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3-5 20:29
叶克飞：陈诚，台湾农民最感念的人
叶克飞：陈诚，台湾农民最感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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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5 叶克飞 大家
摘要ID：ipress
陈诚生前廉洁清贫，尽管大权在握，有“小委员长”之称，但孩子上学从未用过他的公车。
今日（3月5日）是陈诚逝世五十周年。在我家中，有一本厚厚的《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蓝色封面，毫无多余装饰，仿似教材，又像单位规章制度汇编，让人望而生畏。好在内容不错，资料甚多，读来倒也容易。
有次去台湾，与人闲聊，谈及台湾农村制度，对方一挑大拇指，说“陈诚很不错”！我知道，他说的是土改。
1949年1月4日，这一天是陈诚的51岁生日。按照某些地方的风俗，整数加一才是大寿，但一来中国人大多过阴历生日，二来浙江人似乎无“整数加一为大生日”的风俗。何况，此时的陈诚想必没心情过生日。
一来，在东北战场上遭遇惨败的他，辞去本兼各职，被蒋介石安排到台北草山“养病”。二来，蒋介石于1948年12月30日电令陈诚尽快接任台湾省主席，内中含义不言自明——大陆战场已难挽回。面对节节败退的战局，陈诚曾写道：“盖国事至此，实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一大变局。”
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月5日，他正式宣布就任台湾省主席。在台湾省府公职人员大会上，他这样说道：“政府是民众的政府，政府亦应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还表示“今日台湾所最需要的，就是政府与人民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使台湾成为一个复兴中华民族的堡垒，来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
临危受命的陈诚，在台湾采取了多项措施，如实行公教人员配给和住房的公平再分配，提出“浪费必贪污，节约当生产”的口号。面对台湾物价狂飙、粮食产量陡降的局面，他也实行了军事戒严，颁布《入境限制办法》，实施币制改革方案，抑制物价和通胀。他所成立的“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颇有计划经济管理机构的味道，管公私企业事务，管物资分配，管贸易，管技术，这个委员会也因此被誉为台湾经济起飞的基石。
更重要的是土改，这也许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前后最成功的政策。而且，它的整个过程几乎没有流血事件，更不用说血腥杀戮。
陈诚并不是到了台湾后才关注土地改革，早在当年围剿时，他就曾关注中共在苏区的土地改革。1941年，他在担任湖北省主席时也曾试水，实行“二五减租”，即在粮食收获后，优先提取百分之二十五的粮食给佃农，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由地主和佃农对半分。此举可谓日后台湾“三七五减租”的雏形。在他看来，土地问题是“中国大陆落入共产党手中的一个主要理由”。
台湾的土改也是一次土地重新分配，面对日据时期结束后，土地所有权混乱的情形，陈诚做了详细的准备工作，两千多名调查员调查了两百多万笔土地的大小、土质和所有权。
当时，台湾土地制度混乱，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地主占据了半数以上的耕地，农民半数以上甚至80%的收成被地主掠夺。从1949年到1953年，国民党采取三个步骤推动土改。老一辈还能将这三步挂在嘴边：一是“三七五减租”，二是公地放领，三是实行“耕者有其田”。
所谓“三七五减租”，是将耕地租金降到土地主要作物全年收获量的37.5%为限。此前，台湾的佃农要向地主支付50%的收获作为地租。当然，条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农需要按时纳租，欠缴两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
所谓公地放领，是将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的公有土地出售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农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由承领农民分10年20期平均摊还，不必负担利息。为了确保大部分农民能够买到土地，而不是被少数富有家族垄断，当局限定每个购买土地的人必须能够维持一个六口的家庭。
至于“耕者有其田”，则是规定地主将持有土地超过3公顷的部分出售给政府，再按公地放领方式出售给佃农。佃农买地分十年支付，可在2.5倍年收入的价格下耕作所得到的田地，在超过十年的期限内用贷款归还土地款，并获得机械化与灌溉的协助。
在这个过程中，地主并不是要被打倒甚至屠戮的敌人，而是可以获得补偿，其中70%是实物土地债券，30%则是公营事业股票。
后世提起台湾土改的成功，大多指其阻力较小。在他们看来，大陆时期的国民党，本身就与地主勾连，当然不可能革自己的命。但是到了台湾，国民党作为外来者，便再无利益纠葛，甚至有“主动掠夺”的意愿。对此观点，我的看法是阻力确实较小，但要说国民党肆无忌惮，倒也冤枉了他们。
当时的台湾地主虽然占有大量土地，但社会影响力有限，在国民政府的强势面前原本就没有多少抵抗力。但国民政府为了立足台湾，采取了和平土改的方式。
利益遭到侵害的地主当然不满，因此，这些地方士绅和他们把控的省级参议院都对陈诚的政策表示反对。
既然是和平土改，陈诚便没有动枪动炮，也没有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而是请客吃饭，耐心说服。他表示台湾此时局势特殊，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十分敏感，地主若能退让，一来可以缓和矛盾，二来也有实现三民主义之“民生”的希望。
当然，撂几句“狠话”也是必然，陈诚曾公开表示：“三七五减租工作一定要确实施行，我相信困难是有的，调皮捣蛋不要脸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但狠话也仅此而已，更未变成事实。
他还以政治上的利益倾斜为甜头来安抚地主，实行地方自治，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力和远高于日据时期的政治地位。“台湾地方自治研究会”就是此时成立，大家高谈阔论后，先后诞生了《台湾省县市行政区域调整方案》《台湾省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台湾省县市地方会议议员选举罢免规程》等文件。前文所提到的公营事业股票则是经济上的甜头，因为公营事业公司分别为水泥、矿业、造纸和农林，陈诚承诺四大公司将转为民营企业，以其股票换取土地，一句“农业利润只不过是数学级数，而工业利润却是几何级数”，使得许多地主在半信半疑中逐渐接受。
读近代史时，我常感慨造化弄人。在那戎马乱世里，带兵打仗似乎抹杀了人的其他能力。不到和平时期，你无法看到一个军人的政治潜力。当然，你会见到许多瞎折腾的反面例子，但正面例子也有不少，陈诚便是其一。在接掌台湾后，他体现出了一位政治家的素养。
（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展示的1933年陈诚担任对江西苏区第五次围剿前总指挥时，蒋介石给他的信件。陈诚字辞修。CFP供图）
“三七五减租”制度推行半年后，台湾共订立30万用地租约。租约规定时间不得少于6年，6年期满再续租约，以保障佃权的相对稳定。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地主与佃农的紧张关系也得以缓解。当时，台湾甚至还有“三七五新娘”一说，指佃农在三七五减租制度下收入大大提高，得以盖屋买牛娶媳妇，可见其影响之大。
随后的公地放领，其标志性文件为《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此举本意是保障佃农，甚至实施后竟然发生大量退耕事件，佃农主动请求将耕地退还地主。这并非是佃农不爱土地，而是他们被地主蒙骗，陈诚对此心知肚明，发出公告，称“凡有威迫佃农退田者，一经查实，即科以重罪，毫不宽宥”，打消了佃农的疑虑，也震慑了地主。
有趣的是，陈诚面对议院各路委员的质疑，还搞起了理论工作。他搬出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作为护身符，宣布要“完成总理遗愿”，在“理论高度”上占了先机。他也未一味打压地主，在他拟定的地权改革三原则中，“让农民取得土地”和“兼顾地主利益”并列，同时“移转地主之土地资金于企业”，意在一箭双雕，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打下工业基础。
事后，陈诚谈及台湾土改的效果时这样写道：
“一为社会动乱趋于安定，尤以农村之秩序为佳，盖因占人口大多数之农民获得耕地后，由恒产而生恒人。二为农民获得耕地后，生产兴趣与能力提高，农产品及副产品均大量增加，促进了经济发展。三为农民所得增加，生活改善，购买力随之提高，刺激工商业发展与社会经济之繁荣。四为土地改革后，冻结于土地方面之资金，逐渐转移于工商业，使工商经济获得突飞猛进之发展，改变社会之经济结构，大步进入工业化之领域。”
陈诚推动的土改，使他得来三个外号，一是“贼仔诚”，为痛恨他的地主所起，另两个则是“阿公”和“陈诚伯”，由获得土地的农民所起。陈诚去世后，许多农民自发前往殡仪馆为其送行，每年到陈诚墓前烧香拜祭者也不乏人在。
时至今日，台湾农村政策在历经三次土改后已臻完善，农民生活水平之高也属世界前列。我印象中的台湾，城市化进程并未席卷全岛，农村仍有农村的样貌，但生活水平之高也一望便知，让人颇有世外桃源之感。
当蒋介石退守台湾时，陈诚交给他的已是一个较之前大大稳定的台湾。至于先前的地主，某些佼佼者已通过股票成为工商业巨头。辜振甫、林伯寿、林犹龙和陈启清均是通过土改，由大地主变成大资本家。同时，土地价格和股票价格在日后的双双上涨，也极大缩小了台湾的贫富差距，使之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并延续至今，促成了台湾今日的和谐。
（台湾农村风光）
也有人认为，陈诚的土改固然成功，但也为国民党埋下了隐患。一些不满失去土地的地主选择离开台湾，进而掀起海外台独运动，留在岛内的也成为了党外运动的资助者。加上地主家庭的子弟拥有受教育的优越条件，使得岛内知识分子中来自地主家庭的比例极高，极大地抢占了民间话语权，甚至造成了国民党的失落。
这也或许都是事实，但八十年代的党外运动，民间话语权的日益重要，反对和批评声音的存在，人们得以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不恰恰是今日台湾的价值所在吗？
我在高雄时，曾匆匆前往佛光山一瞥，那是陈诚骨灰放置之所。他生前廉洁清贫，尽管大权在握，有“小委员长”之称，但孩子上学从未用过他的公车。他的孩子个个成才，孙辈热心公益，家族募捐成为常态，不追求物质的朴素家风持续至今。忍不住将陈诚后人与彼岸大贪的坑爹儿子作对比，一阵唏嘘。
陈诚也有生不逢时的一面。他前半生戎马生涯，打过不少胜仗，也打过不少败仗，在东北的惨败更是其军事生涯的终点，也是无法挽回的败局。而在台湾的那些年里，尽管内忧外患，尽管晚年一度与蒋介石产生嫌隙，但那政治家的气度与眼界，却令人意外惊叹。可惜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给予他的似乎都太少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