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5-27 09:00
历史反革命”三十年的申诉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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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反革命”三十年的申诉经历|“家国记忆”征文作品22
原创 2015-05-27 胡耀玉 历史百人会
祖父去世已有二十五年了,祖母也在六年前离开了,大概是留存在身上的遗传因素,或是在童年时经受的启蒙教育,无形中决定了人之本性,同时也决定了人生的方向。看看自己所走的路,和祖父六十年前所走的路,无意中却有相似之处。
祖父胡连成先生(1910-1981),又曾名璧,湖北省广济县胡立村河下垸人,生于宣统元年(1910年)。 曾祖父金雨公号秋亭子,生于光绪六年,曾先后娶过两任妻子,先娶陈氏夫人,是插箕垸人,复娶刘氏,是后风寨下杨果山人,祖父便是刘姓曾祖母所生,兄弟二人,伯祖连龙,因病早逝,后将父亲过继给伯祖为嗣。
在祖父20岁之前,他可能没有做过农活,这一点可以从祖父回乡后不会耕种的经历中看出来。从十四五岁到参加共产党的革命暴动,这段时间里,祖父的成长过程,现已经无从知晓。但在民国19年(1930年)的胡立地方上,祖父在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之一,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小知识分子,在胡立当地,读书人要比一般人获得更多一些尊重,邻里之间或家庭里有个争吵纠纷,也要请出读书人来给决断一下,说读书人知书达理。
祖父十八九岁时,家里有三亩多水田,他好像已经在当地教私塾了,家境总在来说还是不错的。
后来听祖母讲,在这段时间里(大革命失败祖父逃出家乡前),有人给祖父介绍过未婚妻,只是后来有些原因没有成。
大约民国18-19年(1929-1930年)时,鄂皖大别山地区农民都起来闹革命,在历史上叫大革命时期(历史书称为国共十年内战时期),广济县土地革命也是如火如荼,歌谣曰:四十里杨门七十里冲,一百零八个山头处处是红军。祖父也参加了当地的赤卫队(后来记录历史时都叫红军),并且当上了号长,
根据后来的《广济革命史》记载:
1929年10月28日,广济县委书记刘汝翼组织2000多农民赤卫队,带着几十条枪、两门土炮及鸟枪、矛刀,在大金铺集合举行武装起义,由潘丹桂任总指挥,攻进梅川县城,火烧县署,救出陈德咏等几十名被捕人员,杀死土豪劣绅,缴枪20多支。
“我 1930年充本地赤卫队号长数月以后,全县革命失败,赤卫队随遭溃灭,无组织更无领导,各自逃生,我也只身外逃”(根据祖父的申诉材料)。以祖父的自述推理,全县大革命失败时间是在民国19年月10月中,所以我估计他可能是在民国18年(1929年)10月28号前后的时间里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赤卫队。
对于民国19年(1930年)祖父参加的赤卫队,我在一篇文章《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里面看到当时共产党中央对赤卫队有以下的内容:
捌、苏区的武装组织与红军的改编
二十六、苏区中武装组织的主力是工农红军,在现在它已经成为组织革命战争的中坚力量;因此,各乡村的农民与城镇的工人贫农〔民〕更需要普遍的武装起来负起自卫的责任,一方面来巩固红军与敌人作战的后防,另一方面还应受着红军的指挥进行扰乱敌人防线的游击战。在这里,苏维埃政府需要宣布一种军制,凡是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不剥削他人的劳动男女,统有权利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政权。这种普遍的武装,在城镇为赤色警卫队,在乡村为农民赤卫队,赤色警卫队分常备后备两种:常备队脱离生产专门负保卫地方之责,后备队仍不离开工厂作坊及他种职业,惟须有经常的武装训练,在目前内战状态中,须准备随时可以动员。农民赤卫队一般的说均是不脱离生产的,但它的组织与训练是准备随时都可以动员的,尤其是捍卫地方上,各乡村的赤卫队要做到只要一闻警号随时都可以集中。各区苏维埃政府为执行保卫地方之责,可依照当地情形酌调一些赤卫队暂时脱离生产,至区政府所在地驻扎。这种调派,最好能带有轮流的性质,使全区赤卫队都能受到集中动作的定期训练。
在赤卫队与红军的中间有游击队。一般的说红军是由游击队中生长出来的,现在各苏区应使游击队变为红军的正式后备军,并且要使这种后备军成为一种正式军制。在苏区各县都应有红军后备军的组织,它的编制应包含着从志愿兵制生长到征兵制的过渡作用。他经过赤卫队的动员,经过工会贫农团,以及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的帮助,要使十八岁以上之不剥削别人的劳动男子都能自愿的向红军后备军部报名。红军后备军在原则上是不脱离生产的,但有些游击队是不受这一限制的。不过凡是脱离生产的部队,便应很快的改编到红军中去,成为正式作战的队伍。
根据《广济县革命史》记载,在民国18-19年间(1929-1930年)发生在广济地区的革命情况,刚开始是一些当地农民组织起来的赤卫队,在花桥和余川一带活动,在民国19年(1930年)6月,平江起义后的红五军红八军的一部分从阳新渡过长江后来到广济,在黄广边界和安徽的宿松太湖等一带游击。民国19 年(1930年)10月16日,这一部分红军与当地的游击队合编为红十军,整个队伍发展到两千多人,虽然号称正规的工农红军,就武器和人员的构成来看,只不过是一支人数较多的游击队。广济县花桥人陈金钰在民国19年(1930年)参加红军并在1955年授少将军衔,在他的简介中,我注意有这么两句话:“当时,红15军只有两千多人,有一半的战士只有大刀,梭镖(注:长矛或者红缨枪)和鸟枪(注:铳)”。
赤卫队靠着几支枪和大刀长矛,和当地民团打仗应该是卓卓有余,但一旦遇到前来围剿的正规军队,光靠祖父吹号几个人拿着大刀长矛冲锋,无疑和义和团一般,实力相差太悬殊,战斗是要靠实力说话的。当赤卫队和国民党的政府军在干山垴打仗时,在交战中,祖父负伤了,被陆各民垸的老旺一路小跑从山上背下来,捡得一条性命。在我小时候还见过陆各民的老旺,他有时背个铳牵着猎狗到村里来。
后来广济县在1955年授少将军衔的有5人:陈康、蓝侨、杜国平、张春森、陈金钰,都是花桥人,也都是1929年参加赤卫队,1930年参加红军的。而且广济县有1800人在民国19年(1930 年)10月份从广济县转移到黄梅考田参加红军的, “红八军四、五纵队攻克梅川后转移到黄梅考田冲,于1930年10月16日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其中广济县赤卫队员有1800余人编入该军。”《广济县革命史》,在同时参加红军的1800人中,有也只有他们5个人功成授将,其他1795人不知记录,“一将功成万骨枯”。
根据《广济县革命史》记载,以及祖父在1980年的申诉材料,祖父可能参加了以下的战斗:
1930年8月22日红八军四、五纵队于在广济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进梅川。
1930年8月23日凌晨,陈奇率红八军四、五纵队和广济县暴动赤卫队共 1000多人,分三路包围周笃垸。
1930 年10月3日夜,红军四、五纵队及广济县赤卫队1800余人枪,兵分三路向六村进击。
10月11日,红八军四、五纵队,再次攻进县城梅川。
在民国19年(1930年)年底的时候,游击在黄广边界山区一带的红十五军,日子不怎么好过,由于当地没有大的土豪和城市,红军找不到机会打土豪来补充给养,冬天到了,武器弹药和粮食被服等给养都很缺乏,于是就北撤到鄂豫皖边界的红安麻城一带,整个广济县的农民革命也就暂告一段落,先前广济革命的领导人各自逃亡,赤卫队没有了领导,一时间,自行溃散。
在后来的《广济县革命史》对当时在情形有以下的记载:
红八军四、五纵队攻克梅川后转移到黄梅考田冲,于1930年10月16日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其中广济县赤卫队员有1800余人编入该军,挺进皖西,找红一军会合。军长蔡申熙,政委陈奇,梅川镇五里坡人汪少剑为红十五军副政委。不久,汪少剑到大金铺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13师逮捕,押解到武穴后,于11月杀害牺牲。
1930年10月,中共复兴区胡立中心支部书记陆家冲人陆端甫被叛徒出卖,遭民团逮住后受尽酷刑,身上肌肉被割下八块,仍坚贞不屈,后又被民团开胸挖心致死牺牲。同日,其叔父德泳、兄崇生、弟亮畴及儿子洪福全部被杀害。
1930年10月29日,国民党13师夏斗寅部37旅开赴武穴。12月间,广济县县长吴岭阳在万耀煌旅长及郭汝栋部的支持下,在余川芦河滩及花桥一带杀害革命群众300多人,在梅川镇春风桥、教场街、西门河边屠杀200多人。
1930年10至12月间,吴岭阳在正规军支持下,将清乡团扩充到1000多人,纠集土豪劣绅组成县、区铲共委员会,到处捕捉革命群众。、
上述的陆端甫就是胡立村陆西垸人,在民国19年(1930年)被捕被杀。在后来1980年的清明节,胡立小学组织全校学生给他扫墓,让我上去站在高地上念追悼词,不知所云。
在这种革命时间的相互杀害,一般来说,只有在敌对国战争的非常时期存在,但在中国,革命成为一种极其仇恨的相互厮杀,也许是中国农民的一种传统,长期压抑一种情绪,形成了仇恨,然后开始以相互厮杀来发泄,以得到精神上的快感,和在这种快感之后的恐惧。
大革命时期的赤卫队处在一个缺乏武器的红军初级阶段,由于农民的松散性以及对家的眷恋,当革命一旦遇到失败,人员会以最快速度的流失。
革命失败了,国民党的军队来到家里捉祖父,他在家里呆不下去了,三十六计,走为上,就跑了出去,“我1930年充本地赤卫队号长数月以后,全县革命失败,赤卫队随遭溃灭,无组织更无领导,各自逃生,我也只身外逃,”(祖父在1980年的申诉材料)。胡立通往外界有四条山路,一是从北边翻过石步岭到广济县城梅川,另外就是从东南方向翻过石门山到干仕余川,再就是从后风寨砌石矶下到花桥龙坪,还有就是从后风寨转到杨果山到大金武穴,我估计祖父亲应该是从杨果山外逃的,那里是他的外婆家,熟人多,地形熟,也容易逃走。
除了读过一些书外,祖父是什么农活也不会,在外面连给,别人打短工的活都找不到,靠讨饭过日子,风餐露宿,极是狼狈,“我后流落在外方,形成乞丐,走投无路一路上流浪” (祖父在1980年的申诉材料),“平生受尽饥寒罪,雨雪风霜夜露眠。《忆苦》“。这种流浪讨饭的生活,大概有一年多,深秋季节从家里逃出来,然后是寒冬,然后春夏秋冬天,寒露酷暑,一路流离。这一离家就是十六年,到民国36年(1947年)才带着祖母伯父和父亲一块回到家乡。
这中间我有几个问题不太清楚:一就是祖父参加的赤卫队,是松散的半农半军的农民队伍,还是完全脱离了家庭的红军队伍;二就是祖父当时为什么没有随红十五军北撤,三是虽然祖父在当地读了一些书,但是毕竟走出去的机会和对外面的了解是很少的,而且讨饭流浪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需要很大的决心的,心中是不是一种恐慌的情绪(我感觉我会有一种恐惧)。
民国21年,在流浪的路上,祖父参加了国民陆军第一师。
我在搜索这一时期的资料时,检索到第一师在民国19年(1930年)9月到民国21年(1932年)8月的经线路,有如下:
1930年9月,第1师这一路由商邱经鹿邑、商口、郾城、密县、许昌向新郑进攻西北军的第1路军总指挥张维玺部。由于中央军的另一个师向许昌侧翼迂迴,张维玺不得不放弃许昌率领全军退往新郑。
1931年1月13日,胡宗南正式升任师长。中原大战后,第1师这次在河南的时间有将近一年。
1931年7月20日,石友三起兵反张学良,第一师胡宗南部奉命由河南北进,在河北深泽、束鹿一带将石友三军二万余人包围缴械。
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调第1师进驻郑州警备陇海铁路,防范日军向华中进犯。
民国21年(1932年)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松沪会战开始,2月22日,蒋介石命令驻河南的第一师胡宗南部自当夜秘密起程,“每夜只开一团至两团为止,到滁州与浦镇间各车站下车,徒步行军至江边过江”。24日,蒋介石再次命令第1师务必在27日前抵达浦镇。第一师部队先后进驻于南京、常州、无锡等地为后援。
1932年5月之后,《松沪停战协定》签字之后,6月第1师也在调往安徽前线。
在《胡宗南大传》(经盛鸿著)有这样的记载:“ 1932年月中旬,胡宗南率第一师三个旅的官兵乘长江轮船抵达安庆。这座长江北岸的城市当时是安徽省的省会,胡师在这里驻扎约一个月,进行战前(大别山剿共)准备,…1932年6月中,胡宗南奉命率第一师开往皖西,经桐城到舒城集结,接替陈调元部的防务。”《胡宗南大传》(经盛鸿著)第三章,追剿红军进军西北。
在这当中只有一处地方可能符合祖父参加国民党政府军的路线:就是1932年5月第一师入皖剿共。这其中祖父有可能在安庆一带流浪,那里广济人比较多,比较容易生存下来。
当中有胡立地方上的老乡,认得祖父,经人(洞尔垸同乡胡树应)介绍,祖父就加入国民党部队,由于祖父读过书而且识字,在当时的国民党一师二团三连任上士文书,做一些书写文件表册的工作。
在很短的时间里,从红军赤卫队的号长到与之对立的国民党军队里的文书,这对20岁的祖父来说,肯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命运的转折。
俗话说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在一次部队的行军途中,遇到地方上的熟人,问祖父:“你一个读书人,为什么出来当兵”,当时祖父听了无地自容,头也不抬地跟着队伍走了过去。
自此,祖父随第一师从湖北河南陕西一路开始追击红十五军,他也是曾经的红军赤卫队,如果不是失败了逃离家乡,他是其中一员,经历外部的苦难和战争,内部的肃反除奸,不被打黑枪,不成为西路军,路线正确,而且大难不死,然后,在1955年,也可能会有一个少将军衔,金灿灿的挂在肩上,然后,向前,再被打倒。
不堪回首,回首是一个一个生命在无奈和无辜中消失,为革命?我们?敌人?
与此同时,有一个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叫徐复观(1903-1982),浠水人,在他的《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中的《垃圾箱外》中,对革命等政治性的活动有这样的描写:
“我们的活动,就此告一结束。这次被捕者中,有后来在文坛上大出风头的张光人(胡风),有五六位湖南的女性,大家到底是些什么政治关系,我一概莫名其妙。…后来,看到鲁迅的《阿Q正传》,使我感到,我当时正是阿 Q之流,死了也是一个糊涂鬼,。更常常想到,在大江中漂着成千成万的尸,其中只有一二人知道是为什么被淹死。其余的都只是被一个大浪头卷去,连想一想的机会也没有!“
祖父当时没有看过鲁迅的《阿Q正传》,也没有更深远的想法,需要的是有吃饭的地方,有个能安身立命生存的空间。就这样,他跟着第一师从大别山,到桐柏山,伏牛山,漫川关,汉中,进入秦岭,到了陕西和甘肃。
祖母朱家英(1922-2000),1922年腊月出生在安徽凤阳县卫前村。在祖母生前的时候,听她讲到她们那个村原本是给明朝皇帝朱洪武(朱元璋,祖母一直称朱洪武)父母亲看墓的,究竟和朱洪武是不是出自同脉,现在是无法考证。
听祖母说祖母的大(在凤阳,管父亲叫大)叫朱育山,在祖母大那一代,朱家搬到凤阳府城里,留在卫前村只有属于他们家的土地和几间房子,在风阳府城里的朱家比较富有,凤阳有半边街的店铺都是她们家的,祖母说她大没有事的时候,坐在炕上喝喝酒,有时还抽一些大烟,祖母的大娶了两房太太,由于姨太太(祖母叫妈)没有生育,便将祖母过继给她的名下为嗣。
祖母姐弟四人,祖母在家是二小姐,我在1995年春天去凤阳拜祭曾外公外婆的坟墓时,到过卫前村,祖母家留在卫前村还有几间房子,老乡见着我们还问“二姑奶奶可好?”,还说“三小姐那个女儿不是东西”(指的是表姑在文革时是红卫兵领人抄家的事)。逢年过节,祖母会收到家里还有她妈给她的零花钱,她用这钱在乡下买了十五亩的地,到了秋天,就叫上长工赶着大车到乡下将租子收上来。
祖母的姑姑是师范毕业,祖母没有上过学校,但在姑姑的教导下,认得不少字,祖父去世之后,祖母有空就将祖父遗留下来的书籍从柜子里拿出来,拿着放大镜一本一本的读:《西游记》《水浒传》《白话聊斋》等。
如果不是日军入侵中国,祖母一家在凤阳也是过着快活的日子。
一切都只是如果,民国27年(1938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二),日军第三师团一部由滁县,经池河,向凤阳、临淮关、蚌阜一线进犯。2日,凤阳沦陷。祖母一家人的生活完全发生了改变。日本人提着枪冲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忙着往地下埋贵重物品,一见日本人,慌不择路地逃出来。从此和姑姑一起开始踏上了跑返的生涯。那时她才十六岁。
日本入侵中国,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变了祖母的命运,她对民国27年(1938年)跑返的记忆是刻骨铭心,后来祖母在帮助姐姐带外甥女的时候,常教小外甥女唱“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
曾外公将祖母和祖母的大姐以及弟弟托付给他的妹妹――祖母的姑姑,祖母的姑姑便带着自己的孩子(表舅公)和祖母几姊妹开始了逃亡生活。从凤阳到徐州,郑州,武汉,在武昌昙华林里住了一段时间,祖母的姑父在军国,在武汉,他们曾受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接济。
在武昌待了一段时间,后又逃到西安,最后到了陇县(祖母的姑父当时是骑兵部队,换防驻陕西陇县),租了当地老百姓的房子住了下来。
民国 26年(1937)初,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第一军骑兵团驻陕西陇县。
陕西陇县有良好的天然草场,是骑兵团军马饲养的好地方,同时进出方便。
此时,第一师转战南北,祖父所属的骑兵团并未异动,一直在天水和陇县一带驻防。
民国27年(1938年)9月,胡宗南第一军骑兵团与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骑兵旅,合编为骑兵十二旅,辖两个团。祖父此时是少尉副官。
民国29年(1940年),在陇县,祖父遇到了跑返逃到陕西的祖母。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陕西陇县祖父认识了祖母,估计是祖父和和祖母的姑父同属骑兵师(不同),有所交往,祖父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就到祖母住的民宅去玩,有时如果没有其他人在家,祖父就站在外边不进去,打个招呼后返回驻地。大户人家出身的祖母觉得祖父知书达理,加上一大家人在外逃难,无依无靠,在姑姑的作主下,祖母和祖父结婚了。在这之前,祖母的大姐已经嫁给陇县当地的一户人家,自抗日胜利之后,祖母回到凤阳,和大姐失去联系。
祖母的姐姐后一生在西北,未曾回到家乡凤阳。
后来,我去信向远在加拿大的表舅公追寻祖父在陇县的情况,他在来信中这样告诉我:
“你的祖父母结婚是在陕西陇县,你的祖父常常带我骑馬,那时我大概十一二岁,也常常住在他们家,只是后来随部队调往陕北,除了时常通信外,就没有再见过你祖父,抗日战争胜利后,你祖母曾带着你父亲兄弟二人到凤阳小住。”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也许可以改变祖父后来命运的事情,祖父收到一封信,是同村里并且和他一起长大的胡校正(胡檄)寄来的,告诉祖父:他在延安,那里生意很好。祖父心里想:我一个读书人,又不懂得什么生意。就没有理会,后来才得知,校正先生说的是一句暗语:校正先生那时像其他的热血青年一样,投奔了延安,正在延安的抗大学习。解放后胡校正先生曾任甘肃省卫生厅政委。
祖父为人友善,驻甘肃张掖期间,有一同事河南人私拿军粮出卖,得钱后挥霍一空,被发觉后,如果不能赎回军粮将以军法处置,要枪毙,后来祖父回家和祖母商量要救此人,祖母取出自己的积蓄,买来十五石小麦,雇人用大车赶到部队里补了缺,那同事才被放了出来。在民国36年(1947年)他回到家乡里,当地的国民党军队抓了一个当地人,说是共产党,要枪毙,祖父说,这人我认得,怎么会是共产党,于是将他放了出来。
抗日胜利之后,内战暴发,祖父随部队调到山东驻防,他那时大概已经是少校,在运输大队管理车输登记事宜,山东离凤阳较近,他和祖母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凤阳。
在民国 35年(1946年)后,祖父经人介绍,在南京国民党联勤总部抚恤处任职,军衔为中校,祖母和伯父父亲也在身边,家中事务由勤务兵料理。祖母结束逃难的生活,成了官太太。在南京的时候,可能也是祖父最宽心的日子,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祖母和孩子都在身边。这时家乡常有人到南京来托他找事做,有时一住就是一两个月,管吃住,走时还给一些路费。每天,家中也热闹,但家中的经济不太宽裕。
可能在民国36年(1947年)9月中旬,曾祖父去世,祖父带着祖母和两个孩子回家处理丧事,这是民国19年(1930年)祖父离家后的第一次回家,他们在胡立大概住了一个多月,离家多年,一回到家乡,到处有人请他们吃饭,祖父带了不少外头的洋东西送给家乡的人,他去杨果山外婆家,送给村里每家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那个时候,农村的人一般用的是自己纺织的土布,没有肥皂,就摘皂角来洗衣服。后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广济和蕲春交界的地方打了起来(即高山铺战役,也叫困龙颈战役),他们在家里听到那边打得响,赶紧坐船回到南京。
在民国 37年(1948年)底的时候,国共在徐州和蚌埠一带会战(当前叫淮海战役,祖父叫徐蚌会战),当时在南京党政要员纷纷往台湾撤,祖父当时所在的南京国民党联勤总部抚恤处也相继遣散。当时和祖父要好的朋友戴焕武邀祖父和他一起去台湾,而且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空军司令部作战组的组长魏京(进)堂(魏斌),是梅川魏从正的人,是胡校正的表兄弟,也和祖父相熟,可以提供去台湾的机票。当时去台湾能不能带上家眷,现在不清楚。祖母听说只有一张机票,便对祖父说,如果他去台湾,祖母就带两个孩子去跳长江。
大概在1989年,有许多在台湾的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回来时身上带着美元和黄金首饰等,祖母在台湾的弟弟和表弟也相继和她取得了联系,这个时候,祖母和我说,那时已经厌倦了逃难时背井离乡的生涯,想到自己(祖父)在家里有三亩多田地,有山,有竹园,就不想去台湾,想到国共之间打仗打一两年就完了,之后再回南京,谁知落到今天的这种地步,如知道这样,去台湾好了。
当时,祖父在南京国民党联勤总部抚恤处被遣散时,将在南京家中的东西送人的送人,卖的卖,但是在兵荒马乱的岁月,大家都忙着逃命,又有谁愿意花钱来买这些东西呢,大部分都送人,送不走的也扔掉了。另外拿了一些遣散费,给了一半给戴汉武,余下在就买了回家的船票。
回到家中,祖母带着两个孩子闲居在家里,有空就带着孩子到堑里或十二房坐一坐,祖父又开始教私塾,那个时候胡立地方上的人还比较朴实,也敬重读书人,称祖父为连城先生,一直到他去世。
后来解放后,可能是胡校正(胡少正)写信给当时的广济县县委书记鲁岱(他们同是梅川的同学,又是延安抗大的同学),经广济县公安局审查,统一组织了学习并发结业证,然后经鲁岱介绍,祖父进入了当地的公立小学教书,成了国家公职人员,一个月拿38块工资,钱虽不多,但养活一家人还是可以的。
这一时期,国家开始了土改,不知是根据什么理论,将所有的家庭划分了阶级成份,分为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和地主等,土改就将富农和地主的土地和生产资料拿来无偿分给贫下中农,这样就消灭了剥削阶级,同时也产生了无产阶级,其中贫下中农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力量,开始了无产阶级专政。
土改时祖父和全家人被划为土地出租小中农看待。后来,又成立了合作社,所有的田地又收回国有。这个时候祖母开始和普通农村妇女一样,开始做一些农活,这是她以前是没有做过的,做起来比较吃力,在劳动中也发生把庄稼当成野草给锄掉的事,也是有的。在农村人每个人都有定额,为了完成定额,做事也就求快快,偏祖母做得细心又缓慢,有时分组劳动就有人不愿和她在一起。
当全国完成了农村的土改并划分了阶级成份之后,革命好像到此暂告一段落。但是,不尽然,革命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当一个革命目标完成或消失后,要找到下一个革命的目标来取代,所以在1958年反右和以后的文革,都是将列入资产阶级阵营的知识分子作为新的革命目标。
解放后,国家开始了三反五反,到一九五八年又开始了反“右派”。自称无产阶级的人也许是简单地认为无产阶级就是无知识的阶级,从而将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革命的另一方面是人类灵魂上的革命,通过运动达到对人的塑造,犹如木匠固定两点吊线之后,左一刀,右一刀,依线砍齐,成为标准的型材,可是,这样一来,社会的丰富和包容性没有了,不仅如此,一个依标准的模式出来的产品,既没有矛盾的两个方面,也违背了自然规律的真实性。
祖父也被引了出来,当时的具体情况我现在只能从他记事本的第一页一份刑事判决书中看到:
刑事判决书
58.法刑279号
为反革命一事
1930年脱节叛变,投靠敌人。
1932年加入国民党历任伪军文书上士,准尉事务长,中尉付官,上尉少校军需和科员等职。解放后隐瞒历史和部分罪恶,混入文教部门,在此一次整风运动中说,党和政府莫做后娘亲,又说共产党高级官员,还是要等级,这与旧社会有什么分别呢?选举和过去一样,换汤不换药,统购太多,统销太少了等等。
判管制三年从58.11.11起
院长向贺文
其中所说的有4条,无论是在那个时候还是在现在,都是大实话的事实,“党和政府莫做后娘亲,”在内战时期,当时为了搞垮国民党政府,实行统战政策,鼓励中间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民主人士)回来,回来了又不相信,要交待过去的历史,老百姓为了生活,那知道政治的含义和风向呢?划分阶级,先踹一脚下去; “又说共产党高级官员,还是要等级,这与旧社会有什么分别呢?”,革命开始时,为号召大家起来革命,说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到头来,还是三六九等;“选举和过去一样,换汤不换药,”,选主也是内部先定下来的,打倒之后还可以选谁呢?;“统购太多,统销太少了”,在农村的老百姓,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都上交了,自己吃不饱穿不暖,连基本的民生都难以保证,一看,原来都支援出去了,物质生活的贫乏引发的不满,也很正常。几句平常话,换来一辈的苦难,“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历史总有惊人的相识之处。一网罩来,鱼虾不漏,从赤卫队出生入死到在国民党政府就职的祖父怎能逃脱,添列为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之末位,从此一生打倒在地,再踩一脚。
和其他读了点书的人一样,祖父也有知识分子的幼稚病,牢骚也好,不满也好,揭露了问题的实质也好,几句大实话,导致了刑事判决管制三年,这以后,祖父就一直在农村里做一些零碎的农活。祖父失去了公职,他和祖母两个人在农村也做不了什么农活,工分也就少,伯父和父亲还在读书,家里经济也开始紧张起来。1958年的时候,全国上下头脑热了起来,先是大家将山上所有的树木砍掉去大炼钢铁,然后大跃进,跨起来浮夸风,一亩地打上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一看报上来的数字,吓了一跳,这么多粮食,几年也吃不完,生产队是建起了公共食堂,随便吃,大家开始欢呼进入了共产主义,但过不了多久,报上来几年都吃不完的粮食几天之间吃光了,一觉睡着后饿醒转来才发现共产主义没有了。之后是三年的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在农村时能吃的都找来吃,树叶,观音土,米糠。祖父身上起了浮肿,从东北调来喂马的黑豆,人吃了拉不出屎来,就用手抠。就这样,随着三年的天灾人祸过去,祖父刑事判决管制三年也已经期满,但没有人来过问他。就此,在农村做个庄稼人。
六十年代时候,大队办起食堂,祖父也在食堂里做一个保管和记账之类的事情,不多久和他在一起做饭的人报告不见了米筛,贫下中农首先将怀疑的矛头指向祖父,后来经过调查,却是打报告的人偷了去藏在柜子后面,准备伺机拿回家。
这个时候,伯父考上了广济师范,也出来工作了。而父亲在小学毕业后,上了农业中学。然后,就回到家中,成了农民。
1965 年祖父祖母操持着为父亲办了婚事,不久文革开始了。当武斗开始时,在城里的伯父和伯母也躲武斗回家闲居,一大家人吃饭,全靠父亲和母亲做工分,一年下来,还超支(每月发粮,年底按工分值结算,不够就超支了,要拿钱交生产队)。
文革之初,革命委员会(农民委员会)中有人欲借过去历史治祖父之罪,派人几次(到花桥)外调,但祖父为人忠厚,外调结果是查无实据。祖父虽有国民党之过去的历史,却是一用笔之人,何来用枪之武行,政治的党派之争非得你死我活,打倒在地,再踩上一脚?外调到最后没有什么结果,便拉去学习班里进行学习改造,连带父亲,一学习就是半个月,学习改造就是抛去人的基本自尊,要将自己不当人一般来改造思想,达到革命者征服和奴役的快感。
在生产队里,有时父亲对某些事情稍有看法或反对意见,便遭来呵叱:“你家是什么成份,那有你说话的份,还敢有意见!”,没有了长衫,可还是要株连九族。
随着姐姐和我的出生,给穷困中的祖父带来了一些高兴,一方面他寄希望于我们,祖父名连城,又名胡璧,来自于在古代楚国发现的和氏璧,他以“玉”为引为我们取了的名字,一方面,不知处于苦难中他是否怀念他在年轻时参加的赤卫队,或是也想追上红色的年代,或者希望家里能有所改变,以“红火”为字为大伯的孩子取名“红熳”“红炜”。这时,家里吃饭的人也多了起来,本来就不够吃的粮食就更紧张了,主政家务的祖母尽量让大家不饿着,所以一锅清粥是三餐之安排,然后从粥中捞一些干饭给家中主要劳动力的父母亲。
这时,祖父也开始做一些他没有做过的事,在1971年年底的时候,再有一两天快过年了,天下着雪,他挑一担大蒜外出叫卖,夜里准备好,早上天不亮出去,翻过石门山到余川花桥叫买,雪地里挨家窜户地问别人要不要大蒜,大家自己都种有大蒜,又有谁来买你的呢?一担大蒜挑出去,天黑了,晚上八九点钟,一个人摸黑将一担大蒜又挑回来,那时已经快六十岁了。
生产队安排祖父放牛,由于家里早先有一台座钟,他还要在开工收工打钟,一天有4个工分。
这中间, 在1975年,祖父收到一封由美国寄来的信,不是由邮局送来的,而是由公社里的一个党的书记亲自拿过来,信,拿来时已经被拆开了,拿过来之后,要祖父回信,交给他们带走。祖父接过信打开一看,原来是解放前的同乡好友戴汉武托他的女儿戴人美从香港寄过来的,讲他到了美国。在当时情况下,祖父回了信,当然也只是客套话,不便讲什么,交公社来的书记带走,地址也不敢记下来,以至后来中美恢复正常关系之后,有事想联系老朋友,却不知地址。
这时的祖父境况如同杜甫的诗《阁夜》中所写照: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霄。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
和祖父一样在过去有旧政府经历的人,有的人后来的境遇要比他要好一些,也有的比他还要差。祖父有个朋友叫王寿颐,也是有所谓历史污点(从旧社会过来的)的人,住在石牛殷铺,每次我们上街去梅川的时候,要从他住的地方路过,当父亲告诉我那是祖父的朋友王寿颐住的房子,我看到,一间房子里,前半间养牛,牛在里面吃喝拉洒睡,人住在后半间,吃喝拉洒睡,这种没有人道尊严的境遇,在文革结束后,竟然还存在,后来王寿颐托祖父说情,他们大队才让出牛住的半间房子。
文革结束后,国家开始拨乱反正,一些在1958年和他一起被打成“右派”的人员开始恢复了公职,包括以过在国民党政府部门或军队里任职经历的人。这时祖父就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黑暗,看到一线的光亮,感觉到离天亮不远了;就像经历了漫长的梅雨季节,一旦雨停片刻,就企盼着天晴。
看到报纸上传来国家的好消息,在祖父的心里充满了让社会和政府对笼罩在他头上的所谓“历史反革命”有一个重新认识的渴望。此时,祖父长期压抑的心情应该有所好转,在他感觉中,好像看到了雨过天晴,这种情况从他写的几首七律里可以看出:
感怀
叹我浮生逾七旬,回思往事痛情深。
学无一就真庸碌,业未专长枉作人。
年方少壮悲失业,路线无分苦自寻。
老大伤悲追悔晚,勤劳度过暮年春。
忆苦
六龄痛哭失慈颜,幼小孤儿最可怜。
衣食无人依祖母,攻书有志奈家寒。
平生受尽饥寒罪,雨雪风霜夜露眠。
幸观祖国今解放,回思往苦乐今甜。
无名英雄赞
临刑不惧是为稀,谈笑风生更出奇。
游行示众还求饱,枪弹临身索 归。
行刑法场问枪手,叮咛托嘱善从为。
悔我已忘君姓氏,英雄自古有其基。
一
拍案惊雷震大千,拔开云雾见青天。
中枢决策妖气清,一举功成举国欢。
二
高歌击节喜开颜,拍案惊雷震大千。
正本清源能正气,是非功过尽昭然。
三
九亿神州猛着鞭,竟奔四化写新篇。
而今东亚雄狮醒,拍案惊雷震大千。
歌颂华主席
英明果断扫狼烟,力挽狂澜解倒悬。
戡乱锄奸能正气,抓纲治国写新篇。
老当益壮何嗟老,先辈丰功何喜欢。
团结紧跟华主席,誓为四化献余年。
歌颂党中央
激情歌颂党中央,正本清源士气张。
劫后征帆群策力,殃余劲相傲寒霜。
转移重点千秋业,继续长征万马骧。
愿献残军奔四化,敢教祖国换新装。
歌颂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奠神州,举国欢腾竟上游。
烟雾全销光日月,军民团结绘春秋。
长征业绩歌千载,贯耳惊雷震五洲。
幸我余生逢盛世,甘当四化老黄牛。
他希望当时的领导人能让他“誓为四化献余年”,隔空在纸上,他对党中央表示“愿献残军奔四化,敢教祖国换新装”“幸我余生逢盛世,甘当四化老黄牛”,在社会的底层沉淀了很久,他对人生的暮年充满了年轻人一般憧憬,“勤劳度过暮年春”。
一切,无人来理会。
从前他一样的参加国民党然后又教书其他同事都平反了,他,还是闲居中在家中,放牛,敲钟。
但是,1979年,中央关于对1958年错划右派进行改正的文件发了很久,也没有见到有人来理他。报纸上说摘“帽子”子,他也跟着摘“帽子”,可司法机构出具的法律文书并没有撤消。
他开始写申诉信,隔一段时间去武穴一趟,向上申诉。我已经见不到他开始的申诉信,就是这一封,也只有最后几句话:
(不全)力,妻儿五口,岁月超支,更无养我之能,想我在文教界工作十年多,竟以反革命一案,隐瞒历史和罪恶,混入革命队伍,破坏中苏关系,被判管制三年,受此不白之冤,生是无颜,死不瞑目,特再次申诉。乞求落实政策处理。谨呈广济县人民法院院长向。
很快,祖父的申诉被法院驳回。在1958年是广济县人民法院对他实行的法律判决,文教部门开除了他的公职,国家都可以拨乱反正,但没有人来过问祖父的冤案。
从 1958年到后来,在国民党政府部门和军队里任职的,比他高的,坐牢之后特赦出来了,实行统战政策,进政协的进政协,进文史馆的进文史馆,可是,如 1958年对祖父判决书所说的内容,一个连事实都不存在的东西迟迟不能纠正。或许是祖父太不起眼了,对政府来说没有什么政治用途的需要。
在 1978年的时候,生产队连祖父放牛的权利也剥夺了,他放的那条牛,极为老实驯服,生产队将牛卖了,换来发电机。一样的老人,其他的都可以放牛挣几个工分,他实实在在的给生产队放牛,到头来连微薄的几个工分也挣不到了,在他的晚年,对他的精神第一次形成了打击。
有空时,祖父坚持找一些报纸或书来看,每个月他都要从村里的小学里借来《光明日报》,看看新闻,看看国家大事,看看世界发生了些什么;有时听到别人有什么书的话,他也走路过去借来。借来的书,祖父找来旧的报纸或塑料纸,包得好好的,借来是什么样子的,还的时候也是什么样子的。有时候,他也给我看看他的书,他给我看的第一本书是《儒林外史》,只是当时我认不了几个字,看也看不懂,看了个开头就没有看下去。遇到天气好的时候,祖父就去周边像峨公垴等山上割来野藤,将家里的筐子修补修补。
在 1980年春节的时候,村里的有人在南京上学,放寒假回来时借了一套《东周列国志》给祖父看。看完后,祖父感触颇多,在他的记事本子里记下了两句话:
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舂黄齑,炊扊扅。今日富贵忘我为?
百里奚,五羊皮!父梁肉,子啼饥,夫文绣,妻澣衣。嗟乎!富贵忘我为?
百里奚,五羊皮!昔之日,君行而我啼,今之日,君坐而我离。嗟乎!富贵忘我为?
生平最敬是冯驩
后来,我在《东周列国志》里找到有关百里奚篇幅,在《史记.孟尝君列传》里摘录了有关冯驩的事迹.
在祖父七十岁的时候,寄希望像百里奚一样苦尽甘来,像冯驩一样“千金散尽还复来。
可是没有,不但没有,随之后来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到家里。
在 1979年的初冬,农历是十月十三,家里突遭大火,五间房子烧得只剩下一间,家里所有吃的穿的都被烧毁了。父亲也被烧伤住进了医院。家里这个时候,老的老,小的小,又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突如其来变故,让年近七十的祖父“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人生再次面临的压力,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精神面临快要崩溃的边缘。
人贫志短,祖父写信四处求助,他写信给兰州的胡校正先生,校正先生给他寄来的大衣,书,和一些钱。他以前的朋友戴焕武这个时候已经离开台湾,在美国旧金山开了公司,祖父去花桥探访得戴焕武的弟弟在黄石铁山,他又去了铁山,想寻求到远在美国的戴焕武的帮助。他在黄石写了两封信托戴焕武的弟弟转寄给戴焕武的家人。但后来也没有消息。春节时,十二房垸读研究生的胡学进放假回家,他又写了两封信请胡学进帮助翻译后寄到美国,但最后也是没有消息。
玉珍嫂:
我在48年和你及焕武兄分别时,当时因时局混乱,各奔东西,亲朋戚友,不得相顾,但心里真是难过至极。我回家时,武兄主张我把家英母子一送回,仍和他一起找工作,我忘顾不到妻儿,大官不做,大财不发,因此我们只有忍痛分别了。但是当时想,我们后会有期,久别重逢,我们再行欢集(聚),不又是快乐吧。回想你们当时在南京住在家时,我因工作忙,手中经济不宽裕,所以对你夫妻孩子们莫有好招待,心中很抱歉,我临别南京时,除不值钱的几件用具送给你们应用外,我走时又只领到遣散费约现币五六百元,我也只有交一半焕武兄,以助你们生活急用。聊尽心意。但以后总为你们夫妻生活而担心。因为当时钱是每天贬值,物价飞涨,所以不得不为你们着急。
大陆解放后,武兄曾由九龙给我信,此信系朋友告诉我,但信我未收到,当时不好追回,在75年前,人美侄女由美国遵他父亲嘱咐给我一信,信我看了,信的内容大意除了问候我夫妻情况外,并谈到你们做生意情形,但此信也即收转,我又不懂外文,所以以后我们竟失联络,未通音讯了。
我于两月前到黄石市明生弟那里住了四天了,得知你们家中现在繁荣昌盛的情形,尤其你们儿女们,都已受了大学教育,都有工作,生活良好,我心喜慰,难过是得知武兄已于75年3月间去世,使我青天雷响,难过至极,我想焕武兄和我真是患难之交,生死与共,不想先我而去世,和我们永别,叫我如何能忘记,真是常梦里相会,醒时空想而已,幸你身体还是健康,儿女们一切都好,家庭生活安乐,我又为你庆幸了。但我现在年老情形难以言告,我上次以托明生弟转你和人美各一信,不知收到否。未见回复,颇以为念。现在我再写给人美一信,你们一看便知,祝你安好。
80.12.11
人美侄女;你们好!
……
虽然四处求助,但是看到毁于一旦的房子,和躺在床上不能劳动的父亲,正在上学的我们,祖父感到无力,家庭倒下了,哀莫大于心死,支撑祖父最后的一根支柱——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崩溃了,离他去的日子也不远了。
祖父一方面寻求过去的朋友能有所帮助,另一方面继续申诉,以企求政府能对右派进行平反,和其他人一样,恢复公职,也许会给在困难中的家庭有些好转。
经过几番修改,申诉书如下:
为信从落实常的安定团结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究的政策,本人对原判不服,再次提出申诉由。
再诉冤案人,两路公社胡立大队十小队社员胡连城,因本钧院1980年11月6 日批复我9月1日申诉书一案,据复批原案事实存在,材料清楚,证据有力。原判正确,维持原判,我认为对我申诉书未进行深入研究对质分析,仅就原案办理,即予驳回,使我冤案不得以昭雪,此难服罪,特再申诉询明如下:
1.我1930年充本地赤卫队号长数月以后,全县革命失败,赤卫队随遭溃灭,无组织更无领导,各自逃生,我也只身外逃,始终未泄组织秘密,未出卖同志行为,更无携械投敌。鸣放结束后,当时钧院竟以叛变革命判我罪行,不符事实,故仍不能服罪。
2.我后流落在外方,形成乞丐,走投无路,真是没有法当丘八,因为旧社会把兵不当人,因此逼上伪军当兵,后历任伪军上士文书,准尉事务长,少中尉庶务副官,上尉少校军需科员等附职为止。解放后,在每次运动中作了完全交待,公法档案,文教表册,公社大队册案俱明,都可查对,而我在伪军任职时,文无半印,武无一兵,依人作嫁,书写为生,无直接为害人民罪行。当时判我长期隐瞒历史,未详考察,我有历史交待实事,谓我隐瞒实属冤情,我认为这都是我过去求生往事,况我向党交待无遗,所谓我长期隐瞒罪恶历史,我究有无交待?我过去有那些历史未交,现在还有那些历史未交,请求示明,事实为真,如无冤屈,我甘服罪。但今仍批示材料清楚,证据有力,我认为难对我事实为真。况我在伪军始终是军佐军属人员,无任军官骨干职位。解放前我系贫穷,对人民绝无剥削,解放后仍贫如冼,除任教十年外,在家劳动改造廿多年,毫无犯错,请深入本公社和大队认真查对研究分析,对我从实处理,使我甘心服罪。
3 我于1948年春由南京伪抚恤处遣散回家,为生活而教私塾,解放时自我向公安局交清历史,并发结业证,后经鲁岱政委介绍,转入公立小学教师任职十年以上,无犯过错,因鸣放以后撤职下来,谓我混入文教部门,人证现在尚可查,何乃竟使我十年为人民热心服务,劳而无功,反遭刑罪,我心不服。
4 我在鸣放时,实属政治水平模糊,路线不明,言论有错,但我对党是热爱诚信,当时鸣放人比我历史大错过尤多者并经劳改教养回来,现都得到平反复职,落实安定团结政策,惟我错判罪刑不得平反复职,使我对安定团结政策落实不明,而仍拘执我历史一面,心不甘服。
5 我自58年判管三年,至63年公安局才给我撤销管制,把已安分守法廿年,无犯过错,但以后无竟公文取下我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我现在是否有无历史反革命帽子和有无公民选举登记享受权,特向法律询问,请求解答。(5 条作废)
我想今日人民法院是依法办事,对事不对人,真所谓既服人,更服心,人民爱戴如亲人,履行政简刑清,草野无冤枉,案无错判,法堂有包公,今日十五贯仍能断清,对我旧历史,新旧社会众目昭彰,有罪无罪,群众清楚,天涯海角,我不能逃过人民。现我年老耳聋,家遭大灾,衣物全火毁,朝不夕保,岂敢以身试法,冒昧犯上以为难,我上此书,钧院一定拍案愤怒,谓我愚顽,我实为求申雪冤情,不得已耳。伏乞钧院对我作最后一次麻烦,使我生不含冤,死甘暝目,则感德再生矣。
80.12.5上
第三次的申诉书,是祖父临近死亡的乞求,是含冤二十年最后的挣扎,没有人听到一个老人,一个七十多岁而且听不到什么声音的老人,在生命快要消失的时刻发出的最后悲怆!
在 1980年秋天,农村的政策开始出现了一些松动,原来全部属于集体的土地,拿一部分出来划做个人自留地,自己可以在上面种一些自己想种的东西,祖父也分得了一分多地,他很是高兴,他想自食其力,他和祖母在自留地里种上了油菜,一次又一次抱着病痛的身子往地里挑肥。
一些自留地,给祖父带来了一些慰藉,在1980年的冬天来的时候,祖父已经是“惟将迟暮供多病”了。
1981年的春节,祖父已经病倒了,腹部(肝)开始胀大。从年底开始,祖母不停辗转于乡村的大小寺庙,祈求各路神仙佛祖保佑祖父和全家人的安康。人们在现实的生活里寻求不到希望的时候,转而去寻求上苍神仙的帮助,在相信因果报应的为善之行后,在面对慈祥无语的神仙时,或许可以安慰和平静那颗困扰于苦难与无助之中已经变得床木和不安的心灵。
到了4 月份,油菜花满山遍野的时候,祖父没有来及看见油菜长成熟,就走了,走的时候,有话还没有说出来。
后来,随着我们的长大,家里开始有一些好转,祖母继续托人到市教委为祖父的右派申诉,大概在1989年的时候,教委补了400块钱给祖母。
30年的苦难,换来400块钱!
如果不是苦争,可能连400块也换不来!
2000 年春节之后,和祖父分别了近二十年的祖母终于走向了祖父去的地方,也走了。
在许久之后,我常回想起祖父的样子来:一副清瘦而睿智的样子,耳聋眼不花,腰板笔直,看起书来两个太阳穴一动一动的让我好奇,在夜里,讲甘罗十二为宰相讲廉颇和蔺相如将相和让我入睡,一位四方八里称颂的好人,一位说起“河下连城先生” 让人记起的人。
关于祖母的记忆,我想起她给我讲白袍小将薛仁贵的四句诗,觉得那种传奇很有意思,但一直没有记住,我一直认为她给我讲的征东的薛仁贵和王宝钏寒窑相等十八年的薛平贵是同一个人。但我记得她在走之前几乎将人生不幸都忘掉的时候,她已经认不出其他人的时候,她仍然认出了回家的我,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大伯在静宁生的和父亲在张掖生的……。
想起小时候的晚上,她带着我们睡觉前哼唱的《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 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 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 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祖父祖母的遭遇,一直以来带给我一种痛,一种看得出来却没有办法的痛,一种在心里无法说出的痛。
过去,看到祖父读书,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读书。当现在,我自己买下了很多的书,或读,或藏,也有思考,我总在想,如果祖父还在的话,闲暇时,我或许可以和他坐在一起,平静之中探讨一些历史人生与社会。
只是,祖父不在了。
s1100 2015-5-27 10:05
5名将军中最有名大概算陈康了,那也是一步一步要血肉打出来的,还有一次差点死在新四军的手里。
s1100 2015-5-27 16:35
以他祖父这个经历,如果跟了红军,估计死在老张肃反下的可能性很大。好歹跟了国军还留他命,知足吧
[[i] 本帖最后由 s1100 于 2015-5-27 16:38 编辑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