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7-6 13:11
少年蒋介石：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少年蒋介石：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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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奇生
来源=《蒋介石的人际网络》
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若是平民百姓，他的性格仅决定他个人及其家庭的命运；若是国家元首，他的性格很可能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一个政治没有走上轨道的国家，国家元首的性格对政治的影响尤其大。
1927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政局，既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也是蒋介石一人独裁。蒋介石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政治家，其鲜明的个性特质势必影响到国家政治。但学界很少对蒋介石的个性特质及其对政治的影响进行学理探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关资料的欠缺。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陆续开放，为我们考察蒋介石的个性特质，提供了基本的素材。
每个人个性特质的形成，与其早年成长经历有相当的关系。本文试就蒋介石的早年成长经历与其个性特质的塑造，做一粗略探讨。
恨父恋母
蒋介石9岁（本文凡涉年龄，均为虚岁）丧父，15岁初婚，23岁得子，35岁母亲去世。这样的早年经历，在蒋介石的同时代人中，其实并不罕见。然而，蒋介石对其早年经历的忆述，却非同寻常。
对于父亲，蒋介石很少提及，除了写过一篇《墓志铭》，数十年间的公开言论和私密日记中均不见提及。直到60岁时，日记中留下简短数字：先考之严厉，“不忍言也”。在蒋的记忆中，“严厉”似乎成为他对父亲的唯一存念。蒋是在回忆其早年塾师任介眉时，兼带提及父亲的。在60岁的蒋介石笔下，任介眉被描述为一个“残忍惨酷”的“毒魔”。由此及彼而联想到父亲，竟是“不忍言”三字，似有一腔怨恨尽在不言中，与对“毒魔”塾师的记忆难分伯仲，以至于晚年仍未能释怀。也由于蒋对其父亲几近失忆般的隐讳，数十年来，外间因不明真相而有各种揣测和谣传，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比之下，蒋对母亲的情感，无论母亲生前，还是母亲死后，依恋之深，感怀之切，且持续数十年形诸笔墨的深情表达，连他本人也自认异乎寻常。毛思诚所编蒋介石年谱中，13岁条目下有这样的记载：“夏月放假归，入门，见王太夫人，未开言，即嚎啕大哭，越时声益凄。自此每遇外出，辄泪眼尽赤，哀动邻舍……远离至一二十里以外，犹暗自哽咽。”情感之丰沛与脆弱，即使同龄女孩也未必如此。1930年12月4日日记中，蒋介石自陈：“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十六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遂改。”蒋介石结婚虽早，“断乳”甚晚，二十余岁犹如此恋母，实属罕见。对于这一“天性”，蒋也自以为异。甚至与宋美龄结婚后，年逾40的蒋介石仍自感“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婚后三年，蒋自承：“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淡］惨恼，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其所以然也。”
吾人阅读蒋的日记，对其“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一点，感受至深。
据蒋称，他的少年时光，大部分是在母亲和外祖母陪伴下度过的。尤其是父亲去世后，外祖母与他们孤儿寡母“共居处，同休戚，朝夕保育”。“中正课余假归，侍外王母与先妣于冬日爱堂中，中正读，先妣织，外王母念佛，机声梵音，与书句相间如唱和。”在两位寡妇（外祖母46岁守寡，母亲32岁守寡）抚育、呵护下成长起来的蒋介石，其性格中难免养成某些女性化倾向，如阴柔，脆弱，敏感，细致，多愁，多疑，爱整洁，爱操劳细事等。与蒋介石的“恋母情结”比，其母亲的“寡母情结”同样鲜明。女子失去丈夫成为寡母之后,为了弥补生理和精神上的空虚，往往从儿子(尤其是长子)身上寻求替代性的虚拟满足。如果寡母情结过于强烈,一般会有极力支配甚至占有儿子的行为产生。据蒋的第三任夫人陈洁如回忆，蒋的元配毛福梅曾告诉她，蒋毛初婚之际，感情尚好，但蒋母对小夫妻的私密相处无法容忍。在15岁的蒋介石身边，38岁的寡母与20岁的妻子几乎成为情敌。
蒋介石谈到，在他一生的哭泣史上，有过三次最痛彻、最伤悲之“泣”：一次是前面提到的13岁回家之泣，一次是15岁成婚之泣，还有一次是35岁母丧之泣。蒋回忆说：“余于十五岁成婚之日，俗礼必奉茶于亲属，余母睡眠掩涕不肯起而接茶，微闻母泣之声，余乃情不自禁亦痛哭不置，久之，母乃泣训曰：余自汝父逝世，教养汝至今日成婚，汝不知余有多少伤心事，愿汝成年立业，不忘为母者今日教养汝之苦心也。余闻此痛泣，更难成声。呜呼，寡母伤心事，谁能知之。”儿子新婚大喜，作为寡母，感怀抚孤之苦自属难免，若一味伤感，恐怕潜意识层面难免有儿子即将被别的女人夺去之隐忧。
前后四位妻室中，蒋和前两位的关系均不融洽。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婆媳关系紧张。在孤儿的心中，寡母的地位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故当母亲与妻外家发生冲突时，蒋总是一味地捍卫母亲，痛责妻外家。
蒋母是蒋父的第三任妻子,蒋父是蒋母的第二任丈夫。蒋母前夫不到36岁就死了，再嫁蒋父作填房时，年仅23岁，小蒋父22岁。对于父母关系，未见蒋有直接的记述。从间接的数据推断，蒋父母关系很可能不融洽。蒋在1923年12月撰写的《慈庵记》中提到，母亲生前一再嘱咐他：“余百年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理由是同穴要开启父墓，担心“重惊尔父之灵”。“每中正归省，无不以此见责，且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之坚决。易篑时，又以是为遗嘱于吾兄弟二人者。”夫妻生同衾，死同穴，自古常然。夫妻除非同死，否则后死者总难免“重惊”先死者。蒋母既深知“俗礼”，却又如此坚拒与丈夫同穴，恐怕不是顾虑“重惊尔父之灵”所能解释得通。有学者认为，蒋母不愿与夫合葬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蒋母在蒋父夫人中排名第三，如与蒋父“同穴”，就得靠边站了。这一说法，也不无勉强。生前既已甘为填房，死后未必那么在意靠边站。另据当年武岭学校校长张明镐回忆，蒋介石曾建议其母亲，将父坟迁葬，单独与母同穴，但其母亲也不愿意。蒋母如此坚拒与夫同穴，合乎情理的推断，应是夫妻生前感情严重不洽。
而蒋终身称颂其母，却闭口不谈其父，甚至对父亲长怀恨意，未必全因父亲“严厉”，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母亲影响。在此不妨拿胡适做一对比。胡适4岁丧父，同样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但胡适的母亲，为幼年胡适建构了一个“完人”和“圣贤”般的父亲形象。小胡适每天起床时，得先听慈母一顿“晨训”，时常讲父亲生前的“种种好处”，嘱他将来踏上“父亲的脚步”，做一个“完全的人”。胡母固然是“教子义方”，恐怕也是自己情感的补偿。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都难免将这种爱恨传递给子女。蒋母与蒋父感情不洽，难免贬损蒋父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蒋介石不仅失去了父爱，也失去了对父亲、父权的信仰。
不孝与至孝
1921年母亲去世后，蒋即自律：“以后无论阴历阳历，凡为母亲忌辰之日不食物荤，不动气，不御色，以为终身自惩自戒，冀减不孝之罪于万一。”并定自己生辰，也照例食素（后改为早餐食素）。不仅如此，每逢母亲的生辰忌日、自己诞辰以及除夕之日等，蒋常有怀母的文字。如1931年12月14日：“明日为阴历十一月七日，慈母诞辰，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悲，悔不孝罪大，国乱人孤，但有痛楚而已。”1933年11月2日：“今日为旧历九月十五日，即为余四十七岁之诞辰，劬劳先慈，养我教我，而我之事业日趋于败亡，将何以慰慈灵，经儿留俄，回家无日，不孝之罪，其何以堪……进念先妣，终日不已，而于三餐，尤为心切，母子之情，至久而益切，有父母在生之时，为子者可不孝乎？如中正者则悔之晚矣。”
每当心情烦闷或遭遇挫折时，蒋也常会思念母亲。 1929年1月28日：“上午同三妹（宋美龄——引注）往吴淞游行，闻其不回南京，心甚抑郁沉闷。人有母爱其子，兄爱其弟，姐爱其妹，妻爱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谁爱谁惜谁知余？呜呼！苦莫若于孤儿，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侣既无，万事灰心，吾母不能复生矣，呜呼！”1929年1月30日：“今日心烦，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国耶？呜呼，无母之子，孤独之人，尚有人生乐趣乎？……愁闷忧郁为近来所未有。如吾母生在，或不致至此乎？呜呼！”至于触景生情的怀念，蒋日记中常见记载。如1931年4月26日：“夜半闻子规之声，而忆吾母起床喂蚕时，呜呼！不能复见矣。”1931年12月3日：“近日思母愈切，念儿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实无颜以对父母也。”
蒋思念母亲，每每以“不孝”自谴。这样一种自我痛愧，粗看似是宋明理学的一套表面文章，细究其语境并联想蒋的早年经历，感觉应是其真情表白。少年蒋介石以顽劣著称。顽劣的孩子难免令父母超常操心。蒋在《哭母文》、《王太夫人事略》中自诉从小“冥玩不灵”：“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焙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忧。及六岁就学，玩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
蒋介石原名瑞元。溪口乡间流传着“瑞元无赖”的种种故事，已难考实。毛思诚所编年谱中，引有数例，意在彰显少年蒋介石的特异非凡，然而字里行间仍可见微知著：4岁时以箸探喉，以致晕绝，经医救治始苏。5 岁时，缸中捞冰，不慎倒置缸底，几至冻死。6岁时，溪中野泳，险至淹毙。13岁时，百般戏马，马怒号猛冲，受伤仆地。父亲去世后，没有严父的管教，蒋的顽劣有增无减。蒋母本来期望儿子成家后有所收敛，无奈婚后顽劣未改。16岁时，授业于毛思诚。毛在年谱中这样描述：“其戏嬉也，以讲舍为舞台，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张狂顽劣，与恋母爱哭，竟共存于少年蒋介石一身。也许正是这种张狂顽劣的天性，以及没有父亲权威的压抑和阻碍，铸就了敢想敢干、不屈不挠的性格，并最终成就了这位乱世豪杰。
蒋在《王太夫人事略》中声称：“中正年十八蓄志东渡习陆军，人有尼之者，先妣则深为嘉许，筹集资斧，力促就道。”这一说法，与实际情形有出入。“年十八”是1904年。蒋第一次到日本是1906年4月。但同年底就回国了。除“年十八”的时间有误外，关键的一点是，蒋母对其出洋留学的态度，到底是“深为嘉许”，还是反对？若干年后蒋回忆此事时，说了实话：当时亲友阻力很大，母亲也不同意，“但事即至此，知余之决心难以挽回，亦只有筹凑经费，允余出洋，以成余志也”。也就是说，深知儿子性格的蒋母是在十分无奈的情况下勉强同意儿子出洋的。
蒋赴日数月即返，于翌年夏间赴保定，入陆军速成学堂。此事在乡民的记忆中，完全是违逆母命的行为。母亲上次反对，是不忍儿子远离，这次反对，是不愿儿子学军事。蒋寻思无计，背着母亲离家出走。母亲伤心欲绝。蒋后来常常回忆：“尝忆廿一岁，余首次在保定军校而未能假归度年，家中惟母妻二人，未见其孤子在家，乃号泣悲伤乃至不忍食年夜饭，想见当时，先慈念儿之情景，更不忍为怀矣。”
母亲去世以后，蒋常在日记中反省自己性情“凶暴”，任性使气，说由于自己对母亲“不顺”，气得母亲致病，悔恨莫及。
除了顽劣任性对母亲“不顺”外，在婚姻家庭方面，蒋也自感对母亲“不孝”。蒋介石15岁时，在母亲的安排下，与大自己5岁的毛福梅结婚。蒋母之所以要让蒋“早为完娶”，主要基于蒋氏家族“门祚式微”的考虑。蒋介石的祖父辈有兄弟三人，其中一房“断子”，一房“绝孙”。蒋介石祖父一支虽然传承下来，但也人丁不旺。蒋介石有一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还有一同父同母的弟弟蒋瑞青。但哥哥过继给了堂伯父，弟弟4岁就夭折了。蒋介石自称“中正独奉玉表公（祖父）祭祀”。也就是说，蒋介石是其祖父、父亲唯一的香火传人。蒋母让他早为完娶，无疑希望早抱孙子，多抱孙子，使蒋家人丁兴旺。但蒋毛婚后8年才生经国，令盼孙心切的母亲望眼欲穿。蒋称：“幸于二十三岁时经国产生，乃得含饴弄孙，稍宽其怀，余亦略得告慰于慈母矣。”细析蒋的用语，“幸于”、“稍宽”、“略得”三词，在在体现他这一问题上的微妙心态。
更令母亲失望的是，经国之后，毛氏再无生育。 1915年纳外家姚冶诚，亦无所出。蒋母十分宠爱小儿蒋瑞青。在小儿子死去21年之后，蒋母不仅为其冥婚，且为之立嗣。蒋母硬逼着蒋介石将唯一的儿子经国过继给死去的弟弟。蒋介石很不情愿，但“不忍重违母命，以伤骨肉之至情，不获已，仍以长子经国嗣之”。蒋介石收养蒋纬国，也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因为将经国过继给弟弟后，只好收养纬国“以继承我后”。
蒋母去世后，蒋虽再娶陈洁如和宋美龄，仍无生育。据陈洁如回忆，蒋因淋病而丧失了生育能力。蒋介石1918年的日记中，有过治疗淋病的记录。另据蒋介石日记载，宋美龄婚后有过一次小产。笔者曾一度怀疑蒋日记中宋美龄小产记录是否属实。但据陈诚夫妇间私函，宋美龄有过两次小产，并称宋美龄“望子心切”。不管怎样，后来三任夫人均无生育，对蒋而言，愧对妻外家可能还在其次，未能满足其母亲对门祚兴旺的殷切期盼，才是他深怀歉疚的最大心结，想必也是他在日记中一再“悔不孝罪大”的主要缘由。
蒋介石在1934年2月19日日记中写道：“不能尽孝于亲，为一生最大之耻辱，至今后悔毫已无及矣。”蒋母墓旁有一对联，为蒋介石亲撰。上联为：“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下联为：“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吊诡的是，蒋介石反复自谴“不孝”，反给人留下“至孝”的印象。
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
蒋父去世时，蒋母32岁。除9岁长子外，还有一个 6岁的女儿和一个未满周岁的小儿子。寡母独自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其艰难困苦不难想见。蒋介石日记中，屡屡回忆其幼年失怙后，孤儿寡母如何含辛茹苦，如何受人欺压：时念余九岁丧父……余之一生，可说自九岁起无一日不在孤苦伶仃孤寡无援之中过活。
当胞弟瑞青殇后，家难频作，家产行将被侵，先慈朝晚饮泣长叹。决心上京诉怨控告，毫无难色。呜呼﹗慈母之保家保子，其忧苦至此。回忆往事，不堪设想。值得注意的是，当蒋介石执掌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以革命领袖自居以后，试图追溯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而孤儿寡母受人欺压的童年往事，正好成为建构自己革命思想起源的最佳素材：余少年自先父殁后，即随余先慈受社会劣绅之压迫，贪吏之剥削，以过孤儿寡母之悲境。余忆自亡弟瑞清亡后，余兄介卿受恶讼与劣友之挑拨，思分亡弟之遗产不遂，几至涉讼，而以讼词恫吓先慈。先慈朝夕惕励，忧患备尝，但毫不为其所动，以其已出继于伯父，而且已经分拆产业，授其家室。余当时知胞兄不甘心，而又恐获罪于先慈，乃以私书寄胞兄，属其勿争琐屑，如余长大，必以全产交彼。惟此时勿使母亲多忧也。
以后，吾乡以钱粮不足，须由甲首赔偿，而田亩在十亩以上者，须帮助甲首赔款，其所赔之数，多寡不一，概由胥吏与劣绅串通，随意摊派。是年适族人兴水当甲，而余陪甲，其款数逾常，先慈不能承认。不料兴水听胥吏邬开怀之主使，而又见吾家内不和，胞兄虽有势力，亦毫不帮助，袖手以观余孤儿寡母之涉讼，竟使差役到家勒逼，以牌票传余，以为乡间最污辱之事，是余母子所最痛心而不能忘也。后卒以赔钱了事。
自此，吾母望余读书成业更切，而余则自知非读书立业，亦无以雪此耻辱。此约余十五岁之事也。当时只觉孤寡，备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之苦状，非改革推翻，不能出头，且不能雪此奇耻。而不知吾之革命思想，即基于此。在蒋介石日后的多次回忆中，个人早年之孤苦，很“自然”地与国族的衰微相衔接，出洋求学也被解读为具有“革命”的动机：“余既痛国事之衰堕，满族之凌夷，复痛家事之孤苦被欺受凌，更欲发奋图强，以为非出洋求学加入革命，再无其它出路。
去掉“革命”的神圣外衣，更能清晰地见到，蒋介石早年之孤苦，对其个性特质的铸就，以及对其行事风格的影响，是鲜明而深远的。孤儿孤苦的童年，塑造了他孤独孤僻的个性。蒋这样的自我表述其实更合常情： “余自此乃知社会之黑暗与不平，而更恨世态之炎凉与人情之浇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让少年蒋介石感知社会的黑暗与不平；邻里乡亲的无义与同胞手足的无情让他深切体察到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浇薄。曾忆十岁之年，父丧未满一年，是年夏初……乡间洪水浸屋三尺，为从来所罕见。此时家中惟寡母与孤儿二人，胞妹幼稚自不知情。透水半日，无人来家援。吾乃闻吾母悲叹曰：如汝父在，近邻铺中人皆早来协助，而你父亦自在家处置一切，决不至如今日之孤苦伶仃矣。诸如此类的情景，令蒋介石终生难忘，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耿耿于怀。溪口乡亲不仅对孤儿寡母有困难时未伸以援手，而且对蒋的所作所为，在很长时间里不以为然，甚至多有贬评。在乡民眼中，少年蒋介石是“无赖”，青年时也未见多大出息。直到1918年，蒋日记中仍记有乡人“见余之所为，未有不为之惊骇也”。“吾岂可为乡人之毁誉荣辱，而易我高心乎，所念者惟母在也。”蒋心虽高，无奈此时经济拮据，甚至“梦寐间亦忧贫困”，“为乡愿似是而非者所排斥”。自感“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乡人的毁誉，自己虽然无所介怀，只是担心牵累母亲，使母亲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直到母亲去世时，35岁的蒋介石在溪口乡民眼中仍是事业无成。蒋也时常“想念身世与人情之薄，悲叹无已，愁闷不堪”。
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到了。1930年10月下旬，蒋介石偕宋美龄衣锦还乡。家乡父老为庆祝他“凯旋”，演戏三日，白天开欢迎会，晚上办提灯会。蒋自称“余对欢迎会无不厌弃，而独于乡间此次之欢迎，使余略述余母训及家庭教育之优良，以舒积悃，特加欣快”。“以今日中正略有所成，是不能不认母教严厉。”蒋素有“雪耻”情结，无论国恨家仇，均不忘“雪耻”。1919年，蒋介石在日记中申言有四大心病未除，其中之一即是“以仇恨耻辱太多，而涤荡湔雪不到也”。对是时的蒋介石而言，“仇恨”恐怕不是国仇，而是家仇；“耻辱”也不是国耻，而是家耻。“舒积悃”三字，充分表露了他的“雪耻”心态。
蒋介卿是介石同父异母的兄长，比介石年长10岁。蒋父去世后，兄弟分家析产，本相安无事。不料4年后，小弟瑞青夭折。蒋介卿要求将亡弟名下的遗产重分。蒋母坚拒。双方反目，几至涉讼。蒋介石后来反复忆述说，自家内不和、兄弟阋墙以后，家难频作。蒋也因此对其胞兄深怀痛恨，日记中提及胞兄，多是贬词：“俗不可耐，鄙陋尤甚”；“有意捣乱，顽固不化”，“不可感化”，“嫌恶已极”，“恶劣狡诈”； “心术不可复问”；等等。
顽劣的孩子，难免厌学。蒋回忆其童年说：“每遇放学，视为大赦，其愉快之情，莫能言喻。”在私塾时代，厌学顽劣的孩子难免受到老师的严加管教。在蒋的童年记忆中，教过他的多位塾师皆“无善足述”，有的甚至成为他切齿痛恨的对象。直到晚年，谈及任介眉、蒋价人等塾师，痛恨之情仍溢于言表。
60岁回忆：“九岁之年追溯塾师任介眉先生之残忍惨酷，跪罚、毒打、痛骂、诅咒几乎非人所能忍受，此非严师，实是毒魔。如任师当年不死，则余命或为其所送矣。”
66岁回忆：“余自六岁上学识字至十六岁之十一年间，除任介眉之凶虐以外，蒋价人（谨藩）间亦任意使气，以学生为囚徒视之。其它对余之教诲皆无善足述。余之少年教育完全由先慈一人之所赐，当十二岁时，蒋师之苛刻虐待后，十三岁吾母乃即辞退蒋而聘姚，其对元培养之苦心可说无微不至矣。”
天地君亲师，父亲既“不忍言”，塾师都“无善足述”，甚至视如“毒魔”，同胞手足反目成仇，邻里乡亲也无情无义。蒋介石于1934年的一次日记中写道：“中正幼年受劣绅污吏之欺凌，亲戚之轻侮。长受满清鞑奴之压迫，学友之嫉视。壮受倭寇苏俄赤匪之胁诱，与倭寇之畏忌与侵略，而成今日之中正。是中正之历史，乃劣污倭俄与赤匪所逼成也。”除了“满清”压迫，劣绅欺凌，更加亲戚轻侮，学友嫉视，父兄无情，乡邻无义，周遭竟没有一个“好人”。无论是客观现实，还是主观感受，这样的生存境遇，多么阴暗凄惨﹗这样的早年成长经历，又将如何铸造蒋的人生和个性特质？
在蒋的童年记忆中，孤儿寡母，孤苦伶仃，孤立无援。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蒋成年以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蒋介石日记中，经常慨叹、质疑友朋、同志、部属之间忠诚、信任、友爱之不可靠：
除母子之外，天下决无义友仁爱，无事则首聚谈心，似为至交，有事则彼此避匿，一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者，甚至背笑腹骂，幸灾乐祸，今而后，乃知友朋之交，竟止如此而已，抑□吾自不能以诚待友乎。
近日愤激不绝，以友人伪者多，而真者少也。自私自利者多，为公为友者更少也。以此而欲独善我身，断绝一切，自外于世而不可得耳。
吾友除孙先生以外，诚意待我者极少，昔日以为可信之人愈不可信，天下事，惟求自立而已。
直率公道难容世，阴险骗诈反成名。以人人为莫逆，便知处处要留心。人心虚伪，社会陆沉，绝无容身余地；风波险恶，沙漠荒凉，创造渡世津梁。
国中皆荆棘，世上无知音。
人心险诈恶劣，畏我者固为我敌，爱我者亦为我敌，必欲我皆为其利用而后快心，稍拂其意则妒忌交至，怨恨并来。政治社会之卑污毒狠如此，岂我所能堪哉。遁世既不可能，则惟有另辟途径，独善其身，而使若辈自争以还我清白之体。诚意爱辅我者，惟妻一人。
一生爱人惟母与妻耳。
父母妻子之外，皆无诚意已待之人，此乃人情之常。
蒋介石认为：“天下事之难，莫难用人及用于人也。”恰在“用人”和“用于人”方面，蒋表现出特异之个性。一方面，他非常看重别人对他的信任与忠诚；另一方面，又十分疑心别人对他的信任与忠诚。蒋介石总是回忆他小时候，孤儿寡母如何受人压迫，受人欺负，受人冷眼。因此既自卑，又自尊。对别人的控制、驾驭有着强烈的抗拒情结，对外界的轻忽、怠慢更是高度敏感。
国民党前辈中，蒋仅服膺陈英士、孙中山等一两人。陈英士是蒋离开寡母步入社会后，所结识的第一位关照和提携他的人。由于得到陈英士的充分信任和赏识，蒋尽心竭力为陈驱驰效命。辛亥革命后，他挺身暗杀了陈的竞争对手陶成章。蒋自称处世交友：“在乎极端，故有生死患难之至友，而无应酬敷衍普通之交好。” 1916年陈英士被刺身亡后，蒋写了一篇情见乎辞的祭文：“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从小失怙的蒋介石，从这位同乡大哥身上找到了一种“近似父爱”。
陈英士死后，蒋与孙中山逐渐建立起比较直接的关系。但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1917~1924），蒋对孙中山一直若即若离，欲迎还拒。对于孙中山交办的任务，并不积极，动辄使气撂挑子，任性开小差。有时孙中山函电交催，他却有意延搁。之所以如此，除了正值孙中山事业低谷外，是蒋认为未能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但蒋上任不久即辞职。辞职的借口是学校经费不济，负责供应经费的禁烟督办杨西岩故意刁难。深层原因其实见诸蒋致孙函：“先生不尝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测。”并称：“中正与英士共事十载，始终如一，未尝有或合或离之形神”，“乃以其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也”。“今日岂复有真知中正者乎？如吾党同志果能深知中正，专任不疑，使其冥心独运，布展菲材，则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
不仅渴望孙中山如陈英士那样充分信任他，还要求党内其他同志也像陈英士那样容忍体贴他。他致书胡汉民、汪精卫曰：“如欲弟努力成事，非如先慈之夏楚与教导不可，又非如英士之容忍诱掖亦不可也。”“今弟做事，既无人督责如先慈，又无人体贴如英士，而欲望其有成者，恐转以偾事也。”只有母亲、英士在他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当这两人都死后，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过着一种漫无目标的游荡生活。在1918~1924年间，他曾创下14次的辞职纪录。任职时间，最长的一次也不到半年，最短的一次只有一天。往复到职、离职，“事近儿戏”。“一言之不合，一事之不如意，乃即念辞职独行。”蒋也自省“赌气即走，是吾之过”。辞职的理由，不外乎上司信任不专，以及同侪疑忌排挤。每次辞职借口，大多是“不见信”、“不见谅”于总座。不能接受别人的领导和控制，这样一种抗拒权威的“反上”情结，当与蒋介石缺乏对父权的敬仰有关。
当其“用于人”时，他希望上司同侪对他深信不疑，以慈爱至诚待之。当他执掌最高权力以后，却很少有人长久不衰地受到他的信任。蒋介石用人，最重忠诚。然而，对上、对下、对同辈，他又常怀疑忌。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即感觉蒋介石对人“防患太过”。而亲信如陈立夫，在晚年回忆录中亦指责“蒋公”“好使部下力量对立”。同样是拥蒋派系，蒋有意让CC系、力行社、政学系三足鼎立。抗战时期成立三青团，又有意使党、团互相制衡。特务系统也是中统、军统双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部下信任不专，有意使部属之间相竞相成，相克相生，从相互制衡中达到驾驭的目的。
翁文灏日记中曾转述美国大使约翰逊对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的观察和评价：胡汉民思想坚决，但教条，窄隘，不易与人合作；汪精卫善于变化，但无甚原则；蒋介石“目光动人，但对人从不信任，各事亲劳”。翁认为约翰逊的观察颇能独到。
在蒋看来：“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则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又认为：“无论何人为汝尽力，必欲称功望恩，而实患难死生，除生母之外，任何人不能相共也。”
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任何人都不可信赖，想不独裁也难。
结语
本文无意全面考察蒋介石的个性特质，仅就其早年的成长经历，与其某些个性特质的形成，做一简略的分析。人的个性特质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外在环境、个人地位等因素的变化，个性中的某些方面也可能发生变化。
北伐前后，蒋介石还多少能够听取党内元老和同辈朋友的意见和建议。当他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手，成为真正的最高领袖以后，自我认知越来越膨胀。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的自我角色定位已超越“豪杰”而以“圣贤”自期：“从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期，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抗战爆发以后，他进一步赢得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其自我感觉也更加膨胀：“从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相隔一年，从“以圣贤自期”，到“以圣贤自待”，仅一字之差，感觉已大不同。
1937年9月29日，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余不愿为时势所造也。”不愿为时势所造，自然是要造时势。既“以圣贤自待”，自可乾纲独断，而不必征求别人的意见，也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强烈的自恋，势必藐视一切。读三四十年代的蒋介石日记，一个深切的感受，是他对部下和身边人的评价大多是“无能”、“无用”、“愚蠢”、“幼稚”。蒋常叹：“世道日非，人欲横流，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如何求之。”“所用之人，所有机关，几无一如意。”“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 “对内对外，对老对少，对文对武，皆须以一身亲当。”由于对人不信任，做事只好亲力亲为。熊式辉曾当面建议蒋介石“不宜日理万机，陷于事务主义之深坑…… 事事躬亲，终必俱误”。熊并以“一等人用组织，二等人用人，三等人用手”进谏。蒋则以“中国人才太少，委之事权，类不能达成任务”相辩。
其初不信任人，进而目空一切；其初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信任，进而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赏识，对手下人和党内干部，多是责备乃至痛骂，久而久之，手下人也就唯唯诺诺。熊式辉在日记中记述，蒋演讲训话，“禁制有余，发扬不足，消极否定之词太多，必使一般同志气沮胆怯，若更为声色俱厉，责备太严，则人将但求无过，不求有功，而走上敷衍因循之路”。熊对蒋直言： “总裁督责过严，干涉太甚，必毁灭干部的责任心。”熊还引述了甘乃光的看法：“甘乃光夫妇来谈，总裁每次开会常多呵斥之言，似不相宜。伊芳云国家官吏罪过当法办，以家长作风言语呵斥，于法于礼俱为不宜。又言总裁用威太过，昔时有人云，胡可敬，汪可爱，总裁可畏。西安事变后国人皆爱戴，新生活运动发动以后，国人［更］加敬服。但总觉爱与敬俱未足以畏并论，相差甚远。”
在蒋看来，军事将领“无能”，只好自己越级指挥；行政干部“无能”，只好自己兼职数十。党国“无人”，也就只好自己“独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