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6-26 09:32
林昭挚友倪竞雄：她是那么鲜活的一个人
林昭挚友倪竞雄：她是那么鲜活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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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竞雄女士珍藏着林昭的部分骨殖
临行前，我郑重其事地嘱咐不足6岁的女儿：“到上海后，我要先工作至少半天，然后才能陪你，知道吗？拜托你一定要听话，我也一定争取早点完成工作！”
女儿郑重其事地点头说“嗯”，却又问：“你不是放假吗？怎么到上海还要工作呢？”
我说：“妈妈在写一本书《林昭传》，必须要到上海采访一位老奶奶。这位老奶奶已经80岁了，她是林昭的同学、好朋友，她知道很多林昭的事情。我一直想采访她，却一直没有时间。现在正好我们俩都有假，跑一趟，你感受了火车、见识了上海，我完成了采访，这不是‘两全其美’嘛。告诉你，我们要坐的‘动车’可是最好的火车，快得不得了噢！”
女儿问：“林昭是谁？”
我说：“林昭是50年前北京大学的一个女学生，很聪明。后来因为坚持一些她认为正确的想法，不肯‘认错’，1968年被枪毙了。当时才36岁，比妈妈还年轻呢。”
女儿叹息：“这么可怜啊！那她到底有没有错呢？”
我说：“她没有错。当时很多人都假装认错，就像《皇帝的新装》里很多人假装看见了新衣服一样。只有林昭坚决不肯，她就是那说真话的孩子，憋不住地要喊：‘皇帝什么衣服都没穿！’所以，她后来吃了很多苦，直到被杀……过了很多年，才给她平反，承认她其实并没有错。”
女儿问：“林昭要是活着，现在多大年纪呢？”
我说：“跟上海这位老奶奶差不多吧，也快80岁了。她比外公大！”
女儿惊叹：“那也是老奶奶了！”然后，她再次郑重其事地点点头道：“好吧，那你到上海就先抓紧工作吧，等你工作完了再陪我玩！”
我感激地搂着女儿亲了又亲。这些年难为她经常陪我工作，无论这工作多么乏味，她都像个“小尾巴”似的如影随形，你说我不溺爱她、不补偿她行吗？于是我讨好地对她说：“好！一定！我们去看东方明珠！去野生动物园或科技馆！”
——就这样，2008年8月26日，我和女儿起了个大早，赶着8点02 分的动车直奔上海。之前已经与倪竞雄老人联系再三，她帮我们预订了一家离她很近的招待所。
最早获悉倪竞雄老人，是通过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片子里她看上去也就60来岁的样子，一头黑发，身轻如燕。我对她那平静的语气和表情印象很深，始终只是有节制地叙述着、引领着，哪怕将胡杰的镜头重新带回上海茂名南路的林昭故居，哪怕镜头里的时间、空间将我们的心搅成了乱麻，她也仍然一脸的从容澹定。完成《林昭传》初稿后，我与她取得联系。老人开始在电话里显得既冷静又警惕：“你为什么要写林昭？”她的清晰、简洁和干脆即便是隔着电波，我也能感觉得到。面对这样的质疑，我一时不知如何对答。将初稿打印成册寄往上海后，我就没再与她通话，直到8月中旬准备前往沪上面见。“好呀，我等着你。”她清晰、简洁而干脆地说，然后就在电话里详细指点路线。
一路无话。中午时分，我和女儿安抵竞雄老人为我们预订的招待所。下午两点，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前往倪家。果然近在咫尺，几乎一出门就到。在三幢高层建筑中，我很容易就找到老人的家。“来了！”有人回应我的电铃。不一会儿，门开了。面前的老人一头花白短发，背有些伛偻，但举手投足都是轻快便捷的——她就是林昭的“闺密”倪竞雄了。
这是一处装修简单、结构紧凑的三居室套房：老人和一位安徽阿姨各居一小间，还有一小间算是起居室吧。一进老人卧室，我就在门边几柜上看到了林昭的照片。照片上的林昭扎着一对白蝴蝶结，穿着一身敞开怀的军便服，侧着身子，叉着腰，微笑着。照片六七寸的样子，放在一个木质相框里。相框前有一只玻璃珠串成的粉色小猫，就是近年来流行于中年妇女中的那种珠串工艺品。我没想到这么快就与林昭邂逅了，这让我意识到：在倪竞雄的时空里，林昭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我和林昭都喜欢猫，可以说是一对猫痴！”老人对我解释那只粉色珠猫， “是一位熟人编了送给我的，我就放在林昭像前了。”
没想到，女儿对这类小玩意一向情有独钟，我还未及搭话，她已一把抓住珠猫，并兴致很高地向老人炫耀道：“我家也养了一只猫！一只小草猫，花的！”
我赶紧低声喝斥女儿，让她马上把珠猫还归原处。女儿似乎不舍，迟迟不肯听从我的指令，而这时候老人却接口道：“你也喜欢猫是吧？这个喜欢就送给你吧，你拿去玩吧！”
我尴尬极了。祭奠林昭的工艺品怎么能给小孩子随便当玩具呢？况且我深知我女儿，从来只有三分钟热度，不管什么奇珍异宝，转脸就不知所踪。这样有意义的纪念品若是归了她，还不跟那些缺衣少鞋的芭比们一个下场？然而此情此景我不便发作，而且为了尽快与老人对话，我还必须想法让小家伙立马安静下来。也许竞雄老人也是同样的想法吧，她一口咬定要把珠猫送我女儿，而小家伙听到这话，竟真的同意自己一边玩会去了。
“没关系，可以再请人家帮我编一只！”老人一边宽慰我，一边邀我坐下。
我拿出纸笔静静坐着，等待着老人的回忆。
老人似乎正在搜索一个起点，迟疑了一会儿，她叹息道：“在你们的眼中，林昭有这样那样的思想、才华，那么不平常的人生，那么了不起的举动……可在我眼中，她就是那么活生生的一个人。睁眼闭眼，音容笑貌都在面前……这么多年了，好像一点没变……”
顿了一会儿，老人接着说：“我跟林昭不一样，她是那样一个家庭出身，有那样不同寻常的父母。我家是草根，父母都是没有文化的。爷爷奶奶把我养到14岁才把我送到上海父母身边，用现在的话说，我父母当时在上海是‘打工’的，勉强维持生活。48年春，父亲对我说：‘我们把你养这么大了，不能再养了……’他的意思是赶我出门。林昭是自己逃离家庭，我和她不一样，我是因为家里穷，被父亲赶着离家的。所以，虽然我这个人这辈子做事算不上积极，作为一个离休干部，却没有入过党，但我对新社会、对共产党是衷心拥护的，所以我不会像林昭那样思考那么多。”随即，老人向我介绍了她的旧事，一个那个年代贫困家庭的辛酸。当说起早逝的妹妹时，她的心显然至今仍在隐隐作痛。
1949年，倪竞雄与林昭相识在苏南新专。 “当时新专是8个男生、2个女生一个居住区，我与林昭的宿舍隔壁隔，但在校时没什么交往，我们两人互相有些看不惯。”竞雄老人说，林昭喜欢抛头露面，在新专是个风云人物，而自己性情沉静一些，跟她有些不一样。“有一次林昭写了一出方言剧，我是这出戏的主演，但即便这样，我们当时还是没什么交情。”
“您当时不喜欢她是吗？”我问。
老人摇头道：“不太喜欢。我觉得她有时有些做作、不爱卫生……她爱哭，讲话尖刻，爱与人斗嘴；爱喝酒，酒量又不大，一个人喝醉了躺倒在田埂上；嘴馋，没钱会向人借钱买吃的……跟你讲啊，她整天风风火火的，每天一大早出去，到很晚才回宿舍，弄得一身汗津津的。因为天太晚了，可能不及时换洗衣服吧，她就把汗湿的衣服随便搭在一个什么地方，先找件干的换了。第二天一早又出去，晚上又是很晚才回来，然后再把昨天晾干的衣服穿上，再把身上这件湿的再挂起来……这么两件脏衣服轮着穿，她就能做得出来！……”
“她不讲究穿着吗？我看很多资料说她很爱打扮啊，平时还扎蝴蝶结。” 我问。
老人依旧摇着头：“她呀，什么都随着她的性子。打扮起来也是讲究得不得了，但大多数时候她是顾不了这许多的。她长得不算漂亮，彭令范漂亮。记得1959年吧，我到北京为沪剧改编《蔡文姬》搜集资料，她当时在人民大学资料室。有一次我约她出去玩，看到她脖子上黑乎乎的，像是没洗干净，我说她：‘你呀怎么脖子修烟囱管呢！’她略显不好意思地说：‘你这促狭鬼！’——她呀，就是这么不注意小节，所以当时有些女生不喜欢她。不过呢，我跟她也差不了多少，我也是个对穿着打扮大大咧咧的一个人。在土改队时，有一次我的鞋子穿破了，脚趾都露出来，我们组长就指着我说：‘你看看你，一个大姑娘家，就穿这种鞋子啊？真是冤枉做了个女孩啊！’——我和林昭心思好像都不在这方面，经常注意不到。”
“那您和林昭是如何成为朋友的呢？”我问。
“我与她的缘分啊，是后来土改下乡以后。1950年，苏南新专毕业，我和林昭都报名参加了土改队。本来要分配我到上海《海员报》的，我没去。林昭本来可以分配去文联的，她也没有去。我们当时都有作家梦，这是我和林昭志愿参加土改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理由。当时我们都希望通过土改，能写一部像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那样的作品。52个人，无锡团一半，苏州团一半。我和林昭都在苏州团，我们一齐来到吴县，由吴县县委接待。县里呢，就把我们安排在一间仓库里，让我们在有很多小虫的稻草上打地铺。那天晚上，我和林昭的地铺正好挨在一起。我们从发牢骚开始越说越投机，第二天一早，竟都有相识恨晚的意思！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后来分组下乡，我在甪直，她在浒关，我们开始通信。她肺不好，经常咳嗽。有一次，我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点鱼肝油，就夹在一般信封里寄给她了，傻乎乎的。她收到后大为感动！我们的友谊越来越密切了！”
“您说您与林昭的性格、出身、观点都不尽相同，那你们友谊的基础是什么呢？”我问。
“我也说不清。她有点怪，我也有点怪，可能在别人眼里，我们是一对怪人。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谈，那个年纪，我们的共同话题之一是恋爱。有一次回无锡休整，她非要在一片油菜花地里照相。后来知道，那片油菜花地可能留下了她一段情感记忆。”
“当时你们都在恋爱吗？”我问。
“可能她觉得自己是在恋爱吧。她同她的组长接触较密切，认为人家对她很关心，双方已经是恋爱关系。但人家后来明确回答没有，只因为自己是组长，才与她走得近些。我后来为这事专门当面问过这位组长，那已经是退休以后的事了，人家还是摇头。她经常会这样，自己的感觉来了，就以为是那么回事。我和她都热爱文学，我是非常非常理解她这种状态。土改时，有一个记者追求她，给她留了很多邮票，让她专门用来写信给他。有一次她告诉我：‘你猜怎么着？我就想写一封信，把所有邮票全贴上去，一次性全还给他！后来我想乐得留下自己用，一封信也没有寄给他。’说完她那个得意啊！就像小孩子恶作剧成功了似的！我当时与一位同学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到土改结束时也结束了，很痛苦。林昭因此经常为我打抱不平，有一次，她当着那位同学的面趾高气扬地说：‘倪姐什么都好，就是眼睛长得不好！看人看走了眼！’她就这么当面讥讽他为我出气，人越多她越来劲，骂完了自己还特别得意。”
“经常不让人下台阶是吗？所以大家都觉得她刻薄？”我问。
“是啊，她说话是只管自己痛快，不管别人受不受得了的。包括对我们队长，也会当面挖苦人家，人家也拿她没办法。我当时跟她也差不了多少啊，有一次我们队长在当众讲话，好像在讲解政策什么的。我也不知怎的，忽然就站起来说：‘你说的也未必是真理啊！’组长当时就愣在那儿了，后来他气得骂我：‘你就不能会后找我单独说啊？！’唉，我现在要是从头再活一遍，肯定会比那时候聪明得多！”
“那林昭后来被当众点名批评，是不是就因为这些小节呢？”我问。
“因为她得罪了顶头上司啊。我们队长为人宽厚，没有为一两句话与我们过不去，林昭没我幸运。”
“批评她的陈部长是谁？”我问。
“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啊。”
“那也算高层领导了。陈部长不可能认识林昭吧？难道林昭真有那么严重的问题值得在上千人的总结大会上批评？”我问。
“还不是她顶头上司汇报的嘛，要不然陈部长哪会知道有个林昭！当时不是刚解放嘛，很多干部喜新厌旧，看到城里漂亮姑娘就想把自家农村老婆换掉。我和林昭都特别反感这个，人前人后说了些抨击此类现象的话，让这些头头们记恨在心了。林昭的顶头上司也是，看中一个姑娘，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非横刀夺爱不可。林昭对此深恶痛绝，曾公开表示了气愤，这应该是她与顶头上司结怨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一直认为，土改总结大会上被当众点名批评，对林昭的影响不亚于1957年‘反右’！当时我真担心她会想不开啊……”
老人告诉我，林昭平时情绪容易波动，她是个非常敏感而脆弱的人，文学气质很浓，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哭，她说过“如果我滑进水里也没人知道真相”之类的话。那天总结大会后，她想方设法要见林昭都没能如愿。最后，她只收到一张林昭的字条和照片。老人说，林昭其实是1931年生的，属羊，比自己小两岁。因为母亲许宪民觉得女孩子属羊不吉利，就把岁数改了一年，但现在似乎已经将错就错了。
正聊着，女儿忽然跑过来赖到我怀里，她开始不耐烦了：“你还工作完了？我们走吧！”
我觉得与竞雄老人意犹未尽，但一看时间，居然已经傍晚了。唯恐老人身体不适，我想还是及时刹住才好。“我明天上午再来好吗？您身体吃得消吗？”我问。
“可以。明天我再想想跟你谈些什么。”说着，她起身送我们出门。
女儿似乎想把那只粉色珠猫带走，被我发现后当即制止。竞雄老人仍然坚持：“送给你啦！”我说反正明天还要来呢，明天再说吧。女儿还算识趣，只带走一袋奶奶送的牛肉干。
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按响竞雄老人家的门铃。
女儿熟门熟路，一进门便再次拿起那只粉色珠猫——我晕！
再次迁就，女儿再次让我与老人静谈。
竞雄老人戴起眼镜，拿起本子对我说：“昨晚我想起几个问题，必须跟你说一下。一是，林昭被处决后许宪民的反应。这个是冯英子的夫人严倩丽对我说的。当天夜里十二点钟左右，当时大家都已经睡下了，许宪民一个人跑到冯英子家，往床上一坐，一声不吭。他们再三追问，许宪民才说：‘苹男被枪毙了。’然后失声痛哭。”
据介绍，林昭妹妹彭令范工作后一般住宿舍，偶尔回家看望母亲，许宪民平时一直与儿子彭恩华住在茂名南路159弄。1949年后，因为接二连三遭遇变故，林昭一家变得伤痕累累，每个人都曾经历不可想象的炼狱，每个人都曾忍受难以描绘的磨难。于是，这一家人的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也是我们常人不可理喻地复杂和怪异。经过竞雄老人不厌其烦的解释，我总算大致明白许宪民晚年为什么如此凄凉，也总算弄清楚林昭及其父母的骨灰如何会失而复得——天哪，林昭背后的故事决不比林昭本身更简单！那是一个巨大时代投射下来的巨大阴影，且不说我们的父辈，即便是我们，又哪里容易走得出噢！
竞雄老人告诉我：“2000年，得知林昭骨灰下落后，我和小许专门跑到息园验证。我们找到了骨灰盒，打开后，是一个黄色的、那种仿丝绸的布包。再打开，有一个红布口袋。红布口袋里是骨灰，还有一根骨头，那么长（她比划了一下），好像是臂膀上的。”
我点点头：“胡杰的纪录片里有这个镜头，他还拍到头发……”
“胡杰是后来自己去的，是我告诉他的。红布袋旁边有一个用当年《解放日报》包裹着的一把头发，差不多半是白发……那头发很粗。我知道林昭的头发是很粗的……以前有一次她哭闹着要我帮她剪去三千烦恼丝，她发丝是很粗的……”竞雄老人回忆最后一次与林昭见面，是1962年她保外就医的时候，当时林昭还没有一根白发。
“土改结束后，您与林昭联系多吗？她后来去了常州，您到哪儿了？”我问。
“她到常州报社工作，我到了南京交通厅。因为不喜欢这工作，还是想当作家，1953年我就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学编剧。林昭1954年参加高考，当时我老公还帮她复习迎考。她上北大后，我们在北京经常见面，星期六我常都到北大去，睡在她宿舍。她进城很少，一般都是我去。1956年中戏领导要我们深入生活，把我们这届提前毕业了，我被分配到上海沪剧院当编剧。要不是正好提前毕业，我1957年肯定也跑不掉的。1959年，我到北京为沪剧改编《蔡文姬》搜集资料，大概是端午节前后吧，在北京呆了一个月，和她经常见面。当时她在人大资料室，已经是‘右派’了。但当时她情绪一直很好，很轻松，她还在咖啡馆里让我见了甘粹。我当时没把这事当真，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她呢也没有细说。然后就是1962年上半年在上海，她忽然来亭子间找我。当时她烫了头发，看上去挺精神，在楼下就问我；‘我从哪种地方来，你害不害怕？’我说：‘老同学了，怕什么。’那段时间我们见面不少，她还告诉我到《解放日报》找胡子衡，骂老胡没教我们怎么做人。后来老胡跟我抱怨，说林昭在办公室拍桌子打板凳，不管不顾什么话都说，他都怕死了……再后来，大概是1962年下半年吧，有一次我到茂名南路找她，彭令范开的门，她一见我就说：‘你怎么还来？你再也不能来了，她又进去了。’我问：‘这次怎么样？’她说：‘比上次更重。’我一听就明白了，后来就再也没有找过她。她被判20年的消息，还是文革中红卫兵小将告诉我的。”
“彭令范不愿意您上门是吗？”我问。
“她唯恐连累我吧。其实许宪民一直是想看住林昭的，谁找林昭她都不高兴，恨不得把林昭锁在家里，她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出事。每次到她家，许宪民脸色都不太好，现在彭令范既然这么说，我自然不好再上门。文革中红卫兵小将找到我后，我不得不毁掉一批书信，包括林昭‘反右’前后的一批书信。真是非常可惜！除了这批信件，她给我的其他信件我都收得好好的。”
“您与林昭交往了这么长时间，您觉得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对情感有什么看法？您当时已经结婚生子，她是否对这种正常的家庭生活表示过向往呢？”我问。
“她这个人啊，比较率真、热情，一根直肠子，这点像她妈妈。脾气，像她父亲，认死理。会使小性子，但还是讲道理的。情感方面，她是受文学影响太深了，追求浪漫，感情来得快，可以有很多的激情。1953年我上中戏，是带着肚子去，后来生了个儿子。在上海坐月子期间，她跑到我家来陪我。我家房子很挤，有妈妈、老公还有一个哇哇哭的小宝宝。她也不嫌烦，非要打地铺睡在我家。她这个人很‘普罗’的，可以睡在地上，可以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像彭令范，有贵族气息……他们家人脾气有些怪。80年代，我曾和苏州的新专同学张学群一起寻访她爸爸的遗踪。当时好多旧房子都拆了，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几位老邻居。彭国彦和许宪民离婚后居无定所，后来就住在一个小棚棚里，在一条小河旁……一个80多岁的念佛老太太说，彭国彦最后为混口饭吃，就跟着她们一起东家跑西家跑念佛。这种状况了，他还跟人家吵架，弄得念佛老太太都赶他走。彭国彦孤傲乖戾，命运多舛。彭恩华则是另一种类型，许宪民留有遗书《我为什么被亲生儿子毒打九次》……胡杰把林昭《给人民日报编辑的信》散出去了，还有什么人传出有关林昭的信息，彭令范就来信或来电质问我，好像什么事情都该由我负责似的。从知道确切信息后找到令范，到一起到北京参加林昭追悼会，再到1984年12月令范出国为她送行，我都把令范当作妹妹，她也当我姐姐。出国后一直通信到2004年，不知为什么，她最后那封信上说曾与我有过一‘缘份’，但‘情缘二字怎分别，情与天地共存，缘则有时而灭’，可能是缘尽而情灭了，所以今年5月她回国扫墓来上海会友，连个电话也不打，我已足80岁老人了……她的心真够冷的了。”
我越发无语。
“林昭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你说她有这样问题也好，那样毛病也好，她的光辉也是谁也掩饰不了的！她确实是一个求真的人，为真理不惜生命！有不少人试图将她神化，把这样那样的光环套到她头上，我是很不以为然的。还有人更恶劣，试图利用林昭哗众取宠，甚至不惜虚构一些情节……”
我十分赞同：“我认为应该尽量还原真相。事实上历史已经是不可能完全还原的了，哪怕就是当事人，他的回忆也可能有误差，更何况他的感受、他的观点也在不时地变化。正因为还原是如此困难，我们才需要做出很多努力，将覆盖在史实上的尘埃一点点清理干净。”
“所以，你写林昭传要仔细核实资料，不能完全相信当事人的回忆。”
停了一会儿，竞雄老人忽然问我：“你怎么看待林昭信教的问题？”
我说：“我觉得她是一个感性的人，她的信仰也是感性的，并不是一般基督徒的那种，也不是教会常规理解的那种。”
竞雄老人点点头：“她的基督教是她自己的基督教。基督教也未必就代表真理，西方中世纪的黑暗不就是基督教会带来的吗？那残酷、那血腥，也不亚于其他专制势力吧？所以，后来有教会的人来找我，向我了解林昭作为教徒的情况，我都一一谢绝了。信不信教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林昭找到了一个精神支点，坚持了真理。”
我问：“您刚才说了第一个问题，昨晚您还想到什么问题呢？”
竞雄老人又戴起眼镜、拿起本子看了一眼，说：“第二个问题，林昭为什么对柯庆施产生幻想？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回避不掉。她在狱中写了数十万的文字，自比柯庆施的‘未亡人’，这不是简单可以回避的。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也没有想通。也许是许宪民给林昭透露过信息，让林昭对柯庆施给她平反充满希望？许宪民是个能量很大的人，她后来为解救林昭可谓挖空了心思，不排除搭上柯庆施这条线的可能。否则林昭在狱中，消息隔绝，凭什么知道柯庆施？凭什么对柯庆施有那么多的激情？”
我点点头说：“这些只有等林昭的档案解禁才能真相大白。”
竞雄老人也点点头说：“档案反正在那儿，五十解禁也罢，一百年解禁也罢，反正白纸黑字在那儿了，改变不了。这些我是不担心的，我担心的是活人这块。陈伟斯先生看过林昭的档案，后来好多东西还没来得及写，人就走掉了，我好后悔当初没有盯他盯得更紧些。现在许觉民也走掉了，下面还不知道由谁来整理林昭的资料。这些年我还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把林昭搬上舞台！我觉得林昭这个形象太适合芭蕾表现了！为此，我曾找到舞剧的编导，向他介绍林昭。他开始非常感兴趣，后来了解得多了知道这事麻烦多，就不肯再继续下去了。你觉得林昭要是上了舞台，是不是很精彩呢？”
这时，女儿又回来了。她刚才和阿姨在楼下玩，被蚊子咬了个包，赶紧跑来给我看。我给她擦了风油精，安慰两句，想劝她再给我一点时间。竞雄老人趁隙起身离去，不一会儿转来，手里多了个小瓶。“这是林昭的骨灰。”她说，“那天悄悄收了一点。”我请她举着小瓶让我拍张照，她同意了，一个古稀老人手举亡友骨灰小瓶的照片让我颤栗！她又拿出一只小塑料袋，里面有一朵枯黄的干花：“这是林昭追悼会上的花。”我把这朵干花放在案上。当镜头对着它时，我想当初它一定娇嫩欲滴吧。竞雄老人还把张学群的文章给我看，张学群先生亦为苏南新专林昭同学，后供职于苏州图书馆、苏州文史馆。因为工作的便利，张先生有幸见识过彭国彦、许宪民的许多档案，他还不辞劳苦多方查找资料，对林昭父母的生平进行了比较准确的梳理，写成《一家两代 碧血鸣啼——记林昭姐妹的双亲》一文。可惜这篇文章至今没有机会公开，以至于人们对林昭父母至今仍有许多讹传。
时至中午，竞雄老人留我们午饭。为抄录一些资料，我听从了她的安排。
“您和林昭，平时一般说上海话还是普通话啊?”我问。
“我们是想起什么就说什么，有时是上海话，有时是普通话，有时是苏州话。她平时讲话是苏州口音的普通话。”竞雄老人息了会，又说：“今年是林昭殉难40周年，本来想在苏州灵岩组织集体活动的，后来障碍重重，不得不取消了。”竞雄老人取出几张照片，“我去了。我看到墓地上有很多鲜花、挽联、挽幛什么的，显然很多人自己慕名而去了。我还看到有很多年轻人，20来岁的年轻人，大学生，他们也去了。看到年轻人关心林昭，我真的很高兴！一些年轻人没想到还有我这样的老人去扫墓，他们问我是谁，与我拍照。你看就是这照片。”
我看到竞雄老人面色凄凉地坐在墓边，那一脸深刻的悲哀、孤独和执著，让人看一眼就冷到心里去！可怜的老人啊！
“在墓地上，我哭了……以前我给她扫墓哭得不多，但这次我忍不住哭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委屈，林昭委屈，我自己也委屈……”她不住地摇着头说。
我简直听不下去了！幸亏还有女儿偎在怀里，她温暖的身体、娇美的面容提醒我：必须保持理性！必须保持距离！
“昨晚我躺在床上，忽然想到几句话，就随手记在本子上了。我说林昭啊林昭，你做什么都做到了极致：做朋友，你把我们逼到了极致；做囚犯，你把敌人逼到了极致；做儿女，你把父母逼到了极致，你真是大大的不孝啊……”竞雄老人欲哭无泪。几柜上的林昭默然微笑着，仿佛在对老人说：呵呵，倪姐，还是你最了解我呢！
“妈妈，我们走吧！我累了，想睡觉啦！”女儿忍耐不住，开始发动总攻击了。
我向竞雄老人告辞。这一上午的对话，实在是太辛苦！这几小时难道是整整40年的高度浓缩吗？得知即将离开，女儿竟然又把视线投向了那只珠猫——她一直念念不忘呢！竞雄老人当即明白了：“说送给你就送给你了，拿着！”她不由分说，把那只珠猫塞进女儿手里。女儿大喜，还兴高采烈地提出新的要求：“让我在那些猫前拍张照吧！”原来，她又看中了竞雄老人贴在一个柜子上的群猫图。于是，我又等她在群猫图前摆了个POSE，顺便又请女儿帮我和竞雄老人合了影。说起猫，竞雄老人又道：“我为猫犯起痴来，那也是少有！曾经有只猫走失了，我特意跑到上海的猫市，一个摊子一个摊子地找，拜托猫贩子帮忙……林昭爱猫不亚于我……”
竞雄老人坚持要送我们下楼，她说必须天天沾点地气保证健康。好在有电梯，上下楼非常方便。在小区里发现运动器械，女儿看到了就不肯走，非要把每种器械都玩一遍不可。竞雄老人就陪在旁边，一边与我闲聊，一边轻描淡写地描述了她的大半辈子：儿子刚刚学步，丈夫就另有所钟闹着离婚。1957年，丈夫成了“右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他们的婚姻也就此解体。而母亲当时又患癌症，自己找遍熟人借贷才让母亲多活了几十年，子孙三代就这么相依为命挺过来了，现在孙子已经 25岁。可悲的是，等到80年代平反改正时，孩子父亲已经精神失常，晚年过得很凄惨，前年已逝世了……
当天下午，我带着女儿在招待所休息了好久，才感觉稍稍恢复了元气。然后我们去南京路。在灯火辉煌的黄埔江边，我和女儿第一次看到东方明珠，我们都很开心，我们很晚才赶回去睡觉。第二天清晨，我迷迷糊糊被房间的电话吵醒，没想到是竞雄老人打来的。“你们昨晚出去玩了是吗？我打电话你们不在，我又想起几个问题要告诉你。”接着，她依旧用清晰、简洁而干脆的语气，对我解释了一些事情。我不喜欢制造离别之情，所以当她问我们何时离沪时，我赶紧说：“我会再给您打电话的，回去就把照片寄给您。如果需要，我过段时间再来。”
果然不出所料，还没等回到南京，女儿就已经把珠猫忘到了爪哇国。在上海科技馆疯玩一天，我和她都眼花缭乱、筋疲力尽。面对高科技、全仿真的非洲大陆、热带丛林，我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完全失重般不知今夕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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