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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啣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章诒和：啣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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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12  章诒和  历史百人会  

编者按：网络上关于章诒和先生的文章众多，但是除章先生自己发布的之外，大多未经章先生授权，甚至有文章以讹传讹。此文原载于香港牛津版《四手联弹》以及台湾时报版的《总是凄凉调》。被传上网时标题被误为《卫石成痴绝 沧波万里愁》。章诒和先生独家授权历史百人会发布，以作正本清源。


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有个大汉奸，叫汪精卫。中日战争期间，全国人民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唯独他投靠日本，出卖国家。蒋介石也是假抗战，真反共。那时的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宣传的。回到家中讲给父亲听，他哈哈大笑，说：“课本上写错了，老师也讲错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老师和书本怎么都错了？”我颇为惊异。


“错了。” 父亲点点头，语气颇为肯定：“蒋介石反共，但他是抗日的，还是领导抗日的领袖。”


我说：“领导抗日的，不是毛主席吗？”


“那时没有毛主席，只有蒋委员长。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呢。这不是造谣，我在场。”


父亲的话，我听得发怵又发呆。


提及汪精卫，父亲是一讲再讲，尽管每次说的很零星。他称汪精卫为汪兆铭，说这才是他的姓名。对他的看法，父亲归纳为三点：漂亮，才情，人品。首先，汪兆铭是美男子，最美的是那带着侠气的一双眼睛。男人看着也动情，不是连胡适都说自己若是男人就一定要嫁他吗？


其次，是汪精卫的才情，写得一手好诗文。


“好到什么程度？”我问。


父亲说：“汪兆铭诗文可以选入教科书！台上是领袖，提笔是文人。”父亲多次向我背诵他狱中所作《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精卫在决定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前，曾写有一封《致南洋同志书》。书中慨然道：“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父亲说：“那时的汪兆铭和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相比，毫不逊色，一样的壮怀激烈。”父亲又告诉我，那篇人人熟读的孙中山《总理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实则由汪兆铭代笔，孙中山未写一字。


说汪精卫有人品，我有些不解：“汉奸有什么人品？”


父亲说：“政治上从慷慨赴死，到涕泪登场，到客死异国，汪兆铭是一路下坡。但人品上，可以说他一辈子无可挑剔。不贪钱财，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赌。他有政治欲望，若和老蒋、老毛相比，是个没有太大政治野心的人。”


后来，我还知道了“人心思汉”的典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向全国派遣接收人员，大家管他們叫“劫收”大員 ，个个“五子登科”。所谓“五子”就是指他們所“劫收”的房子、票子、金子、車子和女子。国民党的接收，弄得民怨沸騰，当时的报纸就有载有“人心思汉”之说，成语本意是想念家国，但這里的“人心思汉” ，是暗指人心思念汉奸汪精卫，思念他的人品。


我再次发呆又发怵。


父亲从书房里，拿出一本可能是香港刊印的《双照楼诗词稿》，翻到《金缕曲》一页。说：“这是汪兆铭在狱中写给陈壁君的情诗，你读读。和你学的那些散曲相比，我看也是不差的。”


汪精卫入狱后，陈壁君直奔京城设法营救，并以密函向汪示爱，愿以终身相托。汪精卫看后万分感动，遂改清初顾梁汾寄吴兆骞之《金缕曲》“季子平安否”旧作而成。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

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

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

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

留此馀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却头颅如旧。

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

肠已断，歌难又。


《金缕曲》中有报国之志，亦有男女之情，都写得至纯至性，令人感动。我才明白所谓的汉奸，绝非我们印象中的白鼻梁小丑。在《金缕曲》后面，汪精卫又用血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叫陈璧君赶快离京。几天后，汪收到陈璧君的一封信，信中再次向汪示好，建议 “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 汪精卫被陈璧君的真情打动：自己被判无期徒刑，毫无出狱的希望。即使有相见之日，彼此已为垂暮之人，遂咬破手指，用血写下一个“诺”字。陈璧君接到汪的血字，痛哭了三日。


汪精卫从政一生，诗词也伴随了一生。据说，他病重时曾表示：不要留存文章，可留的只有诗词稿。他的诗篇咏山河，哀民生，痛名节，弥漫着悲苦凄凉，萦绕着忧国情思。词学大家龙榆生称汪诗为哀国之音。学者叶嘉莹认为，汪诗中蕴涵着一个“精卫情結” ，所谓“情结”，即指一个人的內心始终存有一個追求和執著的理念。汪精卫的名字缘自《山海经》“精卫填海”的典故。他有“啣石成痴絕，沧波万里愁”的诗句。“啣石”指的就是填海的精卫鸟。一个小鸟，想啣著小石子去填那破败中国的滄海，填得了吗?出于‘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与‘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時刻，汪精卫希望能保全淪陷區一部分民众和土地，他就是這樣想的，也是这样做了。为达到这个理想，他跟日本谈判。日本人把條件說得很好，一旦迈出脚步，條件马上變了。加上老蒋的打击排挤，上了船的汪兆铭无可奈何了，也永难回头了。叶嘉莹说，精卫填海填得了填不了是一回事情，我有這種理念又是一回事。汪精卫所做，正是这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于是才有一生的“啣石成痴绝”，才有一世的“沧波万里愁”。纵观汪诗，从壮怀激烈到一腔愁苦，这个“精卫情結”贯穿了始终。


2004年，汪氏幼子文悌内弟根据旧日“民信”“泽存”“永泰”诸本细加审定并附补遗重行刊印，成为目前最完善的版本。2005年9月，在美国工作的高伐林先生，受汪氏长女文惺之夫何文傑老人之托，携若干新本酌量赠予国内历史、文艺部门以供研究。高先生拿了两册，一册给我，一册赠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


捧读新本，感慨万千。负罪人带着他的心魂走了，不知他进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一往凄清，同诉飘零。无论灵魂停留于何处，我想，在夜的清幽里，他也会显示出属于自己的魅力来。

“扫叶吞花足胜情，鉅公难得此才清。”这是钱钟书的诗句。显然，他很感叹汪精卫——一个政坛人物有那么多的詩人的感情与才华！

2010年于北京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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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双照楼诗词稿补遗

努儿哈赤墓上作墓——在沈阳城东称东陵

百年终一死，所余但枯骨。可怜秦始皇，于此致情切。

生营阿房宫，死葬骊山穴。刑徒七十万，汗尽继以血。

后来帝王陵，奢丽如一辙。珠襦与玉匣，留与赤眉发。

凄凉冬青树，遗黎泪空咽。靺鞨起黑水，人事至简率。

一朝得荐食，摹拟惟恐失。沈阳城之东，冈峦若并列。

周遭四十里，松柏青郁郁。墓门与隧道，初日焕丹漆。

取材自昌平，规模信弘阔。昔日辽东战，千里血渠决。

髑髅筑京观，高于此陵埒。自从入关来，中原苦萧瑟。

扬州与嘉定，屠城辄十日。城阙尔何物，朽骨惊突兀。

丹青尔何物，血肉惨凝结。历史如我诏，悲慨肠内热。

祸阶自玄鸟，朱果孕枭杰。长林与丰草，世世作巢窟。

老汗真封狼，所至纵弛突。持校阿骨打，嗜杀差髣髴。

持校铁木真，战伐逊功烈。长城适自坏，戎马不能遏。

生貙复生罴，九州竟囊括。党人起革命，危苦经百折。

所蕲但平等，志事昭若揭。三户秦遂亡，九世雠已雪。

于今一家内，不复辨胡越。君看原上树，樵斧不容伐。

当春绿盈枝，行人弄清樾。山川自辉媚，云物足怡悦。

村歌杂妇孺，燕雀鸣相聒。南望黄花冈，毅魄如可活。

真成抵黄龙，痛饮不能节。

由巴黎返罗痕郊行

蛙迎归客互喧呼，无限欢声渐满糊。

几处芦根知水落，一时风雨令花疏。

好山重对逢知己，熟径追寻温旧书。

入夜谁驱幽涧月，伴人耿耿到庭除。

重九登白云山

累棋直上众峰头，回首坡坨紫翠稠。

南国鱼龙方静夜，中原鸿雁又惊秋。

名山浪作终身计，佳节聊为尽日游。

归路渐知人事近，尚闻涧水入幽林。

舟出巫峡过巫山县城俯江流山翠欲活与十二峰磛礹气象

迥不侔矣为作一绝句

峡开江水接天流，一抹修眉翠黛浮。

若把风姿喻神女，矜严消尽见温柔。

过巫峡

奇峰十二贯苍穹，铁骨松颜古今同。

一扫荒唐云雨梦，披襟饱领大王风。

闻之舟子三峡猿啼近来已成绝响为作一绝句

不尽人间杀伐心，老猿从此入山林。

风清日烈瞿塘峡，惟有秋蝉自在吟。

春暮

又是莺飞草长时，劫余髡柳亦成丝。

可怜春色穷妍丽，不似人间有乱离。

死未归魂虚上冢，生仍枵腹强扶犁。

幽禽枉作丁宁语，为问提壶欲劝谁。

题吴道邻绘木兰夜策图

风四号，月半吐，此时搅辔隲长路。

风与马，同萧萧。月与人，同踽踽。

拼将热血保山河，欲凭赤手迴天地。

戈可挥，剑可倚。

一干一城从此始，虽千万人吾往矣。

【作者授权】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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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多年以来颜纯钩先生都抱着一个愿望，想推出一部注释本的汪精卫诗词集，让一般读者也能充分欣赏他的古典创作。在我们信札往复中，颜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艺术必须分別看待，我们不应因为不赞成汪精卫的政治，便将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这一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现在颜先生的夙愿即将实现，但他雅意拳拳坚约我为笺释本《双照楼诗词汇》写序，参与他的创举。感于他的热忱，我一诺无辞，然而也不免有几分踌躇，不知道应该从何处落笔。

我既不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也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诗词流变的历史，因此对于汪精卫诗词本身的分析和评价，我只能敬而远之。一再考虑之后，我觉得也许可以从两个互相关联的角度来写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个旧诗词的爱好者，并且很早便已为汪的作品所吸引；第二、我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权这一举动一向有极大的探索兴趣，希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历史解释。因此几十年来，凡是有关汪晚年活动的记述，特別是新出现的史料，我大致都曾过目。下面便让我从这两条线索谈一谈我对于汪精卫其人及其诗词的认识。

如果记忆不误，我想我最早接触到汪精卫的诗是在抗战时期的乡间。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绝写给我读。像许多读者一样，我当下便记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我很崇拜“革命烈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有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写汪诗给我的人(已不记得是谁)，似乎并没有告诉我，汪已投靠了日本。无论如何，在穷乡僻壤的安徽潜山乡间，汪政权的存在根本无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回大城市以后才弄清楚所谓“汉奸”问题的。

第二次发现汪精卫的作品是在一九五〇年的香港。我偶然在报刊上读到汪的《忆旧游·落叶》词和吴稚晖反唇相讥的和什。汪词如下：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天心正搖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慽慽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螿夜月愁秣陵。(按：末句收入《扫叶集》改作“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见本书注释)

这首词是“艳电”发表以后汪在河內写的，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他谋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达了出来，而复创造了一种极其“凄清”而又无奈的气氛。我读后不但立即体会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实感，而且对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当然记得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说过的话：“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但是汪精卫早年《被逮口占》和这首《落叶》词本身所发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这是“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钱钟书语，见《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页一六三)

与汪词相对照，吴稚晖“步韵”之什虽大义昭然，政治上绝对正确，但却完全不能激动我。(按：吴词也引在本书注释中，读者可以比观。)姑且将“言为心声”的问题撇开不谈，仅就艺术造境而言，汪远高于吴，到眼即辨。我当时曾本此认识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亚书院同学们创办的壁报上。但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了。

后来读到了汪氏晚年的其他诗词，我更相信我最初对《落叶》词的理解虽不中亦不甚远。试读《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见《扫叶集》)

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从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写的。他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国后将推行所谓“和平运动”，其实是建立政权。但从这首诗看，他不但没有半点兴奋的情绪，而且“神州重见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国之音。这和周佛海及其他同路人的反应完全不同。(见后)

总之，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汪的古典诗词在他那一代人中无疑已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称许黄公度写的诗能“我手写我口”，我以为汪的诗词则是“我手写我心”，其委婉曲折处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关于汪诗的评价，让我举陈寅恪和钱钟书两人议论，以见一斑。陈氏《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七律起句说：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这是以刘豫比汪精卫，但重点放在诗上，称许汪氏可跻于一代诗人之林。元好问选《中州集》收了刘豫的七绝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风致。钱钟书一九四二年有《题某氏集》七律一首，专为评汪诗而作，值得全引于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一九四三年春季正值汪氏六十岁，陈群(人鹤)为他刊印了《双照楼诗词汇》，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勋)，世称“泽存书库”本(见龙沐勋一九四七年跋陈璧君手抄本《双照楼诗词》，收在本书“附录”三)，钱与龙时相过从(见钱氏一九四二年《得龙忍寒金陵书》)，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关于全诗的旨趣已有人讨论过了，限于篇幅，不能详及。(参看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万象》第六卷第一期，二〇〇四年一月，页十─十五)下面我只想提出两点看法：第一、“钜公难得此才清”其实和上引陈寅恪诗句所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即高度称赏汪的诗才；不过因为钱当时是在沦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钜公”而已。第二、钱诗颔颈两联特別点出汪诗的特色，如“寒相”、“死声”、“忧不绝”云云，而归结于“莫将愁苦求诗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诗词的一个显著特色，但是简单地把“愁苦”看作仅仅是为了“求诗好”而特別制造出来的，则对汪精卫有欠公允。从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內证、外证、旁证等来看，我始终认为汪诗的“愁苦”主要是他內心“愁苦”的折射。为了证成这一论点，我们必须从诗转向內心活动，对他为什么不惜自毀生平与日本谋和，求得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了解。

首先必须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技远落在日本之后，全面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因此他认为越早谋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溃败的境地，那就只有听征服者的宰割了。但这一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让我撇开复杂的政治界，从学术界中选一位比较客观而冷静的史学家──陈寅恪──作为代表，以说明问题。吴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

　　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一九九八年，第六冊，页一六八)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记：

　　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同上，页一七四)

这是吴、陈两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私下议论，陈氏两次都坚持同一观点，可见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断定“战则亡国”显然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适在美国一次讲演中所说的：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冊，台北：联经，二〇〇四年，页二〇三)

这也是为什么胡适在很长一段时期內力主与日本正式进行和谈，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之后才开始修改他的观点。(见《日记》第七冊，页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条)

陈寅恪的话是许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开说出来，因为当时民族激愤高昂，一听见有人主“和”便群起而攻，目之为“汉奸”了。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如何救亡图存的两种不同手段，都可以出于“爱国”的动机。陈寅恪后来在沦陷的香港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他主和正是为了使中国免于“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同样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汪精卫因求和而引发的內心痛苦，最近《陈克文日记》刊布，是前所未见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将择引几则，以见一斑。陈克文(一八九八──一九八六)曾参与所谓“改组派”，属于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艳电”发表后始与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变时他在行政院参事任上，与汪氏过从甚密，且极得其信任。《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条载：

　　九时驱车往谒汪先生。……先生状甚忧郁严肃，知为时局吃紧所扰。(见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辑录》(六)，刊于《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二〇一〇年八月，页四七)

　　所谓“时局吃紧”指“八·一三”上海之战已溃败，南京也将弃守而言。汪此时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有所接触，已露出別树一帜以求和的意向。

《日记》同月十八日条云：

　　上午八时，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忧虑之色。见面后，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緊緊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会又说，从前城池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下态度至沉着坚决。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日记辑录》(七)《万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〇一〇年十月，页四七)

这是政府撤离南京前两三天的情況，汪的“忧虑”更深，內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记所说“友邦好意”则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间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参与者之一。(见《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页四五─四六，十月三十一日条)但由于蒋介石不肯松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最后他以“沉着坚决”的态度强调继续“为国尽力”，其实即是决心求和的一种暗示。因此一个月后在汉口(十二月十九日)《陈克文日记》中有以下一段纪事：

　　晚饭后到商业银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员长纪念週中之演说词大要相告。(按：蒋在演说中强调“抗战到底，决无妥协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蒋先生鼓励群众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后与委员长讨论时局之纲要见示，并云，余非敢动摇蒋先生之决心，弟(即“但”)有决心而无办法，徒供牺牲耳。纲要若干则，最重要者认为，敌人军事胜利后将控制我之经济与财政，以中国人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对今后的危机，可谓指陈痛切，惟积极之办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临別先生诫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余谨应曰唯。(《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〇一〇年十一月，页八四)

汪氏的“纲要”主要是为他的和平主张提供一种立论的根据，其弦外之音是说：中国如改“战”为“和”，虽暂时受到委屈，却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军事胜利”；如此则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可怕后果便可以避免了。很显然的，汪是想以战败的严重后果来打动蒋介石，逼他改变政策，然而并未奏效。

这里我还要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即汪精卫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出的，并非以他个人为和谈主体。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复孔祥熙(时为行政院长)信中说：

　　弟此行目的，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冊，页二〇)

这一段话完全是事实，而且除蒋之外，其他党內领袖与汪立场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说：

(高)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群)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上冊，页九四)

可知孔祥熙、张群等都是倾向于和谈的。胡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条日记说：

　　晚上咏霓(按：翁文灝)来一电，说国內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胡适日记》第七冊，页六一八)

同月十二日又记翁的电报云：

　　是答我的佳电(按：指十一月八日电报)，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同上，页六一九)

主和派在党內忽然抬头，是因为十月二十二日广州陷落，再过五、六天武汉又陷落，军事上已呈崩溃之势。但是由于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后还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关闭了与日本直接谈和的大门以后，汪才决定亲自出面和日本进行另一轮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

　　八时起。(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按：即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饭后午睡。三时起。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上冊，页二〇一)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记：

　　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份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覆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茲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同上，页二〇一—二〇二)

这两条记事是关于汪氏心理状态的直接史料，极为重要。但这里必须先对记事的背景作一简单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別来到上海，和日方负责人影佐桢昭与今井武夫举行秘密谈判。最后在二十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双方拟定了计划，一方面，近卫文磨发表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针”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卫则公开响应，然后再直接与日方进行谈判。为了作到这一点，汪和他的追隨者便必须脫离重庆，逃至中国境外。(参看《周佛海日记》上冊，页一九九，编注3)从上引周的两条日记可知，梅思平从上海回到香港后，立即赶到了重庆，向汪报告与日方交涉的具体结果，并商讨如何离开国境的问题。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连两天的集会中都表现出彻底推翻前议的意向。他也许对两个谈判文件──《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不满意，也许感到日本不可信。无论如何，这时(十一月二十六、七日)离他出走河內(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犹豫不决如此，则內心之冲突与痛苦，已可想见。

甚至在政权即将建立之际，汪仍然內心充满着悲苦，而未露出半点兴奋的情绪。茲再举两个例子以为证明。其一、马叙伦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访陈陶遗，后者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精卫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卫：“是否来唱双簧？”精卫即泣下，我又问：“此来作为，有把握否？”精卫亦不能肯定。(见马叙伦《石屋续渖。记汪精卫与张静江书》，引在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一文中，页三一)

陈陶遗是政治和实业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马叙伦所记则是亲见亲闻的事，所以这条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时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记》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记：

　　七时起，陪汪先生谒(中山)陵，淒雨苦风……汪先生读遗嘱，声泪俱下，余亦泣不成声。(上冊，页二六五)

这是在所谓“还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却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绪之中。

以上我从汪精卫自“八·一三”以来力主和议一直下溯到一九四〇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前夕；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別注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证据作判断，我只能得到下面这个看法：由于确实相信“战必亡国”，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与妥协为代价。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遗书中说：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最后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第五冊，一九六四年，页一五九。按：此文曾有过争论，但我反复推究，承认其真实性，至少它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他明知“与虎谋皮”，都仍坚持应“忍痛”为之，这正是他晚年心理长期陷于愁苦状态的根源所在。这里让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后半段：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读了上引有关汪的种种心理描述之后，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这几句诗把他內心最真实的感受和盘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我还要介绍他在《三十年以后作》中最后一首词──《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块磊，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按：汪氏词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冊第二页。“眼底风光”之“风光”两字，原拟作“沧桑”，但“桑”字尚未写，即改成“风光”了。其实“滄桑”更为写实，但出自汪的笔下，未免过于难堪耳。)

此词作于一九四三年重阳，即公历十月七日，再过两个月他开刀取出背部子弹，发现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医院。所以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词中绝笔。这时他出任所谓“国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词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国诗人元遗山如出一辙。但是如果细读他的遗书《最后之心情》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首词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忠实写照。一句话说到底，汪的诗词基本上可以用“诗言志”或“言为心声”来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现的“愁苦”决不可能是为了“求诗好”而伪装或夸张出来的。(陈克文也认为汪最后几年诗词表现了精神上的“创痛”。见《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附录十二〈忆陈璧君与陈春圃〉中“独行踽踽最堪悲”一节。)

以上关于汪精卫心路历程的反复论证并不是为他翻案，价值判断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內。我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心理事实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诗词。现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证，与汪的心理状态作对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从他的日记来看，与汪精卫几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记中又记下了国民党同仁的共识：“咸以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也。”(《周佛海日记》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条，上冊，页七九)这也和汪精卫预言战争“必将使中共坐大”，如出一辙。(此一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读者可参看胡文辉关于陈寅恪《阜昌》诗“一局收枰胜属谁”句的长注，《陈寅恪诗箋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上冊，页二〇二—二〇四)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在早期避战求和的阶段，周的主要动机也出于对亡国的恐惧，与汪氏似无大异同。然而到了后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权的阶段，周的个人企图心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了。《周佛海日记》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条：

　　八时半起。与(梅)思平商拟各院部院长、部长人选，因拟行决定，因与思平戏言，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內在余笔下产生矣。(上冊，页二三七)

这是汪精卫、周佛海等等在青岛与北平、南京两个伪組织会商后得到日方认可，准备成立所谓“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负责拟定人选。周的“戏言”其实即是得意忘形的轻佻表现。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伪“国民政府还都典礼”的第二天，周又写道：

　　四时返寓，犬养(健)、伊藤(芳男)来谈。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紅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今后困难问题固多，仅此亦足以自豪。(《日记》上冊，页二七三)

这一番自言自语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轻狂心理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动伪政权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权力野心。(“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同年五月三日的日记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生动也最有趣的例证：

　　刘复之算命，谓余于五年內握大权，四十九以后备位咨询，为之心冷。迷信虽不足恃，然刘于六年前谓余必长财政，今果尔，亦奇矣。如余仅能当权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劳力耶？(《日记》上冊，页二八八─九)

算命先生预言他仅能“当权五年”，他大失所望，顿时心灰意懒，其权力欲之大，可以想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位算命先生的灵验也实在令人惊异。我猜想刘复之也许已算出他四十九岁以后将有牢狱之灾，不过不便明言，只好以“备位咨询”四字搪塞过去罢了。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权”后的兴高采烈和汪精卫居“高位”而依然满怀“愁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若以罗君强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则后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罗是周一手扶植起来的人，后来汪政权中曾出任伪司法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抗战爆发时他是行政院秘书。陈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了他在汉口的一次谈话如下：

　　军委会秘书厅秘书罗君强亦即行政院秘书到四明银行叙谈。亏他发出如下的议论：他说“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组织，多般利害，影响必定不少。如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去处，那一处待遇好，我们便到那一处，橫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这段话似乎是说笑，又似乎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我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多人会如此动搖起来。(《陈克文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页八三)

事后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罗君强的由衷之言，决非“说笑”。但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在汪政权参与者之间恐怕相当普遍，代表了当时典型的所谓“汉奸”言论。我们必须跳出罗君强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层次，然后才能开始探索汪精卫的“最后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诗词。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特意抬高汪精卫，否认他的政治取向与活动后面也有个人的动机。傅斯年在一九四〇年二月曾分析过汪的“犯罪心理”，认为由于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严，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强烈心理。他又特別提到，陈璧君恰好也是一个“人上人”欲望最强的人，因此終于走上了“汉奸”、“卖国”的道路。(见《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一九八〇年，第五冊，页二二九—二三六)傅斯年富有民族热情，全文下语极重，见仁见智，可不深论。他关于“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资料太少，也只能悬而不决。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却指示了一个正确的探求方向。他论陈璧君时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话：

　　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同上页二三二)

这句话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原文(《后汉书》卷十三《彭宠传》)只说“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并无“其夫之为人下”语。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经是为了要点出汪不甘被蒋介石压成党內第二人这一事实。我们都知道，在抗战前的南京，蒋主军、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礼的形势。然而抗战发生以后，蒋不但独揽军与政，而且更进一步正式占据了党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总裁制，以蒋为总裁，汪则副之。以汪在党內的历史而言，这是相当使他难堪的。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汪氏夫婦要争做“人上人”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当时人无不了然。马叙伦说：

　　汪、蒋之隙末凶终，以致国被侵略后，精卫犹演江宁之一幕，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在精卫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责。观介石后来之于胡展堂(汉民)、李任潮(济深)者，皆令人寒心；则精卫之铤而走险，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谓非有以驱之者也。(《石屋续渖》引在刘衍文前引文，页三〇—三一)

这就是说，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陈璧君在汪建立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远比外间所传为大。陈克文是很感念陈璧君的人(见陈方正编校《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一九三七──一九五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将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条)，却也在《日记》中一再记下了陈璧君的负面行为，而且其来源都出于与汪氏夫妇关系极深的人。(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条记云：“汪精卫之事敌冤死与伊 ﹝按：陈璧君﹞之关系最大。”)但最直接可信的证据则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周专程到日本名古屋医院探望汪氏的病，记他与陈璧君的谈话云：

　　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余表示行政院长及军委会长，仍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盖其意，恐余与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两人真意，而以权利之徒目吾两耳。(《周佛海日记》下编，页九〇九)

此时去汪死仅三个月，陈璧君仍唯恐大权旁落，在交谈中逼得周佛海声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这一定是陈璧君自己的主张，决不代表汪有此顾虑，因为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疗登机前的亲笔手令即明言“职权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并未用“代行”字样。(见《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冊卷首影印本)

汪精卫也有个人的动机，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比较地看。他对亡国的忧虑的确占据着主导的成份。胡适在听到汪的死讯时也提出了一个心理分析，但与傅斯年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说：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胡适日记全集》卷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条，页二〇〇)

“烈士”情结确实存在于汪的识田之中。不用说，这一情结遇到国家危亡关口必然首先被激发起来而变成行动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与出走即由此开始；然后配合着其他內外因素，終于演出一幕历史悲剧。

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现在我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论诗的信，以为序文的终结：

　　适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几首诗，读了几遍，觉得极有趣味。

　　到底是我沒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的心头。

　　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诗体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

　　你那首看山雾诗，我觉得极妙，我从前有相类的诗，隨便写在下面给你看看。

　　晓烟

　　槲叶深黄枫叶红，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来別有空濛意，都在苍烟万顷中。

　　初阳如月逗轻寒，咫尺林原成远看；

　　记得江南烟雨里，小姑鬟影落春澜。

　　你如果来上海，要知会我一声。

　　祝你的康健

　　兆铭十月四日

这封论新旧体诗的白话信收在《胡适日记》中(第四冊，页一一五─一一六，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条)，信中所引《晓烟》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別无异文。这封信似乎还沒有受到注意，但它让我们看到在纯粹诗世界中的汪精卫，这是很可珍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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