。



老舍晚年最后的留影之一。


可以相信，当万念俱灰毅然投入湖中之前，老舍的内心，显然会是前所未有的激烈。太多值得回想的往事，太多值得咀嚼的人生体味，但，我猜想，更多的是困惑，是自省。甚至会有对自我的否定，有深深的自责。


这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革命。所有传统文化的精华，书也好，文人也好，为什么都将成为必须清除的历史垃圾，如同焚烧的书一样化为灰烬？ 为什么社会的道德规范人的尊严，一夜之间会变得全无价值？为什么人的兽性会成为社会的主导？
更使他痛苦的还是自己。为什么自己曾经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为什么自己如此真诚如此勤奋仍不能避免这样的命运？为什么偌大一个北京，容纳不下他这样一个从无害人之心的普普通通的文人？


我们已不可能描述老舍当时的全部心情。但我宁愿相信，他也在深深地自责，他有许许多多的内疚和懊悔。他会后悔失去了过多的自我；他会后悔在历次运动中，写下过那么多批判同行的文章；他会后悔没有更多地关心陷入逆境的朋友；他会后悔没有写出更多的如同《茶馆》一样的作品。这样的推测并非是我的一厢情愿，而是符合老舍正直、善良的性格本身的逻辑发展。



文革结束后的老舍追悼会，邓小平李先念敬献花圈。


他最终走出了生的困境。他不愿意再蒙受新的屈辱，也不愿意因为自己而牵连家人。他看不到前景，无法预测未来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也许死对于他才是最好的、唯一的选择。老舍，曾经给予过人们多少安慰和温暖，可在他最需要安慰和温暖的时候，却无从获得。


浓重的夜色里，没有人发现老舍做出最后选择。


儿子舒乙第二天看到的是已经告别人间的老舍。他描述说：父亲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头挨着青草和小土路。他没有穿外衣制服，脚上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没有什么泥土，他的肚子里没有水，经过一整天的日晒，衣服鞋袜早已干了。他没戴眼镜，眼睛是浮肿的。贴身的衣裤已很凌乱，显然受过法医的检验和摆布。他的头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干固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片的青紫色的瘀血。他遍体鳞伤。



老舍著作一览。


老舍把屈辱、困惑、自责、痛苦留给了自己，也把一个悲剧留给了历史，留给了不断关注它解说它的后人。


我在几年前，采访访问北京的一个日本作家代表团。在一个场合，见到了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读巴金那篇《怀念老舍》的文章时。从巴老的文章里我得知在老舍去世之后，水上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表文章表示怀念的人。


在得知老舍不幸去世的消息后，水上勉在一九六七年写下了散文《蟋蟀罐》(又译《蟋蟀葫芦》)。他记述老舍访问日本时到他家坐客，交谈中他告诉老舍说，他在一个朋友那里看过一只木制的罐子，说是从中国的旧货摊买回来的，是养蟋蟀用的。老舍当即答应他，假如他到中国去，可以带他到旧货商店去找。令他难忘的是，老舍还答应陪他参观六祖慧能大师的东禅寺。他把老舍的许诺看作一个美妙的梦。但这一切，只能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梦了。而老舍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因这美梦的破灭，显得尤为珍贵。



访问日本期间的老舍。此时他与水上勉见面。


见到水上勉的那天，人很多，我没有向他提出过多问题，后来也没有机会深谈。现在想来，我其实应该详细问问他当年听到老舍去世消息后的心情，从他那里了解，日本文化界是如何看待老舍，如何理解老舍。或者，如果有可能，话题可以更深入一些，他们当时和后来，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文革的演进，如何看待文革发生的种种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事情。


水上勉那次送给我一本他的近作。这是一本长篇小说，我不懂日文，但我喜欢它的装帧，所以，一段时间里，它总是摆放在书架的醒目位置上。为写这篇文章，我重新找到了早已翻译成中文的《蟋蟀罐》，又一次为一位日本作家对老舍的深情怀念而感动。这只是一篇很短的散文，可是字里行间流溢温情、伤感。尽管他与老舍只有一次见面，可他比文革中的中国人更能认识到老舍的价值，他为中国失去一个老舍而婉惜。


“最近，风闻老舍先生已经去世，这简直不能相信，难道我再也见不到老舍先生了吗？”


读这样的字句，我仿佛听到了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一个焦虑而急促的声音。声音显得有些苍凉。这种苍凉，一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散去。（题图为老舍自尽的太平湖，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修订于2015年8月，北京

@左春和
老舍等人所选择的结果，说明他们及时深刻地看透了时局但又无力改变，为了洗刷由盲信导致的羞辱，只能以自杀的方式否定世界。极权主义的无底线超越了它所有的历史先辈，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始料未及的，那些当时在墙外的慨叹者也是由于种种原因侥幸逃脱，而并非都是先知先觉。正是由于老舍他们的彻底决绝，也才映出那个时代的全部真相，虽然未能像索尔仁尼琴那样详尽记录古拉格的细节，但以这种悲壮的自毁击伤了极权主义的元气。

@郁侬:“老舍那一代自杀的人多，我们这一代自杀的少。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把尊严看得很重。我们这一代，建国初期还年轻，参加批评自我批评，习惯了侮辱自己，容易逆来顺受，更容易苟活。所以我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著名诗人：流沙河

:'(

百思不得其解啊。。。。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