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4-9-25 22:13
那几年，我们村
再登一篇关于饥荒的实录
那几年，我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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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栋
我常常试图给死亡以定义，可惜往往徒劳无功。或许，我还年轻，还没能体会那一层离别的含义。但死亡的恐惧和它带来的反思，却一刻也未曾停歇。
又到了江南飞雪，寒气渐沉，树木枯黄的时候。故乡那一片土地的人们，或许还是那样静静的等待着生死的轮回。这些亲眼见证过无数生死的人民啊，你们果然的麻木了吗？
几个月前，祖父撒手人寰。老爷子走了，漫长的85年的屈辱与苦楚。多少个日夜，我在梦中醒来的时候，都会自问自答，我会遗忘吗？每次的答案，都是一样，但是通常我又会立即否决。
这段记忆的碎片，我不止一次试图将他们串联。非但没有还原其面目，反而犹如一块巨大的石头，坚硬而顽强的矗立在我的心里。凭借一根头发吊住，保持着可怕的平衡，生怕我哪天承受不住那份苦难，将这几块石头统统扔下。
在我陈述这件事之前，我不得不先抽完我手中的烟蒂，即便它只剩下半截。忽明忽灭的角落里，我静静地想，50年前的曾祖父或许不知道他的后代或有这样的记忆和创痛吧？
曾祖之死
1957年的 5月16日，不似十年后1966年的5月16日那么有名，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却不亚于十年后的那张通知，尤其对于我的家庭来说，那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开始。在这一天，社团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伟大领袖的提议，倡议中国大陆开展大跃进运动。
社团有个恶习积弊，那就是几个人的决议就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立法机关没有实权，所有的政策，都是靠局子里的几个人说了算，而局子里面，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而这样的恶果，往往是一国民众为一个人的失误买单。
1958年，冬天。伟大领袖正在以常人难以企及的激情推动者的人民公社运动的乌托邦。无数连决议都读不全的人，或消极或主动拥抱，消极者由保守而落后，积极者，由主动而进步。或许，他们都未曾料到，接下来的三年，竟是一段谁也不愿提起的炼狱之旅。
我的故乡，在淮北大平原上的一个旮旯，也未能逃脱时代的照顾，即便是那里地处三市交界，千百年来的王权从未真正触及，代之以乡绅宗祠，但是新的执政党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和超乎以往历史的手腕之下，这个村落高度的组织化，而我的曾祖父慢慢走上他的末路。
1960年，淮西大旱，是为天灾，然而，人祸亦不断。在那一年的仲夏时节，长期乏食的高祖，在食用了野菜中毒之后，染上痢疾，从此一病不起，迁延不久殒命。饿死他的，正好是他的亲侄子，他二弟的儿子。
曾祖父，姓王，讳圣明，生年已不可考，只记得他去世的时候是1960年，时年不到六十岁。曾祖父生于一个耕读之家，在民国十七年，他的父亲，一个粗通文墨的庄稼汉子，在南方滚动的群众运动中惶惶不可终日，最终一病不起。而就在高祖死后的八天，我的爷爷出世。
方及弱冠之年的曾祖，上有寡居的老母，下有两个幼弟和三个妹妹——其中三曾祖还在襁褓中，只比我的爷爷大两岁。一家重担全部落在曾祖身上，虽说祖上荫蔽，家有余财。但是一家十余口都要吃饭，面对家变，曾祖毅然远赴当时的省城安庆做生意，贩卖盐茶，往返于上海安庆之间，几年之间，曾祖不仅养活了家人，还操办了二弟的婚事和几个妹妹的嫁妆，为老母送终。
在我幼年，爸爸和几个伯伯都曾说起曾祖一个人在长江上做三个月的船去上海的故事。村里的老人，说起曾祖父的往日辉煌，不住的咂嘴。那应该是那个时代，他们见到过最有能力的勤劳致富的“先进典型”。何况，曾祖还“身长八尺，玉树临风”呢？
只是曾祖父从没有料到，他的这番奔波辛劳，却成为他日后的劫难的源头。
我的二爷，也就是我二曾祖的大儿子，我爷爷的堂弟。二曾祖在外做官为僚，虽说是读书人，却免不了食色的本性，糟糠尚在，却在任上金屋藏娇，另娶新妇。这位新妇，就是三爷的母亲，她熬死了亲生儿子，直到90年代中期，给孙子们娶妻生子，才含笑九泉。
却说我那性格刚硬的二曾祖母，得知详情之后，又怒又怨，未几离世。二爷是大太太的儿子，因为他的母亲被弃，他也就成了流浪儿。
母亲早逝，父亲外放为僚，坐拥佳人。一个没成年的孩子，自然投奔家族亲戚。心地纯良的曾祖，不顾自己养育三个子女的辛苦，毅然接过弟弟的儿子。这就是我的二爷。
我的这位二爷，至今在世，他比我的爷爷小五岁，按照年头推断，应该是民国二十三年生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曾祖不仅是二爷的大伯，还是他们一家的有恩救命之人，高祖丧止中寿，曾祖作为长子，供养二弟读书，还花钱为其打通关节，在府衙庙堂为他谋职。连二曾祖的婚事，都是曾祖一手操办——那个年代，文革未至，传统余脉未消，中堂不在，长兄为大，曾祖凭借着他的精明、勤劳和隐忍，支撑起这个家族，除却身有腿疾的三曾祖外，剩下兄妹五人都有所归依。
说起曾祖的精明，有一件乡里至今传说的故事为证：徐蚌会战之前，看清时事的曾祖审时度势，逼令在阜阳做官的二弟卸任返乡；同时开始抽大烟和赌博，且逢赌必输，村中的老人说，曾祖明知赌局有诈，却屡屡迎战。会战尚未及结束，曾祖以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散尽他一手置办的的家产，抛却了他费尽心机为二弟谋得的差事。
在建政之初，有一个社团发明的充满着暧昧气息，却无法讲清含义的词汇——历史不清，它的出现，让社团不再暧昧。它得以用一种决绝的方式处置前朝遗贵，因为民国末年的曾祖的精明，在划分阶级和身份的时候，全家人惊险的和地主绝缘，本该被别人踩少奶奶牙床的王家，转身成了翻身农民。直到家父出生那年文革肇起，我家已经进步到“贫下中农”的身份。
新政权区别与以往政权的方式很是特别，它不仅以强权为工具，以主义为外衣和标签自我陶醉，更体现在对传统的抛弃和诅咒上。作为被抛弃和诅咒对象的大家族，开始瓦解，曾祖兄弟三人分家，彼时，我爷爷都已成家，大伯也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出生。
操劳半生的曾祖，本该享有天伦。但是58年的大跃进开始之前，他的二弟患病离世，二弟续弦之妻带着二爷和孩子改嫁。
这位二爷，不愧是二曾祖的儿子，精于算计，长于谋略。在大跃进肇兴之日，凭借其几个舅舅的势力顺利成为生产队长，掌控全村人的生死大权。
谁也没有想到，二爷执掌大权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拿自己亲大爷开刀。我曾问过爷爷，二爷掌权之初，家人是否受到过照顾。我这么问，是抱有最后一丝幻想，哪怕是他曾“权力寻租”，哪怕是他“徇私枉法”。可爷爷的回答，让人心寒，更让人浑身发冷——没有，一点也没有，我们家是被搜查次数最多的。
彼时，爷爷身染重病，曾祖一病不起。家里两个顶梁柱全部卧病在床，一家人谁又忍心逃往异乡呢？曾祖母决定，哪怕是被二爷活活饿死，一家人也死在一起。
1960年的盛夏，曾祖迎来他最后的时刻。误食野菜中毒，跑肚腹泻，那时候乡村庸医遍地，如何力挽狂澜？好汉顶不住三泡稀，何况是个年近花甲而又长期营养不良的老汉呢？
把社会工程，把人当做机器最大的害处，就是不考虑人的差异。家中两个劳力卧床无法出工，二爷自然不满，带人到家中逼问。眼看着气息奄奄的儿子和凶神恶煞的侄子，曾祖无奈只好起身跟着侄子走了。
繁重的体力劳作，庸医误诊，营养不量，三重挤压，曾祖再也支撑不住，在秋季即将来临时分，告别了他为之付出全部心血的家。
我曾经问过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人，大都不愿意提及那时的疯狂与蒙昧。在伟大领袖勾勒的蓝图指引下，全村成了疯人院。那段时间，人人赶先进大干快上，故乡的治淮工程之一的淮河大坝，在钱正英部长的带领下迅速完工。
但历史的进程却无比幽默的给伟大领袖和钱正英开了个玩笑：此后几十年间，淮河洪水的破坏力一次高过一次，1990年的大水，整个蚌埠泡在水里，我亲身经历的2003年和2007年的大水，当年钱部长和伟人修建的大坝一次次被炸开，数十万被转移，余留的房地全成了行洪区，连我的母校怀远二中都住满大兵和灾民，这，是不是玩笑？这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还有其他人
提起我的家族，我不得不去诉说一段我隐忍很久的苦楚。
我叫他二爷，实际上他却是杀死我曾祖的直接凶手。我幼年早慧，喜欢听老人们讲故事，他们总会有意无意的提及这个在村子里名声不好的老瘪三——恕我不敬，我只能这样描述他。
在那个毫无理智的年代，长袖善舞的二爷谋得了生产队长的职位，如今看来这是个连公务员都不算的“村官。”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个职务，却足以决定一个人，一个家乃至一个村的命运。
与我家隔沟而住的一户人家，户主是我曾祖一辈的老人，年龄比我大伯大一岁。平时为人和善，我以曾孙的辈分唤其老唐，也毫不在意。老唐兄弟四人，位忝老幺的他，已然年过古稀。
就是这样一位行将就木的庄稼汉子，却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恨声连连，恨的对象就是我的二爷。他有恨的理由，兄弟四人外加姐姐和母亲，还有侄子侄女以及嫂子，一家十口，活过那个年代之后仅剩四人。
2009年，夏天。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我，在一个闷热的午后与他对饮，三巡过后，六十多岁的老爷子居然哭了，泫然之余，开始跟我讲述他平时不愿意触碰的记忆。
老唐的父亲有兄弟二人，凭借着自己的节俭和勤劳在建政前夕成为村中首富，包括一部分我曾祖典当出去的粮食和土地，全部入其彀中。
但是历史的变迁往往意味着过去的荣耀成为今日的罪名。果不其然，在树典型政策的指引下，老唐的父亲和大伯成了村中的地主，地主，本来一个中性的词汇却让他们成贱民，在惊悸与恐慌中，老兄弟二人先后死去。他的堂哥预测前途凶舛，便举家外迁。而他兄弟四人却留了下来。
在那场空想化成运动之前，他们全家都成了右派，包括他那年仅三岁的侄女——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能有什么罪过？只是因为血脉的传承？
在1958年的冬天，村中出现饥荒，最先饿死的是他老实巴交的大哥，一个只知埋头干活，却从来不敢逾越任何界限的农民。
饥馑不仅让人丧失理性，更让人丧失尊严。他的大嫂，面对嗷嗷待哺，实在扛不住饥饿的煎熬，开始偷窃生涯。
我们家祖宅的门口，有一块半亩见方的空地，勤于耕作的爷爷种上过冬的蒜和小白菜，但是在废除私有和大食堂敞开吃的号令下，这片全家人唯一的财产也被充公。
老唐的的大嫂在一天夜里爬过结冰的沟偷菜，被二爷当场捉住，并勒令她跪在结冰的沟面上。二爷尚不放心，还命令他的堂哥——我的爷爷过来看住小偷。在那天后半夜，爷爷把她偷偷放走。在过沟的时候，一脚踩空，摔断了手指。
第二天，二爷为了立威，也为了加速建设公共食堂，把她的婆婆拉出来游村，纵然是不识诗书，但是作为前朝“贵妇”，尚知廉耻的老太太执拗的回绝，二爷把她拖到村部，抄起秤砣迎面砸去，年近六旬而又骨瘦如柴的老太太扑到在地。
老唐说，当他赶到队部的时候，老太太的尸体已经冻僵，只是额头上的伤口还在冒血，在一个冬日的午后，兄弟四人挖开父亲的坟茔，用一卷草席将父母合葬。
婆婆的死后，老唐大嫂并没有躲开惩罚，游街，检讨，批斗，戴高帽子，跪砖头。在一次批斗之后，老唐的大嫂把女儿转交给当时孑然一身的老唐，离家出走，改嫁他乡。
集权主义运动的一代特点是，人得生命不仅可以合法的让渡和剥夺，而且血缘的连坐会让亲属也跟随着遭殃。老唐的大嫂有了东西，让本就是斗争对象的老唐兄弟们愈加战战兢兢。但是，人越害怕某种事情的到来，那么它到来的几率就越大。
集权有一个恶习，那就是理想大于理性。所有的社会工程一旦决定，总有一帮草台文人文过饰非，总能编出些许歪理邪说来加以论证它的伟光正。纵然反对之声从严密的体制中传出，不过是弱者的呻吟，更何况在被挑起高涨的情欲的民众面前，所有的反对者都会被冠以保守的罪名加以屏蔽，闹一个政治不正确的骂名被狂热者唾弃。
1959年的冬天，老唐被村里指派去挖淮河。年不足15岁的老唐，长期营养不良，走路都有困难，何况干挖河这样的体力活？。在一次抬土中昏倒，二爷破口大骂，拳打脚踢。当夜，就给老唐定下罪名——破坏社会主义水利建设，准备天一亮游街。老唐悲愤之余，趁夜带着四岁的侄女逃到外婆家，靠着几个舅舅的养育，直到文革后期才返回村里。而留守村中的二哥在1960年的冬天在冻馁中死去，三哥靠着吃棉套和乞讨熬过了饥荒，也走了青春，1978年，解除帽子的他，已经年届不惑，十年后一个外乡女子卷走他的积蓄后，老唐的三哥再无生念，开始买醉，一次醉酒后，在梦中的胃出血终结了他的生命。
在那个湿热的午后，老唐在几杯浊酒后的混泪，让我默然无语。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恨我这个和二爷有着血缘关系的少年？我不知道，这绵延半个世纪的仇恨到什么时候才能化解开来？
蝉鸣空雨后，疏影夕阳斜。老唐的恨和怨，还有那些死去了的，都不要再挨饿。
跳舞的老太太
村中有一颗大枣树。树干粗壮，每到春末夏初都会开出白色的小花。每年的夏末秋初，我们这帮小孩，都会光明正大的去采摘枣子。
枣树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妇， 也是我曾祖辈的。我改唤作曾祖的老头叫王亚，患有皮肤病，浑身花白——他的手上就像蛇蜕，一层一层的皮脱落。老太太姓徐，是一位常年拄着拐棍的老妇人，老两口膝下无子，只有一女，嫁到隔壁村里。
每年秋天，我们去偷枣，老两口非但不生气，反而在站在树下面吃力的提醒我们当心，不要爬的太高。
那时候，一棵枣树上能挤下八九个孩子，当我们采收完毕，跳下树枝，落在草垛上，老太太都会惦着小脚跑过来问摔倒没有，不免责备几句，但是透着长辈的慈祥和爱意。
老两口膝下无子，前几年，老头去世了，那棵枣树在一场大火中烧的半死不活，从此不再挂果。老太太年纪大了，跟着一个侄孙生活。但是关于老两口，似乎是一个谜，没人说起，似乎每个人都在刻意的隐藏着什么。
去年冬天，照顾她的侄孙，也是亲身经历大饥荒的人，说起了那段关于老太太的往事。
徐老太不是本地人。据说是山东人，但不知道家在何处，自幼跟着作为童养媳的姐姐为生，姐夫是个解放军低级军官，在徐蚌大战中战死淮海。姐姐带着几个孩子和妹妹千里寻夫，只找到丈夫的遗骸，姊妹俩便定居此地。
徐老太也在此地嫁人。她一生嫁了两次人，都在我们村，一次嫁到村西头，另一次嫁到东头，也就是嫁给王亚老爷子。
1960年，徐老太的前夫饿死了，未曾生育，而又年轻的徐老太改嫁到东头。花皮肤的王亚，因为皮肤的问题，老爷子一直未娶，如今寡妇上门，也就无所谓。
这一年的冬天。王亚的大侄子饿死。留下了侄媳妇还有四个侄孙，最小的那个，还不会说话。一家十余口，就这样挤在一起。靠着王亚和徐老太的操劳，勉强的生活。
这时候，村里兴办的公共食堂，王亚因为厨艺好，成为大厨，掌管着一村人的胃。天下却没有免费的午餐，到了1960年冬天，每顿只能供应芋头叶煮的粥。
因为饥饿，实在熬不住的徐老太偷了食物，不巧被抓。这是一出黑幽默：男人在食堂做饭，老婆居然饿到没饭吃。
恰巧，花皮肤爷爷的小侄子也因为偷食物被抓，二爷别出心裁的要求，他们婶侄二人脱光了衣服扭秧歌。
违背人伦吗？
似乎，二爷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这种惩罚很有必要，如若不然，会拖累全村建设共产主义的后腿。
就这样，大冬天，被召集而来的众人围着火堆。众目睽睽之下的徐老太和侄子脱光了衣服扭秧歌。
两辈人，赤裸相望。他们寒风中扭来扭去。在伟大的目标面前，所有羞耻，名声，还有人的尊严，似乎，都是可以让渡的。
我问过爷爷，是不是看过徐老太跳舞。爷爷摇头：“老二说，谁也不能低头，不然扣工分，天哎，那么冷的天，脱得光净，瞎了祖宗啊！”
大伯是小偷
1960年， 14的大伯读五年级。
这一年的仲夏，麦子黄熟前夕，大伯在给生产队放牛的时候，趁人不注意，揪了几个麦穗，搓去麦芒和麦粒的外壳，指望着几粒麦子果腹。不巧，被一个急于立功的路人告发。
二爷揪着大伯的头发，召集群众开会批斗，在大伯偷麦子的地方，二爷揪下几颗麦穗，一边往大伯嘴里塞，一遍骂：看你还敢不敢偷，吃，吃啊，我让你吃个够。
大伯被呛得背过气去，村子里的一位军嫂站了出来：xx（二爷的名字），这几个麦穗啊，煮稀饭啊，咱们大家吃，小孩子一个人吃了，我们那还有力气干活啊？
爷爷说，多亏这位军属老太太，以她朴素的聪明和机智救下了大伯。在那个时候，能穿上军装，不仅说明身体好，也说明，他根正苗红，是革命阶级的成员，不然，怎么怎么能够参加专政的支柱呢？正是基于此，二爷放走了大伯。
二爷没能揪出大伯，自然心有不甘。他知道曾祖刚刚去世，爷爷卧病在床，四个年幼的孩子嗷嗷待哺，曾祖母和奶奶要跟队出工。那么，年方弱冠的大伯是家中寻觅食物的主力。于是，他开始死死盯着大伯。
那时候，家家不准生火，锅碗瓢灶全部上缴，全部吃大锅饭。偷得的粮食，可以不用煮就能食用的唯有豌豆。这些豌豆，成了全村人惦记的对象。
一晚，大伯带着二伯随众人偷豌豆时被二爷发觉。大伯挎着篮子一路狂奔，躲开了追击的二爷。待到大伯惊魂甫定，却发现二伯不知去向。
惊吓之后，大伯恢复了镇定。他把篮子藏在一个可靠之处。然后爬回豌豆田，借助月光，他发现二伯居然躺在地上呼呼大睡，又气又喜的大伯打醒二伯，刚要打骂，却发现二伯身下的衣服中，装满了豌豆荚。。。。。。
兄弟二人结伴，刚到房子后面，听见二爷带着人逼问祖母：嫂子，你把你们家偷得豌豆交出来吧，孩子，我不会怎么样的。
无法，祖母将前日偷来的豌豆上缴，和曾祖母抱头痛哭。见此情景，大伯和二伯将豌豆倒在一片草丛中，跑进房内：二叔，豌豆我偷了，但你们一追，我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连篮子都扔了。
好说歹说，终于骗走二爷。二伯天真的说，我们不是藏在草丛里吗？大伯，却和曾祖母祖母哭成一团。
性格坚韧的大伯，发誓要出人头地。他也实现了他的愿望——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直到去年，才从正科的位子上退休。
但是，大伯每一次返乡多有故人来叙旧，唯有二爷和他的几个儿子，大伯敬而远之，他们倒也知趣，从来不登门。这在注重血缘亲缘的农村极为少见。
我问过大伯，你恨过吗？
大伯用一个微笑来回答我。似乎，那表情已经有了答案。
不死鸟
二爷已然呆滞，罹患老年痴呆，他却活了八十年。
如今，二爷已然呆滞，他罹患老年痴呆，生活不能自理，时常粪便满床，但他却不能得到村民的同情，相反，还会招来一句：该！
即便他却活了八十年，即便他四个儿子都生活的非常体面，但是村民还是敬而远之，他们的心情或许和我大伯一样吧。
那几年，我们村（二）无言的家谱及其他
六月初，我回了次家。
回乡的时间，正赶上一年中最忙的夏收。我摸着曾经熟悉的农具，却再也找不到上大学前的感觉，几千斤的麦子，居然让我累的睡了一天。
在农忙闲暇，我继续寻找那段尘封的记忆。
我想说明，这些记忆的碎片，或是道听途说，或是年代久远，真实性不免打折扣，但是事情的大体框架和脉络，尚可保证。
在整理这些有起始区间的记忆，不啻于将彼此不相连接的朝报编成历史，难度和工作量都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畴。
仅仅挑选几个有着特殊性的故事，权作纪念。
一
一份无言的族谱
王圣清，村子里族长式的人物。跟我曾祖同辈，在这辈活着的男人中，他的年纪最大。在农村，辈分和年龄就是权力和威望。凭借这些，他在村子里有着无形的威严。
权威具体的表现就是，村子里两本族谱，一本藏于宦游在外的大伯家里，另外一本就藏在圣清老爷子处。正是这本泛黄且被虫蛀过的族谱，提供了那段历史无声却有力的言说。
这本修订与1990年代的族谱，经手者都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者，多半是凭着记忆书写，碎片和断章随处可见，纰漏和失误在所难免。就像圣清公说，里面的记载的人头，只能是往少了说，不能往大了说，比如早夭的孩童和外出无音讯者，基本都不载入。
饶是如此，足以让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兴奋。村民的生卒年月，家族脉络，妯娌兄弟何来何去，妻儿老小，葬身之处，委身的职业应有尽有。虽然不能全部记载村中大小事，但是这些足以让人兴奋了。
这本用订书机装订的族谱上封面上是几株银杏树，首页的序言部分，是王氏家族的来龙去脉，并附有苏轼的《三槐堂序》，提示后人我们祖先荣光。
当然，王旦肯定不会知道后辈如此苦难，苏轼也定不知道王世子孙有那么多的不肖之辈。
我粗略的统计了族谱部分的记载，在那场大饥荒里，全村由1958年的170余口到1961年的70余口，饿死和被折磨死的有70多人，三十余口外逃外迁。
基于对祖宗的敬畏和对同组血脉的珍惜。任何姓氏的族谱是没有感情的，在族谱修订者面前，无论何人在死后面对祖先时都是平等的。在重视血缘的农村，无论邻里之间有何矛盾，但是在祖宗和后辈面前，任何人都不敢虚妄。更何况，我们这个村子，男丁全部都是王姓。
这样一户的记载，几乎是压抑了我半天。
王学斌 生于民国二十四年 死于1960年 葬于南老林（注：老林 在皖北土语中代之一个家族的坟场，父母通常只埋嫡子埋在一起，五代之后，墓地就会被抛弃复垦——笔者）
妻子 李氏 生于民国二十一年 死于1960年 （注：和王学斌）合葬于南老林
儿子 小闹子生于1957年死于1961年葬于乱葬岗（那时候无人耕种的地方都是乱葬岗，所以乱葬岗在何处，村里老人也都不知道，在大饥荒时代，乱葬岗多大三四处，有的就近草草掩埋，小闹子究竟埋在哪，无人清楚——笔者）
而王学斌只是其中一个个案，别的不说，就王学斌兄弟八人只有一个女儿长大成人，一个巨大的家族居然绝户。
类似的境遇，还有三个家族，共涉及三十余人。在此不一一列举。
（因为时间有限，我并没有做具体的记录，这里的材料略显单薄，但是只要族谱在，就可以随时补充。）
二 不识时务的队长
二爷并不是一直担任队长。期间二爷凭借着其舅舅们的荣光，攀龙附凤，有段时间去外村任职，也就跟如今的外调挂职差不离。
在二爷外调的日子里，村里另外一位和二爷同辈的人接过了队长的职务，他就是王爱孔（一作艾孔），他不是别人，正是花皮肤老爷爷的二侄子。
爱孔爷担任队长的时候已经年届不惑，虽说他是个戏子出身——在淮西，几乎人人都有一手唱戏讨饭的本事，不然，名闻天下的凤阳花鼓从何而来？
爱孔爷出任队长的那段日子，恰逢秋季播种，应该是1960年夏末天。公共食堂已经支撑不下去，饥饿的恐慌和威胁实实在在的影响着每一个人，包括爱孔爷的一家。
这年秋末，公社下发了秋播的荞麦种子，爱孔爷当时兄弟三人，老大已经饿的动不了，老三孤身，上有老娘，下有自己的三个儿子和老大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人吵着饿肚子的时候，爱孔爷做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的决定：把荞麦种子当成口粮，发给每个村民，然后集体出逃讨饭去——讨饭的工具就是流行涡淮一代的花鼓。
这是一片怎样的土地？比之淮河对岸小岗村按下手印的村民，爱孔爷的做法无疑对历史意义不大。但是，比较勇气和魄力，则过之无不及——那些按了手印的村民，有省市领导的挺腰。
自知罪责难逃的爱孔爷动员村民们跟他一起逃荒：留下来是死，走了还有活头。xx（二爷的乳名）不来整你们，上级知道了也会追究，我们把荞麦种子吃完了，按规定是要（送）命的。
在一个仲夏的夜晚，村里家家户户冒起了久违的炊烟。在一顿饱餐之后，村中佩服爱孔爷胆识的人拿起淮西人讨饭用的花鼓，跟随爱孔爷逃荒。爱孔爷自封班主，带着二十多口追随他的村民，扶老携幼出省要饭。这一走，就是八九年，正是因为这段漂泊。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
乱世年头，谁愿意和流浪的戏子搭上关系？大儿子三十多岁还孑然一身，最后只能用爱孔爷唯一的女儿换亲，二儿子一生未娶，三儿子后来娶了个外乡人，四儿子曾经入狱，只有出生最晚的五儿子读了几天书。
因为这段经历，村民至今仍不忘爱孔爷的恩德。即便他一辈子吹吹唱唱不务正业，即便他死的时候五个儿子有两个投进监狱，只有两个成家。但是他，依旧是那个时代的传奇。
三 乱世女人
陶老太是爷爷的远房堂婶。09年去世的时候，全村人没有一个愿意吊唁致哀，她的两个儿子也都低调料理。之所以如此，不因为别的，仅仅是这位老妇背负着年轻时候的良心债。
陶老太有三个孩子，一女两男。三个孩子分属三个父亲，但是陶老太只嫁过一次人。这些，全是那场饥荒的缘故。
上面说到的爱孔爷，就是陶老太小儿子的父亲。这不是我在腹诽和造谣。在我们村，这是人尽皆知的秘密，更何况，爱孔爷的女人（仍在世）直到陶老太去世都不愿与之搭一句话。相反，两人见面不是争吵就是厮打。我童年时代，就亲眼目睹过两位年届70旬的老太太对骂的场景。
这还要从陶老太的男人说起，我的这位堂曾祖父用现在的话来形容，就是活得窝囊。在大饥荒到来之际，先是饿死了母亲和弟弟，接着因为得罪他的堂侄我的二爷，被发配去挖河。他这一走，留下陶老太和十岁的左右的儿子，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圣清爷曾跟我说起，那时候每个每天都吃混合着红芋叶和野菜做的饭，因为每人每顿五两面的配制，村民戏称为“无粮面”。饶是如此，还是有人甚至连刷锅水都不放过——那是生产队喂猪的主料。
在这样的背景下，陶老太为了自己和儿子的生计，先是和当时村里的保管员相好——为了粮食，准确的说是没有粮食的“面粉”。在这期间，陶老太为保管员生下一女。未几，这位保管员调往他处，陶老太无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爱孔爷就是这时候走进陶老太视线的——戏子出身的爱孔爷，虽说良心未泯。但在美色当前，也乖乖投降。到爱孔爷背井离乡的之前，陶老太又为爱孔爷诞下一子。这时，大饥荒的阴霾开始逐渐消退。陶老太凭借着女人特有的武器居然母子都能活命。
我的那位堂曾祖父在挖河的工地上听到同乡的流言蜚语后奔波回家。眼前多出的孩子已经是无言的证据。堂曾祖父气病交加，旋即离世。从此，陶老太背上了道德骂名，尤其是在讲究传统的乡村，无形的十字架压得她抬不起头来。若不是时代限制，浸猪笼和点天灯，也许是陶老太最后的结局。
在陶老太的葬礼上。堂曾祖父的亲生儿子和爱孔爷留下的儿子站在一起。这位同母异父的兄弟，无论是外貌还是年龄，都引来乡人的暧昧不清的笑。
但是，谁又能指责，在生死关头出卖尊严的女人——为了自己和儿子活下去，陶老太的选择正确与否，或许只有天知道了。
四 小结
这次返乡，实在匆忙。
来去匆匆的我，实在分不清楚，何处故乡？
说是家，不过是情感上的依偎，父母妹妹和爷爷，以及我的那些父老乡亲。但从法律上说，我的户籍早已不在此地——我上大学那年，已经跟着我走了。
不论如何，父母宗祠所在，哪怕是结庐褐衣，也是我永不能忘却的地方。
这个村子的人和他曾发生的一切，让我如此着迷。我在写作和采访的过程中，受到不止一次的外界压力。有人说我在揭伤疤，有人说我多管闲事。
无所谓，只要那本族谱在，一切都有说清楚的那一天。
2012年5月13日于北京
2012年8月27日修订于武汉南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