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4-6-24 09:38
马思聪逃亡记
马思聪逃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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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国广东海丰县人，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 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拔河。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 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 “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惊险开端
“002”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狗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狗头”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
当“狗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
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狗头”走漏风声。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九龙不像香港那样惹人注目，何况，那里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一九五七年，马思锦与徐腾辉迁往香港。一九六零年，他们又迁往加拿大。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丈夫何维林的父亲何焯贤，在九龙也有着宽敞的住房……
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干、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
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噎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身份暴露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002”号小艇的照片，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
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廉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而到达九龙的第二天“002”号小艇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
选择美国
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
去法国吗？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噎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国吗？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去日本吗？举目无亲。
马思聪选择了美国。虽说自从九弟马思宏一九四八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不过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到了美国，借助弟弟的介绍，他可以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找到工作……
可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不用说他的一家没有一张出国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销毁了－－他生怕在途中发生意外，工作证将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财富、惟一的“证明”，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这是出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一千一百把小提琴。他制作的小提琴，云杉面板木板如丝，背板的“虎皮纹”宽而明显，造型漂亮、美观。更重要的是，他的提琴的发音格外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他想，倘若在香港从亲友处借一笔钱，买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了美国，只要他拿出这把琴演奏，音乐会的收入将会偿还欠款。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
“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骗”先生？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
领事的考察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
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毋庸置疑，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摄了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
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那股“京腔”十分标准：“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
“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也没有什么“土匪黑话”，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噎确信无疑了。
夜深时，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
马思聪幕后谈判
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闭户幽居。马思聪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
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征得英国当局的许可。
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
香港有关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
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可是，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它。
结局出人意料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还是某方面耍了什么花样，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于是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002”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四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着木鸡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噎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
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马思聪连忙问道。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
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
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噎看过今天的报纸？他说，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噎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人类音乐史上最黑暗的音符
1967年4月12日美 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举 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 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 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 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马思聪列举所遭受的各种凌辱，包括每天早晚被强迫集体唱《牛鬼蛇神队队歌》。这首“歌”的歌词有两段 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有 罪，我改造/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死路一条。”1966年8月，北京许多红卫兵从各自校门口逼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站成一排，大声唱《牛 鬼蛇神队队歌》。谁要是唱不好，红卫兵立即一顿皮带劈头盖脸抽上去，直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唱好这首歌为止。
音乐界对此评论：“这是音乐史上最黑暗的一串音符，音符在颤抖，人类在哭泣，在哭泣与颤抖中，音乐的暗伤形成了。”
马思聪由于逃往美国，被当时的公安部定性为叛国投敌。公安部的《关于马思聪投敌案请示报告》，经康生、谢富治批示，当时的中央wen革小组和公安部将这个案子作为要案，于1967年5月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即“002号专案组”，全面调查马思聪出走经过，株连亲友数十人。他们当中，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出株连的人间悲剧。
马思聪的大哥马思齐在他逃跑后被怀疑知情不报，警方抄家时发现失业又患脑瘤的马思齐家里经济拮据，一家人都是用废报纸当草纸擦屁股，这还了得！“wen革”期间的报纸，天天印着毛主席语录，经常还有毛 泽 东像，于是马思齐一家6人有5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夫妻双双被判管制，马思齐当时已70多岁，在监狱里干很重的活；大女儿马迪华原来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被抓后惨死于上海公安局拘留所，死时30岁；第二个儿子马宇亮被判12年徒刑；小儿子马宇明判8年刑；唯一幸免的是长子马宇中，远在■新▲疆■阿拉尔建设兵团，处于“002号专案组”的视野之外，没有沾上用报纸擦屁股的“现行反革命”大罪。
二哥马思武，原是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的法语教授，被指协助马思聪“叛国投敌”，受到残酷批斗，于1968年7月11日跳楼自杀，终年63岁；跟他在中国住了30年的法国籍妻子其后离开中国，两年后1976年在法国忧郁而死；马思武自杀的消息传至美国，马思聪在日记里悲愤写到：“国内人民何辜？遭此大劫。我家人何罪，也不免于家散人亡。”
马思聪的大妹马思芸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当时突然被隔离审讯，关在学校地下室，不许和任何人接触，天天写交代，一关就是一年多，而马逃离的事是在其妹被放回家后才知道的。马思聪的侄女马之庸当年30多岁，在广播电台工作，不知情的她也遭到隔离审查，被调到麻袋场工作，直到1979年才调回原单位。
马思聪太太王慕理的兄弟也没有一个逃过中 共的迫害。她的大哥王恒尝了8年的牢狱之苦；三弟王友刚和妻子何琼均被判入狱5年。
就是马思聪的家庭医生倪景山和家厨贾俊山亦被指协助马思聪逃亡，前者被判劳改8年，妻子因此患上精神病，后者被扣4年，弄至身体伤残，出狱后几年便身故。
痛苦的亲身经历和血迹斑斑的亲友遭遇，马思聪对中 共政权无疑心存恐惧，所以即使他在1984年底已得到平反，恢复名誉，他仍迟迟没有归国。wen革后，中 共又好言请马思聪回国。他回拒中 共总书记hu耀bang的亲自召唤，宁愿在异国独吟《思乡曲》，也不做返国之想。事实证明，马思聪看透中 共，清醒自持。后来连hu耀bang本人都自身难保，因同情呼唤民主的学生被逼下台，蒙羞受辱，气病而亡。而跟马思聪一起逃亡的马思聪太太王慕理，在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因心脏病发去世，又活了13年才逝世，在此期间，她没有返回过大陆。
马思聪一生的作品，可谓创作颇丰：小提琴独奏曲16首；小提琴协奏曲2首；芭蕾舞剧2出；歌剧1出；钢琴曲7首；管弦乐7首；合唱曲2首；独唱曲2首。而他之所以能不间断的创作出这些音乐精品，与他在wen革中能幸运的逃离大陆密不可分。流亡异乡美国之际，马思聪约每五年去台演游一次，在中华民国台湾，马思聪获得了中华民族的真爱。
共产国家死路一条
这都是些中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国宝级的人物，然而他们惨遭迫害。世界上发生过无数战争和杀戮，但一个国家，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精英，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加以迫害，而且迫害死亡的人数如此之多，是世所罕见的。像马思聪这样的音乐天才，在自己深爱的国家，受到自己呕心沥血培养出来的学生如此凌辱，他选择全家出逃，是在生命和死亡之间作出的必然选择。如果当年马思聪没有逃亡或逃亡失败，他们一家的命运定是不堪设想。在wen革疯狂岁月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单是马思聪的音乐界同行，便有著名指挥家黎国荃、上海音乐学院的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夫妇（1966年9月6日，杨嘉仁和夫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程卓如，开煤气自杀）、钢琴系主任李翠贞（1966年9月9日开煤气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主任沈知白（1968年自杀）、年仅30岁的青年著名女钢琴家、多次在国际大赛中获奖的顾圣婴（1969.1.31和她54岁的母亲、28岁的弟弟，留下三人签名的一纸遗书，开煤气全家自杀），和被中 共公开枪决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等。这些死难者没有统战价值，自然得不到像马思聪这般的风光厚待。.
yingyinc 2014-6-24 09:48
再贴人人网上的几段音乐家在文革的遭遇：
[url]http://blog.renren.com/share/264008489/10325316840[/url]
黄源尹悲剧一生的根源
黄源尹祖籍福建，192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棉兰市一个华侨商人家庭，13岁被送到中国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返回棉兰学习声乐，17岁便举行了首个独唱会。他1940年跟随夏之秋的武汉合唱团重返中国后，报考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由于面试演唱时表现优异，被聘为教官。考生一举变成了教官，在当时乐坛传为佳话，没料到他这次出任国民党的官职仅及半年，竟成了他日后的政治祸根。黄源尹其后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声乐系，1940年代在中国的艺术圈享负盛名，周璇、王人美等名演员都曾向他学习声乐。
1950年，他不顾印度尼西亚的家人反对，放弃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任教的机会，从香港北上投入新中国怀抱。先后在上海音乐学院、■新▲疆■军区文工团、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任教。但他很快便成为中 共打击的对象，先是1956年肃反运动期间被隔离审查，获释后又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工资降四级，剥夺歌唱权利，同时调离部队发配青海，任教于青海省艺术学校和青海省歌舞团。他在1963年虽被摘除右派帽子，到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担任教职，却不到几年便遇上wen革狂飙潮，黄源尹又首当其冲，成为批斗的对象，身心饱受摧残，举家再次被放逐到青海西宁。1972年8月，贫病交迫的黄源尹心脏病发逝世，终年51岁。妻子余启英历尽艰辛抚育3名孩子，于1977年移居香港寻找生路。
“梁祝”——陈钢初恋的绝响
“梁祝”于1959年首演，陈钢是曲作者之一，而他的父亲陈歌辛当时正被劳改，陈钢是家中的长子，承受着极大的痛苦。1957年，陈歌辛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安徽山沟里的白茅岭劳改农场，没什么东西吃，瘦得皮包骨头，从肉体到精神饱受折磨，而他的家人也未能幸免。大儿子陈钢被冠以“右派孝子贤孙”的骂名，二儿子陈铿是数学奇才，原来在复旦大学，竟被送到江西去喂猪。幼子陈东年龄尚小，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女儿陈小丽则终日一语不发，夫人金娇丽扛起了全部的生活重担，过着艰辛的、暗无天日的生活。
就是在这种极度艰难的情况下，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的陈钢却被学院党委安排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创作音乐作品。难以想象他当时是以怎样的心情写下了这不朽的名篇——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或许正因为遭受了如此的彻骨之痛才得以创作出震撼心灵的声音，如泣如诉的旋律里，揉进了陈钢多少难言的心声与抗争。
远在安徽农场的陈歌辛从广播里听到了“梁祝”，激动万分，他让陈钢尽快将谱子寄给他，陈钢多么想将作品送到自己的启蒙老师——父亲的手里，可是，在那个年代是不能实现的。不仅如此，陈钢的爱情也在风雨中飘摇，陈钢与心上人纯真的爱情无法冲破世俗的屏障，姑娘的家人一致反对和一个右派的儿子交往，尽管姑娘情深似水，她的家人却始终不同意。陈钢忘不了那个漆黑的夜晚，北海公园里一片寂静，心碎的陈钢不得不与他心爱的姑娘诀别。就在这时，公园的广播喇叭里竟然飘出了“梁祝”的旋律，此情此景，竟如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诀别，“梁祝”竟成了他初恋的绝响。
老上海的歌仙——陈歌辛饿死劳改农场
陈钢的举世才华与他的父亲陈歌辛密不可分。陈歌辛在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人人皆知，是著名的音乐人，“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蔷薇处处开”、“永远的微笑”、“恭喜恭喜”、“梦中人”等等优美的歌曲，都出自于陈歌辛之手，被誉为“歌仙”。在老上海时期，陈歌辛声名显赫，红歌星周璇所演唱的电影插曲，至少有1/3由陈歌辛谱曲，姚莉、龚秋霞、李丽华、李香兰、陈娟娟、白光等著名影视歌星，也都演唱过陈歌辛的许多作品。而且他作品的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邓丽君、蔡琴、梅艳芳、张惠妹、罗大佑等人，也都在演唱会上唱过陈歌辛的作品，每每唱起都深情款款。陈歌辛一生共写了二百多首歌曲，其中“玫瑰玫瑰我爱你”还被翻唱成英文歌曲“Rose,Rose,I love you”，流行于世界各地。
年轻的陈歌不仅对音乐热衷，而且也是个热血青年，心系祖国安危。1941年，曾被日本人关押，受尽各种酷刑仍不屈服，终被释放。这段特殊的经历却并未使他消沉，而是更丰富了他的内心，激发出更多的灵感用以创作。1942年的“蔷薇处处开”，1943年的“玫瑰玫瑰我爱你”，1944年的“凤凰于飞”和“不变的心”，1945的“夜上海”都堪称经典之作。这些看似风花雪月的背后却暗含隐喻，表达了陈歌辛希望抗日胜利，以及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歌辛一家来到香港，继续着他的创作，这段时间他们一家人生活的非常安逸，其乐融融。可是，之后的一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1950年，他应夏衍之邀，放弃了香港优越的生活，满怀希望重回已是腥中国的上海，那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决定注定了他日后悲惨的命运。1957年，陈歌辛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安徽山沟里的白茅岭劳改农场，1961年，陈歌辛连饿带病死在了劳改农场。可怜的他，仅仅回国十馀年的时间，一位老上海的“歌仙”就这样悲惨的长逝于他曾向往的“新中国”的土地上。1962年，他的妻子金娇丽来到白茅岭，她带去了一只小小的木箱，捡回了陈歌辛206根遗骨。之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伴随她的只有丈夫留给她的那些歌曲以及儿子陈钢的“梁祝”，凝聚着陈氏父子对自由美好生活的追寻，终化为美丽的蝴蝶翩翩飞去……
谱曲《何日君再来》的刘雪庵的悲剧人生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想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这首为“一代歌后”邓丽君百唱不衰的精典歌曲，远远超过柳永那首里巷闾里，妇孺皆知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今霄酒醒何处？”的千古绝唱！但更不为人知的是，刘雪庵为这首烩灸人口的歌词换来的却是一生的痛告与折磨，可算是华语歌曲的经典冤案。
《何日君再来》的原曲是1936年刘雪庵在上海音专的一次同学联欢会上，做为毕业班成员之一，应低年级同学的要求，即兴创作的一首探戈舞曲。刘写成后，导演方沛霖未征得刘雪庵同意，就让编剧黄嘉谟填了唱词。正是如此，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拍摄广告宣传歌舞片《三星伴月》才将作曲署名改用“晏如”，填词则用“贝林”笔名，演唱者周璇。刘雪庵看到词后，觉得有些段落粗俗，曾向友人表示不满，但碍于情面，未公开抗议。那时上海尚未沦陷，不能说这首歌是“为汉奸做宣传”；先有曲后填词，词句颓废一点，又与刘雪庵何干！潘孑农这个见证人反右以后也被张春桥打入冤狱，1981年才有机会向媒体披露真相。
1941年香港的抗战电影《孤岛天堂》将《何日君再来》选为插曲(黎莉莉演唱)，描述青年男子参军前与女友依依不舍的情景，歌曲韵味恰到好处。演唱者黎莉莉，不仅是当时的著名影星，更是被誉为“龙潭三杰”的优秀共X产X党员钱壮飞的女儿；电影《孤岛天堂》更是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爱国电影。此后这首歌被李香兰翻唱并收入唱片，很快就家喻户晓，所以至今许多人仍认为《何日君再来》是李香兰（日本人）首唱的经典歌曲。wen革期间，有人指这首由李香兰唱红的歌曲是刘雪庵为汉奸所作。刘雪庵就因这首移花接木的《何日君再来》，被定为十恶不赦的“右派”、“汉奸”、“历史悠久的反革命軍歌手”，关进“牛棚”22年。
《何日君再来》在1980年代初因邓丽君的翻唱进入大陆而再度走红，却被错误认为是“精神污染”、“汉奸歌曲”而被禁，同样是一桩历史冤案。
刘雪庵是四川铜梁县巴川镇东门盐店人，1905年11月7日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原本是位私塾先生，有一年家乡发大水，他下水救人，不幸被洪水吞没。父亲生前常跟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他同父异母的大哥是小学教师，爱好音乐。自幼跟他学习昆曲，吹笛弄萧。成了他的音乐启蒙老师，也使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母亲、大哥和姐姐都染上了肺病，家境困难，没钱医治，相继离开了人世。这场灾难，对于刚刚进入中学，年仅13岁的刘雪庵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不得不辍学，在家里自学音乐，帮助料理家务。为了挣钱养家，17岁那年当了小学音乐教员，当家境有所好转，便于1924年考入成都美术及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学习钢琴、小提琴和作曲。在这所学校里，他阅读了《语丝》、《太阳》、《创造》、《洪水》等新文艺刊物，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导社”，与共X产X党员有了接触。1927年春，美专停办。刘雪庵回到同梁县，在养圣学校任音乐教师，后来担任了该校校长。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导下，他聘请进步老师任教，提倡音乐、美术教育，开展体育活动，使学校充满勃勃生机。“4.12”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四处追剿共X产X党员和进步人士。当共X产X党员周克明被捕时，刘雪庵为他改名“王天府”留在学校，保护起来。后来这所学校成为中 共铜梁县委所在地。不久，国民党又到学校抓捕共X产X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党组织安排下，刘雪庵撤离了铜梁县；1929年他来到上海，考入了陈望道创办的中华艺术大学；这是一所CCP学校，由《共X产X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任翻译陈望道创办。在这里，刘雪庵参加了由宋庆龄和鲁迅发起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不久，学校被国民党查封。
1930年秋，刘雪庵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从师肖友梅、黄自学理论作曲，从俄籍教师吕维钿夫人学钢琴，从朱英学琵琶，从吴伯超学指挥，从龙榆生学中国韵文及诗词，从李维宁学赋律和自由作曲，真可谓“学贯中西，习通古今”。他先后创作了《喜来春》、《燕子哥哥》、《菊花典》、《杀敌歌》、《提倡国货》等培养儿童健康品德和爱国精神的歌曲。仅比他年长1岁的黄自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朋友，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黄自十分欣赏刘雪庵写作的一些歌词，常为之谱曲。《农家乐》、《新中国的主人》、《总理逝世纪念》、《踏雪寻梅》等近十首歌曲都是他们师生合作的作品。其中“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好花采得瓶供养，伴我书声琴韵，共度好时光”已成为我国的经典名曲。
这里还要提到著名的俄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在他举办的“征求具有中国风味钢琴曲”的比赛中，刘雪庵创作的4首钢琴小品《中国组曲》受到高度评价。后来，齐尔品曾将《中国组曲》介绍到欧美演奏，并先后在巴黎、纽约出版，其它3首歌曲《早行乐》、《采莲谣》和《菊花黄》，以《四歌曲》为题介绍到东京出版，发行欧美各地。刘雪庵还曾为古诗词谱曲，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等。其中《春夜洛城闻笛》的谱曲严谨、典雅，优美流畅，婉转起伏，听来亲切感怀，抒发了知识分子惆怅怀旧的心情：“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9.18”事变后，日本铁蹄大举入侵中国，刘雪庵挺身而出，组织讲演会，出墙报，写歌曲，呼唤人们起来抗击日寇的入侵。为了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音专师生走上街头，刘雪庵、贺绿汀等学生在黄自率领下走向浦东，捧着竹筒，挨门挨户去募捐。从这时起，刘雪庵开始了抗日歌曲的创作。先后写出《出发》、《前线去》、《前进曲》、《出征别母》。不久“1.29”运动暴发，刘雪庵组织音专学生走上街头游 行请愿，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随后，他参加了中国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词曲作者联谊会”。这期间，他与王绍清合作，谱写了《战歌》：“战战战！一齐上前线，报仇雪恨，奋勇当先。哪怕敌人的强暴野蛮，只要我们英勇壮胆，抱着牺牲的决心去干，争得光荣的凯旋！”“7.7”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雪庵当即与侯枫合作，谱写了歌曲，《大家一条心》：“大家一条心，向抗敌救亡的路线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收复四省，夺回平津。国土要完整，正义始能伸，大家一条心，向抗日救亡的路线前进！”乐曲英勇乐观，表达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
在抗日战争中，刘雪庵创作了《满江红》、《募寒衣》、《保卫大上海》等抗战歌曲近100首，还创作了一些钢琴曲和不少的电影主题歌和插曲。他制作的电影歌曲也有较大的艺术感染力，如《父母子女》、《桃花扇》的定情歌，《十里街头》里的《思故乡》等，赢得了当时不少观众的喜爱。他为抗战电影《中华儿女》、《孤岛天堂》、《保卫家乡》等所作的主题歌，在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加入了上海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与黄自、廖辅叔、李维宁、江定仙、陈田鹤等成立了“中国作曲者协会”，有组织地发挥音乐工作者在抗战中的作用。协会就设在刘雪庵家中，成为上海音乐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据点。他还同张曙、夏之秋、洗星海等联合音乐界进步人士组织了“全国歌咏协会”，刘雪庵为执行委员，曾和沙海、王云阶一起主持了“援助冀北人民抗日自卫游击队”的大型音乐会。刘雪庵还自费出版了音乐期刊《战歌》。
上海沦陷后，《战歌》辗转武汉、重庆，共出版了18期，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份影响广泛的抗日音乐刊物。《中国空军军歌》、《中国海军军歌》、《我是军人》等歌曲，成为激励千千万万军人英勇抗战，奋勇杀敌的战歌。不过，在抗战歌曲中，最为激动人心的，还是他的《流亡三部曲》之二《离家》、之三《上前线》，以及《长城谣》，这三部歌曲可称当时的扛鼎之作。上海沦陷后，刘雪庵乘船去香港，准备由香港转入内地。在船上，他欣喜地与文化救亡协会内地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江陵相遇，谈起了（张寒晖谱曲的）《松花江上》这首歌，刘雪庵提出要把这首歌扩充为三部曲，使之由沉痛哀婉转为紧张激昂，以激起人们的斗志。江陵十分赞同他的意见，立即在船上写了第二部《离家》的歌词。在他们从香港赴广州的火车上，江陵又起草了第三部《上前线》的歌词。刘雪庵谱曲后，将《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合成《流亡三部曲》，当即交给流亡学生排练，在中国戏剧界支援各地抗敌军联合大公演时首次演出，接着又在《战歌》上发表。从此，《流亡三部曲》传遍全国各地，成为当时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抗日歌曲。《长城谣》这首歌原本是1937年为潘孑农的电影剧本《关山万里》写的插曲，上海沦陷后，电影未能拍成，刘雪庵却已将歌词谱了曲传唱开了。据潘回忆，周小燕出国途经新加坡时，百代公司请她录制唱片，发行国外，激发了欧美侨胞的爱国热情，纷纷捐款抗日。后来刘雪庵又把《流亡三部曲》和《长城谣》拍成了音乐短片，上映后扩大了宣传效果。1995年，电视台邀请周小燕率学生登上长城，再唱《长城谣》，并拍摄了专题片。可以说，这首歌的艺术感染力和影响力至今仍未消减。
1938 年台儿庄战役获胜，刘雪庵当即与田汉合作，谱写了歌曲《捷报》。1941 年“皖南事变”后，重庆戏剧界以庆祝郭沫若50诞辰为名，联合公演他的史剧《屈原》，导演陈鲤庭邀请刘雪庵为该剧配乐谱曲。刘雪庵收到邀请信后，不顾学院阻拦，星夜赶来重庆，苦战了三个昼夜，就完成了全剧的乐谱。演出时，他亲自担任乐队指挥。《屈原》借剧中人之口，痛斥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卑劣行径，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屈原》剧演出后，《橘颂》、《惜诵》、《招魂》等插曲即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具有较强的艺术生命力。其后的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顾毓设宴款待刘雪庵，请他为自己编写的剧本《苏武》配曲。刘雪庵怀疑这是要用《苏武》来抵制《屈原》，当即拒绝。不久，他就被青木关音乐学院解聘了。理由是：“为《屈原》配乐，不肯为《苏武》谱曲，有很危险的政治倾向。”
刘雪庵随即来到壁山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担任艺术系教授兼音乐科主任。在新的环境里，他一如既往第支持CCP。一次，在大批军警荷枪实弹把守的广场上，他无惧无畏地指挥1500名大中学生演出了从解放区传来的《黄河大合唱》。演出后，还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环城大游 行。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以“张莘夫事件”为借口，在重庆策划了反共大游 行。社会教育学院贴出布告，强迫全体师生参加。刘雪庵与许德珩、陈仁炳、俞颂华等进步教授，当即组成“抵制会”，贴出抵制布告。虽然遭到威胁，他们仍不为所动，拒不参加游 行。此后不久，他们几位教授均被教育部解聘。1947年，全国各地欣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煮运X动，刘雪庵作为苏州社教学院民盟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与谢孝思等组织了“教授会”、“讲师会”、“职工会”，积极投入运动。刘雪庵还公开支持学生声讨反动报刊《明报》，支持人力车工人总罢 工，为此，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被秘密监视。
淮海战役后，南京政府面临崩溃。刘雪庵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社教学院成立了“经济稽查委员会”，控制了学院的财权。当院长要把学院迁往台湾时，刘雪庵坚决反对，积极参加了护校斗争。在成立的“五人院务委员会”和“员工警应变联合会”中，刘雪庵都担任副主任委员。他们把学校仅有的七根金条埋藏起来，解放后，交给了军管会。
解放后，刘雪庵先后在无锡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是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刘雪庵奉调进京，负责筹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前身），然后便在该院任教，并担任副院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然满怀激情地谱写歌曲。《人民解放进行曲》、《挖去千年老穷根》、《翻身舞曲》、《来唱个翻身乐》、《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等，都是他解放初期的作品。
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国音协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邀请在京的音乐家围绕上述内容对领导提意见。有关领导亲临现场，消除与会者的顾虑，鼓励人们大胆讲话，刘雪庵第一个发言说：一、音协领导有宗派主义。……二、音协机构的学术性差……三、创作与批评的问题。他说：“在创作上，过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论及音乐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比如黄自的《农家乐》和我的《红豆词》，应当根据这些乐曲的意义和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对于开展理论与批评，繁荣创作艺术还是有好处的。”因为1957年2月，毛 泽 东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发表了九个来小时的讲话。毛指出：“艺术和科学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自由讨论的方法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刘雪庵听了毛的讲话录音，联系到音乐界的实际情况，认为领袖的讲话切中要害，被深深感动。他先后发表了文章《不怕跟内行吵架》和《一声春雷之后》，其中谈到在音乐界对某些作品的批评，往往失之粗暴，影响了一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他在文中写道：“也有一些批评，并不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观点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用抽象的，原则的，甚至是教条主义的闷棍，窒息了许多作家及理论家的创作活动。”
刘雪庵怎么会想到，当他在座谈会直抒胸怀，一吐为快时，已经掉进了一个深深的陷阱里。这时候，全国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反右了。他所在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连续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揭发批判。他本是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现在被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毒蛇。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连续召开他的批判会，批判他反动的文艺路线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人民音乐》等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领导、音乐界权威人士批判声讨他的文章。一盆盆脏水向他泼来，一根根棍子向他抽来，一顶顶帽子向他飞来。于是他成为音乐界的大右派，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行政撤职，留用审查，工资降三级，下放图书馆资料室任资料员。与刘雪庵在同一学院工作的妻子乔景云，为丈夫辩解了几句，也以“为右派丈夫辩护”为由被打成了右派。
反右派运动以后，刘雪庵的名字连同他的歌曲都销声匿迹了。他在学院图书馆资料室里默默地工作，有时候学院作曲系缺人讲课，也会让他去顶替一下；没人抄谱，也会召他回去抄写一下。他原本是国家一级教授，工资很高。反右派运动前，他自动要求降了两级，成为三级教授。打成右派后，降至六级。在这样的境地下，他仍然 “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从新闻中得知“世界上还有2/3的人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深感不安。当时他一家八口人，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仍决定节衣缩食，从每月不到150元的工资中拿出60元，以“刘世”的名义捐献出来，支援世界革命。这一捐款一直持续到wen革爆发，身陷囹圄为止。
在没完没了地检查交代之余，他仍坚持器乐和歌曲的创作。先后为毛 泽 东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绝.为女兵题词照》、《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菩萨蛮.黄鹤楼》谱曲，还创作了钢琴曲《小山雀》，编写了《乐理初步》、《曲调作法》和《中国简易和声新解》，撰写了百余万字的学习笔记。1959年，他创作了管弦乐曲《瞬间》，倾诉他心中的苦闷，期盼这场噩梦能瞬间过去。然而，作为右派，他的作品无处发表，也无人演奏演唱，只能束之高阁。他等待着，等待着有朝一日，能洗清冤情，重获自由。
但现实太残酷了。文化大革命像决堤的洪水向他凶猛冲来，冲毁了他的家，冲垮了他的期盼。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不仅是老右派，还是走资派（尽管没有职务）；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还是现行反革命。他是个高度（2700度）近视眼患者，即便戴上眼镜，看书写字也很吃力。有一次抄歌词，误将“反帝”抄成“美帝”，这一字笔误，他成了“现行反革命”。他被赶进“牛棚”，家被抄了12次。他多年珍藏的图书、字画、古董、照片，还有浸注他心血的手稿，统统被抄走了。而这一切，竟都一去不复返，刘雪庵只有望天兴叹。他被勒令扫街，红卫兵动辄用棍子抽打，有时把他打趴在地上。他不断被揪斗，在学校里斗，在家门口斗，还要游街，脖子上挂着三十来斤重的铁牌子……接着，他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从三室一厅的教授楼里被赶了出来，住进了一间四面不见阳光的小平房里。年过花甲，身体孱弱的刘雪庵，哪能承受得了如此的凌辱和折磨？他绝望了，只求一死。但他的几次反常举动，都被日夜为他提心吊胆的妻子发现了，她拦阻了他。乔景云救了丈夫一命，自己却未能幸免一死。一天她正在路上走着，一个同事故意将一张毛主席像扔在她的脚旁，然后诬告她“践踏毛主席像”（后来知道，此人是因怕她揭露自己的出身问题而先发制人，对她进行栽赃陷害的）。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红卫兵的毒打，打得她子宫脱垂。这时刘雪庵又被发配天津军粮城炮兵农场劳动。乔景云怕他再出事。就拖着病体和他一起去了农场。在那里整整呆了两年多，后来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被孩子们背上火车，回了北京。由于是现行反革命，连她的合同医院也拒绝收治，她只得在家里捱着。1971年11月18日，她含恨而死。数十年相濡以沫而又遭受株连、历尽磨难的妻子，永远地离他而去了。刘雪庵滴血的心口，又遭到致命的一击。他悲痛欲绝，度日如年……
1979年3月，蒙冤受屈二十载的刘雪庵得到“改正”。但仅仅是在会上作了宣布，书面的结论直到1982年才交给他本人，结论中仍然将《何日君再来》定为黄色歌曲。戏剧家金山走出监狱后，也来探望了刘雪庵。两位老友相见，感慨万千。不久，金山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想要把《屈原》重新搬上舞台。但40年前刘雪庵写的曲谱已经遗失，只好再求助于他。刘雪庵在人们的帮助下，硬是把原曲谱追忆了出来，还对某些地方作了修改。不料，此时社会上掀起了对《何日君再来》的又一轮批判。1980年代初，港台歌曲迅速传入大陆，其中包括歌星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有人惊呼：“《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曲现在开始在一些角落里传播……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对《何日君再来》的批判卷土重来。好在有一个叫沙青的记者，就在这个时候，他走进刘雪庵的家，采访了这位“已销声匿迹二十多年”的老作曲家。三天后，《北京晚报》刊登了沙青的专访报道。他在结束语中写道：“当我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心里涌出了一句话：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一声轻轻的呼喊，重重地捶在人们的心上。他为《何日君再来》鸣冤，为刘雪庵鸣不平！
1982年10月，刘雪庵出席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这是“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文代会。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大会上，竟还有人出来“清算”《何日君再来》，仍然说这首歌是汉奸歌曲！刘雪庵再也无法承受这个刺激了。他气得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双目失明了。从此，他卧床不起，有苦难言，只是默默垂泪。1985 年初，孩子们送他去住院治疗。他本可享受单人病房待遇，但由于无权无势无钱，医院说没有病房，住不进去；虽然与他几乎同时去医院的朋友住进去了。他被留在室里。嘈杂的环境，让他不得安宁；心头的疑虑，更是困惑着他。他原本是不愿去住院的，无奈褥疮在家得不到有效医治，只好听从孩子们的劝说去了医院，却落得这样的处境，使他的身心遭受了更大痛苦。他于1月1日住进室，在这里一直呆了一个多月，到2月份才被送进病房，但仍不是他该享受的单人病房，而是和一个因肠道手术失败、肠子暴露体外的患者同住一屋，而这位患者已感染上了绿霉杆菌！绿霉杆菌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病毒，它发展迅速，且难以抑制，对人体的正常组织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身体有创面的人最容易感染，而一旦感染，即难以救治。事实正是这样残酷！同屋病友身上的绿霉杆菌，悄悄地潜入长了褥疮的刘雪庵体内，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自知生命已走到尽头，垂危之际，他还嘱咐孩子们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国家。一代杰出的爱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雪庵，带着深深的遗憾与痛苦，于1985年3月15日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去了。
1985年5月18日，国家文化部、中国音乐学院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刘雪庵举行了追悼会。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杜利在悼词中对刘雪庵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1999年，田青编著出版了《老歌》，共选收歌曲100首，分为《兰色的梦》、《戎马天涯路》、《火红的时代》、《最响亮的歌》、《为自己歌唱》五个部分，各代表一个不同的时代。每个部分选收20首歌曲，从李叔同的《祖国歌》到谷建芬的《年青的朋友来相会》。《何日君再来》被选收在《兰色的梦》中，田青还曾为之赋诗一首：致刘雪庵：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没人怪他栖惶。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没有骂他颓唐。可为什么你唱了一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便被赶下歌堂？荒唐，荒唐。笑罢似觉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