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6-6-15 21:52
张坦弟兄访谈：未进窄门前，我的内心没有确据和平安
张坦弟兄访谈：未进窄门前，我的内心没有确据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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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坦弟兄访谈：未进窄门前，我的内心没有确据和平安（上）
原创 2016-06-14 阿信 麦琪的礼物
从崇拜柏格理到顺服上帝
——《“窄门”前的石门坎》作者张坦访谈
张坦简介
张坦弟兄， 1954年生于重庆，一岁随父母移居贵州贵阳。小学5年级时遇“文革”辍学，打过零工，修过铁路，后到街道工厂做学徒。1979年考入贵州大学中文系， 1983年分配到贵州省宗教局，历任业务科副科长和业务处副处长。1990年，写作《“窄门”前的石门坎》，于1992年七月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认为是中国大陆首部客观评价基督教传教运动的著作，同时也使现已名扬遐迩的“石门坎”首次为外界所知。之后不久从贵州省宗教局离职，做过外企公司总经理，也办过文化公司，涉及电视、出版、旅游开发等领域。2012年2月，在自己办公室开办“尼哥底母查经班”，每周接待教会牧师和慕道友，亲自端茶送水，2012年复活节蒙召，由贵阳活石教会苏天富牧师施洗归入基督。
采访缘起
2008年初，在贵阳朋友约的一个饭局上，我第一次和张坦老师见面。其时，我刚写完《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的初稿。这本书的前三章，柏格理在昭通的部分，由于没有找到更多具体的史料，显得很单薄。
饭后，张坦老师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坐下后，他开始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寻找，翻出一册厚厚的资料交给我看。我打开一看，是我一直在苦苦寻找，由柏格理同工钟焕然手写的《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各少数民族信仰基督50年史》。
由于初次见面，我心中很忐忑，小心地问我可否下楼找复印店复印一份，马上把原件还给他。张老师回答的很干脆：“复印什么？你拿去看，看完还回来就好！”
我大受感动，那是我和张坦老师交往的开始，从此我们成为亦师亦友的朋友。这些年我们一起查经、信主、写作，加入“石门坎后援团”，力争为石门坎的苗族同胞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2015年7月，在成都张坦老师“三白三房”，我和他做了这次对谈。2016年1月7日定稿。
惶惶旧朝逆子运，文革辍学一少年
阿信：张老师，您是我的老师，我们这些年亦师亦友。因为我们熟悉，采访您我很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我想这一定是上帝的安排。您写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很多朋友都想了解您的人生经历和信仰历程。请您先给读者介绍一下您的父母好吗？
张坦：我父亲张彦夫，四川渠县人，生于1920年。1938年考上 “国立政治大学”，入蒙藏政治训练班学习。政治大学也被称为是国民党的“中央党校”，1927年在北伐期间创立，主要是为了培养国民党干部，可谓“国民党的亲儿子”。
当时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长是吴忠信，他也是蒙藏训练班的教授。吴忠信在中华民国史和边疆民族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1940年2月，他代表中央政府赴拉萨主持（也有学者认为是观礼）西藏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
爸爸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没有任何家庭背景，但是因为学习刻苦，成绩好，写一手漂亮的“馆阁体”，在校期间发表的关于内蒙、■新▲疆■、西藏问题的文章，事后都被认定具有超前预见性，为此获吴忠信的赏识，毕业后就留他在身边做了秘书。之后吴忠信做了总统府秘书长，爸爸也随他到总统府，任总统府简派专门委员。
我妈妈叫胡咏凌，也是四川人。她毕业于重庆教会大学，但不信耶稣。1948年时，爸爸已经是总统府秘书长身边的红人，厅级干部。按说我父母都很支持国民党吧，不！他们夫妻同心，认为国民党腐败、不民主。妈妈还跑去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示威’，爸爸也秘密加入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新民主主义同志会”，在南京、上海等地掩护过共产党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吴忠信也知道我父母思想左倾，但还是很关心他们。离开大陆前，吴忠信送来两张机票，邀请他们和他一起去台湾。但是他们不，他们要留下来迎接解放！
成都解放时，父母就站在欢迎的人群里，看着解放军进城，他们高兴惨了！
新政权刚成立那会，需要用人，而爸爸又是蒙藏问题专家，所以很风光了一段时间。1950任二野十八军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正团级。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当了秘书科长，大区撤销，父母分配到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
1957 年，我3岁那一年，父亲成了右派，加上他加入国民党时介绍人是三个国民党中常委，于是被想当然认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刑十年。这件事对我们家影响很大，全家三个孩子和我的外婆，都靠妈妈一个人微薄的工资养活。
阿信：那段经历对您长大后性格有影响吗？
张坦：我觉得那一时代这样的遭遇太普遍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所以没什么特别大的感受。我小学5年级遇上文革，从此长期辍学。去建筑工地上打过零工，到砖厂搬过砖，到湘黔线修过铁路。之后安排到街道合作社翻新汽车轮胎。不吹牛，解放牌卡车的轮胎，我可以用双手同时滚动四个在地上排起走。
阿信：张老师，这样说，您是小学五年级辍学，那就是自学成才啊？
张坦：谈不上“成才”。那段时间我读了很多书。那个时候我们家那栋楼——21宿舍是省政府宿舍中最烂的一栋，住的全是“牛鬼蛇神”。他们中很多人都富有学识，他们教我读书，教我知识，每天晚饭后听他们吹牛就是“我的大学”。最难得的是，他们知道哪些书好，他们告诉我的许多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1979年参加高考，我的数学得了0分，但我的语文分高，总分上了重点大学分数线。当时妹妹也考上贵州大学外语系，但我们一家父亲在劳改农场，母亲下放到外地的工厂，姐姐作为知青在乡下，考虑到照顾妹妹，就报了贵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阿信：请谈谈您的大学生活。
大学期间没有太多值得记忆的事，只是有一件事我至今认为没有做错。我们班有四个党员和一个入党积极分子，按常规由他们组成了班委会。可是这个班委会以党支部书记为首，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坏事，比如告密一些老师在课堂上的“反动”言论，检举同学迟到早退和思想问题，在同学中拉帮结派，以助学金胁迫贫困学生成为他们的眼线等。我便组织了一场民主选举活动，经过小说般曲折情节，重新民主选举了新的班委，把原先的班委全部选了下来。这件事在当年很轰动，学校把这件事上报教育部，上纲上线地定性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高校排斥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选举。这件事对我的直接影响是：毕业时原本留校的，但学校党委的态度很坚决：留谁都不能留张坦！
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省政府宗教处工作；1984年还未到一年的大学生转正期就提拔为业务科分管基督教、道教、佛教的副科长（副处级）；后宗教处升格为宗教局，业务科升格为业务处，我仍是业务处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副处长。
耀邦新政黯然收，石门书成天路远
阿信：张老师，您大学毕业，分配到宗教部门工作，干得开心不？
张坦：很开心！那时正是耀邦新政时期，中心工作就是“拨乱反正”。你想想，大到国，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已经搞得这个国家国将不国了；小到家，用我当时写的一句诗形容我们家是“三十里地孤鳏寡”。我当时真正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我自然心甘情愿没日没夜忘情于我的工作。
1982年中国共产党出台了针对宗教工作的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个文件是胡耀邦先生亲自主持起草的文件，很有水平。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有一些局限，但是他的主要思想，是希望和宗教和平共处的。
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就入党。宣誓时我很激动，真真实实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宗教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冲击最多，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是“落实政策”。我记得1983年我初到贵州省宗教处工作，就参与平反“杨志城反革命集团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内地会[1]培养出来的杨志城牧师带领一些人在自己家里聚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入狱十几年。平反“杨志城反革命集团案”时，我发现杨牧师及与他一起坐牢的同工，与绝大多数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不同，他们并没有计较于几十年的不公平对待，也没有要求任何物质上的赔偿和安置，而是抓紧被耽搁的时间做一件事——传福音。当时我不懂得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他们的行动，但他们的行为带给我很大的震撼，我从心底里佩服这些真正有信仰的人。
阿信：那您是什么时候知道柏格理和石门坎，并兴起写作《“窄门”前石门坎》一书的念头的？
张坦：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很少有人知道柏格理和石门坎。但我因为在宗教机关工作，又负责编辑《贵州省宗教志》，当然得地利之便，从很多内部资料上很早就知道柏格理和石门坎的传奇，及中国内地会党居仁牧师等在贵州安顺、赫章葛布等地传教的事迹。
1985年，胡锦涛来贵州任省委书记。他到贵州的第二天，在接见省政府处级以上干部的见面会中，竟娓娓谈起了石门坎和柏格理。他说：“公元1905年，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乡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艰苦的地方。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近百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乡村，有的老人居然还能说上几句英语。柏格理用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可以在贫困、落后的地区实现教育的超常规发展。”
那天会面时我在场，听到胡锦涛的讲话非常惊讶。那时，贵州干部中知道柏格理和石门坎的人都少之又少，而且，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基督教还是帝国主义麻痹中国人民的工具，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别动队。胡锦涛一个刚来贵州的外地人，一个共产党的高官，他给予柏格理这位外国宣教士这样高的评价，我内心非常震动。
渐渐地，国外对石门坎这一基督教历史陈迹的关注，也悄悄地传到国内。美国人类学家Louisa Schein赠送了一本英文版的《柏格理在中国》，由柏格理次子沃尔特·柏格理所写，也由苏大龙先生翻译，作为省民研所内部资料印了出来。少许的介绍石门坎和柏格理和石门坎的文章，也陆续见于报刊杂志。
想去石门坎的人不能去，我却天生有这个便利。石门坎和中国内地会传教的乌蒙山区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没有领导要求，我自愿跑到乌蒙山深处去做各种调研。我跑到纳雍县调研，以扶贫名义在宗教科办公室里面搭张床呆了一年；我还跑去赫章县，在一个不通路、不通车的村子里住了一个月。知识分子做学问靠大脑，我写书则是“体力劳动”。
在《“窄门”前石门坎》的后记中我写到：“笔者头围偏小，大脑不发达，于是扬长避短，倾力于田野采集工作。虽然现今有众多先进手段获取信息，而且时下流行的文化理论鄙视这种原始的“体力劳动”。但笔者冥顽不化，仍愿自讨苦吃，一味我行我素。曾拄拐杖、背干粮，八十天环山（乌蒙山）旅行。昼行夜伏，甚至风雨兼程，访问于教牧教徒，人谓之“行脚僧”。也曾于乌蒙山中蹲点一年，扶贫问苦，走村串寨，与苗族群众（主要是基督徒）同吃同住同劳动，人或戏谓“传教士”，愚者千“力”，必有一得。多年艰辛“体力劳动”的收获，便是自谓知道了一件事——石门坎；认识了一个人——柏格理……
我写柏格理的另一个原因是大约从1982年开始，国内的宗教政策发生了变化。工作的前几年，我是真的很喜欢、很热爱这份工作。我认为党的宗教工作就是真心实意地和宗教界人士交朋友，为他们服好务、排忧解难；我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但是，慢慢地，我发现宗教政策越来越要求我们去防备宗教界人士，特别是那些有真正信仰的宗教界人士。这样，我做得越来越无奈，越来越不开心。
举个例子，我那时分管的有佛教工作。有一个明照法师，是太虚的弟子。但是他后来还俗了，和政府走的很近。宗教界的人一旦和政府走的很近，就必然和大量的信教群众走得很远。那时他正在筹备省佛教协会，我们宗教局领导的意见是，这个人听话，省佛教协会会长就是他。我不同意，我公开坚持我的意见说，这个人不能当省佛教协会的会长，佛教协会的会长必须由僧人来当。为这件事我和领导闹得很僵。不过报上去后上级采纳的是我的意见和我提的人选。
又比如贵州有了老基督徒叫安宁，他本来是水西彝族土司的公子， 50年代考上北京大学，在王明道的教会受洗。王明道被抓起来之后，公安也把他抓起来，逼迫他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控诉王明道，以此作为释放他的条件。在群众大会上，他勇敢地站起来，说王明道牧师并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
结果安老在狱中呆了20几年。从监狱出来，安老已经变成一个中年人。但从那时起，安老又开始偷偷地传神的道。有一次他被公安抓起来了，我们与省公安厅在讨论他的案情时，我说，现在党的政策要求我们要依法办事。安宁是“自由传道”，但他没有犯法。既然要依法，我们就不能说想抓哪个就抓哪个。最后讨论的结果是不再追究安老的刑事责任。
上世纪九十年代年之后，气氛更加压抑。就在这时，云南教育出版社委托西南师范大学张诗亚教授主编一套《西南研究书系》，他找到我，希望我写一本。我立即想到要写石门坎和柏格理，于是一口答应。这本书写得很快，写得很投入，很有激情。不到半年时间就完稿。当时我有三个问题长期纠缠在心中，不能释然，于是在书中提出来讨论。
这三个问题是：
一、为什么儒家文化二千年未能对苗族实现“教化”，而基督教文化却能在二十年中就造成整个族群的“皈依”；
二、传教士并没有带来多少经济上的投资，却在短时期内奇迹般创造出“海外天国”；
三、“锡安圣地”石门坎数十年后竟销声匿迹，而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同一族群中传播的基督教另一宗派却得以十倍发展。
稿子交给张诗亚，他认为非常好。他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时，专门拿去给大家传阅，都说好，但就是出版不了。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环境，没有哪个出版社敢出这本书，也没有哪个人敢做这本书的责编。云南教育出版社那时的社长、总编名叫周鸣岐，是一位性格豪爽的重庆妹子。最后她告诉我说：“没人敢做这本书责编，我来做。张老师，要坐牢我们俩一起坐！”我很感动。她请求我说：“这本书这么出很危险，麻烦您在书里加点马克思主义思想及与当前政策相适应的一些内容，这样我们好通过审查。”
人家总编冒着坐牢的危险为我出这本书，我还好意思推辞？所以，细心的读者能明显看到，《“窄门”前的石门坎》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地方的内容，很明显的是勉强加进去的。
《“窄门”前的石门坎》拖到1992年才出版。书出版后，我送了一本给我们局长。局长给省人大宗教委员会主任杨智光说：“这本书很坏、内容很反动，是在破坏我们的民族团结和民族政策。”我的顶头上司既然是这个态度，我很快就感受到机关里“小鞋”的滋味。我是贵州省宗教局业务处的副处长，从前是绝对主力，那时宗教局绝大部分文件都出自我的手笔，但是现在开全省宗教工作会议都不通知我参加；还让人把我的办公桌搬出办公室，摔到走廊的角落。业务上让我边缘化，单位里让我抬不起头。
我心里很清楚，我和这个体制只能说拜拜了。
五宗研尽心难安，窄门却进查经班
阿信：请您谈谈您是怎样离开体制的。
张坦：说来也巧，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一次饭局上，认识了华新国际的总裁卢铿先生。卢先生是卢作孚先生的孙儿。我原先就对卢作孚先生由衷佩服，因此饭局上大家谈得很投机。后来卢先生谈到他们公司正在成都筹建一个大型旅游项目——西南日月城。卢先生说完之后，其他人都说项目好，轮到我说话，我就直言不讳地讲说这是我见到的危险性最大的一个投资项目。卢先生很吃惊，问我为什么这么想，我也告诉他我的理由。
结果没过好久，卢先生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卢总邀请我到华新国际在沈阳的总部去玩。并说机票已经为我买好了。
去了以后，什么事也没有，就是玩。参观他的企业和项目。临走的那天，卢先生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我请你到四川华新国际当总经理。我已经给董事局汇报，而且董事局已经同意了！”
我大为惊讶，回答说：“我这种人，可能全世界所有工作我都干得下来，但是最不适合干的就是总经理。因为我很散漫，而且很没有条理，也不喜欢管理人。不行不行！”
卢先生说：“不要紧。你不会，我们会对你进行培训。而且，第一，四川公司我们总部不派一个人去，你自己全权组班子；第二，财务你一只笔；第三，你自己喜欢的事放到一起来做。”
那时我在单位正不得志，想想这也未尝不是出路。于是回答说：“我想象我的确是不合适啊，要不这样，我给您干半年吧！”卢先生回答：“你想想，我给董事局报告说，我给我们请来一个总经理，但人家只干半年，这怎么解释嘛！”我说：“好，那我就干一年！”
那时华新国际是新加坡第二大的财团在中国组建的合资企业，在成都投资有锦绣花园、西南日月城，可以说是当时四川最大的外商之一。我从宗教局辞职，就做了这个企业的总经理。
一年之后，我申请离职。卢先生请他的助理来成都和我谈话：“张坦兄，你为什么非要离职？你知道不知道，有多少人做梦都想要你的位置？”
我回答说：“关键是我在这个位置上我会害人。我不会帮人啊。而且，坐在这个位置上，对我来说，很可能会误人啊！”
我这人不具备商业头脑，也不喜欢经商，这点我还有自知之明。我当总经理的这一年，公司主要搞建设，接待政府各级官员，那时我们是四川最大的外商企业，都是政府官员来找我们，华新国际是新加坡企业，因此我们还接待了来访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
离开华新国际后，我就和朋友成立了一个影视公司，此后20年商海沉浮，艰难创业求生存。
阿信：您写了《“窄门”前的石门坎》，但是您不信基督，却遍访各种文化？
张坦：不信。我写这本书，是心里佩服柏格理这个人，把他当成一个英雄。我崇拜英雄，仅仅如此。我那时对柏格理背后的信仰和精神力量毫无所知。我也从来不读《圣经》，有一段时间倒是读了一点《新约全书》，那也是帮出版社朋友的忙，带领几个年轻人编写《圣经故事》。我带着编故事的目的读《圣经》，也真是把《圣经》当成故事来读，完全不相信耶稣是神。我认为耶稣是值得我尊敬的一个人。
阿信：平时祷告和聚会不？
张坦：不读圣经，更不祷告。《“窄门”前的石门坎》出版之后，常常有基督徒从全国各地跑来找到我，还有从国外来的。他们劝我说：“张坦老师，您既然都在为主做事，为何还不进主的门，信仰基督呢？”
我都会这样回答他们：“哎呀，你想一下嘛！我要是跑到基督教里面去了，释迦摩尼那里，人家又咋个看我呢？道家老子那边有咋个看我呢？王阳明他老人家又咋个看我呢？”
我当时的心理就是这样,我如果信了基督教，那么释迦摩尼、老子、王阳明等人都对我有意见了，是不是？在我心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必须很平等地对待他们。对各种宗教和思想，我都把他们作为我平等的研究对象。我五十岁时写的一句诗：“五宗尽研，不入一门”。我总是想在各种文化中找到生命的意义，从未放弃对信仰的关注。我的朋友，五花八门，三教九流，无奇不有。我遍求各位文化：从道教、佛教到特异功能；从诸子百家到易经八卦；从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从宪政民主到自由主义……
自蒋介石参拜阳明祠后，我与蒋庆等人是大陆第一批去叩拜王阳明的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与日本人矢崎胜彦一起，组织召开了中、日、韩学者参加的“王阳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新国际那一年，我和谢永健、柯云路一起成立了“中国生命科学院”，吸引了全国大部分“牛鬼蛇神”。
那时，经常有所谓“特异功能”牛人来访，我就告诉他们：“我不相信神迹，但我希望看到神迹。你就在我身上做法吧，我愿意以身试法”；我也曾应中国社科出版社宋立道学兄邀请，在贵州组织了一堆人，把佛经翻译成现代汉语，出版了10本《白话佛经》；我亲近“当代第一比丘尼”隆莲法师，拍摄了《隆莲法师与中国女性僧团》系列专题片；亲近台湾华严宗掌门人寄梦法师，一同编写《佛教词典》；亲近红教祖庭噶托寺法王莫扎活佛、咯噶活佛，拍摄了《雪线之上的生命学校》，这是红教三大密修之一的“扎龙”首次为电视记录；结缘大善知识何世光老师，拍摄了《峨眉十缘》系列专题片；我还去中国道教发源地鹤鸣山投资并组织开发，也曾问道于楼观台，拍摄了《衡山论道》专题片，两任中国道教协会的会长都是我的朋友。
那些年我也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了解普世价值和自由主义，但我感觉他们没有根基，一样说得和做得不一样，有很多弊病。我遍访三教九流，虽然个个喜欢，但是没有一个能让我全然信服。徒然眼花缭乱，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宿。外面看上去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我知道我的内心，我无法达到我内心希望的那种安静，就是能寻找到一个寄托，把你的心安安稳稳地放上去。
儒家、佛教、道教还有那些数不甚数的“学问”，其实从本质上都是靠自己，靠个人的自觉和修行。但是，我就是因为自己靠不住才要去寻找。我无可奈何地发现：凡是人创造的理论都不能得究竟，最后宣告了我文化信仰的破灭。
虽然心里没有平安，但我变得越来越骄傲。能和这么多“高人”称兄道弟，而且能洞察他们个人的弱点，让我充满了“知识”上的骄傲，虚荣心得到极大程度的满足。但是我内在的情况怎样？我的内心有没有确据，有没有平安，只有我自己清楚。
2004年，我50岁。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但我的内心满是彷徨和犹豫。这年，我在成都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我给新房取名“三白山房”，写了一篇“三白山房铭”，刻匾悬于客厅，铭中表露了我“有求无解”的思想状况，铭曰：
人生半百，始迁新舍；新舍何名，谑称三白。首曰白丁，谓吾生平；一怒辞官，独行窄门；两谢主系，不辱斯文；三厌商海，未染杂尘。往来鸿儒，唯吾白丁。
次说白衣，言我窘境：五宗尽研，不入一门；踏石门坎，倡鹤鸣山，修宗教志，朝噶陀寺，颂第一尼，探八卦谜，解有若干，行不一辙，门外论教，故曰白衣。
再言白痴，慨余本性；喜吉科德，爱梅斯金；贪梦中梦，恋身外身；只求对错，不论输赢； 对上鲠介，对下妇仁；机来不应，无事生非；嗔权恶贵，白痴不昧。
呜呼，三白山房，死生道场；山肴野蔌，浓茶淡汤；推窗指月，闭门身忘；有为而为，无住而住； 魂不守舍，想入非非；心远地偏，舍何寒热？
[1]中国内地会，是1865年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发起成立的宣教机构。
本文选自《人是被光照的微尘》
yingyinc 2016-6-15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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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坦弟兄访谈：五十九年求道路，蒙恩只在一瞬间（下）
原创 2016-06-15 阿信 麦琪的礼物
从崇拜柏格理到顺服上帝
——《“窄门”前的石门坎》作者张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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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坦简介
张坦弟兄， 1954年生于重庆，一岁随父母移居贵州贵阳。小学5年级时遇“文革”辍学，打过零工，修过铁路，后到街道工厂做学徒。1979年考入贵州大学中文系， 1983年分配到贵州省宗教局，历任业务科副科长和业务处副处长。1990年，写作《“窄门”前的石门坎》，于1992年七月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认为是中国大陆首部客观评价基督教传教运动的著作，同时也使现已名扬遐迩的“石门坎”首次为外界所知。之后不久从贵州省宗教局离职，做过外企公司总经理，也办过文化公司，涉及电视、出版、旅游开发等领域。2012年2月，在自己办公室开办“尼哥底母查经班”，每周接待教会牧师和慕道友，亲自端茶送水，2012年复活节蒙召，由贵阳活石教会苏天富牧师施洗归入基督。
五十九年求道路，蒙恩只在一瞬间
阿信：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2012年初和您见面的情形：正是贵阳最冷的季节，我们偎在您办公室的电火炉旁，您沏上一壶您学生钟斌送您的陈年普洱，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醇香。当您告诉我您准备去张春雷弟兄家查经时，我的第一直觉是您很可能不会去，或者抹不开面子勉强去两次。
因为像您这样待人看似谦卑，骨子里自认为比别人理性、坚持真理心高气傲的知识分子，刚开始去查经班听牧师讲道，听别人做见证，心里肯定很抵触。心里不舒服，还要跑远路过去，听一些人讲您根本认为很荒谬的事情，肯定干不了多久。而我在读《圣经·马太福音》的时候，上帝让我看见耶稣传福音的独特方法。耶稣传福音，并没有建立教堂，也没有在自己家里开查经班，让别人跑来查经。耶稣不停地行走：“耶稣下了山……耶稣进了迦百农……耶稣到了彼得家里……”。我发现了耶稣“送福音上门”的原则。那天，我提议在您办公室开办查经班，就是对耶稣“送福音上门”原则的具体运用。
张坦：过去的10多年，我和基督徒很少来往，也没有感动要读《圣经》。最早给我传福音的是吴彩金姊妹，她就读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在神学院读了《“窄门”前的石门坎》，很受感动，毕业后无法忘记石门坎，一个人跑到威宁，跑到石门坎的所在地石门乡，后联合一些朋友在石门坎建起一所私立小学“石门坎新中小学”。她找到我并给我传福音。我很尊敬她，因为我这些年商海沉浮，也从未忘记石门坎。我心系石门坎，但并没有为石门坎的乡亲做任何实际的事情。而吴彩金不光是有信仰，而且是“行者”，是勇于把自己信仰行出来的人。这样的人我很尊敬。
我的大学学弟张春雷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信主了，也时常来“厌烦”我；我也认识了贵州活石教会的陈问姊妹和姚勇夫妇，知道他们长期在默默地做孤儿关怀事工，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很亲切、很敬佩。
自第一次见面后，吴彩金就每天坚持为我祷告。2011年夏天，我91岁的父亲病重住院，吴彩金姊妹当时正好在石门坎，听到消息，她连夜坐火车赶到医院，与张春雷一起，要在最后时刻带领我父亲信主。父亲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神志不清，嘴巴和眼睛都一直张开着。吴姊妹到我父亲床前祷告后，大声对我父亲说：“张伯伯，耶稣爱你。您信了主，耶稣就领你去天国。我现在带领您做决志祷告，如果您愿意，就请您动一动嘴巴！”
我们所有人都看着父亲，他清楚地动了动嘴唇。当时我儿子也在现场，他握着爷爷的手说：“爷爷，如果你知道，你就闭一闭眼睛”，我爸爸马上闭了闭眼睛。
给父亲做完决志祷告，张春雷又盯上我了。他“欺骗”我：“哥，只有你也决志祷告了，你爸爸去往天家才能得救。”
在他们的“欺骗”、“胁迫”下，我跟着决志，但完全没有真正地感到内心的渴慕，而是出于孝心——在最危急的时刻希望家父的灵魂有一个好的归宿。
父亲既然已经信主了，因此去世之后，盟约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就赶来，用基督教的仪式给老父亲做了追思礼拜。看着这么些和我非亲非故的人，忙前忙后地辛苦，而且个个都看上去心甘情愿，吃饭的时候，又全部借故离开了，我心里很感慨。
之后张春雷约我去盟约教会礼拜。这时我在理性上已经能接受基督教，对它有一种文化上的信任，因为我这些年的摸索，清楚地看出来他们耕的这片地，结出的果子比佛教、道教、儒家、甚至比自由主义都好，而且普通基督徒的爱心让我很感动。
但我还是很不愿意去张春雷所在的教会，这倒不是他们教会牧师不好、弟兄姊妹不好，而是我心中有一个障碍，就是他们教会虽然是家庭教会，但是他们是挂靠在“三自”下面的。我是从宗教局出来的，太了解“三自”领导们的信仰情况了。我觉得信仰就必须是很纯粹的事情，因此无法完全接受，就总是推脱。
2012年初，张春雷又三番五次地找到我，说他开放自己家，建立了一个查经班，邀请我去。这下我无法推脱，答应他去。就在这时，你来我的办公室，我告诉你我准备去张春雷家查经的事，你就和我商量不如就在我的办公室办一个查经班，这样我单位的同事有兴趣的也可以参加。一来我磨不开人情（家父的追思祷告与葬礼都是春雷弟兄教会帮助安排的），二来我多年有一个价值上的思考：基督教的一套道德规范与强大组织最有益改变当下病入膏肓的中国，何不趁此机会接触教会，利用一下教会达到经世济民的理想。
于是，在这两个“不良动机”支使下，我在自己办公室开起了查经班。
2012年2月20号，办公室第一次开查经班，我早早把房间打扫的干干净净，准备好水果、点心，沏上一壶好茶，等大家来。记得那天来的有黄燕明、姚勇、章军、高冬梅、艾英红、罗汉果夫妇、张春雷夫妇等。带领查经班的是贵阳活石教会的苏天富牧师。苏天富牧师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是一位很优秀的传道人。
2009年，他和仰华牧师（真名李国志，“仰华”的意思是“信仰耶和华”）带领贵阳几个家庭查经小组浮出水面，走公开化的服侍道路。他们公开租赁办公大楼聚会，选举教会执事会，财务透明公开。“活石教会”有许多弟兄姊妹积极参与弃婴领养、脑瘫儿童助养、教授福利院孩子求生本领等社会福利事业，到现在他们已经收养了1600多名弃婴，帮助建立了1600多个幸福家庭，真正践行耶稣“爱人如己”的教导。
由于活石教会凡事公开，影响力很大，就招致“相关部门”的密切关注。威胁利诱他们必须加入“三自”，至少也要在“三自”挂一个名，但他们认为，“三自”其实和福音无关，是一个政治组织，过去参加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犯过很多错误并没有主动认错，是为数不多的未“拨乱反正”的机构。“贵阳活石教会”是纯正信仰的教会，绝不会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背离信仰，加入这一组织。
“活石教会”不听招呼当然缕缕招致有关部门的打压，但这样的教会正是我一直在追求的。
查经班取名“尼哥底母查经班”，出自《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是犹太公会的成员，也是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中有学问的人之一，他追求真理，用理性寻求真理，心里有很多疑惑。但他怕影响自己前程，只敢夜里跑去找耶稣，向耶稣请教。尼哥底母的身份、经历、思想状态都与我很相似。开办这个查经班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收拾我这个“老顽固”。
查经班每周一次，从查考《圣经·约翰福音》开始。既然属于教会的查经班，因此开始还是由牧师带领唱一首赞美诗；然后给在座的弟兄姊妹自由，由他们主动选择几首自己喜欢的圣歌；唱诗结束，大家轮流读当天要查考的经文；然后牧师做简短的分享；然后就是自由发挥。由于参加的很多是文化人，因此讨论的时候话题很宽泛，常常会跑题，牧师一般不管，只坐在那里微笑着听，看大家交流、辩论，跑题太远、时间过长时，就有牧师或是其中一位参与者出来说话，提醒大家把话题收回来；最后，牧师再根据大家的谈话做一点总结。
查经的第一天就起了“冲突”。大家自由讨论时，姚勇弟兄谈到“十字架”和“复活”。他说:“主耶稣是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祂的复活也是为了让我们得救，因此我们必须用爱来回报祂。”我听了这句话很反感，就公开表明我的观点，我说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我很尊重，但我不认为这和我有啥关系；而且，“死人复活”在我看来只是《圣经》里面很多个“神迹”故事里面的一个，和“变水为酒”、“水上行走”等神迹一样，都违背理性，因此我还无法接受。接着我便亮明立场：我不相信有神，更不相信神迹；但我从文化价值上认同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是可以救世的工具。
你想，我怎么会相信神迹呢？我这些年和天下差不多一半的牛鬼蛇神打交道，看他们装神弄鬼，可是无法让我信服。为了证实“超自然”的存在，我多次“以身试法”，可是不管是“大师”，还是“高人”，他们的法力到我跟前全部失灵。
可爱的尼哥底母弟兄姊妹并没有对我口诛笔伐，他们真诚相信神会改变一切。
我实用主义地吸收福音，当查考到第二章“水变酒”神迹时，我还暗自笑话。查考到第三章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我开始思考“重生”的意义；我发现尼哥底母深夜问耶稣的问题其实也是我这几十年来一直在追寻的问题：人如何重生的问题其实就是人如何找到真理，如何内心得着平安的问题。到第八章“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我有所触动；因为我相信除了灵魂的自由之外不可能还有真正的自由。到十四章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真正考虑是“我”在利用基督教，还是基督用我作器皿了。之后一章章耶稣的宣告、行实、劝勉、神迹、预言，直到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成了”，我顿时心生大感动——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说得出的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人都会感叹人生命的“完了”，只有神子才会庆幸神计划的“成了”。我将信将疑地相信有神了，但并没有认为这个神就是我的救主。
我天生男高音，作为娱乐参加了唱诗班，第一首学唱《普世欢腾》：“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大地接他君王……主爱奇妙莫名”。“主爱奇妙莫名”这句歌词给我留下了印象。但我仍然没有去教会参加礼拜。
到了复活节，苏牧师给我打来电话，轻描淡写地提到：“明天教会在老干活动中心有个庆典，你是否愿意来参加一下？”二十年前我就很熟悉这类活动——那时是作为省宗教局领导干部身份去祝贺宗教界节日。想想第二天无事，刚好那段时间我老母亲身体不好，我正好明天要过去看她。妈妈住家的地方离活动地点走路也就差不多5分钟的路程，因此就答应。与太太一起去了，仍然是去祝贺的心情。按照我已往的习惯，我都是坐在最后面一排，这样方便随时溜走，不打扰别人。但是那天到了会场，接待的弟兄姊妹看见我和太太非常热情，专门腾出头排两个位子请我们坐。没办法，我们只好坐在第一排看演出。节目是照例的唱歌，照例的舞蹈，照例的小品，对于我这个经常组织大型演出的文化传播公司老总来说，都是些“小儿科”，不值一提。
当庆典进入到最后，苏牧师呼召愿意决志的人请到台上去。就在那一瞬间，我一生苦苦寻求的“神迹”在我身上发生了。我“不由自主”第一个冲到了台上，不但太太大为惊讶，甚至吓了我自己一跳；我“不由自主”泪流满面，内心充满喜悦和震颤；我“不由自主”听到内心的呼唤：就是这个日子！
“不由自主”！只有这个词能够说明当时的状态，我相信，这就是歌中唱到的“主爱奇妙莫名”！
阿信：那么，您是怎么一下子相信“神迹”了呢？
张坦：很简单。因为“神迹”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的身上了。就在我走上台的前一秒中，我还想着演出终于结束了，赶紧回家，可是再后面的一秒，完全出乎我的计划和预料，我突然做了一件在以前的自己看来完全不能理解的事，泪流满面地冲上台去，去相信一秒钟前照理性还完全无法做到的事情。在那一刻，主耶稣让我突破自己的“理性”，真正地获得了“重生”。奇迹发生在我的身上，其他的基督教奥秘：“童女怀孕”、“变水为酒”、“耶稣复活”……都变得无比真实！
就在那一刻，我理解了“恩典”。“我能得救是本乎恩”，不是我在寻找，而是上帝在主动地寻找我。
这一年我五十九岁，回首这一生，可不是：
惶惶旧朝逆子运，
文革辍学一少年。
耀邦新政黯然收，
石门书成天路远。
五宗研尽心难安，
窄门却进查经班。
五十九年求道路，
蒙恩只在一瞬间。
我曾经是一个骄傲的人，一生如名字一样尽是坦途：大学毕业第二年当上处长，省宗教局的重要文件几乎全部由我起草，贵州省宗教志也由我主持编写；耀邦下台后，不爽这个肮脏的政坛，净身出户炒了体制的鱿鱼；到了一个大型外资企业担任总经理，不爽官商界的一些潜规则，净身出户炒了资本家的鱿鱼；白手起家创办传播公司，同时拥有六个电视栏目和一份杂志，几年内就成为成都最大的文化公司之一；我也骄傲我的才华，二十年前写的《窄门前的石门坎》，被《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推荐为10本案例作品的第一本（其余9本均为海外作品），评价为“在诸多范围占据第一”；我帮助电视台拍的片子，随随便便就可以拿两个全国一等奖；贵州大学从建校起从来没有得到过“全国社科重点项目”，我轻轻松松就可以拿回来玩玩……
从来就是“我”作主、“我”主动、“我”可以，一生没有求过人。我淡薄名利，追求“真理”，二、三十年浸润于儒、释、道各家典籍，与儒、释、道各家大师均有往还，更有若干奇因异缘为常人所不具，然终于没有成为几家门徒。而短短的查经，薄薄的《约翰福音》，只有大专文凭的苏牧师，小师弟春雷弟兄，就使我这个骄傲的狷狂之士顺服。
我相信他们的解释：“不是我们能，是主能。”是的，不由自主，就是圣灵在我心中动工，就是“主爱奇妙莫名”。
2012年6月23日，是中国农历的“端午节”，我在贵阳青岩镇姚家关小河接受浸礼，正式成为贵阳活石教会的会友。28年前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就知道青岩姚家关，因为这里是轰动全国的“青岩教案”的发生地。时间也刚好是在150年前的端午节。四位天主教徒罗廷荫、张文澜、陈昌品、王玛尔大就在我受洗的小河边被砍头。其中的王玛尔大只是天主教修院的厨工，其时正在河边洗衣。兵丁押着三个教徒来河边，王玛尔大素与兵丁熟识，问“做什么”， 兵丁答以“砍他们的头”。王玛尔大回答：“他们只是些小毛头，还没有资格为主受死，要砍便砍我的头”。说完扔下衣物便自动就死，随即欣然就义。
1909年5月2日，教宗碧岳十世尊罗廷荫、张文澜、陈昌品、王玛尔大四人为真福，他们也成为中国被罗马教廷封圣的第一批圣人。
受洗当天晚上，想到旧我已死，新我重生，千思万绪浮上心头，夜不能寐。我写到：
王玛尔大死时的年纪是59岁，与我今天受洗“埋葬旧我”时同岁；王玛尔大遇难的那一天，恰巧是她主保圣女玛尔大（基督教《圣经》翻译为“马大”）的节日，而且我们的“尼哥底母查经班”，这周正好查到《约翰福音》第11-12章，她的同名人马大的事迹。
这两个同样身份的厨娘，并没有多大的能耐，甚至一字不识，但仅凭信心跟从主，都为主所悦纳，主喜悦她们单纯而坚固的信心。
这时我数算自己的日子，绕了28年一个大圈，不若厨娘王玛尔大信心半点，真正感受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真实不虚。我感恩王玛尔大，这个一字不识的厨娘，使我认识“因信称义”的真理，破解了我的“知识障”，从此也便知道“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
我渐渐明白了耶稣对尼哥底母的教导：“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对于我们这些有点知识的分子，最大的误区是“自以为是”，最可怕的罪是“骄傲”，最难的改变是认罪悔改，最远的距离是大脑到心灵。当苏天富牧师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按我入这条“中国的约旦河”时，我仿佛感受到主耶稣的宝血覆遍我的全身，仿佛感受到王玛尔大在同一条河里流下的热血覆遍我的全身，我血脉贲张，豁然开朗——主在我心里作工。
我，重生了，成为了一个新造之人……
2012年上帝的拣选临到了我之后，骄傲自大的我悄然发生了改变：之前，我有更多的是“我不满”，现在，我有更多的是“我不配”；之前，我有更多的是“我要”，现在，我有更多的是“要我”；之前，我有更多的是假模假样的“虚心”，现在，我有更多的是真真实实的“心虚”；之前，我有更多的是“相信自己”，现在，我有更多的是“信靠主”；之前，我有更多的是“恨”和“斗”，现在，我有更多的是“爱”和“宽恕”。
通过自身的体会，我认为圣灵存在真实不虚，没有圣灵，我无法解释我身上的奇妙变化，我忽然发现，大半辈子的生命，其实是在虚空之中；大半辈子的追求，其实是在谬误之中。
我深深感受到“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9:10A》）。于是，我感受到时间的可贵。我放下了所有的俗务，在我剩下的生命中，只做主喜悦的事：
第一：倡办尼哥底母查经班。
我是通过尼哥底母查经班这种形式认识主的，我体会到这种形式向不愿去教会和不敢去教会的知识分子传福音非常适宜。我们应当把这种经验与大家分享，去倡办尼哥底母查经班。但是因为我的软弱，现在真正有成果的只有贵阳和成都办在冉云飞家的两个班；
第二，研究和传扬“文化基督化”。
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追随主”时，必然要认识到什么是“自己的十字架”。当前“国家”对教会拆十字架、“五进五化”的行政干扰和“非法聚会”、“邪教组织”的法律打压； “国家”与“国学”联手导向中华民族走回头路；教会游走“三自”、“与社会主义相协调”，妥协于“人”的“爱党、爱国、爱教”；教会“基督教中国化”的信仰放弃；海内外基督教学者和传道人将《圣经》附会中国文化、“会通”中国文化的“中华神学”；赵晓裹挟跨“三自”、“家庭”、“海内”、“海外”的庞大团契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旗帜下的“新三自运动”，都是“人以智慧、聪明、谋略敌挡耶和华”。 我认为我“自己的十字架”就是：通过《圣经》的启示，诊出中国文化基因病，使同胞生命翻转成为肢体；使中国文化植入新基因，得以翻转和转型成为神的器皿；使中国社会良性建构，得以复兴和发展成为神的国度。为此，我正在撰写《无天无法——基督教视野下中国文化的基因缺失》；
第三，研究和传扬中华内地会的传福音模式。
通过200年传教运动的回顾，我发现中华内地会的传福音模式最有成效。为此，我在墨尔本找到了中华内地会当年的档案，但因为绝大部分是英文的，对于不懂英文的我无疑天书一堆。于是，我联络了六位从事研究中华内地会的弟兄，准备成立“中华内地会研究中心”来处理这批材料。不料遇到一件荒诞事：“有关部门”在这个中心还未成立便下文取缔了这个中心。他们给出的理由是：组织研究不允许，个人研究无禁区。于是，我只有从事“无禁区”的个人研究。我相信这些都是艰苦的工作，可能也是危险的工作，但我们相信耶稣的教导：
“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感谢李莉、龚有玲、廖雅猛、赵晨星、郭超群等朋友为录音文字整理所付出的辛苦努力，感谢志茹姊妹对全文所做的认真的文字校对。）
本文选自《人是被光照的微尘》
yingyinc 2016-6-17 19:23
[url]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TE5NzQyNA==&mid=2650622406&idx=1&sn=4d790be3930bd81487dc5a514b326e32&scene=0&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url]
【更正版】张坦弟兄访谈：五十九年求道路，蒙恩只在一瞬间（下）
原创 2016-06-17 阿信 麦琪的礼物
从崇拜柏格理到顺服上帝
——《“窄门”前的石门坎》作者张坦访谈
链接：张坦弟兄访谈（上）
阿信弟兄特别更正与道歉：
张坦弟兄的见证发出之后，受到很多弟兄姊妹的欢迎，为此我感谢爱我们的主耶稣。但因着一些弟兄姊妹的提醒，我也很快发现文中谈到贵州盟约教会的部分有重大失实：张坦老师听信了没有任何证据、也不清楚消息来源的一个传言，即盟约教会挂靠在“三自”以下。
我深知对教会家庭教会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立场问题。发现这一问题之后，我立即请“麦琪的礼物”公众平台撤下涉及盟约教会的那部分内容，并与在澳洲的张坦老师联系。他为自己未经仔细调查，就轻率地相信并在访谈中谈及这一传言很觉抱歉，请我代他向贵州盟约教会的弟兄姊妹表示诚挚的道歉。
我曾有很长时间在贵阳盟约教育聚会，后来由于搬家、距离太远才转去其他教会。盟约教会的向军牧师是我很好的朋友，也是热诚爱主的好弟兄；我和盟约教会的很多牧者、信徒都是好朋友。在张坦老师这篇访谈完成之后，我却没有就对盟约教会来说如此重要的问题，联系向军牧师或是盟约教会其他朋友核实此事，就草率发布此文，给在基督里的盟约教会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对此，我感到非常惭愧，并愿意在神面前承担主要责任。
求上帝饶恕我、保守我，使我在以后的文字事工中不断警醒。也请全能的上帝祝福贵州盟约教会，及一切合祂心意的普世基督教会。纵然有来自人的攻击和拆毁，却在神的祝福下不断成长。
后附修订过的访谈内容，请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转发时以此为准。对于由此给“麦琪的礼物”公众平台及各位弟兄姊妹带来的不便，我深表歉意。
阿信，2016年6月17日
五十九年求道路，蒙恩只在一瞬间
阿信：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2012年初和您见面的情形：正是贵阳最冷的季节，我们偎在您办公室的电火炉旁，您沏上一壶您学生钟斌送您的陈年普洱，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醇香。当您告诉我您准备去张春雷弟兄家查经时，我的第一直觉是您很可能不会去，或者抹不开面子勉强去两次。
因为像您这样待人看似谦卑，骨子里自认为比别人理性、坚持真理心高气傲的知识分子，刚开始去查经班听牧师讲道，听别人做见证，心里肯定很抵触。心里不舒服，还要跑远路过去，听一些人讲您根本认为很荒谬的事情，肯定干不了多久。而我在读《圣经·马太福音》的时候，上帝让我看见耶稣传福音的独特方法。耶稣传福音，并没有建立教堂，也没有在自己家里开查经班，让别人跑来查经。耶稣不停地行走：“耶稣下了山……耶稣进了迦百农……耶稣到了彼得家里……”。我发现了耶稣“送福音上门”的原则。那天，我提议在您办公室开办查经班，就是对耶稣“送福音上门”原则的具体运用。
张坦：过去的10多年，我和基督徒很少来往，也没有感动要读《圣经》。最早给我传福音的是吴彩金姊妹，她就读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在神学院读了《“窄门”前的石门坎》，很受感动，毕业后无法忘记石门坎，一个人跑到威宁，跑到石门坎的所在地石门乡，后联合一些朋友在石门坎建起一所私立小学“石门坎新中小学”。她找到我并给我传福音。我很尊敬她，因为我这些年商海沉浮，也从未忘记石门坎。我心系石门坎，但并没有为石门坎的乡亲做任何实际的事情。而吴彩金不光是有信仰，而且是“行者”，是勇于把自己信仰行出来的人。这样的人我很尊敬。
我的大学学弟张春雷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信主了，也时常来“厌烦”我；我也认识了贵州活石教会的陈问姊妹和姚勇夫妇，知道他们长期在默默地做孤儿关怀事工，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很亲切、很敬佩。
自第一次见面后，吴彩金就每天坚持为我祷告。2011年夏天，我91岁的父亲病重住院，吴彩金姊妹当时正好在石门坎，听到消息，她连夜坐火车赶到医院，与张春雷一起，要在最后时刻带领我父亲信主。父亲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神志不清，嘴巴和眼睛都一直张开着。吴姊妹到我父亲床前祷告后，大声对我父亲说：“张伯伯，耶稣爱你。您信了主，耶稣就领你去天国。我现在带领您做决志祷告，如果您愿意，就请您动一动嘴巴！”
我们所有人都看着父亲，他清楚地动了动嘴唇。当时我儿子也在现场，他握着爷爷的手说：“爷爷，如果你知道，你就闭一闭眼睛”，我爸爸马上闭了闭眼睛。
给父亲做完决志祷告，张春雷又盯上我了。他“欺骗”我：“哥，只有你也决志祷告了，你爸爸去往天家才能得救。”
在他们的“欺骗”、“胁迫”下，我跟着决志，但完全没有真正地感到内心的渴慕，而是出于孝心——在最危急的时刻希望家父的灵魂有一个好的归宿。
父亲既然已经信主了，因此去世之后，盟约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就赶来，用基督教的仪式给老父亲做了追思礼拜。看着这么些和我非亲非故的人，忙前忙后地辛苦，而且个个都看上去心甘情愿，吃饭的时候，又全部借故离开了，我心里很感慨。
之后张春雷约我去盟约教会礼拜。这时我在理性上已经能接受基督教，对它有一种文化上的信任，因为我这些年的摸索，清楚地看出来他们耕的这片地，结出的果子比佛教、道教、儒家、甚至比自由主义都好，而且普通基督徒的爱心让我很感动。
2012年初，张春雷三番五次地找到我，说他开放自己家，建立了一个查经班，邀请我去。就在这时，你来我的办公室，我告诉你我准备去张春雷家查经的事，你就和我商量不如就在我的办公室办一个查经班，这样我单位的同事有兴趣的也可以参加。一来我磨不开人情（家父的追思祷告与葬礼都是春雷弟兄教会帮助安排的），二来我多年有一个价值上的思考：基督教的一套道德规范与强大组织最有益改变当下病入膏肓的中国，何不趁此机会接触教会，利用一下教会达到经世济民的理想。
于是，在这两个“不良动机”支使下，我在自己办公室开起了查经班。
2012年2月20号，办公室第一次开查经班，我早早把房间打扫的干干净净，准备好水果、点心，沏上一壶好茶，等大家来。记得那天来的有黄燕明、姚勇、章军、高冬梅、艾英红、罗汉果夫妇、张春雷夫妇等。带领查经班的是贵阳活石教会的苏天富牧师。苏天富牧师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是一位很优秀的传道人。
2009年，他和仰华牧师（真名李国志，“仰华”的意思是“信仰耶和华”）带领贵阳几个家庭查经小组浮出水面，走公开化的服侍道路。他们公开租赁办公大楼聚会，选举教会执事会，财务透明公开。“活石教会”有许多弟兄姊妹积极参与弃婴领养、脑瘫儿童助养、教授福利院孩子求生本领等社会福利事业，到现在他们已经收养了1600多名弃婴，帮助建立了1600多个幸福家庭，真正践行耶稣“爱人如己”的教导。
由于活石教会凡事公开，影响力很大，就招致“相关部门”的密切关注。威胁利诱他们必须加入“三自”，至少也要在“三自”挂一个名，但他们认为，“三自”其实和福音无关，是一个政治组织，过去参加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犯过很多错误并没有主动认错，是为数不多的未“拨乱反正”的机构。“贵阳活石教会”是纯正信仰的教会，绝不会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背离信仰，加入这一组织。
“活石教会”不听招呼当然缕缕招致有关部门的打压，但这样的教会正是我一直在追求的。
查经班取名“尼哥底母查经班”，出自《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是犹太公会的成员，也是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中有学问的人之一，他追求真理，用理性寻求真理，心里有很多疑惑。但他怕影响自己前程，只敢夜里跑去找耶稣，向耶稣请教。尼哥底母的身份、经历、思想状态都与我很相似。开办这个查经班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收拾我这个“老顽固”。
查经班每周一次，从查考《圣经·约翰福音》开始。既然属于教会的查经班，因此开始还是由牧师带领唱一首赞美诗；然后给在座的弟兄姊妹自由，由他们主动选择几首自己喜欢的圣歌；唱诗结束，大家轮流读当天要查考的经文；然后牧师做简短的分享；然后就是自由发挥。由于参加的很多是文化人，因此讨论的时候话题很宽泛，常常会跑题，牧师一般不管，只坐在那里微笑着听，看大家交流、辩论，跑题太远、时间过长时，就有牧师或是其中一位参与者出来说话，提醒大家把话题收回来；最后，牧师再根据大家的谈话做一点总结。
查经的第一天就起了“冲突”。大家自由讨论时，姚勇弟兄谈到“十字架”和“复活”。他说:“主耶稣是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祂的复活也是为了让我们得救，因此我们必须用爱来回报祂。”我听了这句话很反感，就公开表明我的观点，我说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我很尊重，但我不认为这和我有啥关系；而且，“死人复活”在我看来只是《圣经》里面很多个“神迹”故事里面的一个，和“变水为酒”、“水上行走”等神迹一样，都违背理性，因此我还无法接受。接着我便亮明立场：我不相信有神，更不相信神迹；但我从文化价值上认同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是可以救世的工具。
你想，我怎么会相信神迹呢？我这些年和天下差不多一半的牛鬼蛇神打交道，看他们装神弄鬼，可是无法让我信服。为了证实“超自然”的存在，我多次“以身试法”，可是不管是“大师”，还是“高人”，他们的法力到我跟前全部失灵。
可爱的尼哥底母弟兄姊妹并没有对我口诛笔伐，他们真诚相信神会改变一切。
我实用主义地吸收福音，当查考到第二章“水变酒”神迹时，我还暗自笑话。查考到第三章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我开始思考“重生”的意义；我发现尼哥底母深夜问耶稣的问题其实也是我这几十年来一直在追寻的问题：人如何重生的问题其实就是人如何找到真理，如何内心得着平安的问题。到第八章“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我有所触动；因为我相信除了灵魂的自由之外不可能还有真正的自由。到十四章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真正考虑是“我”在利用基督教，还是基督用我作器皿了。之后一章章耶稣的宣告、行实、劝勉、神迹、预言，直到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成了”，我顿时心生大感动——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说得出的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人都会感叹人生命的“完了”，只有神子才会庆幸神计划的“成了”。我将信将疑地相信有神了，但并没有认为这个神就是我的救主。
我天生男高音，作为娱乐参加了唱诗班，第一首学唱《普世欢腾》：“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大地接他君王……主爱奇妙莫名”。“主爱奇妙莫名”这句歌词给我留下了印象。但我仍然没有去教会参加礼拜。
到了复活节，苏牧师给我打来电话，轻描淡写地提到：“明天教会在老干活动中心有个庆典，你是否愿意来参加一下？”二十年前我就很熟悉这类活动——那时是作为省宗教局领导干部身份去祝贺宗教界节日。想想第二天无事，刚好那段时间我老母亲身体不好，我正好明天要过去看她。妈妈住家的地方离活动地点走路也就差不多5分钟的路程，因此就答应。与太太一起去了，仍然是去祝贺的心情。按照我已往的习惯，我都是坐在最后面一排，这样方便随时溜走，不打扰别人。但是那天到了会场，接待的弟兄姊妹看见我和太太非常热情，专门腾出头排两个位子请我们坐。没办法，我们只好坐在第一排看演出。节目是照例的唱歌，照例的舞蹈，照例的小品，对于我这个经常组织大型演出的文化传播公司老总来说，都是些“小儿科”，不值一提。
当庆典进入到最后，苏牧师呼召愿意决志的人请到台上去。就在那一瞬间，我一生苦苦寻求的“神迹”在我身上发生了。我“不由自主”第一个冲到了台上，不但太太大为惊讶，甚至吓了我自己一跳；我“不由自主”泪流满面，内心充满喜悦和震颤；我“不由自主”听到内心的呼唤：就是这个日子！
“不由自主”！只有这个词能够说明当时的状态，我相信，这就是歌中唱到的“主爱奇妙莫名”！
阿信：那么，您是怎么一下子相信“神迹”了呢？
张坦：很简单。因为“神迹”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的身上了。就在我走上台的前一秒中，我还想着演出终于结束了，赶紧回家，可是再后面的一秒，完全出乎我的计划和预料，我突然做了一件在以前的自己看来完全不能理解的事，泪流满面地冲上台去，去相信一秒钟前照理性还完全无法做到的事情。在那一刻，主耶稣让我突破自己的“理性”，真正地获得了“重生”。奇迹发生在我的身上，其他的基督教奥秘：“童女怀孕”、“变水为酒”、“耶稣复活”……都变得无比真实！
就在那一刻，我理解了“恩典”。“我能得救是本乎恩”，不是我在寻找，而是上帝在主动地寻找我。
这一年我五十九岁，回首这一生，可不是：
惶惶旧朝逆子运，
文革辍学一少年。
耀邦新政黯然收，
石门书成天路远。
五宗研尽心难安，
窄门却进查经班。
五十九年求道路，
蒙恩只在一瞬间。
我曾经是一个骄傲的人，一生如名字一样尽是坦途：大学毕业第二年当上处长，省宗教局的重要文件几乎全部由我起草，贵州省宗教志也由我主持编写；耀邦下台后，不爽这个肮脏的政坛，净身出户炒了体制的鱿鱼；到了一个大型外资企业担任总经理，不爽官商界的一些潜规则，净身出户炒了资本家的鱿鱼；白手起家创办传播公司，同时拥有六个电视栏目和一份杂志，几年内就成为成都最大的文化公司之一；我也骄傲我的才华，二十年前写的《窄门前的石门坎》，被《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推荐为10本案例作品的第一本（其余9本均为海外作品），评价为“在诸多范围占据第一”；我帮助电视台拍的片子，随随便便就可以拿两个全国一等奖；贵州大学从建校起从来没有得到过“全国社科重点项目”，我轻轻松松就可以拿回来玩玩……
从来就是“我”作主、“我”主动、“我”可以，一生没有求过人。我淡薄名利，追求“真理”，二、三十年浸润于儒、释、道各家典籍，与儒、释、道各家大师均有往还，更有若干奇因异缘为常人所不具，然终于没有成为几家门徒。而短短的查经，薄薄的《约翰福音》，只有大专文凭的苏牧师，小师弟春雷弟兄，就使我这个骄傲的狷狂之士顺服。
我相信他们的解释：“不是我们能，是主能。”是的，不由自主，就是圣灵在我心中动工，就是“主爱奇妙莫名”。
2012年6月23日，是中国农历的“端午节”，我在贵阳青岩镇姚家关小河接受浸礼，正式成为贵阳活石教会的会友。28年前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就知道青岩姚家关，因为这里是轰动全国的“青岩教案”的发生地。时间也刚好是在150年前的端午节。四位天主教徒罗廷荫、张文澜、陈昌品、王玛尔大就在我受洗的小河边被砍头。其中的王玛尔大只是天主教修院的厨工，其时正在河边洗衣。兵丁押着三个教徒来河边，王玛尔大素与兵丁熟识，问“做什么”， 兵丁答以“砍他们的头”。王玛尔大回答：“他们只是些小毛头，还没有资格为主受死，要砍便砍我的头”。说完扔下衣物便自动就死，随即欣然就义。
1909年5月2日，教宗碧岳十世尊罗廷荫、张文澜、陈昌品、王玛尔大四人为真福，他们也成为中国被罗马教廷封圣的第一批圣人。
受洗当天晚上，想到旧我已死，新我重生，千思万绪浮上心头，夜不能寐。我写到：
王玛尔大死时的年纪是59岁，与我今天受洗“埋葬旧我”时同岁；王玛尔大遇难的那一天，恰巧是她主保圣女玛尔大（基督教《圣经》翻译为“马大”）的节日，而且我们的“尼哥底母查经班”，这周正好查到《约翰福音》第11-12章，她的同名人马大的事迹。
这两个同样身份的厨娘，并没有多大的能耐，甚至一字不识，但仅凭信心跟从主，都为主所悦纳，主喜悦她们单纯而坚固的信心。
这时我数算自己的日子，绕了28年一个大圈，不若厨娘王玛尔大信心半点，真正感受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真实不虚。我感恩王玛尔大，这个一字不识的厨娘，使我认识“因信称义”的真理，破解了我的“知识障”，从此也便知道“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
我渐渐明白了耶稣对尼哥底母的教导：“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对于我们这些有点知识的分子，最大的误区是“自以为是”，最可怕的罪是“骄傲”，最难的改变是认罪悔改，最远的距离是大脑到心灵。当苏天富牧师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按我入这条“中国的约旦河”时，我仿佛感受到主耶稣的宝血覆遍我的全身，仿佛感受到王玛尔大在同一条河里流下的热血覆遍我的全身，我血脉贲张，豁然开朗——主在我心里作工。
我，重生了，成为了一个新造之人……
2012年上帝的拣选临到了我之后，骄傲自大的我悄然发生了改变：之前，我有更多的是“我不满”，现在，我有更多的是“我不配”；之前，我有更多的是“我要”，现在，我有更多的是“要我”；之前，我有更多的是假模假样的“虚心”，现在，我有更多的是真真实实的“心虚”；之前，我有更多的是“相信自己”，现在，我有更多的是“信靠主”；之前，我有更多的是“恨”和“斗”，现在，我有更多的是“爱”和“宽恕”。
通过自身的体会，我认为圣灵存在真实不虚，没有圣灵，我无法解释我身上的奇妙变化，我忽然发现，大半辈子的生命，其实是在虚空之中；大半辈子的追求，其实是在谬误之中。
我深深感受到“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9:10A》）。于是，我感受到时间的可贵。我放下了所有的俗务，在我剩下的生命中，只做主喜悦的事：
第一：倡办尼哥底母查经班。
我是通过尼哥底母查经班这种形式认识主的，我体会到这种形式向不愿去教会和不敢去教会的知识分子传福音非常适宜。我们应当把这种经验与大家分享，去倡办尼哥底母查经班。但是因为我的软弱，现在真正有成果的只有贵阳和成都办在冉云飞家的两个班；
第二，研究和传扬“文化基督化”。
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追随主”时，必然要认识到什么是“自己的十字架”。当前“国家”对教会拆十字架、“五进五化”的行政干扰和“非法聚会”、“邪教组织”的法律打压； “国家”与“国学”联手导向中华民族走回头路；教会游走“三自”、“与社会主义相协调”，妥协于“人”的“爱党、爱国、爱教”；教会“基督教中国化”的信仰放弃；海内外基督教学者和传道人将《圣经》附会中国文化、“会通”中国文化的“中华神学”；赵晓裹挟跨“三自”、“家庭”、“海内”、“海外”的庞大团契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旗帜下的“新三自运动”，都是“人以智慧、聪明、谋略敌挡耶和华”。 我认为我“自己的十字架”就是：通过《圣经》的启示，诊出中国文化基因病，使同胞生命翻转成为肢体；使中国文化植入新基因，得以翻转和转型成为神的器皿；使中国社会良性建构，得以复兴和发展成为神的国度。为此，我正在撰写《无天无法——基督教视野下中国文化的基因缺失》；
第三，研究和传扬中华内地会的传福音模式。
通过200年传教运动的回顾，我发现中华内地会的传福音模式最有成效。为此，我在墨尔本找到了中华内地会当年的档案，但因为绝大部分是英文的，对于不懂英文的我无疑天书一堆。于是，我联络了六位从事研究中华内地会的弟兄，准备成立“中华内地会研究中心”来处理这批材料。不料遇到一件荒诞事：“有关部门”在这个中心还未成立便下文取缔了这个中心。他们给出的理由是：组织研究不允许，个人研究无禁区。于是，我只有从事“无禁区”的个人研究。我相信这些都是艰苦的工作，可能也是危险的工作，但我们相信耶稣的教导：
“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感谢李莉、龚有玲、廖雅猛、赵晨星、郭超群等朋友为录音文字整理所付出的辛苦努力，感谢志茹姊妹对全文所做的认真的文字校对。）
本文选自《人是被光照的微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