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3-3 21:17
中国农民活得比阿Q艰难，死得比阿Q胡涂
中国农民活得比阿Q艰难，死得比阿Q胡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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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3唐龙潜 共识网
摘要
一面是离奇而愚昧的“反革命活动”，一面是简单而冷酷的判决，此中所昭示的意蕴曾令我辗转反侧，几夜失眠。然而五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平心而论，他们曾经活得比阿Q艰难，死得又比阿Q胡涂啊!
共识君按：以下为摘选，全文请戳最下“阅读原文”。
我是个老知青，而且不是一般的“老”，从1965年下乡，到77年恢复高考，78年入学，知青经历13年，“老”到这样的程度，这在全国恐怕都是少有的。
《老农民》所反映的时代从土改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公社、三年困难时期、四清、文革、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砍头去尾，我自己就亲历了从四清运动到改革开发前夕的13年，而这13年又是自己人生最充满理想和豪情的、青春迸发的13年——从18岁到30岁。某种意义上我自己就是个老农民。
《老农民》宣传海报
现在这《老农民》热播，火了！我的一些老知青朋友，不论是北方的还是南方的，大家在邮件通信中都交口称赞，一致认为是这些年来敢于直面真实历史的好电视剧！
自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主要是说这剧抹黑了前30年。然而在我看来，这剧的所谓“抹黑”，就是不像过往的那些农村题材影视剧一样，总是表现红旗飘飘，意气风发，战天斗地，五谷丰登，而是直面了一个生存最基本的问题：吃饭问题。这只不过是没有继续漂白而已，哪里说得到抹黑！
而且，编剧对前30年的选材和处理应该说已经处处小心翼翼、笔下留情，不但没有抹黑，而是规避了很多更黑的方面。
土改：地主和贫农怎样形成？
比如土改，规避了大量存在的暴力和血腥，不人道和非人性的故事。
土改怎么看，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地主和贫农是怎样形成的？其实在几千年的中国农村，这是一个自然上下流动的循环。可能爷爷是地主，但到孙子辈已沦为贫农，反之，爷爷是贫农，但到孙子辈已上升为地主。这种升降沉浮，贫富差距，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对贫者而言，有勤劳节俭积土成山致富的，有聪明能干，机会机缘致富的；反之对富者而言，有好吃懒做，吃喝嫖赌致贫的，有天灾人锅，背时倒灶致贫的。我所下的生产队就有这样的鲜活例子，大概爷爷是个上中农家底，家产由两个儿子对等继承，经过大概不到十年的时间，土改时一个被划为地主，一个是贫农。
还有一家是地主大户，三年前老爷子死了，也是两弟兄对等继承了家产，一个基本维持了现状，土改时划为地主，另一个游手好闲并大吸鸦片，三年时间败光所有家产，土改时已地无一寸，腰无分文，沦为邻里乡亲不齿的败家子，却当然的成了贫农。
所以农村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土改却轰然终止了这一自然的上下循环，从此标定身份，各人在不同的层级中生活，地富及其子女从此沦为万劫不复。
大跃进：吃观音土已是寻常事
再说大跃进和此后农民们称的“食堂化”时期。
影片中表现农村那凋蔽和饥馑的岁月还是很有节制的，淡化处理了那时遍布全国农村的惨烈和严酷，我们看到麦香村人虽然人人饥馑，面有菜色，但饿死的人也就是一个本已高龄的妇女——牛大胆的母亲。实际的情况远远比这严重，那三年用饿殍遍野来形容毫不为过。
以我所下乡的生产队来说，农民们告诉我：进“食堂”是306口人，食堂下放是184口人，有几户人家是全家饿死，我们下去时还能看到仅留下的断墙残桓。饥饿迫使人们挖草根，剥树皮，吃“观音土”已是寻常事。
“棒打不走，雷轰不散”
我所在的生产队在安宁河谷，四季如春，自流灌溉，本是很富饶的地方。河谷两边是不能耕种的大山，山里世代蛰居着野狼，村民将其称为“马狗”。那些年里河谷的树早已被砍光炼钢了，就是河滩的草也被人们挖掘草根进食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光秃秃的荒滩乱石，天上没了飞鸟，河里没了鱼虾，绵延数百里的整片河谷了无生气，几断炊烟，只能偶尔看到无声无息、拄棍蹒跚的水肿病人。
一到黄昏，山上的“马狗”居然可以肆无忌惮的进村觅食，如入无人之境，我们队一个当时六七岁的俊秀小女孩就是被狼从屋里叼出拖走，辛亏撞到他叔叔正好归来，大喊大叫追了一程，持扁担与狼对持，狼没来得及换口，最终放下孩子跑了，这才从狼口中捡回一命，而这女孩脖颈上从此留下了永远的疤痕。
文革：一桩离奇的反革命集团案
再说文革和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
坦白说我觉得不是过了，而是太轻飘。剧中体现这时代特征的是一个叫韩美丽的人物，我觉得这个人物有点脸谱化，处理得不好。给人感觉是有点神经质，没心没肺，上串下跳，语言夸张，行为可笑的喜剧式小丑人物。这是不是受了《文革笑料集》的影响？还是没能走出此前影视剧中将文革就简单表现为喜剧、闹剧、荒唐剧，让大家笑一通完事的俗套。
然而我所知道的在那“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真实的社会政治生态是何等严酷、恐怖和血腥。那时刑事犯罪案相对少，原因之一是严密的户籍管控制度，农民被捆绑在所属公社、大队、生产队，城市人被管控在各式各样的单位，就是闲散的街道居民也自有居委会和派出所管理。再说行路住店要证明，吃饭要粮票，就是盲流也没法流啊！
另一方面，全社会整体贫穷，各人的那点活命钱、活命粮都看管得很紧，没什么好偷好抢的。
然而监狱和劳改农场里关押的人却并不少，是什么人呢？绝大部分是政治犯。其具体罪名五花八门，诸如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恶毒攻击毛主席，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恶毒攻击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等“恶攻”罪，还有思想反动罪，偷听敌台罪，阶级报复罪，投敌叛国罪，右派分子翻案罪等等等等。
单是几场臭名昭著的运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贯彻执行公安六条”、“清查五一六”等就不知有多少人蒙难。常年的镇压反革命，和运动式的大捕大杀，又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
那时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批斗会，各色人等被推上高台挂牌俯首接受批斗，这还不要命，但也有声势浩大动辄万人的公捕公判大会，人潮如海，口号如雷，其对象都是反革命，都是政治犯，此后就会在大街上看到一排排张贴的布告，每个名字上划着一把大红叉，表示这些人均已镇法，不复存在。
现在我们知道有名的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久莲等反革命，其实都是黑暗时代思想的先觉者，然而在他们身后还有数量更加巨大的不知名的所谓反革命。
以当时情况论，公开的反政府、反党，几乎是不可能的，查出的所谓反革命，多数是私下言论，日记，书信，就是这些东西也一般不是明明白白地反党、反政府、反毛主席，多数就是一些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置疑，被举报或被查获，然后无限上纲升级为反动言论、反动日记、反动书信，进而被定罪为反革命。
当然也有有行动的，我所在公社有一个四类分子被突然逮捕判刑，其反动行为并不是那些年文艺作品所描述的阶级敌人搞破坏，搞阶级报复，如水井投毒，毒杀耕牛之类。布告一出来，才知罪名就是一条：收听敌台罪。
我在下乡期间还从一张布告，见到了一桩离奇的反革命集团案，几十年过去，这布告，这案子，这故事仍然挥之不去，现简述如下：
反革命组织名称：玄清道。
这名称有点不伦不类，但一看就知道和迷信的会道门有关。
组织成员：共8人，都是男性。其中5人文盲，3人初识文字。身分清一色农民，居住地就在县境内两个相邻的公社。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49岁。
组织内自封的职务：总管一人，专员二人，另5人分别为县长：西昌县县长、德昌县县长、盐源县县长、冕宁县县长、会理县县长。这五个县都属当时的西昌地区，都相靠相邻。大概他们也就只知道这五个具体的县名。
反革命活动罪行：用鸡毛血箭射伟大领袖毛主席像。
这是什么活动？判决书上就这样一句话。经请教当地老农民后方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在一间屋里贴上毛主席像，用针绑上鸡毛溅上鸡血钉到像上。他们认为这样毛主席就该倒霉了。
活动时间：1961年
破获逮捕时间：1972年
判决结果：5人死刑，3人无期。
这8人中有4人就是我所在公社的农民，一打听，其状况均可用八个字概括：老实巴交，穷困潦倒。除78岁的那个曾有吸食大烟的劣迹外，其他人就是出工干活吃饭，无劣可陈。
一件发生于大饥饿年代的事，追诉于11年后的文革期中，一面是离奇而愚昧的反革命活动，一面是简单而冷酷的判决，此中所昭示的意蕴曾令我辗转反侧，几夜失眠。然而五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平心而论，他们曾经活得比阿Q艰难，死得又比阿Q胡涂啊！
结论：我们总有一天要直面历史
然而就是这样煞费苦心轻描淡写的处理，仍然促动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引来了一通文革言论式的喧嚣：
“高满堂的《老农民》是痞子农民，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必须停播。”
“电视剧《老农民》是一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的大毒草。’
“《老农民》用历史虚无主义手段抹黑社会主义。”
我不明白怎么就抹黑了？不就是说在那漫长的时期农民吃不饱的事嘛。而这吃不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也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经历的，这是最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如果那时就能放开吃、吃得饱，为什么有那么多限制，有那么多票证，特别是粮票！如果那时就能吃得饱，何以改革开放的第一目标设定就是要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如果已经温饱了还解决什么？
这原本是下至普通百姓，上至最高领导层都心知肚明的事，现在吃得饱了怎么倒成了个说不清的问题了？这么些年来我们一直规避不愿意正视那段历史，我们向来的宣传方式是：说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却回避说过去存在什么问题，说现在要解决温饱问题，却回避说过去存在吃不饱的问题。这是我们宣传方式的历史惯性，在更往前的六七十年代，那就不仅是回避的问题，而是公开说谎，强制说谎，霸道说谎，只准说谎！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明明搞糟了，实际政策也在调整，但却不许说搞糟了，仍然要高呼“三面红旗万岁”，尽管三面红旗早已在空飘。粮食明明不够吃，吃不饱，政府也在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提倡瓜菜代。但却不许公开的说不够吃、吃不饱，当领导的说了，可能成右倾，老百姓说了，可能成反革命。全国人民统一的标准回答只能是三个字：很幸福。
文化大革命明明搞出了很多问题，很多人也都感觉到了，但准许的只能是大家众口一辞地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谁胆敢批评文化大革命，那直接就是反革命。
就这样，人们从被迫听假话、说假话，渐渐变成习惯听假话、说假话，进而搞不清是真是假，以至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了。现在《老农民》说麦香村的农民们那些年一直吃不饱，于是有人大哗起来，这怎么可能？这是抹黑！
我担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代人的老去，很多重大的历史事实、历史真相都会变得面目不清。比如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究竟饿没饿死人，现在似乎都成了个争论不清的问题。和现在的年轻人讲过去饥饿年代的故事，怎样去挖草根，剥树皮，刨观音土，他们已满脸茫然，觉得匪夷所思。如果要说到那时还出现了人吃人的事，那他们会直接说你是在编神话了。殊不知这些都是曾有的真实。
我们总有一天要直面历史，不论过去怎样，那都是历史，功过是非由那时的人，特别是那时的当政者负责。虽然前后三十年都是共产党在领导，但当政的是不同的人，后人不必为前人忌讳，更无需为前人背过，直面历史，总结历史是为了将来的路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