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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霍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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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反法西斯胜利，你真该读读他的故事

2015-09-01 梅塔萨斯 橡树文字工作室

一九四五年七月廿七日，伦敦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林后4：8-12）

欧洲终于恢复和平。她那曾经被狰狞的扭曲而让人却步的容貌，终于恢复宁静，看来高贵又清新。我们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了解她的遭遇。她看起来似乎经历一场非常冗长的驱魔仪式，而且这场仪式耗尽她所有家当。但最终，那些群魔在牠们不甘的咆哮声中被驱逐殆尽。

战争已经结束两个月。独裁者在他残破首都的一座灰色地下碉堡中自尽身亡，于是盟军宣告胜利。

不列颠也缓慢的展开重建家园的工作。接着，就好像在一声令下，夏天就到了。这是六年来第一个和平宁静的夏天。但不断有新闻发生提醒大家过去那场经历，似乎是要证明整件事并不是一场梦或者梦魇。这些新闻就跟所有往事一样骇人听闻。往往更糟糕。就在这年夏初，关于死亡集中营以及纳粹在其短命帝国犹如地狱般的境外基地残暴对待其受害人的新闻逐渐传布开来。

在战争期间关于这些事情的耳语始终未曾间断，但现在有照片、新闻影片以及目击证人（战争将近尾声时，在四月间解放那些集中营的士兵）的叙述证明这一切都是事实。这些恶行的恐怖程度从来不为人知也超乎常人想象，而且对已经因为战争而耗尽心力的英国民众来说，这一切实在令人难以承受。随着每一个令人发指的细节的揭露，他们对德国人的憎恨一再得到印证。民众抽丝剥茧的直擣邪恶的核心。

在战争初期，一般人还是能够把纳粹和德国百姓区分开来，也认为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随着两国间的战事持续不断，而英国子民阵亡的人数与日遽增，二者间的界线就逐渐难以划分。到最后，二者间的界线就消失无踪。英国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知道他需要促使英国更积极的参战，而把德国百姓和纳粹融为单一的仇敌，就是迅速击倒敌人而结束这场残酷梦魇的上策。

当时正努力抵挡希特勒和纳粹的德国百姓曾经联络邱吉尔和英国政府，希望在他们的支援下，能够里应外合的一举击倒彼此的共同敌人──希望藉此告诉世人，部分身陷第三帝国的德国百姓跟世人的感觉一样──但遭悍然拒绝。没有人对他们的提案感兴趣。一切都太迟了。他们不能够一方面参与这些恶行劣迹，另方面还想见风转舵，指望能全身而退得到苟安。邱吉尔为要提高战争意识，继续主张德国人没一个是好人的谎言。甚至有人说唯一的好德国人──如果需要用到这个词汇的话──就是死的德国人。缺乏理性也是这场战争的残酷之处。

如今战争已经告一段落。当第三帝国难以言喻的邪恶彻底被揭露的时候，事实的另一面也需要摊在阳光下。重建和平时期思想理路的工作之一就是要能够超越战争时期的黑白二分观点，辨识各种不同的色泽与光影、亮度与彩度。

因此，今天在圣三一教会（Holy Trinity Church；位在伦敦市布郎普敦街口Brompton Road）正举行一场某些人感到不解的礼拜。这场礼拜引发许多人的厌恶与反感，特别是那些曾在战争中丧失亲人的人。今天这场追思礼拜是在英国的土地上举行，并由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负责转播，而追思的对象是一位三个月前过世的德国人。他过世的消息非常缓慢的从战争的浓雾与废墟中辗转传出来，直到最近才有他的亲友获知这个噩耗。大部分的亲友依旧毫不知情。但今天几位知情的亲友就在伦敦聚集在一起。

教堂的长椅上坐着他三十九岁的双生姊妹，她的半犹太血统丈夫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他们在战争爆发离开德国，乘着夜色开车越过边界进入瑞士。过世的男子曾经参与他们取得非法机位──在他违逆国家社会主义教条的纪录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条──并协助他们在伦敦落脚与定居。

这位男士有许多朋友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包括奇切斯特主教（bishop of Chichester）主教乔治贝尔（George Bell）。追思礼拜就是由贝尔安排的，因为他认识也深爱着死者。多年前战争还未爆发的时候，贝尔主教就已经认识死者，当时他们正一起参与合一运动，想方设法警告欧洲对抗纳粹的计谋，然后努力抢救犹太人，最后则努力敦促英国政府注意德国反抗运动的消息。就在他在福罗森堡（Follosenburg）集中营被处决前几个小时，这位男士把他的遗言透露给贝尔主教。那个主日，他在主持过最后一场崇拜并讲完最后一场证道后，他把这些话告诉一位曾经跟他关在一起的英国军官。后来，这位军官重获自由，于是他带着这些遗言和这位男士过世的消息一起横越欧洲。

越过英伦海峡，穿过法国，远达德国，就在柏林夏洛登堡（Charlottenburg），位在玛林伯格大道（Marienburger Allee） 43号一栋三层楼的房屋中，一对年老的夫妻坐在收音机旁边。老妇人在年轻的时候生了八个子女，四男四女。二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命，而他当时年纪尚轻的母亲有整整一年无法正常生活。二十七年后，第二次战争又夺走她两个儿子。她先生是德国最知名的心理医生。夫妇俩从一开始就反对希特勒，并对他们的儿子和女婿曾经参与反希特勒的阴谋而感到骄傲。他们都知道其中的危险。但当战争终于结束的时候，关于他们两个儿子的消息才迟迟传到柏林。他们在一个月前终于听到三儿子克劳斯（Klaus）死亡的消息。但他们最小的儿子迪特里希（Dietrich）却音讯渺茫。有人表示曾经看过他依旧健在。然后有一个邻居告诉他们英国广播公司隔天会转播一场在伦敦举行的追思礼拜。追思的对象就是迪特里希。

预定的转播时间一到，老夫妻俩就打开收音机。随即就宣布这场追思礼拜是为他们儿子举行的。这就是他们得知自己儿子死讯的过程。

当这对夫妻听到这个死去的好人就是他们儿子的噩耗之际，许多英国人也听到这个死去的德国人确实是个好人的噩耗。就这样，整个世界也逐渐重新和好。

这位过世的男士已经订婚。他是牧师也是神学家。而他是因为参与刺杀希特勒的阴谋而被处决。

本书就是他的故事。

摘自梅塔萨斯著《朋霍费尔：牧师，殉道者，先知，间谍》，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9月，橡树即出

内容简介
希特勒上台之后，一步步残害犹太人，蹂躏整个德国，甚至欧洲大陆。面对惨无人道的暴政，身为牧师和神学家的朋霍费尔，起初奋起抗击纳粹政权对于教会的侵入和控制，建立认信教会联盟来对抗帝国教会的妥协。随着纳粹暴政的巨轮碾碎无数人的生命，朋霍费尔和反抗组织的其他成员一道，越过抵抗的边界，采取了刺杀希特勒的密谋行动，试图从内部瓦解第三帝国，力阻狂轮。朋霍费尔倾听良心的声音，寻求上帝的旨意，在纳粹的邪恶面前挺身而出，为了捍卫真理和正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本书构思精巧、描写生动、内容详实，既扣人心弦，又发人深省，出版后很快荣登《纽约时代》畅销书排行榜，并获得多项图书奖。
作者简介
埃里克•梅塔萨斯（Eric Metaxas），美国作家，《纽约时报》畅销书《奇异恩典：威伯福斯与废奴运动》的作者。曾任寇尔森（Chuck Colson）主办的广播节目《突破点》的作者和编辑。常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大西洋月刊》、《今日基督教》等较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并担任CNN和Fox新闻频道的文化评论员。
推荐语
在这部厚重又精彩的新传记里，梅塔萨斯清理了很多错误观念，重点呈现朋霍费尔自己的所言所行。那是个令人心痛的时代，不少教会接受了纳粹意识形态，其他的则屈从政府压力，朋霍费尔纵然孤单，却坚守立场。梅塔萨斯笔下的朋霍费尔，头脑清晰，是一位信心坚定的基督徒，单单服从上帝和上帝的话语。——《今日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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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暴行昭彰十年前，他已发出力阻狂轮呼声

原创 2015-09-15 梅塔萨斯 橡树文字工作室


纳粹在当权的头几个月就在整个德国推动其野心，其速度之快与范围之广令人瞠目结舌。在所谓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政策下，整个国家都要按照国家社会党的规范彻底重组。没有人预料得到周遭的一切竟然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改观。

朋霍费尔始终都有渠道获取机密信息，但当第三帝国的阴影横扫整个德国之际，大部分的信息都来自姐姐克莉丝特的丈夫，也就是在德国最高法院服务的汉斯·杜南伊律师。朋霍费尔家族得知让人特别感到不安的所谓《雅利安条款》（Aryan Paragraph）即将在4月7日正式实施，其结果是以“重建公职体系”为由，颁布一连串影响深远的法条：政府雇员必须具备“雅利安”血统；所有犹太后裔都将被迫离职。如果德国教会（基本上也就是国教）遵守这条命令的话，所有犹太籍牧师都会被迫离开服事的岗位，这也会波及朋霍费尔的朋友弗朗兹·希尔德布兰特。许多人对此都感到不知所措，整个国家都感受到一股必须顺从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强大压力。朋霍费尔知道必须有人想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他就在1933年3月完成了这件事。他的结论就是他写的论文：《教会与犹太人问题》（The Church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一群牧师曾聚集在德皇威廉纪念教会的牧师格哈德·雅各比（Gerhard Jacobi）家中，讨论整个国家未来的方向。朋霍费尔打算在4月初向他们发表这篇论文。
   
德国教会当时正陷于混乱之中。部分教会领袖觉得教会应该跟纳粹和平相处，因为纳粹强烈反对共产党和无神论思想。他们相信教会应该顺从纳粹的种族政策与元首至上原则，借着政教结合，就可以让教会以及德国重新获得以往（也就是在凡尔赛合约以及过去混乱与羞辱的二十年之前）的荣耀。众人皆知，德国在魏玛时期道德低落。希特勒不是提到要重整国家的道德秩序吗？他们未必赞成他所有的想法，但他们相信如果教会能够重新振作，他们也许能影响他往正确的方向发展。

这次有一群人坚定地站在希特勒的背后支持他当权，然后满心欢喜地一举把两千年的基督教传统丢在脑后。他们渴望的是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教会，以及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能够站起来击退那无神又堕落的共产主义势力。他们大胆地称呼自己是“德意志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并且自诩为基督教中“积极的基督教派”（positive Christianity）。德意志基督徒不遗余力地攻击异己，而且经常会在教会里面制造许多纷争与派系。

但是教会里面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主流的新教领袖愿意考虑《雅利安条款》。他们的理由是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可以自行成立教会，而不需要刻意成为专属“德国人”的教会的一部分。在1930年代的时候，这种偏激的种族观念并不像现在那么少见，而且当时主张这种观念的人，也不会被视为充满仇恨的反犹太分子。

当各个种族应“平等隔离”的观念在实施种族隔离法的美国南部广受欢迎与流传时，朋霍费尔曾经亲眼目击，他知道这种观念深植在各种有关人种与族群的观念中。在欧洲与世界各地经常看得到强烈反对种族融合维持种族纯粹的思想；因此，尽管朋霍费尔知道这种想法与基督教信仰相抵触，但他也深知这是当时非常盛行的思想。所以，即使对犹太人没有任何恶意的德国神学家与牧师，还是有可能认为《雅利安条款》是行得通的。有些人相信带有犹太血统的人，在真心相信基督教之后，应该参加由犹太基督徒组成的教会。许多真诚的白种美国基督徒对其他种族的基督徒一直都抱持这种看法，直到数十年前才有所转变。朋霍费尔知道他不能直接指责这些人是种族歧视，他必须以理性辩论的方式驳斥这些观念。

朋霍费尔跟其他德国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体验过跟德国路德宗非常不同的教会。他在罗马看到来自不同种族与国家的基督徒聚在一起崇拜；他在美国纽约的哈林区也曾经跟非裔美籍的基督徒一起崇拜；并透过合一运动跟欧洲的其他基督徒一起崇拜。他心中立即想到的问题就是，教会对犹太人问题的回应是什么？但隐藏在这个问题后面的其实是：什么是教会？

他一开场就说道：“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犹太人必须遵守国家针对其种族而非其宗教信仰所特别制订的法律。这使得神学家必须分别面对两个新问题。”

他提到教会对国家应该采取的态度，并运用《罗马书》十三章，和心有存疑的人找寻到共同的立足点。

“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换句话说，政府是上帝设立的，而其目的是要维持秩序。教会基本上对政府善尽其责（如制止邪恶，甚至动用武力）没有反对的理由。他的开场白似乎有点夸大，他说：“显然，新教教会没有权力直接针对政府特定的政治运作表示意见。”不过，他了解听众的想法，因此想要表示他在这一点上跟他们的看法一致。他也注意到自己所处的环境可说是对路德唯命是从，而就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来说，路德往往会偏袒政府，例如路德对镇压农民暴动就表示十分赞同。朋霍费尔必须谨慎应对。

接着他厘清教会确实在政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是什么样的角色呢？教会必须“不断地质问政府，其作为是否属于政府的正当作为，也就是说，这些作为要能够带来法治与秩序，而不会导致违法与失序。”换句话说，教会的职责是“帮助政府成为政府”。如果政府无法做到如圣经所命令的，创造一个法治与秩序的环境，那么教会就有责任提醒政府注意其失职的地方；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创造出的是一个“法治与秩序过于严酷”的环境，那么提醒政府注意这一点也是教会的责任。

如果政府制造的“法治与秩序过于严酷”，那么“政府就会过度伸张其权力，而剥夺基督教证道与基督教信仰……的各种权力”。朋霍费尔称之为一种“荒诞的情况”。他说，“教会之所以必须反对政府这种侵权行为，原因就在于，教会比较了解政府以及其作为的限度。危害基督教传讲福音的政府，就是在否定自己的合法性。”

接着朋霍费尔列举出“教会可以对政府采取的三种行动”。首先是——前面已经提过——教会可以质疑政府的作为及其正当性，目的是帮助政府成为符合上帝旨意的政府。其次是——他在这里勇敢地跨出一步——“协助被政府作为所伤害的人”，教会“对所有阶层的受害人都需要担起无条件的义务”。在说完这句话之前，他再次更勇敢地跨出另一步（其实，这时有些牧师已经离席），他表示，教会“对所有阶层受害人都需要担起无条件的义务，即使他们不是基督徒也是一样”。每个人都知道朋霍费尔指的是犹太人，包括那些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朋霍费尔接着引用《加拉太书》6：11“向众人行善”的章节，认为帮助犹太人乃是基督教会责无旁贷的义务，这不仅语出惊人，更是前所未闻的说法。但朋霍费尔仍然意犹未尽。

他说，教会对政府可以采取的第三种行动就是“不只要为被压在轮下的受害者裹伤，更要阻止车辆继续前进”。有时候仅仅救助那些被政府恶行伤害的人还是不够；教会在适当的时机必须采取行动，直接对抗政府以阻止其继续行恶。他说，唯有在教会的存在备受政府的威胁，而政府不再符合上帝的旨意时，才可以如此行。朋霍费尔补充说，如果政府强迫“受洗的犹太人离开我们的教会，或者禁止我们向犹太人传福音”时，就符合这种条件。

在这种情形下，教会就“处于宣告信仰的状态（in statu confessionis），而政府的作为表明其已经失去合法性”。这个拉丁词组的意思是“处于宣告信仰的状态”（in a state of confession），原本是十六世纪的路德用语。到朋霍费尔的时代，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一种连宣告福音都遭受威胁的危机状态。“宣告福音”指的是传讲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朋霍费尔接着说：“一个政府若是让教会备受惊吓，就会失去其最忠诚的仆人。”

朋霍费尔又表示认信基督（confess Christ）就是对待犹太人如同外邦人。他表示，教会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努力向犹太人介绍他们还不认识的犹太弥赛亚。如果希特勒的法案通过立法，就无法完成这件事。他那扣人心弦又出人意表的结论就是，教会不仅应该接纳犹太人成为其中的成员，而且这就是教会之所以是教会的原因：它是犹太人和德国人站在一起的地方。他说：“关键绝不是我们这些德意志基督徒是否依然愿意在教会跟犹太人团契，而是教会应该负责任地传讲：教会的样式就是犹太人和德国人一起站立在上帝话语的面前。这就是教会是否仍然是教会的试金石。”

许多人都会想起《加拉太书》3：28所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为了强调这一点，朋霍费尔在结论时引用路德注释《诗篇》110：3所说的：“上帝百姓与上帝教会的唯一标准就是：一小群领受上帝话语的人，纯然无杂地教导它，并在上帝话语遭迫害时，坚持宣告上帝的话语，且勇于承担落在他们身上的苦难。”

朋霍费尔在1933年春天所传讲的信息就是，为犹太人挺身而出乃教会的责任。即使对他忠实的盟友来说，这似乎也显得有些激进，尤其是当时的犹太人要到几年后才会经历一场场的恐怖苦难。对任何人来说，朋霍费尔的三个结论——教会必须质疑政府、帮助受政府迫害者以及在必要时对抗政府——似乎都难以领受。但对他来说，这些都是必然的结论。不久的未来，他将逐一把这三个结论化为实际的行动。

纳粹的节节胜利以及纳粹跟教会连手的计划都顺利进行，结果不但导致在教会内部掀起混乱，同时教会内部的各个派系也互相勾心斗角。朋霍费尔努力平息这些杂乱的意见，然后冷静理性地厘清这一切，他知道，如果不能巧妙地化解这些问题，最后的结果若不是寻求“政治考虑”，就是寻求“现实考虑”来作为答案；如此一来就会偏离真正的福音，去崇拜一个按照人的形象而造的神，而不是敬拜上帝（也就是巴特所说、所写的“永恒的他者”）。正如协和神学院中许多用心良善的基督徒，曾经基于各种良善的理由不知不觉离弃了这位上帝，如今德国也有许多用心良善的基督徒，正在同样地重蹈覆辙。他们深信只要让自己的神学立场稍微通融一下，那么到头来一切都会非常圆满；他们许多人都真心相信在希特勒统治下，传福音的机会会越来越多。但是朋霍费尔知道，不愿跟犹太人站在一起的教会，就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而带领人加入一个不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不仅愚蠢，而且是异端的行为。自从朋霍费尔写完《教会与犹太人问题》后，他就非常明白这个道理，而且愿意为此牺牲一切。然而，这会是一条又遥远又孤单的道路。

摘自梅塔萨斯著《朋霍费尔：牧师，殉道者，先知，间谍》，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9月，橡树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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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朋霍费尔生死的一部小说和电影

原创 2015-09-18 梅塔萨斯 橡树文字工作室

橡书Vs.时事
《朋霍费尔》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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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拉开侵华帷幕，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这也成为六年后日本侵华战争的序曲。
而如今，抗战胜利已达七十年，但中日关系一直很紧张。在民间，反日的情绪也一直很高涨。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国人没有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普通民众区分开来。而中国政府惯用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宣传又无形中加深了老百姓的这种错误认识。
针对这一现象，我们不妨来学习二战后的英国人。英国人在1945年7月27日，曾为身为德国人的朋霍费尔举行了一场追思礼拜。其实是为了告诉英国人民，德国人民中也有这样的反战良知。
今天，橡树微信特别发送即出新书《朋霍费尔》中的一篇书摘，其中讲述了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和其同名电影是如何影响了朋霍费尔的人生方向和其后来因反战而殉道。

现今已成为反战小说经典之作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在1929年畅销德国与欧洲。这本书对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战争观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其结果不但决定他一生的方向，最终还导致他的死亡。这本书的作者是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他是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士兵。这本书一问世就立即畅销百万册，而且在一年半的时间内，被翻译成二十五种语言，成为二十世纪初最畅销的小说。朋霍费尔可能是1930年在协和神学院修习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课程时，或者更早的时候，阅读这本书的，但改变朋霍费尔一生的并不是这本书，而是由其改编的电影。

这部电影以当时前所未见的雷霆万钧之势，赤裸裸地再现了战争的恐怖，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项。因为该片积极反战的立场，在整个欧洲掀起一片怒火。电影一开场就是一位怒目的老学究，鼓励年轻学子冲向前线保卫祖国，在他身后的黑板上写着一句希腊文，内容是《奥德赛》中祈求缪斯赞美攻陷特洛伊城的伟大战士的那段话。老学究口中吐出贺拉斯的名言“为祖国牺牲乃是光荣的本分”（Dulce et deocrum est pro patria mori）。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战争的荣耀就是学校灌输给他们的伟大西方传统的一部分，因此他们一起开拔前往满是泥泞与死亡气息的战壕。他们大部分都战死沙场，而且在死前几乎都会胆怯退缩或者精神错乱。

这是一部反对英雄主义又让人惴惴不安的电影，主张国家主义的人在看这部片子时，一定会感到一阵阵的尴尬与愤怒。无怪乎，对刚刚萌芽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来说，这部电影似乎是国际主义者的宣传片，而其源头就是导致德国在电影所描述的那场战争中战败的祸首——犹太人。德国纳粹党当权后，在1933年焚烧了许多雷马克的书籍，并且散布流言说，雷马克其实是犹太人，而且他原本的姓氏是克雷默（Kramer）——雷马克英文的反写。但眼前的1930年，他们攻击的是那部电影。

德国纳粹党刚出炉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立刻采取行动。他带领纳粹党的青少年党员，也就是希特勒青年团（the Hitlerjugend），在电影试映到一半的时候，把胡椒粉、臭弹以及老鼠丢入电影院。电影院外面则有穿着黑色制服的党卫队煽起群众暴动，党卫队后来简称SS。这种双管齐下造成混乱的方式，就是纳粹党早期恫吓百姓的手段，结果就使这部电影在整个德国被禁演，直到1945年才解禁。

然而，这部电影仍得以在美国各地放映，朋霍费尔是在纽约市某个周六的午后，和拉瑟尔一起观赏这部电影的。在这部痛斥战争的电影里面，他们两人的国家互为敌国，而当时他们并肩坐在一起，看着电影里德法两国的男孩与男人互相屠杀。整部电影里面最动人心魄的一场戏，应该就是主角——一个年轻的德国士兵——用尖刀刺入一个法国士兵的身体，最终对方断气了。在他死前，他跟杀他的凶手一起躺在战壕里，而他挣扎着呻吟了好几个小时。那个德国士兵被迫要面对自己一手造成的恐怖结果。后来，他抚摸着临死的这个年轻人的脸颊，想要安慰对方，并用水湿润他干燥的嘴唇；接着，在法国人死后，德国士兵躺在尸体的脚旁，祈求他的原谅。他发誓要写信给对方的家人，然后他找寻并打开那个法国人的皮夹，他看到那人的名字以及他妻子与女儿的照片。

银幕上的暴力和苦难所透露出的悲伤，让朋霍费尔和拉瑟尔流下泪来，但对他们来说，更难承受的是戏院里的反应。拉瑟尔记得观众里面的美国小孩在看到德国人（电影情节是从德国观点叙述的）杀法国人的时候，竟然大声欢呼叫好。对朋霍费尔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情形。拉瑟尔说他几乎无法平抚朋霍费尔的情绪，他相信朋霍费尔就是在那天午后开始主张和平主义。

拉瑟尔经常提到登山宝训及其对他神学思想的影响。从那时开始，这也成为朋霍费尔生命与神学的重要部分，后来终于导致他写下著名的《作门徒的代价》。同样重要的是，朋霍费尔因为跟拉瑟尔之间的友谊而参与合一运动，并促使他投入对抗希特勒与德国纳粹党的反抗运动。

摘自梅塔萨斯著《朋霍费尔：牧师，殉道者，先知，间谍》，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9月，橡树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