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8-7 12:08
容庚——是“汉奸”，还是“汉忠”？
袁征：容庚——是“汉奸”，还是“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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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06 袁征 大家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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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在《大家》发表《是“汉奸”，还是“汉忠”？》，讲古文字大师容庚的故事。容先生是最有性格的中国学者。如果现在的教授能学到容先生性格的百分之一，中国学术界马上就会受到全世界的尊重。
▍一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个很奇怪的运动，叫“批林批孔”。当时一首流行歌唱道：“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
一个是中国文化的老祖宗，一个是类似短训班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秀才和大兵，相隔两千多年，不知怎么能绑到一块。不过毛主席这么讲，全国人想都不想就跟着吼，各行各业一起开会骂孔子和林彪。我中学毕业，进厂当学徒，也跟着师傅、师兄起哄。工厂礼堂两边贴满了“批林批孔”的大字报，把窗户全挡了。每隔一阵，大家就集中在那里，听一些年轻的工友在台上打竹板，或者念顺口溜，指责林彪和孔子如何反动。全国几亿百姓，如醉如狂。
就在这个时候，广州中山大学的容庚教授，居然公开说：“批林就批林，何必又要批孔？”“孔子死了两千多年了。他有什么不好？批孔不如批我。”
从工厂派去控制学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责容先生。
老人家冷冷地回答：“再强迫我批孔，我就跳珠江！”
那些工人和从军队、工厂、农村来的“工农兵学员”气坏了。但一直在中大校园里做事生活的教职工和小孩子完全不觉得奇怪：容先生从来都这样。
最近不少人在争论民国时候的读书人水平高还是现在知识分子的水平高。这不容易吵出个输赢，因为世界上的科技文化在进步，现在好多最常见的电子产品也是几十年前没有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民国时期读书人的脾气跟现在的完全不同。
容先生是幸存的恐龙，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性情。
▍二
▲年轻时的容庚
他是广东人，但长期在北平工作，跟北京大学代校长傅斯年大吵一架之后才回到家乡。
容先生1894年出生在东莞。祖父中举，当了十几年书院院长。父亲是广雅书院的学生，不幸早逝。容先生中学毕业后，收集商周铜器的铭文，编写了《金文篇》，类似一部金文词典。
1922年，他北上求学，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专修科。开学以后，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主任马衡约他见面，劝他到北大国学门念研究生。原来容先生曾经带着《金文篇》的初稿向古文大师罗振玉请教。罗先生很赞赏，写信向马先生推荐。于是，容先生越过大学本科，免试成为研究生。
三年后，《金文篇》经过大幅修改补充，正式出版，容先生一举成名，同时也完成了学业。
毕业不久，容先生被燕京大学聘为襄教授（相当于其他学校的副教授），过了一年多又升为教授。燕京是英美教会办的学校，资金足，工作条件好。容先生的研究突飞猛进，成为研究古文字和文物重要权威。
日本全面侵华，北大、清华等学校撤出北平。燕京有西方政府保护，原地不动。
1941 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把美国拉进战场。日军随即封掉燕京大学，抓捕校长司徒雷登。一部分师生逃出北平，在成都建立临时学校。容先生没走，最主要的原因，是家里收集了很多珍贵的文物，有些铜器一件就过百斤，很难运输。另外，西部缺少他研究必需的古物和书籍。他的儿女又多，一家八口，搬迁不易。容先生对国民党军队没有信心。但有美国人参战，他知道日本很快就会被打败。
他在失业的状况下熬了几个月。第二年春，沦陷区政府教育总署致信燕京教职员，说可以帮助就业。容先生表示愿意到沦陷区政府办的北京大学任教，不久收到教授聘书，讲授“卜辞研究”和“金石学”之类课程。
▍三
三年多以后，日本投降。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此公一向强悍无忌，有“傅老虎”之称。他把日本统治区北京大学的中国教职员通通视为附逆失节，决定全部赶走，一个不留。这不但砸掉那些教职工的饭碗，还毁了他们的名声。
1945年11月中旬，容先生在北平的报纸发表了给傅斯年的公开信，大声抗辩。他说，在沦陷区北大、北师大和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工作的，多数是留在北平的中国教职员，课程跟日军侵占前差别不大，没有什么奴化教育：“伪政府之重立三校也，课程依旧，尽先聘任留平之旧教职员。除增日籍教授每院数人，及增加日文课每周数小时外，实无若何之变更。不知所谓奴化教育者，将何所指？”
公开信指出，中国教师多数专心教学，极少讨好统治者，所以日本人一直不能控制教育界：“吾辈多专心教书，而兼政府职务者甚少。剧秦美新之文固优为之，然而藉以媚日取荣者亦甚少。日寇之不得逞于教育界，自沦陷以至于今。”
在沦陷区北大工作的日本教师也说：“北大教授会形式上由日中双方教员构成，但我们这些人完全不懂中国话，所以没有人出席教授会的。故会议完全由中国人操作，我们对于大学的经营方面没有任何干系。”当时日本大使馆的官员认为：“中国的伪政府虽然是傀儡的，但大学并非傀儡。”那个时代中国读书人的性格跟现在不同，不能用后来的情况推断沦陷区的大学教育。
容先生的公开信写道，战后重建，亟需人才，留在日占区的知识分子不该受排斥。他自豪地说，他和唐兰教授专门研究古文字和文物，唐先生撤到昆明，他本人留在北平；他的水平不在唐教授之下，理应为国出力。
▍四
容先生还直率地讲，傅斯年作风专横，应该改变：“公尝自负为喑鸣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庚辱知交十余年，未尝不冀能变化气质，为‘豁达大度，善于将将’ 之汉高祖，故敢为公借箸筹之。”
公开信里有个观点特别重要。容先生写道，日军入侵，中国军队匆忙撤退，多数居民无法转移到后方。留在敌占区的青少年需要学校，中国教师出来工作有什么不对？“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敌占区中国的教师生活艰难，那里是中国的领土，被统治的是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服务的学校不该关闭。容先生说：“固知吾国之不亡，教育之不当停顿，故忍受而无悔也。”
这个七十年前提出的观点到现在还值得注意。外敌入侵，大部分居民不得不在敌人的统治下生活。他们需要各种服务。清洁工人继续工作，使各家门口不至于堆满垃圾。医生护士继续上班，解除居民的病痛。为什么教师就不该继续讲课，使青少年有学习的机会？难道让敌占区的孩子通通不能上学才好？
问题是很多人把学校看成思想控制的工具。其实教师是专业人员，专业精神是政治中立。医生不能给政治主张不同的病人下不同的药，教师也不能因为政治风气变化改变学术观点。教育是文化服务，研究是寻求真理。坚持学术原则的教师和严守医学标准的大夫在哪里都不该挨骂。
指责沦陷区教职员失节，也因为宗法专制主义：臣民只能忠于一个统治者。统治者逃跑了，人民最好去自杀，“君辱臣死”，这样死掉就是“节”，就是“义”。无论如何不能工作，为外族统治下的同胞服务不行，为妻子儿女的生存做事更不行。“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五
容先生的公开信说，他有责任在学校工作，鼓动学生抗日，帮助他们保持信心：“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胜利终属于我者，余之责也。”
他确实是这么做的。
1931年9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容先生很气愤，发动燕京大学的教师，组织“抗日十人团”。10月12日，抗日十人团在容先生家正式成立。成员包括容庚、顾颉刚、洪业、郭绍虞和吴文藻等名教授，还有容先生的妹妹容媛。
他们签名发表了一份毫不含糊的誓词：“余等誓以至诚，拥护中国国土之完整，故有抗日十人团之组织。在日本军队未离中国疆土，赔偿其所给予我国一切损失以前，凡我团员绝对不为日人利用，不应日人要求，不买卖日人货物，并各自努力于抗日有效之种种工作。如违背此誓，甘受其他团员之严厉制裁，作人格破产之宣告。”
容先生他们的榜样带动了燕京的师生。一个又一个抗日十人团接着成立，大家宣誓绝不被敌人利用。容先生组织的叫“第一团”，其他都请容先生依次编号，形成统一的抗日系统。
也在这个时候，“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抗日会”建立，容先生当选主席。
他还担任“燕京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的顾问，捐钱出版会刊《火把》。容先生以《悲愤》为总标题，给《火把》写了二十多篇鼓吹抗战的文章。他指导救国会的年轻人编小册子《九一八事变记》，印了几千本，送到海外，向华侨散发。
容先生原来埋头文物古字，不问外事，这时却成了校园里抵抗运动的领袖。他有点口吃，曾经被鲁迅挖苦，过去从来不作政治讲演。日本入侵，容先生打破惯例，到学生救国会的大会演说，呼吁学生读书不忘救国。
几十年后，谈起容先生的鼓励，参加那次大会的学生还很感动。
▍六
▲教授容庚
日本的侵略越来越猖狂。
1933年 1月，日军占据山海关，平津震动。燕大学生抗日救国会组织战地无线电服务队、伤兵护理工作队和慰劳队，到前线支持中国官兵。这时接近期末，救国会要求推迟考试。校方坚决反对，美籍代理校务长召集全校教授开会，提出开除救国会委员的学籍。容先生和郑振铎教授挺身而出，带领中国教授保护学生。由于他们顽强坚持，学校同意到前线的学生以个人身份请假，考试推迟到下个学期。这样的做法在燕大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1936年4月，日本政府决定大量增加平津一带“屯驻军”的兵力，华北危在旦夕。10月，平津104位文化名人发表宣言，明确宣布：“反对日人干涉中国内政，及在华有非法军事行动与设置特务机关”；“根本反对日本在华北有任何所谓特殊地位；”“反对以外力开发华北，侵夺国家处理资源之主权”。这份勇敢的文件上有容先生的亲笔签名。
容先生对《金文篇》做了认真的修改补充，1939年在香港印行第二版。罗振玉对容先生研究金文帮助极大，《金文篇》第一版就是他出资刊行。但他跟溥仪和日本人一块搞满洲国，担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身在北平沦陷区的容先生不能原谅恩师的行为，不愿跟满洲国的高官有任何关系，在《金文篇》的新版删掉了罗振玉的序言。
容先生仔细研究商代和周朝的铜器，在1941年3月出版了《商周彝器通考》。这本书三十多万字，有图片近千幅，是材料最丰富，考辨最严谨的古铜器研究著作。考古学家于省吾称赞它是“空前之创作，稽古之宝典”。
容先生后来写道：“日寇侵华，我激于义愤，知非抗日不足以图存，然而对于国民党无信心，对于共产党无认识，以为日寇非中国独力所能打败”，所以他一直盼望美国参战。1941年底，日军狂妄地偷袭珍珠港，逼着美国人应战。校长司徒雷登在燕大见到容先生，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希望的日子到了！”容先生很赞成，心里想，鬼子的死期肯定不会太远。
燕京大学被关闭。容先生到傀儡政府办的北大任教。他回忆说：“我自恃在学术上有些小地位，日寇对我无甚办法，并且表示爱国，在教室中向学生骂日本人侵略我们不对，我国一定能得到胜利来发泄我的牢骚。”所以，他在给傅斯年的公开信里，说自己不是“汉奸”，而是“汉忠”。
▍七
傅斯年死守正统君臣观念。
1945年11月下旬，他发表声明，再次宣布：“北大将来复校时，决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教职员。”不久，《世界日报》刊登了专访报道，记者描述说：“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对伪北大教职员，好像抱有一种义愤填膺，不共戴天的愤怒。”这似乎有点傻。
当局的歧视激起许多教师和学生的不满。北平大专院校师生一再集会游行，反对官方的排斥政策。容先生又起草了《北平国立各院校教职员宣言》，跟一批教师职工联名发表，批驳把沦陷区高校教职员说成“汉奸”的做法。
把教育看成思想控制和忠君不贰的观念渗透了许多中国人的头脑。容先生想回燕京工作。燕大教务长洪业也说容先生积极抗日，但多数教授觉得容先生不可原谅。
容先生又失业了。他觉得还有两条路可走：如果政府逼得紧，就投奔共产党。沦陷区北大中文系的一个教师已经去了。要是政府不太凶，他就当古董商。
共产党支持沦陷区高校师生的反抗，政府挺头疼。当局认为容先生带头闹事，要把他支走，派人跟容先生商量，希望他去广西大学任教，承诺照顾容先生在北平的家人。容先生答应了。
政府想平息事态，国防部长白崇禧把飞机借给容先生。 1946年2月，容先生跟沦陷区大学的另外两个教师飞往桂林。经过重庆，白崇禧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们。离开白府，他们去见傅斯年。那位代理校长还是那么固执，指责他们是文化汉奸，污辱了北大。容先生毫不退让，傅斯年拍桌大骂。傅太太以为他们打了起来，连忙下楼去看。
到达广西，学校战后重建，容先生没课可上。他弟弟容肇祖在岭南大学工作多年，问他想不想到岭大看看。容先生见了岭大教务长和文学院院长。他们当场就请容先生当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7月，容先生接到聘书。在北平工作二十多年之后，他回到广东定居。
作者：袁征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孔子·蔡元培·西南联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