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4-30 10:49
丁韪良：被湮没的北大首任校长
丁韪良：被湮没的北大首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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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白伟志
关于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其官方记录是“孙家鼐”，这似乎已成定论，大部分资料均取此说。而丁韪良（W.A.P Martin）这个名字，在官方记载中很难看见，即使提到，也是语焉不详或者轻描淡写，以致其人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丁韪良是什么人？他和中国有什么关系？他和北大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被集体性有意识忽略？
近代以来，列强逐鹿中土，清廷屡战屡败，颜面扫地，陷入天朝崩溃的窘境。1894年甲午战败，光绪帝“欲兴庶政而图自强”，降诏征求“通达中外能周济时用之才”。不料时过数月，应者寥寥。究其原因，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认为“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善也”，遂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上奏《请推广学校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封建教育、建立现代学制的方案，疏请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诏书强调：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7月3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8月9日，在李鸿章推荐下，光绪皇帝授丁韪良二品顶带衔，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
《纽约时报》随后发表关于此事的报道：《中国帝国大学——美国人丁韪良博士被任命为校长》：“华盛顿9月22日电——国务院收到康格大使从北京发回的消息，丁韪良博士被任命为最近由朝廷创建的中国的帝国大学的校长。……据大使称，丁被认为是无可匹敌的。”
丁韪良何许人也？此公乃美国人，1827年4月10日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小城利凡尼亚（Livonia），毕业于印第安纳州大学和新奥尔巴尼长老会神学院。他23岁即来华传教，这一待就是62年（1850年到1916年，这期间他只有4年不在中国）。
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开学典礼非常隆重，丁韪良带领所有西学教习向孔子的灵位脱帽和行鞠躬礼，这一度引起传教士群体的不满，但丁韪良不以为然。
谁是真正的校长
北京大学官方网站是这样记叙其历史的：“北京大学创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现名。”
这就是说，京师大学堂其时不仅是中国最高学府，同时还行使国家教育部的职能，统管全国教育事宜。作为管学大臣，孙家鼐实际相当于教育部长或者主管教育专员的角色，不仅统领大学堂，同时“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至于另外一位 “中总教习”许景澄，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礼部左侍郎，改吏部，又充京师大学堂中方总教习，管学大臣，其实相当于教育部副部长。他长期身处异邦与沙俄谈判，在大学堂的角色更像是名誉校长。
丁匙良毫无疑问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堂一把手、当家人。曾任京师大学堂编书局分纂的罗惇曧早在1912年就已在《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一文中说得很清楚：“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员，盖员司多用翰林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实权皆在丁韪良，科学课程管学不能过问。”
另外参考彼时上海震旦大学机构建制，马相伯任总教习，胡敦复任教务长，所以总教习一职相当于校长，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季羡林曾撰文言：“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在将近两千年悠长的历史上，太学和国子监这个传统……基本上没有断过。不管最高统治者是汉人，还是非汉人……都有太学或国子监這个全国最高学府的概念……中国的学统从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京师大学堂，最后转为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沒有中断。”无论是京师大学堂还是其前身同文馆，其建制都是依据国子监而设。
清代国子监最高行政官员为祭酒，品等为从四品。其上为监事大臣，辖下有监丞等辅佐官职。监事大臣不属国子监编制，由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兼任。丁韪良总教习职位相当于国子监祭酒，孙家鼐管学大臣之职相当于监事大臣，京师大学堂真正意义上的校长，就是丁匙良本人无疑。
↑孙家鼐
京师大学堂的夭折
丁韪良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前，已于1869年辞去长老会的教职，受聘为清廷三品文官衔任同文馆（1862创建，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在他执掌京师同文馆的26年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仅在清末民初担任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的，就有张德彝、唐在复、陆徵祥、杨枢、刘镜人、刘式训、戴陈霖等多人。其中，张德彝以其《航海述奇》而知名，他还和沈铎一起担任光绪的英文教师，陆徵祥则官至民国外交总长。
而丁韪良在京师大学堂的政绩如何，官方资料始终语焉不详。
北京大学沈弘教授对此作过详细发掘：“戊戌年大学堂尽管只存在了两年左右，尚没能培养出杰出的毕业生，但作为中国第一座强调科学和外语知识，中西学并重的新式大学，它却为壬寅年大学堂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02年重开的大学堂沿用了马神庙的旧校园、教学楼、藏书楼和绝大部分课程设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至今还保存着一套由丁韪良主持编译，并由京师大学堂于1899年出版的理科教科书，即七卷本的《重增格物入门》。该书内容充实，印刷精美，图文并茂，颇能说明戊戌年大学堂的教学质量和丁韪良本人的业绩。假如没有丁韪良和其他西教习在创办京师大学堂期间所做的种种努力，京师大学堂后来的成功是很难设想的。”
“京师大学堂从筹办起就把世界第一流大学作为楷模，其西教习所穿学袍和礼帽均模仿牛津大学的式样，其课程设置也广泛参考了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的成功经验。所以跟国外名牌大学相比，京师大学堂一开始就起点较高。牛津和剑桥大学创建伊始，并没有固定的校舍，也没有正规和系统的课程设置，主要的教学过程只是通过有硕士学位的大学成员私下传授来完成的。哈佛学院在刚创办时，只有六、七个学生，唯一的教科书就是圣经。相形之下，戊戌年大学堂在草创时期无论在师资、生源、课程设置、教学设施和图书馆设备上都远远超过了上述这些学校。众所周知，它的停办是因为义和团进京所造成的动乱，而决非丁韪良办学不成功。”
由于京师大学堂重视西学，早就引起满清保守派的不满。1900年，义和团进京后，他们趁机怂恿义和团，使其发出威胁要消灭二毛子的揭帖：“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丁韪良身陷北京使馆区内，度过了五十多天被围困的惊险日子。在最危险的关头，他还牵挂着京师大学堂的命运，于是冒死拜访了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请他无论如何保住京师大学堂，得到的答复是：“查禁大学堂，将会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 这样，中国近代直至现在都有重要意义的最高学府，总算保留了一丝血脉。
出了荣府，这位73岁的老人拿起了毛瑟枪走进西什库教堂，对准外面的拳民和清军发射子弹。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克北京。端着毛瑟枪的丁韪良，则变成了直接的抢劫者。他在《围城记》中坦承：我也参与了抢劫。
八国联军攻克北京后，丁韪良第一个反应是跑去看他的京师大学堂，结果发现：“清兵或拳匪已经打碎了屋里的每一件家具，并且把我所有的藏书，以及大学堂的所有图书收藏，其中包括中文善本书，全都扔到了井里和水池里。当他们把翰林院富丽堂皇的图书馆藏书践踏在脚下或烧成灰烬时，其行为又何足为奇！对于我的藏书，他们选择了浸泡而非焚烧，因为这儿的房屋过去曾是王府，它们是严禁用火来烧毁的。”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随行战地记者兰多，在详细描述战争的惨烈和暴行之余，也将目光投向了京师大学堂：“这个新建的大学堂与翰林院有天壤之别，这儿每个房间的墙上都挂满了地图，而在架子上则堆满了用于物理、几何和化学实验的各种仪器。倘若遮住建筑物上那些翘角的屋檐，它看起来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同类正规大学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1902年，清廷颁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丁韪良又被重新任命为总教习。但西教习们因向清廷要求补偿薪金引起纠纷，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借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丁韪良等西教习。
十九世纪的利玛窦
在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中，参与中国改革之深，服务中国时间之久，无人能出丁韪良之右。难怪学者常常把他比作十九世纪的利玛窦。
1864 年，37岁的丁韪良将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的著作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翻译成汉语出版，题名“万国公法”。1865年，《万国公法》在日本出版。不到一年间就再版数次。随后丁韪良又翻译了德马登的《星轺指掌》、伍尔西的《公法通论》、布伦的《民法典》以及欧洲国际法协会编纂的法律手册。除翻译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韪良也从中国古籍中挖掘类似国际法运作的事例，编成英文的《中国古世公法论略》，由汪凤藻译为中文。
彼时丁韪良基本停止了传教活动，转而将大量的时间放在翻译写作介绍外国科技、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之上。他积极翻译各种图书免费发放给清朝官吏，用他的话说：“这些书籍就像一个杠杆，有了这么一个支点，肯定能撬动起某些东西。”
在丁韪良心中，中国与清朝政权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他从未对中国绝望，并且充满了感情。
但他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自然对采取开放鸦片种植贸易政策的满清政府的态度说不上客气。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之情：“他们本来是可以抑止这种罪孽的，但他们从未采取过任何联合行动来保护公众的利益。” ——这种情绪，在此后几十年里，直接决定了他对待清廷的立场和态度。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丁韪良公开发表了给美国政府特使顾盛的一系列信札，认为对因循守旧腐败没落的满清王朝，决不能“有过高期望”，要求列强保持严格的中立。太平天国覆灭时，丁韪良直言列强的介入是“使进步的车轮倒转”，他诘问到：“难道新政权不比旧政府更能接受新思想吗？”“基督教”这三个字无疑是他对太平军保有同情的重要因素；对满清政府的彻底失望恐怕也是另一重要原因。
随后，英法俄美四国计划在京师进行缔约活动。丁韪良在卫三畏和美国全权公使列卫廉的推荐下，他作为使团翻译的角色，全程参与了战后与清廷的谈判。在此期间，美方代表之一杜邦船长提出希望中国能派遣领事到美国管理华人，而中方代表谭廷骧则表示“吾皇治下有亿万斯民，怎会在乎漂流异域之零星流浪者？”这让丁韪良极为愤慨：“这就是中国政府对其移民后代所表现的伟大的冷漠！”
庚子事变后，1901年，他建议向清廷索取海南岛作为立足点，以增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他还建议废除满清政权的腐朽统治，审判慈禧太后，从而招致清廷的嫉恨，也直接导致当时和之后官方对他的全面封杀。
丁韪良人生的最后十年，在北京担任长老会荣誉传教士。1916年12月17日，90岁高龄的丁韪良在中国平静的去世。他的人生三分之二的时间留在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