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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15-7-24 19:54

我曾是个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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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个懦夫 |发自美国 “家国记忆”征文
原创 2015-07-23 常江虹 历史百人会

常言道:想象中的恐惧比实际的更大更可怕。而我的早年体验却是:勇气亦然。

文革开始不久,州委家属院几个小女伴的父亲,通通靠边站划为一类: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部或那部的部长。时不时被红卫兵揪斗批判游街示众,游街所戴的纸糊高帽不是一次性消费,革命小将喝令收好,随时备用。家人都迥避立在墙角的那个丑陋的东东,六七岁的妹妹少不更事,举到头顶这屋窜到那屋,当成个稀罕玩意儿,即刻被大人厉声斥责,不敢再去触碰。

红卫兵分为不同派系组织,各种名号的“战斗队“犹如今之公司,不计其数。造反行动没有统一部署,随心所欲,各行其是。父亲有时刚进家门,未及吃饭,另一拨旋踵而至。奶奶开始准备充足的快餐,也是爸爸最爱吃的——饺子。包好了放在冬季不生火的一个房间,即成时下之速冻食品。爸爸一进门,二话不说,马上捅火煮饺子。天塌下来也先填饱肚子再说,这是多么实在而睿智的面对生活变故的从容态度。

我就在那时从擀饺子皮开始学做饭,用一个小而有点份量的紫红枣木小棍。此后四十多年跟着我东南西北地漂流,至今已有裂纹,依然是最得心应手的厨具。仔细一想,居然只有这件物品伴随了这么些年,当然还会继续陪我走下去,因为承载着太多的记忆和经历。

大院南面有一个群众集会的广场,主席台是一个带点西式风格的俱乐部背面的露天部分,两边还有类似观礼台的附属建筑。演员化妆休息的后台为室内外舞台所共用,方向相反,设计巧妙。不远处有几幢小洋房围成的院落,是州委招待所。想来均是苏联专家援建时留下的手笔。俱乐部(兼会场、影院和剧院)正面顶端标了建筑年份,与我同龄。文革中,招待所成了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们的办公地点,俱乐部和广场分别为大小规模不等的集会场所。

俱乐部内屡次举行批斗会,不收门票,任人进出。斗得最多的是州委书记,直至此人被迫害而死。有一次台上立着低头躬腰的书记,台下一排“牛鬼蛇神”陪斗。我们几个“黑崽子”女孩听闻讯息,相约前往,站在各自的父亲面前不远处,眼睁睁地看着胸前挂着名字划了红叉的牌子、被红卫兵反扭胳膊摁着头的爸爸。有人腰弯久了,稍稍抬身,即被粗暴地拳打脚踢成“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喷气式”姿态。

我们久久伫立,盯着爸爸怎么被人羞辱、折磨、殴打,一声不吭。爸爸们看不见女儿,个个低头垂目,哪敢东张西望?回家路上,平时嘻笑打闹的小姑娘都蔫了,步履滞重,心情沉重。

回到家里,一字不提。晚上睡前,脑子里浮现出白天的场景,想象着下次再遇此况,如何奋不顾身地扑上去解救爸爸,结果肯定不是对手,那就大声哭嚎“我爸不是坏人,你们不要打他”,并在地上打滚撒泼,扰乱会场秩序。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足以说明这种勇气,只可能是想象中的。

有一次,红卫兵在我家门上贴了一张盖满大半门板的标语,大意是:某某某(父亲姓名),如不老实坦白低头认罪,就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云云。心里恨透了这张薄薄的纸,又不敢动手一下子撕掉。每次进门,见无人注意便稍稍揭点边角,再使劲掼一下门,让它借力分离得多一些。积少成多,水滴石穿,加上风吹日晒,终于令其不着痕迹地“自行”脱落了。那时觉得真爽,现在想起来真窝囊!

还有一次,抄家。大冷的天,屋门大开,人进人出,奶奶正在照看的小表弟也冻感冒了。红卫兵翻出相册,指着向我询问何许人也,我就老老实实一一道来。后来每每忆起,直想抽自己俩耳光。为什么不象电影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严刑逼供,拒不开口?软骨头!最擂人的是在父母房间挖了一个洞,说要找电台,又把一盏绿色灯柱的漂亮台灯拧开,要找什么密电码。那个疯狂的年代,所有匪夷所思荒诞无稽的念头和想象,都会在现实中化成“行为艺术”。还把奶奶的一串随身小银器顺手牵羊拿走了,从不发火的老太太也忿忿然了,以反对封资修之名行打家劫舍之实。妈妈正好去了外地,晚上回来,暴跳如雷,大吼大叫。当然,红卫兵早走了。

千万别以为我妈只是虚张声势,她可厉害着呢。那顶谁也不敢触碰的高帽子,就是她看不顺眼,三把两脚连撕带扯塞到炕洞里烧了。爸爸担心没法交代,母亲说有事让他们来找我,犹如吃了豹子胆。有人扬言要上门找我爸麻烦,妈妈就在门后立了木棒铁棍,时刻准备着跟人家玩命。有天半夜熟睡的家人被敲门声惊醒,红卫兵要进来搜查,找父亲。妈妈在隔壁房间大声答:不在家。既不起身,也不开门。几个口角回合下来,敲门成了擂门、砸门、撞门,震耳欲聋,伴着声嘶力竭的叫喊詈骂。睡在大炕上的奶奶和我们兄妹仨,老的劝,小的哭,央求妈妈快去开门,那门似乎随时会被砸烂洞开或轰然倒下。在家里妈妈说了算,她说不开门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最后,她还是开了门,冲进来的红卫兵用贼亮贼亮的手电逐个照着我们挂着泪水的头脸,辨认了一番,悻悻而去。

还有一次,一个男红卫兵把我叫到屋后广场的雪地上,软硬兼施地盘问:“你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于。”“愿不愿意做毛主席的红小兵?”“愿意。”“那就老实说出来,你爸藏在哪儿?”我哭哭唧唧地说:“我不知道,真地不知道呀。”(事实上也不知道)写到这儿,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还有端午。有一年的端午印象极深。爸爸带我和妹妹去东边比较荒僻的野滩地和干渠边采集苇叶(北方没有竹叶),可能是去散散心。天色阴沉,爸爸的脸色更阴沉,我心里则分外阴沉。两个同学的爸爸已自杀了,一个触电,一个自缢在我们学校教室的窗户上。我忧心忡忡,瞟着爸爸的一举一动,怕他图谋“不轨”。其实挺傻,他真要走这一步,不会当着俩孩子的面。但也难说,上大学后得知海南一男生的父亲因右派问题,文革期间径直走到海里去,让留在海滩上不懂事的儿子回家告诉妈妈,他走了,这太残酷可怖了。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有天夜里父亲被一个下属单位揪斗殴打,妈妈带着哥哥半夜去强行要人,救回了爸爸。如果那个寒冷的冬夜不是回到温暖的家里,而是被关在冰冷的屋里逼着写没完没了的检查交待材料,他说真是不想活了。感谢勇敢的、平素显着有点“二”的妈妈!患难见真情,文革中为自保划清界限拆散家庭的大有人在。

还有,高两届的一个学生写了几十页揭发父母“罪行”的批判稿,轰动全校,成了黑五类子女学生必须看齐的标杆,要求个个如此过关。这又是我最困难最沉重的一次“作文”。搜肠刮肚,绞尽脑汁,上纲上线,罗织罪名,居然也拼凑了十几页。内容都忘了,只记得一条:爱打扮捯饬女儿的妈妈,是用漂亮的花衣服对我们进行“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如此类推,可以想象,无非胡说八道了一通,荒唐之极。还不敢让父母知道,几乎都是晚上趴在被窝里偷偷地整他们的“黑材料”。真是可恶!

还有一次,还有一次,还有还有……

不知那个史无前例的荒谬时代,留下了多少个挥抹不掉的“还有”,成为多少人终其一生的噩梦记忆。不知这些“还有”,与我今生恐怕难以治愈的失眠和抑郁有多大关系?

很多年了,想起这些陈年往事,我有意无意地为自己开脱:小女伴中最厉害、敢与男孩儿打架的一位,不也在批斗现场呆若木鸡纹丝不动吗?淘气捣蛋常与人斗殴打得头破血流的哥哥,不也在那个擂门之夜吓得直哭吗?还从另一角度思考,如果我真地敢想敢作,肯定会给父亲惹来更多罪名:教唆,指使。而我,也极有可能被关进校园里的“学习班”,与那些据说是犯了书写反动标语、口出反动言论等罪行的孩子们一道,每逢全校批判大会,就提溜出来作为生动形象的阶级斗争“活靶子”,以供革命师生有的放矢地口诛笔伐。多可怕,那我现在可能不是失眠而是精神失常了。大学挚友的神童姐姐,不是因心理冲击而毁了吗?所以,我一次次原谅了自己。

直到前两年,与朋友一道爬山,无意间提起文革记忆,女友永慧的一段自叙,让我结结实实地受到震撼。当年,她居然做了我只敢想想而已的事。还比我小一年,才九岁。

得知造反派的行动计划时,她一路狂奔回家,一只鞋掉了,一条小辫散了,气喘吁吁地报信:爸爸,你快藏起来,他们来抓你了。知道在劫难逃,黄埔军校毕业的昔日国民党校级军官,镇定自若坦然面对(只能面对)厄运的降临。看到爸爸被人带走,她力挽狂澜,一边嚷嚷着“不要抓我爸爸”,一边在大人们腿边转来转去地拉扯。不可思议的是,学校竟然组织学生集体观看对父辈的批判大会(我们则是停课后的散兵游勇)。看到爸爸被押上台,拒不下跪,被人从后腿弯猛踹一脚扑通倒地时,众目睽睽之下,她霍然站起,大声抗议:“我爸爸不是坏人,你们为什么打他?”这话与我设想的如出一辙,不禁由衷地想学句《智取威虎山》的经典台词:英雄啊,永慧!

有所不同的是,她所在的兵团农八师,主要是■新▲疆■和平解放时起义的国民党部队改编组建的。父辈多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同学之间同病相怜同仇敌忾,不会在孩子们中间受到歧视打击。而我则属于弱势群体,面对着同龄人的敌意和蔑视,相当孤立。这可能又是为自己开脱辩护的一个理由吧。

无疑,我曾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当年我不敢做,至少现在得敢于直面和承认这一点。谢天谢地,我没有窝囊一辈子。现在,虽做不到“该出手时就出手”,起码在该出声时,不再总是混迹于“沉默的大多数”之中,也敢发出几声自己的呐喊了。

这是反省和忏悔,也是一种成长和成熟。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要配得上和对得起自己所受的罪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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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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