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6-19 14:57
张充和与卞之琳的民国罗曼史
张充和与卞之琳的民国罗曼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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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张充和于2015年6月17日在美国逝世，享年102岁。 张充和1914年生于上海，祖籍合肥。她是民国时代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之一，系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张充和在1949年随夫君、美国汉学家傅汉思赴美，50多年来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耕耘一生。她被誉为“民国最后一位才女”。
著名诗人卞之琳与张充和曾经有过一段无疾而终的恋情。斯人已逝，而往日的情缘已成为后人的谈资。而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在彼此风华正茂时相遇，彼此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这种淡淡的爱与遗憾，也许只属于过往的时代吧。
作者=苏炜
来源=苏炜/著 《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 卞之琳《断章》
喜欢现代白话诗歌的人，都会读过卞之琳的这一名篇。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卞之琳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声名，是直接和《断章》名句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再别康桥》之于徐志摩一样。
一直听闻，卞之琳这一名篇，就是为张充和写的。诗中的那个“你”，就是卞之琳苦恋了几十年的“张家四小姐”——— 张充和。所谓“卞张罗曼史”，虽然不若现代文坛掌故里那几段著名的罗曼史那么有名——— 比如，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之恋，郁达夫与王映霞之恋，张爱玲与胡兰成之恋，徐悲鸿与蒋碧微之恋，等等；但是，在文学圈子和广大读者中，“卞张之恋”，也早已蜚声遐迩，传扬久远了。
那天去看望张先生，看见茶几上散放着一本《卞之琳纪念文集》，好像是亲友刚刚寄赠的，我便借着这个话题，略带迟疑地开了口：“张先生，能给我谈谈卞之琳么？我知道卞之琳这段苦恋的故事很有名，可是一直不好意思问你……”
张充和和丈夫傅汉思
没想到，张充和朗声笑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跟他恋过，所以也谈不上苦和不苦。”
这个答案有点出我意料。本来，我等着要听一出凄美悱恻的“罗曼哀史”呢。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认识就很早了。卞之琳出北大的时候，我进的北大。可我还没进北大的时候，在北大校园就见过他。后来又在沈从文的家里碰见过。我记日期总是很差，可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给我写信。”
从资料上看，卞之琳是一九二九年进的北大英文系。张充和是一九三四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此以前，曾在北大旁听课程。
“这么说来，卞之琳对你是一见钟情了？”
张家十姐弟
张充和笑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
“那，你给他回过信么？”
“没有。那些信，我看过就丢了。”
“他给你写过多少信？”
“至少有过百封信吧。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这个“惹”字，我注意到她随后用了好几次，“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
“噢？那，他是典型的单恋了？”我确实大感意外，我所熟悉的“五四”青年那一代人的恋爱故事，若不是“狂飙突起”，也至少不乏“花前月下”的。
“完全是单恋，”张充和的回答很直接，“不过感情很强烈。前后持续的时间大概有十年。我不理他，他就拼命写诗，写了很多无题诗。”
我问：“你不爱他，怎么不跟他说清楚呢？”
张充和笑道：“呵呵，从来大家都这么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我说，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他从来没有认真跟我表白过，写信说的也只是日常普通的事，只是写得有点啰唆。别人不了解，以为是我惹了他又不理他，他自己也老对别人说，我对她有意思——— 其实完全没有，说良心话，一点意思都没有，从来没有惹过他。”
“是不是你的什么善意的表示，给他带来误解了呢？”
“他后来出的书，《十年诗草》、《装饰集》什么的，让我给题写书名，我是给他写了；他自己的诗，让我给他抄写，我也写了。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
我笑着说：“张先生，那我当面想求证一下，都说卞之琳那首最有名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那里面的那个‘你’，就是你张充和——— 张家四小姐，对么？”
《天涯晚笛》
苏炜/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张充和微笑着：“大家都这么说，他这首诗是写给我的，我当时就有点知道……”
“那大概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写的？”
“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了——— 大概是在昆明那一段吧？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并不长的。我们在北平认识了以后他就开始给我写信，可是随后我进北大，他却离开了北大。后来抗战开始，我在成都时，他在川大教书，川大以后他就去了延安，去了延安信就很少了。他好像从延安又到了昆明联大，我们又在昆明遇上了。可我后来就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苏州，他专门来看过我，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单独出去过，要出去玩，都是一堆人在一起。”
我记得在哪个资料上读过，卞之琳晚年整理他的文集，还把他与张充和在虎丘的一张合照放了进去。我猜想，想必就是那次苏州造访，“一堆”结伴出游的年轻朋友们，当时起哄让他们合照的。
“随后我就跟汉思结了婚。我到美国后，卞之琳还来过信。我听说他直到四十五岁才结婚。‘文革’结束后我到北京，他专门要请我的客，我还到他家见到他的夫人。呵呵，那就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她顿了顿，摇摇头，又轻轻笑了起来。
我拿起桌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随意翻着，笑道：“看来，这段单恋和苦恋，没有成就出伟大的爱情故事，却成就出了一个伟大的爱情诗人。我相信《十年诗草》里面许多有名的爱情诗，都是为你而写的。我还记得有一首叫《鱼化石》，写得很美，但表述得很含蓄。”
“也许吧，”张充和眼瞳里似含着一丝苦笑，“我写旧诗，他却不写旧诗。我不太看得懂他们写的新诗，包括卞之琳埋头写的那些新诗。”
我顺口提起了民国时代那几段有名的罗曼史，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什么的，都曾经轰动一时，便问：“都知道你们‘张家四姊妹’在昆明、重庆时代很有名，你又是四位小姐当中唯一单身的，那时候，一定会有很多追求者吧？”
“我从来没有过那种轰轰烈烈的感情，”张充和的回答很平静，“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做诗，你说我能怎么办？”说着老人就转移了话题，“陆小曼我倒是见过的，那是战后在上海，不知和谁一起见的她，不过那时，她已经很见衰老了……”
卞之琳
这个话题至此就打住了，张先生似乎再无意细述下去。那天是雪霁初晴的天色，老人心情很好，谈兴一直很高，随后谈到与胡适之、张大千、章靳以等长辈老友交往的故事，似乎比谈论这段“卞张罗曼史”有着更高的兴致。我确实也注意到，在很多人那里——— 除了卞之琳本人，也包括沈从文，更不必说坊间的流传——— 曾经重笔渲染过的这段“卞张之恋”，在张充和以往的口述实录里(比如《合肥四姊妹》)，反而一直是分量很轻，一笔带过的。“剃头挑子一边热”，这大概才真实反映了这段著名的民国罗曼史的失衡与失重吧。
yingyinc 2015-6-19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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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和：“我要回到更旧的世界里去”
2015-06-19
看历史
微信号 EYEONHISTORY
看历史微信公众号：EYEONHISTORY文/王月
看历史故 人↑张充和摄于抗战时期，她所住的这间套房原先是个小佛堂。
“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张充和于2015年6月17日在美国逝世，享年 102岁。她是民国时代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之一，系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张充和于1949年赴美，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被誉为“民国最后一位才女”。
在张充和身边，有说不完的故事。但她总爱待在自己的小园里，向着断井残垣，梦想回到更旧的世界里去。
上世纪50年代，卞之琳不再写诗。他将自己近百万字的小说《山山水水》烧掉。这小说写的是他和张充和的故事，已不符合时代的主题。1953年，他投身于江浙农业合作社试点工作。一个秋夜，诗人来到苏州，被安排住进了九如巷3号的张家老宅。
这实在太巧，这里是张充和以及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四姐妹的旧居。这一晚，卞之琳在日记里这样记述：“秋夜枯坐原主人留下的空书桌前，偶翻空抽屉，赫然瞥见一束无人过问的字稿，原来是沈尹默给张充和圈改的几首词稿。”诗人觉得这是缘分，便把这几张纸取走保存。
回到九如巷时，张充和已经16岁。她出生于1914年的上海，却在合肥长大，因为她的一个叔祖母没有后代，便将充和过继过去。
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她花重金为充和请塾师。头一个爱教骈文，她不满意，又请了一个朱先生。这个老师第一堂课就交给充和一篇《项羽本纪》，让她用红笔断句。
充和便跟着朱先生写字，念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课堂在合肥张家的藏书楼的一楼。二楼藏着书，有十三经、二十四史，有小说、剧本，还有上百块笨重的木板，那是《古文辞类纂》十五卷的珍贵雕版。叔祖母让充和随意看书，她在这里读到的第一本长篇是孔尚任的《桃花扇》，接着是汤显祖的《牡丹亭》。
叔祖母去世后，张充和回到苏州大家庭。和她三个时髦的姐姐相比，充和一直待在乡下，所以有些土气。父亲张武龄在苏州创办了女学，三个姐姐接受的是相当洋派的教育，她们知道新文学、白话文，知道胡适之。充和只会古文。
充和的父亲是昆曲迷，每个星期他都会请来老师，让自己的女儿们学唱昆曲。在充和过来之前，这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充和来了，看到姐姐们唱昆曲，她大吃一惊，原来那些曾经读过的句子，都是可以唱的。
多少年后，身在美国的张充和，当起了昆曲老师。她在大学里讲授、示范演出昆曲，让美国人对昆曲之美感到震撼。而她的弟子，也促成了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张充和在美国的弟子陈安娜曾撰文回忆老师：“充和教学生是很认真的，因为她自己学昆曲就非常认真，每首曲子至少拍一百遍，把握了唱腔和气口以后才吹笛子。”
如今昆曲所用的笛子，有两根，一根是尺字调，一根是小工调，这是经西洋钢琴定音后的结果。但充和的笛子，只有一根，是老式的平均孔笛子。如果用这种笛子，音准就跟别的乐器配不起来了。
陈安娜提醒充和，现在昆曲的世界已经变了。但充和却说，“我已经快一百岁了，难道还要我来适应你们的昆曲世界吗？”
过去的昆曲，讲究咬字吐音，讲究基本功，而非急着上台，将身段变得毫无道理的繁复。1986年，为纪念汤显祖诞辰300周年，充和回国，与大姐元和合演了一出《游园惊梦》，元和演柳梦梅，充和演杜丽娘，让台下观众见识了旧世界的风采。这才是水袖轻舞，余音袅袅。
台下一位日本观众看哭了。他说，这是大家闺秀演绎大家闺秀的传奇，精彩、传神。后来，演出的剧照被俞平伯看到，他说这是“最蕴藉”的一张照片。但充和却始终不喜欢登台，每次演出都要鼓足勇气，演出之后好像大病了一场。她喜欢待在家里，在曲会上和志同道合的曲友同乐。
1933年，张充和离开苏州，前往北平，去参加三姐兆和与沈从文的婚礼。之后她决定留在北平。没有事做，她便参加北大的入学考试，结果国文得了满分，数学得了零分。北大还是破格录取了她。
这一年，卞之琳刚刚从北大毕业。那时他已是诗坛新星，闻一多夸他是“技巧专家”，又夸他在年轻人中间不写情诗，是一个榜样。初秋的一天，诗人去达子营二十八号拜访沈从文，看到在槐树下，巴金、沈从文，还有几个文学青年，正听着这个女孩兴高采烈地说话。
充和的北大生活很活跃。她喜欢戴一顶小红帽，便被同学们称作“小红帽”。相比学业，她更爱的是昆曲，常常和卞之琳这些好友去戏院。曲终人散，已是北平城的深夜，男生们首先送充和回到沈从文家中。
后来，充和因病未能完成北大的学业，她回苏州养病。抗战爆发后，她便去了昆明，与沈从文的九妹同住在一个房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她则吹着笛子，将弹琵琶的、弹古琴的都吸引过来，她的房间便成了音乐爱好者的聚会场所。
汪曾祺曾经在一篇回忆西南联大生活的文章里写到张充和，“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个人便是张充和。汪曾祺是她的粉丝，“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过几张唱片）。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那时没有录像，张充和是如何娇慵醉媚，只能从画上看。
那是1938 年，充和辗转来到成都，在成都演出昆剧《刺虎》。张大千邀她到家中聚会，充和演了一段，张大千极为赞赏，当场挥毫，画了两幅小品送给她。
一幅是古装仕女持扇立在芭蕉下的背影，另一幅是水仙花，象征充和演出时的身段。充和一看这水仙，就做了一个身段，问张大千，是不是就是这个身段，张大千点头说是。
后来，张大千访美，听说充和家的花园里芍药开花了，便天天到她家去作画。仕女图和水仙花，充和还挂在客厅里，不过她已不记得那时她唱的是《闹学》还是《思凡》。
那时的充和，很少工作，但她衣食无忧。叔祖母在合肥为她留下田产，她可以靠收租过活，不必依附他人。相比要养活一家子的沈从文，她手上宽裕得很。
沈从文喜欢带她去淘古董。看到心爱的便让她买，“四妹，你应该买这个，应该买那个。”充和心里明白，“我若买去，岂不是仍然塞在他家中，因为我住的是他们的屋子。”
战争期间，万事艰难。在沈从文家中，充和的书桌是四个煤油桶上搭起的木板，她就穿一身朴素的旗袍，梳着麻花辫，坐在蒲团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读书、习字。书桌可以简陋，但笔、墨和砚台必须是最好的。
在昆曲之外，充和毕生的爱好还有书法。幼时她跟着朱先生临颜真卿的《颜勤礼碑》，很小就能写大字，甚至题匾额。后来又写小楷。她性格活泼，26岁住在大院子里还要爬树。她那时的字也很俏皮，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不拘一格。
↑张家四姐妹合影于1945年。前左起：允和、元和，后左起：充和、兆和。
1940年，张充和转往陪都重庆，认识了沈尹默，马上向他请教书法。沈尹默教学生，不说她哪一笔不好，哪一字不对，只告诉充和，你应该看什么帖，临什么碑。在这之后，充和的字就有了更多纪律。
去歌乐山的沈尹默家，充和要坐一小时的公共汽车，或者去搭运煤油的卡车。回去也是坐公交。有次沈尹默坚持要送充和去坐车，但他高度近视，充和担心他找不到回家的路，没上车，偷偷跟在他身后，目送他平安返家。
沈尹默习惯早起临帖练字，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充和也学着这样，勤练不辍。
当时在重庆，空袭警报要响三次，头一次是告知将有敌机来袭，这时候就要停止手头的工作了；第二次是告知敌机已经接近，必须下防空洞了；第三次警报拉响，敌机已经到达。
防空洞就在充和的桌子旁边，她随时可以下去。但等着警报无聊，她就练字。张充和的字，很多都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警报响之间写的。她写小楷，因为那时不会有人替她磨墨了。
张充和的爱好，在一群新青年中显得格外另类。大家都忙着追赶潮流、接受新思想，她却停留在古典的世界里。她看不上用白话文写作的人，觉得卞之琳的新诗缺乏深度，对教授古典文学的刘文典却颇有好感，哪怕刘文典口出狂言，说沈从文一个月只应该拿4毛钱薪水。
张充和初识沈从文，是在1932年的夏天。一天，九如巷3号来了一个“苍白脸戴眼镜羞涩的客人”，说是姓沈，来看张兆和。
沈从文给兆和带来礼物，全都是书。然后，一家人都听着他讲故事。这年冬天，沈从文又来苏州，大家又想听故事，晚饭后就围坐在炭火盆旁，听沈从文讲湘西的故事。
充和听得有些倦了，迷迷糊糊中，听得有人喊：“四妹！四妹！”她惊醒，发现是这个第二次来的客人，心里老大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但第二年她就去北平参加婚礼了。
在沈从文之后，卞之琳也来到苏州九如巷。那是1936年，卞之琳回家奔丧后，到苏州拜访养病中的充和。充和很高兴，病中无聊，难得有朋友来看她。她便自告奋勇地陪同卞之琳，游览了苏州的所有风景名胜。
此时的诗人，心中激动得不能自已。3年前他就陷入了单相思，拼命给张充和写信，信里又从来不会吐露爱意，只会说日常事情。充和嫌有点啰嗦了，看过就丢，从来不回。
充和眼中的诗人，有些木讷，有些孤僻，不是她喜欢的类型。但也不好拒绝他，因为他从未表白，“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但诗人还以为，是他太矜持，而对方太洒脱，才错过姻缘。
3年后，在苏州，诗人又觉得爱情的种子突然萌发了。他开始做起好梦，“四姨坐只大船从溪里回来……诗人舅舅在堤上，拍拍手，口说好好。”（沈从文《黑魇》）
但他又预感这不会开花结果。诗人开始纠结，便写了《无题•断章》这样的诗。
诗人写给充和的情诗，每一句都绕得千回百转：你的笑影让人想起春水，又联想到水能载舟，便让船载着你去看杏花吧；散步时发现衣襟眼上可以簪花，联想到世界之所以有意义是容了你的款步。
诗人就算是写出像《鱼化石》这样“直白”的情诗，还要借口是一条鱼或是一个女子所说：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
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抗战结束，充和回到北平。1947年，她在北大教授书法和昆曲。她继续借住沈从文家中。一个叫傅汉思的德裔美国人经常来访，他在北大任教，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他要跟沈从文的两个儿子学中国话，也要找沈从文谈中国的艺术和建筑。
他来得太勤，让沈从文以为，这个外国人是看上充和了，便不跟他多谈。傅汉思一进门，沈从文便大喊：“四妹！找你的！”
跟中国传统男性不同，傅汉思热情开朗，又很主动。充和并不讨厌他，跟他交往起来。第二年她便嫁给了他。那年她35岁。
↑张充和与傅汉思的结婚照
两个月后，两人乘船远渡美国，随身带着一方古砚、几支毛笔和一盒五百多年的古墨。
对于时局，张充和并不关心。
1936年，她经胡适介绍，进入《中央日报》编辑“贡献”副刊。一年多时间，她发表了不少散文，这些就被编成了《小园即事》。其中文章，有的像是小说，从她的童年经历敷衍而来。有的则像是命题作文，写箫，写门，写路，写自家的庭院。
充和写道，张家在九如巷的庭院，总是要被家里的人按自己的喜好来布置。姐姐爱富丽，所以种上两棵牡丹；四弟想学农，就种上各种蔬菜；她自己想种些四季常青的草，却被专业人士否决，便种上了黄花菜，又名萱草。她还种上了茑萝，爬得满篱都是朱红的小花，像火红的星星。
她时常就从这篱笆门下走过，茑萝就在她头上拂着。
她一直写到 1937年8月。正值民族危亡之际，但她写的，依旧是小女儿的絮语，而非激扬文字。
只有一篇《风筝》比较特别。文中的“我”正在跟先生学《论语》，听见窗外飞机的响声，以为是张小二放的大老鹰风筝。飞机不见了，我以为是风筝脱了线，便去安慰张小二。张小二却没放过风筝。第二天我看到风筝又脱了线，又去找张小二，结果发现张小二的二姨被炸死了。风筝其实是飞机。
对充和而言，她无意控诉战争的恐怖，更多还是沉浸在童年的回忆里。在合肥，她没有玩伴，只有书房和先生，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这才把合肥上空的飞机，当作是断了线的风筝。
母亲不在身边，她只有叔祖母，别人问她：“你是谁生的？”充和总是回答：“祖母。”
祖母信佛，法名识修。识修在家修身养性外，也去寺庙庵堂修行善为。充和那时也皈依三宝，会诵几种经咒，如大悲咒、往生咒，心经之类的短经咒是会像流水似的背出，被出家人视为佛门小弟子。
那时充和还一个字都不认识，但叫她念经念咒她都很高兴。她还喜欢去罗汉堂数罗汉。这是有讲究的，自己多少岁，数到相应的罗汉，就是将来的自己。
充和一个个去数。她数到的罗汉，有的是一个老者抚弄着一只猫，有的手拿一本书，有的身上缠着一条蛇。但一直数下去，她都找不到她喜欢的样子。
后来，充和想起往事，也想起《思凡》中有一段写这些罗汉：“惟有布袋罗汉笑呵呵，他笑我时儿错，光阴过。有谁人，有谁人肯娶我这年老婆婆？降龙的，恼着我，伏虎的，恨着我。那长眉大仙愁着我，说我老来时有什么结果！”
充和感叹说，在现实的世界中，她找到的自己，也总不是理想的自己。所以，干脆放弃吧，让自己忘了自己吧。这也就是物我两忘，随心所欲。
于是，我们就有了不合时宜的张充和。她写道，“我爱最新的各种小玩具，可是更爱古老一点的。”朋友说，“什么时候我跳到一个更新的世界里去。”她却说，“我要回到更旧的世界里去。”她要向线装书中，向荒废的池阁，向断碣残碑中去找朋友，梦想一点古人的生活。
不想去适应新的社会，所以她就离开了。就是这样。在美国，她仍保持着过去的生活方式：早上起来，就去磨墨练字，吟诗填词，偶尔和同好们举行昆曲雅集，空了便去照料她的园子。
她种了牡丹和玫瑰，也种上蔬菜和果树。竹林下有一张长椅，她来坐着，写诗道：“雅俗但求生意足，邻翁来赏隔篱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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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过去 知道未来
yingyinc 2015-6-19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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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最后的闺秀张充和
原创 2015-06-18 薛小草
三联生活周刊
张充和
九如巷是苏州市区的一条小巷，不长，却因曾经居住过从合肥迁去的张家，增添了几分书卷气。说起“合肥四姐妹”，张充和是最具有合肥气息的一位。在上海出生之后，充和的一个叔祖母识修没有后代，十分想收养她，充和的母亲陆英就将她过继给了这位见多识广的叔祖母。直到16岁回到苏州九如巷，张充和的将童年的记忆都留给了合肥这座城，在老年张充和的访谈中，仍可辨出某些发音中的合肥口音，质朴、踏实、坚韧，略带土气。她不像三个姐姐那样，可以经常上戏院看戏，接触到更新鲜流行的事物，而在姐姐们的眼中，小妹的学问根基更扎实，也更有自信。
抗战胜利后，张家孩子齐聚上海大团圆
张家兄弟姊妹十人，姓名都很别致，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四姐妹在前，名字里都有两条腿，意思是要跟人家走；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宁和六兄弟在后，名字里都有宝盖头，意为要留在家里。
张家姐弟年轻时都是民主、自由新潮的追逐者，也喜欢写点东西，娱己悦人，1929年夏天，家庭杂志《水》诞生，张家的人都喜欢水，就像三姐夫沈从文说的，“水的德行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的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极容易就范。其实，柔弱中有强硬，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他们在这块自留地里写稿、刻印，将杂志分赠给亲友同好，乐在其中。然而，随着社会动荡，各自生活有了新的轨迹，《水》停刊了。67年后，几位老人兴致勃勃地又将它复刊，允和任主编，兆和任副主编，成了世界上最老的主编和最小的刊物，这个家族风雅的百年过往也都在写在这些小册子中了。
1940 年代张充和昆曲扮相
▍沈从文· 姐夫
三个姐夫中，张充和与沈从文的走动最多，沈从文即是她与先生傅汉思的媒人，也为她引来过“烂桃花”，像是他的好友、痴情的诗人卞之琳。
1933年，沈从文与三姐兆和在北京结婚，张充和去参加婚礼，随后就一直留在北京。沈从文长子沈龙朱曾回忆：“我从小跟四姨接触是最多的，她在北京待过，主要就住我们家。”那时家里人劝充和考大学，她于是就到北大旁听。当时北大入学考试要考国文、史地、数学和英文，考数学时，家人为充和准备了圆规和曲尺，她却没用：“因为我连题目都看不懂”，收获了一个无可争议的零分。然而，扎实的国学基础帮助她在国文科目中考了满分。张充和进入北大的过程成了传奇，还上了报，报道中却称她为“张璇”，她不希望别人从真名联想到姐姐兆和与当时已成名的姐夫沈从文，故改了名参加考试。
进入北大后，胡适和钱穆的思想史、冯友兰的哲学课、闻一多的古代文学、刘文典的古典诗词，这些课程对张充和的吸引力却不及邻校清华每周一次的昆曲课。从在拙政园的兰舟上唱昆曲，到更正式系统的学习，张充和对昆曲的喜爱已经深入内心，成为了一辈子的情结。
张充和在后来谈到沈从文时，倒是不吝调侃：“当年沈从文到美国来，人家请客，他不懂外国规矩，说：‘不用客气，点三四道菜就可以了。’其实，西方用餐，主菜式就是一盘，也可以说是一道。所以我们后来常拿这事当笑话说。”至今，湘西凤凰沈从文的墓上仍刻有张充和提的四语诔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四句话，其实也是她的人生写照。
抗战前张充和在北平
▍卞之琳·断章
卞之琳对张充和的痴情世人皆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充和便是卞之琳一生的“断章”。
二姐张允和最喜欢促成年轻男女之间的爱恋情事，有一次，她借了一个话题去试探张充和。而张充和活泼开朗的性情与沉静内敛的卞之琳自然有很大不同，当时的张充和，一则因为自己的审美观点倾向于古典，她觉得卞之琳写的新诗没有嚼头，心灵上难以引起共鸣。二则觉得卞之琳太嫩了一点，“缺乏深度”， “不够深沉”。社会阅历不够，使得卞之琳的人，显得“有点爱卖弄”。末了，张充和轻轻一笑跟二姐张允和说：“他的外表———包括眼镜在内———都有些装腔作势。”如此，卞之琳与张充和的交往中，从一开始就有了红花有意、逝水东流的缺憾。
读大三时，张充和患了肺结核，退学后回到苏州养病。第二年，卞之琳母亲病逝，回浙江老家奔丧后的卞之琳总是一副飘忽不定的游离状态，后来回忆起来，他还颇为自怜地说：“多疑使我缺乏自信，文弱使我抑制冲动。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只是开花不会结果。”
抗战爆发后，从成都到延安又到重庆，卞之琳的追随始终无法打动芳心。1947年傅汉思彻底将张充和从卞之琳身边带走了，从此中国美国，天各一方。2002年2月2日卞之琳去世，根据他的遗愿，女儿青乔将卞之琳1937年8月于雁荡山大悲阁为张充和手抄的一卷《装饰集》和一册《音尘集》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张充和与沈尹默夫妇合影
▍沈尹默·师友
认识张充和时，沈尹默已经年过花甲了，那时他们都在重庆，充和的机灵与才气打动了这位书法大师倾囊相授。沈尹默说他不会给个人上课，但是愿意让充和看他写字，她若愿意拿出作品来，也愿意指点一二。他们之间没有正式的视图约定，每隔几个月，充和就会坐一小时的公共汽车，或是搭运送煤油的卡车，到歌乐山的沈尹默家中习字。在他们的相识相交中，不但研究书法，还写了不少诗，充和会将自己的诗拿给沈尹默看，听取修改建议。
在张充和看来，沈尹默是她人生中的第二位真正的恩师，第一位是之前在合肥的考古学家朱谟钦，他吴昌硕的高徒。而沈尹默对张充和的影响，不仅见于书法的精进，更是让她将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扩而大之：早上早起，临帖练字至少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直到老年，这个习惯一直没有变过。金安平在《合肥四姐妹》中写到充和的书法时说：“充和在作品中追求的是轻灵透明的境界，身体若有似无，觉得自己悬在半空之中没有着落。充和将此称为‘凌空’。充和喜欢的其他艺术形式也和‘悬’有关。书法家写字时手腕要轻悬在书桌上方，掌虚指实，运笔自如：可以快而不急，也可以慢而不滞。掌握了运笔的缓急轻重，捕捉到‘鸾舞’之姿和“龙腾”之态以后，书法家方可以到达‘悬’的境界——‘心忘于笔，手忘于书’。”“明人学晋人书”——这是张充和第一次拜访沈尹默时，沈予以充和书法的评语，虽然当时充和不知是褒是贬，但从后来她的书法中不难看出，这句话她是铭记于心了。
张充和与丈夫傅汉思
▍傅汉思· 白首
在这段姻缘中，沈从文与兆和仍旧扮演牵红线的角色，而这一次，三姐终于将小妹托付给了一个可靠之人。在北大，傅汉斯结识了沈从文，常来沈家和沈从文的两个孩子小龙、小虎一起玩，而充和那时也住在姐姐、姐夫家中。傅汉斯回忆道：“过不久，沈从文认为我对张充和比对他更有兴趣。从那以后，我到他家，他就不再多同我谈话了，马上就叫张充和，让我们单独待在一起。”
傅汉斯是德裔美国人，出身于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精通德、法、英、意大利文学。张充和对他的爱，最初或许更是崇拜。傅汉思曾在在一本诗歌集的致谢辞里写道：“我妻子体现着中国文化中那最美好精致的部分。”后来白谦慎对此评论道：“不曾在西方生活、不曾在西方汉学领域工作过的人，很难真切地理解这句评语的含义与分量。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有一些糟粕。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西方人对这些糟粕的描写，都会给中国文化带来负面印象。”
在北京的交往中，他们渐渐熟悉起来，在充和的建议下，傅汉思把“斯”改为了相思的“思”，孩子们都留意到了他们关系的转变，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孩子们淘气地喊“四姨傅伯伯”，故意把句断得让人听不明白是“四姨，傅伯伯”还是“四姨父伯伯”，她淡淡地笑，居然默许了。
张充和拒绝了太多追求者，在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们都有着类似的特点，沉默、木讷，有着中国文人惯有的腼腆，可是她却全然不喜欢那样拖泥带水的爱情。她成长的过程中，母亲是缺席的，这使得她无法适应阴柔的“欲说还休”的情感表达方式，而傅汉思那种西方式的直接与热情，最终打动了她的心。
定居美国的半个多世纪里，傅汉思成长为有名的汉学家，张充和则在耶鲁传授着中国书法和昆曲。他们在住宅后面开辟可一片小园地，晚年的她很少离开这里，平和地度完了余生。
张充和在昆明小坐蒲团像
记取武陵溪畔路，春风何限根芽，人间装点自由他，
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
描就春痕无著处，最怜泡影身家。
试将飞盖约残花，轻绡都是泪，和雾落平沙。
——张充和《桃花鱼》
2004年,秋,北京
yingyinc 2015-6-19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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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和，玩了一辈子的乱世佳人
李舒 今天 08:30
人老了，都难免一死。102岁的张充和先生遽归道山，据说，走得很安详。
充和生前，相信缘分。她曾把自己祖父辈、叔叔辈以及同辈三代人的死亡日期做过排列，发现都与六字相关。这次，她确实在六月里走了。
人们再次谈论她，说她是“民国最后的闺秀”，谈她显赫的家族，淮军将领的先祖，声名在外的姐夫们，还有叶圣陶的那句近乎广告语的赞誉……与充和很亲近的白谦慎教授告诉我，她本人，对于这些称谓，是不以为意的：“她这辈子，就是玩。”余英时一次去充和家玩，看见张充和把丈夫买来的裱盒改装成仿古的墨盒。她说：“看，我多么玩物丧志！”余英时答：“你即使不玩物，也没有什么志啊。”
因为兴趣，我了解的充和，多和昆曲相关。第一次听她唱《牡丹亭》里“寻梦”的一支“江儿水”：“偶然间心似缱，在梅树边，似这等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这支曲，寻常人唱时总易激越，以为这是杜丽娘在表决心。只有充和仍是从容的，一字一句吐露出来，无限妩媚，却是持重老成的。不独杜丽娘，《长生殿》“絮阁”里的“喜迁莺”，杨玉环那句嗔怒的道白“我晓得呀”，都和如今舞台上的演员不同，再吃醋生气，仍旧是有身份的贵妃。
（1980年，张元和饰柳梦梅，张充和饰杜丽娘，俞平伯说，这是“最蕴藉的一张”照片。）
这大约还是和她的童年有关。充和的三个姐姐是时髦新派的，当她们开始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时，她每日在叔祖母的老宅中，静静地在藏书楼里看书，“我仿佛有许多不能告诉人的悲哀藏在那缝里面。”所以她能把闺门旦的幽怨，唱得最好。充和说话，有浓重的安徽口音，可是唱曲，却是字正腔圆。
（张大千为张充和所作昆曲神韵像）
可她有时做事，又不那么“闺秀”。1935年，张充和第一次登台演出，在上海兰心戏院。那次演的是《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和《寻梦》。和张充和配演春香的，乃是画家吴子深的下堂妾李云梅，声名不佳。曲家王季烈强烈反对张充和与李同台演出，让张宗和转告充和：千万不可让李女士参加那次演出。充和的回话是：“那么就请王先生不要来看戏，但李云梅一定要上演。”
她时常会有这样的惊人之语。沈从文在寒假追到张家，晚饭后给张家姐弟讲故事，手舞足蹈。充和听着犯困，迷迷糊糊中听见沈从文推她喊“四妹”，就没好气地说：“你胆敢叫我四妹! 还早呢!”
所以我觉得，她的《刺虎》，实在好过其他。《刺虎》讲的是崇祯帝自缢煤山，亡明宫女费贞娥假扮公主意图行刺李自成的故事。这出戏是充和的拿手戏，她在抗日逃难期间经常演出。1941年，她在重庆劳军演出，也是一折《刺虎》。龙套刚刚出场，台下便哄堂大笑。原来，观众们认出，这四个龙套，乃是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社会教育司司长、山东戏剧学院院长和南京通志馆馆长。观众们如此反应，龙套们只得再三鞠躬，这大概是昆曲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晚年的充和，还常常和朋友们提起这段佳话。
（张充和刺虎）
充和在重庆时，是在礼乐馆工作。这个组织的成立，源于蒋介石。他参加纪念国父的典礼上，听到放的是哀乐，于是大怒：“总理去世那么多年，还放哀乐，可见礼崩乐坏，中国人把礼乐都丢失了。”充和说，“因为他冲冠一怒，我就有了一碗安乐茶饭，因为差事就是翻译昆曲曲谱，容易得很。”那时，姐妹们都已成家，她孤身一人，自得其乐。在郑愁予的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里，她被问起当时感受时，一掠头发，淡淡说：“从十六岁起，我就是一个人了，我什么事都经过，抗战啊，什么困难啊，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不大在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充和写的《游园》工尺谱）
因为这样的性格，追求她的人多半都被她的“十分冷淡”吓退。最著名是卞之琳，使出跪下求婚的绝杀技，最终还是失败了。在昆曲曲友圈子里，充和最痴情的追求者，乃是陶光。
陶光是清末名臣端方的后人，汪曾祺先生的《晚翠园曲会》里，曾经讲述了他的故事。这位风清神朗的西南联大教员，读清华时乃是红豆馆主溥侗的学生。他最常唱的是“三醉”、“迎像”、“哭像”，汪曾祺说“唱得苍苍莽莽，淋漓尽致”。陶光与张充和的兴趣爱好倒很一致，爱昆曲和书法。汪曾祺说他“临《圣教序》功力甚深。他曾把张充和送他的一本影印的《圣教序》给我看，字帖的缺字处有张充和题的字：以此赠别，充和”。这大概是张充和留予陶光少有的纪念。
陶光爱慕张充和，是曲友们都知道的事情，但张充和始终没有允许。充和和傅汉思结婚之后，陶光在刘文典撮合下，和一个滇剧演员结婚。后来到台湾，和夫人经常吵架，不到四十岁，居然“以断炊仆毙于台北市街头矣”。他生前遗诗一卷，名《独往集》，托付朋友，一定要转交充和。
充和拿到诗集，写了《题独往集》唱和：“容易吞声成独往，最难歌哭与人同。吟诗不熟三秋谷，冻馁谁教涂路穷？”到最后，她仍旧当他是普通朋友，这首诗，哪里比得上她写给傅汉思的“三餐四次糊锅底，锅底糊为唱曲迷。何处夫君堪此事？廿载刮洗不颦眉”。
（张充和《题独往集》）
2004年，白谦慎老师为充和张罗了北京和苏州的书画展，充和最后一站到上海，住在曲友孙天申家里，爱吃宁波风味的虾仁和鱼。我的好友王悦阳兄曾经去拜会她，听她唱了《寻梦》、《絮阁》和《琴挑》。同在的还有“传”字辈传人倪传钺和上海著名的老曲家叶惠农和甘纹轩等诸位。她的心情特别好，临别时一直说：“我明年还来。”
那是她最后一次回来。
（胡适为张充和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