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6-5-4 08:56
另一半的“五四”
另一半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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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半的“五四”
原创 2016-05-04 沧浪云 且听沧老师说
沧老师写于2010年五四的一篇文章，感谢当年《中国经营报》马连鹏兄约稿，给我提供了一个宽阔的写作平台。
又是一年“五四”时。每逢此刻，萦绕于大家脑际的多半是诸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傅斯年、钱玄同等新文化旗手的身影。如此思路周而复始，代代相沿，所以在一般人看来，“五四”就是这批文化战士的“五四”，是爱国青年们挥洒激情的“五四”。其实，当时的文化版图，并非只有新文化一马独行，而是各种力量万马奔腾。因此，那些旧士人的“五四”就组成了另外一番光景。无奈岁月淘洗，时光打磨，降至今朝，当初那些颇领风骚的旧士人们已逐渐淡出大众视野，沦为边缘角色。然而，无须讳言的是，这些人与新青年们一道组成了“五四”画卷的多彩底色。
林纾：“笑骂由他我自聋”
林纾，堪称清末民初特立独行之人物。提及此翁，大家似乎只记得他是近代翻译界的不祧之祖，以一本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享誉文坛。其实，这林老爷子的个性甚是鲜明，有股子十头牛拉不回来的倔劲，其日常生活亦因之充满趣味。按照北京俗话讲：这老头够“轴”的！
说林纾“轴”，绝非凭空杜撰、子虚乌有。民初袁氏当国，为其复辟帝制四处笼络人才，林纾才高名重，自然在收买之列。而林却对老袁很不感冒，且他向来对这些武人抱鄙夷之情。袁多次派人带厚礼威逼利诱，希望林纾屈从己意。林颇受骚扰之苦，一日，作诗一首，递给说客，诗曰：
渐台未败焰恢张，竟有徵书到草堂。
不许杜微甘寂寞，似云谢胐善文章。
胁污阳托怜才意，却聘阴怀觅死方。
侥幸未蒙投阁辱，苟全性命托穹苍。
杜微乃三国名士，西蜀屡次征辟，皆坚辞不就；谢胐为南朝重臣，视名利如粪土，志节甚高远。林纾以二人自况，暗示老袁若是欺人太甚，我便“觅死方”；如果停止纠缠，我继续归隐，以“托穹苍”。既然林纾拒绝为自己捧场，一向待文人还算客气的袁世凯无计可施，就此作罢。
林之“轴”劲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次，还是1917年的“文白之争”。其实林纾同新文化阵营诸人早有宿怨，这当从民初说起。民国肇造，林纾应友人邀请，赴北大任教，讲授古文。当时同仁诸如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人，都是桐城派嫡系传人，与林有着共同的学术取向，故世人称北大国文系实乃桐城古文的天下。然而好景不长，桐城古文的生命力实在有限，已如同明日黄花，渐趋凋谢。自1915年起，章（太炎）门弟子强势入主国文系，当仁不让地夺走了桐城老辈的教席，完成了由唐宋古文向魏晋风度的嬗变过程。虽然林纾保住了教师岗位，但已从主流滑到了边缘，并不断受到章门弟子的排挤。由领头羊降为副班长，个中滋味实在是不好受，林纾自然对章门弟子很有意见，这其中就包括后来于新文化运动时叱咤风云的钱玄同、鲁迅等人。
林纾虽一直在隐忍压抑，不过天生的那种“轴”脾气决定了他迟早要同“新青年们”大干一场。这不，新文化人的文学革命主张便成为双方激战的导火索。胡适的“八不主义”和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刚一提出，便触动了林老爷子的神经。1917年2月8日，林纾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对文学革命的诸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严复读罢林纾文章，马上修书一封，力劝林纾不必跟小青年计较，“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其实严复话里有话，另有深意。枪打出头鸟，在传统古文日渐失势的现实情形下，林纾撰文反驳，只会招致众人围攻，甚至有身败名裂之虞，保持沉默方乃上策。
林纾似有所悟，决定收笔。然而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林纾此时已不可能从这场对垒中抽身而退了。斗志昂扬的新青年们已把他视作旧文化阵容的急先锋和主帅，若要彻底清除文言文，首先要把林老爷子拉下马，以扩大影响。正如鲁迅所言：“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人来赞同，而且也还没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于是乎，经过周密策划，由钱玄同演“黄盖”，刘半农演“周瑜”，二人一唱一和，上演了一幕令林纾坐立不安的“苦肉计”。
这可彻底激发了老林头的那股子“轴”劲。之后的故事想必大家耳熟能详，他孤身一人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诸辈轮番过招，舍得一身剐，终被新青年们拉下马，而遗老、守旧、顽固、反动各式骂名，一一扣在他的头上。其实平心而论，林此次惨败，多有判断失误之意味。在他看来，新青年们所谓的“文学革命”仅是一种文化时尚，新鲜而短暂，于是出来指手画脚。孰料新文化运动实乃一股趋势，其影响之深远至今仍未见消退。“轴”老头逆流而动，自然落得个惨淡收场。
晚年林纾曾有一首颇耐回味的诗作，曰：
往日西湖补柳翁，不因人热不书空。
老来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我自聋。
别人嬉笑怒骂，自己的确无力阻止，但能否真做到充耳不闻，如同聋叟，笔者很是怀疑。不过话又说回来，身处时代更迭的拐点，林纾之地位由中心滑到边缘，学问从主流沦为支流，犯“”就遭打压，他不装聋作哑，又能如何呢？
黄侃：“八部书外皆狗屁”
前面提到，当时新文化阵营中的鲁迅、钱玄同等人皆是出自章门，可见受过旧学熏染并不会阻碍对新文化之追求。不过，作为章太炎最得意的弟子，“疯子”黄侃却视新文化领袖们如大敌，嬉笑怒骂，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
早在清末，黄侃就同新文化人结下了梁子。1908年的一天，陈独秀来到东京民报社，拜见章太炎。这时，正值黄侃、钱玄同在座，听到有客人来，他俩就到隔壁的房间去。可是隔着两扇纸拉门，主客的谈话还是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段玉裁、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两省。后来，话题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然提到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也敷衍道：“是啊，没有什么人。”这时，隔壁的黄侃忍不住了，大声喊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一听，都非常扫兴。无巧不成书的是，黄侃回国之后，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当教授。1917年，陈独秀受校长蔡元培之邀，也来北大当文科学长。两人因而成为同事。陈独秀以北大为阵地，主办《新青年》，宣扬白话文和新文学，倡导新文化运动。黄侃也不甘示弱，主办《国故》月刊，倡导国故，企图与《新青年》相抗衡。陈、黄二人各自成为新旧两派的首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论争。
其实黄侃同陈独秀的恩怨还不算什么，“五四”时期，被黄侃骂得最惨、取笑最多的当属年纪轻轻便“暴得大名”的胡适大博士。胡适和黄侃同在北大任教，但两人分属新旧阵营，素不相能。黄侃每次见到胡适，总要嘲讽、奚落一番，胡适知道他平日好发“疯”，且比自己年长，于是每每谦让。
有一回，胡适去赴宴，刚好黄侃也在场。宴席中间，胡适偶尔和人谈起墨学，滔滔不绝。黄侃听得不耐烦了，突然在一旁骂道：“现在讲墨子的，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知道黄侃“疯子”脾气又发作了，假装没有听见。黄侃见胡适不加理会，于是心生一计，又接着骂道：“便是胡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听后，忍无可忍，指责黄侃不该骂他的父亲。黄侃却微笑着说：“你不必生气，我是在试试你。墨子是讲兼爱的，所以墨子说他是无父的。你心中还有你父亲，那你就不配谈论墨子。”结果全座哄堂大笑，弄得胡适哭笑不得。
胡适一生著述颇丰，洋洋数千万言，学界中人十分佩服。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许多有代表性的著作都没有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原因之一是太忙，二是兴趣太多太杂。黄侃等旧派中人常以此诟病胡适，有人还呼他为“上卷博士”。黄侃曾拿此事在课堂上当做笑料。他对在座的学生说：“昔谢灵运为秘书监，今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问其原因。黄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边没有了也。”
对于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黄侃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反对，一有机会便提出来大骂。据曾在北大读书的罗家伦回忆，他有一次在课堂上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
平心而论，黄侃出言不可谓不恶毒，大都是些村夫骂座的路数，着实有损其国学大师的形象。不过，黄之所以有此举动，也是情有可原。新文化运动旗帜初张时期，北大的章门弟子做柏梁体诗分咏校内名人，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专指他打倒孔家店，甚得要领。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这八部书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这只是个约数，大体上是不错的。从时人之评不难看出，传统文化实乃黄侃安身立命之归宿。一旦有人对古代经典有所不敬，“黄疯子”自然会义无反顾地出面发飙，破口大骂。因此，黄侃同陈独秀、胡适之间的芥蒂，并非个人矛盾，实际是文化信念上的冲突。
黄侃的一系列过激言论，势必招致新文化人的反感，由陈独秀执掌的北大文学门再也容不下他了。1919年9月，黄侃辞职离京。行前，他书信一封，寄给友人，其中写道：
即今国学衰苓，奇说充塞于域内。窃谓吾侪之责，不徒抱残守缺，必须启路通津。而孤响难彰，独弦不韵，然则丽泽讲习，宁可少乎？
短短数句，黄氏难挽颓势的无奈之情溢于言表。知徒莫若师，早在一年前，身在苏州的章太炎已预感到弟子的厄运。之前黄侃同桐城诸子间的内耗已大伤元气，故“老成攘臂未终，而浮薄子又从旁出，无异元祐党人之召章、蔡也。佛法义解非难，要有亲证。如是下则近之，季刚恐如谢康乐耳。”谢康乐即东晋名士谢灵运，他才高八斗，却因受人诬陷冤死岭南。太炎先生这段类似佛偈的话，已将弟子所处的尴尬处境挑明。只可惜黄侃未参透师意，顶风而上，执意为之，自然只得落个负气南下的结局。
辜鸿铭：“菊残犹有傲霜枝”
说起当时北大那一拨反对新文化的旧派教授，除了林纾、黄侃外，还有一位鼎鼎大名，那就是怪杰辜鸿铭。辜之“怪”，当从其外表说起。每日清晨，辜老夫子总是以一副标志性的造型出现于众人面前：他身材高挑，体型干瘪，脸庞消瘦，鼻梁高耸，眼睛深蓝，拖着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穿梭于红楼内外。那辫子上面压着一顶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下面是一身枣红色的油光可鉴的旧马褂和破长袍，袖子上面斑斑点点，闪烁的尽是鼻涕和唾液的痕迹，与整个校园的氛围极不和谐。并且，更让人叫绝的是他还特意包下一个留着同样发辫的车夫，经常拉着他在京城大街小巷到处乱跑。两条辫子相映成趣，蔚为北京街头一大景观。因此有人说：“到北京可以不逛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但也有人颇不识趣，竟当众问他为何偏要在脑后拖上一条辫子不可？遇到这种情况，他则会像外交官一样，慢条斯理地发出诘问：“你为何非要在下巴上留有胡须呢？”弄得人家尴尬万分，无言以对。
造型怪异倒也不算稀罕，但辜鸿铭学问之博杂则令每位与其切磋过的人啧啧称奇。辜年少负笈欧陆，深谙西学，曾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欧洲著名高等学府的文、史、哲、理、工、神学科博士学位共计13个，堪称“博士学位证书专业户”。而他归国后更是师从晚清大儒张之洞、沈曾植诸人，中学亦相当精湛。也正因为他中西兼通，所以对胡适、陈独秀这般年轻后进颇看不上眼。
他常常说：“胡适之，那个懂点美国‘通俗英语’的人，居然能当上北大英文系主任，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以粗俗鄙陋的‘留学生英语’，叫嚷什么‘文学革命’，这个胡适简直瞎胡闹！也难怪，他怕是与高雅古典的英文从不曾行过见面礼呢！……连希腊文和德文都不懂，竟敢有脸在大学讲坛上大侃西方哲学，这个胡适博士简直把学生当猴耍！”
胡适自然也毫不示弱，便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辜鸿铭的言行举止并非留恋前清，而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当初辜鸿铭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戴着假发结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在此之后的一次宴会上，胡适偶遇辜鸿铭，恰好他随身带着这份报纸，就把文章给他看。辜鸿铭看过之后，把那张《每周评论》折成几叠，向衣袋里一插，正色大声说：“密斯特胡，你公然毁谤我，你要在报纸上公开向我道歉。否则，我将到法院去控告你！”胡适当即回答说：“辜先生，你是开玩笑吧。要是恐吓我，请你先生告状，我要等法院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
大半年后，两人再度见面。胡适戏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递进去了没有啊？” 辜鸿铭正色回答道：“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所以才不愿意控告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狗屁不如，谁愿意来跟你计较？”于是，一场“辫子风波”消弥于无形。
还有一次，在教员会议上，教授们一同商讨课程设置问题，辜竟公然扬言：“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气得文科学长陈独秀差点儿背过气去。
1920年，“辫帅”张勋做寿，辜鸿铭特地赠他一副寿联：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这本是宋代苏东坡送给好友刘景文的诗句，希望对方不要灰心失望，要珍惜剩下的好时光。而辜鸿铭以此联赠送给张勋则另有深意，“擎雨伞”暗指清朝官帽，“傲霜枝”则明喻脑后小辫，其追怀前清之心迹跃然纸上，二人颇有些惺惺相惜的意味。
身逢中西文化交汇、皇权制度日暮途穷之末世，作为传统文化的虔诚笃信者，辜鸿铭有心卫道，却无力回天，只好顽固地与整个进步的时代唱反调，这是时代赋予他的宿命，他仅是时代所孕育的一个“怪胎”而已。“菊残犹有傲霜枝”，这不正是“辜大疯子”之真实写照吗？
以上拉杂写了这么多，其实仅是旧士人众生相的冰山一角。作为特殊时期的边缘群体，旧士人们的所言所行恰能折射出“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界复杂多元、光怪陆离的那一面。
此文收入《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第一部）：局中人》（东方出版社2013年10月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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