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3-16 11:08
记忆中的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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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记忆征文作品2| 记忆中的燕京大学
2015-03-16 余祖荫
我的父亲余敬，大约在1926年-1950年曾经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一名职员。
作者的父亲余敬先生 1933年摄
姑母余惠，曾经是燕京大学哈弗学社的一名职员。
宗教学院的规模并不大，除去院长、几个教授和牧师之外父亲是宗教学院的唯一一个职员，另有一个姓王,比父亲年长的负责看门和清洁的工友。
宗教楼在燕京大学主楼“贝公楼”的北面，也是坐东向西。父亲的办公室就在宗教楼二楼，正对北侧楼梯的房间，窗子向东。房间的书柜里摆满了宗教书籍，办公桌上的一台英文打字机和一个电话机是父亲的主要办公设备。父亲用过的打字机墨盒是我收集的玩具。
楼内有暖气、抽水马桶、自来水、喷泉式水饮水器。楼房的门窗带有中国古典式花格但是安装有玻璃，当时一般居民的门窗上多是窗户纸而很少有玻璃的，金属的门轴上方还带有空气缓冲器，这些建筑设施在当时的海淀是绝无仅有的。
宗教楼的三楼有一个大厅，大厅的天花板安装着古色古香的吊灯，墙上挂着有关耶稣基督的油画，地面铺着地毯，讲台的左侧有一架管风琴，这就是燕京大学的礼拜堂。每到礼拜天燕京大学的基督徒们就在这里作礼拜。管风琴发出的低沉而洪亮的声音令人震撼把人带入一个神圣的世界！
三楼上面有个阁楼，记得1946年听说要抓兵，父亲就让哥哥藏在这个阁楼里直到风声过去。
据父亲说，最初宗教学院的院长是校长司徒雷登兼任，后来是赵紫宸，他们是父亲的顶头上司。宗教楼里曾经有司徒雷登的一间办公室。
父亲1924年毕业于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北京青年会高级财商学校”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会英语速记与司徒雷登有过工作接触。其实，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又在杭州长大，他满口的杭州话说起来比他说英语更流利因此他和中国员工交往时更愿意说中文。
父亲虽然也读圣经、唱教会歌曲并且给我们讲圣经故事，也教我们唱教会歌曲但是父亲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宗教学院，除去父亲和那位王姓工友之外都是清一色的神职人员但是这并没有影响父亲长期在宗教学院工作。
除了一些英文经典名著和一本英文圣经之外父亲还珍藏了一本1938年由圣经公会出版，涂有金边的中文“新旧约全书”，四十多年前父亲作为贵重礼物将其送给了二姐夫，二姐夫离世后，二姐又将其送给了我。
记得小时候我们晚上睡觉做恶梦，父亲就把圣经放在我们的枕头下，说是神可以保护不做恶梦，为此我们兄妹几个在晚上睡觉时经常为得到圣经而争吵最后只得轮流坐庄了。
美丽的燕京大学校园
我家住在燕京大学南门外的海淀街里，我们却经常到那美不胜收的校园里玩耍。父亲嘱咐我们，不要到临湖轩去打扰，那里是司徒雷登校长的家。但是我们还是好奇地偷偷到临湖轩这个由竹林环抱的僻静院子外面看个究竟，有时能看到有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那就是司徒雷登。当他发现了我们并且向我们招手时我们就跑掉了。
藏在幽静树林里的姊妹楼犹如一对美丽的双胞胎静坐在校园中央，同样的四方形双层宫殿式屋顶，让人们分不清谁是姐姐谁是妹妹，这只能去问她们的“父亲”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了。在绿草地上聆听楼里传出的阵阵钢琴声和天使的歌声那是一种奇妙的享受。
姊妹楼的东面是“适楼”，其北面的小山坡上有一个钟亭，适楼的看门人过一段时间就到小亭子用木槌当当敲几下，木槌就放在那里。我们感到好奇，有一次哥哥拿起木槌也用力敲了几下不料适楼里的那个工友立刻跑了出来生气的把我们教训了一顿。原来那是校园里的整点报时钟声岂能随便敲响。这是我们在燕京大学校园里惹的一个大祸不敢告诉父亲，适楼的敲钟人也没再在追究。
当时，整个海淀镇人口大约不超过三四千人而偌大的燕京大学的教职工也就百十来人因此经常到校园玩耍的孩子很少而且我们还算守规矩所以并没有引起校园管理的不满特别是校园南门的门卫和父亲很熟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出入。
未名湖北面有一个美丽而幽静的园子叫“朗润园”。姑母就住在这里，因此朗润园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多年来“朗润园”这个优雅的名字就刻骨铭心地留在了记忆中了。据说朗润园原来是圆明园的一部分，在校长司徒雷登规划燕京大学的后期才被并入，那时还能看到朗润园与校园中心区之间被一段一段的旧墙隔开。
姑母住在朗润园偏东北边的一个院子里，两间小北房是姑母家的住房。房前有一条10米多宽东西走向的旧石板路，路的东端有一个门洞被改造成姑母家的厨房，门洞里的东墙外边就是城府街，显然旧石板路和风韵犹在的古典式门洞是圆明园的残余建筑。
朗润园由几片湖水组成，一些幽静的四合院就散落在湖与湖之间。湖的岸边种满了高大的垂杨柳，湖中长满了荷花、睡莲。盛夏时节那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绽放在片片荷叶之间，散发出浓浓的荷香令人陶醉。
儿时的乐园
记得父亲星期天带我们到朗润园里玩，在湖边捞螺丝、蛤蜊捉蜻蜓。三个姐姐用柳枝编成帽圈戴在头顶上，编成的花篮里面插满各种颜色的野花，还在小山坡上采桑叶和桑葚，父亲则仰卧在柳树下的石床上，用礼帽遮在脸上睡觉。
炎热的夏天那震耳欲聋的蝉鸣却显出朗润园特有的幽静。
采回的桑叶存放在防空洞里保鲜然后每天取出一些来喂蚕，桑葚则是边采边吃，紫桑葚留在嘴边和手上的紫颜色一时难以洗掉只好带着回家了。捞的螺丝、蛤蜊在母亲煮熟后一家人分享。春天时还要捞一些小蛤蟆咕嘟（蝌蚪），父亲说可以治病，于是将五六只游动着的蛤蟆咕嘟放在小酒盅里让我们喝下。
枫叶树似乎是燕京大学特有的，因为那时从未在海淀及其周围见过。深秋，燕京大学被枫叶树和银杏树装点成金黄色，波光粼粼的未名湖湖面倒映着美丽的水塔，犹如一个童话世界。
枫叶树的种子是由对称的左右两片构成的“双子叶”，这种结构具有特殊的空气动力学特性使得成熟的种子在脱离树枝时以旋转的方式随风飘下落在远处，孩子们称其为“飞刀”。那时不知道“枫叶树”这个名字，只知道叫“瓜子茶”树，而把银杏树叫“白果树”。每到这时我们总要到燕京大学里采集“瓜子茶”回家晒干后炒着吃。偶尔也能找到少量银杏树的果实-“白果”，那时不知道这是一种雌雄分株而雌树比例很少，大部分是不结果实的雄树。
雨后的早晨一道道斜阳穿过茂密的枝叶落在草地上，这时你会发现一夜之间地上长满了蘑菇，海淀人称之为“狗尿苔”认为那是因狗尿尿之后才生长出的，只有松树上的蘑菇得到好名，叫“松蘑”是我们采回家吃的。人们不待见的“狗尿苔”则是自生自灭了。
燕大校园的瓜子茶、槐树街大槐树落下的槐树豆和西河沿捞来的皂角子，炒熟后是小时候的零食，虽然不如买来的花生，瓜子和铁蚕豆。
有一次和老家来的两个叔伯哥哥一起到姑母家玩的时候跟他们一起捞到几个长满了刺的“鸡头米”，姑母看到之后发了脾气，从那以后再也不敢毁坏湖水里的东西了。叔伯哥哥还在临湖轩周围的小山坡上发现了一种叫“地寡拉皮”的野菜，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地耳”。
燕京大学与海淀
燕京大学水塔的东面原来有一座高大的烟囱，那是燕大的锅炉房和机器房所在地，哥哥曾经在机器房学过徒。每天早上7点，机器房发出的汽笛声传遍海淀的每一个角落，对于钟表尚未普及的年代，正是这汽笛声宣告海淀镇新一天的开始。
燕京大学南门外有一个儿童游戏场，设有滑梯、秋千、荡船、跷跷板、脚踏滚桶和转伞等。直到五十年代中期虽然已经显得破旧和无人管理但是仍然是海淀孩子们难得的游乐圣地，在这里孩子们显示看谁在秋千上荡得最高，荡得花样最多因而经常忘了回家吃饭。这种新式的儿童游乐设备当时在海淀及其周边地区是绝无仅有的。从其位置不难看出，游戏场原来是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南墙内的，后来重新修建了一段凹字形围墙特意将校园南门向北移了从而把游戏场放到校园外面。显然这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南门外居住的众多燕大职工的孩子们所建同时又考虑到能让更多海淀居民的孩子分享而形成的。六十年代游戏场被拆毁改做他用，为海淀孩子们默默地服务了20多年游戏场从此消失！
未名湖的南岸有一个只有十来人的校医院。司徒雷登为医院配备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记得那时就有一台X光机，这在当时大概只有北京协和医院才能有此条件，还请来著名的留美医学博士李天爵主持工作。记得我在四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开始时父亲把我放在自行车大梁上推着到校医院请李天爵医生看病但是后来我已经坐立不起了,李天爵则出诊到家里来，诊断为伤寒，当时吓坏了我的父母。李天爵反复叮嘱父亲尽量把我留在家里以免传染给周围的孩子，还设法将我的血输给我的哥哥姐姐以提高他们的免疫力，他们听到之后全都偷偷逃跑了，父亲曾为此大发脾气。
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多月之后我竟然奇迹般的死里逃生而且也没有传染给其他人，是这个燕京大学的李天爵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也是从那时才知道，伤寒病具有终生免疫功能，为此我还经常在小伙伴们面前吹嘘。
退休之后李天爵选择了留在海淀并且在燕大南门外不远的军机处购买了一个小院子继续为燕京大学和海淀居民服务。和司徒雷登一样，李天爵也是一名牧师，以拯救人的生命和灵魂为己任。1955年李天爵的一个儿子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遇难，老人遭受了巨大打击。
圣诞节是燕京大学学生和教职员工最隆重的节日，学校举办各种活动。每年圣诞节，我们都要和一些孩子兴致勃勃去燕大校园里挖“圣蛋”。那是圣诞节前一天燕大的基督徒们将煮熟的鸡蛋埋藏在临湖轩周围的小山坡上，告诉孩子们那是圣诞老人为孩子们埋藏的圣诞礼物等待孩子们去发掘。
圣诞节前一天，宗教学院院长总要委派其夫人到我家送圣诞节礼物并且和母亲长时间交谈，站在院子里就能听到她们的爽朗笑声，而平时难得看到母亲这样的开心。有一年送来很多肉，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位夫人把肉说成“又”觉得十分好笑，此事成了有趣的回忆。在旧社会，似乎普通员工无需巴结上司，而多见是领导设法迎合下属。但是到新社会则是完全相反了。
有一次父亲参加圣诞节聚会，要求参加者每人准备一份礼物包装在一个纸盒子内集中摆在一起，然后抓阄。这样，事先谁也不知道别人放在盒子里面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得到谁的礼物。为了准备礼物父亲买了几个漂亮的瓷盘然后让我以小学一年级水平的“书法”写下几句祝词和瓷盘一起放在纸盒里。得到礼物的人看了之后向在场的人展示，人们大惑不解问父亲是不是找了个外国人帮助写的因为人们都知道父亲的 “魏碑体”书法。
我家里曾有父亲参加燕京大学各种联谊会活动使用的一把现在已经很少见的黑色硬木制作的四根弦胡琴、一个笛子、一个德国制造并且标有“真善美”商标的口琴、一把高级网球拍和两个二三十年代木制暗箱的蔡司相机。1960年大姐夫竟然用这个老古董照出几张非常清晰的照片来。
燕大南门的东侧称为南大地，那里有一个网球场其北面是女体育馆。父亲年轻时经常在这里打网球并且自认为是个高手，一些美国人不是对手。
宗教楼北面有一个用整齐的巨型石材围建的废旧水池外形如同大游泳池，估计当年是花园里的养鱼池，池边有一个亭子。这里也是我们经常玩耍的地方。在亭子附近我们曾经找到并且移植在海淀院子西墙脚下一种小型块根攀岩植物。成熟的果实呈红色形如橄榄，名为“赤包”。女孩子们将其放在手里揉捏，又喜欢它散发出的阵阵清香气味。由于这小东西十分稀少因此女孩子往往为自己拥有一个“赤包”向别人炫耀。小小的“赤包”即使在手里玩十多天，因失水收缩成薄皮仍然散发着香味。才摘下的“赤包”满身是绒毛，催熟变红之后绒毛就不见了。有一年我家的“赤包”丰收了，母亲将采摘下来的十多个“赤包”小心地用丝绵包好放在笸箩里催熟。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一群小姑娘，其中有几个是姐姐的同学拥到我家要买走这些“赤包”。母亲把笸箩拿出来想一人一个送给她们玩但是这些小姑娘非要放下一些钱一个不剩的把“赤包”全拿走了。这竟成了我家唯一的一次自产自销农产品了。由于是放在手中揉捏的玩意儿所以人们将那种任人摆布任人欺负的人比喻为“赤包”。老舍的话剧“大宅门”里有个角色的外号叫“大赤包”可能就来源于此，不过那个“大赤包”可不是一个好惹的女人。据说“赤包”也是雌雄分株的，必须是一个圆形和长形的块根一起栽种。
每年三四月份校园里长满了二月兰，这些小兰花趁着大树的叶子还未长出时也占领了树林里的大片草地。一眼望去一片片美丽的二月兰构成了校园新一年的第一幅画面。当树叶长出时二月兰已经结束了她的生命周期留下大量种子迎接新的一年了。
燕京大学外的西南方向是万泉庄和六郎庄，这里到处是地下喷泉，清澈的泉水汇成万泉河蜿蜒向东流去。站在海淀西上坡向西望去那一片片的荷塘和稻田俨然一派柳浪闻莺的江南水乡景色，视野的尽头是西山，美丽的玉泉山塔和万寿山的排云殿清晰可见。泉水中生长着各种水草，例如苲草和水芹菜，其中有一种叫“萨剌子”的水草，叶子呈椭圆形，曾经采回来作为凉菜拌着吃。父亲说，这是早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一个法国牧师因喜爱这里的美景特地从法国带来种子撒在泉水中成为海淀特有的水生植物，即使是当时，知道此事的海淀人也很少。那时人们虽然相对贫穷，但天是湛蓝的、水是清澈的、空气是清新透明的，人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随着环境的破坏，泉水没有了，空气污浊了，儿时经常去游泳的万泉河变成了“龙须沟”，法国的“萨剌子”和海淀的苲草一起也永远的消失了。
燕京大学的圣诞节
圣诞节是燕京大学学生和教职员工最隆重的节日，学校举办各种活动。每年圣诞节，我们都要和一些孩子兴致勃勃去燕大校园里挖“彩蛋”。那是圣诞节前一天燕大的基督徒们将煮熟的鸡蛋埋藏在临湖轩周围的小山坡上，告诉孩子们那是圣诞老人为孩子们埋藏的圣诞礼物等待孩子们去发掘。
圣诞节前一天，宗教学院院长总要委派其夫人到我家送圣诞节礼物并且和母亲长时间交谈，站在院子里就能听到她们的爽朗笑声，而平时难得看到母亲这样的开心。有一年送来很多肉，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位夫人把肉说成“又”觉得十分好笑，此事成了有趣的回忆。在旧社会，似乎普通员工无需巴结上司，而多见是领导设法迎合下属。但是到了新社会则是完全颠倒了。
有一次父亲参加圣诞节聚会，要求参加者每人准备一份礼物包装在一个纸盒子内集中摆在一起，然后抓阄。这样，事先谁也不知道别人放在盒子里面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得到谁的礼物。为了准备礼物父亲买了几个漂亮的瓷盘然后让我以小学一年级水平的“书法”写下几句祝词和瓷盘一起放在纸盒里。得到礼物的人看了之后向在场的人展示，人们大惑不解问父亲是不是找了个外国人帮助写的因为人们都知道父亲的“魏碑体”书法。
我家里曾有父亲参加燕京大学各种联谊会活动使用的一把现在已经很少见的黑色硬木制作的四根弦胡琴、一个笛子、一个德国制造并且标有“真善美”商标的口琴、一把高级网球拍和两个二三十年代木制暗箱的蔡司相机。1960年大姐夫竟然用这个老古董照出几张非常清晰的照片来。燕大南门的东侧称为南大地，那里有一个网球场其北面是女体育馆。父亲年轻时经常在这里打网球并且自认为是个高手，一些美国人不是对手。
圣诞节期间，贝公楼也要举办各种演出活动。有一天晚上上演京剧，父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高高兴兴地来到贝公楼不料被门卫挡住要求我们先站在旁边等一等，父亲问这是为什么？门卫支支吾吾。过了一会只见一个外国人带着两个孩子被迎进去之后门卫招呼我们进去，谁知父亲觉得被歧视了于是和门卫吵了起来尽管几个门卫一再解释。最后父亲领着我们回了家，戏没有看成却生了一肚子气。后来得知那是学校邀请来的一位客人。
大赤包和九金虫
宗教楼北面有一个用整齐的巨型石材围建的废旧水池外形如同大游泳池，估计当年是花园里的养鱼池，池边有一个亭子。这里也是我们经常玩耍的地方。在亭子附近我们曾经找到并且移植在海淀院子西墙脚下一种小型块根攀岩植物。成熟的果实呈红色形如橄榄，名为“赤包”。女孩子们将其放在手里揉捏，又喜欢它散发出的阵阵清香气味。由于这小东西十分稀少因此女孩子往往为自己拥有一个“赤包” 向别人炫耀。小小的“赤包”即使在手里玩十多天，因失水收缩成薄皮仍然散发着香味。才摘下的“赤包”满身是绒毛，催熟变红之后绒毛就不见了。有一年我家的 “赤包”丰收了，母亲将采摘下来的十多个“赤包”小心地用丝绵包好放在笸箩里催熟。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一群小姑娘，其中有几个是姐姐的同学拥到我家要买走这些“赤包”。母亲把笸箩拿出来想一人一个送给她们玩但是这些小姑娘非要放下一些钱一个不剩的把“赤包”全拿走了。这竟成了我家唯一的一次自产自销农产品了。由于是放在手中揉捏的玩意儿所以人们将那种任人摆布任人欺负的人比喻为“赤包”。老舍的话剧“大宅门”里有个角色的外号叫“大赤包”可能就来源于此，不过那个“大赤包”可不是一个好惹的女人。据说“赤包”也是雌雄分株的，必须是一个圆形和长形的块根一起栽种。
每年三四月份校园里长满了二月兰，这些小兰花趁着大树的叶子还未长出时也占领了树林里的大片草地。一眼望去一片片美丽的二月兰构成了校园新一年的第一幅画面。当树叶长出时二月兰已经结束了她的生命周期留下大量种子迎接新的一年了。
有一种叫“九金虫”的小甲虫，身长不足3毫米，紫色的盔甲闪着金光，这是父亲从燕京大学同事那里得到并且在家中繁殖成功的。小甲虫养在一个大铁盒子里喂上核桃仁和干枣，盒子上浮盖着一张硬纸。父亲说这是一种名贵的中药因此每隔几天就让我们每人吃下几只。有一次我揭开盖子想看看里面的情况时一下子飞出好多落到屋子各处，但是不一会它们又自己回到盒子里了。我只看到里面的核桃仁和枣被上百只九金虫咬得百孔千疮没注意到幼虫是什么样子。
不知那美丽而神奇的小金虫是否还在人间？
灰喜鹊是当时燕大校园里最多的鸟类，牠们霸占了整个校园而普通的家喜鹊很少，相反的是海淀居民区里却看不到一只灰喜鹊，看到的只有家喜鹊。因此多年来在我的词典里灰喜鹊犹如燕京大学的代名词。我一直不明白这些喜鹊们是以什么原则划分势力范围的？
抗 战 前后
七七卢沟桥事变前，抗日名将宋哲元将军奉命率国军第29军保卫华北，在长城喜峰口一带抗击日军。1933年3月，29军五百名大刀队员夜袭敌营砍死日军三千多人,烧毁日军各种军车三百多辆。喜峰口大捷之惨烈震惊中外，在宗教学院工作的父亲曾经受祖父之命紧急请假赶赴老家河北迁安县和祖父一起组织领导当地民众参加喜峰口抗战的前线支援和战地救护。
为了躲避战乱，自那以后父亲决定将母亲、哥哥和大姐一起接来北京，定居在燕京大学南门外的海淀镇。
作者祖父余锐武、父亲余敬、母亲三代人
祖父余锐武曾经是满清的末班“拔贡”,一生从事教育，曾经在唐山一带的中学和师范学校当校长和河北省教育局任学监，退休后来北京住在燕京大学朗润园姑母家里直到去世。
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开办属于美国在华资产因此在日本占领北京期间日本人则敬而远之，燕京大学未受日本人的干扰，其实日本军营就在距离燕京大学西边不远的西苑。直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占领。父亲离开宗教学院失业了。父亲曾在北京同仁医院挂号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所挣工资只能勉强维持父亲自己的生活，而母亲则带着我们兄妹6人依靠变卖家里的用品，依靠海淀大户和教会慈善机构出资组织的“粥场”施舍维持生活。
海淀几个“粥场”的开门时间也是根据燕京大学锅炉房的汽笛声确定的，海淀有人曾经编了一个顺口溜:燕京一拉笛儿，“粥场”就开门儿。老太太去了给一点儿，小孩去了给粥皮儿。搽胭脂抹粉的小媳妇，去了给一盆儿。
直到1945年815日本投降，父亲又返回宗教学院，但是好景不长，国共内战开始。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为处于饥饿状态下的市民向国民党反动派呐喊。不久，饥饿的人们得到了美国的救济物资：人们从未见过的澳大利亚“利郎牌”面粉、大桶的美国和新西兰奶粉、各种罐头、奶油、美国海军毛毯等等生活用品。饥饿的人们一时过上了富翁般的生活。实际上这是大多数海淀的富人也不可奢望的。记得我家分得两袋面粉，那是用三层牛皮纸制作的袋子、两大桶奶粉、一些猪肉罐头、奶油、一个军用水壶、一件美国军用雨衣、两条崭新的美国海军毛毯，白色和绿色各一条并且一直用了20多年。
救济物资是由美国救济总署发放的。父亲作为燕大职工还单独发了一些。有些穷苦人家舍不得吃这些面粉和奶粉，将其变卖之后换回更为紧用的东西。
除去按户发放之外，中小学校里还专门为学生每人发放。记得学校老师根据在校学生人数在操场上画了一个个标有号码的圆圈，将救济的旧衣物分放在圆圈里，学生们通过抓阄取走。每人大约分得五六件半新的衣物，其中包括一些毛衣、毛裤。大家高兴地相互对比自己分到的旧衣物，有的还在自愿的条件下进行交换。一些身体瘦小虚弱的学生还得到了大瓶的鱼肝油，一种人们从未听说的东西。
尽管这些来自美国的衣物大都是旧的，食品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对于处在饥寒交迫的人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当时也没人去想，美国人是否在罐头里偷偷放入致癌物质？奶粉里是否含有肉毒杆菌？面粉是否是转基因小麦制成？美国人是否别有用心？等等。
燕京大学的学生运动
也正是在这时，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又开展了新的示威宣传活动，这次不再反饥饿而是号召市民要向北大某教授学习，宁可饿死冻死也绝不吃一口美帝国主义的救济以维护中华民族的伟大气节。进步学生们将发给他们领取救济的票据张贴在校园的广告牌上，又到海淀街游行，把票据撕碎然后狠狠踩在脚下，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饥饿的人们难以达到宁可饿死也绝不吃一口美帝国主义救济的崇高觉悟。我家就是如此。其实谁都知道，在海淀市民挨饿时，那些进步学生每顿饭几菜一汤的吃着，其剩饭菜倒在木桶里，海淀人称之为“杂和菜”，卖给海淀饥饿的穷人。
有的市民将进步学生撕碎的票据争相捡起，进步学生对于海淀市民觉悟的低下不可理解和无奈。相比之下，1960年“困难时期”多少人宁可活活就地饿死也绝不出来要饭更不会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救济。1976年唐山大地震，大批唐山人宁可死在瓦砾下也绝不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所谓人道救援，真正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我似乎应该为自己吃过美帝国主义的救济而苟活到今天感到羞耻。
记得1947年进步学生在燕京大学南门与校园西墙一带的空地举行营火晚会，围绕着一堆堆篝火高唱革命歌曲，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到国民党反动派!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会场周围的树上，墙上到处是大标语与此同时还散发传单。我和哥哥姐姐在旁边看热闹，有些海淀人也进学校观看，平日普通海淀人是不能随便进入校园的。集会结束后我们随着人流走出南门时被等候在南门外的警察和便衣挨个盘问，察看身份证。我们因为年纪小没有被查问。后来知道那一阵的学生运动是借所谓沈崇事件发起的。
多年来燕京大学的地下党几乎是在半公开的活动，即使校长司徒雷登在任时也持默许态度，而国民政府、军队、特务和警察虽然也十分清楚但是从不进入燕京大学校园里也绝不介入学校事务，与中共相比国民党反动派实在是太无能了。
最后的燕京大学
1949年中共接管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和燕京大学哈弗学社被作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机构的核心立即被取缔。父亲将宗教学院的大量宗教书籍保存在家中希望有朝一日再送回。记得其中有几本是父亲讲过的圣经故事，书中印有大量欧洲文艺复兴时的有关耶稣基督的油画，例如“最后的晚餐”和“耶稣受难图”等。此外还有两本英国韦氏大辞典。
一个研究林业的教授曾经将满满一大箱子有关林学的书籍送到我家让父亲暂时保管并且一再说明这些书对于他的重要性不久一定回来取走，但是此人一别再无消息。父亲为这个朋友保存了近10年最后只好含泪扔掉。
父亲还曾经将宗教楼教堂里的那沾满脏土的废旧地毯剪下一个边角带回家铺在炕上当炕席而且一用就是十多年。
1960年父亲生病之后吩咐我将两个大辞典送给组建不久的中关村科学院图书馆。当我用自行车小心地将辞典运到科学院图书馆放在管理员面前时他们愣住了，因为从未见过这么大的英文词典，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要多少钱。我告诉他们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留下的，现在无偿送给科学院图书馆。为了稳妥，他们让我写下一个有关辞典来历的说明和无偿赠送的声明并且签下名。
生死离别
宗教学院有一个与父亲关系非常好的神学教授叫儒亚德，瑞典人，长得十分英俊。他养的一条母狼狗取名叫“玛利亚”，可见狗主人对她的钟爱。玛利亚每天跟随主人到宗教楼。为了不影响主人的工作，玛利亚总是趴在父亲的办公室与父亲为伴。父亲也十分喜爱玛利亚因此成了玛利亚的第二主人。高大的玛利亚经常把两只前爪搭在父亲的办公桌上看看父亲在干什么。
宗教学院被解散，父亲失业了，儒亚德和所有外籍人员被迫离开中国。玛利亚无法和主人一同回国，儒亚德只能将与自己相依为命玛利亚托付给父亲代养。父亲是唯一一个能让主人放心让玛利亚认可的收养人。
为了让玛利亚逐渐熟悉新的家，儒雅德先让父亲领玛利亚到我们家玩，于是父亲骑着车玛利亚高高兴兴跟在后面到我们家串门，玩够了，玛利亚就自己回去了。
终于有一天，儒雅德一手递给父亲一张他本人的照片作为离别的纪念，一手将牵绳递给了父亲。父亲把玛利亚牵回家之后拴在了院子里的大枣树上，玛利亚突然失去了自由。实际上玛利亚已经察觉到主人已经抛弃她而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她永远也不明白主人的无奈。可以想象，儒雅德在看着怀着同样沉痛心情的父亲牵走玛利亚时那生离死别的心情。玛利亚知道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主人了因此开始焦躁不安，几天不肯吃东西。没有办法，父亲只能买来一些肉哄着玛利亚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玛利亚似乎平静了下来并且开始和我们玩耍。
父亲觉得一只母狗取名“玛利亚”有些不尊重圣母，其实这可能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决定将其改名为“拉克”。玛利亚被带到我们家之后我们就叫他“拉克”但是想短时间改变玛利亚的名字谈何容易。
看到玛利亚逐渐接受了她的新家，父亲放心了。有时就解开牵绳让玛利亚在屋里屋外自由活动，夜里就静静地趴在堂屋中间看家。不料一天早上玛利亚突然不见了，焦急的父亲立刻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燕大校园内寻找，整整两天未能找到。此时正值二月兰又长满校园但是再没有心思享受那美景了。玛利亚从此不知下落，全家人为此长时间伤心不已，特别是父亲，原本希望玛利亚能陪伴自己度过一段人生最痛苦的日子但是现在玛利亚和燕京大学一起消失了，自己又如何面对老朋友儒雅德。自那以后父亲再也不肯踏入燕京大学一步！尽管姑母还继续住在朗润园里。而我们也很少再进入校园玩，即使进去也不愿再接近宗教楼。
儒雅德回国前曾经留给父亲一些钱以帮助开始失业的父亲维持我们几个孩子继续上学，也借此给玛利亚留下一些生活费。儒雅德曾经提出希望得到我最小的姐姐的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可惜当时没有三姐的照片。后来父亲专门领三姐去老虎洞街照了一张照片并且让三姐用歪七扭八的字写了几句感谢的话，在经过政府审查之后一起寄给了儒雅德。如果玛利亚还在肯定会让她和三姐照个合影寄去的，那才是儒雅德想要看到的。其实除去表示感谢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告诉儒雅德，他的玛利亚在新家生活得很好请他放心。实际上后来的往来信件也已经不通了，因此也不知道儒雅德是否收到了那封信。鉴于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父亲再也没敢和儒雅德联系。每当父亲想起此事就后悔当时没能寻找一个玛利亚的替身和三姐合影用以安慰儒雅德。
呼唤燕京大学
北京大学进入之后，燕京大学从此消失，渐渐地被人们遗忘。
文革期间曾经有人得知，原来，燕京大学的老职工一直是作为美国基督教会聘用的雇员来发工资的，而在中断之后这二十多年里这些人，当然也包括父亲在内的养老金竟然原封不动的为他们存在美国银行，每年还有利息！人们无不感到震惊和难以理解。因为这些燕京大学的老职工在党的教育下一直在用最革命的语言痛骂那些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揭露他们的种种罪行。一些人曾提出希望寻找途径取回这笔本应属于自己的钱，不能便宜了那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想到，何时将这个本来属于美国人民的在华资产归还，何时为燕京大学的创始人，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教育家校长司徒雷登在临湖轩树立一个纪念碑并且安放他的遗物，以此圆他生前的遗愿-永远的留在这块他为之付出终生地方“落叶归根”并且让这个地方继续走出一个个世界级大师。
父亲的身影
几前年，我和二姐三姐一起重访朗润园并且找到了父亲曾经躺过的那块石板，我们默默地站在那里耳边响起70年前父亲教的一首歌：“....风起湖面月上山,湖光一片清寒,更深不愿寻归路,鱼多懒得下钓杆,若非明月水底照,忘却身在渔船。”我们默默思念，让父亲安睡在那儿不要把他吵醒。
在宗教楼下，我们凝视着父亲办公室的窗子久久不肯离去仿佛在等待父亲打开窗子呼唤我们的小名！
70年前父亲教的几首一生不忘的歌实际上只是会哼唱却一直不知道它的歌词是哪些字，特别是我。前几年二姐三姐花了很长时间回忆那些儿时的歌，经过反复推敲把歌词补写完成。据我们所知，北京的同龄人很少有人会唱这些歌的。
这些歌词已经在本人的博客上陆续发表。
70多年过去了，美丽的燕京大学仍然是我们梦中的天堂花园。我们走过花园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熟悉花园的一草一木、我们牵手在花园里度过童年，父亲陪伴着母亲的身影在花园里永存！
时光无情地带走了一切却留下阵阵忧伤！
仅以此纪念伟大的教育家司徒雷登，纪念我的父母并留给我的晚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