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8-26 09:23
神为什么让中国教会经历那一场火炼
神为什么让中国教会经历那一场火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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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边云波
编 者 按
本文摘选自边云波前辈所出新书《残年忆史：中国教会现代史片段剪辑》，该书内容包括边云波前辈对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大陆教会史的回忆，其繁体版已在海外出版，简体版可点击[url]http://blog.sina.com.cn/u/5545830347[/url]浏览，也可以直接点击下方原文链接浏览。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当时的基督徒被歧视，被批评，被斗争，被逮捕，被拘押，被劳动改造，被群众监督。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捕的人虽然关在监狱里不得自由，倒还衣食、起居有点起码的规律和保证。但是在监狱外边的圣徒们，由于当时遍地的红卫兵无法无天、无恶不作，不但衣食住行毫无保证，甚至性命都可能随时丢掉，倒像是没有被捕的反而比被捕的苦难更重！
这苦难甚至于波及到信徒的子女。比如说，王长新弟兄曾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捕，被释放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又全家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他的三个孩子也必须跟着一块儿去。我的二儿子和隔壁小孩有一次吵架，我见到就劝他们说：不要吵了。这时，那个小朋友的父亲出来了，满脸严肃，问是怎么回事。我说：小孩吵架，都是小事。没想到，他脸色一沉说：别看小孩子吵架，说小事，就是小事，说大事，也就是大事。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工人，他的儿子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我是一个“反革命”，我的孩子是反革命分子的后代；反革命的孩子，竟敢跟工人阶级的儿子吵架，这就是有造反的心理。类似这样的情况太多太多了。
另外，我的大儿子在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带领着全班同学，对他，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进行批判。这不是我个人独特的经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斗争，受了伤甚至死于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也时有所闻。
神让中国的弟兄姊妹经过那一段火的试炼是神的恩典，有神的美意。箴言17:3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惟有耶和华熬炼人心”，现在回想起来，我才觉得经过那一段火炼，神就是要把人熬炼成精金，才好为神所用。
更 新 的 信 心
拆毁自义，炼净旧造
神炼净了的就是我们的老我、旧人旧造，并拆毁人一切的自义。人免不了有旧造当中的名、利、私欲、贪婪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个人的经历，当年我奉献的时候，自己觉得还挺单纯的。我放弃了去爱丁堡大学留学的机会，放弃了教授邀我合著论文的机会，把寡母弱弟交托给神，自己去边疆传道。那时候，我想在边疆建立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把福音传开，甚至原来有一个想法是死在那里，因为我身体不好，觉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也许自己过不了33岁。可是，如前所述，当面对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是工作为先呢？是工人为主呢？是在神的真道上有所持守呢？还是为了工作可以放下一些原则呢？——旧我的渣子就显出来了。先前我曾不时暗暗地骄傲，认为有些年长的传道人各有失误，我还可以为主作些见证。实际上肉体当中没有良善，我被捕以后，很难靠主刚强得胜，很难靠着祷告将母亲交托。为了赶紧出来看母亲，审讯的时候虽然心里不同意，但政府怎么定罪名就怎么接受。我觉得这也是自己的一个失败。我想其他的人也经过这样的熬炼，我们常以为我们奉献得很完全了，但还是经不住一些试炼，甚至于试探，所以我说在那段熬炼当中炼净渣子。那段时间是神让我经历了软弱、失败，更深地看见自己内心里还有很多需要神怜悯的地方，需要圣灵的工作让自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心意更新而变化。
后来我看到在提摩太前书1:15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其中“是”字是现在时态的，也就是说，保罗说自己“现在是罪魁”。他不仅是说自己以前逼迫、残害基督徒的时候是罪魁，而且是在自己已经被主用了一生、写了多少经卷、到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仍旧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想，这是他经过了多少千锤百炼才会认识到的。下面他接着说：然而，我蒙了主的怜悯，是主要在我这样的罪人身上显明他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荣耀归给神！——我觉得经过水火，可能有很多人会认识到自己的内心，认识到人的肉体之中毫无良善，因为这种缘故才更加仰望主，靠着主的怜悯工作。神也用了这样一些自觉软弱、无能、无力的人，才显明了他的作为。
回到主前，仰望依靠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灰心。1950年代我被捕以后，还能够靠着主和神亲近。劳动改造期间，主日的时候在田地做农活，我就一边锄地，一边看着天，心里面唱诗，祷告说：“主，我还是和普天之下的众圣徒一起敬拜神的，虽然见不着他们，但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早晨我还是和众人一起敬拜神的。”那个时候是这样一种敬拜神的心情。
但是自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十几年来好像越祷告信徒苦难越重，越祷告教会越发荒凉。那时我几乎丧失了信心。本来以赛亚说“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我说耶和华的耳朵就是发沉了，不然为什么我十多年的祷告神就是听不见呢？特别是在1966年八月底，大夫证明我因吐血可以休息一周，但是红卫兵仍然把我揪了去批判斗争。那天在危急忙乱中我是穿着制服短裤被带走的。他们叫我站在一张桌子上，要高举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的是“反革命传教士边云波”。边云波三个字是横写或是倒写的，名字上面打着红色的X号。红卫兵命令我把牌子举得最高最高，同时两腿站直，低头到最低最低。这种姿势任何人都难支持，何况一个吐着血的人！每当体力不支、膝盖不由自主地弯下来的时候，有个红卫兵就抡起一条木棍子，专打我的膝盖。每打一次我只好努力站直，但不久膝盖又弯了下来，就再被打直。后来两个膝盖鲜血直流，再打时腿实在直不起来了，我几乎要倒下去。这时主持批斗会的人宣布散会，叫人把我架到一个黑屋子里去。
神知道我没有恨那些苦待我的人，甚至能“求父赦免他们”。但是我向神有抱怨：为什么不把我留在监狱里？监狱里总还不至于受到这种毒打侮辱！很久以后我才渐渐想到：主耶稣受难前曾被彼拉多带出衙门，彼拉多向众人说：“看这个人！”（约19:5）那时主耶稣的头上是荆棘冠冕，脸上是唾液血迹，紫色的袍子包裹着满身的鞭伤血痕。“看这个人”四个字使我再也不敢向神讲理了。
我虽然不敢再向神讲理，但是我没有信心，觉得很可能一直挂着个反革命的牌子劳动改造，一生就这样下去了。所以那期间我和妻子耀轩说：咱们离婚吧，这样好解除你的一些负担，也让孩子少受牵累；我甚至还想申请去边疆劳动早些死去。但耀轩责备我说：你这种想法符合圣经吗？谢谢主，神赐给我这么好的一位妻子，帮助我逐渐从软弱中走了出来。
1970 年代初，我心灵里忽然响起了一首经文诗歌：“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必不离开你（赛54:10）。”就在那个时候，报载肯定要接班成为国家主席的林彪，竟突然叛国出逃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我真是看到世上的事情翻来覆去、千变万化，但是神的慈爱永不离开我。那时我回到主前，才发现没有向巴力屈膝的，还有七千人呢！此后灵里的力量就刚强起来了。
1970年代末，没有圣经，那时我就默默地思想过去所背下来的经文。文革刚刚过去，有了圣经了，我就用录音机录成磁带给信主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给家里的孩子们听。因为这些孩子经过了那一段的挫伤摧残，灵里比较软弱。就这样，我慢慢地重新开始了侍奉。
更 新 的 爱 心
活出主道
1980 年代，信徒们逐渐地从几十年的恐怖、惧怕当中清醒了过来，觉得应当按照主的教导抵制罪恶，活出神的道来。我觉得当年弟兄姊妹们的心灵光景，是跟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差不多的。就像彼得一样，主被兵丁带去之后，他怕得不得了，一个小女子问他，他都不敢承认主名；而五旬节后，他被捉拿，被监禁起来，甚至于恐吓他不许再奉拿撒勒人的名传讲福音，但他回来之后还是非常喜乐，与弟兄姊妹一起同声祷告，其后是照样传扬福音。
无论在监狱里，或监狱外，总有些人就用他们的生活行为来见证主的道，比如说王明道太太。和她同一牢房的人受了暗示，对她进行许多的虐待，尤其一个女杀人犯，特别厉害，抓住她的长头发把她往墙上撞，要她否认主名，或说诬蔑主道的话，王太太就是不肯，所以吃了很多的苦。那段时间以后，那个犯人忽然病倒了，别人都不管她，只有王太太以爱报恶，给她端水还喂她吃饭，甚至将别人探望自己时送的糕点也送给她吃。后来这位曾经苦待、迫害王太太的犯人受了感动，听到福音后也表示愿意信主。类似这样的见证还有许多。像袁相忱、谢模善、林献羔、杨心斐等人，在监狱里面不怕被虐待，并以爱心对待虐待他们的人，坚守真理，以行动护卫了真道。
监狱外面的弟兄姊妹，也遭受了很多红卫兵的逼迫和苦待，他们靠着主所加给的力量，本着神的爱来对待过去曾经苦待他们的那些人。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的秋天，红卫兵斗争北京的一位张庆生弟兄。红卫兵让他跪在地上，骂他，对他拳打脚踢。有个红卫兵竟从炉子上提来一壶滚开的热水往他的头上浇去。他的妻子在旁边看着实在忍不住了，就趴在张庆生弟兄的身上，用她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的头。张庆生的妻子本来就有心脏病，这时候病情危险，只好送到医院，但是没有办法医治，她就死去了。张庆生弟兄虽然活下来了，但满脸都是烫伤的疤痕。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要清算文革当中一些违法犯罪活动，大家可以检举不法事件。有人就说：“张庆生，你的妻子是被开水烫死的，你现在可以说话了。”但是张庆生弟兄说：“人已经死了，当然，她是为了救我而死的，我也不是不爱自己的妻子，不过人死了，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应当爱仇敌，应当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所以这件事情，我就不再提了。”
并且，弟兄姊妹在工作上也做了美好的见证。197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大家是吃大锅饭，有一句话说：“干不干，都吃饭。”所以大家上班也不准时去，下班也不准时走，迟到早退。工作时也是闲闲散散。唯独那些真正的基督徒，该几点上班，就几点去，该几点离开，才几点离开。不说闲话，不做闲事，不看闲书，专心工作。无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受了多少的难为，现在还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当时南开大学有位教授陈恩临弟兄说：现在有些单位里，真正工作的，只有那些无辜受了难为的基督徒！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烟台的苗树滋老先生给尼克松总统写过一封信，那封信大概是这样说的：您到中国来访问，促进中美友好，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非常欢迎您，我知道美国有很多人都相信耶稣基督，是基督徒，您是基督徒吗？您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吗？您重生得救了没有？希望您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当然，这封信没能到尼克松总统的手里，而是到了公安人员的手中。过了一段时间，公安人员就拿着这封信来找苗老先生。公安人员问他说：“你写过这么一封信吗？”
苗老先生说：“是，我是写过这么一封信。”
“你为什么写这么一封信？”
“尼克松总统到中国来促进中美友好，我作为一名中国的老百姓表示对他的欢迎啊。”
“你表示欢迎还可以，你和他传道干什么？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重生得救的，你说这些话，觉得合适吗？”
“哦，这或许是不合适。”
我相信苗树滋老先生写这封信，其实不是给尼克松总统的，而是给公安人员的。或许他心里想，这封传福音的信，可能至少会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公安人员看到，而且当时以这样的方式传福音，是会给公安人员留下深刻印象的。感谢主，当年有一些人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传福音啊！
寻找亡羊
从 1950年代到1970年代，许多弟兄姊妹在信仰上冷淡了下来，甚至外表看着跟不信的人没有差别。文革后期，有一些人被主的爱激励，就想到过去同蒙恩召的弟兄姊妹应当在去而不返之前归回羊圈，重新回到主面前，于是就去找以前一同热心聚会而后来竟冷淡下来的弟兄姊妹们。
和我相识多年的黄良裔兄，文革期间断了联系，文革还没有过去，他来看我。我现在还记得他围着围巾遮着半边脸来到我的家里。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没有什么，就是看看你平安不平安。”那时候信徒之间彼此不敢多说什么，黄大哥说：“我不坐下了，我就看看你怎么样。”我们站在那里说了几句话，他就用手指着自己的心，问我说：“好吗？”我就往天上一指说：“好！”然后他说：“那就很好。”就那么几句话，也算是灵里很宝贵的交通了。因为当时你去看望人，是很困难的，有些人也不敢轻易地去看望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现在生活在比较安逸的环境当中，蒙了神多少的恩典，你去看望过需要安慰的弟兄姊妹们没有？
在北京有一位石大哥，我们以往常在一起祷告聚会，非常亲切。后来，经过了一段苦难，到了1980年代就有人说，这位石大哥已经变了，不可靠了，绝不能接近他。但是我和妻子耀轩姊妹为他祷告，左思右想，总觉得这位石大哥是我们的弟兄，这个弟兄是有主的生命的，应当去关心他。但是这个想法传出来以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纷纷地反对，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绝不能去看这个人。甚至有位姊妹，特意从北京到天津来劝我们说：“你们要是去看这个人，是自投罗网啊。”后来，我们就只好为这件事情祷告，再也不和其他弟兄姊妹讲了。但是，我们祷告来，祷告去，反复思想，总觉得应当去看看这位老大哥，也许我们不知道他本人经历了多少的辛酸路程呢。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到北京去看望这位大哥。
那天早晨，我们六点以前就赶到了天津火车站，坐上了第一班去北京的车，到了北京才不过是早晨八点。其他任何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没有去找，直接去找石大哥。费了很多的周折终于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在那里，谈了半天多，但别的事情可以谈，关于主的话石大哥是一句也不谈。快到晚饭的时候，我们就要告别了，临走以前，我拿出一本圣经来说：“石大哥，我就留下一本圣经，作为一个礼物，作为一个纪念，你有空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石大哥略停了一下说：“我不要。”我说：“为什么你不要呢？”他说：“你的石大嫂现在没有在家，她若是回来以后发现这本圣经，一定会马上把它烧掉的。”我说：“今天你说过，石大嫂还要好些天才会回来呢，这几天你也可以看一看，等她回来以后再说啊。”他说：“那我也不要，你还是把它拿回去吧。”我一次、两次、三次请他收下这本圣经，他就是不肯收下。后来我就说：“石大哥，我们这么多年没有见，为什么这本圣经你都不肯留下呢？”想不到他说：“我再三地不要，你再三地要把这本圣经留给我，让我觉得你是别有用心。”（“别有用心”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试探他，在表面上表示关心他，实际上是要把他所讲的、所做的，对于接受圣经的表现，去向别人汇报！）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我说：“石大哥，我只是想把这本圣经留给你作个纪念，我也希望我们这些年轻的时候一起读经、祷告、唱诗、敬拜的弟兄姊妹们，在年老的时候都归回羊圈，重新再蒙神的恩典；除此之外，别‘无’用心。”当时，我就看到石大哥从挂着毛巾的架子上，拿了一条毛巾，遮在脸上，好像在擦汗，其实我知道，他是在擦眼泪。后来，他就说，你非要让我留下，好，我就留下吧。那本圣经就是这样留下的。
以后，我们再次去看他的时候，还是没有告诉别人。这样三四次的拜访之后，就谈得越来越多，谈到主的道，谈到我们如何回到主面前来。后来，很感谢主，石大哥回到主面前来，也和我们谈了一些知心话。最后几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接纳了石大哥。1988年底，王明道先生的夫人，那时她已经双目失明了，还亲手给石大哥织了一条毛裤，寄到天津交给我们，并且嘱咐说：“春节前务必要把它送交给你们的大哥。”那年年底我是痰中带着血，和妻子耀轩姊妹，从天津到北京，赶在春节前把毛裤给石大哥送去的。我对石大哥说：“这是一位失明的长辈特意给你织的毛裤，并且叫我们一定在春节前送给你的。”石大哥忍着泪说：“我知道这是谁织的……”
亲密无间
1940年代末期，当年教会有一个大的复兴，但是宗派林立，彼此不合。甚至于彼此都是信主的人，在街头见面却形同路人。这是以前各宗派领导人制造的信徒之间的隔阂。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的时候，弟兄姊妹只要看到对方还是信主的，靠主还可以站住，就觉得非常亲切，也不分哪个公会宗派，也不分大群小群。过去不讲话的、见面甚至理都不理的弟兄姊妹们，到了1970年代末，看见对方还能够坚守主名，不仅在路上看到很亲切，甚至于登门拜访；有时候抱着对方的肩膀，眼里都含着眼泪，泣不成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灵里的感情非常地亲近。感谢主，经过文革这么一段患难和苦难，信主的弟兄姊妹亲密无间了！现在环境似乎好多了，没有那么多的困难和压力了，难道弟兄姊妹就不能在主内切实相爱、同心合意吗？难道非得有苦难的经历，非得有艰难的路程，非得再有一次文化大革命，然后才会想起来彼此相爱吗？求主光照我们、保守我们，若我有说重的地方，求主怜悯，也请饶恕我这个在你们中间的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