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5-2-28 19:57
李大钊和邵飘萍是一对好同志
李大钊和邵飘萍是一对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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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达志
我原本想用的标题，是“李大钊和邵飘萍是上下级关系”。但最后还是改成了这样。取这样的标题，目的显而易见，乃“花千芳之心，路人皆知”。就是要勾引列位看官往同志二字上去联想。不然哪来点击率。
不过这次您可能想错了。李大钊同志和邵飘萍同志真是一对好同志，虽然还不能算直接上下级关系的亲密战友型同志（中间隔着一位单线联系人罗章龙同志）。换言之，他俩的关系，属于此同志，而非彼同志！
前段时间看了一些党史及现代史资料，发现张同志与邵同志有许多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是民国初期的知名文人；其次，他们都是被北洋军阀张大帅杀害的；第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或者说国民党员。不同之处也不少，后文会有涉及。
上午读了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忆军，即曾经的央视主持人阿忆写的一篇文章《李大钊之死，真相在这里》。文中提到：罗章龙晚年曾披露，邵飘萍并非只是《京报》老板，而是“特别党员”，李大钊和罗章龙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这位杰出的报业巨子、记者、新闻学家、传媒事业的殉难者，历史课本和新闻教科书的介绍，同样是单线条的，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妻妾成群的情况下，依然对嫖娼和吃花酒抱有始终不灭的兴趣，也没人愿意相信，他曾利用新闻报道，敲诈政敌，过著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
我对这段史实其实并不陌生，前段时间还写过一篇短文叫《共产党员邵飘萍》，对此有过专门说明。该文说，很多人并不知道邵飘萍是中共资深党员。他们只知道，邵氏是民国时期著名报人、《京报》的创办者、中国新闻理论的开山之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的作者，是“新闻全才”“乱世飘萍”“一代报人”，还知道他“铁肩辣手，快笔如刀”，享有“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之美誉。1926年因揭露张作霖的种种黑暗而被后者杀害。
张作霖杀邵飘萍，给他的罪名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但是邵本人却不认可这样的指责。民国15年4月18日，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的密令抵达北京，邵即躲进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4月22日，他在《京报》发表《飘萍启事》，开篇即称：“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
但邵飘萍确实是共产党员，而且是由中共创党领袖李大钊和罗章龙于民国14年介绍入伙的，可谓相当地资深。1990年代，中共有关部门通过罗章龙正式确认了邵的党员身份；罗章龙还证实，他在北京时一直是邵的单线联系人。
邵的这段历史，毛泽东可能并不知晓。在延安时，毛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最想从事的工作其实是教师和记者，邵飘萍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还说邵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虽然当年罗章龙和毛泽东一同在北大听过邵飘萍的新闻业务课，但那时毛本人还不是共产党，罗则可能已和李大钊、张国焘等人一起着手组党的准备工作了。就算20年代毛还在北京，邵氏入党的事他也不一定知道。
现在一些传媒人士，尤其是《新京报》的一些兄弟，可能内心深处很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偶像邵飘萍其实是个共产党人的事实，而宁愿坚信毛对邵的评价，邵乃一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者。是啊，如此“独立”“自由”，毕生追求“新闻理想”的报人，怎么可能是共党！
不过他们的这种纠结我是能予理解的。但殊不知，在那个年代，教师、记者、读书人中的共产主义者，庶几就相当于今天的自由主义者。那个时候的文人知识分子不信仰共产主义，真的会显得有些“无心”（“有脑”“无脑”姑且不论）。说白了，当年的“公知”，大多是“党员”。信不信由你。
实际上邵的所作所为，也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五四运动前后，邵飘萍就开始潜心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撰写了《新俄国之研究》与《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等新潮文章，并利用他的《京报》这一舆论工具，组织推动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可见“马贼”出身的张大帅说他“宣传赤化”（按今天的说法即煽颠国家证券），并没有冤枉他。
顺便说说，当年李大钊被杀，除了也有“宣传赤化”罪名外，还有一条曰“叛国”——向苏俄出卖情报。这就不是单纯的勾结境外势力了。
有关这一点史实，阿忆的文章做了较详尽的叙述。阿忆在文中称，最近忽发兴致，大量翻看档案馆中的张作霖史料，却注意力很快转移，被邵飘萍和李大钊的死因所吸引。下文为其考证结果。
张作霖打进北京、赶走段祺瑞和冯玉祥、控制民国政府，是1926年4月。教科书上说，这是北洋军阀的一次内讧。实际上，张作霖这么做，是因为段祺瑞放任冯玉祥，对外接受苏联红军的旨意，对内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政府面临严重危机，即将颠覆。这样看来，对南方国民政府而言，张作霖是北洋军阀中的枭雄，顽固维护旧势力，是革命的死敌，但在北京民国政府方面，张作霖是民族英雄，反对外国势力插手，赶走因三一八惨案而声名狼籍的段祺瑞，挽救合法政府于危难。
而张作霖杀李大钊，是因为李大钊秘密策反冯玉祥，而且更多地，李大钊是代表苏联和国民党，劝冯玉祥哗变，以策应蒋中正北伐。不错，李大钊是共产党，但他更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以此秘密身份，一并指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党务。在张作霖看来，他是汉奸，替洋人做事，搜集国家军事情报，并勾结南方乱党，企图颠覆政府，罪当以死。
张作霖1926年4月进京，段祺瑞辞职，冯玉祥败走，李大钊率众进苏联大使馆避难，邵飘萍躲入六国饭店。警察抓李大钊不容易，却成功诱捕了李大钊的党羽邵飘萍，于兵荒马乱之际，草草枪杀。
李大钊就义，是1927年4月，那时，张作霖已平稳控制北方，所以对李大钊的审判并不像对待邵飘萍那样草率。查看北京档案馆的各种材料便会知道，李大钊并没有遭受传说中的严刑逼供，被揭掉指甲，用铁丝捅尿道，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优待，他的供述详尽而完整，态度上十分配合和坦白。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认可死刑，但不愿接受枪决，希望接受绞刑。张作霖得知，批示拨款，订购了那台著名的绞刑架。
我看过李大钊当年的口供影印本，证明阿忆所言不虚。其实当时的北方党部，就是李大钊的家。李府一家老老少少包括生活服务人员的日常开支，跟党部的日常开支（源自共产国际也即苏联的拨款），实际上是难以截然分开的。
阿忆最后叹道，在档案馆里查阅历史文献，常常发现教科书是误人子弟，培育简单的头脑，所有复杂的背景、复杂的人物、复杂的事件，全部做了简单化处理，先遵循一种必须遵循的规律，再划分一好一坏两个阵营，好的特别好，一尘不染，坏的特别坏，一无是处，然后颂扬好人，鞭挞坏人。这些年，观察国人品评时事，常显出儿童般的思维水平，确实与这种失败的教育有关。
诚然，“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且，“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有些历史，打扮起来还是要基本靠谱才行，不然，当代史也会很难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