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11-16 22:49
胡发云：饥荒的都市
胡发云：饥荒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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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饥荒的都市
原创 2015-11-16 胡发云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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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将家里的味精拈了一小撮，包在小纸片里，到学校后，一粒一粒地放在舌头上，让它慢慢在唾液中溶解，慢慢品味它的那一丝丝鲜美。
一项由国外颁发的新闻奖，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次旷世大饥荒，再一次推到了我面前。这一次不是肉体的饥饿，而是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的饥饿，过来人早已淡忘，后来人几乎无从知晓，更有一些人，根本不相信在富饶广袤的大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悲剧。而对我来说，听到这个消息，脑子里立刻出现了一幕幕当年的各种场景，宛然如昨。
那场饥荒几乎是突如其来从天降临的。就在头一年的1958年，全国上下大跃进一片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好时代明天就要到来的激越景象，怎么突然就饿起肚子来了。剧情转换得如此突然，连布景都没来得及撤掉——我们宿舍空地上日日夜夜火光冲天的土高炉还立在那儿，似乎余温未散，一面面墙上的大幅宣传画色泽还鲜艳着，收音机里还播送着那些豪气冲天的大跃进歌曲，一些1958年拍的影片，洗印剪辑耽误了半年刚刚初映——《破除迷信》《万紫千红总是春》《五朵金花》……电影里面还在大办钢铁呢！那个童话一样的世界倏然到来，又童话一样倏然消失了。
▍一 父亲的屈辱
我在一篇旧文中曾经这样写到当时的景象：“天地间顿时灰暗下来。眼见城里一家家店铺关了门，一排排货架空荡荡，连街上的行人也少了许多。一些还走动的人，步履也轻悄无力，面色木然，好像整个城市在闹鬼蜮。偶尔有一些人群聚集，那一定是在抢购吃食。那时，不管在什么地方，人们只要见到排大队，先不问什么，紧紧贴上去排着，然后再打听：卖什么？从五块钱（当年一个二级工月薪36元）一斤的高级点心——是一种掺了杂粮，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喜饼，港饼，桃酥——直到老到发黑的紫包菜，只要发现能入口的东西，人们就会像苍蝇一样涌上去。所有的人都在想着吃，说着吃，寻着吃，连那些以玩耍为天职的孩子们，也把全部的想象力用在吃上了。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将家里的味精拈了一小撮，包在小纸片里，到学校后，一粒一粒地放在舌头上，让它慢慢在唾液中溶解，慢慢品味它的那一丝丝鲜美。他让我试过，感觉很好，真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小零食。”
近来一直在整理阅读家族的一些史料，读到我父亲胡家瑞1964年四清运动中的一份检查，那时三年大饥荒刚刚过去两年，里面跳出了这样一段文字：
“1.在药厂时，煮过药的红枣我吃过多次，有时是同站里的同志们在一块儿吃，有时工作忙，同志们还为我留下。2.同志们将麻袋上粘的糖抹下来，冲开水喝，我不但不制止，反而参加喝。3.多分浮肿粉。以上三件事在当时我觉得无所谓，现在想起来是错误的。作为一个防疫工作者，应该随时随地地考虑人民的健康和病人疾苦，而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只顾自私自利贪图享乐。”
父亲自我检查中的这一百多字，包含着很丰富的信息。
父亲出生于武汉一个三百多年的大家族，三十年代初成为一个西医，从他当年的照片看来，生活应该是比较优渥的。日寇侵华后他放弃了舒适安逸的生活，走上前线为中国军队的伤病员服务，跟随部队辗转流徙，直至1949年回到故乡，在卫生防疫站任职。我童年记忆中，那时父亲的工作主要是预防各种流行病，如天花、伤寒、肺结核以及“百、白、破”等疾病。家里也经常可以看到这一类书刊资料宣传画。
父亲在检查中所说的事，都发生在三年饥荒中。当时，武汉市出现了大量的浮肿病和肝病，据说比例很大，这两个病症，简单说，就是由于严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引起的衰竭和病变。由于没有对症药物，防疫站便按照上级给的配方，熬制汤药，配制粉剂，聊胜于无地救治越来越多的病人。检查中的第一条中“煮过药的红枣”，就是熬制治疗肝病的汤药中，已经煮成药渣的红枣，竟成为成了防疫站医护人员充饥的食品。第三条说的“浮肿粉”是数种中草药与黄豆小麦焙制研磨的粉剂，作为消除浮肿的辅助药。由于它里面含有淀粉，可以充饥，一般要由医生开处方领取。更让人心酸的是第二条，麻袋上沾的糖粒（也是制药用的），被同志们“抹下来，冲开水喝”，一群以健康为职志的医务人员，因为饥饿，不顾斯文，不顾卫生，到了与乞丐相差无几的地步。
父亲一生，虽历经战乱及政治动荡，但从未有衣食之虞，三年饥荒，他那个级别的知识分子，每月还有一点营养补贴，一份糖，一份黄豆，每周有一张区委食堂的进餐券，他的工资，比许多普通医护人员也要高出许多，但当时有一条很严格的规定，不许购买黑市上的任何农副产品。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以药渣充饥，可想见当时食物紧缺程度。
于是，吃药渣和为吃药渣做检查，让一生都很自尊的父亲承受了两次屈辱。
▍二 社会的撕裂
和那些财力有限、交通不便、生活资源匮乏、管控又极其严酷的贫困农村相比，有着最低食品配给的大城市是要好得多了，虽然没有听说过多少直接死于饥饿的，但死于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的不在少数。
武汉市是一个百湖之城，武汉周边大都是丰饶的鱼米之乡，有着丰富的水产资源，鱼虾螺蚌莲藕菱角，及各种可以食用的水生植物，但平日这些随处可见价格低廉的东西，突然间也消失了。建城两千年来，即便是在各种兵乱或特大水患年份，也不曾出现过大面积长时间的饥荒。这样一次长达三年多、波及到每一个人的大饥荒，确实是空前绝后的。许多和睦家庭因此分灶而过，一些长年的邻里变为冤家，占有食物的多少，分配是否公平，谁偷了谁家的菜，谁烧了谁家的煤，是老人应该体恤孩子，还是子女应该孝顺老人……饥饿撕裂着整个社会。亲戚间也很少走动，那个年月，谁家也没有多余的饭菜来招待客人。
我们胡家是一个大家族，互相间很和睦，来往也多。年节假期，孩子们便吵吵着互相串门，我记得，每每我们要到叔叔姑姑家去，父母亲都要我们带上粮票，进门就要交给人家。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风尚迅速颓败，偷盗抢劫之风盛行。那时偷的，抢的，大都是食物。记得有一天我母亲回家，一付魂不附体的模样，问了半天，她才缓过神来，断断续续说了，她下班后，途径司门口副食品商店，进去买了一包法饼（一种很粗糙的发酵甜面饼），出了商店，实在太饿，拿出一块来吃，刚咬一口，一个衣衫褴褛脏得看不清面目的男子猛然冲上来，将她手里嘴里的一起抢了去，然后一边奔跑一边大口大口地将那些法饼往嘴里塞，母亲有心脏病，经此一吓哪还能去追赶？即便赶上，也会吃得差不多了，有此一劫，母亲每次买食物，都提心吊胆四处观望，像地下工作者一样。
除了食物，偷盗的还包括劈柴、煤球、衣物鞋袜——所有这些物件都是凭票供应的——有的人家，晾在室外的各类衣衫常常一整竹篙地被人扛走，后来有人发明将衣物穿在绳子里，系在树上，这样也会被人割断绳子一起抱走。那时候，每人一年几尺或丈余布票，个子大的，买一件衬衣都不够。
▍三 偷吃的孩子
三年大饥荒对一代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来说，更是一次身心的巨大摧残。饥荒开始的时候，我上小学三年级，是一所较好的学校，学生大多是干部、知识分子或市民的孩子，很懂规矩，印象中没有特别贫困的。但是同学们终于扛不住饥饿的折磨，每天一起都在谈吃的，一个个都馋得丢人，只要看见有谁在吃东西，便会一窝蜂涌上去，伸出手来，可怜巴巴地讨要：“给点我吃！”“给点我吃！”那食主便会傲慢地将吃食一点一点当大家面吃光，或施舍一点与他要好的人。
当然，吃食也能传递少年之间最温暖的友情，到了1962年，我已进了初中，饥饿依然没有离去，正在发育的身体对食物越来越渴望。开学不久，我有了一个叫龚迺宝的好友，他家有郊区的亲戚，常常送一些红薯莲藕萝卜之类可以充饥的东西来，我也就常常会在我的课桌里发现一只红薯，有时老鼠大小，有时梨子大小，那红薯皮常常是咸的，那是他上学途中，手在口袋里揣出来的汗味。嘴馋，也无处洗，就这样吃了。前两年，班上同学聚会庆祝相识五十周年，我还向他提起这件往事。我说，那种又甜又咸的味道，我至今还记得。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偷吃的经历，不少孩子还偷父母的钱到外面买食品充饥，那时候，粮票也是可以卖钱的，一斤粮票可以卖到两元钱，有些孩子就偷了粮票来换钱买吃的。紧接着，老师和报纸上开始讲我们的老大哥苏联变修了，他们逼我们还债，让我们没有饭吃，还有传言说，是美帝向我们投了气象弹，让我们中国干的干，涝的涝，颗粒无收。接着又是蒋介石反攻大陆了，他们已经在沿海地区登陆，接着就是阶级斗争教育了，哪里查出了地主富农的变天账，哪里搜出来国民党反动派的枪支弹药和秘密电台……这样一次饥饿对尊严和教养的漫长伤害，加上种种危机与仇恨宣传，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人格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到了1966年，这一代人刚好是当红卫兵的年纪了。
▍四
三年大饥荒终于过去了，但是饥饿的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解决。我1968年下乡后，发现农村还是处于半饱状态，半年都要吃那种带药味的胡萝卜煮饭，或老蚕豆饭，蚕豆里大多都长了一种黒壳的小甲虫，嚼起来嘎吱响。鸡鸭鱼肉之类，一年很难见到几次，即便是自己养的猪，也不能擅自宰杀，必须卖到公社收购站，杀完之后再回购一部分。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我再次回到插队的地方，老乡们才说，这两年开始吃饱饭了。
如果说三年大饥荒，大量农村人口因失去了土地所有权和耕种自由权而饿死，使中华民族的肌体大伤元气，那么作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的大都市，饥饿更多的是伤害了一种创造与梦想的精神，伤害了人们的自信与尊严。“人体的能量入不敷出时……就消耗体内的脂肪……脂肪消耗完毕后就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从而身体干瘦，脏器萎缩……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饥饿对于精神品格的戕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今天中国的萎缩与卑微，贪婪与鄙俗，或许也可以从那一次大饥荒中找到某些缘由。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愿意向那位记录下来饥荒的先生致以诚挚的敬意。有一座碑将屹立在我们多灾多难的历史中。
2015年11月14日 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