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11-1 17:46
阿根廷广场母亲：为了被枪杀的儿女
阿根廷广场母亲：为了被枪杀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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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媛
来源=《中国妇女报》
维拉·亚拉赫, 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的代表，近日在巴西圣保罗追忆她87年人生中所经历的几次大屠杀。从意大利法西斯到阿根廷军政府的暴行，忆及她在反独裁和平示威中丧生的女儿，她说：让我们了解社会的病症……让我们思考战略……真相，公正，非暴力……我们能！她讲完，全场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泪水从每人眼中涌出。
去！到广场去！
“今年我87岁，当年我母亲说服父亲，得以逃脱法西斯的大屠杀。但1976年，我17岁的女儿，又面临一次屠杀。”
维拉·亚拉赫演讲时，戴着白头巾。那是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的标志性装束。那上面写着她们孩子的名字、被强迫失踪的时间、五月广场母亲组织的名称。
她缓缓开口：“我欣赏意大利共产党人安东尼·葛兰西，我也来自意大利。乐观主义需要怀抱希望，处方来自对症状的了解。”
她说，由于1938年意大利的种族歧视法，她妈妈说服爸爸，从威尼斯逃离，全家移民到阿根廷。她的祖父没有被说服，结果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
1976年的阿根廷，陆军少将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发动军事政变。以“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的名义，令军人和民兵全副武装，沿街抓捕工人、学生、专业人士、记者以及路人……
刚刚上台的赫尔豪·魏地拉
弗兰卡，维拉不到18岁的女儿，当时还是中学生，是个活跃分子，喜欢参加集会，1976年6月5日被失踪。“现在，我们知道他们被送往全国365个秘密集中营，饱受酷刑，大部分人被秘密杀害。他们的尸体或者以‘死亡飞行’方式从空中抛弃，或者被埋进‘万人坑’。”维拉·亚拉赫说。维拉的女儿被绑架后，关到作为秘密拘留中心的海军军官学校，被折磨杀害，被“死亡飞行”扔到拉普拉塔河……
这就是1976年-1983年之间发生在阿根廷的肮脏战争（Dirty War）。这个3000万人口的国家，1.5万人被枪杀，9000人坐牢，150余万人流亡。大约1.1-3万人消失，家人遍寻不着。几乎每一位母亲都有过这样的遭遇——去找警察，回答是“不，不知道。”去找教堂：“主教大人，你们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就这样失踪了，请帮帮我们吧。”回答是：“不，他们成了恐怖分子。”得不到回音和支持，但在这些无果的寻找中，母亲们看见了彼此，看见了自己的力量。
维拉说：“当时，有太多的沉默。全社会沉默。国家、外交界也沉默。我们因此遭罪。有一天，我妈妈说，我们一定要行动，去，到广场去！于是，4月30日，我们去了。之后，许多故事发生了……”
我们一定要走下去
那是1977年4月30日，首都的五月广场对面，被称作玫瑰宫的总统府前，14位失踪者的母亲求见军政权领导人魏地拉，希望了解儿女们的下落。
她们当然不会得到想要的回答。她们被驱离。
“警察说：走，走，走！不许停留！我们就走，走，不停地兜圈走……”
两人一排，她们走到了总统府玫瑰宫对面的广场，走啊走啊，兜圈子走了一个多钟头。此后，每个周四下午三点半，她们都会到五月广场，举着失踪儿女的照片和名字，围绕金字塔“遛弯儿兜圈子”。
祖母们也加入了广场，寻找孙子女。五月广场祖母协会成立于1977年。大部分被强迫失踪者都在35岁以下，一些年幼的孩子随父母一道被绑架，一些人被抓后生下了孩子。
1977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母亲们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广告内容是一个个失踪者的姓名。当晚，14位发起者之一的安祖森娜从家中被武装人员绑架，被送上臭名昭著的海军军官学校酷刑中心，然后在某次“死亡飞行”中抛入海洋……Esther Careaga 和María Eugenia Bianco，另外两位首倡广场兜圈子的母亲在此前后相继被失踪。2005年，法医人类学家从没有任何标记的埋尸坑中发掘出1978年初被海浪冲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岸的一些无名尸体。DNA测试的结果，发现其中有她们。
失踪的不仅是阿根廷母亲。支持她们的外国人也难幸免，包括法国修女Leonie Duquet和她的姐妹。
“就像爬山，要翻过一块巨大的岩石，却没有地方扶、没有抓手。这时，害怕才是最坏的事情。我们要千方百计找抓手。我们就去街头，去广场，让我们被看见。被看见。这个策略今天也有用。所以，我们要不断走，不断行动，不断运动。”维拉说。
害怕才是最坏的事情，五月广场母亲们在这样的共识下，继续着无畏的非暴力抗争。她们越聚越多。1978年，阿根廷主办世界杯，前往报道足球赛事的国际新闻机构，报道了母亲们在五月广场如何“兜圈子”。五月广场母亲有了自己的标志——白色头巾，每个母亲的头巾的差异，就是孩子的名字和失踪的日期。1979年，五月广场母亲正式注册成为非政府组织。
行动中的五月广场母亲们
母亲们打破了寒蝉效应，一些内地省份的母亲及国际支持者加入了她们。而面对要求联合国成立调查委员会的呼声，有关国家的外交交涉，阿根廷军政府仍然否认责任，竭力撇清。直至1980年，五月广场祖母的成员Noemí Gianetti de Molfino仍遭到绑架和伤害。
“疯女人”，军政府只有用这样的贬低和辱骂对待她们，但也勉强敷衍她们所带动的巨大压力，承认有9000人失踪。但是母亲们相信有多达3万失踪者，其中包括500多名“失踪的孩子”，他们中有很多人在狱中被从母亲身边抢走，然后被一些军官或接近军政权的家庭法外领养，从此成为那些折磨并杀害他们母亲那个阵营的后代——而这正是军政府的目的。
阿根廷“肮脏战争”中抗议军政府的青年学生
就是这群广场上的“疯女人”，改写了阿根廷反暴政反独裁的历史，也大大超越了对女性角色的传统定义和期待，并在世界范围内提供了争取人权和建设民主的崭新选项：
她们在万马齐喑的时候，从家庭走进了公共空间。而且她们的诉求不仅是寻找孩子的下落、对直接加害人的问责，而拓展到更深更广的层面。如1981年，五月广场母亲和祖母团体发起“抵抗散步”行动，要求尊重人权，惩治所有反人类罪行的责任者，此活动持续多年；1982年，阿根廷军政府和英国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主权并酿成战争，此举其实是当局转移视线以解决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五月广场母亲在众多以爱国名义支持政府行动的活动中，支持年轻士兵的母亲，要求停战，喊出了自己的口号“马岛是阿根廷的，失踪者也是”。
军政府时期的受政治迫害者
她们有着更加宽广的社会关怀，看到各种社会公正之间的关联，支持工人、工会和穷困者的抗议，并参与救助穷人；她们的眼界还不局限于本国。她们先后向巴西无地农民、向美国印第安人、向巴勒斯坦人和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表示支持。几位母亲还曾经亲赴秘鲁，试图说服当时的总统藤森正视国内侵犯人权的情况。五月广场祖母的领导人艾斯黛拉·德·卡洛托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人权奖，2008，该组织还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她们开启了“母亲行动”的新模式。在墨西哥Juarez，墨美边界的一个城市，发生了大约500多起年轻女性失踪和被杀的案件。母亲们也组织起来。“女儿回家”和“为女儿讨公道”就是两个这样的地区性组织，和Sinaloa失踪孩子母亲协会等类似组织合作。在拉美，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母亲组织，显示出超越了传统定义的母亲的力量。
1983年，军政府在和英国战败后交出权力，让位于过渡政府。五月广场母亲们更加坚定、响亮地大声疾呼公正。在国内和国际压力下，政府开始建立全国性委员会调查“失踪者”，举办听证会，并一度公诉军政府责任人。和五月广场祖母协会合作，“失踪的孩子”的寻找在外界的支持下也多有成果，全国基因数据库建立，找到信息的256名孩子，其中7人当时已经死亡，31人愿意回到原生家庭，13人的收养家庭和原生家庭同意共同抚养……
和大多数社会运动一样，在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内部的差异便显形和爆发。1986年，五月母亲分裂为立场不同的两个团体，各有2000名左右成员。名为五月广场母亲-创始路线的团体聚焦于法律和将责任者绳之以法，补偿金说明国家承认了在强迫失踪行为中的责任；她们致力于找回孩子遗体，认为起尸验尸可以让军政府试图抹消一切人间痕迹的强迫失踪者还原身份；后来名为五月广场母亲协会的团体则反对起尸验尸、拒绝承认孩子的死亡、拒绝接受政府给失踪者家属提议的20万美元赔偿，除非政府承担责任，并将失踪真相大白于天下。
无论哪派，都显示出母亲们非凡的创意和勇气。军政府下台后，母亲们仍然不断受到骚扰，甚至死亡威胁。而她们总是富有智慧和勇气地揭露事实、继续和平抗争。直到柯其纳政府上台，情况才开始好转。
阿根廷国家队声援五月母亲
今天，那些最年轻的妈妈们也已70多岁。许多人还要面对贫困和健康问题。但她们仍然活跃在争取社会公正的不同场合，并出版一家报纸、兴办一个电台、开办一所大学（进行人权教育），还一度经营联邦政府资助的住房项目，在贫民区完成了5600套住房（但也曾为住房项目执行人的经济问题所累），帮助困境儿童。作为NGO，她们积极参与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活动，开展各种社会对话，继续用各种艺术乃至时尚的活动形式来吸引更多民众、更多年轻人的公共参与。
“我女儿想学教育。她总说教育是首要的。教育才能带来改变，让我们理解社会的病症，包括各种陈见，以及对受害者的陈规定型。我最近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那里的受害者各色各样，有犹太人，也有同性恋。最近我也去了意大利，那里的孩子们也关注阿根廷。我们讨论选举权，16岁之后则有法定的义务投票。必须给孩子们责任。无论是我女儿，还是意大利、拉美的孩子们，都类似，都有对未来的想法。人们想的做的各不同，但如果警察先采用暴力，就会引起对方更强的反弹。真相，公正，非暴力，让我们和平奋斗。”维拉简短的语句，将一个个场景、情节、对话、旁白，顺序又跳跃地带出来。
晚年受审中的魏地拉
今天，如果你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星期四下午三点半来到五月广场，仍会看到老妈妈们在那里“兜圈子”，和她们一起的，还有孩子和孙辈。虽然2006年之后，不再针对阿根廷政府，但作为对历史的缅怀和继续追求社会的公正，她们的“广场行走”还在继续。如果你错过了时间，仍会看到她们的标志——广场地砖上的白头巾图案（象征着母亲们永远年轻的孩子、象征着她们不懈的和平抗争），以及2005年12月下葬在广场的Azucena Villaflor的骨灰。
“我们需要记忆，记忆充满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能互相帮助，每个人都可以帮到别人。我们每个人都想要一个更好的世界。”维拉的演讲，这样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