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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15-7-15 12:55

赵诚:台湾“美丽岛”事件始末

赵诚:台湾“美丽岛”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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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代,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之后,先有吴国桢向蒋介石进言,实行“政党政治”,为蒋不容,1953年出走美国,次年与蒋反目,指责其独裁专制。后有雷震1960年反对蒋介石违宪第三次连任“总统”,并在其主持的半月刊《自由中国》发表《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等七篇文章,主张反对党参与选举,制衡执政党。9月雷震被捕,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罪名判刑10年,《自由中国》被取缔。在高压下,本土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更加失望,萌发台独意识。1964年彭明敏等发表《台湾自救宣言》,次年以“叛乱罪”判刑8年。

  1970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增长。1978年人均国民所得1400美元,城市人口占到41.9%。基尼系数从1953年的0.558降到1980年0.303,中产阶级占全民总数51%。经济的改善,文化精神需求提高,各阶层的参政意识也开始发展。1975年8月,《台湾政论》创刊,“立法委员”黄信介任发行人,康宁祥任社长,张俊宏任总编辑。他们表示要继承《自由中国》的传统,“搭起民间言论的发言台”,但同年12月被当局叫停。

  1977年11月 19日,台湾举行台湾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五项地方公职选举,民众参选热情很高,国民党外的民间力量取得了30%的席位,其中以 “中坜事件”最有名。

  在桃园县长的竞选中,国民党籍省议员许信良,未得到本党支持,便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击败了当局推出的国民党籍候选人欧宪瑜。事后许信良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投票当天,桃园县中坜市国民小学投票站国民党籍监选主任涉嫌舞弊,被当场抓住。警察立即把监选主任保护起来。此举激起民愤,民众到警察局要求对选票舞弊进行处理。警方推诿,进一步激怒民众,约两万民众烧毁了60辆警用摩托车、8辆警车,并焚烧了警察局,警员撤退,军队到场。蒋经国下令军队克制,不准开枪,未有流血。民众看到许信良得票已领先8万张,怒气渐消,逐渐散去。这件事史称“中坜事件”。

  1947年“2?28事件”后,本土人民视政治为畏途。“中坜事件”表明本土人民已从阴影中走了出来,新一代台湾人克服了恐惧。蒋经国也看到民间的心理变化,表明“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高,让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并允许在1978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中,各种力量竞争,释放出愿意和民间“沟通”的善意。

  《美丽岛》的诞生

  “中坜事件”后,反对派更为活跃。1978年底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民间反对派统一在全岛各选区布局,推举康宁祥、张春男、黄天福、姚嘉文、吕秀莲等人为候选人。1978年11月24日“党外人士助选团”正式注册成立,康宁祥为主席,黄信介、余登发为总联络人,施明德为执行秘书长兼总发言人。他们举办各种座谈会、记者招待会,还公布了党外人士《十二项共同政见》:“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思想学术超然化、禁止党派党工控制学校、言论出版自由化、参政自由化、旅行自由化;解除“戒严令”;大赦政治犯、反对对出狱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歧视。

  当年12月16日美国与台湾断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同时宣布1979年1月1日建交。对台湾当局形成极大心理冲击。蒋经国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据,发出“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宣布延期选举。12月22日,警备总司令汪敬煦宣布“中华民国”进入非常时期,禁止一切集会游行,停止选举。但是,此举遭到“党外人士”一致反对。他们发表《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国是声明》,进行抗议。

  1979年1月21日,台湾当局以 “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逮捕“助选团”总联络人之一,前高雄县长余登发和他的儿子。桃园县长许信良第二天带领20多人,到余氏家乡高雄桥头乡游行抗议。这是台湾岛内戒严几十年来,第一次民间组织的公开游行。史称“桥头事件”。游行违反戒严法,4月20日,“监察院”通过“弹劾案”免去许信良桃园县长职务。

  1979年5月,黄信介申请创办的政论性杂志《美丽岛》,刊名来自一首台湾歌曲。6月2日,杂志社在台北正式成立。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吕秀莲、黄天福为副社长,施明德为总经理,林义雄,姚嘉文为发行管理人,张俊宏为总编辑。8月《美丽岛》发刊,文章针砭时弊,得到许多青年支持。到11月,发行量已经激增到8万份。杂志社在全台设立11个分社,吸收青年支持者参加,集会、演说,举行火把游行。与国民党当局在思想上发生正面碰撞。

  《美丽岛》杂志发刊后,遭遇了多次暴力攻击事件。9月8日《美丽岛》在台北中泰宾馆举行创刊酒会,《疾风》杂志社郁慕明为首的“反共义士”在宾馆外抗议、示威,高喊“处死康宁祥”,“吊死黄信介”,“不消灭党外人士不罢休”,并向宾馆内投掷石块、电池。10月17日,当局查处《美丽岛》杂志。10月25日《美丽岛》台中服务处举行成立茶话会,会场被警察以拒马和铁丝网封堵。10月31日《美丽岛》高雄服务处举办“劳工座谈会”,11月4日举办“陈菊旅美座谈会”,11月7日《美丽岛》屏东服务处举办“农村毛猪问题座谈会”,11月20日《美丽岛》台中服务处举办“美丽岛之夜——吴哲朗惜别晚会”,均遇到暴力冲突。11月29日,台北黄信介“立委服务处”,遭6名暴徒持斧砍砸玻璃,捣毁办公设施,10分钟后,《美丽岛》高雄服务处也被8名手持斧头和武士刀的暴徒闯入捣毁。12月8日,《美丽岛》屏东服务处受6名暴徒袭击。这些身份不明的暴徒,不能不令人怀疑有当局支持。

  1979年11月14日,施明德在台中县梧栖镇参加基督教长老会祈祷会,牧师建议在12月10日举行“世界人权日”纪念集会。施明德与陈菊商定,由“美丽岛杂志社”与“人权纪念委员会”共同申请,12月10日晚6点至11点,在高雄扶轮公园举办“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31周年集会游行”,争民主、争人权。12月3日,陈菊和周平德向高雄市新兴分局自强路派出所提出申请,申请函由黄信介署名,几次交涉,未得允准。根据以往经验,反对派申请开会未准,自行开会,当局事后“照准”。于是,《美丽岛》杂志社决定,人权日纪念会按预定时间举行。但9日下午4时,《美丽岛》高雄市服务处已被警察包围。义工邱胜雄、姚建国驾宣传车在豉山路被扣,两人被押进豉山警察分局,遭受殴打。《美丽岛》杂志社人员和支持者前往豉山分局声援,再次发生警民小规模冲突。至12月 10日凌晨2时,邱、姚才获得释放,史称“豉山事件”。

  为了应对12月10日的集会,12月9日晚,台湾当局通过电视宣布高雄市于 10日进入冬防“元春军演”,中午,以演习为名,高雄宪兵司令部、冈山保安队、市警察局、南区警备总部分别进入市区,宪警部队配备防毒面具,催泪枪弹,军车忙着运送铁丝网、拒马,严阵以待,并宣布下午三点进行交通管制,禁止一切集会,要求学生提前放学,商业活动即早到银行提款,造成恐怖气氛。

  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全体人员和支持者如期抵达高雄,当地支持民众也在下午6时集齐待发。此时扶轮公园已被军警封闭。正副总指挥施明德和姚嘉文 6点半带领二三百人的集会队伍从高雄服务处出发,黄信介从台北出发。南区警备司令常持琇中将在火车站等到黄信介,希望黄不要有过激之举,黄与常商量,借一会场,和平集会,得到常的同意。黄信介乘常司令的车由常陪同到达现场后,常持琇的帽子被人打翻,一怒之下,撤回了借会场的承诺。施明德等临时决定,由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林弘宣、吕秀莲、陈菊等带领持火把的游行队伍到附近中山一路和中正四路的环岛。此地开阔,是个小广场,当做临时会场。黄、姚、施等依次演讲。会场外军警包围,军警圈之外是如潮的围观群众。黄、姚演讲完后到高雄警察局新兴分局,要求在原定会场集会,撤走镇暴部队,会场可让警察维持秩序,并承诺晚11点散会。但南区警备副司令张墨林请示上级,未获同意。施明德把现场指挥交给张俊宏,再次到新兴分局交涉,让更多群众进来参加会议,又未被同意。8点半左右,集会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警方施放催泪瓦斯。施明德指挥群众向中正四路移动,在南投路突破军警封锁线时,双方受伤惨重。施明德要求支持者退回服务处,但现场已乱,失去控制。支持者群情激奋,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部分群众冲入警察新兴分局,部分群众回到服务处,集会组织者害怕再次出现中坜事件,把冲入警察局的群众又带回到服务处,张俊宏看到现场稍有平静,要求支持者散去,但人们不走,仍听吕秀莲演讲。在军警重围下,民众以木棍、石块与军警对阵,冲突不断。11时,纪念会组织者宣布散会。但一些人情绪激昂,坚持不走。直到13日凌晨2时,军警用催泪弹和电警棍才把集会者全部驱散。

  这次集会警民大冲突三次,双方都有受伤,人数至少在200人以上。据台湾警备司令汪敬煦回忆,“宪警人员遵奉上级指示,以高度的自制、坚忍执行职务,始终忍耐,以致负伤累累”。《美丽岛》支持者说,当晚参与集会的民众最多时达到10万。汪敬煦说只有六七百人。国际媒体驻台记者报道为六七千人。据汪敬煦回忆,当时蒋经国对他汇报的数字表示疑问,并说,“你们就是喜欢把大事说小。”

  结局与回响

  1979年12月13日起,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罪”对高雄事件参与者进行大搜捕。《美丽岛》杂志主要骨干除许信良当时正在美国,施明德在逃,其余全部被捕。许多高雄事件的参与者也被捕,到1980年1月8日施明德也被捕。至此,被捕者达152人。

  1980年2月,台湾当局“军事法庭”对美丽岛案主犯进行审判,指控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林义雄、张俊宏密谋推翻政府,4月18日判决:施明德处无期徒刑(在蒋经国的直接干预下,施明德免除死刑),黄信介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姚嘉文、张宏俊、林义雄、吕秀莲、陈菊、林弘宣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后黄信介改判十年,其余六人为八年。此外,还有三十余人被控以公然聚众施暴,在一般法庭审判,其中一部分被处以一至三年有期徒刑。

  由于此案被捕人数众多,引起国际传媒和美国政府、国会及国际人权组织高度关注。台湾当局为了表示“军事法庭”审判公正,法庭对岛内外人士开放旁听,同意被告委托律师辩护。在“军事法庭”受审的被告家属委聘的律师组成一个15人的律师团,其中有尤清、谢长廷、苏贞昌、陈水扁、张俊雄、江鹏坚等。在法庭上,被告们公开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律师们发表长篇辩护词,阐述“宪法”赋予的权利。审判本身成了一场政治大辩论。岛内报刊详尽报道法庭辩论,使法庭成为朝野双方政治较量的舞台。台湾民众在这场大辩论中,受到民主自由思想的洗礼。

  台湾当局为了应对国际压力,一方面表示公正要“公开审判”,另一方面,在新闻局长宋楚瑜指挥下,开动所有宣传机器,称《美丽岛》表面上是杂志,实际上是一个阴谋组织,有计划的、有预谋地进行“叛乱”活动。《美丽岛》杂志的领导者都为匪首及阴谋分子,鼓吹暴力,而群众都为非理性暴民。整个事件中,警察则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美国《新闻周刊》和美联社说,台湾官方媒体撒谎,“美丽岛事件”本质上是一次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宋楚瑜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强硬的语气驳斥《新闻周刊》和美联社记者的报道,并宣布取消他们在台湾的采访权。

  马英九当时在美留学,任《波士顿通讯》主编。该刊发表文章,称“美丽岛事件”当事人是“叛乱集团”,是“丑剧”、“逆流”,建议当局管制言论,主张台湾不应有美式言论自由。

  审判期间的2月28日,被告林义雄家遭受灭门血案,至今未破。

  廖忠信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中说:美丽岛事件“规模冲突之大,可说是台湾史上首见”,“在这个事件中,活跃于党外阵营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部被捕,当时台湾反对派运动受到严重打击。很多人说,蒋经国被这件事震撼到了,所以加快了开放的脚步。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的结果,以及后来的审判,的确让很多政治冷感的台湾人开始思考一些政治及台湾前途的问题,成为一个启蒙的起点。”

  审判加速了本土知识精英的凝聚。受刑人家属在1980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中连连取胜。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张俊宏之妻许荣淑、黄信介之弟黄天福,分别以高票当选“立法委员”、“国大代表”。

  美丽岛事件成为台湾政治的一个分水岭,从此,朝野双方都意识到社会的变革已成大势。1986年前后,本案主要被告在刑期一半时被假释或保外就医。

  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政治革新”,5月7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蒋经国强调,在维护和谐、国家安全、全民利益和法律的前提下,“厉行‘民主宪政’的决心绝不改变”,指示开展与党外势力“沟通”工作。5月10日,国民党首次派出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和黄光平与民间反对派党外社团“公政会”理事长尤清、秘书长谢长廷举行沟通会议,并取得了“三项谅解”。

  1986年9月28日,以《美丽岛》参与者为骨干的“台湾民主进步党”成立。但蒋经国并未深究,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正式宣布在台澎地区解除历时38年的“戒严法”。从此,台湾迈进了宪政时代。

   2008年4月7日,在台北市中心“总统府”不远处立碑,其铭文是:

  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 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钜,史称“白色恐怖”。

  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19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此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国家。

  2010年2月4日再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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