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4-28 19:55
良知与担待：我的老师邵方先生
良知与担待：我的老师邵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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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秦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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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书时，学校名曰“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后随民院升为民大改曰“中央民族大学附中”。校址也由西单石虎胡同迁至民大西门。这所学校的学生多年来一直称老师为先生，文革前依然没变。所以邵先生者邵老师也，但邵先生并没给我上过课，他是专教高三毕业班外语的高级教师，而我尽管在这学校呆了五年却是初中毕业生。不是蹲了两年班，而是正赶上那疯狂的时代，参加了两年“运动”。也就是在这“运动”其间，领教了邵先生的人格魅力……
只有一个人鼓掌
我们学校的文革初起，老师靠边站了，没有了打铃上课，更没有作业缠身，学生们犹如被松了绑的囚徒，情不自禁欢欣喜悦自不必说。后来有了“任务”，叫“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实际上就是学生批老师。批判时上挂下联，杜撰说把学生教育成修正主义接班人是修正主义头子布置下来的任务，老师执行，学生受了摧残。而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毛主席挥手了，要清算修正主义的罪恶。其实就是学生出一出气，犹如摘下笼头的牛犊、马驹撒一撒“花儿”。于是，平日对学生要求严格的老师，尤其好训学生的老师被重点“清算”、“摧残”了一把。老师做检讨，斯文确实扫地了，可没拳脚相加，更没你死我活……
后来，工作组进校，学生大权旁落。工作组不似学生那么无章无法无规无距，他们是从北京郊区“四清”工作队紧急抽调来的，所以一进校就依王光美创造出的“四清工作经验”扎根串联，给老师及有知名度的学生“排队”。简而言之，就是翻档案查出身认定谁是可以依靠的左派，谁是必须整肃的对象。不料，在工作组判定谁左谁右谁革命谁反动的方案尚未亮出之际，就因“不合朕意”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灰头土脸撒走了。
工作组撤出之后，突然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一下蹿红。其实，正因为有了以“出身划线”的氛围，这充满“阶级斗争”味的对联才顺势而起大红大紫……这或许是惯性，或许是规律，原本就“左”却被更“左”的取而代之了。公允地说，工作组的“左”是序幕，这“阶级斗争”色彩浓烈的对联登场走红则是跟进。令人震惊的是，由此而来的的暴虐层出不穷，我们学校的操场上就乱棒打死一位北师大的教授夫人，其罪名是资产阶级分子妄图阶级报复，实际上充其量是邻里不和，而与其不和的恰是工友家属。最难忘的一幕是施暴者不仅自己挥舞铜头皮帯抽打，而且强迫被打者的儿子打自己的母亲，边打还要边喊“划清界线”。更为暴虐的是有组织的京郊大兴灭门事件，几个村同时行动，上至八十老翁下至吃奶稚童，凡出身不好者，或刀铡或枪捅都难逃一死。
当初的我，年少无知又自以为是，楞敢用脑子分辨，分辨来分辨去，觉得这对联不对味儿，因为从马、列到毛、周，其父辈既非英雄亦非赤贫，可他们却是领袖。况且，儿时便从陈胜吴广起义抗秦的连环画中知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出自义军领袖之口的“豪言壮语”，所以更认定那对联不妥。
若是心里这般想想，或者私下里嘟囔嘟囔也就罢了，少不更事的我在挚友新生兄的“强烈支持”下竟不知天高地厚的走上辩论台，将所知所想一股脑端了出来。讲罢之后“嘘”声四起，但却由老师群中传出响亮却又孤单的掌声，鼓掌的便是邵先生。
于是，辩论会的亮点一下由台上移到了邵先生身上，当即有人质问：“你为什么鼓掌？”
邵先生从容作答：“第一，他说得对；第二，一个娃娃能动脑子思考问题，应该鼓励。”也就是邵先生敢从容鼓掌，也就是邵先生敢这般作答，因为邵先生虽是老师却是正而八经的老革命，1945年投身革命，参加过解放战争，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邵先生的如此身份和如此鲜明的态度，起到了震慑作用，令一些人望而却步，不然的话，那辩论会如何收场，会不会有“革命斗士”冲上来揍我一顿委实是说不准的事。越往后越发觉得，是邵先生的鼓掌令我躲过一劫。随之，这掌声也就越发被我铭记于心，而且我敢保证，这掌声我会永远记忆直到了去之刻。
跟着堂姐离开北平
邵先生1945年参加革命，那年他不满18岁，当时在北平成达中学读高一。北平成达中学的校址在中南海之中，当时的中南海与北海、景山一样是城内的公园，任人进出连门票都不要。邵先生回忆，那时若在课堂上找不到我，流杯亭准能找到我，纸叠的小船放在上口，不一会儿就到下口了，老师若责怪，我们就说在做物理实验，体会动力学。
邵先生说，1945年是个好年分，好就好在喜讯频传。日本投降是天大的喜讯，之后又传来一个好消息：解放区的张家口正筹办“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是与郭沫若一同驰骋文坛的宿将成仿吾，而且“华北联合大学”热烈欢迎北平和天津的学生，并称北平、天津的高中生免考入学。面对这诱人的条件，不少同学动了心，邵先生也准备年底前赴张家口。当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腐败泛滥，则是有良知者想往解放区的根本原因。
即将动身之刻，邵先生的堂姐来北平探亲，在邵先生与堂姐聊起即将赴张家口的意愿时，堂姐说：“上张家口还不如跟我进山呢”，于是，邵先生随堂姐到了宣化。
邵先生的堂姐是1938年由北平投身革命的，名副其实的抗日干部。抗战胜利后与派往北平做地下工作的同事一同进北平，她是探亲并无任务，所以来北平几天后便要返回驻地。当时，她是晋察冀解放区挺进剧社的负责人，邵先生做为堂姐的额外收获，成了挺进剧社的客人。邵先生的堂姐后来成为中央党校的干部，行政13级，职务是党校资料员。
冀察军区政委刘道生闻听挺进剧社负责人也就是邵先生的堂姐打北平归来，特意请饭，邵先生自然是随行人员。吃饭时，刘道生向这位来自北平的青年学子询问了北平驻防军的情况，如武器装备、军队纪律等事宜。次日又邀请他到怀来郊外打猎，其间刘道生提议，劝说邵先生与其往张家口读“华北联大”，不如进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邵先生慨然允诺，就这样，邵先生由高中学生变成了“军政干部”。
这所军政干部学校的校长是李青川，政委是沈图。其实这所学校算不上学校，称之为培训班更贴切些，同时这所学校的“寿命”也不长，邵先生进校仅8个月，这所学校就解散了。邵先生自然“毕业”，“毕业”之时便彻底由北平学子成了“军政干部”。
冀察军政干部学校之所以解散，是因为形势不由人，46年8月内战全面爆发，学员必须归入战斗部队。邵先生被分配到晋察冀野战二纵队四旅，职务是宣传员兼文化教员，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又先后在敌工科、联络科任见习干事，负责组织担架队和战俘教育，级别为正排级。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的军队由解放军接收，邵先生被调至由傅作义部炮兵为班底的部队，其任务是将好传统、好作风贯彻到新部队中。但调到炮兵部队不足一年，邵先生又奉命进了刚刚成立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
1950年，根据中苏的密切关系，中枢层拍板成立“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委任师哲为校长。明令各军、兵种抽调100名有培养前途的连、排干部进该学校学习，旨在满足今后军备、军训的需要。邵先生年富力强，又经历过五年军旅的考验，成了幸运儿。进入这所学校的军旅干部中，有陈毅的夫人张茜，由此可见这所学校在高层军政要员中的“份量”。
好运未必是好事
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苦读了三年，毕业之后本应回归军队，但是邵先生又碰上了“好运”。中央人事部奉命从毕业生中挑选几位高材生，充实到中苏联合公司任高层领导的翻译。邵先生被选中，于是乎脱了军装成了当时最时髦的央企专职翻译，在中、苏经理之间充当“桥梁”。
当时，中苏进入蜜月期，统共成立了四个联合公司，即：中苏民航联合公司、中苏石油联合公司、中苏造船联合公司和中苏金属联合公司。其中中苏金属联合公司的保密性最强，因为其开采的不是一般矿藏，而是用于苏联军事科研的稀有矿藏，所以产品只编号不注名，运往何处用途为何，均系绝密。
邵先生任职于中苏金属联合公司直属矿管处，任务就是在矿管处经理张子宽与苏联经理马耳琴科之间当翻译。张子宽是当时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马耳琴科是苏联稀有金属的权威。矿管处的所在地是■新▲疆■富蕴县，维语称“可可托海”。那里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冬天最极端时可达零下30度，但矿产却相当丰富。邵先生回忆，马耳琴科曾在不经意间透露，锂电池就是中国■新▲疆■富蕴县开采出的稀有金属制造成的。在富蕴矿区还铍、镍、铯、钴等多种稀有矿藏，都是发展航天航空业所必不可少的。
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提出中苏联合公司带有大国沙文主义性质，也就是有损国家平等的原则，所以将苏联持有的股份无偿转归中国。应该说赫氏所为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怎奈毛泽东不以为然，他崇敬斯大林，憎恶赫氏，批赫氏是叛徒、是修正主义。怪了事了，考察清政府与洋人定的那些个“条约”，也没见这么上赶着“卖国”的。所为何来？无外乎又是先算政治账，经济账无所谓。何为政治账？恐怕唯有他一人知晓。对外，仼凭斯大林占尽中国便宜却英明、伟大讴歌之的是他，光着膀子在游泳池里羞辱赫鲁晓夫的也是他。对内，吟颂“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是他，清算彭德怀历史问题的还是他；中共“九大”上推举林彪当主席自已当副主席的是他，九届二中全会后斥责林彪要当主席、分裂党的照旧是他……所谓民族利益、国家主权、邦交礼仪、战友情份、诺言信义在他眼里本就是“朕乾纲独断，说黑即黑说白即白”的事，这就是他的政治。
1955年■新▲疆■自治区成立，中央代表团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刘格平率团赴乌鲁木齐。当时刘格平主管民族事务委员会，而由民委所请但挂在民族学院的苏联语言专家谢尔久琴科亟需一名翻译。刘格平直接向赛福鼎求援，赛福鼎一锤定音，要中苏金属联合公司出人。综合政治和业务素质，邵先生成不二人选，于是53年由北京赴疆的邵先生55年又调回了北京。所不同的是离开北京前是军政干部，如今到了知识分子扎堆的大学了。再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语言专家回国，邵先生一下没了“任务”。由民族学院调民院附中当校长的王超与邵先生捻熟，趁此良机盛情邀请邵先生到附中任教，就这样，邵先生从苏联语言专家的专职翻译变中学外文教师了。
我曾直言问邵先生，若是留在部队保有军籍会怎样？邵先生拿出一本书，说：这本《随同毛泽东访苏回忆录》的作者叫孙立忠，是俄专的同学，他从总参退休，在级别和待遇上强我一些，但我如留在部队也未必怎样，或许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另有事端。
有个被“劳动教养”的父亲
邵先生原本姓杨，学名杨邵方，1928年生于北京，祖上是云南望族，祖父杨增美是中华民国国会议员，故而定居北京。邵先生的父亲杨应舒，年轻时与其弟即邵先生的叔叔往■新▲疆■省亲，兄弟二人的堂伯杨增新乃前清进士，由河州知府擢升■新▲疆■，最终成■新▲疆■督军主政■新▲疆■。杨增新对两位族侄寄以厚望，安排他们兄弟回北京进“民国高等警官学校”和“北京俄文法政学校”就读，并嘱毕业后赴■新▲疆■委以重用。怎奈杨督军被刺身亡，杨应舒兄弟也就失去了赴■新▲疆■被委以重用的机缘。
杨增新主政■新▲疆■之时正逢中国动荡之际，武昌枪响清廷逊位，南北会谈袁氏当国，随后北洋政府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面对这多变的局势，杨增新以不变应万变，他“敬庙不敬神”，即只认中央政府而不计何人在位。杨增新的举措还包括，不要中央政府派兵也不要中央政府拨款。但同时，他亦严防各种宣传暴力的主义进■新▲疆■，因此成了实权在握的■新▲疆■王。不过，他充分尊重当地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调节抒缓各种矛盾，乃至■新▲疆■在其治下多年却总体上了然无大事。时下，有批评杨增新思想陈旧推行愚民政策的，还有批评他不顺应革命潮流维护封建专治的，但却对他保土安民尤其维护中国统一的贡献几无争议而成共识。
杨增新被刺之后，民国政府当即表示震惊，并信誓旦旦严惩凶手，可杨增新的被刺案至今是个迷，有说是革命党中极左分子所为，也有说是在任官员争权所为，还有说这刺杨行动是中央要员一手策划的……众说纷纭并无定论，但杨增新的遗体运归内地，葬于京北沙河，算是民国政府对他的肯定及对遗属的安抚。
杨增新的死断了杨应舒兄弟的仕途，孰料事出异端，邵先生的叔叔突然间私往东北并被张作霖的侦缉队拿获，罪名是“共党”。经审之后，知其是■新▲疆■督军杨增新的族侄、民国议员杨增美的爱子，再加上杨增美速行打点，东北方面便有法外从宽之意。但“共党”案犯不同于别，于是定下“陪绑”之后悄悄释放之计，不知是忙中出差，还是百密一疏，假枪毙之前竟无人告之，岂料枪一响，“陪绑”的经神错乱。由此，杨增美断不让杨应舒谋职，说警察局的差事太危险。杨增美着杨应叔专职看护弟弟，或往日本求医，或往乡间疗养，兄与弟寸步不离。数年后病者亡故，杨增美痛失爱子就更不让杨应舒谋职了，他言到老家有祖产，北京也有五个宅院，足够吃喝，我可再受不了丧子之痛了。一来二去，杨应舒成了吃闲饭的主。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北京掀起一场运动，凡没工作的统统劳动教养。杨应舒在劫难逃，被扭送京北清河劳教农场。其实，杨应舒一不偷二不抢并无恶行。“说句不当说的话，多年的闲人生涯，他连正常的交际能力都弱化了”，邵先生如此评论他的父亲。但说什都没用，杨应舒难逃劫数，在清河劳教农场一呆多年，直到满身疾病时方送归邵先生处。说起这一段，邵先生一阵苦笑：劳动教养？这算怎么回子事呀！法理何在？！
的确，有一个劳动教养的父亲，军队能不能容身，真的是个问题。虽然，这“劳动教养”既不合法又不合理。
“陈伯达也有另一面”
上世纪70年代初，经常在周日随邵先生郊游，骑车上路信马由缰，但逐水多逐山少，因为戏水是邵先生的嗜好，邵先生可以在水中一躺，或闭目养神或抽上一袋烟，我等效仿皆不如也。再有就是打水里上岸之后，一瓶二锅头几样豆制品，师生们无拘无把束其乐融融把酒相碰，这也见邵先生的嗜好。
有一回酒过三巡，说来说去言及陈伯达，邵先生说：“陈伯达也有另一面”，随后道出陈伯达的一段趣闻。邵先生介绍，中央党校是陈伯达经常做报告的场所，但他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次报告最被人津津乐道，不是报告的内容令人难忘，而是风趣却又充满哲理的开场白让人想起就觉得有意思，想忘都难。邵先生闷了一口二锅头接着说，那一天陈伯达在一片掌声中登台，可陈伯达往讲坛上一站就劈手止住掌声，然后问大家为什么鼓掌，随后又问不知我今天讲的什么内容，也不知我讲的是对是错就鼓掌，这叫什么？主观主义嘛！往后不要这样，鼓掌是表态，要放到听完报告再说，认为讲的好再鼓掌，不认可，就不必鼓掌。
陈伯达是文革初期顶尖的活跃人物，从排位上说是江青的直接领导，因为他是中央文革组长，江青是副组长。而且据实而析，陈伯达是第一位光临北京六中，对红卫兵用人血在影壁上横书“红色恐怖万岁”提出严肃批评的大人物。也是明确表态，阐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封建糟粕，与马列主义格格不入的第一位大人物。据传闻，北京大兴有组织的灭门血案发后，当地群众上访，陈伯达又是闻之动怒的第一位大人物。
当然，陈伯达更是“批林批孔”运动中被首先批倒在地的大人物。至于陈伯达的历史定位，不是寻常人能决定的，但在“批林批孔”高潮之际，邵先生道出“陈伯达也有另一面”，却是难能可贵的。同时，邵先生还对毛泽东否认陈伯达在文秘工作上的贡献嗤之以鼻，邵先生不解：“历史就是历史，怎能说不认就不认呢？”
尽管对陈伯达的议论是师生郊游中的闲谈，但不也是特殊时期老师对学生的一种施教吗？在课堂上给学生解惑是施教，这课堂之外的阐述，教育学生无论对人对史都应客观、公正、全面，当然更是施教。
“有良知、肯担待”者几近稀矣
1988年，邵先生过完60岁生日就不再上班了，随后办了退休手续。
邵先生是从民族学院外语系退休了的，退休前是外语系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那时，邵先生是掐着指头算日子，一天熬一天地盼退休。
“对非干不可的正事，只能糊弄；对不该下力办的事，不下力就挨骂。退下来好啊，退休也是一种态度。”退休之后的邵先生曾如释重缚地对我说。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兴起了一股风，各大学疯了似的闯社会“办班”，负点责的一年为期，不负责的三月为期。社会上的芸芸众生也追“班”跟风，尤其有名教授当台柱的“班”更是申报者众矣，好像一进“班”，就个个成翻译、会计、艺术家了，其实花钱受累到头来只购得一个“证书”而己，当然也有由此进步了的。追根溯源原因何在？因为上边给下了政策：教师的收入要搞活。
按说这政策似无不妥，但一成风就刮歪了。蜂拥着到社会上“办班”捞钱，校园内的教学质量明显下降，可认真抓教学质量的领导却遭埋汰，介绍关系多“开班”则成了判断领导优劣的标准。面对这局面，邵先生心中不满却又无奈，所以一天熬一天的盼退休。真的，邵先生的退休也是一种态度。
退了休的邵先生游游泳、下下棋好不怡然，有一回一天间拨出十多个电话，告诉众人，他的围棋又升了一段。但是面对其它，邵先生谈然漠视，比如依其资历尽可以提出调房的希望，因为他的现居房舍不足百平，又处顶层。可邵先生却道：“住惯了，不折腾了，顶层清静。”
邵先生并非名人，也没干出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却是我诚心尊重的人，因为他有良知，肯担待，而“有良知、肯担待”者几近稀矣。究其缘由，这当与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政治需要”相关，。比如施暴打人，虽可依伤害程度不同处置有异，但违法的性质不容置疑。可“十年浩劫”中面对武斗风起，“圣喻”却云：“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可恶；好人打坏人，活该”。再比如同是奸污妇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算“小节”；而毛要整肃的人则算“罪不可赦的大恶”。久而久之，无论朝堂或坊间，以“立场”、“需要”、领导脸色而对事物行“判断”者越来越多。而守良知尤其肯担待敢言者越来越少。对一个民族而言，这的确是伤及根本的“浩劫”。然此风并非始于“十年浩劫”，开朝之初林彪即云，美国无意在中国用兵，要用兵的话，三年内战就来了。但是当“美帝国主义以朝鲜为跳板侵占中国，我们必须抗美援朝”的“上谕”一出，林彪就三箴其口了。其实美国若想侵略中国何需“跳板”？毛也未必不知其间道理，可为“政治需要”，“良知”算老几？当初如此，往后亦然。
邵先生年届耄耋却依然守良知、肯担侍，所以更令人高看。邵先生是智者，更无愧“老师”这一称谓，因为邵先生身体力行以表率施教，无论何种境况都用良知对事物进行判断，且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也不囿于所谓“理论”、“指示”和“立场”，令我辈在潜移默化中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