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3-28 20:45
延安性解放：男女关系很随便;女人深受怀孕之苦
延安性解放：男女关系很随便;女人深受怀孕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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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煳涂地怀了孕。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后，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营养的不足，使她们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萨苏撰写，发表于《史客1202》上的《延安女性深受怀孕之苦》一文，讲述了延安性解放时期，女性受的苦与痛。
中国现代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直接表现为一系列的解放运动，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叛逆者、逃亡者和理想追求者。走出家庭，叛逆社会，抛弃 “三从四德”的旧式道德伦理，是青年知识女性踏上革命道路的必然开始。这场革命从来不提倡性解放、性自由，但在旧伦理已经被委弃，新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之际，婚姻自由与性自由曾一度蔓延过。
延安女大的学员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
这种极端行为很快就被革命组织制止了。
中国革命是在极其残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表现在婚姻关系上或极端过激，或因战争环境无暇他顾而失控，或不得已而为之。“当时，井冈山上男女关系是比较随便的，双方一对歌，中意了，就可以成为夫妻，住在一起。”苏区最初简单的婚姻条例，是王明从苏联改进引入的，1931年11月，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这固然为解除旧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为革命婚姻关系的解除提供了便捷。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共22条。之后该条例在1944年3月和1946年4月两次修订，对其中离婚条件都做了具体的列举规定。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法律条文的执行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在1939年4月以前，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婚姻主要是靠组织纪律来约束。恋爱结婚的条件有“二五八团”和“三五八团”之说。前者为：25岁，8年军(干)龄，团级干部；后者为：男女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八路军的团职干部，男女双方必须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双方年龄之和为50岁。对此，笔者至今没有查找到任何具体的组织决定，估计很有可能只是各地，甚至是各个部门自行拟定的，执行当中也时常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比如，当时驻守在米脂的八路军三五九旅规定的婚姻条件就宽松得多：红军时期入伍的连以上干部、抗战时期入伍的团以上职务，年龄在28岁以上，即可就地解决婚姻。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出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感觉到，随着革命女青年的到来，婚恋情况也多起来。为了不影响学习，他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抗大政治部做出决定，要求学员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可是不久，抗大一位校领导干部没有报告，就与女学员结婚了。有人汇报后，毛泽东一纸手令，将该领导撤职，并降一级使用。莫文骅又觉得事情处理得严重了点，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情信。毛泽东叫人把莫文骅喊去，当面责备说：“你这个莫文骅，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结婚的是你，现在说情的又是你，出尔反尔，怎么搞的嘛？”莫文骅自知理亏，赶紧检讨。后来，抗大发生黄克功事件，大家知道问题严重了。
受托随何穆、陈学昭夫妇到延安的夏沙，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在抗大总校文工团工作。抗大总校于1939年迁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又回晋察冀。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她带着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回到了延安。
17岁时，她与文工团一位同事恋爱。不料，另外一个同事在与她接近过程中却使她怀孕了，这时她刚18岁。她相信组织，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交代，并请求处分。张际春给她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的处分，但劝她结婚。张际春说，共产党员不结婚生孩子，怎么向群众解释？也不能把你长期“坚壁”在山洞里不让人知道。你们感情不好，生育以后可以离婚嘛。1942年，张际春调任八路军野战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抗大来了新的副政委，他说共产党员怎么能那么随便，结婚不久就离婚？
为保护儿童，陕甘宁边区政府明确规定严禁打胎，“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论”。私生子与一般婴儿享有同等待遇，“周岁以前之婴儿，无论由母亲养育或雇人养育，每儿每月均发保育费10元；周岁以后的婴儿，领取半成的伙食粮费，并发给保育费5元，不领伙食费者仍发10元。”(这个时期，八路军津贴每月标准是：战士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团长4元，师长5元，毛泽东和朱德的津贴也是每月5元。)
这样的婚姻制度和婚姻环境，这样的胎儿保护政策和儿童保育政策，给革命队伍里的女青年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煳涂地怀了孕。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后，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这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因为革命还远远没有成功呀！
面对突如其来的孩子，她们一筹莫展，怀孕后的妊娠反应接踵而至：
本来延安的小米饭、南瓜汤、盐水煮土豆，吃得香喷喷的。可是妊娠以后却难以下咽。……有的孕妇反应严重，吃进多少吐出多少，吐完了食物吐胃液，吐完了胃液吐胆汁，好像五脏六腑都在腹腔里翻滚。本来延安的饭菜营养已经够单薄的了，加上不能进食，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即使是矫健的年轻女战士，也会变成病号。胎儿的营养全靠母亲自身储备，十月怀胎，待婴儿哌哌坠地，做母亲的臼牙开始摇动脱落，脸上出现皱纹，脑筋反应迟钝，达不到一个战士的素质要求了。
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自从1928年5 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而她执意离开毛泽东，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时，年方28岁。
十月胎成，接下来的生育，对这些战争环境中的知识女青年来说，有时甚至是生死考验。
1945 年9月，正是重庆谈判的时候，王丹一在清凉山窑洞宿舍里生产了。
艾思奇在另外一间窑洞里写文章，我在窑洞宿舍里，没有灯光，感觉得痛疼难忍，就哼叫了。隔壁××夫人听到了，叫来艾思奇。艾思奇束手无策。这位夫人让勤务员赶快叫来中央印刷厂卫生员，问我预产期是哪一天？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预产期。这样，就在窑洞宿舍里生了。
……只有一个勤务员，年纪太小，什么也不懂，第一天帮我们洗了一下，以后就不干了，脏衣服放在窑洞里8天没人碰。
1941年3月，曾志住进当时延安医疗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妇产科准备生产。最关键的时候，接生的医生们都去吃饭去了，产房里只有一个护士。孩子顺产出来时，护士没有接住，“咚”的一声，竟然掉进了产床下面的铁盆里。这个孩子就是陶斯亮。孩子生下来了，但吃饭的医生还没有回来，她就只能在产床上躺了有一个小时，才被抬进病房里。“病房也在窑洞里，这个窑洞还住了一个女同志，刚分娩两天。我被抬进病房后就再没有人来管我了，而我却开始大出血。想请医生来，又不好意思让刚分娩的病友去，这个时候我真希望医生能碰巧来一下，哪怕进来一个护士也好呀，可始终等不到。直到我感觉快虚脱了，才告诉对面床上的同志，她立刻起来，看我脸色苍白，马上去叫来了医生，此时我已失去知觉了。”她是陶铸的夫人，尚且如此，其他人住院生产的护理情况也可想见了。
“当时延安条件困难，不是生下小孩就有托儿所。……许多母亲为了给孩子一点营养，十分辛苦，要自己养羊、放羊才能挤出羊奶给孩子吃。为了给孩子做饭，要到大伙房后边拣煤核，才能烧起小炉灶。”当初奔向延安的知识女青年们，都是怀抱着一腔救亡报国，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热忱，可以说，她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叛逆了旧家庭和旧社会，来到革命队伍里还要回到窑洞，回到家庭，去带孩子。
她们有了孩子，她们便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缚在一个狭小的笼子中了！她们迈动不开脚步，向学习，向工作，去进取她们自己的希望。为了抚育着革命的新的一代，她们是愿意付出最大的牺牲与忍耐的。因此，烦恼与劳累，不能使她们发出一句怨言。只是她们不愿意放弃为革命所应尽的母性外的人性的职责。她们在矛盾中挣扎！
革命女青年们作为妻子和母亲，在生育中所经受的流血、疼痛与伤心，直接剥落着她们的飒爽英姿；而回到窑洞抚养孩子，日常生活的平庸与琐碎，则间接侵蚀着她们的壮志豪情。
而最让她们心痛的，则是母性与事业的两难。革命对于革命者来说，总是第一位的。于是，就出现了将孩子送给老乡临时抚养或永久抚养的事情。可惜，陕北老乡们家里的条件之简陋，又往往是出乎想象的。
1941年3月，韦荧在中央医院生育后，身体非常虚弱。她与艾青商量后，决定把孩子暂时托放在附近的一个老乡家，准备等自己出院后再接回来。一个月后，他们去接孩子时，“推开门，发现主人不在，再看炕上，婴儿身边放着一碗小米汤，碗里还趴着一只苍蝇。……孩子骨瘦如柴，显然是缺少营养的缘故。不几日，这个孩子终于夭折了”。这是韦荧与艾青婚姻中的第一个孩子，给他们刺激很大。孩子死后的第三天，他们两人在窑洞里枯坐，半晌都没有话。
石澜在抢救运动中生下孩子，但觉得最痛苦的是生下孩子后又被迫丢弃孩子。“1943年我生了第一个儿子以后，用乳汁哺育了将近一个月，当婴儿第一次向我发出天使般的微笑时，我是多么地陶醉啊！但就是在这时，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舒同要到前方去，我必须随他同行。这是大局，我别无选择。当我把自己的幼儿，从怀中用双手托起交给一个陌生农妇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这个年仅26岁的小母亲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昏倒在农妇的家门前。”
附：陶铸夫人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披露性解放
作者：单世联
妇女是中国社会的最低层，在极受政治经济压迫的同时，还得承受夫权的横行。从“五四”时代的反对小脚、走出家庭到革命时代舞枪弄棒、参与政治，现代妇女一改传统造型，“不爱红装爱武装”。虽然革命的男性特征及其严格的组织纪律使女革命者较少展露女儿本色，但女革命者回忆录还是提供了更丰富的革命场景。
在女革命者的回忆录很少的情况下，曾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一书值得细读。
1 性解放？
中国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但由于社会革命的对象之一是包括“三从四德”在内的传统伦理，由于共产党在革命动员中以“解放”、“自由”为口号，因此对于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来说，革命也包含着婚姻自由、一定程度上还有性自由的意义。曾志记得：
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又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上页51─52）
革命意欲颠覆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革命青年尤其感到原有的道德系统对人性欲望的约束力，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性自由当作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岂止是知识青年，在闽西，少年先锋队在反封建、反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方面作了大量宣传工作，“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头、童养媳，经过少年先锋队的宣传教育，纷纷起来反抗，投身革命。”（上页95）后来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之一的王稼祥，1925年由父母包办与一个没有文化的女子结了婚后，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的央寄托了。”（1）
一些青年最初是冲着婚姻自由而参加革命的的。胡也频在小说《同居》中这样描写婚姻自由（包括性自由）的吸引力：“妇女们更快乐更活泼得利害。她们从前都没有出息地关在贫苦的家庭里弄饭，洗衣，养小孩，喂猪，像犯人关在监狱里一样，看不见她们自己的光明，现在她们好象是在天上飞的鸟儿了。她们的生活自由了，没有压迫没有负担。并且不害怕丈夫了。她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和男子们结识。她们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个‘同志’跑到县苏维埃去签字，便合适地同居起来。”（2）
1937、 1938年，受斯诺《西行漫记》和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的影响，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对中共和新生活的憧憬奔向延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一度在延安盛行，男女交往相当随意，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很有市场，一些历尽艰辛的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标志。
但中国革命许诺的只是婚姻自由而不是性自由、性解放，严酷而艰苦的革命最需要的是禁欲主义。最典型的是潘汉年，为了一心从事革命，他在苏联做了绝育手术。革命行为是超道德、反道德的，但革命队伍也需要由外向内灌输的“道德”，它要求改造人性，灭绝人性，要求无条件的牺牲、奉献。从国民革命时期章太炎的“道德无我”论到共产革命时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在取消个人权利以服从整体目标的意义上，革命道德与传统道德有相合之处。所以无论中国革命怎样提倡道德革命、文化思想革命，但本质上仍然只是政治革命、夺权斗争，革命者在文化观念、人生观念上仍受传统的隐形控制。即使在政权到手、毛泽东仍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时，他也只是在1958年设想过废除家庭，直到天翻地覆的文革，他也从未提出过性解放的理想。
所以，一旦进入革命的体制化阶段，性自由就被坚决地否定。在得知郴州青年的行为后，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大发脾气：
“这还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睡，男女都不分了，……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上页52）
同样，“杯水主义”在延安也只是流行了一小段时期。1939年后，革命的差序等级制度开始建立并严格执行，此后流行的是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2 革命生涯常分手
中国革命没有性解放的承诺，但革命者的婚姻确实是比较自由的，这不只是因为革命的目标包含了婚姻自由，也因为革命使革命者处于一种非常规的生存状态中：只有革命同志，没有世俗牵扯；只要上级批准，无需法律约束。以革命需要为原则，男女关系相对单纯。
曾志的革命生涯有过三次婚姻：
1927年4月，与夏明震结婚，1928年3月夏明震牺牲；
1928年4月，与蔡协民结婚，1932年10月，蔡协民和曾志挨批，蔡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曾志到陶铸任中心市委书记的福州去，“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上页145）
1933年初，曾志与陶铸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觉的。“我觉得这人太豪情奔放，锋芒毕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上页 29）一天夜里，夏明震工作后没有走，和衣躺在曾志床边，第二天早上有人拿她开玩笑，人言可畏之际，夏一句“我是真心爱你的”，曾志“心一软”。工作关系促成了第一次婚姻。
第二次已有恋爱的成分。“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七师党代表，我调到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上页65）但后来发现，蔡的感情非常脆弱，“有时甚至像个小男孩，难过得流泪。”（上页103）所以“虽说蔡协民对我确实很不错，可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上页151）女革命者要的是性格钢强的男子汉。
这就是陶铸对曾志的吸引力。“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是挂念着他。……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上页151）但陶在与蔡协民相反的方向上也是极端，“从延安出来后，我正式向组织上打了离婚报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义。陶铸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因日本投降后，时局突然发生变化，也就顾不上再扯这些个人的事了。” （下页398）革命形势稳定了曾与陶的婚姻。
无论与谁结婚，无论有没有感情，曾志都没有把自己和谁终生绑在一起。这首先是基于革命者的使命。与蔡协民结婚时，“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什么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上页65）1932年，蔡协民受到批判，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婚姻当然也就不可能再维持，何况曾志对他本来已有不满。党内很多高级干部的政治生涯出现逆转时，组织上都会劝说他的妻子与之离婚。在党的铁笼中，一个得不到组织信任的人，严格地说是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伴随革命而来的牺牲、分离使两个人不能长相守。在闽东时曾志并未想和陶铸分手，但陶铸被判了无期徒刑。 “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作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上页208）为此而和任铁锋、叶飞交往密切。但她过于充分地使用了自由的权利，以至于闽东特委认为：“曾志作为党特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恋爱问题上，以一种极不负严肃的态度。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几个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工作。”（上页 209）革命者的婚姻只是口头承诺、组织批准和事实存在，既没有法律约束更不保证天长地久。闽东特委不是批评曾志没有为陶铸“守节”，她有权利在陶铸尚存的情况下另行恋爱，只是不能同时与两人恋爱。因此决定撤销曾志福霞县委书记的职务、留党察看四个月的处分。曾志本人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上页207）如果不是闽东特委的处分，曾志和陶的婚姻早就结束了。不过，曾志认为，特委批评的实际原因是由于曾与任、叶密切的关系使特委其他领导感到有被架空的危险。可以设想，如果曾志同时恋爱的不是党内两个负责同志，特委也是可以允许的。
“三从四德”是革命要破除的观念之一，当然不能进入曾志的婚姻观念，没有这种旧的约束，维系革命者婚姻的纽带就是政治需要、组织安排。这对传统的婚姻观念确是一次革命，但由于这一外在约束一般也不考虑双方的感情基础，除非有一方的政治生命发生问题，否则离婚也是很困难的，这种新的婚姻约束机制与传统的伦理约束又有相同之处。
3 农民的“革命性”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为农民革命唱了一曲嘹亮的赞歌，对农民的颂扬成为中国革命史的主旋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1928年的湘南，农民曾以暴力反对共产革命。
湘南暴动后，国民党军队向郴州的红色政权进攻，湖南省委特派员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一个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从宜章到耒阳一线四百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使来犯之敌难以生存。支持革命的农民原想从革命中得到好处的，现在革命要掉他们的房子，于是农民拿着此前用来和反革命斗争的枪、梭镖和大刀来和共产党斗争了。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一定要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就反对共产党，打倒共产党！”（上页55）28年3月中旬，本来是要动员群众掉房子的大会上，农民们用梭标扎死、用泥土活埋了共产党人，手段是残忍的：
夏明震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着，两只手还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两腿伸直，一只脚光着。
特别是那个妇联主任，赤身裸体躺在那里。两个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个碗口大的洞，肠子暴露着，外阴也被挖掉了。
最惨的是两三百名少先队员，都是些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孩子们。反叛的农民来了他们就往山上跑，反叛的农民哄骗说：
“你们下来，就不杀你们。”
天真的孩子们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一下山就被包围了。毫无人性的叛乱分子竞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们大开杀戒，好几十个少先队员最后惨死在血泊之中，尸体被丢在山沟里。（上页60─62）
中国农民众多，历来有狂乱屠杀的一面，且手段野蛮，从大革命到文革都有充分的表现。它本身无所谓“革命”还是“反革命”，关键看为谁所用。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家的本领即在于释放并利用这一股巨大力量，这个本领是逐步学会的，开始时共产党也没有经验。湘南事件后，陈毅代理郴州县委书记，公开承认烧房子是不对的，对参与叛乱的农民既往不咎，由此缓和了与农民的关系。共产党成功的奥秘，就是最终成功地把这一难以驾驭的力量“组织起来”。“组织”不只是激活、集中，也是改造、约束，即使之符合共产党的指向，以其全部疯狂杀向共产党的敌人。
4 革命热情与左
湘南民变是由左的政策激起的。这个看起来荒唐的举措不但有御敌的策略考虑，也是革命的本能。曾志不是一个极左派，但她也有过一次冲动：
那时在我的身上有着一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最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过城门楼，突然觉得这个庞然大物太可恨。工农革命军攻城时，国民党部队就是仗着这城门楼阻挡革命军进城，这样的地方应该毁掉它。
于是，一阵热血冲动，我一个人抱来一堆干草跑上城楼，把二楼给点着了。
当我狼狈地从着火的门楼里跑出来时，一头撞见朱德和一大群围观的群众，朱师长不解地问我怎么回事。我说：
“这个城门楼太可恶！妨碍革命，我把它给烧了。”
奇怪的是，朱师长竟没有说什么，只是很慈详地笑了笑走了。（上页51）
革命的狂热当然是指行为的极端；行为的极端基于认识的偏执。中国共产革命从“星星之火”起步，如果不极端、不狂热，是不可能呈燎原之势的。推翻旧世界决不只是打碎其政治结构，也包括破坏一切与之相关的物质存在和象征符号，门楼是必要的城市建筑，甚至是值得保护的文物，但它也是政府军凭依的障碍，当然要烧毁。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矫枉必过正”的道理。当革命被宣传为一切行动的标准、被奉为神圣之时，任何人和事物都不没有自身的独立价值，一切都必须为革命牺牲、为革命让步。
朱德年长，不会以为门楼必须烧掉，他没有赞扬曾志，也许他认识到革命所需要的狂热并不定要表现为烧掉城门楼。但他没有纠正曾志，也许正是因为革命必须有狂热，哪怕这一行为没有积极意义。
5 玩笑
毛泽东以语言幽默著称，其喜笑怒骂、旁征博引、海阔天空的语言方式令无数革命的“老粗们”顿首折服。但也有不得体的时候。曾志记得井冈山上一个玩笑：
毛委员最爱跟贺子珍开玩笑，……有一天我经过毛委员的房门口，见他们又在那儿哈哈大笑。见到我，毛委员挥手召我过去：“曾志，曾志！你过来！”我走到他俩面前，毛委员指着子珍，笑嘻嘻地说：“贺子珍正在说我喜欢你，爱你！”我顿时感到羞辱，气得转身就走。说实在的，我当时觉得毛委员开的这个玩笑很不得体。（上页91─92）
上下级之间有这样亲昵的玩笑说明残酷的斗争没有泯灭人的天性。在当时的革命同志中，曾志以美貌知名，据说陶铸在厦门第一次见到她时，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毛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革命者也不拒绝美的魅力，只是当着自己的妻子这样说，确实不很得体。无法无天的革命者可以不顾任何礼俗惯例，但革命家庭仍得维护。
毛泽东天性浪漫，这种玩笑在延安时期也一再发生。整风之前，延安的政治空气还有相当的民主性，当时丁玲常到毛的窑洞聊天，“有一次，丁玲开玩笑说，我看延安就像个小朝廷，毛泽东接着话茬说，那你得给我封官啊。丁玲接着就说到几个人，其中说到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可以做国防大臣什么的。毛泽东又笑着说，你还没有给我封个东宫、西宫呢！丁玲说，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贺子珍还不跟我打架啊！”（3）
事实上，按毛后来对曾志的说法，他与贺子珍的分手就真的源自这种好开玩笑的习惯：
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下页329）
嫉妒的妻子和另一个女人打架，这对于正处于困难之中的革命领袖来说，是颇为难堪的。如果不是毛爱开玩笑的习性，这一幕闹剧是不会出现的。不过，如果把毛、贺分手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毛爱开玩笑的习惯，又是皮相之见了。毛告诉曾志，“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顾照他，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下页329）毛不是要妻子在生活上照顾自己传统小丈夫，但前提是妻子要有“政治上的敏感”，能成为政治上的助手。贺子珍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她在毛失意时的表现说明她是按照政治形势来确定自己对毛的态度的。党内生活的惯例，当一个人不能得到组织的信任时，他是不可能从身边的任何人、包括他的亲人（只要这个亲人也是革命者）得到理解和同情的。所以贺子珍“不怎么理他”是符合党的原则的，但毛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从而贺子珍的态度在他看来就是不忠：不忠不是在生活上“不怎么理他”，而是因为这事发生毛受到打击时。生活上不理，政治上无助，两人分手自是必然。
6 朱德划线
1929年红四军内部就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争论，“朱毛”分为两派，朱派认为前委书记（毛泽东）不应过多干涉军事（朱是军长），毛派则坚持党（即毛）的领导。毛派一度败北，相关人员都离开红四军做地方工作。
记得在争论期间朱军长曾找过我，问我的观点如何。我当时只凭着自己入党后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和实践体会，回答说：“党在军队中应起核心领导作用，大革命时，党在人民群众中，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如此。”这样，在红四军的“七大”后，我被划到了毛泽东那一边去了。我看已无法再呆在红四军，也就跟着毛委员去了福建。（上页94）
任何方针、路线都是有人来代表的，观点之争与权力之争息息相关。党领导军队的争论，说到底是朱德军长领导红四军还是毛泽东前委书记领导红四军的较量。朱毛以下各级干部都要表明自己站在哪一边，站队要旗帜鲜明，不能含煳妥协。曾志表达了与毛相同的的观点，朱德理所当然判断她属于毛派。但在掌握划线标准比朱德更严的毛泽东看来，如果不明确地表明自己支持毛，那就还不是坚定的毛派，所以尽管朱德认为曾志是毛派，但毛却认为曾志当时的丈夫蔡协民（当然也包括曾志）是中间派，不予信任。（上页131）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的支持者，谁是我的反对者，是党内斗争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对此有最为清醒的认识，毛要的是铁杆中坚，是死心塌地的拥护者。正因为他聚集了这么一批人，后来才能重掌红四军的最高权柄。
7 同志
闽东根据地主要领导人是福安中心县委书记（后任闽东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当地称为“北詹”。詹如柏“与国民党不共戴天，对党的方针路线坚决执行，信仰坚定，革命坚决。”（上页166）但对同志经常抱有猜疑防范的必理：
合他意的便想方设法抬举起来，反对过他或他认不不满意的，则采取阴谋手段，置人于死地。如在寿宁，他对范浚有意见，便推举范铁民，而把范浚夫妇给暗杀了。陈亮也是被他当作反革命杀掉的。施霖与他有矛盾，他也曾扬言要干掉施霖。
我曾听叶飞说过，他在福安狮子头客栈险些被县便衣队枪杀。……他始终存疑，詹如柏与他在狮子头被行刺有关系。（上页166─167）
革命同志之间的对抗，党内有一个专门名词，叫“山头之争”。成功的革命者不但是对敌斗争的胜利者，也是山头之争的胜利者，曾志把她的回忆录命名为“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是极为准确的：在闽东，在延安，她都在生死关头徘徊过。
山头之争主要是领导人之争。当领导人之间发生分歧时，对于下级干部来说，就有一个与哪一个上级搞好关系的问题，这是真正的政治敏感、政治觉悟，事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肉体生命。因为曾志得罪了“北詹”，就受到“严厉的惩罚”，被调到形势极为严峻的福霞县工作。甘棠暴动中，叶飞与庄毓麟两人负了伤，同时在一个村子里养伤，曾志去看他们。叶飞那里有人照顾、有中西药品、鸡鸭天天不断，叶飞“还请我吃了一顿鸭肉，说也让我增加点营养。”（上页188）而庄毓麟却无人问津，吃饭都成问题。同为闽东特委委员，待遇何以如此不同？
后来我了解到，叶飞的医疗和生活照顾是“北詹”亲自安排的，而庄毓麟的医疗、生活他却没有过问。（上页188）
“北詹”原要干掉叶飞，现在却关怀备至。叶飞进步很快，懂得如何站稳政治立场。当特委（其实就是“北詹”）批评曾志与任铁峰、叶飞关系密切、要加以处理后，“叶飞则从此不再与我个别交谈了。”（上页207）他是一个机灵人，闽东时接触战斗场面还不多，甚至辨别不出子弹的方向和高低，但20年后成了解放军的上将。残酷的内外斗争是磨炼人才的最好熔炉。
但叶飞之所以生存下来，不只是因为他机灵，也因为他此时还不是一个独立和山头。1935年5月成立闽东特委，叶为书记，他的部队是独立师。同年10月，方志敏的残部“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进入闽浙交界处与独立师会合。两个山头冲突的高峰是1936年初的“南阳事件”：粟裕约叶飞到庆元南阳会面，叶要汇报工作，粟裕说：“好啊，晚上吃过饭再说吧。”“当天晚饭的时候，我、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我两边的人把我抓了起来。……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几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见面说话，都未予理睬。后来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部队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乱中向我打了一枪，打伤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后来粟裕同志告诉我，当时是刘英命令他扣押我的，也不说明是什么原因。”（4）粟裕与刘英矛盾很大，刘英甚至要想加害于他，但粟、刘属于同一山头，因此尽管粟认为“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他还是“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押了起来。”（5）
8 另一种红色
革命者是一个大家族，其中不乏友爱和温情，但友爱和温情只施及同志和战友，所以革命首先要分清敌我，以便能区别对待：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曾志就在革命队伍中有过“冰窟窿”似的（上页211）感受。
如何分清敌我？阶级出生、战场考验之外，还有持续不断的内部审查和整肃，从江西苏区的肃反到文革，每次运动无论是什么目的，“清理阶级队伍”都必不可少。革命者不留情面，在白区、敌占区和国统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人顺理成章在受到严厉审查。延安时期，包括极受毛泽东信用的林彪的妻子叶群，也被整得往曾志的脸盆里撒尿。
整风期间中央党校一部的动员会上，有一个“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有红旗党问题”的判断，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感到十分绝望，“就在动员会后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获救后精神有些失常，“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并嚷嚷着要脱党。她常跑到男宿舍去和她的男朋友睡一起”。49年后真的疯了，“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心。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而调去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之就煳里煳煳涂、无声无息地死去了。”（上页333─334）
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前妻。宋任穷回忆长征时：
干部团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种善后工作。记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在马背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着丢失了，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渡过了难关。她还在百忙中为我织了一条毛线围巾。拱之同志对干部团其他同志的照顾也是满腔热情、无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缠过足，但是由于马匹少，在整个长征途中，她从来没有骑过马，完全是靠一双“解放脚”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6）
危拱之在革命最艰苦的岁月把爱奉献给了革命同志，但在革命相对顺利的时期，她却被自己的同志逼疯。
拒不承认特务指控的危拱之以自杀来抗议组织，当然不会有好下场。但党有办法让你承认组织对你的指控。车轮式的攻心战术，各种手段的逼供、诱供，使许多革命者都无法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如果有人比如曾志仍不承认，中央党校一部为这些人专门编了一个临时支部继续加压。照曾志的看法，“临时支部”实在是个监狱。在这里，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下页340）
在“临时支部”中，不但有人用皮鞭抽，还有人用嘴咬，“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咽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下页341）──这是延安的另一种红色。
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下页341）
恐怖的目的表面上是要每个挨整的人接受他人的揭发和组织的指控，如果你真是什么反革命或特务，那么你是不可能在如此高压下漏网的；反之，如果你不是反革命或特务，那么也可以锻炼一下你对党的忠心。所以，在当时的情境中，似乎一旦承认加给你的罪名，你就成了光荣的“解放战士”，从此不再受折磨。但对于这种经不起折磨而屈服的人，党是不会信任的：很简单，你也会屈服于敌人的压力而真的成为党的叛徒。整风过后，组织上再度对曾志的历史和原审查结论进行考察和甄别：
他们考察了我在审干中的表现，认为我态度诚恳，实事求事，在高压下没有讲一句假话，而在临时支部七十多位受审查的同志中没有讲过假话的只有四人，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性是难能可贵的。（下页345）
党内的高压恐怖并不是要你说假话，党对革命者的要求是，无论如何委屈你，甚至要你死，你也不能讲假话欺骗党，党从每个党员的无条件信仰中获得自己的力量，而经历了这场血雨腥风、意志变得极为刚强、没有任何温情和资产阶级人性人情的“老革命”，49年后就用这些在延安见识过的方式去改造全国人民。
9 延安的面条
河南地委一级的干部小苗开始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但同志们夜以继日地轮番攻心，不让他睡觉，逼他坦白交代：
只要他“坦白”一些，就给他煮面条，加以鼓励。这种“恩威并施”的车轮战术整得小苗晕头转向了，他开始胡说，却又不能自圆其说，一追问便矛盾百出。这样搞了一个多月，直到他承认在河南某地曾加入国民党CC特务组织，才认为差不多了，对他的审查方告一段落。（页334）
承认自己是“特务”后，小苗成了“解放战士”，十分积极地参加对他人的审查，加倍发狠地整别人，希望立功赎罪。（下页334）被整者用整自己的手段整别人，组织上想挖多少特务就可以挖多少特务。
此时此地，“面条”是有相当诱惑力的奖品。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整风前收留了一个延安本地孤儿在治安科打杂，大家把这个一天到晚脸都洗不清的孩子叫作“黑娃”。审干时黑娃也成了特务。问其原因，黑娃说：“我馋面条，人家说谁坦白说是特务，就给谁一碗面条吃。”（7）
10 慧眼识江
1976年10后，江青作为毛泽东批评的对象、作为毛泽东的对立面的形象逐步刻划出来。但谁都不会否认，没有毛泽东的信任提拨，就没有江青的飞扬。这就形成了一个补充说明，即江青原本是好的，后来、特别是文革中变坏了。这一说法不但不符合常情，也是对毛的贬低：江青岂能瞒过毛泽东的火眼金睛？因此，曾志披露的毛在五十年代对江青的评价是相当准确的：
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下页 320）
在生活上合不来，这是当然的。毛泽东生于农家，长期在山沟里苦斗，好吃辣椒、红烧肉，留长头发，不会跳舞，卫生搞得也不大好，这与十里洋场出来的明星江青自然难协调。但对于“政治第一”的毛泽东来说，找妻子不是找保姆，他要的是政治上的助手，“所以江青虽然只是秘书职务，但无论到那里，看文件都必须按政治局委员待遇。”（下页320）她实际上早就参与政治生活了，并确实表现出毛所期待的敏感，49年后文艺上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大都是江青首先警觉到的。当毛对几乎所有的“朝臣”都不再信任时，修炼二十多年的江青一马当先，充任“文革”大将，辟关斩隘，没有辜负毛对她的期望。
毛泽东握有万里江山，生活上不怕没人关心，曾志就为他在广州针织厂订做了两套线衣线裤。所以毛非但不需要江青关心自己的生活，而且可以反过来在生活上关心江青。曾志在延安第一次与毛、江吃晚饭，“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嗽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下页320）“江青患子宫癌，在苏联做了放射治疗，主席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在广州，主席总是将自己的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而自己到较小较差的三号楼去住，将自己身边最喜爱的四个警卫人员派去照顾江青的。……有一年，主席要我替江青买块表，他说：”江青跟我这么多年没有一块好表，她向我要块表，你在外面给她买一个，我给钱。“（下页320─321）
毛对江青的关心，不是丈夫对妻子的关心，而是政治家对自己助手的关心。
11 交易
1954 年，广州市委推荐曾志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但名单到了陶铸那里，他一笔勾掉曾志，换上另一个女同志。陶铸的解释是：中央认为方方同志不适合在华南局工作，把他调到北京，为了照顾方方的情绪，缓和一下矛盾，就让方方的爱人担任人大代表。
我听了非常生气，认为陶铸的理由完全说不通，他是为了个人关系，拿我来做交易。我斥道：”你这是毫无原则，我是组织上推荐的，你为了你自己与方方同志的关系就否定了我的代表资格。我想不通，我有意见。“（下页434）
陶铸或许会用”大义灭亲“来自我欣赏，但人大代表的资格被他用来做交易，这也太不尊重广州市几百万人民的”意愿“了。
陶铸是精通斗争逻辑善于进行党内的人。1950年，毛泽东认为广西剿匪不力，派陶前往督导，他”对广西的剿匪斗争却一口否定，扣下几顶大帽子，如说不收民枪，不杀土匪头，七擒七纵，宽大无边，右倾等等。他不经省委、军区，亦不找省委同志说，也不经中南局、中南军区，把自己的片面的看法直接电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帮助省委工作，而是动员别人‘揭发’省委主要领导人。不久，省委主要领导即被 ‘靠边’了。“（8）1952年，毛泽东认为广东土改有右的倾向，又派陶前往广东，陶迅速发起”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的斗争，挤走华南分局和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叶剑英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9）张云逸、叶剑英都是军内元勋，陶却能取而代之，除了毛的信任、支持外，陶本人的斗争能力也由此充分表现。
调走方方是”反右倾“、”反地方主义“的必要环节，陶拿曾志的代表资格来做交易，可能说明他与方方没有什么历史过节，以至于在赶走方方之后还得有点安慰。 1957年广东第二次反地主主义，主要人物之一时任副省长的古大存。延安整风中，古深得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大刀阔斧地将党校一部的许多老干部打成”特务“、”特嫌“、”叛徒“。曾志也被认定是”有特务嫌疑“，曾不服，”去找了党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释，但他不表态。“（下页343）陶当时就对他说：”古老，你主观主义，不肯为曾志作结论，拖了两年，你有什么根据？你有没有作过自我批评？“（10）当年的怨气肯定是陶打倒古大存的动机之一。因为陶的爱憎异常分明，高饶事件后，中纪委曾派人到广东了解陶铸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的情况。了解陶铸是否对”刘少奇、高岗各打五十大板“一事，区梦觉证明并无此事。所以区梦觉此后，一直受到陶铸的重用。”
12 刘少奇的威信
刘少奇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提起来当作接班人来培养的，但二十多年后，当毛要打倒他时，却不得不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刘有什么能耐在党内形成了这么大的气候？而且照当时的说法，全国每个省、国家每个部，直至基层单位，都一无例外地有刘少奇的代理人。陶铸被打倒后，向曾志说到他与刘少奇的关系：
1942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的问题上，我觉得刘少奇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1953年，我对刘少奇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少奇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下页452）
此说需要补充。延安整风“审干”中，陶受过刘少奇、康生、彭真的打击，曾与刘少奇当众争吵。而高岗则是对审干时的恐怖提过意见的极少数人之一，在反刘这一点上，他们有共同语言。40年代末，陶在东北工作时，与高岗配合得很好。1953年的中央财经会议，主调是高岗“批薄（一波）射刘（少奇）”，陶也参与其中向刘“开了一炮”。会后高到各地游说，在广东见过陶。高岗事发后，陶曾中央写过书面材料。
陶此处说的柯老即柯庆施。1936年在北方局时，柯就与刘少奇、彭真有隙，延安整风时当然跑不掉：30年代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抗战后执行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进入延安后又是王明任部长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与王明私交确实不错，在王明挨整后曾上门探望。1965年身在莫斯科的王明闻柯去世后曾赋诗悼念）。为此，中直机关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柯庆施夫妇，其妻不堪迫害自杀身亡，柯则被隔离。陶在落难之前还前往探望，两人从此结下深交。柯去世时，陶极为悲伤。
49年以后，高、柯、陶都是封疆大吏，且都越来越左，陶自己就说过“我这个人从来都是只左不右的”，也是毛平衡刘的重要力量，1958年两人都以中央委员而直入政治局。
但政治生活中人际关系在不断重新组合。以陶铸的地位及其和毛泽东的关系，刘也不会轻易得罪陶铸。高饶事件后，刘“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他看人可能有些偏。”（下页452）60年代初，刘主持经济调整，局部背离毛的荒唐路线，以收束大跃进的激进政策、收拾困难局面，这是刘一生的辉煌时期，众望所归，一些此前“毛派”干将也与刘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各省各部确实有他的“代理人”。陶也在此时认同刘：
尤其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下页452）
1962年周恩来、陈毅主持的给知识分子松绑的会议，就是在陶铸治下的广州召开的，而“柯老”在上海却拒绝传达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由此说明陶与“毛主席的好学生”、文革的实际策划者之一的“柯老”又有一定差别。1964年的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让陶铸去跟李雪峰同志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下页431─432）“桃园经验”是“文革”前夕是刘少奇既迎合毛、也对抗毛的材料。毛不会对陶的“倒戈”迹象毫无觉察，但也许没有想到刘、陶之间的信任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文革初期仍瞩意于陶铸，希望这位与刘没有历史渊源、延安挨过刘的整且长期有分歧的干将担任揪刘先锋，孰料陶已认同刘的路线，不能承担毛指派的角色，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大的保皇派。
13 “天下大乱”好得很
文革时天下大乱，百姓深感浩劫之苦，毛泽东却反复说天下大乱是好事。不排除其中有文过饰非的成分，但确也是真情流露：无论如何乱，毛的威信在大乱中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他对全国的控制，由于各级组织系统的瘫痪而更加无所限制。
一片混乱中，毛的权力登峰造极。陶铸岌岌可危时，曾志向陈毅说起自己的担心，陈毅却说：“大姐，你放心，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下页447）党内第四把手的命运就取决于毛有没有改变主意。如果不是文革，毛哪能如此潇洒。他可以在1959年罢了彭德怀的官，把彭监禁起来，但要整死彭，还得到文革。
一片混乱中，毛的监控无微不至：
在批斗场上，造反派揪住我，要我低头弯腰，这时有人示意他们不要动我，让这批莽汉退了下去，我知道这都是由于毛主席的缘故，如果没有他的保护，在那么恐怖的批斗大会上，我是必死无疑了。（下页470）
有保护当然就有不保护。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之所以在会场上被无情揪斗直至整死，显然也是出自毛的意愿。
一片混乱中，专政系统高效运转。曾志在粤北被监管期间，到集上买一元钱的菜、劳动时戴手套、穿雨鞋等等都有人向上汇报。 1974年，曾志的3岁的孙女在中组部幼儿园，向一个5岁的小男孩说了一句她的姥爷（即陶铸）不是病死而是被害死的话，男孩的母亲报告老师、老师报告中组部政工处、政工处报告组织部、组织部报告中央，位于权力中枢的纪登奎、汪东兴亲自批示处理。层层上报，井然有序，何曾有半点“乱”的迹象？
14 “陶铸是陶铸”
在众多的革命妻子中，有的是随夫参加革命的，有的自身就是革命者。曾志的革命资历并不低于陶铸，所以尽管她的政治生命实际上离不开陶铸的命运，但相对而言，她比许多下台领导的妻子要好过得多。陶铸被打倒后，毛泽东保护了曾志，没有要她回广州挨批；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又说：“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下页502）1974年，陶铸尚未平反，曾志已经参加四届人大。
共产党理论上不讲连座法，陶铸自是陶铸，曾志自是曾志，即使丈夫是保皇派，妻子也仍然是革命者，这没有什么讲不通。毛泽东把曾志与陶铸分开，应当是考虑到曾志的特殊性，正像毛泽东1964年向陈永贵等人介绍曾志时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下页433）曾志有独立于丈夫之外的政治资本。
但革命没有革掉“夫贵妻荣”的观念，在党内高层，妻子的命运一般都依附于丈夫。刘英也是老革命，但张闻天下台，刘英即难逃劫运。彭德怀被罢官后，组织上动员浦安修和他离婚。毛泽东没有针对刘英或浦安修说过张闻天是张闻天、彭德怀是彭德怀之类的话。因此，当他说“陶铸是陶铸”时，除曾志的特殊性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基于陶铸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人不一样，曾长期追随毛，而张、彭则在历史上反对过毛，因而下起手来轻重不一样。
15 病人？
老干部们在被打倒、被专政期间如何看待毛泽东，后人不得而知。70年代末他们复出后，对毛一度意见较大。但80年代他们退下之后，对毛的评价一般都比较好。
我的女儿总问我一个问题：爸爸死得那么惨，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这是个很肤浅的问题。我跟随毛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的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我叹口气，对我的女儿说：“不怨，主席晚年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 （下页534─535）
曾可能是出于信仰跟随毛，但陶铸却像女人嫁人一样跟着毛。庐山会议上，陶铸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劝说黄克诚：“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过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11）其实，严格说来，陶铸也没有“从一而终”，毛长期信用他，最后却置之于死地，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他“移情别恋”于刘少奇了。
如果毛在文革中没有保护曾志，如果曾志还是处在监禁中，也许曾志还是这样说。革命者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革命，他们必须无条件地肯定革命，无怨无悔地承受据革命逻辑而推出的一切。他们对毛泽东所为的一切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批评。曾志不明白的只是：“毛主席英明了一世，为什么在他的晚年，要搞这么一场天怨人怒的‘文化大革命’？”事后她想用“老人”、“病人”来宽容毛泽东。这真是一出讽刺剧，一代风流的毛泽东，死后居然要这些听他摆布的人来宽宥他。其实，并不是老人、病人做的一切都可以原谅，而且，发动文革，既非老人的昏愦，亦非病人的狂乱，而是毛泽东社会思想的逻辑延伸，是他深思熟虑、周密安排的产物，无论是1966年他写给江青的信还是1970年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斯诺的谈话，都表明了这一点。1976年毛发起“批邓” 运动时确实是老人、病人，但他的脑袋是清醒的：他看准了邓小平与他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对于像文革这样的空前事件，是绝不能用“老人”、“病人”来解释的。
有两个工作需要进行，第一，站在革命的立场，究竟应对毛泽东作如何评价？第二，超越党派立场，如何评价毛泽东以及以他为旗帜的中国革命留给中国社会的遗产？有反省精神的革命者也许可以进行第一项工作，至于第二项工作，革命者却必须完成一次思想革命才能进行。
曾志简历
1911 年生于湖南宜章县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
1924年在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1926年秋进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共产党。
1928 年参加湘暴动，随后是井岗山，任后方医院总支部书记。
1929年到福建工作，先后任闽西团特委书记、厦门省委秘书长、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福霞县委书记等职，1932年与陶铸结婚。
1937年任湖北省委妇女委员会书记，1939年到延安进马列学院学习，整风时受到严厉审查。
1945年到东北，任沈阳市委委员兼铁西区委书记员、地委组织部长、沈阳市委职工部长。
1949年后，任中南局重工业部副部长、广州市电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工业书记等职。
1967年陶铸被打倒后，在中南海被禁锢，1969年10到粤北翁源县劳动。
1973年回北京。
1979年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83年离职，任中顾委委员。
1998年逝世。
注释：
（1）引自徐则浩：《王稼祥传》页24，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2）《胡也频选集》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3）引自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页257，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4）《叶飞回忆录》页75─77，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5）《粟裕战争回忆录》页168，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6）《宋任穷回忆录》页86，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7）参见修来荣：《陈龙传》页145─146，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
（8）《莫文骅回忆录》页630，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9）（10）杨立编著：《带刺的红玫瑰 ──古大存沉冤录》页123、31，广州：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
（11）引自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页309，海口：南方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