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11-6 17:28
被献祭的国度：二战中的波兰大屠杀
被献祭的国度：二战中的波兰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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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献祭的国度：二战中的波兰大屠杀
2015-11-06 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哈莉克·科汉斯基 译者=何娟、陈燕伟
来源=《不折之鹰》
蓄谋已久的种族灭绝
1941年至1943年，在德国吞噬波兰的高峰期，波兰人生活赤贫，在德国系统化的恐怖政策之下度日。然而，基督教信仰的波兰人在此期间遭受的苦难却远远无法与波兰的犹太人相提并论，因为犹太人正面临着一场蓄谋已久的种族灭绝。1941年6月至1943年底，波兰90%的犹太人都死了，有的被送进专门修建的灭绝营遭到毒杀；有的在波兰东部被大规模地射杀；还有的被饿死和打死在犹太隔离区里。屠杀犹太人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令人震惊。每天都有上千的犹太人死在德国人的霍霍屠刀下，这种日耳曼效率和速度使犹太人和波兰人根本都来不及反应，更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反抗。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政策：为什么一个如此文明的民族会在世界大战中大规模屠杀另一个大多尚有工作能力的民族？仅仅是由于种族？犹太人、波兰人以及全世界人民都无法理解这一政策的逻辑。他们心存怀疑，手足无措，使得德国人的工作更为方便。波兰犹太人不可能轻易摆脱他们的宿命，他们不像丹麦犹太人那样数量较少，还有几英里之外的中立国愿意收留他们。大屠杀集中发生在1942年，那是德国国家实力最煊赫的时期；他们在苏联长驱直入，盟军在西部沙漠地区又节节败退，纷纷逃往中东。外界没有任何干预的可能。
当德军入侵到原波兰的苏占区时，他们其实进入到了一个战前拥有135万犹太居民的区域。犹太人主要集中在城市，包括利沃夫、维尔诺和比亚韦斯托克等地。一些犹太人已经随着苏联撤退向东逃走了；而一些人早已被苏联人流放到了苏联疆土的深处，具体数目不详，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德国人来到时，他们的绝大多数仍然留在家里。党卫军别动队和国防军来到波兰“东部边疆”，鼓动、甚至直接组织了对当地犹太人的屠杀。乌克兰人是无需鼓动的。在利沃夫，菲利普·弗里德曼见证了这一切：“暴徒横冲直撞，怒吼声和受害者的尖叫声混杂在一起，屠杀在街头一直持续。”德国士兵费利克斯·兰道目睹了犹太人离开利沃夫主要监狱时的情景：
华沙街头倒毙的犹太小男孩
乌克兰人把犹太人带到原苏联秘密警察“格伯乌”（GPU）的大本营。这些犹太人过去显然曾帮助过“格伯乌”迫害乌克兰人和德国人。乌克兰人抓来了大约800名犹太人，我们计划明天才枪杀他们，所以我们放了他们。
我们继续沿着公路行走，发现沿途有成百上千的犹太人，他们满脸鲜血直流，头上有口子，手被打断，眼睛挂在眼眶外面。他们就像是浸泡在血水里。
在德罗霍比奇，德国人根本不用动手，“乌克兰人像野兽一般，发起了第一场屠杀”。有时候波兰族人也协助杀害犹太人。在距离比亚韦斯托克（德国人已经在那里杀害了超过2000名犹太人）40英里的耶德瓦布内，少数波兰族人主动举报自己的邻居，以致超过300名犹太人遭屠杀，也有人说有1000人。耶德瓦布内屠杀不是自发性的屠杀事件，而是因为德国人蓄意已久的鼓动而起；参与大屠杀的并不是德国人声称的犹太人的邻居，而是从附近村子来的人。这些人也许是想报复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为苏联当局工作，地位比当地人显赫和优越。
1941年11月，德国人加强了对波兰“东部边疆”的管理，出台了两项针对犹太人的新政策：首先，把他们全部集中到犹太人隔离区，其次，有计划地将他们集体射杀。两个政策同时执行，之间没有特别的逻辑关系。对犹太人的屠杀一开始只由德国人执行，后来他们又专门雇用了一批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协助他们枪杀犹太人。只要有犹太人的城市，就建有犹太人隔离区。通常是几栋建筑，用铁丝网围出一片区域，由少数德国人或当地人看管。光是犹太人庞大的数目，就不好处理。在斯沃尼姆，地区专员格尔哈德·艾伦就曾报告，由于该地区有2.5万名犹太人，他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和足够的铁丝网来搭建隔离区。
因此，我马上就开始准备大规模的行动……先把所有犹太人按照年龄和职业进行编号登记。所有有工匠资质和工人资质的人被单独列出来，发给他们通行证，单独安排住处。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
到1941年11月底，在斯沃尼姆的犹太人数量已经减少到了7000名。整个“东部边疆”上演着大屠杀。1941年10月，仅斯坦尼斯瓦乌夫一地就有2万名犹太人被杀害。1941年至1942年初，屠杀一直在持续，受害者的数量估计在30万左右。有时，德国人还会利用过去苏联占领时留下来的一些设施。比如苏联人在波纳利山开挖了一个为待建机场准备的燃料基地：“苏联人挖了很多巨大的洞，上面用石头铺就。这些‘洞穴’直径有45至60英尺，25英尺深。”党卫军利用这个现成的坟墓和附近的火车站，杀害了7万名犹太人。他们主要来自立陶宛和其他地方，甚至还有远自法国的犹太人。
“东部边疆”的犹太人隔离区看管很不严格，有很多机会可以逃跑。然而许多人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之前苏联人并没有公开德国已经在总督区开展的反犹手段到底是什么。这里的犹太人没有得知那些恐怖事件，也就没有出逃的决心。1941年7月，一份德国报告记录道：
这里的犹太人显然不太知道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并不了解在德国是怎样对待犹太人的，也不知道华沙犹太人的情况……他们只知道，在德国人统治下他们不可能享有与俄罗斯人同样的权利。但至少他们相信，只要专注于打理自己的生意，还是可以平平稳稳生活下去的。
有些人成功逃到了森林里，却还是被等在那里的德国人猎杀。另外一些人则得到了别人的帮助。作为轴心国一员，匈牙利第一个占领了斯坦尼斯瓦乌夫。他们警告犹太人厄运马上就会降临，并帮助他们逃至匈牙利边境。在那里犹太人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份证件，证件会用一个波兰族的名字，以掩盖他们的犹太人身份。匈牙利的波兰公民委员会提出了强烈反对，因为匈牙利人知道的波兰姓氏不多，这些犹太人的新姓氏翻来覆去，不是“密茨凯维奇”就是“毕苏斯基”。这就相当于给所有移居英国的外国人不是取名“莎士比亚”就是取名“丘吉尔”一样。最后波兰人为匈牙利人提供了一长串可选的波兰姓名列表，这个问题才解决。得到这种帮助的不仅仅是来自斯坦尼斯瓦乌夫的本地人，还有从其他地方和国家来的犹太难民，如捷克斯洛伐克。与斯坦尼斯瓦乌夫的居民不同，这些难民经历过德国人非人的折磨。匈牙利对待犹太人也不是没有污点。匈牙利占领了下喀尔巴阡—鲁塞尼亚地区后，当地的犹太人就没能取得匈牙利公民的身份，而是被驱赶到了德国占领下的乌克兰。最后，这些犹太人都死在了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
犹太隔离区的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长期的生存考验和折磨。信仰基督教的波兰人分配到的口粮降至仅能勉强糊口，而犹太人得到的更少，饥饿足以将他们慢慢折磨致死。据统计，大约有10万犹太人，这个数字占整个犹太人隔离区的约20％，在大驱逐还未开始前就已经饿死。犹太人隔离区里的人都靠犹太社会自助机构提供的帮助勉强活着。犹太社会自助机构得到了德国人赞助的中央福利理事会的支持，后者遍布波兰，分配海外援助品。但是犹太社会自助机构在大驱逐后就停止了运作。走私食品进入犹太人隔离区显得日益重要。1941年12月，犹太居民委员会领导亚当·切尔尼亚科夫在日记中写道：“在隔离区我们每月能得到价值180万兹罗提的食物，这是通过合法渠道获得的。除此之外，通过非法渠道我们还能拿到价值7000—8000万兹罗提的食品”。
被盟军解救的集中营幸存者
尽管华沙的犹太隔离区在1940年的10月被封锁了起来，犹太人和波兰人之间的交易却还在继续。丹尼·福克纳曾被关在犹太隔离区里，他写道，犹太隔离区里有很多工匠，“他们全被集中在隔离区里，而隔离区外的波兰人被剥夺了皮革制品、木制品和缝纫品。这就形成了一个对等的交易：原料被偷运进犹太隔离区，制成成品后再偷运出去。人们就以此谋生。”华沙的地方法庭有两个入口：莱什诺大街上的门正好面对着犹太隔离区；奥格罗多瓦大街上的门正好面对波兰人的居住区。两个大门都有人把守，但是波兰人和犹太人却能在那里进行粮食和制成品的交易：
包裹就在建筑物内交换。某些优雅的雅利安妇女习惯了她们原先的裁缝，就和他们约在那里见面。热情的侍者把她们带到后面的房间，让她们试穿大衣、礼服、长筒靴、腰带和文胸，并以此换回几个兹罗提。
对那些由于信仰不同的宗教而被迫分开的夫妻来说，法庭也是他们相聚的地方。亚伯拉罕·勒温在日记中写道：
《不折之鹰》
（英）哈莉克·科汉斯基/著
何娟、陈燕伟/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年11月
有人告诉我他曾亲眼见过这样的团聚。这样的会面充满了悲情。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妇女走了过来，她亲吻她信仰犹太教的丈夫的额头，还给他带来一小包食物。他们谈了几分钟，走到一侧再次亲吻，然后分离。他回到了犹太隔离区，而她则走进了华沙的雅利安人社区。
一位很有企业家精神的犹太人甚至在犹太隔离区偷养了一头牛，就靠卖牛奶换取饲料和现金。隔离区里一家工厂的德国老板发现了这一情况，还正式给奶牛提供每日口粮。
在犹太人隔离区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人，“有正统犹太人，有被同化犹太人，还有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已接受基督教洗礼的犹太人。”据华沙犹太居民委员会统计，1941年在华沙犹太隔离区的犹太人中总共有1540名天主教徒、148名新教徒、30名东正教徒以及43名信仰别的宗教的犹太人。在这块地方被划分为犹太隔离区后，原来矗立在这里的三座教堂依然保留了下来，以满足那些基督徒的需要。根据《纽伦堡法令》，这些基督徒被认定为犹太人：“他们胳膊上佩戴着绣有大卫星图案的袖标，却在向耶稣祈祷。”马切利·戈德莱夫斯基神父留在了自己隔离区的教堂，继续关爱他教区内这些信仰天主教的犹太人。许多犹太人十分同情这些基督教徒，他们在被德国人告知之前根本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犹太人血统。他们不了解犹太人的习俗，也不会意第绪语，“他们的遭遇与我们性质不同。对于我们来说，要保卫和守护我们的民族就不得不经历这些痛苦；可对他们来说，这完全是一个额外的负担，一个无法抚平的创伤。给他们留下的唯一特权就是，在离开犹太隔离区这个是非之地之后，这些人能够被葬在雅利安居住区那边，一块安静的天主教墓地。”隔离区里使用的语言也多种多样，大多数犹太人说意第绪语，但很多被同化的犹太人宁愿用波兰语或德语沟通；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使用希伯来语。
德国人大量使用犹太劳动力，修建了大量的劳动营，比如在卢布林和贝乌热茨之间的伊兹比察建立的那个。他们把犹太劳工外包给当地地主和农场主，这就给波兰人提供了援助犹太人的机会。例如，拉尔夫·斯莫切夫斯基家把他们能用的犹太劳动力名额都用上了，“这些犹太人必须到田间地头去劳动，以此让德国人相信他们确实被雇用在农场干活。其实这一切只是幌子，这户波兰人的主要目的是想给他们一些食物，给他们一个条件稍好一些的生活环境。”基钦斯基家也以同样的理由“雇用”了犹太人。但是犹太人还是需要做一些工作来活命。比如梅彻斯瓦夫·基钦斯基就告诫犹太人，万一德国人来检查，他们必须要装模作样地工作。然而德国人有一天突击检查，发现他们没有在干活，他们就被带走枪毙了。为地下政府工作的莱昂·科汉斯基是斯坦尼斯瓦乌夫一家锯木厂的会计，他把一大串犹太人的名字列在了锯木厂的工资单上，以免他们遭受德国人的迫害。“最终解决计划”开始实施后，劳动营的性质就变了。比如，此时的伊兹比察劳动营变成了一个中转营，等贝乌热茨的毒气室建好，劳动营的犹太人就会被送往那里。其他劳动营则成了集中营，德国人要在那里榨干犹太人的最后一滴血，压迫他们为德国的战争工业服务，直到他们失去工作能力，实施灭绝。如利沃夫附近的亚努夫，克拉科夫附近的普瓦舒夫，以及卢布林省的波尼亚托夫和特拉夫尼基都是这样的集中营。
“科学”的屠杀方式
尽管犹太人隔离区和劳动营的情况令人绝望，尽管很多犹太人遭枪杀后埋骨“东部边疆”的无名墓地，但是对于德国人即将在1942年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最终解决”——灭绝所有波兰犹太人——犹太人还是显得毫无准备。德国人是如何作出这个决定的，前后过程很复杂，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但关于消灭欧洲所有犹太人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是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郊外的万湖召开的一次会议。灭绝行动应该从波兰开始，因为这里是犹太人最集中的地方，于是波兰犹太人首当其冲。从总督区前来万湖参会的代表约瑟夫·布勒说：
犹太人应该尽快从总督区清除，因为他们对这一地区构成了危险。他们传播流行病，从事黑市买卖，造成地方经济结构紊乱。更麻烦的是，250万犹太人中大部分人已经丧失了工作能力。
德国人已经开始试验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方法。在东普鲁士，他们使用毒气车来杀死患有精神病的犹太人；在奥斯维辛，他们在建造的毒气室里试验，用工业杀虫剂齐克隆-B毒死了250名波兰人和600名苏联战俘。早在万湖会议召开之前，德国人就已在海乌姆诺的第一座死亡集中营里使用了毒气车。这个营地一开始只是劳动营，距科沃镇9英里，位于罗兹和波兹南主干铁路线之间，一条铁路支线直通集中营。当地居民早已被驱逐，这就是为什么根据战后德国在波兰罪行汇编的记录，“在波兰几乎很少有人知道有这个地方存在”。这篇营地是一个废弃的庄园，犹太人来到这里后得知他们将被派往德国工作，但实际上他们却在房子里被脱光衣服，以50至70人为一组被送上卡车，用尾气毒死。在瓦尔特高的45万犹太人中，有10万人就是在这个集中营被杀害的。瓦尔特高的地方长官亚瑟·格雷斯特别要求希姆莱批准其杀死这些人，因为罗兹的犹太隔离区已经人满为患，而这些犹太人已经丧失了工作能力。德国人在1941年12月8日开始使用毒气，一直持续到1943年的3月。1944年6月和7月毒气再次被使用，以加快清洗罗兹犹太隔离区的速度。最后只有两三个犹太人在这个营地幸存下来。
希姆莱在华沙
灭绝营残忍而高效。犹太人到达以后，要先挑选出2％的人，这些人将负责从毒气室里把尸体拉走掩埋。贝乌热茨灭绝营1942年底关闭，大约有60万犹太人死在那里，他们是加利西亚和卢布林地区的大多数犹太人。索比堡灭绝营屠杀了25万波兰犹太人和欧洲犹太人，这个集中营在1943年10月的囚犯特遣队起义后关闭。死于特雷布林卡的波兰犹太人最多，有90万人，来自华沙城及整个华沙地区。既然是灭绝营，那么生还者就相当的少，四个灭绝营中估计只有110名犹太人幸存，大多数来自特雷布林卡。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屠杀过程都是特雷布林卡的幸存者提供的。1945年初，苏联军队攻克特雷布林卡地区，苏联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对幸存者和当地的波兰人进行了采访。波兰的德国犯罪调查委员会从13位犹太幸存者那里得到了德国人的犯罪证据，他们是1943年8月从特雷布林卡的一次起义中逃出来的犹太人。其中有一个人叫作扬凯尔·维尔尼克，他写了一篇文章——《特雷布林卡的一年》，此文于1944年5月在波兰发表，后来还被送至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文章描述了犹太人到达特雷布林卡的情景：
他们把我们带到院子里，两侧都是营房。墙上挂着两张大大的通告，要求人们把所有金、银、钻石、现金及其他贵重物品交出来，否则就处以死刑。屋顶都是乌克兰警卫，他们的机枪已经瞄准了我们。
奥斯维辛纪念馆
男人和女人被分别带到不同的毒气室，门窗紧闭以后，德国人就开始往房间里注入一氧化碳， “这些无助的人的死亡速度取决于被注入的有毒气体浓度”。每天至少有1万名犹太人被杀害。特雷布林卡灭绝营一直运行至1943年11月，大部分受害者在1942年被毒死。
选择这些地方建造灭绝营是因为它们位于主要铁路线附近，可以掩人耳目地把大批人运来。例如奥斯维辛的比尔克瑙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胡斯就曾说过，奥斯维辛集中营位置的选择“首先是因为它位于四条铁路线的交汇处，其二是因为这一区域人口稀少，能够完全与外界隔绝开来”。奥斯维辛在战争以前属于波兰的上西里西亚地区，波兰战败后已被纳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然而纸包不住火，隐藏也不总是能成功。斯坦尼斯瓦夫·伯赫达诺维奇教授生活在贝乌热茨附近，他注意到当地的居民：
抱怨有一股恶臭在逐日增加。大家都知道，肯定是德国人又在那里用什么办法屠杀犹太人了。最后，乘火车经过贝乌热茨的乘客也开始抱怨有腐烂尸体的恶臭，相当难忍，那些气味甚至可以飘进门窗紧闭的车厢内部。
德国人在卡廷发现波兰军官的墓地后，希姆莱意识到，总有一天人们也会发现那些犹太人的墓地，而将德国的罪行公之于世。于是他下令大量开挖灭绝营里的墓地，烧掉尸体。由于尸体太多，不得不用很大的炉子来烧毁。当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早期埋葬的尸体被挖出焚烧，骨灰甚至飘到了克拉科夫。
在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灭绝营里开展的这场“莱茵哈德行动”，导致超过130万波兰犹太人灰飞烟灭。他们一旦被围捕、驱逐，生还的几率就微乎其微。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被送往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犹太人却还有一线生机，虽然那里毒杀了100万犹太人。这是因为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不属于实施“莱茵哈德行动”的灭绝营，而更像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综合了劳动营和灭绝营。到达集中营的犹太人首先得经过挑选，那些被认定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会被挑出来消灭。剩余的人被送往主营区，强迫做苦力，得到的定额口粮却少之又少。这些人会因为过度劳累和饥饿而缓慢地死去。有些人无法适应这种生活：
大家都知道穆塞尔曼这个名字，它是指那些没有了求生意志的人。饥饿和绝望，放弃了希望，从这些人的眼睛，从他们走路的方式——拖着腿，低着头，都能看出来。一旦你看着他们的眼睛，就会发现，这些人已经没有多久可活了。
不断有犹太人从德国占领的欧洲各地送至集中营，德国人会定期对集中营里的人进行筛选，清除那些无法再进行劳作的人，以缓解营房的过度拥挤。“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关键是要学会随时变通，对危险来自何方要有超人的预感，找到一个能完全隐形的方法，混在人群中，让任何一个负责人认不出你来。”囚犯必须慢慢培养“组织”能力，这个集中营黑话指的是以交易获取食物，买通相关人使自己和最不心黑手狠的牢头分到同一个劳动小组，如果可能的话获得肥缺的工作，比如厨房、医院，或者最好的地方——“加拿大”：一间巨大的衣物和行李分拣室，它们的主人大多都已经被毒死。
卢布林郊区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是另一个劳动营和灭绝营的集合体，送到这里的犹太人也会经历筛选的过程。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关押的并不完全是犹太人，这里还有约2000名苏联战俘。这些战俘大多死于残酷的环境，以及1943夏天流行的那场伤寒。此外，还有超过1000名的波兰族人，其中就包括在扎莫希奇大清洗中从他们家中抓捕的人。德国人没有针对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中的哪一个特定族群进行灭绝行动，直到1943年10月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上弗兰克和他手下的警察头子们一致同意要执行希姆莱的命令：
卢布林地区的犹太人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解决掉，而且要一劳永逸。我已经责令“格罗伯茨尼克部队”处理这件事情。党卫军高级官员、东部地区警察领导，以及卢布林地区的党卫军和警察领导必须利用他们能动用的所有资源来协助格罗伯茨尼克。
德军占领但泽
1943年11月3日“丰收节行动”开始。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从卢布林、特拉夫尼基和波尼亚托瓦来的波兰犹太人，同马伊达内克的犹太人一起，被扔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射杀而死。行动结束时，4.2万名波兰犹太人死去。
犹太人被驱逐出华沙隔离区的最好记录是那些受害者本人写下的，这一行动是德国人如何清洗隔离区的最好写照。1942年7月21日，德国要求犹太居民委员会在第二天提供7000人的驱逐名单，第三天再提供1万人的名单。对于犹太居民委员会主席亚当·切尔尼亚科夫来说，这是一个十分无理的要求，他选择自杀而不愿屈从。哈伊姆·卡普兰称切尔尼亚科夫“生前不能光荣地活着，却能光荣地死去，有些人可能要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才能到达天堂，但亚当·切尔尼科主席只用了片刻就到了”。他的职位随后由马克·利赫滕鲍姆接任。犹太警察要负责把驱逐名单上的犹太人集合起来，如果有人拒绝服从，这些犹太警察的家属以及犹太居民委员会成员的家属就要被处死。犹太人被告知，他们会前往东部地区重新安家，进行劳动，并且被催促着带上衣服和钱。犹太居民委员会成员、警察、德国人雇用的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卖定量配给品的店主，都得到了豁免。犹太隔离区的人便以为，只要有一个工作许可证就可以被赦免，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一夜之间，所有的工厂里都涌入了大量求职者，即使没有足够的岗位，许多人还是被工厂接收了。7月29日，德国人开出了一个新条件，如果有人主动申请被流放，则会得到食物，大约有2万饥肠辘辘的犹太人接受了这个条件。虽说那些第一批被带走的人之后就杳无音讯，但人们普遍不太相信他们已经遇害，所有人都认为“像德国人这样文明的民族不会出台那样的政策，将人毒死然后烧掉”。即便是，戴维·诺沃德沃斯基从前往特雷布林卡的路上逃了回来，告诉隔离区的人此行的最终目的何在时，竟然没有几个人相信他的话。第一波驱逐浪潮一直持续到9月12日，约26.5万名犹太人被送往特雷布林卡，华沙犹太隔离区只剩下5.5万人。
那些进了驱逐名单的犹太人会被乌克兰和德国警卫带到集合地点，等候火车带着他们前往特雷布林卡赴死。许多当时的亲历者至今难以忘怀雅努什·科查克开办的孤儿院被整院带走的情景：
集中营的焚化室
那天，他们排着奇怪的队伍，在一位神情庄重的老先生的带领下，走在斯利斯卡街上，负责押送的只有寥寥几个警察。孩子们穿着崭新的衣服，两人一排向前走着，岁数小的跟在岁数大的后面。他们后面是孤儿院的老师和管理人员。要不是带队的老先生脸上流露出的悲哀，人们还以为孩子们是要去郊游或远行。但是，这位老者清楚，他将带领他的孩子们去往哪里，这位老人已经把他最大的爱都给了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
到达集合地点后，科查克本有机会返回隔离区，但他却对党卫军说：“我的孩子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最后他与孩子们死在了一起。
犹太警察负责将他们的同胞送上运牲口的卡车，这些警察大部分都是战前的律师。在华沙犹太隔离区有2000名犹太人警察，他们的行为受到了目击者的一致谴责。一位犹太居民记录道：
这些警察非常无情，他们坐在用马拉着的大车上，一路查封房子，所有人都得出来，他们挨家挨户把人拖出来……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希望为自己和家人保命，或者分到一些食物。到最后，如果实在凑不齐需要的数目，他们会闯进家门，把人拖下楼梯，赶上马车。
亚伯拉罕·勒温在1942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犹太警察接到命令，他们每人必须带5个人去转运。犹太隔离区里总共有2000名警察，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找到1万名受害者。如果他们不完成任务，那么他们自己就有可能被处死。”犹太警察也非常绝望，他们撕掉了受害者的名单；但有时他们也会接受贿赂，来挽救一些生命。伊曼纽尔·林格布伦写道：“犹太警察以惊人的贪污和缺德著称。但他们在转运犹太人的行动中达到了邪恶的层次。他们接受了最恶心的任务，没有一句话抗议，还把自己的同胞领向屠场。”他们的所作所为遭受了无数谴责。终于，在1942年的10月29日，犹太警察的头子雅各布·莱伊金被暗杀。也有一些犹太警察拒绝与德国人合作，为此，有20到30人为他们的正义和勇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堕落分子的出卖与背叛
特雷布林卡的一名幸存者扬凯尔·维尔尼克写道：“德国人另一个惊人的特点，是他们有能力在其他种族中找到与他们一样的堕落分子，并最终为自己所用。”据估计，至1941年底，盖世太保在总督区大约有1.5万名犹太探子。以亚伯拉罕·冈茨瓦赫为首的犹太自卫队曾协助德国人寻找藏匿起来的犹太人。有关他们的行动本章后面还将详细叙述。罗恩茨基队长领导的自由犹太人协会负责秘密监视犹太人的地下组织——犹太人战斗组织的活动。1943年1月，犹太人开始抵抗又一轮的驱逐，但他们的秘密基地却被德国人发现了。犹太人战斗组织随即向叛徒发出警告：“如果他们还不立即停止如此卑鄙的行为，就将被处死。”结果，盖世太保的犹太人情报员阿尔弗雷德·诺西格教授就被暗杀了。在华沙犹太隔离区有犹太人自己的秘密法庭，59个叛徒在这里被判处死刑。波兰档案存有一个不完整的名单，里面记录了1378名犹太通敌者和叛徒。
战火中的华沙
面对驱逐和继而到来的死亡，犹太人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选择抵抗，要么藏起来。然而，这些犹太人对已发生的一切仍抱有怀疑，即使早已有犹太受害者告知一切，即使无数波兰人亲眼见证了惨剧，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已认定了犹太人被害的事实。一个一直在努力帮助犹太人的波兰人弗瓦迪斯瓦娃·霍姆索瓦曾说： “营救犹太人最大的难度在于犹太人自己消极被动的心理。”这一看法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认同，劳尔·希尔伯格认为：“事实上，在整个大屠杀期间人们的心理都倾向于一种消极态度。”雅各布·波兹南斯基来自罗兹的犹太隔离区，他在1943年9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波兰各城市都流传着一个谣言，说德国人要清洗犹太隔离区。依我的看法，他们太夸大事实了，跟以往一样。即使在一些城市发生了某些过分的行动，也不能说明德国人就要大规模地屠杀犹太人了。至少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即使它已经发生在人们面前，许多人仍一时反应不过来。这也并不奇怪。除此以外，许多犹太人还一直固执地认为，只有那些失去工作能力的人才会被屠杀。正如伊曼纽尔·林格布伦记录的：
工人和幸运的拿到了工作许可证的人，他们太希望活下去了，这种愿望不计后果地盖过了反抗的意志，强过了保卫整个犹太社区的想法。这多少是由于三年来，德国人对犹太人空前的残酷统治，造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全面崩溃，尤其是时不时的驱逐，让这种崩溃达到了一个高峰。
华沙起义中的巷战
所有这一切叠加在一起造成的结果就是，当真正的反抗机会来临之时，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敌人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
德国人一直在利用和培植犹太人的这种心理：1942年8月中旬，他们在华沙犹太隔离区发出了3万张工人就业证，得到就业证的犹太人便以为自己已经被排除在大清除的行列之外了。在罗兹犹太隔离区，饱受争议的犹太居民委员会领导人哈伊姆·罗姆科夫斯基被德国人说服，他相信只要为德国战争事业付出劳力就可以免于一死。因此他宁可牺牲那些年老体弱者，甚至是10岁以下的儿童。1942年9月4日，罗姆科夫斯基召集犹太人说：“放弃这些人意味着我们可以拯救更多的同胞，只要放弃他们，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就可以活下来。他们答应我，只要我们把这些人交出去，其他的人就不会有事。”罗兹犹太隔离区的一位幸存者罗曼·豪特对此感到震惊，他原以为罗姆科夫斯基不会放弃那些弱小的孩子。战后，在一次采访中，他公开指责了罗姆科夫斯基，但后来豪特又原谅了他，因为“那是在非常时期，在非常恐怖和残酷的形势下作出的决定。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根本无法解释当时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和罗姆科夫斯基一样，以法莲·巴拉什是比亚韦斯托克犹太隔离区的犹太居民委员会主席，他也认为只要为德国人工作，就可以避祸。但最终证明，两个人都错了。1943年底之前，比亚韦斯托克隔离区的居民就被送往了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比尔克瑙；罗兹犹太隔离区存在稍长，直到1944年6月，那里的犹太人才开始被送往海乌姆诺和奥斯维辛—比尔克瑙，罗姆科夫斯基也在劫难逃。
人们根本无法相信，所有的犹太人都逃脱不了灭绝的命运，不是因为他们的年龄、性别或是职业，而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同时，德国人也设计圈套，力图找出所有躲藏起来的犹太人。1943年夏天，就有这样一件事，德国人放出消息，所有持有南美国家或者巴勒斯坦护照的犹太人，必须到华沙的波兰酒店登记，之后就允许他们离开总督区。消息很快传开，躲起来的犹太人里，占七分之一的3500人来到了酒店。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德国人是故意设下这样的圈套，谎称将犹太人送到国外，实则是要把他们引诱出来，不是立即杀死就是送往集中营。后来的研究表明，在1943年中，德国人确实计划用持有南美护照的犹太人——虽然护照大部分都是伪造的，来交换被扣押在那些国家的德国人。到酒店报到的犹太人被送到位于法国维特尔和德国贝尔根—贝尔森的拘留中心。但就在这个时候，南美国家的政府撤回了发放的护照，于是德国人的计划流产了。还在波兰酒店的420名犹太人立即被送往帕威亚克监狱枪杀。剩下的人中，除了几百名持有巴勒斯坦护照的犹太人被用来换回了关押在那里的德国人之外，其余犹太人全部被送往奥斯维辛处死。
在讲述那些躲藏起来的犹太人的故事之前，我们必须要知道大屠杀时期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态度。这个问题曾引起激烈的争论，目前似乎还没有结论。毫无疑问，反犹主义思潮在战前就已经在波兰泛滥。波兰人在经济上抵制犹太人的商店，政治上又通过跨党派协议鼓励犹太人移民海外。在占领早期，德国人对犹太人进行身份鉴定，征收或没收他们的财产，强迫他们服劳役，将他们集中在犹太人隔离区内，这种种行为并没有引起波兰人的强烈反对。尽管波兰政府要求波兰人不从德国人没收的犹太人财产和商店中获利，但事实上有证据表明，波兰人确实从中获取了许多。一份地下报纸在1942年就注意到：“大量抢劫前犹太人财产的案件，毋庸置疑地证明了道德之沦丧。”后来德国人入侵波兰东部和苏联，开始大规模枪杀犹太人，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态度也没有变化。要知道在这些人中有许多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他们本可成为领袖人物，却或在德国人1940年的AB行动中被杀害，或在1940年至1941年间被流放到苏联（后一种是波兰东部的情况）。罗维茨基把波兰民众的感情传达给波兰政府，并指出：政府政策中传递出的亲犹情绪使许多波兰人开始疏远这个政权，“请接受一个事实，绝大多数的波兰人还是反犹主义者，即使社会主义者也不例外。他们之间唯一不同的是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几乎没有人认可德国人的方法……反犹太主义现在已遍布整个社会。”然而，对于德国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波兰人民却又有着强烈的抵抗情绪。因此，弗兰克在1941年10月15日颁布了一项法令，法令规定“对那些故意提供庇护或以任何方式帮助犹太人的波兰人”将处以死刑。这是一项在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发布过的法令。此外，由于对于犹太人的驱逐行动已经开始，有关“连带负责”的传闻也在整个华沙地区蔓延，“如果犹太人被发现藏匿在某个街区，这个街区就要被整体烧毁，而且还有可能祸及邻近地区”。
德国人故意在波兰人中间大量灌输邪恶的反犹太人思想，这样更加重了他们原本就有的反犹情绪，和原本就有的想法，认为犹太人和共产主义有着某种联系。
故意失明的“国际道义”
如果说，大批的波兰犹太人，或确切地说是欧洲犹太人正等待着营救，那么国际社会就应该采取行动。毫无疑问，当时各盟国政府是知道犹太大屠杀的。犹太联盟向西方发出的第一份报告大概是在1942年5月（通过一个瑞典商人传递）到达的，报告中描述了东方所发生的大规模枪杀犹太人事件。1942年底，由扬·卡尔斯基带给西方的信息更为重要，因为他刚刚从华沙犹太隔离区回来，亲眼目睹了那里的情况，并与犹太联盟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进行了会面。犹太人通过他传递的消息非常强硬：
我们太了解外面自由而文明的世界，一定不会相信发生在我们这里的一切。所以，犹太人民必须行动起来，逼外面的世界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我们在这里死去，也让他们去死。让他们涌进丘吉尔的办公室，涌进所有英美重要领导人和机构的办公室。让他们在强权面前宣布绝食吧，直到他们相信我们为止，直到他们采取一些行动，来拯救我们那些仍然活着的同胞。让这些人在全世界的注目下，缓慢地死去，只有这样才可能唤醒世界的良知。
犹太人领袖希望盟军对德国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停止屠杀犹太人，否则盟军就将联合起来对德国战俘和平民施以报复。他们还希望中立国能够提供空白护照来帮助犹太人，希望梵蒂冈可以用逐出教会来威胁残害犹太人的刽子手。
1942年12月10日，波兰外交部发表声明——《德国在其占领的波兰土地上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灭绝》。声明中说，德国人的“目的是要对波兰犹太人进行有组织的、有准备的种族灭绝”。波兰人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明，来告诉世人正在波兰土地上发生的铺天盖地的大屠杀行动。一个星期后，11个盟国的政府谴责了德国的行为，并承诺将严惩犯罪者，却迟迟没有展开实际行动。1942年12月31日，丘吉尔告诉他的参谋长，他希望英国皇家空军在1月份展开对柏林的猛烈空袭，“空袭期间还要向空中撒传单以警告德国人，我们的攻击是为了报复他们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屠杀”。空袭行动如期进行，有超过100万份传单撒在了德国的土地上。更多有关大屠杀的证据陆续从波兰传到西方：1943年3月传去的消息显示，在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新火葬场每天要焚烧3000人；1943年4月，库蓬斯基报告，新到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犹太人数目与集中营总人数对不上，最后得出结论，有2.2万人在抵达后就立即被杀；1943年4月，波兰通讯员（很有可能是耶日·萨尔斯基）带来了更多有关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消息；1943年底，扬·诺瓦克抵达伦敦，带去了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的详细情况。
那时，全世界已经对波兰人正在经历的苦难麻木不仁了，他们常常认为这些消息是不可靠的，因为实在使人难以相信。在伦敦，犹太联盟代表、波兰国民议会成员什穆尔·齐格尔博伊姆对卡尔斯基的报告感到震惊。1943年5月，在听到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的消息后他自杀了，留下一张纸条给拉驰凯维奇和西科尔斯基：“残存的波兰犹太人都遭到屠杀，作为他们的代表，我不能再保持沉默地活着。我的同胞在华沙犹太隔离区的最后一次英勇的战斗中，拿着手中的武器倒下了。我没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倒下，但我是属于他们的，我希望和他们埋葬在一起。”当卡尔斯基在1943年会见罗斯福时，他发现罗斯福总统更感兴趣的是地下政府和波兰国家军对苏联的看法，而他对犹太人的困境表现得不屑一顾。卡尔斯基还碰到了更惊人的反应，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犹太人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清楚地告诉他：“我无法相信你。”扬·诺瓦克在1943年从波兰抵达英国时，伦敦波兰国民议会里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伊格纳奇·施瓦茨巴特警告他，不要提到300万波兰犹太人这个数字，因为没有人会相信，包括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已经有人故意夸大德国的暴行，在两战间隔期间，却被发现大部分都是捏造的，这让许多政府不敢轻信。在每一次事件中，西方也没有任何要援助犹太人的意图。1943年，美国政府提议把保加利亚的6万到7万犹太人疏散到中东的避难所，这个行动相对容易；但艾登的回答却是：“如果我们这么做了，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要让我们对波兰和德国的犹太人开出同样的条件。希特勒就希望我们承担这种责任，全世界都找不出足够的船和交通工具来完成。”
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遭种族灭绝表现出来的无为和冷漠使得我不得不同意“国际义人”——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得出的结论：“从道德的角度，我们必须明确指出，波兰和其他被占领的欧洲，都没有得到尽力的帮助。只有那些因帮助而死的人才算是给予了‘足够’的帮助。”人们必须记住，就波兰的情况来讲，波兰人自己也非常害怕，他们不知道哪天厄运就会降临在自己和家人的头上，他们见识了太多“发生于他们眼前、发生在这个地方的罪行”。波兰地下政府和抵抗组织对发生在眼前的悲剧应对也不够及时。在大规模驱逐行动已经发生之后，他们才开始实行救援，不过地下政府对德国人大规模发配波兰劳动力到德国本土也没有进行反抗。大屠杀是审视波兰人和犹太人关系的一个关键时刻，也是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常常会被其他争论所混淆，比如关于森林游击队之间冲突的争论，以及（尤其是）关于战后大批犹太人加入了强加于波兰的共产主义政府的争论。因为大屠杀本身和世界对此的反应不仅仅是数字上的问题，而是波兰基督徒和波兰犹太人共同面对的道德难题，所以争论还会一直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