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5-6 09:38
刘文典怒斥蒋介石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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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坚守：刘文典怒斥蒋介石事件真相
原创 2015-05-06 章玉政 历史百人会
1928年，在安徽教育史上是颇值纪念的一年。这一年，似乎注定了波澜壮阔、风起云涌。
4月，安徽大学在当时的省会安庆正式诞生，意味着安徽高等教育事业开始步入新的历程。11月，主持安徽大学校政的刘文典怒斥“党国”最高元首蒋介石，一举成名，成为民国时代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一个样本。
穿越80年的历史云烟，一切又似乎变成了“故事里的事”，真相难寻，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刘文典为何怒斥蒋介石？当年的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本文作者历时三年，遍查资料，细心考证，最终写成《狂人刘文典》一书，其中使用大量笔墨，初步揭开了“骂蒋事件”的真相——
被“饥”驱到安徽来了
1928 年4月，安徽省教育厅机关刊物《安徽教育行政周刊》上登出一篇文章——《我对于安徽大学的愿望》，作者张友仁开头便写道：
随便怎么说，安徽都有设立一个大学的必要。在以往，这调儿是早就听见唱了。此唱，彼和，彼唱，此和，于是乎有了筹备。这是多么顺遂的现象！但是这一筹备，可就筹备住了。说来差不多有了近十年的长久，安徽大学依然在筹备。怪不得有一位说了一句调侃的话：“安徽大学的产生，比三四十岁才出嫁的老姑娘的生产还难！”又有一位朋友说了一句预测的话：“安徽大学是永远筹备的大学。”虽则这两位朋友的话不无有点“幽默”，然而却是本诸“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越窄”之情的。
话说得有点刻薄，却是事实。“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关心安徽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便开始四方奔走，呼吁创建安徽大学，其中最为积极的是蔡晓舟。1921年7月，“蔡晓舟在北京东方饭店宴请在京的皖籍名流学者，到会的有许世英、江朝宗、柏文蔚、胡适、高一涵等数十人，蔡晓舟慷慨陈词，并抽刀断指，用鲜血书写了‘誓死建成安徽大学’八个大字”。可惜，事与愿违，而后安徽大学筹建工作被数度重提，却又被数度搁浅，直到1927年10月军阀陈调元任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为缓和安徽各界人士尤其是教育界的不满情绪，决定恢复安徽大学的筹建工作，重新组建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
既然是筹建大学，当然需要招揽一些热心教育事业且有一定社会名望的资深人士。安徽方面最先想到的是著名学者王星拱。王星拱，字抚五，怀宁人，曾在安徽高等学堂读书，后到英国伦敦理工大学留学，主攻化学专业，1916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国内教育界颇有声望。遗憾的是，安大筹建一拖再拖，而此时正在筹建中的武汉大学也向他发出了邀请，于是王星拱未能到任主持安大的早期筹建工作。
1927年底，刘文典正式登上筹建安徽大学的历史舞台。刘文典，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原名文骢，字叔雅。1906年入安徽公学读书，不久后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底赴日本留学。回到安徽之前，刘文典已在北京大学担任预科教授多年，并曾致力于为《新青年》撰稿、校勘《淮南子》、翻译生物学名著，在国内学术界逐渐积累起一定的声名。
堂堂北京大学的教授，为何会选择“跳槽”？ 按照刘文典一向的性格，他最初对政府的大小官员们是心存芥蒂的，“那些东西不能共事，所谓大学也不过是那么一句话而已”。那么，刘文典后来为什么又会改变主意，接受安徽大学的邀请呢？在后来一封写给好友胡适的信里，他道出了原委：“弟所以跑在安庆那样秽浊的地方讨生活，一来是因为安庆有个中学（全省仅剩这一个硕果），小儿可以读书，二来是受生活的压迫，所以才忍耻含垢在哪里鬼混，过的生活真苦极了。终日要和一班不相干的人们周旋，简直是娼妓一般。”由此可见，刘文典在作出决定之前，是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争斗的，但最终“饥饿”让他屈服。
年轻的刘文典尽管很早就做出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校勘著作《淮南鸿烈集解》，还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的书籍，但进校数年，薪水一直没有提升，而一些比他后到学校的教师都已走在他的前面。这让一向自负的刘文典很是郁闷。生活也困难倒了极点，“除身上所穿衣服外，所有的东西尽入质库，房东下令逐客，煤米都尽，凄惨之情，笔难尽述”。
这时候，同乡好友王星拱辞去了安徽大学筹委会主任的邀请，可能正是缘于王的推荐，刘文典进入安徽省教育界的视野，成为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成员或为社会名流，或为政界要人，共有11人，分别为：余谊密、胡春霖、张秋白、汤志先、雷啸岑、刘文典、吴承宗、廖方新、常宗会、刘复、吴善。其中，余谊密时任安徽财政厅长，雷啸岑时任安徽教育厅长，胡春霖时任安徽建设厅长，刘复时任安徽司法厅长。这样，包括刘文典在内的几名学者成了筹建大学的实际执行者。
1928 年2月18日，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处向省教育厅函送《安徽大学组织大纲草案》，这是刘文典苦熬了几个通宵完成的一份“大学筹建方略”。在草案的后面，刘文典还特意附了一张“组织结构系统图”，突出表达自身的大学构建思想。
从这份草案来看，刘文典将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所领会到的大学组织与管理理念较好地容纳于其中。比如在校务管理上，他就建议采取“会议制”，一种是由大学各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文书主任及教授代表组成的校务会，专门讨论教育方针、全校风纪、各学系及科之增设与变更等；一种是教授会，主要选举评议会及校务会之代表、讨论评议会及校务会交议事项等；还有一种则是学院会，由各学院院长、各系科主任、教授、副教授等组成，主要职责是提出本学院的预算、议定本学院的课程设置等。如此种种，为国内学人理想的“教授治校”模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928年2月24日，安徽大学筹委会成员、省教育厅厅长雷啸岑对刘文典的这一草案给予高度评价：“条理缜密，擘画周详，啸岑极表赞同。”
学生冲进女校演“武剧”
1928年5月2日，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体会议，汤志先、刘文典、韩安、廖方新、吴承宗、胡春霖、吴善等出席。财政厅长因故未到，请人代为参加。会议主席韩安，时任省教育厅长。
这是安徽大学筹建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在韩安宣读完省政府关于安大经费预算的答复函后，随即进入安大办学筹备的核心程序，最终形成四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决议：一是确定先办文学院、农学院，其余法、工学院，须延聘专门人才，分别积极筹备，等第二年秋季再办；二是决议文学院筹备主任暂设二人，公推刘文典、汤志先充任；三是决议公推吴承宗为工学院筹备主任；四是公推汤志先兼任法学院筹备主任。
开学在即，时间窘迫，一时又没有合适的校长人选，筹备委员会向省政府汇报后确定：由文学院筹备主任刘文典代行校长职权，主持校务工作。10月，安徽大学首批本科生进校，租用教会所办圣保罗中学的教学楼、办公楼，开始了艰辛的高等教育历程。
让刘文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开学不到两个月，仅仅因为几个学生与隔壁女校的学生发生了点冲突，最后竟闹起一场学潮，搞得沸沸扬扬，以至于惊动“党国”最高元首，而他自己也因此“一骂成名”。
或许是时间已远的缘故，关于学生冲突的最初情况，目前有N个版本，尤其在细节上说法各异，矛盾不一，其中不乏夹有许多穿凿附会的描述。经过多方追寻，本文作者找到部分一手资料，这里先来看看来自当年安大学生胡松叔的回忆：
一九二八年冬，安庆女中召开恳亲会，给每个家长发出了请柬，会后准备演出几个文娱节目。有部分家长因故不能亲到，请柬落入别人手中。其中，又有少数落入安大学生手中，持柬者戏言，受到女中特邀，引起同学误会。一批人于是不请自到，定要入内参加晚会，女中乃停电，声称晚会停开。血气方刚的安大的一群小伙子，更以为受辱，遂将女中桌椅门窗捣毁，黑夜之中难免有殃及池鱼事，可是并未打人。
这一记录来自于《安庆文史资料》第十五辑《安庆人物史料专辑》，据作者唐鸣珂称，胡松叔也是当年学潮的学生代表之一。但胡的回忆，与当时的新闻报道有相当的出入。其实，在事情发生六天后，《申报》“教育消息”版就作了详细报道，主标题是《皖一女中校发生被毁风潮》，记者所说的情况显然比胡松叔所说的要严重很多：
本月二十三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举行十六周年纪念，并开成绩展览会。晚间十时许，忽闻该校有被人捣毁消息，其中且杂有手枪声，秩序大乱，该校女生，吓得乱窜。
该校在城内百花亭僻静之区，时已夜深，未便前往。次日清晨，至该校探询究竟。据称昨日五时开会后，全校校友正在膳堂聚餐，突有安徽大学生杨璘、周光宇、侯地芬等，先后率领百余人，直撞入礼堂。当经学生、教职员再四劝喻不去，其势汹汹，并前后把守，阻止出入，于是无法处理。因即函请安大刘主任到校，妥商办法，乃该校传达，又被迫不为通报。处此情形紧急之下，特派役持函逾墙出请公安局，派警来校持持。
至八时许，保安队来校，始将礼堂打毁，一轰而出，沿路并将学生寝室、女教员室窗户玻璃捣毁无数，女生钟来仪头部被破窗击伤，并踢伤女仆夏妈腹部，顿时呕血数口。乃齐轰出门后，未几又来多人，手持木棍涌入，捣毁校务处，并扭校长迎头痛击，幸经救护，未受重伤。复拥至男教员室，殴人毁物，呼打之声震天。此时似闻有手枪声，幸有保安队伺打救护，历三小时之久，至夜深十二时许，方将校牌投诸污池以去，旋有翟宗涛来校访问，行至礼堂前空地，尚有石子从学校西边纷纷飞来，安大文学院与该女学校只隔一墙故耳。此当晚肇事之情形也。
打架打了三个小时，还惊动警察鸣枪弹压，甚至连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的校长程勉都被安大的学生们“迎头痛击”，可见事态已经多么严重！
第二天一早，省立第一女中校内忽然又传来“安大学生可能还要再来打复场架”的消息，纤弱的女生们吓得花容失色，惶恐不安，不知所之。学校方面紧急开会，最后一致商定：由冯教务主任带领百余名女生，前往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省政府教育厅请愿，要求彻查此事，惩办祸首。
那真是民国街头的一道独特风景！百余名女生打着标语，在学校教务主任以及学生代表董瑞兰、姜润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开往省府办公地。女生所到之处，早已待命的管辖区警员们立即全线出动，将她们团团保卫起来，滴水不漏，小心翼翼，按照“首长待遇”一路严密护送到目的地。
省政府代理主席孙棨早已接到报告，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亲自出面接见，并承诺一定会秉公办理，彻查此事，给学生一个满意的交代。当天晚上，省教育厅厅长韩安召集当地各中学校长开会，准备推选安庆一中校长李相勖、省立第一职业学校校长毛保恒、安庆六邑中学校长史邦轮分赴安徽大学、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调解协商处理办法。
事情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刘文典也从参与的学生那里掌握了事情的大概，打心底里说，他依然认为那不过是年轻学生们的一时冲动而已，本来两校好好协商协商，并非不能解决。但他没想到，程勉还没与他见面，就一状告到了省政府，并扬言：如能达到开除杨璘等三人，即可和平解决，否则入证俱全，惟有诉诸法律，请求法院依法讯办！
这一下，惹火了刘文典。
共产党“争取领导权”
事情本来是挺好解决的，但刘文典一向“吃软不吃硬”，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年头，谁怕谁！
对于女中的得理不饶人，性格倔强的刘文典决定“不买账”，因而在接待女中学生代表时，他的回答很是干脆：“此事事出突然，实为安徽教育界之大不幸，本人为公为私，对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全体十分抱歉。只是现在学生气焰方张，本人无力解决，务请原谅！”
局势，就这样僵持住了。11月25日，奉命前往两校进行调解的三所中学校长无功而返，只能如实向省教育厅报告：安大学生已经诉诸学生会主持，无法调停，请厅长另想办法。韩安知道刘文典的性格，此时也是束手无策，惟有等待省政府委员会提出解决方案。
大概从这个时候起，事情开始发生变化。
原本只是一件普通的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冲突，但当时正在安庆地区积极活动的共产党们却瞅准了这个机会。安庆团县委书记俞昌准很快就意识到，安大与女中之间的纠纷，正是他们打入女中的绝好机会：“我们要从运动中争取积极进步的同学到团的周围来，从而挑其表现最好的吸收入团，从斗争中发展组织，从发展组织中进行斗争，一定要争取运动的领导权，掌握领导权，女中我们还是个空白点，要设法打进去。”
于是，在他的策划下，各校支部动员全体同志，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据当时任安庆团县委组织常委的钱新嘉解放后回忆，当时他们采取的是“搅局”的办法：
当时安大学生派出四名代表，以王金林为首到各校宣传反对程勉侮辱安大同学亦包括其他中学的非法行为。一中首先响应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选出汪经略、邹人孟、秦培风、钱新嘉四名代表，陪同安大代表到其他各校宣传，各校亦都纷纷响应，选出代表，连私立成德中学和贫民女中（教会办），也都带动起来，即时组织各校代表到安大举行联席会议，公推钱新嘉担任主席。
会议列举程勉种种学阀行为，程勉亦派出女中代表四人到各校游说，为程勉辩护，反诬安大学生欺侮她们，破坏学校。他们四代表以董瑞兰为首（此人解放前在高琦小学教书）。大概在四次联席会议，决定全体代表到伪省府见蒋介石，蒋不见，由伪省代主席孙孟启代见，他的回答是“政府查明事实，依法处理”。我们对这样答复当然不满意。一个侍从之类的人，要我们每人签了名，一共四十八名。
以上情况金林要我向小俞（指俞昌准）汇报，小俞这样说：“请愿是不能解决问题，不过可以暴露反动统治阶级的嘴脸，我们继续朝下干！”
在进步青年的直接策划与参与下，事态越变越复杂。正当女中的学生哭喊鸣冤之际，安大的学生们也涌到了省政府门口，声称女中校长程勉动用武力包围安大，甚至鸣枪威胁，完全是一派强权做法，应予以撤职查办。而在安庆的街头巷尾，一些安大的学生则趁机散发传单，呼吁惩戒程勉。
11月26日，韩安、程勉前往省政府，与省政府代理主席孙棨、省政府秘书长张亚威、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贺灵均共商解决大计。经过左右权衡、再三协商，两校都决定作出让步：刘文典答应正式道歉，赔偿损失，并承担受伤女生、女仆夏妈的医药费。但对开除杨璘、周光宇、侯地芬等三人一事，暂时保留意见，要求一切等事实真相被查明后再作决定。程勉看到眼前形势略有缓和，也不再坚持，只希望刘文典遵守承诺就好。所有纷争，貌似平息。
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好不容易抓住了这个机会，岂肯轻易放过！
几天前，由于叛徒告密，俞昌准已经被捕，但按照团县委的商议，决定将学运继续下去。经过周密部署，由钱新嘉任团县委代理书记，派安大预科学生汪耀华同志担任县委，分管宣传工作，王金林分管组织工作。代表们在安大举行了第七次联席会议，大家义愤填膺，豪情万丈，一致决定于第二天游行示威，并推举安徽第一职业学校学生张和担任大会主席，钱新嘉担任总指挥，大会宣言由安大文学院学生刘树德起草。
第二天一早，大约4000 余人在安大操场誓师出发，高举要求严惩程勉的标语，一路高呼各种学运口号，浩浩荡荡到了省政府广场。学生们已经听说，蒋介石当天早晨已经到达安庆，这无疑是个聚众起事、严惩异己的好机会。不料，到了省政府门口后，蒋介石不愿出来与学生见面，只派人出来回话：“主席正在开会。对于这件事情，我们政府已经知道了，一定会查明事实，依法办理。”
其实，蒋介石哪里是在开会，而是正在极度郁闷中呢。1928年10月，他正式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一人独揽党国军政大权，正是需要树立领袖权威的关键时候。此次巡视安徽，在到省会所在地安庆之前，蒋介石已去了合肥、贵池等地，所到之处，无不盛大接待。没料想，到了安庆以后，却遭遇安大学生闹事，心情大坏，气得直骂“娘希匹”！
蒋介石心里窝了一肚子的火，想来想去，还是要撒在刘文典头上。对于这位早年就跟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安大负责人，他早有耳闻，知道是个放荡不羁、无所顾忌的“愣头青”。作为“党国” 最高领袖，他对国民教育还是十分关心的，因此一到安庆就先坐轿来到安大。
陪同在蒋介石身边除了卫士大队外，还有省政府代理主席孙棨、省政府委员张亚威等人，阵容浩大，气势逼人。对于一直在地方工作的人来说，国家最高领袖大驾光临，正是溜须拍马的大好时机，想办法也要蹭到主席面前吹捧一下啊，没想到这个刘文典连出面接待一下都不愿意，只派学校秘书、学监等一般职员参与接待，弄得蒋介石几乎下不了台。
据说，此前蒋介石曾有意向安大学生发表演讲，大谈训政之道，结果被刘文典一口拒绝，还是那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在安大，蒋介石匆匆看了体育场、图书馆等地，旋即出校，离开前只能为自己打圆场，“时间匆促，不及向学生训话，表示歉意”。可想而知，他对这个刘文典早已是咬牙切齿，恨不能早日除之而后快。
看到学潮越闹越大，蒋介石决定派总部机要科科员戴笠会同安庆市公安局督察员饶吉甫彻查真实情形。戴笠、饶吉甫迅即赶到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经实地调查后得知：事情发生后，刘文典并未如诺道歉，因而引发女校师生不满，纷纷要求面见蒋介石，详细陈述学潮的起因与经过。“本已对安徽学风嚣张、学界腐败深致不满的蒋介石得知戴笠的调查报告后，更是火上浇油，准备就此发挥，以整顿安徽学风为名，大树自己的权威。”
蒋介石决定会会刘文典
蒋介石与刘文典见面的情形，是学界至今津津乐道的一大趣闻。
1928年11月29日午后1时许，蒋介石在下榻的地方召见一女中校长程勉和安徽大学文学院主任刘文典。刘文典虽然极不愿意前往，但学潮久久不能平息，一味避见蒋介石，始终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决定“单刀赴会”。
关于刘文典出发前的心境，后人还为他设计过一段台词，虽然多为附会之辞，但颇为有趣，不妨一读：“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能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这一天，刘文典穿了件破旧的灰鼠皮袄，戴着礼帽，径直进了会客厅，看见程勉、蒋介石早已等在那里，也不理会，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在《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里，曾描绘过两人初见时的情景：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身！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拦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简单几句话，将刘文典不惧权贵的形象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但实事求是地说，这应该只是一种文学的描写，带有一定拔高的成分，真实的情况若是如此，那刘文典未免也太“愣头青”了一点。
刘文典倔强归倔强，并非不讲理，他只是不能接受蒋介石的趾高气扬而已，而且他也确实没有去煽动共产党闹事，心里有些委屈，于是断然回应：“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言下之意，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学潮而已，我闹革命的时候，见得多了，就连五四运动那阵势也没把我怎么样，蒋介石你何必拿此来恐吓我！于是，两人势同水火，大起争执。
1928年12月3日，《申报》在“教育消息”版显著位置刊登《蒋主席严斥安大生捣乱女中》的报道，介绍刘文典与蒋介石见面并发生冲突的详情。根据报纸报道，事情的整体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等大家都坐定后，蒋介石先问程勉：“女中被毁，你有何要求？” 程勉被学潮闹得心烦意乱，只想着早点回到稳定状态，同时也想在蒋介石表个姿态，于是回答道：“只求保障学校安宁，学生得以安心上学，其他的就不计较了。”
蒋介石点点头，转过头来问刘文典：“你打算如何处理肇事的学生？” 刘文典并不理会，兀自冷冷地回答：“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
看到刘文典这副态度，蒋介石气得“腾”地站起身，拍着桌子，勃然动
怒：“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新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刘文典也毫不含糊，“嗖”地站了起来，与之直面相对，语调依然是不紧不慢、从容不迫：“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
关于这段“颠峰对决”，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是由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当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回忆记录的，与前者略有细节不同：
蒋当时盛怒之下，大骂安大学生代表们，骂了又坐下，稍停一下，站起来又开骂，训了学生一顿之后，转过来便责备两校的校长。女师校长程勉旃，是安徽教育界老辈程筱苏的儿子，他坐在那里恭听责备，一言不发。蒋又转向安大校长刘叔雅大加责难，说他对学生管教无方。叔雅和蒋对话间发生冲突，在座的都为之色变。蒋指着刘怒斥：“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像个土豪劣绅！”刘也大声反骂：“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就是一个新军阀！”蒋立时火气冲天，大声地喊叫：“看我能不能枪毙你！” 此时刘站起来一跺脚：“你就不敢！凭什么！”蒋大吼：“来人，把他扣押起来！”立即冲进来两个卫兵，把刘拖下。
当然，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具体细节到底如何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刘文典一介书生，竟然置国家元首的尊严于不顾，与之公然分庭抗礼，面临生死选择亦无所畏惧，这种纯粹的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又令多少人追慕景仰！
由此，“刘文典痛斥蒋介石”遂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教育界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传诵至今。
“在祖坟上挖了个大坑”
在将刘文典扣押后，蒋介石立即面谕省政府代理主席孙棨、省民政厅长
吴醒亚等人：一切从严办理！
经过孙棨与韩安等人协商，很快作出了处理决定：参与学潮的学生，一律开除学籍，不准逗留省垣。按照《申报》1928年12月3日的报道，“计开除第一中学校学生邹人孟、秦培风、钱新家、汪经略等四名，六邑中学校学生吴宣汉、吴兴培、金振华等三名，东南中学校学生张思明、王旺之、全俊章、王同第等死命，第一职业学校学生陈继祖、张辅田、阮仲思等三名安庆女学学生陈汉诚、张德真、艾玉芳等三名”。至于安大的闹事学生，除对杨璘等三人交法院讯办外，其余刘树德等 11人一律开除学籍，限令即日离省，不许逗留。
对于刘文典，其实很多人都清楚：他一向主张大学的独立，不过是同情青年学生而已，非要给他扣上“鼓动闹事，支持共产”的罪名，显然是“抬举”他了。刘文典被扣押的消息经《申报》、《新闻报》等媒体报道后，在国内教育界也引起极大的舆论同情。蔡元培迅即由南京致电蒋介石，言语颇有不满：“文人学士，理当优待。今先生拘叔雅，敢问何由？”蒋梦麟、胡适等学界名流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力保其无他”，请求准予释放。
这下听说刘文典被扣押，夫人张秋华也风风火火就赶到了安庆：“叔雅要到安徽来，我反对，不要他来。安徽的教育不是学者办的，是政客办的，所以现在吃亏了。”
各方舆论，很快传到了蒋介石耳中。蒋介石心里其实也明白刘文典不过一介书生，素来信仰三民主义，诬其 “支持共产”，不过是找个将他拿办的借口而已。学潮的真正组织者应该另有其人。于是，在安徽方面将有“共党”嫌疑的闹事学生一一开除后，蒋介石电令安徽省政府：“刘文典如果即时离皖，可准令保释。”
1928年12月5日，刘文典恢复自由。据说，当来人打开省政府“后乐轩”
的阁楼门，恳请刘文典下楼回家时，刘文典死活不肯出来：“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要想请我出去，请先还我清白！”来人哭笑不得，只得好言相劝，刘文典这才善罢甘休。一场风波，就此了结。
刘文典痛斥蒋介石这件事，尽管并非完全在理，但毕竟是一个小人物对大人物发起的有力挑战，因而在意义上被逐渐放大，成为传统文人心中的一杆道德标尺。 1929年4月，胡适在《新月》杂志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就谈到刘文典被扣押一事，暗指当时社会没有人权：“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胡适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1931年12月11日，鲁迅先生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再次谈到这件事，并将之作为学者人格独立的典型代表。这说明，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心深处，始终埋藏着一种挑战威权、抗衡强者的基因。只不过，由于考虑到种种现实因素，许多人最终选择了避让退缩，而“愣头青”刘文典站到了与强者对抗的前台。这需要的显然不仅仅是胆量。
回过头来且说刘文典，虽经各方保具开释，恢复自由，但离开安徽大学已经是必然的了。想到这里，刘文典的心情有些黯淡，他当初接受省政府的邀请回来办学，原是怀有远大抱负的，一心想重振安徽的教育，如今频遇波折，沉沙折戟， “这次回来，在祖父坟上掘了一个大坑，来害自家的子弟，个人身败名裂不足惜，公家事被我误尽了”。
离开安徽之后，刘文典曾先后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任教，1958年7月15 日在云南昆明病逝。第二年，儿子刘平章遵其遗愿，送其骨灰回故乡安葬，墓在今安庆市宜秀区总铺高家山上。墓前立二石柱，上刻章太炎先生书赠刘文典的对联：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下联正是借用祢衡击鼓骂曹操的典故夸奖刘文典敢骂蒋介石。
青山寂寂，斯人已远，惟有西天的斜阳，映照着郁郁苍松，在宁静无言中追怀着当年的风雨。有诗为证：
落拓襟怀落寞身，平生负累是痴真。
当年一怒空余叹，只剩春风笑古今。
kaikaima 2015-5-8 20:03
1928 年4月，安徽省教育厅机关刊物《安徽教育行政周刊》上登出一篇文章——《我对于安徽大学的愿望》，作者张友仁开头便写道：
这是1928年的文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