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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16-5-27 18:28

把朋友送进监狱以后,他们是怎么想的

把朋友送进监狱以后,他们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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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朋友送进监狱以后,他们是怎么想的
原创 2016-05-27 闫红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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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朋友圈里变得风云诡异,先是各种热烈赞美深切怀念,“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等等。等这一波潮流到了顶,反转开始,各种翻旧账的文章从四面八方冒出来,又有很多人,冷笑着,要揭穿钱氏夫妇的“画皮”。

诚实说,我对杨绛一向不大感冒,原因就不细说了,只说即便在这个前提下,看到那些反转文章还是目瞪口呆。梳理各种罪名,无非是她和钱钟书颇善明哲保身之道,钱钟书接下翻译红宝书的差事,使他少受到很多冲击;再者就是文革结束后,他们和某高官走得比较近,用一个朋友的话说,他们成了该高官人物身边的点缀。

这有什么问题吗?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傅雷夫妇那样刚烈如撞笼之鸟,每个人对人生的理解不同,只要没有害人之心,设法自保有何不可?

至于接近高官,凑巧我在王蒙先生的文章里,看到这位高官的另一面,他品位不错,也有他的人情味,王蒙先生笑称他为“贵族马克思主义者”。在经历了文革的各种恐惧之后——钱氏夫妇也还是受了点磨难的,详见《干校六记》,若能在他的庇护下存身,担任个无须花费太多精力的职务,做点自己的事儿,并不违背良心。

还有一些文章,甚至借助某小说,攻击这二人相处方式,又援引私下谈话,说他们不够进步。窃以为私下谈话,当然无须时刻政治正确,倒是把这话传出去的人太没底线,其他的人身攻击之论,不驳也罢。

看完这种种,很有一种荒谬感,他们对于个人的道德要求如此之高,不但要你戴着镣铐跳舞,还要你跳得妙曼,若你做不到,甚至笨拙猥琐,便大肆攻讦,对于镣铐本身,却是不质疑的。

这是钱氏夫妇的遭遇,也是另一位没有他们名气大,但经历了更多波澜起伏的学者舒芜的命运。


▲ 舒芜(1922-2009)

第一次听说舒芜这名字,是在1995年前后,那时我在复旦读作家班,在我的老乡、作家戴厚英的介绍下,去拜访老教授贾植芳先生。他听说我是安徽人,便呵呵地笑,说:“你们安徽人有才啊,有个桐城派,舒芜就是桐城人。”听他那口气,似乎对这位舒芜君颇友善,深入谈下去,才知道,正是拜这位舒芜君“告密”所赐,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打成“胡风分子”而锒铛入狱。当时受牵连者达两千多人,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处理的61人(数据出自《1982年6月《党史研究资料》总59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冤假错案平反概述》)。

贾先生被判十二年,妻子任敏也受到牵连,这算得上是深仇大恨了吧,但在我面前,他们夫妇谈起舒芜只是笑。我那时就感觉他们的笑容,并不是对于一个人的原谅,而是居高临下看着那股荒谬的潮流,已经顾不上去追究个人。所以,贾先生只跟我说,这个人,很有才。


▲ 1986年1月,参加胡风追悼会的“胡风分子”在胡风寓所合影留念

我当时听了也就算了,始读舒芜的文章,是在将近十年之后,偶然读到他写于1996年的《伟大诗人不伟大的一面》。文中对于白居易那句“三嫌老丑换蛾眉”,愤怒之极:“这是什么话!说得这样得意,这样自夸,贱视女人到什么程度,恬不知耻到什么程度!”

正是这个白居易,写出过像《上阳白发人》《井底引银瓶》这样对女性不无同情的杰作,同一个人,为何有这样的两面?舒芜先生这样分析:“人当少壮之年,观人论事,往往比较能衡以公心,明是非,别善恶,有同情,有理解。及至暮年,精力日衰,私欲日深,既得利益日多,而来日无多,这就往往丢掉是非善恶,只顾自己,不复关心他人的苦乐……特别是在两性问题上,在男权制度下男子对女性的看法和态度上,最容易表现出来。此时,妇女观的老化朽化腐化恶化,实乃整个人生观趋于老朽腐恶之表征。知堂尝谓,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可惜老年的白居易,在这个测试面前,也远远没有及格。”

恕我大段引用,当时看了这段话非常震动,著此文时,舒芜已经74岁,却是如此感性、激愤,有这样的女性观,着实难得。

后来又看到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写道,他从小跟叔伯辈打交道,最知道男人私下里是怎样贱视女人的。这话也让我震动,他能注意到这一点,说明他一直都知道,他们是错的。一个出生于1922年受过正宗的旧式教育的人,能有这种敏感,也是个异数。

买了他的《哀妇人》和《红楼说梦》,渐渐成为他的粉丝。他这样一个老作家,居然笔下没有那种不咸不淡的话,有才情有态度,虽然不能像香菱形容好文字,如舌尖上一个千斤重的橄榄,却自有一种柔韧绵长。


▲ 《哀妇人》/舒芜著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2004

贾植芳先生说得没错,舒芜有才。那么,他是否可以归纳到文人无行那一类里面去呢?像明末的阮大铖,才华横溢,却不耻于出卖。可是,与阮氏文字华丽跌宕不同,舒芜文章的好处,却正是三观极正,若他唯著文时如此,文章也就不可取了。

这是一个让我困惑的人,因为困惑,所以好奇。2007年,我的新书《她们谋生亦谋爱》出版,出版公司想做一个发布会,需要请个嘉宾,问我想请谁,我说舒芜,心中暗自认为我们的女性观比较一致。编辑老师虽然惊诧,依旧很用心地去找,反馈回来的意见是,舒芜先生年事已高,连楼都下不了,不可能出席发布会,但可以见上一面。

于是那年7月,我在编辑老师的陪同下,来到社科院宿舍舒芜先生的家中,一进门,他女儿就告诉我,老先生把我的书都看了,很喜欢。虽有这个前提,我们交流起来仍然非常困难,舒芜先生耳朵已背,我必须扯着嗓子才能让他听见,我告诉他,我有篇文章的灵感来自于他的《红楼说梦》的某个细节,这么大着嗓子一喊,更像马屁了,我渐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匆匆然结束了那次会面,后来我收到过他发来的电子邮件,好像没说什么要紧的话,我都不大记得了。2009年8月底,我收到来自于他的电子信箱的邮件,是他女儿发来的,说他已病逝。

我并没有觉得太难过,以他的高龄,仙逝是正常的,何况他于我,原本就是个活在文字里的人。只是他都已经去世了,我还没能了解他,这未免太说不过去。

开始认真读跟他有关的书。舒芜平生最为人诟病之处,是1955年的那场出卖,流行的说法是,他把一组胡风写给他的信件上交组织,出卖了这个相交多年的兄长般的挚友,令困境中的胡风雪上加霜,酿成一场浩大灾难。

听上去确实很卑鄙,然而当时经手这组信件的《人民日报》的编辑叶遥提供了不同的说法。她说当时她奉上级之命,要组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她就去找舒芜。

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与舒芜的妻子陈沅芷是老同学,另一方面,三年前,舒芜就曾在报纸上发表过《致路翎同志的一封信》,确认存在着一个以胡风为核心的文艺小集团。“我们必然地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与广大群众完全脱离,与进步文艺队伍完全脱离,打击一切,排斥一切,互相标榜,自吹自擂,‘文章总是咱们的好’,‘你算是什么东西’。这样地发展着极其恶劣的宗派主义。”

这段话很生动,自大里带着点酒意,也是文人常态,用现在的话,就是小圈子现象。但1952年,舒芜将它上线上纲为“宗派主义”,我们不能说他是卖友求荣,当时并没有什么预兆,显示出他出卖朋友能得到好处,反而他因此失去朋友,得到了敌人,假如说他有所企图,也太冒险了一点。

理解这件事,只能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那是一个个人的是非观,很容易被组织观念冲垮的时代,而舒芜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接受那些暗示。

舒芜成名极早。1943年,21岁的他,还只是重庆中央政校的一个老师,就在郭沫若编辑的《中原》等杂志上发表了《论存在》等三篇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他当时野心勃勃,认为自己这三篇文章足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向前发展。知名文化人胡风对他极其看好,顾颉刚与他时常通信,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主动给他写信,与他见面后相谈甚欢。

在胡风的鼓励下,他创作出《论主观》,引起更多的注意,1945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在重庆市召开谈话会,茅盾、叶以群、蔡仪、冯雪峰等人出席,有人在会上向《论主观》开炮。这篇文章还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

五十年之后他才知道,当这篇文章被批判时,胡风表态,他刊发《论主观》,就是想引起批判:“《论主观》里面只有一个观点我能够同意。”舒芜说,他看到这个说法,难以置信:“《论主观》明明是在胡风的鼓励支持下写成的,是他看过提过意见的。”

我们不能因此而说胡风虚伪,只能说,革命没那么文质彬彬,跟随组织的思路,可能比维持友谊的小船更重要,好在当时的舒芜并不知情,这些批判对他的生活没有太多影响,只是你能看出,当时23岁的他,挺牛逼。

这时候的舒芜,多么像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里的雅罗米尔,后者坐标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捷克,他们一样才情高,悟性好,对于革命有一种诗意的热情,在很年轻的时候爆得大名,即使遭到批判,也是组织上给他们的回馈,他们尝到了那甜头,没有感觉自己已身临险境。

回到1952年,身在南宁的舒芜受当时的风潮所感,反省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写了《致路翎的公开信》等文章,给路翎以及胡风带来很多麻烦,胡风给路翎的信里称他“无耻”,也说他有书生气。也许,正是这书生气害了舒芜,就像《生活在别处》里所言:“年轻人都是这样热烈的一元论者,绝对的使者。成人世界清楚地知道,‘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那种批判在1952年因为频繁而正常,真正的考验出现在三年后,胡风因以“三十万言”致书高层,反而惹得高层大怒,对他的批判一时间如火如荼。王元化发表《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彭柏山发表《论胡风创作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绿原发表《我对胡风错误思想的几点认识》……就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的编辑叶遥来到舒芜家中约稿。

舒芜答应了,谈到某观点时,提到他在1945年曾和胡风有一些通信。叶遥想看看,胡风说那些信也许存放在安徽老家了,就算带来了也还没整理。就在这时,舒芜的妈妈动作麻利地拖出一只小皮箱,说:“信都在里面呢。”

像是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完全失控,叶遥看完信后,又给她的上司袁水拍和林淡秋看,他们看完后还给了舒芜。当舒芜把批判胡风的文章写完后,袁水拍再次提出,要借那些信件核对原文。这次,这些信件和文章,被送到了中宣部林默涵的手中。胡风是性情中人,信件里有些字句令人吃惊,信件最终送呈到毛泽东处,而他老人家,本来就对胡风非常不满。

仿佛是舒芜给了致命一击。写批判文章问题不大,大家政见不合嘛,但把信交出去,就是出卖,何况,接下来,舒芜并没有对他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忏悔,相反,他按照上面的指示,把那些信摘录、分类、注释。最高层对于这批信件给予高度关注。胡风与他的朋友们成了反革命,舒芜在《回归五四》一书的序言里描写那惨状:“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付的一份责任。”


▲ 1954年的胡风与公安部1955年的逮捕证

这算是道了歉,但有人嫌他轻描淡写,叶遥的文章证明,他最初并无意于把信交给高层,可是信中既然有那么多让叶遥与她的领导感到震惊的字句,就意味着凶险,舒芜怎能安然地将一组凶险四伏的信,随便交出?

学者周筱赟替他辩护,说之前胡风在《三十万言书》里也引用了舒芜的信,揭露他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

看上去每个人都居心叵测,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也许是一种过度的纯粹,无论是“出卖”胡风的舒芜,还是“揭发”舒芜的胡风,他们的出手,都让我想起,《生活在别处》里,雅罗米尔是怎样激情洋溢地把女友送进监狱的。

雅罗米尔的女友跟另外一个男人约会,使得她没能准时到达和雅罗米尔的约会现场。雅罗米尔最恨自己被忽视,为了让这迟到变得合理,女友编了个的确不能准时到达的理由,说是自己的弟弟准备叛逃,离开“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她需要花很多时间劝他留下。

雅罗米尔去国安局告发了她。离开时他感到自己浑身充满了活力:“他首先想径直回家,坐在他的桌前写诗……他觉得在过去的那一小时内,他的容颜已变得坚强起来,步伐更加坚定,声音更加果敢。他喜欢让人看到他新的化身。”

“他的感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他的头脑里充满了诗歌,他在桌前坐下。不,爱情和责任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他对自己说。那是用一种曲解的、旧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要么爱情要么责任,要么爱情要么革命——不,不,没有这样的两难处境。他并不是因为爱情对他无足轻重才使他的女友面临危险——恰恰相反,他想实现一个人们会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

实现一个人们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多么美好的憧憬,简直让人热泪盈眶。原来还可以把出卖描述得如此动人,如果把“爱情”两个字改成“友谊”,是不是也可以表达舒芜当时的心情。

我必须把小说里的这段也一并摘抄:“雅罗米尔使他的情人安全遭受危险,正是因为他爱她胜过其他男人爱他们的女人;正是因为他知道,爱情和洋溢着纯洁感情的光明新世界是怎么一回事。”

如此光明纯粹言之成理的感情,也许,舒芜也可以这么说。他后来说:“当时全国都在搞知识分子的改造,我把自己放在改造者的地位,又把政权看作自己的,所以对思想改造没有一点逆反心理。从内心真诚地认为,确实需要改造,不改造不行。”他不是一个人,老舍也曾写过《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很多文人表达过类似的赤诚。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舒芜的话,他真的就没有私心,没有投机的想法?我从最坏的角度推测,他也许是有的。但即便他怀有私心与恶意,也都是有限的,若不遇到那种扭曲的时代,就不会应遇而生。

且让我来个批私斗私一闪念,我曾经在买火车票时巧妙地插过队,为家人看病挂号等事开过后门,在同等条件甚至对方比我条件更好的情况下,若是我被选择,我也会窃喜而不是拱手相让,许多时候,我也没那么耿直无私。我努力克服这些但也理解这一切,这是人性弱点,我拥有的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人性的版本,好在这个社会也时刻制约着我们,比如你加塞就会被人责骂,医院的电脑喊号杜绝了开后门,这些不光彩事儿,自然就能刹住。

如果社会怂恿并且奖励人性里最鄙陋的那一部分呢?那种奖励不是让你升官发财,而是赋予你更加正义更加接近真理的表象,你如何去控制潜意识里那些不可告人的自私?更何况,社会的洪流太过强大,就算你想控制,它也有办法让你失控。

1955年,舒芜33岁,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人,被他的命运所操纵。他后来一再试图辩解,说当时都这样,说后来被打成胡风集团倒了霉的那些人见面还跟他打招呼,直到他自己也遭殃之后,那些人才开始控诉他的罪状。他似乎想说明,那些受害人起初并不怪他,后来对他的怨恨也非反射弧太长,而是,没有对错,只有强弱,在他们的命运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不由自主的。

你也许觉得这是狡辩,我倒觉得有点道理。假如舒芜不被卷入政治洪流,不为强有力者的翻云覆雨手所操控,他能犯下的错误,也许只是插个队,机缘凑巧的情况下走个后门,看他一生行事,迂腐被动,即使他的“人生污点”,也是歪打正着,并不像有些人,是主动作恶,超出底线地作恶。像他这样的人,本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

是那样一股荒谬的潮流,将一个人内心的黑暗诱发了出来,又赋予它格外光明的名义。它的力量太强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在命运走向发生转变的关头力挽狂澜,洞察那些貌似有序进行的事件的真相?如果你扪心自问,你也不是那种志士豪杰,那么,你就应该诅咒那浪潮,多过诅咒被浪潮卷入其中的弱小者。

杜甫有诗云:“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舒芜的际遇倒是没这么悲催,他后来亦与聂绀弩等人成为好友至交,但我依旧怜惜他被埋没的才情,怜惜他寂寞的百口莫辩的一生,他和胡风案里的那些人一样,都是受害者,只是,人们的勇气,只够追究他的“恶行”,消费完廉价的愤怒,杀死那个替罪羊,似乎就可以将这个问题结束。

舒芜到底还有过错,钱氏夫妇更为无辜,追究他们所谓的“历史污点”,简直令人啼笑皆非。胆怯者故作勇猛,污秽者装作有精神洁癖,在各种义正词严滔滔不绝中,真问题被隐藏,也许,是永远隐藏。

后来舒芜反思自己的人生,说,他母亲对他说,你吃亏就吃在没有一个好父亲。舒芜暗自惊奇,想,我闯的祸,与我父亲何干?想到最后,却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若不是父亲始终在他的人生里缺席,要是有一个过来人,能在那些“绝对”“极端”的理念之外,告诉他一些人情世故、基本常识,他也许,就不会犯下那样的错。

雅罗米尔的不幸,也在于此吧,他父亲没能给他更多。他们都没有从传统中趟过的父亲,他们孤身一人勇往直前,凭着直觉,凭着欲望,凭着天真愚蠢的热情,拥抱他们的际遇。当他们遇到他们所遇到的,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参考书目:
《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李辉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年2月版
《舒芜口述自传》 /舒芜口述 /许福芦撰写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4月版
《思想者的知情意》——读忆舒芜/ 陈半湾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1月版
《回归五四》 /舒芜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年8月版
《生活在别处》 /米兰·昆德拉著 /景凯旋、 景黎明译 / 1993年8月版

【注】本文原标题为《从关于杨绛的“反转”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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