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7-28 19:34
救过无数中国人的西方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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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救过无数中国人的西方传教士
原创 2015-07-28 宋石男 大家
摘要ID：ipress
梁正伦、高子豪是西方人，侯宝璋是中国人，他们同为辗转呻吟于病痛的近现代中国人贡献了毕生心血。他们无愧于希波克拉底誓言，也无愧于洁白清忠的信仰。
在华西协和大学校园有块誓言碑，上刻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名言：“我愿尽我力之所能，与判断力之所及，不论至于何处，遇男遇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在为病家谋幸福。”
近现代来四川行医的西方传教士，许多都坚定履行了这一誓言。
▲希波克拉底誓言
华西医院创始者之一、加拿大医学博士启尔德不止在成都开办医院，并且在四川各地开办教会医院。乐山仁济医院即是其中之一。
晚清民初，传教士在乐山行医、传福音的很多，因为这里不但山清水秀，美食云集，而且是外省经水路到成都的必经之路，也是到达成都前的最后一站。加上乐山人豪爽、念情、开放，善于接受新兴事物，故成为传教士青睐之地。我们熟知的不少著名传教士后人，如启真道、文幼章、苏维廉、戴维斯等，均出生在乐山。
启尔德在乐山创办嘉定福音医院时，还不太为当地民众接受。“福音”二字也令当地人联想到一些不愉快的流言。1925年，嘉定福音医院更名为“嘉定仁济医院”。在四川工作生活多年的启尔德，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认知，于是选取来自儒家经书的“仁”、“济”二字，对应基督教义中的Love（爱）和Mercy（同情怜悯），以便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1926年万县惨案后，嘉定仁济医院短暂关闭，次年复开。
1930年，加拿大医学博士梁正伦受教会派遣到乐山，任嘉定医院院长（前身即启尔德创办的嘉定仁济医院，现为乐山市人民医院）。当梁正伦履新时，医院尚未从几年前的阴霾中恢复——医院共有50张床位，入住率不到四分之一。
当时乐山与四川大多数地区一样，卫生防疫基本空白，传染病流行，常致人死亡。传教士及其家属，也有不少患上传染病。启尔德的第一任妻子，来四川后不到两月就死于霍乱。后面将提到的麻风病专家高子豪，妻子也在乐山染上天花，虽活了下来，但从此一脸麻子。
1930年代末，嘉定医院接连收到一些奇怪的病人。他们所患的病在当地称作“粑病”（“耙”是乐山话，与“软”同义）。病者意识清楚，但四肢麻痹，浑身乏力，严重时会丧命。
梁正伦及其同事无法确诊这是何病症。在收到多名患者后，梁正伦意识到，这是一种尚未认识的新病种。
他开始着手调查，发现多数发病者是睡后醒来就忽然浑身乏力、四肢麻痹，追问其饮食起居，大多有“吃油大”（乐山方言，指赴宴）的经历。
赴宴为何会导致这种怪病？梁正伦困扰很久。他尝试将此病作为运动神经疾病治疗，但收效甚微。经过长期观察与思考，梁正伦终于发现：问题出在食盐上！
▲加拿大人梁正伦【Alexander Stewart Auer，1899-1996】，1930年受教会派遣到乐山，继任嘉定医院院长，并在乐山工作生活了近10年。图为梁正伦与收治的嘉定女童。
自古以来，乐山是中国西南重要的井盐产区，辖区内的犍为、五通桥、井研等地盐井、盐灶密布。由于产盐，乐山人口味偏重，尤其摆宴席时，喜欢多放一点盐。而赴宴的人，平时难得吃肉，一旦赴宴席，不撑饱就不肯放下筷子。这样，赴宴时盐的摄入量就大大超过平日。
梁正伦没有草率下结论，他找到时在乐山的武汉大学的科研人员，经过实验分析，最终发现乐山食盐中化学元素钡的含量超标（主要是氯化钡）。而钡中毒，正是引发“耙病”的关键原因。这个怪病，从此可以对症下药了！
梁正伦将关于乐山“耙病”的研究论文在国际医学刊物上发表，这个病种后被医学界定名为“嘉定痹病”。
梁正伦的发现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经验。1941年春，四川李庄突发“春瘟”，有37名学生吃饭后全身无力，呼吸困难，与乐山“耙病”的症状非常相似。次年，宜宾城内也出现了相似的中毒致死事件。同济大学的杜公振教授担纲查证，经过先后三次调查，确定是当时四川最大的盐业公司“五通桥”生产的食盐不合格，氯化钡超标，由此引发钡中毒。
当局发文，明令禁止食用“五通桥”盐。杜公振又向盐商提议，在盐中加入“芒硝”（硫酸钠），即可去除氯化钡。此后，四川流行多年的“耙病”基本绝迹。
1939年，梁正伦调往重庆，担任重庆仁济医院院长。在日军轰炸期间，医院被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定为重庆第五重伤医院，专门收治城区和南岸被日机炸伤的病号。梁正伦被委任为重庆救护队第八中队长。抗战期间，他做外科手术超过千次，拯救了无数伤者的生命。1950年，因政治环境改变，他离开中国回到加拿大。
在梁正伦到达乐山的大约20年前，1911年，美国传教士、医学博士高子豪受英美教会派遣，来到乐山白塔街，为嘉定福音医院工作。他常到附近乡镇赶场，打着旗帜，上书“来就好，马上好”的中文，宣传西医西药，对贫苦民众免费施药。
1914年，他离开乐山来到江城涪陵。在长江的流水声与白鹤梁的凝视下，他用一年时间创办了涪陵福音医院，即以后的涪陵仁济医院。1917年，他又被教会调到自贡，担任自流井仁济医院院长。十年间，高子豪辗转四川三地，为二线城市的西医普及立下汗马之功。
高子豪真正广为人所知，是1925年到华西协和大学之后。凭借在中国多年的医疗经验，他担任华西卫生教育会干事、公共卫生学系主任、教授，讲授公共卫生学。
1935年，国际知名麻风病专家马克维到华西协和大学参观，随后，高子豪陪他到西昌、越西等地考察，发现麻风病流行，状况令人鼻酸。
民国时期，受西方教育的部分中国精英认为，麻风流行反映了中国在政治与社会上的落后，象征民族耻辱。因此，消灭麻风病不单是医学目标，更是中国雪耻的期许。国民政府基于这种压力，开始积极治疗和防御麻风病，推动麻风院的建设。不幸的是，某些地方政府急于求成，甚至采取暴力手段对付病患，如广东梅县毒杀麻风病人，普宁县焚烧麻风病人，高要县活埋麻风病人等。
高子豪与马克维等人在四川彝区之行中发现，当地虽没有野蛮屠杀麻风病人的恶行，但麻风病人得不到救治、遭人歧视乃至驱逐遗弃的情况很普遍。他们遂产生了联合建设麻风病专门医院，以收治边远地区不幸病人的想法。
在伦敦麻疯病协会和中国麻疯病协会的支持、捐助下，1939年四川第一所麻风病医院在成都落成，高子豪任院长。1941年该院移交华西协和大学。在麻风病医院，医生、护士坚持“以人的方式对待麻风病人”，尽力使病人们减轻痛苦，获得慰藉。
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当时在四川求学，研究四川方言）与高子豪有一面之缘。在回忆文章中马悦然说：“华西大学医院的美国麻风病专家Dr.Crawford（即高子豪）和加拿大外科医生Dr．0uterbridge匆匆忙忙开了辆吉普车到战场去救伤员。他们先遇到一队解放军,一个当官的出面解释，他的军队根本没有受伤者。他很客气地让两个医生开到国民党军队那边看看，看他们需不需要帮助。可是对方也没有受伤者。”对于这次救助，马悦然评论道：“那两位慈悲的医生只有失望地开回成都去。”
这是我所见文本中关于高子豪的最后记载，他此后的下落，不得而知。
在四川边远山区，最初只有零星传教士行医。1939年，这个状况得到了历史性的改变。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成立边疆服务部，在深入川、康地区服务边民的同时，联合当时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八所大学，就地方特殊疾病展开调研，对症治疗。
中国第一代病理学家侯宝璋即是致力边疆服务的一位贤者。他本是教会医院的帮工，因工作优秀、禀赋特出被保送到金陵大学，后来参加学潮、拒不认错被开除。稍后保送北京协和医学院，旋分班到齐鲁大学，于此毕业并留校任教。
1943年暑期，侯宝璋到川西地区，与边疆服务部卫生干事联合调查特种疾病。他对四川理县佳山寨的百姓进行身体普查，发现全体寨民均患蛔虫病，即由边疆服务部施以诊治。此后，他多次赴川西调查地方病。1944年，他发表论文《汶川理番一带最常见的几种疾病》，对这一带多发的肠寄生虫病、回归热、腹泻与痢疾、营养不良等疾病的特殊成因、危害的严重性、预防方法及治疗措施作了详细论述。此外，他还指导川西威州医院院长马锡山对松、茂、理、汶等县流行的一种被当地称为“恶”的疾病进行分析，确认该病为黑热病，后写成论文《黑热病的发现及治疗经过》，基本根治该病。
侯宝璋在学界也贡献卓越。1936年，他在华西协和大学创建病理学系，开始搜集制造病理标本。如今四川大学有全国最大的病理学标本博物馆，其中许多珍贵标本都由侯宝璋及同事精心搜集制造。
几乎每件标本都有故事。比如一件罕见的毛发胃病理标本，患者小时候常被干农活的母亲背在背上，他就扯母亲的头发吃着玩儿，后来发展成癖好，长大后扯自己的头发吃。胃液无法消化人的头发，患者吃下的头发和食物结合在一起，长年累积，渐渐填满，形成毛发胃。
还有一件薄如蝉翼的肾脏标本，是一名患肾结石农妇的肾。那名患肾结石的农妇不能排小便，又未得到及时治疗，活活被尿“憋死”。当她病逝时，肾脏已被尿液撑得庞大且透明。如今，通过药物或仪器排石碎石即可治愈肾结石，很难再收集到这种病理标本。
常年与令人毛骨悚然的各种疾病打交道，侯宝璋却随和风趣，毫不刻板。他曾跟学生开玩笑说：“我有一联，请君试对，上联为：‘金男大，金女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齐大非偶’。”学生大笑，但不能对。（抗战时，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内迁至成都，当地人称作“金男大”、“金女大”、“齐大”。）
1948年，侯宝璋改任香港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教授，一度代理院长。1961年，香港大学授予其荣誉科学博士，并荐为英国皇家学会病理学会终身会员。次年，侯宝璋自港归国。1967年病逝。
信仰无疆界。梁正伦、高子豪是西方人，侯宝璋是中国人，他们同为辗转呻吟于病痛的近现代中国人贡献了毕生心血。他们无愧于希波克拉底誓言，也无愧于洁白清忠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