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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战“反共义士”张一夫访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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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战“反共义士”张一夫访问记录（一）

2015-03-08常成、李杭 历史百人会

张一夫先生，本名张更照，山西省东南晋城县人氏，出生于1930年阴历6月9日。1943年他逃离家乡，远赴晋西南加入国军，参与抗日与剿共战斗。抗战胜利未几，国共内战硝烟又起。1945年10月张一夫在上党战役中被俘，被编入中共太岳军区汾东支队，该部队即「临汾旅」的前身。作为司药员，张一夫随军征战晋南各地，参与了运城、临汾、晋中和太原等重大战役。1949年夏季，他所在的解放军60军179师南下西进，攻克西安、扶眉、咸阳、宝鸡、秦岭、广元各地，最终于1949年12月底占领成都。在随后的清剿战斗中，张一夫远至四川西部的懋功。韩战中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医官，1951年5月战役失利，被联合国军俘虏。1952年4月联合国军战俘管理当局执行甄别以确定战俘是否愿意返回大陆，张一夫拒绝遣返，并终于1954年1月与一万四千多名「反共义士」来到台湾。他先后在反共义士战斗团和特种作战总队服务，也曾被秘密派遣出征滇缅边区。1974年以中校军衔退役，通过退役军医执业考试，行医至2013年5月。

从国军到共军

我本名张更照，民国19年（1930年）阴历6月9日出生在山西省东南太行山区的晋城县南河西乡苇园村。我家兄弟四人，我是老么。家有薄田十亩，房子九间。在太行山区南端，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可以说是「鸟不生蛋，兔不拉屎」，民生困苦。我家虽历代以耕读传家，堪称小康之家，到我出生的时候，情况却变得恶劣了。
我们村没有学校，我十岁那年（1940年）入学村里私塾，念了三年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必学杂字》。不久日军就到了晋城，打垮了国军军队。我们家乡有日军，也有国军被打散的部队，又有共产党的部队，是个三不管地方。但是三方都来要粮，弄得民不聊生。加上一天到晚闹土匪，他们到处抢夺烧掠，我家就遭了四次抢。老百姓生活极度困难，所以我们才离乡背井去逃难。

1943年除夕夜，二哥结婚。大年初一，我和二哥二嫂在跪拜祖先之后，跟随父亲带领村民一行十三人，前往晋西抗日根据地，而我母亲还留在家里。十多天的跋涉后到达晋西，父亲将我交给我的舅舅，国军第二战区十九军六十八师中将师长李修礼，在其安排下，我参加了六十八师医疗队，接受急救常识与训练。

当时阎锡山实施「兵农合一」的政策，三个男丁抽一个当兵，我们上万人驻扎在晋西南的山城乡宁县。建军一个月就是战术训练，即所谓的三弹六枪一刺刀，每人配备三个手榴弹、一只晋造七九步枪、六发子弹、以及刺刀一只。

上万人住哪儿呢？我们住的地方都是工兵在城北门外山上新挖的窑洞。老百姓的窑洞都是打好以后要等两年，干燥后才搬进去，而我们的里面还是湿湿的，新兵通通得了疥疮，我也不能幸免。没有医药，晚间奇痒难忍，无法入眠，真是苦不堪言。所幸我住了一个礼拜就被调到一一八伤兵站，收治汾南作战下来的伤兵。在此地我们住在老百姓家的干窑洞，生活也安定了，情况就好很多。训练半年之后毕业，我被分配到六十八师卫生处野战医院。

阎锡山为了扩大生存空间，开辟第二战场，命令部队在襄陵县强渡汾河，进占汾东的浮山县。有趣的是，第二战区阎锡山的国军在汾北、汾南（包括绛州、吉县、河津等地）都与日军对抗，唯有在汾东的六十一军和十九军六十八师却与日军联合剿共。当时国军在汾西与汾东之间来回过路，都有联络官带队经过日本人的岗哨。头天晚上先要报名，第二天经过时日本卫兵也不查，大摇大摆地过去。因为我们留守了很多药品在汾西，我们还要从汾东到汾西回来拿，我过了两三次，日本人都不干涉。由联络官带队，单日由东向西去（浮山县到乡宁县），双日由西向东（乡宁县到浮山县）。

汾东剿共就是跟共产党打。国军都是大部队，共产党都是游击队，你去了他就跑，你抓不住他。在那里打了一年多，我们在后方医务所没有看到一个共产党俘虏。

1945年4、5月间，国军根据情报得知日本即将战败，开始准备反攻。7月，十九军六十八、六十九师经过五昼夜行军，进入晋东南以潞安府（即上党，今长治市）为中心，占据了十九个县城，日军则撤退到太原。很快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此时在上党却战火四起。共军先后将晋东南各个据点吃掉，包围潞安府城。共军围城打援，在老爷山歼灭阎锡山派来的援军。守城的十九军几乎弹尽粮绝，最后在夜间突围。三天后在沁水县的沁河边上与共军追兵遭遇，十九军全军覆没，军长史泽波被俘，我也被俘了。

上党战役结束后，我被编入共军太岳军区汾东支队卫生队。汾东支队原来是绰号「景疯子」的地主景仙洲在抗日时期创立的，他把家产卖了买枪，养了一百多人。共产党给他番号「景支队」，后来扩充为汾东支队，有两个营的兵力。汾东支队卫生队本来只有一个医生兼任队长，加上我一共就两人。编入部队后，随即展开针对阎锡山部队的游击战，于洪洞、赵城、浮山、翼城、襄陵一带，昼伏夜出，飘忽不定。

1946年初汾东支队改编为陈赓、谢富治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二旅三十六团（纵队等于是军的编制）。元月间部队从山西翼城步行数十日到河南北部活动，转战豫北怀庆府（庆阳县）、焦作、孟县、彰德、林县、辉县等地，打了半年以后又走路回到山西。不久我们单位又再次奉命去河南接应李先念的部队。原来李先念在中原被国军围剿，从华中、鄂西要往北边撤退。我们部队到洛阳附近的渑池县，偷渡黄河去接李先念的部队。半夜过河也没有灯光，每五六个人乘坐一条小木船渡河。当时很危险，就是被冲走也看不到。在对岸等了三天，李先念的部队才撤退过来。那个打垮的部队像要饭的，衣服破破烂烂的，背个枪，三个两个地走过来。我们用了三天才把他的部队接完，用船过河送到后方。

1946年冬天，我到了共产党部队差不多一年了。我的上司卫生队长只有我一个下属，于是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当时我人小，才十六岁，后来没有上过政治课，也没有洗脑。

1946年底，部队由豫北行军到山西阳城县。次年初开始对晋南的进攻，除了运城和临汾两大据点外，其他数十个县城全被攻陷。1947年夏季陈赓、谢富治南渡黄河，将山西的部队交给徐向前，我们的单位又改为第八纵队第二十三旅，这是徐向前一个主力部队。不是我为它宣传，那个单位真是能打仗，打曲沃，三打运城，七十二天打临汾，最终于1948年春夏占领了山西南部全境。临汾战役结束后，七八万人集合起来在山西洪洞大槐树底下开贺功大会，徐向前站在上头讲话，隔得很远，看不清楚，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徐向前。因为打临汾打了七十二天，而第二十三旅是主攻部队，毛泽东亲自批示叫「临汾旅」。临汾旅就是后来解放军一七九师的前身。

1948年夏收季节的晋中战役是我所经历的最惨烈的战斗。共军用运动战攻击阎锡山主力部队亲训师八总队、九总队。所谓亲训师，武器最精良，人员最好，都是日本人训练出来的，而且还有日本军人。日本人的射击技术很好，举枪一打，一定就把你打伤，不打死也会受伤，所以我们伤亡很大。战斗打得真可怕，军队就在平原上打过来打过去，分不清敌我。我们医院设立在村庄的城墙里面，伤兵很多，送下来都摆在地下。紧急的时候我们就把城门一关，叫能动的伤兵都拿枪赶快上城墙，我们都拿着枪跑到城墙上头来了。

结果不到四个小时，我们这一个上万人的二十三旅就把对方一个师吃掉了，俘虏五六千人。我们还抓到几十个日本俘虏。日本人也是龟孙，都跳到茅房里去躲起来了。他们被俘后，我们还要挑水给他洗身上的粪便。被俘的还有国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的爱将赵承绶。回想1943年我刚到国军的时候曾挂名加入阎锡山组织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并得到赵承绶接见。

晋中战役结束以后，临汾旅就接着打太原，在太原东山打了半年多。太原东山为什么要打半年呢？因为阎锡山修了三四千个碉堡。那碉堡和国军修的碉堡都不一样，都是两三公尺厚的钢筋水泥的梅花碉，中间一个主碉，周围几个小碉。共产党又没有重炮，迫击炮打主碉根本就没有用。小碉都离地很低，炮根本打不中。那个射击孔很小而且是活动的，你就是到碉堡跟前你也丢不进个手榴弹。他那个射击孔一转，就堵到了。要用的时候把它一转过来，枪又射出来。阎锡山的这个战术很不得了。
三四千个碉堡，解放军就只能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往下啃。东山有四个主要阵地，我们临汾旅主攻13号阵地。阎锡山的部队守不住了就放催泪瓦斯，我们收容站就接收了很多失去战力的士兵，眼睛肿，睁不开，一直流鼻涕、打喷嚏。后来我们攻下十三号阵地，敌军反攻，我们第二营就守这个十三号阵地。炮弹把土都打松了，手一抓那土都抓起来了。第二营的副营长常春和守不住阵地，但是上面不让退下来。他就拿手枪在自己的大腿上打了一枪，说是敌人打到的。他撤退下来，被送到绷带所，我们单位的政工人员「组织干事」一看这个伤口，他就知道是自伤的。他就另外写个条子，打入另册。常春和这个老红军，后来在1950年年底抗美援朝之前他在河北开了小差，被抓回来，我看到内部文件对他通报批评。

太原围城期间，空运来太原东区协防的胡宗南部国军第30军军长黄樵松与共军达成协议准备投诚，准备晚上打开城门，让共产党进去。当时我们部队在外头得到命令，每个人发一个小袋子来装泥巴，大概四五斤重。说是到城里都是洋灰地，一包一包的沙包摞起来就可以打巷战。结果突然间宣布不要啦，把土放掉。原来黄樵松的部下第27师师长戴炳南和副师长仵德厚向阎锡山告发，黄樵松被捕，押往南京，最后被处决。

1949年4月24日早上六点钟，解放军对太原发动总攻。以往共产党的攻击战都是晚上，只有打太原是白天。所有的炮统统往太原城里头打，也不管民房还是军事设施，炮弹一起落。两个钟头以后，炮击停止，部队开始登城。不到十二点，就占领了整个太原。然后部队在城里待三天都不准移动，三天后，所有的军队统统离开太原城。这三天里，只有戴了共产党军管会发的臂章才可以通行无阻，其他任何人不准乱动。军管会清查户口，清查人员。围城期间检举黄樵松的戴炳南就是在老百姓家柜子后头被搜查出来的。

共产党还会查档案，把所有的档案打成捆，弄个火印一烙，谁敢动啊？等到时局就绪了，它再慢慢查这个档案。所以有很多事情不是外边所想的，共产党那么土，接收那么大的都市，人员那么复杂，怎么不乱呢？怎么能马上清查出来？一方面共产党有地下工作人员，另一方面组织很严明。这个组织真不得了。说是大老粗，人家大老粗粗中有细。

对中共及阎锡山军队的观察

共产党打仗的时候伤兵下来，他不用问是不是党员。组织干事一翻口袋，就知道是不是党员。要是党员的话，马上写个字条，装到口袋里，到边后待遇就不一样。口袋里有个打仗前规定的临时暗号，比如写了一个「布」字就代表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我到了共产党的军队以后也没有上过政治课，只是跟着人家走。人家说「为人民服务」，那我们就跟着「为人民服务」。我们在后方医院里，不是战斗部队，没人讲，也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小孩子胡里胡涂的，叫上东就上东，叫上西就上西，对共产党的主义一点知识都没有。不过我对共产党有一些观察。

1954年我到台湾以后，反共义士辅导处的负责人高魁元将军把我和高文俊找去谈话，想了解中共军队的事情。我就讲，我们国军里的伙夫、马夫、传令、炊事兵等都是老弱残兵；共产党恰恰相反，都视为主力。因为这些人都要单独作战而且都要能独当一面。比如要往前方送饭，用个胆小的小孩子，怎么敢挑饭送到第一线去？尤其是晚上，共产党是夜猫子，白天都在睡觉，晚上才出来活动。晚上人都有恐惧感，一个人挑着担子，到战壕里走走试试看，没有两把刷子、没点胆量怎么敢去啊？这是我的实际经验，亲自体会到的。

第二，共产党的部队斗争残酷，这是它的政策，但是军队纪律严明。作战大多数都住民房，离开的时候都要把地扫干净，院子扫干净。没有自来水，就用水桶把水缸挑满。相反的，国民党部队走的时候连牛马都给拉走了，人给拉夫拉走了，还给你扫地？老百姓觉得，扫地挑水是一个小恩惠，但是军纪好坏就在这里。这件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有没有扫地，有没有挑水谁知道啊？有人知道。这个部队走了，有一个共产党员就来检查这个连、排住过的民房，看看水缸满了没，地给人家扫干净了没有，还有睡觉用过的门板，给人家装回去没有。这才彻底，并不是嘴巴讲讲而已。所以说，共产党好有好的，坏有坏的地方。

第三，共产党部队的武器都是缴获的，上面没有补充。比如我所在的第六连，早期一个连里一百二十条枪，只有十八发子弹。他那一百多条枪啊，有中正式、捷克式、水连珠等乱七八糟的枪。十八发子弹只有几只枪才能打那个子弹。而且子弹都装在口袋里，晚上行军的时候尖的子弹就会把口袋弄破，就掉了。没有电筒，全连就在地下摸子弹。后来共产党势力大了，就是俘虏国军的枪，各单位俘虏了什么就是自己的。我抓到卡宾枪就是我的，你抓到迫击炮就是你的。共产党部队的武器完全靠国民党，所以管老蒋叫「运输大队长」。它说我们没有武器没关系，我们有「运输大队长」给我们送来。这个是确实的事情。

另外，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总部有少数日本军医，下面师一级就没有了。我的单位有医生到兵团受训，他们回来说是日本医生讲课。

最后，关于阎锡山的军队。山西的军队里有两个组织特点，一个是「同志会」，一个是铁大梁、铁二梁。「民族革命同志会」是阎锡山的一种政治组织，他亲任会长。一喊会长就要赶快立正，好像一讲蒋总统，马上都要立正。他的军队里头，国民党员很少，都是靠同志会来控制的。一个班里头除了同志会的干部，还有一两个积极分子，叫铁大梁、铁二梁。阎锡山的军队在内战期间，没有一个连一个排主动带枪投降共产党的。国民党就有一个军一个师带枪投降的，阎锡山的军队却没有，我在山西作战没有看到。只有一个保安团、地方团投降的，只有四五百人而已。

[i]常成，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助理教授。李抗，香港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二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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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战“反共义士”张一夫访问记录（二）

2015-03-08常成  李杭历史百人会

从山西进军四川


1949年4月底，我们部队攻克太原三天后以后就撤出来，在太原南面的太谷、榆次整训动员。十八兵团开贺功大会，披红带彩，不过我没有被评功。上面说：「我们解放了太原，可是西边南边还没有解放，我们赶快去解放西边南边的受苦的老百姓吧。」于是部队就开始沿同蒲路南下。


因为铁路被破坏还没有修复，我们都是走路。部队都是山西晋南子弟兵，路过各地的时候，有很多太太、妈妈、父亲，都在路边哭哭啼啼地等自己的亲人。于是上面就开始教育，「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西边还有很多父老还没有解放呢」，要我们暂时放下回家的想法。大家为了求表现，也都不敢回家。


1949年6月10日，第一七九师到了风陵渡，次日坐船过黄河到了陕西潼关，然后就上火车赶往西安。当兵的坐在客车里头，而我带着有五六个马夫，扶着五六个骡子，驼五六箱医药，坐在拉猪拉牛那个敞车上。快到灞桥的时候是晚间，我们还在火车上就和胡宗南的部队打起来了。乱打了个把小时停止了，火车就又继续开往西安。原来这时候胡宗南的部队已经从西安撤退了，留下一座空城。他们发现共产党的军队还没有来，便又返回来，没有进城，在离城四五里路的地方就停下来。十八兵团就赶快往城里进，一到西安，下了火车就要进入阵地和胡宗南的部队开打。结果敌军一打就往后撤。于是我们在西安外围就休息整补。


在西安，我们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就转归西北野战军的彭德怀指挥。彭德怀在关中地区扶眉战役运用的战法很特别，称为「插入切断」，没有前方后方的分别，战法是把部队插到你的背后，插到你的心脏来打你，四处包围，闹得你没有前方后方。


胡宗南的军队节节败退到咸阳，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的骑兵赶来驰援。1949年6月下旬，我们行军到咸阳附近。马家军的骑兵冲过来，把我们部队冲成两节，部队就乱了，赶羊似的打仗，看到那状况都不知道该往哪边跑。那个仗糊里胡涂地打，你也不知道谁。我是排级干部司药，也没有枪，只能尽力把五六个骡子拉在一堆。解放军用迫击炮打敌人的马群，骑兵就控制不住受惊的马。结果不到一个钟头，战斗结束，吹号集合。这仗一打下来，我们俘虏了敌人八百多匹马，骡马通通都补充齐了。在共产党的部队，俘虏的物资需要的就留下，不需要的就上交。


关中的战事结束后，部队到了宝鸡。宝鸡是陕西到四川的门户，胡宗南的三十万军队就摆在秦岭上。我们一七九师坐火车到甘肃，过渭河，爬了一天一夜的原始森林，攀上高地，迂回突袭国军守军。国军很快就逃跑了，我们一直打到川陕公路上的东河桥，就是马谡失街亭那个地方。秦岭战役就告一段落。


这时候到了雨季，河水都上涨，桥梁都被炸断。有段时间共产党的军队没有补给，国民党的守军也没有。双方都就地取材，吃马铃薯吃苞谷。国军守在东河桥那边，共产党守在这边，双方谁也不打谁。国军军官的眷属从这面要回去找先生，共产党就开个条子给你过去，我们岗哨不查。到了国军那边却不让进去，只好又走回来。我在公路边上就问一个提着包包打小阳伞的太太：「你怎么过去又回来？」她说：「那边不让我们过去阿，我们不知道两边在搞什么鬼？这边叫过，那边不让过。」看着这样的悲剧，我猜想国军可能怕她有什么作用。


共产党预计冬天要翻过高寒的秦岭和大巴山南下四川，就提出「人马健康」的口号，就是人和骡马都要保持健康。规定不准吃猪肉，一定要吃羊肉、牛肉。部队从甘肃买来牛羊，每一顿饭都要有肉，三餐的菜单不能相同。早餐一定是羊杂碎汤一个馒头，弄点辣椒红红的，吃得热乎乎的。当兵的吃了一个月的牛羊肉，体重都上升了，都很健康。


雨季一过没几天，共产党军队就开始向汉中开进。在离汉中褒城大概还有四五十华里多的地方，我闹出一个笑话。我走在部队的最后，看河边有人卖水果，我就花钱买几个。我以为那是柿子，我一吃又苦又涩，就把它丢掉，就骂：「妈的南蛮这个东西这么难吃，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家柿子好好吃啊！」人家说：「你这傻瓜！那叫橘子。」我说：「什么叫橘子？」他问：「橘子有没有剥皮？」我说：「谁知道剥皮，我连皮吃啊！」我们北方土包子，山旮旮里头哪有看过橘子？


进入四川以后，十八兵团六十军一八〇师任前卫，我们一七九师断后，所以一直没有参加战斗。直到离成都还有四十华里的新都，上面命令五三六团二营限两个钟头跑步到成都去。我们背包还没有放下，全副武装，跑步到成都。其中打头阵的第五连就空装，背包都不要背，光带武器就进去。到了成都，发现治安很乱，国民党中央军、刘文辉的部队都出来抢劫，有的甚至开着轻型装甲车到处抢，老百姓都关门闭户。


我们这个营被分配到成都南郊的新津机场，后来又负责改编投诚的国军。不久发生一个重大事件，投诚的国军军长计划晚上把解放军代表、我所属的五三六团的政委宋佩章抓起来杀掉，结果他的副官告密。宋佩章当即就下令这个军全部开往双流县，把所有投诚官兵集中在操场里。当时下着蒙蒙小雨，解放军把四挺马克西姆机关枪架在城墙上的制高点，对准他们这几千人，我也带枪在旁警戒。宋佩章站在桌上讲话，宣布愿意回家的站这边，马上给你开路条发路费；不愿意回家愿意继续为人民服务的往这边站，军官站一区，士兵站一区。结果这样一分，共产党就把反对力量分散了。宋佩章这个人很不得了，接下来的韩战期间任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后来当了安徽省委书记。


我们单位先后驻扎在川西的新津、温江、崇庆州、郫县、灌县（今都江堰市）。在郫县期间，我们解放军第六十军和「起义」的刘文辉部第九十五军合编，一个连对一个连，一个营对一个营。原国军的连长就当连长，而共产党的连长当副连长，排长当副排长，班长当副班长，都降了一级，就是把职务都让给国军。虽然名义上任副职，但是实权还是在共产党手里。没多久共产党又调前国军军官去接受干部培训，他们一去就没再回来。


这个时期四川发生很多老兵暴动。解放军一两个人外出，被叛乱老兵活捉，拿开水活活烫死。我们单位有个卫生员马三虎，出去就被用开水烫死，扔到河里，捞起来肉都是白的，手一拉就掉了。所以从那事件以后，部队单独一个人两个人都不敢出去。于是共产党开始剿匪，清缴地方武器。四川人差不多家家都有枪，手枪、驳壳枪都有。共产党怎么清乡呢？白天不通知，晚上把都江堰的水都闸起来，所有田里都没有水了。然后部队就包围村庄。如果你家里有牛，就一定要你要交出一两支枪。当保长的至少要交出四五支枪。我们五三六团驻在郫县花园场，枪收了几千支，堆了一房子。


川西平原慢慢地平静了，国军从平地上逃到山里去，共产党军队就到山里继续清剿。有个出名的「双枪十八妹」还是双枪什么妹，我们单位去清剿她，最后在山上抓到了。我们一直打，一直走，最远到了西康藏区的懋功（今小金县）。我们翻过四千多公尺高的巴郎山，走了两天两夜才爬上去。走到懋功县，又下去到了崇德沟。在懋功待了不到一两个月就是1950年10月1日，共产党的国庆节。179师师长吴仕宏主持懋功县政府成立仪式，其实当时县城里只有十几个解放军，我们都在会场摇旗吶喊。这时期我被晋升为连级干部。


国庆节后大约两周，我们得到命令回郫县。此时韩战已经爆发一段时间，情势紧急。部队已经开始动员，大讲唇亡齿寒的道理，说邻居着火我们不能不救，号召保卫祖国，要开到国防最前线，到鸭绿江去。不久我们就开始往北方进发。


这次从四川出发的解放军第60军的人员主要来自三个省：山西、山东和四川。山西人最多是因为这个部队是在晋南起家的，干部都是山西人。山东人为什么多呢？因为这个部队打太原伤亡很多，与此同时山东济南被打下来，解放军就把山东的俘虏补充到山西这个部队。四川人为什么多呢？因为四川本地的国军第九十五军投降后与解放军第六十军合编，都补充过来了。陆军官校第二十三期的学生，还没毕业就被共产党活捉了，后来大多当了文化干事。解放军的部队没有文化，有些连队就连一个会写花名册的文书都找不到。虽然我的程度不高，还会写几个字，所以在连里当卫生员，兼文书写花名册。



抗美援朝被俘虏


1950年底部队离开四川开往北方，我们北方人都很高兴，我们都很想家啊。当时还不知道是否要去韩国，起码是回到北方，说不定还要经过家乡。我们先乘汽车到陕西宝鸡，休息三天，然后坐火车到河北沧州。从宝鸡到沧州走了三天三夜，除了吃饭都不准下车。吃饭都安排在车站站台，馒头、菜、汤都一桌一桌摆好，多少人都预先计划好了，一下火车就吃，吃完上车就走。车站没有一个闲人，可见保密工作的严密。


到了沧州，冰天雪地，北方人还能适应，但是南方人的手都冻起泡，躲在老百姓家里头哭，不出来吃饭。作为军医我赶快提议，说这样子不行，当兵没有手套，手都冻烂了，脚后跟都冻肿了，晚上睡觉痒的受不了，一直蹬。我说买冻疮药膏也没有用，最重要的御寒，尽量少曝露。以后就劝老百姓下午就把坑烧热，坐在炕上比较暖活。训练也不能真的训练，训练只是出来跑跑步。有的人不敢站起来，站起来一会儿就冻得痛。站卫兵的就穿乌拉草鞋，穿了很暖和，但那不能走远，只能原地动一动。


我们在河北过了农历新年（1951年2月6日），这时北方人想家，有不少人开小差。不过都跑不掉，不到三天就被抓回来了。第一个原因是没有路条，第二个可能是衣服各方面容易被识别。我们单位一个河南人开小差，过了三四天我们就接到电话去把他领回来。不过也没有枪毙或者开公判大会，只是批评检讨。


在沧州动员期间听到很多谣言，说美国人的飞机就像乌鸦那么多。共产党就讲：「天上的乌鸦那么多，拉屎有没有拉到你头上啊？没有，那么你怕什么？那飞机再多，炸弹也没有掉到你头上，你怕什么？」我心想这就是愚民政策，但是我不敢讲。上面还说：「反正我们有高射炮，而且我们都在晚上行动，晚间飞机在天空也看不到我们，你怕什么？」共产党就用这种方法来麻醉士兵。


我们驻扎在沧州和天津中间的交通线边上，说走马上就可以走。共产党的保密做得很到家，譬如部队下午四点钟出发，除了主管以外只有一个管粮的和一个医生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主管知道，是因为他必须指挥管粮的把剩余的粮食赶快处理掉，而且几点吃饭要准备好。医生为什么知道？因为有病的不能跟随部队走，必须马上提供数据。对比国军，部队要换防到金门，前两个礼拜就知道了，长官告诉士兵：「你借老百姓钱，赶快还清喔。」敌人还需要匪谍干什么？是你自己告诉人家要移动。


共产党军队保密工作非常严密。假如有人想打听一点消息，干部就说：「你问这个做什么？你有什么事情？」马上追根到底，一定有嫌疑。所以没人敢随便讲一句话。虽然共产党是大佬粗一个，他政治警觉高。他每个礼拜天就是训练这个，党员去开会，其他人包饺子。包饺子干什么？控制你的行动啊！你包饺子擀面、和面、剁馅，什么都要自己做。你哪有时间去胡思乱想啊？共产党就是这样来控制士兵。


1951年3月，我们坐火车到达辽宁安东（今丹东），住了三天，补充粮食衣服鞋袜。美国的飞机一来都是十几二十架，在鸭绿江朝鲜一边的空中盘旋。鸭绿江上的有一座铁桥也没有被炸。中国这边有很多高炮，一个师几百门高炮，没有地方放，甚至连老百姓院子里也有高炮。

3月22日晚上我们从铁桥上走过鸭绿江，然后一直夜行军，往38线走，白天睡觉晚上走路。头一天走过去，有些人住在老百姓家里，有些人则在野外睡觉。我就在野外把稻草铺开，摊开被子睡觉。醒来眼睛一张，发现头上有二三十架喷气机在盘旋。而我盖的是红被子，吓死了，赶快收起来。但是那次飞机没有扔炸弹也没有开打，只是在空中盘旋。我就跑到老百姓家里，脱了鞋子，坐在炕上，很暖和。大家说，美国飞机真多，一下就来二三十架。


我们每天白天都在睡觉，晚上都在走路。走到岔路时，地上有面粉或者石灰撒的箭头暗号，还有单位的番号。共产党有些土办法，掉队了还能找到自己的部队。而汽车都不能开车灯，驾驶跟技术员都只能靠很弱的防空灯。晚上美国的飞机比较少，可是大家也怕。美军丢照明弹把地上照得跟白天一样，越往南面越厉害。空中也有飞机在宣传，高音喇叭唱中华民国国歌，唱三民主义。


越往前方走感觉越危险。第一是美军扔的鬼雷，落地后不爆炸，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蹦起来爆炸。它不杀人，但产生心理恐惧。你在那边脱裤子解大便，蹦一声一个炸弹，吓都吓死你。第二，美军传单特别多，满山片野都是传单。传单很简单，都是两三个字，一两句话，「你知道吗？」「你看到过吗？」「你想家吗？」就是一句话，没有别的文字。我们不敢拣传单，干部看到就问：「你拿这个干嘛？」其实也不用拿，我们走路就看到了，还要拿什么？实际上还不都拿美国人的传单当卫生纸；晚上烧饭也拿传单烧火。


我们到前线打了两次仗。1951年4月下旬的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我们抓了一部分美军俘虏，缴获几部大汽车。不过5月中下旬的第二阶段我就被俘了。共产党打仗只能打五天到七天，因为没有补给，每个人只能背五天到七天的粮。美国人知道共产党的战术，就只管撤退，撤退到第五天就不撤退了，就开始攻击。共产党的兵怕三样东西：第一怕饿肚子，第二怕受伤，第三个怕受伤没有人抬，没有人往后方送。怕挨饿、怕受冻、怕受伤，但是没有人敢讲。干部也好，士兵也好，心照不宣，所以我们在韩战很可怜。


1951年5月下旬，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失利，有六千多伤兵需要运送回后方。还有一八〇师的三万多份口粮存放在一个桥边，上级命令我们一七九师五三六团二营看守这些粮食，没有完成任务不能走。这时我们二营只有五连、六连两个连，机枪连和第四连已经提早走了。我们这二三百多人都隐蔽在路边的树林里。突然二三十辆美军的坦克车沿着公路开了过来。第六连连长请示营长要不要打坦克，因为一个连有八个俄国制反坦克手榴弹，营长摆手说不打，打手势叫部队往草丛里后退。


结果美军坦克停了下来，后来汽车摩托车也都来了，就地安营扎寨，把我们唯一的退路阻挡了。在树林里，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营长和教导员就决定晚上穿过美国人的营房突围。虽然白天看得好好的，但是晚上美国人把灯一灭，谁也看不到谁。我们要穿过美国人的帐篷，美国卫兵就问口令。我们不会英文，不知道该怎么答，就打起来了。一开枪，美军就放照明弹，所有坦克车都发动。营长命令照原路后退，命令一个传一个，我们悄悄撤退。美国人没有发现我们到哪里去，也没有追击。


我们返回河沟，干部又召集营务会议，决定化整为零，三四个人一个小组分散突围。营长把我抓去，「医生啊你跟我走。」我跟着营长、通讯员，还有一个通讯军官一起突围。因为前面是坦克车不能走，我们就想从山上绕过去。结果半夜天下大雨，美军继续乱开枪，往山中打，也往空中打。我们走了一夜，到快天亮的时候雨才停。衣服全部淋湿，没有吃饭，又冷又饿。营长走得很快，我走不动，跟一个通信参谋两个人说我们要休息一下，营长不吭气就走了。结果一坐下，不到两分钟我就呼呼大睡。我们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才发现自己睡在河边的大石头上，不远处都是美国人，当时他们还没有发现我们在底下。可是不久美军士兵下到河边就发现我们，拿枪堵着我们二人。我们还没有拿枪就把手就举起来，就被俘了。


两年半的战俘营生活


被俘后，我们就跟美军讲肚子很饿，他们就给我们咖啡。我们哪喝得惯，而且也没有放糖，一喝苦得要命，心里就骂美国人真坏，给我们喝些苦水。后来美军把我们放在坦克车上，载到管理战俘的单位。这里就有中国人，我说我很饿，他们就给我饭，不过没有菜。然后美军就开始问话，询问阶级，我们就说实话，报营级、连级。共产党的部队从来没有讨论过被俘的问题，只说不能当俘虏，要为人民服务到底，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但都到了那个地步，还能讲什么呢。不过我报了一个假名「张杰」。


之后我们两个人被送到汉城旁边的水原机场。一个美军的牧师会讲中国话，他说在河南开封待过，叫我们不要怕。我说现在只要吃饱肚子就好，我们饿怕了。他又给我两条军毯。五六天以后，营通讯官被调到另外一个地方接受审查。而我继续在此接受审查，陈述当兵的一切经过。


被俘时我携带用于止痛的鸦片和吗啡针都还在身上，没有被搜走。水原审查期间，有个韩国人会讲中国话。我就拿一点点鸦片向他换吃的，他给我一包可可，吃的嘴巴都是甜甜的。我还有一块夜光表，是营长在天津时买来送我的。美国人检查好几次，我都含在嘴里，也不讲话，所以没有被没收。后来到巨济岛的俘虏营里，也要检查，我也含在嘴里，还是没有被发现。平时我把手表藏在大皮鞋里。我们晚上睡觉是二十个人睡大帐篷的一边，很拥挤。晚上我上表，滋嘎滋嘎响，被人家听到了。第二天我们队长把我叫去，要我交出手表，我不敢不给，不给晚上就要挨揍。


我的老乡，团部的协理员（就是教导员）刘光麟，他被俘后手表却失而复得。他原本戴一块俄国火车站金表。被俘以后，美军有个很会讲中文的胖子「王大尉」王立文一看到这个金表就说，这个表不能带到战俘营，带去不但会被搜走，而且会挨揍。「王大尉」就把他的表给收起来了。结果过了两年多，这个「王大尉」跑到济州岛，查到刘光麟，把这个手表还给他。美国人真的很讲信用。



巨济岛战俘营（1951.06-1952.04）



在水原的审查结束后，我即被遣送往韩国南端的巨济岛战俘营。由釜山要到巨济岛坐登陆艇要坐4小时，早上在釜山走的时候，美国人给我们四五百名战俘一人发一个罐头当午餐。当时天气很热，口很渴。船上的饮水都是5加仑一桶的，漂白水的味道很浓，难喝死了。大家都在骂，美国人好坏，这个水那么臭叫我们喝。结果船一到巨济岛，甲板一放，大家就像放羊一样下来。我们看水很清，几百人都趴下喝海水。一口下去，就骂这高丽棒子的水都是苦的，哪有像我们家乡的水。我们都是土包子。人家知道的人才说，海水就是咸的。


巨济岛的中国战俘营主要是七十二和八十六两个联队，各有七八千名中国战俘。因为我是解放军的连级干部，就被分配到七十二联队的军官大队。当初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一日三餐每餐半碗饭，刚去的时候饿得头晕眼花，后来才慢慢习惯。住的帐篷，每个帐篷40人，20人一边，拥挤不堪。衣服上都印有P.W. （Prisoner of War）字样，每人的衣服上还印有战俘编号，我的是710443。皮鞋、卫生纸、肥皂、香烟等日用品都够用。


在战俘营中，行动丝毫没有自由，战俘干部看谁不顺眼就可能拳打脚踢；说话不小心也会招来皮肉之苦，甚至丧命。七十二联队的副联队长李大安戴着牛仔帽，屁股上挂着棒子。看你不顺眼，二话不说，就皮鞋踢几脚，棒子敲两下。大家都不敢反抗，私下叫他「活阎王」。他有时候到军官队上课。平常来军官队上课的只有一个牧师，没有其他人。李大安来讲课，我们不敢不听，坐在操场上，听他讲当年在东北给陈诚开车等等。到底真假与否，我们也不知道。


七十二和八十六战俘营都由反共战俘控制。我刚去干部就调查：「你们哪个是共产党？」我就乖乖地举手。如果不举手查出来就要挨揍，白天不打，都是半夜打，晚上在帐篷外把人打个死。所以我们老老实实地承认，乖乖地在那当俘虏。我也不讲话，不攻击国民党，也不攻击共产党。


尽管很老实，我还是挨过一次打。1952年4、5月间，刚从巨济岛搬到济州岛的时候，营房帐篷才刚搭好，厕所还没有修好，就挖了个四方池子，大概五公尺一个解房，洒了消毒粉。小便一定要解在消毒粉上，不能滴到外头，滴到外头一点就看到了，因为会起泡。早上起来人多拥挤，我的尿滴到外头一点。副大队长说：「你怎么尿到外头？」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人多嘛。」他说：「你还反抗阿，你要造反啊？」我就顶了一句：「你才造反啊。」然后他问了我的名字，早饭后就来叫我，过去就给我一皮鞭，打在腿上。幸好我认识的联队教育股长王东原（与当时驻韩大使同名）过来帮我求情。不然的话，不晓得还要挨多少鞭。


在巨济岛时期，虽然反共战俘基本控制了七十二和八十六联队两大中国战俘营，但还是有部份亲共战俘暗中活动，双方斗争激烈。1951年秋天的一天下午，大概三四点钟，我们几个军官队战俘正在打麻将，突然间看见不少人抱着毯子往战俘营的大门外跑。我就把麻将牌丢下去看，怎么那么多人在那，大概有百把人跑了出去，这时候营门已经关了。显然他们预先联系过，抱着毯子一起冲出大门。美国人站在大门口清点人数，然后把他们带到对面七十六联队。[i]这一百多以孙振冠为首的中共军官都是愿意回大陆的。在此之前我和他们也没有联络，不知道他们的组织。我在那很单纯，我也不讲话，也不干什么，就乖乖打牌。

七十二和七十六联队就隔一条十公尺宽的马路，早上双方各自升起青天白日旗或五星红旗。然后你拿石头丢我，我也拿石头丢你；你骂我，我也骂你。后来岗楼上的美国和韩国卫兵命令不准丢石头，再丢石头就开枪，每天的混战才停止。

孙振冠把那一百多亲共军官战俘带走以后，人一下少了不少，军官队原来三个中队就改成两个。亲国民党这一边人就说：「好！我们现在干净了，共产党都走了，我们清一色可以回台湾。」军官队的领导干部都是军校二十三期的学生，高文俊他们这批人。他们在军官队占了三分之一，大概一百多人。

为了表示反共意志，战俘干部要求每人在身体上刺上反共口号和标记。虽然身体发肤受自父母，但在高压情形下，识时务者为俊杰，否则就被扣上亲共的帽子，招来皮肉之苦。所以不管真反共假反共，身体都刺青，而且刺得越多，表示决心越大。我也不例外，刺上了「誓死反共」四个字。

1951年4月，联合国对战俘进行了一次甄别，询问我们是否愿意回中国大陆。甄别的前夜非常恐怖，有些战俘预先说出要回大陆，干部就打你个死。晚上先把皮肉割掉，拿皮管子揍你个七死八活。晚上我们都睡觉了，这些人被叫到帐篷外挨打，因为帐篷外才有电灯。我们在帐篷里只听到啪啪的打，哎哟哎哟的叫。也不敢出去看，因为一出去，表示你也有问题。真是恐怖啊。

甄别那天早上，在战俘营的大操场上，联合国管理当局搭起两个帐篷，连在一起，里头摆了两张桌子。战俘们间隔五六公尺，一个一个地从这个口进，从那个口出。中间没有讲话，也没有问什么，走过去就好[ii]。走出帐篷后，左边一条路，右边一条路，往哪边走随你便，也没人解释。从帐篷出来后我看哪边人多就走哪边，然后上了一辆带蓬的大卡车，上面都是要回台湾的战俘。坐满一两百人之后，汽车开动。开了一圈又回到七十二联队的大门口，我们又回到了七十二联队。

我认为，美国做的甄别是完全自由的。有人说是胁迫，我认为那是不正确的。我个人看，美国人没有干涉你要走哪边，走哪条路也没有人管你。而且每人相隔几公尺远走进甄别帐篷，他也控制不了你。

[i]此处记忆可能有误，似应为七十一联队。见张泽石编，《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页157。

[ii]张一夫先生所述「甄别」过程与其他受访战俘的描述有所不同，多数受访者回忆当时联合国军的甄别人员确有询问战俘是否愿意接受遣返回中国大陆。联合国军方面于1952年4至5月甄别了总数超过21000多人的中国战俘，在不同战俘营和不同时间，各个战俘的经历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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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战“反共义士”张一夫访问记录（三）

2015-03-08常成  李杭历史百人会

济州岛战俘营（1952.04-1953.09）


甄别之后，联合国按计划将拒绝回大陆的一万四千多名反共战俘从巨济岛搬迁到济州岛。我们怕美国人出卖，一定要他保证安全。我们写血书，盖手印，通过吴培礼牧师把血书交给联军总部。得到保证后就搬家了。下午在巨济岛上船，天亮的时候就到了济州岛。那时是春天，还没下船就看到满地的鲜花。


新战俘营位于济州岛西南角的莫瑟浦，那里没有码头，我们乘坐的登陆舰不能靠岸。船头放下铁板让小船开进来接运我们。结果海浪太大，我们掉倒水里，眼看就要被海水就冲走，几个美国水兵从登陆舰上一下就跳下来，把我们几个救起来。我认为，美国人并没有因为我们是俘虏就另眼看待。我在第一线也看到美国人用直升机载被俘的伤兵。那个伤兵是打人家的，现在你受伤，人家用直升机把你送到后方医治。我想共产党还不容易做到这个吧？


巨济岛原本的两大反共联队（七十二和八十六）到了济州岛就改编为一、二、三联队，我被分在第三联队。由于都是想去台湾的反共战俘，生活趋于平静，我也继续在第三联队的CIE（Civil Information & Education Section，美军心战部门下属的「民间信息与教育局」学校担任工作人员。在CIE，我编写教材，更负责康乐队的排班工作。第三联队有河南梆子、川剧、平剧以及话剧节目。什么时间给哪个单位看，由我来排班。除了康乐教育活动，CIE也教战俘唱反共歌曲。理论上CIE的活动是自由参与的，但是集体的活动没人敢不参加，不参加就要挨揍。


1953年7月27日，韩战停战。按照停战协议的规定，拒绝遣返的战俘应该到板门店的中立区接受为期一百二十天的「解释」。[i]解释期间由五个中立国（印度、波兰、捷克、瑞士、瑞典）监督，印度派兵负责看管。我们仍然害怕美国人的出卖，不愿移到中立区。这时，1953年8月26日，台湾方面派遣方治为慰问团团长来济州岛，带来蒋公的慰问信及慰劳品，袋内有方糖、菠萝和猪肉罐头、以及一件汗衫。蒋公的慰问信鼓励我们坚定反共决心，信任联合国及美军。9月8日我们就出发前往中立区。


三八线中立区拒绝「解释」（1953.09-12）


在38在线的板门店中立区，联合国军把我们移交给中立国印度的看管部队。战俘营是临时搭建的帐篷，每五百人为一营区，营区之间距离一两百公尺不等。为了保持意志统一，各营区之间建立了各种管道相互联络。虽然联军不能和我们直接接触，但是利用给补给物资的机会，把小型干电池收音机偷运进来。联军每三天补给一次牛奶，牛奶粉是五六磅重，联军就把收音机跟电池放在里面，外头封好。印度人也不知道，一箱一箱就运进来，我们一打开，里头有收音机跟电池。我们用收音机听到消息，连夜刻钢板，用从济州岛带来的油印机印成报纸，通过去医务所看病的机会碰头把报纸分送到各营区。或者通过来军官队打扫粪便的普通战俘把消息送出去（根据日内瓦公约，军官不用劳动，所以普通战俘来军官队打扫清理。）


印度看守部队初期对我们还算友善，我们曾邀请司令官来营房看戏。不过后来发生战俘劫持印度军官和印度卫兵开枪打死两名战俘的事件，关系就恶化了。枪杀战俘事件的起因和我们传递报纸有关。一天下午大概七点钟，我们吃完饭正在打牌，突然听见对面医务所发生争执。原来是去医务所看病的战俘传递报纸被印度人发现，争吵起来，后来就打了起来。我们集体冲到铁丝网边，用力摇晃，很快就把第一层铁丝网推倒了，然后又去摇第二层（也就是最后一层）。我们正在摇晃铁丝网、起哄，印度人就朝天开枪警告。这时我们一个名叫宋丁玉的战俘爬上一辆印度人的卡车，想要开走。于是有个印度少校就向大门口的战俘开枪，当场打死两个军官队战俘。我趴下才发现旁边的楚全成受伤了，正在流血。事后我们还开追悼会，印度军官也来吊唁。不过印度部队司令官就再也不敢进入我们战俘营了。现在想来，这个应该是怨我们自己，我们把铁丝网推倒，车子开走，又去抢人家的枪，人家不打你打谁呢？


原本规定一百二十天的「解释期」就是共产党派干部来，把这些战俘叫去听「解释」，劝说回大陆。有些战俘去听了解释就选择回大陆，没有回到战俘营。不过，如果反共战俘去听「解释」，一去就骂就吵，于是解释不下去，一半就停止了。但是共产党还是不放弃，他们的广播车每天都在我们营房附近喊话，指名道姓，父亲叫儿子，妈妈叫儿子，太太叫丈夫。我们都会敲锣打鼓来干扰，也会播三民主义宣言来对抗。


到了解释期的最后四五天的时间，双方二十四小时都在广播，我们就在帐篷里听。白天还好点，吃完饭就打牌消磨时间。天气冷，就在帐篷烤火。平常我们吃饭都吃不饱，那几天大家连饭都不想吃，去打一碗饭回来，吃一半就不吃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躺在那睡觉，听得才清，心痛凄惨。其实睡觉都没有睡着，都躺在毯子里头听广播，但是你也不敢给我讲，我也不敢给你讲。大家就心照不宣，都在听，听这边叫，那边叫。


几乎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展开斗争，是到台湾，还是回大陆？前者是前途茫茫，只是憧憬幻想；后者这时担心回家后被斗争。我是老党员，我很清楚，如果我回大陆我就是叛徒，我有好过啊？共产党斗争是不客气的，至于判到什么徒刑，受什么罪，我不知道，反正我们知道共产党很会批判。因为我们叛党叛国，给帝国主义美国人做事情，又有证明，罪上加罪。我就决定来台湾。



一万四千名「反共义士」从韩国来台湾



1954年1月22日[ii]下午四点钟，在五个中立国人员的监督下，我们终于走出了中立区第六战俘营（compound），结束了战俘生活。我们一走出中立区战俘营大门，等于中立国把我们交还给联合国军，我们马上又面对一个抉择。


联合国军宪兵头盔上写着UNMP，站在大门外面的公路两边，每五公尺到十公尺就站一个。门口有三条路，你愿意走哪条路走哪条路，往左边走，往右边走，往中间走，你自己选择。往右边回台湾，往左边回大陆，往中间走到中立国去。没有任何干涉，也没有告诉你走哪条路，走出去你自己选择。我们战俘相隔十公尺走一个人，我走过去十公尺，下一个才能走过去。所以说那完全是真正自由。


我是胡里胡涂，跟着人家走，看哪边人多往哪边。我判断向联合国这面一定是回台湾，往北面是回大陆。我选择来台湾，不知道还有去中立国的第三条路。选择第三条路都是军官队会讲英语的知识分子。

做出选择之后，我们重新归队，踏出中立区，看到牌楼上写的Welcome，以及两边欢迎我们的中华民国宪兵，喜悦之情真是难以形容，三年的战俘囚犯生涯终于结束了。


走出中立区后，美军安排好车队，我们每20个人一辆车，每五部车就有一辆指挥车和一辆预备车跟在后面。从板门店到仁川要几个小时，在路上大概经过一个小时就休息。停车后美国人说你们不准下车。两个黑人士兵，一人端了十杯咖啡，左边一人，右边一人。我们一人一杯咖啡，我们才第一次知道那叫纸杯。喝完了把纸杯交给他，才集体下车。他们告诉你哪边有临时建立的厕所，大便小便都有地方，还挂着卫生纸。然后大家上车，这五部车走了，后边五部车又来。


在另外一个休息站，我们完成了盖手印、消毒、预防注射和换装。我们下车，行李留在车上不能动。下车之后盖手印，一个人盖十个手印。盖了之后就发服装，你要几号皮鞋，你要几双毯子，几件大衣。伸三个手指就给三个，伸两个手指就给你两双。拿上补给品还没完，还要打DDT粉消毒。从帐篷走出来，原来的车子已经在门口等你，你就上原来的车，一点都不会乱。


当晚我们到了仁川港，美军给每个人划了三公尺的空地，给三个钟头的时间打背包，装好毯子、皮鞋、大衣。联军的乐队一直在吹奏欢迎的乐曲，去台湾的运输舰就停在旁边。我们登船驶向台湾，经过三昼四夜的航行，我们平安抵达基隆港。1954年1月26日上午，一万四千名「反共义士」终于来到台湾。


在韩国战俘营，我们对台湾有种种期待，更怀着满腔热血，冀望能一展抱负。来台以后，其实不然。表面上，我们被称为反共义士，背地里，我们还是囚犯的身份。在战俘营我们的衣服上印有P.W.表示战俘身份，在台湾依旧受到相同的待遇，衣服的佩章上印有「员」符号，作为与本地官兵之区别，我们并未受到尊重。


经过三个月的辅导训练后，所有人员被分发海陆空三军各单位，我被编入专门安置军官和干部的反共义士战斗团，核为中尉。这段时期的生活最恐怖，讲话稍不留意，白天还见到的人，晚上就被送到保安司令部，至于能不能安全放出来就很难说了。我的朋友党白昌写了张明信片给我，落款「难友党白昌」。就因为难友二字，被关了半年。对于他的遭遇，我一直耿耿于怀。接连不断的陆续传出有人上吊、跳井，这些事件更加引发恐慌，谁也不敢讲真心话，彼此之间失去信任，深怕滋生事端。不光是言论失去自由，就连一切行动都在监控中。


在惶惶不安当中，我强迫自己不受影响，专心学习提高自己。我迅速完成了军中的文盲班和高级班课程，然后入选针对初级军官的特代训步校一〇七期，六个月后的期终成绩在一千五百多人中名列前十。


1957年，战斗团改编为特种作战总队及心战总队。我被编入特战总队，接受跳伞等各项艰苦的训练。此时，我们佩章上歧视性的「员」符号才消失。1959年，大陆因为大跃进引发大饥荒，政府计划使用特战总队突击大陆，但是忧虑其中份子复杂。特战总队有一天突然接到命令，将由韩国回来的义士的约百分之八十调离，通通打背包，早上起来六点钟到桃园火车站上火车，拉到基隆暖暖待命。暖暖过去就是国军看押战俘的地方。这批义士很多过去在战俘营里当过大队长，为政府服务过，如今被送到暖暖，到那后自生自灭，有的退役后流落到社会，受尽了痛苦。留在特战总队的都是年轻的、有点技术，思想没有大问题的。因为我是医官，所以留了下来。


1960年7月，我三十岁才终于结婚，不过三个月后我在保密情况下被派遣出征滇缅边区，直到第二年3月18日才回到台湾。由于表现优异，回台后我获得破例特保晋升少校。十三年后，1974年元月我终于晋升中校，随即申请退役，又顺利通过退役军医执业考试。1975年4月7日，在友人协助下，我顶下桃园县龟山乡公西村复兴街90号（苦苓林）的圣恩诊所，一直行医至今。[iii]
我的一生经历了多场战争：抗战、内战、韩战、滇缅之战。战争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而我却很幸运且侥幸地活到今天。共产党骂我们是叛徒，国民党表面上称我们「反共义士」却暗地里当匪谍、特殊份子，以黑名单列管；民进党骂我们是米虫。我们活似一群边缘人，带着不忠不义、墙头草的罪名，生活在抬不起头的精神痛苦里，社会上处处受到歧视，真是里外不是人。只有在解严以后我才鼓起勇气说出这些东西。
我们被野心家、政客利用去充当刽子手，为他们打天下牺牲，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怎不令人痛心。或许别人会说我思想有问题，应该再接受思想教育。但是曾经与我出生入死共患难的那些老友，应当最能感同身受我的看法的真实性。我相当认同当年选择回到大陆的难友张泽石先生所言：「我希望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希望永远没有战俘，希望永远没有妻离子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i]依据《停战协议》附件之《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Terms of Reference forNeutral Nations RepatriationCommission），解释期应为九十天。由于战俘的抵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延宕，战俘在中立区的实际时间约为一百二十天。

[ii]此处可能记忆有误，档案和当时新闻报导显示中国战俘被释放时间是1月20日至21日凌晨，如1954年1月21日《中央日报》头版。据国史馆藏外交部国际组织司《接运留韩中国反共义士归国联络小组报告》（020-000021-0845A），中国战俘从20日早上08:52开始撤离印度村战俘营，至21日凌晨02:45 撤离完毕。

[iii]张一夫先生接受访问后不久，已于2013年6月退休。

《韩战“反共义士”张一夫访问记录》作者常成答读者商榷
[url]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DE0MTE5NQ==&mid=205707070&idx=2&sn=1402294f4c6105cb334c19483cdb8e73#rd[/url]

昨日历史百人会推出常成博士的口述历史文章《韩战“反共义士”张一夫访问记录》之后，读者@garfield 发出商榷如下：


首先，第二段应该是诡雷，不是鬼雷。第二，甄别是有，不过时间与联合国军方面承诺的不一样。所谓自由一事我想大家心知肚明。不能因为不喜欢gcd就不顾事实了。并非说是偏见，而是在于我们在研究或者导读的时候，要多注意各方面资料。甄别的时候什么情形，是有悖于认知的。至于本文的当事人，已经比较客观了。


针对商榷，常成博士答复如下：


感谢关于“诡雷”的指正。关于客观的问题，作为记录者，我尊重口述者的表述。事实上，多位回到大陆的战俘以及他们的后人，看了该文，认为张一夫的态度很公允。至少我们没有看出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他的态度，正是他选择台湾的原因。关于「甄别」的自由度，批注中有说明「ii 张一夫先生所述「甄别」过程与其他受访战俘的描述有所不同，多数受访者

回忆当时联合国军的甄别人员确有询问战俘是否愿意接受遣返回中国大陆。联合国军方面于1952 年4 至5 月甄别了总数超过21,000 多人的中国战俘，在不同战俘营和不同时间，各个战俘的经历可能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