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4-28 10:11
徐庆权 我眼中的杨继绳
徐庆权 我眼中的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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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我眼中的杨继绳
八十年代 | 作者:徐庆全 | 2015-04-19 叶子发布
我看到过多篇杨继绳接受记者采访的文章，标题五花八门，但都没有用过“闻人”这样的称呼。我倒觉得，用这个词更能概括这个人的特征。
杨继绳描述自己时说：“过去我干的是新闻，现在干的是旧闻。”新闻，是说他干了30年新闻记者;旧闻，是说他现在成为历史学者。新闻或旧闻，都是 “闻”，说他是“闻人”，得其所哉!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闻人”是个复姓，至今在浙江一带仍有人在用。而这个复姓则来源于被孔子杀掉的少正卯。春秋时，鲁国大夫少正卯和孔子各自开坛讲学，而孔子的一些门徒则更愿意到少氏坛下听课。少氏也被众人称为“闻人”，赞许其知识渊博、才华出众、闻名于世。孔子任鲁国司寇后，即“危言乱政”的罪名处死少氏。少氏子孙继承祖先的达名，以“闻人”为姓。后来典籍中也就有了“闻人”泛指有名气的人的词汇。杨继绳言论多多，著作等身，是当之无愧的“有名气的人”，因而借用“闻人”这个词也恰如其分。
言谈无趣、装束幽默的人
杨继绳和我同事有十多年了。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他是一个言谈无趣的人。
与杨继绳聊天有阻隔。一是他的乡音难懂。杨继绳是湖北浠水人，尽管在京津生活50年，但乡音基本如旧，听着费劲。社里讨论个问题，杨继绳发言倒是挺踊跃，但是他说完以后，人们往往大眼瞪小眼，不明白他说什么。要么要他重新复述一遍到两遍，要么经过我或者其他人翻译才能让大多数人大眼小眼恢复如旧，有恍然大悟状。弄得杨继绳倒也纳闷：我老家人都说我普通话够好的了，怎么你们还听不懂?二是他谈对现实对历史的看法，往往是只让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说精彩结论而依据则条理不够，远远不如读他的文章来得怡然。三是他的言谈毫无幽默感，你跟他再熟，也无法和他开玩笑。他似乎就不懂幽默这个词，你自己说的热热闹闹，他却面无表情。
不过，与言谈相比，杨继绳的装束倒是很有幽默感，甚至有点喜剧色彩。从堂堂的清华毕业，又在国家通讯社工作多年，他仿佛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朴素的农民装扮。说得高一点，是七八十年代常见的小干部形象：背着个那种低档次会议上发的廉价的烂包，穿着疑似于中山装的休闲装，却一点也不低调，进办公室总是昂首阔步的。刚和他成为同事时，每每看到他这副装束，我就情不自禁地偷着乐。有一次他偶尔回头看见我在乐，竟然一脸无辜地问：有什么好事?搞得我啼笑皆非，有些不好意思了。
杨继绳倒是对自己的装扮从来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有一年夏天，他兴致冲冲地在众人面前“晒”自己脚上穿着的凉鞋：“20块钱呢，不错吧?”众人相视一笑，抿嘴不语。杨继绳倒难得开心大笑，舒服地掂掂脚，脸上的满足感溢出，仿佛占了一个大便宜。
不过，相处久了，才明白，杨继绳这么无趣，与他成长过程中留下的坎坷印记太深有关。这个出生在湖北农村家庭的人，上中学时父亲被“三年灾害”的饥饿所吞噬，背着这个阴影求学，使他生活中更多的是沉重而非阳光般的欢乐。这也使他以后50年的工作经历中，背负的更多是沉重的探究。
九个字的教育目的：“造反有理”和“社会主义好”
杨继绳从1968年进入新华社，直到2000年退休，从事新闻行业三十多年。这一行业的选择，也是他中学时代的理想。
中学时代，杨继绳作文好，他人生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记者。根植这种理想的因素，还带有行侠仗义的古朴。杨继绳少年时，偷看了不少武侠小说，特别羡慕小说里的那些侠客。他身体孱弱，没有侠客的魁梧，自认做不了武侠就想做文侠。在少年人的朴素思维中，当记者就算是文侠。等到上中学时，记者更成为他心中神圣、崇高的字眼，不仅是因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他所尊敬的一些历史人物都是办过报纸，写过稿子的人，而且因为作记者能为老百姓伸张正义。可是在他高考的 1960年，当时全国仅有的复旦和人大新闻系在湖北一所不招生，另一所只招调干生。老师代他选了清华大学的机械专业，希望他能学会造拖拉机。
谈到大学生活，杨继绳似乎对自己的母校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他一进清华，就被要求接受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同时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清华当年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人留下的文化底蕴，已荡然无存。甚至喜欢读书的杨继绳，对此也毫无所知——除了从毛泽东著作里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之外。而对于清华当年举世闻名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杨继绳还只是在团干部吹风会上才听说的。但同时他们又被告诫：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
已经成为团支书的杨继绳，也是沿着这样的教育“天天向上”的，他在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校长蒋南翔在大会上教育同学们：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就是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杨继绳并没有认为不正确，事实上他也按照这样的训诫而要求自己的。当然，多年后他和我谈起这段经历时说：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话作为父亲告诉孩子的人生经验还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个教育家教育学生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杨继绳还说，那时图书馆里过去的书差不多都没了，只有马克思主义著作。尽管我喜欢看书，但除了专门马列著作，没有书可看。所以，留给我的印象是：“文革”前的政治经济学讲资本主义可归纳为四个字——“造反有理”，讲社会主义可以归纳为五个字——“社会主义好”，学生掌握了这九个字，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其他人文教育就都不用了。这种教育的结果，使我们这一代人从进入社会开始知识结构，人格结构都是有欠缺的。
我说，我比你少20多岁，但所受的教育跟你没有什么根本上的改变，同样也是有欠缺的这一代。
因为先天有欠缺，后天就要补缺口。不过，如同一列行驶的火车，刹车不那么容易，惯性所带来的思维，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新闻生涯30年
谈到30多年的新闻生涯，杨继绳以10年为期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1977年，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2个头条。姚文元讲话，我们就跑到工厂里，找几个工人谈学习讲话精神深受鼓舞的体会，回来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讲话就更不要说了。”这是习惯性思维延续的10年。
“现在想想，这叫什么新闻记者呀?”70岁再反思这段历史，杨继绳脸上写满了嘲笑。“这段历史我感觉特别惭愧。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强调党性，而党性就是阶级性，就是你的立场，如果你追求客观就会被批评是站错了立场。那十年就是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帮’后，我把这个时期的稿子盘点了一下，发现90%的都应该付之一炬。十年的教训使我学会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虽然早就认识，但真正理解它还是花了十年的青春的代价。”
杨继绳还保留了一个10%，就是他当年写过的曾经影响很大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这两篇不是跟潮流，是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写的。
1972年，杨继绳敏感地发现，军队占用民用住房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当时军队支左，权力很大，若要调查军队占住民房的问题，不仅难度大，还有“毁我长城” 的帽子等着。他知道这个题目政治风险很大，但还是想把这件事做好。征得领导同意，他对天津军队占住房的现象作了细致的调查，写出了《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一稿，作为内参发往中央。后来，他的同事马杰继续调查，又连续写出三篇内参。四篇内参，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的上是为民请愿了。当时是轰轰烈烈的，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的民房39万平方米。
讲真话当然是要付出代价。杨继绳因批评支左的天津驻军，得罪了军队领导。有一次，驻天津部队六十六军在杨村搞军事表演，把新华社驻天津的记者都请上了主席台，军长和记者一一握手，走到他跟前，军长不仅不跟他握手，还瞪了他一眼。1977年，这位军长因紧跟江青成了全市批判对象，在新华社天津分社的揭发批判会上，管人事档案的乔义民说：“刘政写黑信陷害新华社记者。”他当众念了这封信：“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收集军队黑材料，诬陷人民解放军……，为了保卫人民长城，希望贵单位严肃查处。”这封信是他的下属署名的，它像一棵定时炸弹，在杨继绳档案袋里放了三年。
谈到第二个10 年，杨继绳说：“这十年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改革带来了中国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虽然不能完全讲真话，但可以不讲假话。”
其实，在这个10年中，杨继绳就开始向学者型记者的转化。现实促使他思考，思辨让他更敏感。他的报道，不再限于那种即时消息，而是转向对社会未来走向的大问题。
在这10年中，几乎每年他都要写一篇有关国家改革进程的调查报告。1982年，他写的题为《理论·蓝图·试验·条件》的调查报告，就颇有代表性。这篇报告明确指出了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中，一系列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因而无法制定合理的规划蓝图，对当时改革试点城市缺乏科学的选择、分析和观察，并对改革实施条件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大家都在云雾山中，而他则能比较清醒地识得此山面目，是很值得敬佩的。此文提到的许多问题，后来都陆续得到了社会实践的印证。
1987年，杨继绳的兴奋点又转向新的问题研究了，发表了《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瞭望》。次年，根据他自己对改革形势的洞察，深刻剖析了困扰中国改革深入的物价问题。写出了《孤岛的困窘》和著名的调研稿件《双轨现象》。前一篇是解剖天津火柴生产和销售，直白中国物价改革的必要性和所处的窘境;后一篇则是在更高的角度，抓住旧序变无序而后进入新序这一时代特征，指出“双轨”这一现象，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大成果，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又是必须解决的新难题，对“双轨现象”进行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孤岛的困窘》反响很大，但因文章写的是天津，市里的主要领导人就不高兴，多次批评：“有人说天津是孤岛，孤岛就要下沉，不是无知妄言，就是别有用心。”
1988年开始，杨继绳单枪匹马大江南北搞“东西部关系”的调研。一位朋友在大西北与他相遇，领略了他进入佳境的采访风范，事后对他说：“你调研犹如在滚一个雪球，从北京滚到沿海，再滚到大西北，每到一个地方，待把人家的雪沫汲纳完后，到下一处你又把雪球抛给了另一个被采访者。集腋成裘，雪球越滚越大，专家权威，三教九流之见解观点尽入你囊中，到最后你则成了把握这一问题的权威。”
杨继绳后来是否成了“权威”毋需考证了，1990年在上海召开中国东西部关系研讨会时，杨继绳是特邀专家之一。他写的“东西部关系调查”，在宏观上揭示了改革以后区域经济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引发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并由此探讨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稿子以《棋手正在更迭》、《大地没有万里平》等题目，发表在《瞭望》周刊上，如同一幅中国当代经济生活的解剖图，使人明了中国当代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格局。不仅一些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普通读者反应强烈，连许多研究中国区域经济的专家也啧啧称奇。
在这10年中，杨继绳出版了第一本他的调查与研究专著。80年代初，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科学技术如何转化为生产力，成了一个不太引人注目却又非常关键的重要社会问题。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那个已经处于萌芽状态中技术市场。而杨继绳则已经开始报道并加以研究，继而完成学术专著《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值得一提的是，这本30万字的书是我国技术市场学的第一本专著。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技术市场协调指导小组组长郭树言，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认为“这本书的作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此书曾先后获得了天津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中国技术市场研究会优秀论著奖(参见《中国记者》1990年第6期)。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整个九十年代的10年。杨继绳说：“1988年我调回总社。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连那些不真不假的应景之作也很少写了。这十年我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的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1990年代以来，杨继绳回到新华社编《经济参考报》，多年的记者生涯培养起来的理论素养，也使他以经济学者的身份驰骋于现实，写下了四百多篇关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评论。这些评论，多由当时的现实而引发，但结论却有着长远的警示作用。
或许如此，杨继绳也从不把这些评论作品看作是“易碎品”; 当年的读者也依然记得读这些评论的震撼感。2010年，在出版社的怂恿下，杨继绳将这400篇作品进行筛选，选出120篇，结集为《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一书出版。为他的第三阶段画上了一圆满的句号。
关于《三十年河东》
杨继绳经历了改革前后中国两种政治经济体制，对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整个历程进行新闻采访和跟踪调查，因而《三十年河东》所收录评论文章，不仅用通俗的文字介绍了有关改革的经济知识，而且主要针对改革中的问题。全书从银行漫淡、股市浅说、财富流动、财政随笔、宏观经济、企业改革、当代老板等十几个方面，对中国改革的过去和未来作了深入思考。
杨继绳说：从400篇选120篇，“对当下仍有现实意义”是选择的标准。的确如此。捧读书中的文章，“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感慨如袅袅烟雾，时常在周身缭绕。
1993年2月，杨继绳写下《权力不能进入市场》一文。其时，借助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市场化经济鼓与呼，自然不错，但此时也面临着党和政府权力机构官员“下海”经商的热情。这种热情在杨继绳看来，是属于一个“换饭碗”的过程：先造一个“金饭碗”，用“金饭碗”换国家干部手上的“铁饭碗”。所谓“金饭碗”，就是让党政官员出来办各种经济实体，这些经济实体里工作的官员很多人开始是一身二任，逐渐和政府脱离关系，最后完全变成了商人。这种换法的背后，就是利用政府的权力经商：“过去的物资局变成了物资公司，它既有管理权力，又有赚钱的目标，这就很容易用手上的权力来实现经营的目标”
从这样一个端倪，杨继绳敏感地意识到潜在的危机。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跑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能力，社会就会实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哨子一边去踢球，球场会乱成一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1993 年，权力介入市场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民众尽管有些感受，但还只是以“官倒”一词来轻描淡写。那时还没有出现以权谋私的胡长清之类的人，也没有出现权色交换的杜世成之类的人，杨继绳所言的“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在10年、15年后却成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办的大案、要案中的多数。一个杜世成的实现，基本实践了杨继绳所指出的这三种交换;“权贵利益集团”、“权贵资本主义”等诸如此类在今天耳熟能详的名词和现象，基本上也是这三种交换的存在而产生的。而杨继绳断定的“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的结局，也不幸而言中。腐败就不说了，但说民怨，沸腾得都需要我们用“维稳”这样一个拗口的词来表述了。
有道是，预言比现实更可怕。信夫!
因为预言比现实更可怕，所以杨继绳就不是那么招人喜欢。不过，他对“大嘴”这样称谓倒也不反感。2009年，权力和资本已占据了市场的大半，“权贵利益集团”一词也开始流行了，杨继绳的又一篇文章《谨防权力和资本成为统治中国的暴君》，再次引起强烈反向。这篇文章与1993年那篇文章可以看作姊妹篇。他在文章指出：“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这正是‘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因为“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本来是配套的。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在权力市场经济下，没有制衡的公共权力，是极为稀缺的垄断商品，它可以在市场上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这是腐败制度的原因”。
从1993年至2009 年，16年过去了，从权力的三种交换到权力和资本的“恶性结合”，面对这这样的现实，相信杨继绳在写作此文是一定与读此文的读者有着相同的感受：“今夕是何年?”今人有诗云：“三十河东四十西，可笑当年论高低”，可是读杨继绳的《三十年河东》，读者可一点也笑不出来。
杨继绳的文章标题，很有特色，疑似与他聊天中的“知其然”。与他聊天，结论性的话语常常一针见血，他的文章标题也大致如此。论述中国股市的文章，他用《向国有企业倾斜是中国股市的病根》;论述经济增长模式的文章，他用《经济增长要有“限速器”》等等，不遮掩，不虚拟，直奔议论主题。记者的行事作风，学者的思想轨迹，使这部书不仅好读，而且耐读。
在新闻界有一条“行规”：新闻人不能是代言人。而从事了30多年新闻工作的杨继绳，现今倒被认为是新闻人中的代言人。原因无他，一个新闻人的正直和良知使然。独立思考，独立调查，杨继绳给自己定位是当一个“研究型记者”，以研究思考作出解读及深度的分析。这本《三十年河东》，自然会成为他这番话的注解。
旧闻生涯15年
我与杨继绳认识，是在1997年，他还没有到编辑部来。那时，各家媒体都在为第二年的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活动作选题。在一个小会上，他和我都在。他谈到20年改革开放，说自己正在写一本书：《邓小平时代》。
1998年，上下两册《邓小平时代》推出，立即引起很大反响。以我当年的眼光看，这原因有两个：第一，这不是所谓史家作品，却从一个新的视角超越了史家的水平;第二，全书没有正规史家的套路，大多是他对人物的采访和记录，史料充盈，被人称之为“一本有用的书”。后来，我问杨继绳，你说自己作新闻和旧闻，这“旧闻”是不是就从这本书开始的。他点头称是。
从这本书后，杨继绳即开始潜心进行旧闻的采访。到2000年他和我成为同事后，利用《炎黄春秋》广泛联系老作者的资源，马不停蹄地进行采访。我也搞采访，但与这位六十多岁的人相比，真是汗颜。杨继绳的采访，是全面撒网的采访。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每个侧面，只要能找到人，他都要进行采访。在采访的基础上，他将《邓小平时代》一书进行修订。在长达五六年的修订过程中，我有幸多次读到修订稿。杨继绳说，是征求意见，但对我来说，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后来，我把研究的方向转向了八十年代的思想界，这其中就有他的影响。
全书完稿后，杨继绳将书定名为《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再次分送几个好友征求意见。我读后，对于他序言中论述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的脉络提出了一点看法。我说，你叙述的脉络非常清楚，如果再有一个形象的词汇予以总结，或许更好。我提出了一个“双峰政治”的概念，他非常虚心地接受了。这本书出版后，成为研究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的标志性作品。
在修订《邓小平时代》的同时，杨继绳还在做着另一件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自己的父亲立一座墓碑。在他的家乡，当了大官荣归故里的，都好为祖先修气派的墓碑。“我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即使人没了，这个文字碑还留得住，留在图书馆里。”
杨继绳的父亲死于 1959年，是那场灾难中被饿死的人群中的一个。杨继绳至今还保留着清晰的记忆：父亲深陷的眼窝，松驰的皱纹，干枯的手，身上每一处凸起的骨骼凹陷的皮。当他从县城中学赶回家，把从食堂领的3斤大米煮成粥端到床边，父亲已经无力吞咽，他是在刨树皮时感觉饿得不行、想去买些盐冲水喝的路上倒下的。满心懊悔的杨继绳将水缸挑满，把地里已很稀少的野菜刨了些回家，在床边尽心服侍了三天，没能留住父亲。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也是他要搞清楚这段“旧闻”的直接动因
杨继绳用差不多10年时间，走了十几个省，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访了上百位当事人，记了10多本当事人的谈话记录，写成《墓碑》一书。讲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三五年间，中国人饿肚皮的往事。
《墓碑》出版至今，在海内外获得很高赞誉，同时也遭到为数不多的质疑甚至谩骂。曾有极端人士致电作者，发出人身威胁，声称“胆敢诬蔑……要取下你人头”。杨继绳很遗憾地说，迄今除了上纲上线的骂街与人身威胁，没有收到带有学术探讨性质的有力挑战：“我愿回应有份量的质疑。”
如今，已经75岁的杨继绳，甚至精力比我还充沛，在向着下一本书努力;我知道，那也将是一本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