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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披上科学外衣的诗人革命家

@夏骏
1998年，《知识分子》在伦敦出版，此后立即在大西洋两岸引起强烈反响，在英国和美国一版再版，始终畅销不衰。《知识分子》作者约翰逊笔下的马克思： [url]http://t.cn/SbCXaA[/url] 【《知识分子》一书中国大陆版被删部分，台湾版补齐】

马克思——披上科学外衣的诗人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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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面具
　　马克思（Karl Marx，一八一八—八三）对现实事件、人类心灵所产生的冲击，比任何一位现代知识分子都要来得大。之所以如此，最主要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概念与方法论吸引人——尽管他在这两方面确实对不够严谨的心灵有强烈的感染力——而是因为他的哲学已经在全球两个最大的国家（俄国与中国）及其众多卫星国，落实为实际的制度。就此而言，他可堪比拟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从五世纪到十三世纪，教会领导人最常阅读的就是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他的思想也因而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形成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但马克思的影响力更为直接，因为他想象自己所应拥有的那种个人独裁（底下将会讨论这一点），由他三个最重要的门徒——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付诸实现，并给人类带来难以衡量的后果。就此而言，这三人可说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十九世纪中叶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典型的十九世纪哲学，其特征就在于宣称自己是科学的。「科学的」，是马克思最强烈的赞美词，他惯用这个词来区分自己与其众多敌对者：他与他的作品是「科学的」，他的敌对者则否；他觉得已经找到一种类似达尔文演化论的科学方法，可以解释历史上的人类行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而且历来的其他哲学都不是科学，也不可能有其他哲学会是科学——这个观念深植于他的门徒所建立的国家官方教条中，因而左右了这些国家的学校与大学所有学科的教学。这种情形还扩及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因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者，为权力所蛊惑，而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则诱使许多教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纳入他们自己的学科领域，特别是不精确或看似精确的学科，像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与地理学。如果一九四一到四五年中欧与东欧争夺战中获胜的是希特勒，而非斯大林，而且希特勒把他的意志加诸世界上的广大地区，那么毫无疑问地，同样宣称科学的纳粹教条，譬如其种族理论，将被赋予学术的假面具，渗透到世界各地的大学之中。但军事上的胜利让马克思主义者占了上风，而不是纳粹。
　　
　　他其实是个诗人

　　因此，关于马克思，我们必须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他算是一位科学家？——如果他是的话。也就是说，在谨慎搜寻并评估证据以追求客观知识这一点上，他投入了多少努力？根据他的传记所揭露的，显然马克思主要还是一个学究型的学者，而且有两方面的学究血统。他的律师父亲海因利希，原本叫做希尔谢•哈列维•马克思，是犹太教士之子；这位教士同时也是犹太教典学者，是梅因兹（Mainz）著名犹太教士哈列维的后裔；哈列维之子敏兹是帕都亚的犹太教典学校负责人。马克思的母亲普列思博克同样是著名学者与贤人后裔的拉比之女。马克思是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于特利尔（Trier，当时是普鲁士领地），家里有九个孩子，但他是唯一活过中年的儿子，姐妹们分别嫁给工程师、书商、律师。这是个正在发迹的典型中产阶级家庭，马克思的父亲是个自由主义者，被描述为「一个真正的十八世纪法国人，非常熟悉伏尔泰与卢梭」。一八一六年，普鲁士颁布命令，禁止犹太人在法界与医界中担任高阶职位，海因利希遵守这个命令而成为新教徒，并在一八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让他的六个孩子受洗。马克思在十五岁接受坚信礼，有一段时间似乎是个狂热的基督徒。他就读于一所原属耶稣会、后来脱离教会的高中，毕业后进入波昂大学，接着又转到柏林大学，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他从未接受过任何犹太教育，也无此打算，而且不曾显示出对犹太诉求有任何的兴趣。不过，我们必须说，马克思发展出某种学究类型的性格特征，特别是犹太教典式的性格：他习于大量搜罗雷同的材料，并策划永远不会完成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对所有非学究型人物表现得尖刻轻蔑；与其他学者应对时极端武断且易怒。的确，可以说马克思所有的作品都有着犹太教典研究的印记：他的作品根本就是在评注与批判他那个领域里的其他作品。

马克思成为一位古典学者，后来更专注于当时所流行的黑格尔式哲学。他取得了博士学位，但却是在标准较柏林大学为低的耶拿大学，且其表现似乎从未好到足以在学院里得到一个职位。一八四二年，他担任《莱茵报》记者，并编了五个月的报，直到该报在一八四三年被禁；之后他在巴黎为《德法年鉴》及其他期刊撰稿，直到一八四五年被驱逐出境；接着他又到了布鲁塞尔，参与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在一八四八年为该组织撰写宣言（亦即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他被迫迁徙，落脚于伦敦，这次是永久定居于此了。在一八六○与七○年代，有几年的时间，他又投入革命政治，发起国际工人协会（译注：又称第一国际，一八六四年创立于伦敦）。不过，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伦敦，直到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去世，这三十四年间，他都在大英博物馆里为一部大部头的资本研究著作找材料，并尝试使其出版。一八六七年，他亲眼看到第一卷付梓，但第二及第三卷是由他的伙伴恩格斯根据他的笔记编纂，在他死后出版。

　　在那个时期，马克思过的是一种学者生涯。他曾经抱怨道：「我是一部被迫要狼吞书本的机器？」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他并不是真正的学者，而且根本就不是科学家。他的兴趣不在于寻找真理，而在于宣扬真理。马克思有三种分身：诗人、记者与道德家，每一种都很重要。三者加在一起，再结合无比的意志力，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与观察家。但他身上没有什么可称为科学之物，在所有重要的关节上，他其实是反科学的。

马克思的诗人身分比一般所认为的更具重要性，尽管他的诗意想象很快就被吸收到他的政治幻想中。马克思还是个小男孩时就开始写诗，主要环绕着两大主题：其一是他对邻居女孩燕妮的爱，他在一八四一年娶了这个兼具普鲁士与苏格兰血统的女孩；其二是世界的毁灭。他写了许多诗，其中三卷手稿送给了燕妮，并传给他们的女儿劳拉；一九一一年劳拉死后，这些诗稿就不知去向。但还是有四十篇诗作留存下来，包括一部悲剧诗篇《奥兰宁》，马克思许之为他那个时代的《浮士德》。有两篇诗作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发表于柏林一份名为（《阿西娜》的刊物上，题为〈野蛮人之歌〉）；野蛮是他的诗篇中常见的调子，加上对于人类处境强烈的悲观、憎恨、堕落与暴力的迷惑、相约自杀、与恶魔的约定等。「我们受缚、破碎、空虚、害怕／永远被链锁在大理石般冷冽的存有上，」年轻的马克思写道：「……我们是冷酷上帝豢养的人猿。」他让自己以上帝的位格说出「我将对人类吼出巨大的咒诅」，而诗作外表下所蕴含的概念是：有一个普遍性的世界危机正逐渐形成。他喜欢引用歌德作品《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的对白：「一切存在之物皆当消亡」，譬如在反对拿破仑三世的小册子《雾月十八日》中就用上这句话，且终其一生都怀有这种既存体系即将遭受巨大灾难的末日幻想。这种幻想出现在诗作中，作为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的背景，而且还是《资本论》的高潮所在。

　　简言之，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末世论作家。著名的例子像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中，有一个段落令人想起马克思的诗作，主题是关于「末日审判」；「当城市燃烧的火光映照于天空……当『天国和谐曲』在如雷炮声的伴奏下，响起《马赛曲》与《卡曼纽》的旋律（译注：这两首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革命歌曲），当断头台打起拍子、激昂的群众尖叫着『大事必成、大事必成』（译注：这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歌曲中的歌词），而自我意识被吊上了灯柱（译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群众视巴黎的路灯为政府的象征物，捣毁路灯并把被他们杀害的人吊在灯柱上）。后来在《共产党宣言》里又出现《奥兰宁》的回声，无产阶级披上了英雄的斗篷。在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四日的可怕演说「历史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中，马克思诗作里的末日论调再次爆发：恐怖、刻上红色十字的房子、灾难的隐喻、地震、地壳崩裂时喷出的岩浆。重点是，马克思的最后审判日概念，不管是阴森可怖的诗词渲染或日后的经济学说法，都只是艺术的幻想而非科学的见解。这个概念一直在马克思心中，当他成为政治经济学家时，他以之为起点倒推回溯，寻找使之必然成立的证据，而不是从客观检视过的数据里推论出这个概念。马克思的历史预测之所以如此戏剧性、对那些相信资本主义之灭亡与审判即将到来的激进读者们有这么大吸引力，当然是诗意元素使然。诗人的天赋不时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显现，留下一些令人难忘的章节。就此而论，马克思凭借的是直觉，而非推理或计算的能力，他终究是个诗人。

   但他也是个记者，从某方面来看，他还是个好记者呢。马克思发现，策划一本大部头的书，不只是困难，根本就是不可能，更别提撰写了，连《资本论》都是把一系列文章兜凑而成，并无任何真正的形式。但他很适合针对刚发生的事件写出短而犀利、代表个人意见的文章。他相信社会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因为他的诗意想象是这么告诉他。所以，几乎每一件大新闻，他都可以牵连到此一普遍性原则上，这使得他的新闻写作具有显著的一致性。一八五一年八月，有一个追随过老一辈社会主义者欧文（Robert Owen）的人，叫做达那，现在是《纽约论坛报》资深主管，他请马克思担任该报的欧洲政治新闻记者，以一篇一英镑的代价每周写两篇稿子。在接下去的十年间，马克思写了将近五百篇稿，其中有大约一百二十五篇是由恩格斯捉刀。这些稿件在纽约还要经过审订与大幅改写，但其中强而有力的论证完全是马克思的，这也是这些文章的力量所在。事实上，他最大的天赋就是做一个评论记者。他对隽语格言的运用十分精彩，但多不是他自己发明。马拉（Jean Paul Marat，译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想出「工人无祖国」与「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他们的锁链」；关于布尔乔亚阶级穿的衣服背面绣有封建纹章这个著名笑话，出自海涅（Heinrich Heine)，「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是；布朗（Louis Blane）提供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出自沙佩尔（Karl Schapper）的是「各国工人，联合起来！」；而出自布朗基（Auguste Blanqui）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但马克思也能想出他自己的：「德国人在政治上考虑过的，正是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人绕着它转，直到他开始绕着自己转。」「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共妻制。」「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敢于向他的敌人叫嚣这样的话：『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统治阶级的观念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他甚至还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在论证中的正确时机、以极具破坏力的组合，凸显别人的话并善加利用。至今不曾有任何政论写手超越《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三句话：「工人失去的只是他们的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正是马克思对于有力短句的新闻眼光，挽救他的哲学免于被遗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
　　
　　失败的学者

　　如果诗提供了影像，新闻隽语为马克思的著作打光，那么学术名词就是它的压舱石。马克思是个学者，或是更糟，他是个失败的学者。心怀怨愤、想当教授没当成的马克思，打算创建新的哲学学派，好让世人大吃一惊，这个学派同时也是一项行动计划，目的是要让他掌握权力。因此，他对黑格尔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序中说道：「我坦承自己是那位大思想家的门徒」，而且《资本论》里「在讨论价值理论时，卖弄起黑格尔式术语」。但他说，他自己的「辩证方法J与黑格尔的「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者，但「另一方面，就我的看法，观念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其中被改造过的物质事物而已」。因此，他主张「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辩证法是倒立的。如果你们想要发现隐藏在神秘包装之内的合理内核，就必须把它再转正朝上。」

　　当时，马克思想以这项发现获取学术名声，他自认为黑格尔方法的这项致命缺陷是他的惊人发现，使他能够以新的哲学取代整个黑格尔体系。的确，这是一种将使一切既有哲学过时的超哲学，但他仍然接受黑格尔辩证法是「人类理解之钥」，不仅加以使用，而且终其一生都无法挣脱。因为辩证法及其「矛盾」解释了不断升高的普遍性危机，这是源自他青少年时期的诗意幻想。他在迈向生命终点时写道（－八七三年一月十四日），商业循环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且将产生「这些循环的顶点，亦即一次普遍危机」，以至于「把辩证法灌进」「新的德意志帝国暴发户们」头脑里去。

　　这一切与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有任何的关系吗？一点关系也没有。正如马克思的哲学起源于诗意的幻想，其哲学的阐释也只是搬弄学术术语而已。但要启动马克思的知性机制，需要的是一种道德冲动。他在对高利贷与放债者的憎恨中找到这种道德冲动，此一强烈情绪与他自己的财务困难有直接关连（底下我们会谈到这一点）。

　　在他最早的一些严肃著作中，如一八四四年发表于《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两篇，可以找得到这种情绪的表现。黑格尔的门徒全都反犹，只是程度各有不同；一八四三年，鲍尔（Bruno Bauer）这位黑格尔左派中的反犹领导人物，发表一篇文章要求犹太人彻底放弃犹太教。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就是对这篇文章的响应。他并不反对鲍尔的反犹立场，事实上他同样反犹并为之背书，还引用其说法以示赞同，但他不同意鲍尔的解决办法。鲍尔相信，犹太人的反社会本性源自其宗教，可藉由撕裂犹太人与其信仰间的连带而加以治愈，马克思对此加以反驳。依马克思的看法，犹太人问题是一种社会与经济之恶，他写道：「我们来观察一下现实的犹太人。不是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平素的犹太人。」他问道：「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的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崇拜是什么呢？做生意？他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犹太人已经逐步把这种「实际的」宗教散布到全社会：

　　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此外别无他神可以存在。钱贬抑人类的众神，并把众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自足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本有的价值，包括人类世界和自然界。钱是人类劳动与存在的异化本质：这个本质支配人类，人类却向它膜拜。犹太人的神已经世俗化，成为世界的神。

　　犹太人已经腐化了基督徒，令基督徒相信「他们除了比自己邻居富有外，在人世间没有别的使命」，而「整个大地都是交易所」，政治权力则已成了金权的「奴隶」，因此，解决之道在于经济。「拜金犹太人」已经成了「现代的一般性反社会因素」，而要「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就必须消除制造犹太人金钱活动的「前提」、「可能性」。消除了犹太人对金钱的态度，则犹太人及其宗教，还有犹太人加诸世界的腐化基督教义，都会一起消失：「只有将自身从做生意和金钱解放出来，因而也是从现实的、实际的犹太教解放出来，我们的时代才能自我解放。」

　　至此，关于世界出了什么差错，马克思的说法是学生酒馆里的反犹主义加卢梭的综合体。在之后的三年里，亦即一八四四到四六年，他扩展这套说法而成其成熟期的哲学；在这段期间，他认定社会的邪恶元素、他所反抗的高利贷金权，不只是犹太人，而是整个布尔乔亚阶级（BookinG注：资产阶级，来自法语bourgeoisie）。为了确认这一点，他巧妙地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一边是金权、财富、资本，也就是布尔乔亚的工具，另一边则是新的救赎力量：无产阶级。这番论证是以严格的黑格尔学派用语来表达，把德国哲学术语的可观资源全都用上，尽管其背后显然是道德性冲动，而最终的想象（末日危机）依然是诗意的。因此，革命即将到来，在德国，这将是哲学性的：「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领域解放出来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简言之，这个领域就是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救赎才能救赎自身。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定阶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似乎是在说，无产阶级，这个不是阶级的阶级、这个阶级性与各阶级的溶剂，是一种没有历史的救赎力量，无视于历史定律且最后要终结历史——奇怪的是，这种说法本身是一种非常犹太式的概念，无产阶级成了弥赛亚、救世主。革命包括两个元素：「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因此，知识分子将形成精英、一般人，而工人则是战斗步兵。

　　马克思把财富界定为扩张至整个布尔乔亚阶级的犹太金权，并以其新哲学的意涵为无产阶级下定义，接下来他要运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迈向其哲学核心，也就是导向重大危机的各种事件。这段关键的文字如此做结：

　　私有财产孕育了无产阶级做为自身的判决，而无产阶级执行之；正如薪资劳动带给别人财富、带给自己悲惨作为自身的判决，也是由无产阶级来执行。如果无产阶级胜利，这绝不意味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专制者，因为唯有藉由废除自身及其对立面，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届时，无产阶级及其命定的对立面——私有财产——都将消失。

　　至此，马克思成功定义了最初见于诗意想象中的大灾难。但这是德国学院用语下的定义，并不具备大学课堂外之现实世界用语下的任何实际意涵。

　　即使当马克思开始赋予这些事件政治意涵时，用的依然是哲学术语：「非革命无以致社会主义于存在。当组织活动开始时，当灵魂、物自身出现时，社会主义才能将所有的政治面纱全部抛开。」马克思真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和维多利亚女王写信时一样，经常给文句画底线。但他画的底线对于传达意思并无太多的实际帮助，他的意思依然淹没在德国学院派哲学晦涩难解的概念中。为了增强其概念的说服力，马克思再次诉诸惯用的夸大手法，强调他所描述的是全球性的过程，但依然是术语连篇。像是：「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行动，共产主义，只能有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或是：「共产主义只有在其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同时发生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仰赖此一发展的世界商业为前提。」然而，即便马克思的意思清楚，他的叙述不必然具备任何有效性，充其量只是一位道德哲学家的附带意见。如果把我上面所引文句的意思颠倒，听来也同样有理或同样无理。那么，有什么样的事实、来自现实世界的证据，可以把道德哲学家的这些预言、这些天启转换成科学？
　　
　著作远离事实

　　马克思对于事实证据的态度模棱两可，就像他对待黑格尔的哲学一样。一方面，他耗费数十年生命在收集事实，累积成一百本以上厚厚的笔记，但这些都是在图书馆、在蓝皮书（译注：指英国政府或议会报告书）中找到的事实。至于用自己的眼睛与耳朵、透过检视这个世界与居住其中的人们而发现的事实，引不起马克思的兴趣。他无可救药地全然埋首案牍之中，地球上没有任何事物能让他离开图书馆与研究。他对贫穷与剥削的兴趣可追溯至一八四二年秋天，当时他二十四岁，写了一系列文章谈规范当地农民捡柴权利的法律。据恩格斯所言，马克思告诉他：「是他对于盗林相关法令的研究，加上对摩塞尔（Moselle）地区农民阶级的探讨，使他的注意力从纯政治转向经济状况，进而转向社会主义。」但并无证据显示马克思与农民、地主实际交谈过，或看过当地的状况。同样地，他在一八四四年为金融周刊《前瞻》写过一篇谈西里西亚织工苦况的文章，但他从未去过西里西亚，而且就我们所知，他也从未与他所描述的任何织工交谈过——如果他真这么做过，那就太不像马克思了。马克思一生都在写财金与工业方面的文章，但他只认识两个有财金与工业背景的人。一个是在荷兰的叔叔飞利浦（Lion Philips），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所创办的公司后来成为飞利浦电器公司这家大企业。如果马克思能花点时问去了解，飞利浦叔叔对整个资本主义进程的看法既博闻又有趣，但他只请益过一次，是关于高层金融活动中的一项技术性问题。虽然他四度拜访飞利浦，都是为了家庭用度的纯个人事务。另一位见多识广的人士就是恩格斯本人，但马克思回绝与恩格斯同访一间棉花厂的邀约，而且就我们所知，马克思在他一生中，从未涉足任何磨坊、工厂、矿场或其他工业场所。

　　更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敌视具有这方面经历的革命同志，也就是政治觉醒的工人。他一直到一八四五年才头一次和这样的人碰面，当时他到伦敦做短期访问，并出席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一场会议。他不喜欢所见到的情景：这些人大多是技术工人、表匠、印刷工、鞋匠，其领导人是一位林务员；他们自我教育、守纪律、严肃、有礼貌、非常不喜放荡不羁的名士作风、很想改变社会但做法温和稳健；他们不认同马克思的末日想象，特别是不讲他的学院术语。马克思蔑视这些人：革命炮灰，如此而已。马克思总是喜欢与像他这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合作。他与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时，还有组成国际工人协会时，都设法将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排除在任何有影响力的职位之外，在委员会中也只是以无产阶级代表身分聊备一格。他的动机有一部分是知识分子的势利眼，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些有工厂实际经历的人较倾向于反暴力，支持温和、渐进的改良——他们见多识广，对于马克思宣称末日式革命不仅必要且势不可免的说法，抱持着怀疑。马克思有些最为恶毒的攻讦就是针对这类型的人而发。一八四六年三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于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上，他迫使魏特林（William Weitling）接受某种形式的审判。魏特林是个穷苦洗衣妇的私生子，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个裁缝学徒完全凭借自学苦读，在德国工人之间赢得广大支持。这场审判的目的是要坚持教条的「正确性」，并压制工人阶级分子的傲慢，这些人缺乏马克思认为必要的哲学训练。马克思对魏特林的攻讦火力异常猛烈。马克思说，魏特林有罪，因为他发动了一场没有教条的骚乱。这在野蛮的俄罗斯完全没问题，在那里，「你可以和愚蠢的年轻人、和基督的使徒们成功地建立联盟。但在像德国这种文明国家，你必须了解，没有我们的教条是不可能办成任何事情。」而且，「如果你试图影响工人们，特别是德国工人，却没有一整套的教条和清楚的科学观念，那么你就只是在玩一场空洞且不顾后果的宣传游戏。一方面不可避免会塑造出一位神灵感应的使徒，另一方面则是一群张大嘴听他胡扯的驴蛋。」魏特林的答复是，他还没沦落为只知书面研究所制造之教条的社会主义者，他是为实际的工人们讲话，不会听命于纯理论学者之见，这些学者离现实劳动的苦难世界太远了。一位在场目击者说，这番话「令马克思暴跳如雷，他以拳头猛击桌面，力道之大，连桌灯都摇晃起来。他跳起来大叫：『无知完全无济于事！』」会议结束后，马克思「依然在房间里愤怒地来回踱着大步」。

　　日后的攻讦继续着这种模式，包括攻讦工人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以及针对工作、薪资等实际问题鼓吹实用性解决办法，而非教条主义式革命，因而取得工人广大支持的任何领导人。马克思攻击过排版工人出身的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农业改革者克利盖（Hermann Kriege)，以及第一位真正有重要影响力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劳工组织家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在《反克利盖的通告》中，对农业、特别是对克利盖移居的美国农业一无所知的马克思，痛批克利盖所提配给每个农民一百六十英亩公地的主张，他说应该利用分配土地的承诺来征召农民，但共产社会一旦建立，土地就必须集体持有。蒲鲁东是一个反教条主义者，他写道：「看在老天的份上，在消灭所有先验的（宗教）教条主义之后，我们千万别试图给人民灌输另一种的教条……别使自己成了另一种不容异端的领导人。」马克思讨厌这段文字。他对蒲鲁东的猛烈抨击之作《哲学的贫困》写于一八四六年六月，书中指责蒲鲁东「幼稚」，对经济学与哲学极端「无知」，尤其是用错了黑格尔的观念与技巧：「蒲鲁东先生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认识仅限于一些成语而已。」至于拉萨尔，则成了马克思最粗暴的反犹太种族讥刺之受害者：他是「伊戚希男爵」（Baron Itzig，译注：十九世纪一部德国小说中利欲熏心、玩弄阴谋诡计的犹太人角色）、「犹大黑人」、「－个靠生发油和廉价珠宝遮掩的油腻犹太人」。「现在我完全明白，」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七月三十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他的头形和他的头发生长情况显示，他是当初和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黑人后代（除非他的母亲或父亲那边的祖母和黑人私通）。犹太人与黑裔日耳曼人的这种结合，必然要产生异于寻常的杂种来。」

　　当时的马克思既不愿亲自调查工业中的工作状况，也不愿向经历这些状况的聪明工人学习。他何必学呢？他在一八四○年代末期就已经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根据所有的必要材料，得到人类命运的结论。剩下的就只是找出事实加以证实，这些事实可以在新闻报导、政府蓝皮书与前人著作所收集的证据中搜罗，而这些材料全都可以在图书馆内找到。何必再找答案？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就在找到正确的事实——合乎结论的事实。哲学家雅斯培（Karl Jaspers）曾给马克思的方法做了个很好的摘要：

　　马克思的写作风格不是研究调查的风格……他不引用与自己的理论相冲突的例子或事实，只引用清楚支持或确证他视之为终极真理者。整个做法是一种辩护，而非研究调查，是对宣称令人信服的完备真理所做的辩护，但这不是科学的信服，而是信徒的信服。

　　那么，就此而论，「事实」并非马克思著作的核心，而是附属性的，用以支持无关事实、早已达致的结论。那么，《资本论》，这座马克思的学者生涯所依赖的纪念碑，就不应被视为是在考察该书声称所要描述的经济进程之性质，而是道德哲学的演练，类似卡莱尔（Thomas Carlyle）或罗斯金（John Ruskin）的小册子。这部著作是长篇大论且往往前后不一致的布道文，是一个对工业进程与所有制原则怀有强烈、但本质上非理性之恨意的人所发动的攻击。奇怪的是，其中并无一个核心论证来整合书中内容。马克思原本在一八五七年所构想的这部著作包含六卷：资本、土地、工资与劳动、国家、贸易，最后一卷是论世界市场与危机。但事实证明，完成这个计划所需的自我纪律超出了马克思的能力极限。他实际完成的唯一一卷（令人困惑的是，这一卷其实是两卷），实在是毫无逻辑可言，而是任意编排次序的一系列单篇文章。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发现这部书的结构如此混乱，因此认为读者「必须」跳过第一部，从第二部第四章开始看起。但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评注者愤怒地驳斥了这种诠释。事实上，阿图塞的做法并无太大帮助。恩格斯自己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摘要，只是更凸显该书结构上的弱点，甚至是毫无结构可言。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从一千五百页的马克思笔记中弄出第二卷，并改写了其中四分之一。其结果是沉闷、杂乱的六百页文字讨论资本流通，多半是在评论一八六○年代的经济理论。恩格斯从一八八五到九三年整理出来的第二卷，探讨之前尚未提到的资本之所有面向，但只是一系列的笔记，其中有一千页在谈高利贷，大部分是马克思的备忘便条。这些材料几乎都写于一八六○年代初期，与马克思撰写第一卷是同一时期。所以，事实上没有什么可以阻碍马克思亲自完成这本书，除了精力不足外，还有就是自己不晓得这本书根本杂乱无章。

　　我们不打算讨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因为马克思实在不太可能以这种形式发表，或许他真的不打算加以发表，因为事实上他有十五年时间没有处理这些材料。至于他所完成的第一卷，真正重要的只有两章：第八章〈工作日〉，以及后半卷末尾的第二十四章〈原始积累），这章里头包括著名的第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这一节都不是科学分析，只是一篇预言。马克思说，一、「大资本家的人数将会逐步减少」；二、「贫穷、受压迫、被奴役、堕落与受剥削的大众则相应增加」；三、「工人阶级越来越愤怒」。这三种力量加在一起，产生出黑格尔式危机，或者说是他在青少年时期诗意想象灾难的政经版：「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无法兼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的丧钟就要响起。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种说法十分振奋人心，也取悦了许多世代的社会主义狂热分子，但就其宣称为科学预测而言，并不比一本占星流年命书强。

　　相较之下，第八章（工作日〉倒是一篇资本主义冲击英国无产阶级生活的事实分析；事实上，这一章是马克思著作中唯一从实际面处理工人议题，也是他的整个哲学表面上的主题，因此，其「科学」价值值得我们加以检视。如我们之前所言，因为马克思真正在寻找的事实只限与其成见相符者，也因为这种做法与所有科学原则相冲突，所以该章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除了带有偏见地筛选事实之外，马克思是否也曲解或篡改了这些事实？现在我们必须对此加以考虑。

　　该章试图证明——这也是马克思道德控诉的核心——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逐步强化对工人的剥削，因此，资本主义雇用的人越多，就会有越多的工人被剥削，也正是这个道德上的严重恶行导致最终的危机。如果要以科学方法证成他的论点，马克思必须证明底下两点：一、尽管前资本主义工作坊的工作条件已经那么糟，但在工业资本主义下，情况还要更糟得多；二、既然资本的特性是非人、无情，那么在资本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中，对工人的剥削将升高到最严重的地步。但马克思连第一点都不想去证明。他写道：「英国从大工业产生到一八四五年这段时期，我将只略加触及，至于更完整的细节，请读者参考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还说，后续的政府出版品，特别是工厂视察员报告，肯定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方法本质的洞见」，并证明「他对工厂环境描写入微的用心多么令人惊叹」。
　
　不了解资本主义的《资本论》

　　简言之，马克思对一八六○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工作条件之科学考察的第一部分，完全只根据一部二十年前出版的作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么，这唯一的资料来源，又可赋之以多少的科学价值呢？恩格斯生于一八二○年，是莱茵地区巴尔曼（Barmen）一位成功的棉布制造商之子，在一八三七年参与了家族事业。一八四二年，他被送到曼彻斯特分公司，在英国待了二十个月。在这段期间，除了曼彻斯特之外，他还去过伦敦、奥德罕、罗奇代尔、阿希顿、利兹、布拉福与哈德斯菲尔德等地。因此，他在纺织贸易方面有直接的经验，但对英国其他方面的状况，就没有第一手的认识了。例如，他对采矿一无所知，也从未下过任何矿坑；对于乡村地区或乡村劳工，他也毫无认识，但他在书中花了整整两章谈〈矿工〉与〈田地上的无产阶级〉。一九五八年，两位严谨的学者，亨德森（W. O. Henderson）与查洛尼（W. H. Challoner)，重新编译了恩格斯的书，并检视他的数据出处及所有引文的原文。他们的分析结果几乎彻底摧毁了这本书的客观历史评价，并还原其真正的面貌——一部政论作品、一本宣传册子、一篇长篇演讲稿。恩格斯撰写这本书时，曾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在世界舆论的审判庭上，控诉英国中产阶级所犯下谋杀大众、批发抢劫及法条里的一切罪名。」

　　这段话差不多为这本书做了总结：这是一本列举罪状的起诉书。书中许多部分，包括对前资本主义时期及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所有考察，并非根据第一手资料，而是一些评价有问题的二手数据，特别是盖斯克尔（Peter Gaskell）的《英国制造业人口》，这是一本浪漫神话的作品，试图证明十八世纪是英国自耕农与工匠的黄金岁月。事实上，正如一八四二年的「皇家童工问题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所证明，前资本主义小作坊的工作条件比兰开夏的新型大棉厂要糟得多。尽管恩格斯把他所引用的资料说得好像出版没多久，但其实那都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甚至四十年以前的出版品。他提供夜班工人的私生子数据，却不提这些数据是一八○一年的资料；他引用一篇关于爱丁堡公共卫生的新闻报导，却不让他的读者知道那是写于一八一八年。在书中许多地方，他对那些使其过时证据效力尽失的事实与事件视而不见。

　　恩格斯对数据的曲解究竟是蓄意蒙蔽读者，抑或是自欺，我们并不那么清楚；但有时候，这种欺骗显然是有心之作。他引述一八三三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所揭发的恶劣工作条件，却不告诉读者一八三三年已经通过阿尔朔普爵士的「工厂法」，并已实施有年，目的就是要消除委员会报告中所提到的状况。他在运用主要参考数据之一，凯医生（Dr J. Kay）的《曼彻斯特棉纺织业受雇工人阶级的生理与道德状况》，也采取了相同的瞒骗手法：该书促成地方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根本改革，但恩格斯却提都不提。当犯罪统计数据不支持恩格斯的论点时，他便加以曲解或忽视。事实上，他不断地蓄意隐瞒与其论证抵触或化解他所要揭露之「罪孽」的那些事实。仔细检查过恩格斯引自二手数据的文句之后，显示这些引文往往被删节、浓缩、篡改或歪曲，却一律放在引号之中，彷佛一字未改似的。亨德森与查洛尼版本中处处可见的脚注，列举出恩格斯的歪曲与不诚实。单单看第七章的一节〈无产阶级〉就好，在一五二、一五五、一五七、一五九、一六○、一六三、一六五、一六七、一六八、一七○、一七二、一七四、一七八、一七九、一八二、一八五、，八六、一八八、一八九、一九○、一九一、一九四与二○三页，都出现包括事实与誊写的错误。

　　马克思不可能不知道恩格斯著作有这些问题、甚至是不诚实，因为其中许多问题早在一八四八年，就由德国经济学家西尔第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在一本马克思熟知的出版品中仔细揭露。不仅如此，马克思自己还蓄意强化恩格斯的曲解：对于恩格斯的书出版后，各种工厂法及其他补救性立法的强力执法所带来的大幅改善，而且影响所及正好就是恩格斯所凸显的那些状况，马克思都略而不告诉读者。无论如何，马克思在这些一手与二手书面资料的运用上，与恩格斯著作同样粗略轻率、带有偏见地扭曲与明显地不诚实。事实上，他们往往同谋欺骗，只不过马克思编起谎来更加胆大妄为。在一次特别恶名昭彰的案例中，马克思更是超越了自己的记录。那是一八六四年九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所谓的「就职演说」，马克思为了煽动冷漠的英国工人阶级，急于证明他们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于是蓄意篡改格莱斯顿（W. E. Gladstone）的一八六三年预算演说。格莱斯顿在评论国家财富增长时，是这么说的：「我应当怀着几乎是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与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但是，他又说：「我们很高兴知道，英国劳动者的一般状况在过去这二十年间的改善程度，就我们所知是极为少见的，我们几乎可以宣称这在任何国家、任何年代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马克思却在他的演说中，让格莱斯顿的话变成：「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正因为格莱斯顿所言属实，而且有许多统计数据为证，也因为不管怎么说，大家都知道格莱斯顿一心认为有必要确保财富尽可能广泛分配，所以马克思很难想出更肆无忌惮的方式来颠倒其意。《晨星报》被马克思当成数据来源，但这家报纸，还有其他报纸与《汉萨德》（Hansard，译注：亦即议会议事录，因为长达一百一十五年期间是由英国印刷商汉萨德〔Luke Hansard〕及其子承印而得名），都正确转述了格莱斯顿的话。尽管有人指出马克思引用错误，但他在《资本论》中再犯同样的错，及其他与事实不符的错误。而当这项错误再次被提及并指责时，马克思又大洒墨水制造混淆；有二十年之久，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还有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都卷入这场纷争，试图为无可辩之事做辩护。他们始终无人承认最初那个显而易见的错误，而这场争辩的结果是顺了马克思的意图，让有些读者留下争论两造各执一词的印象。其实根本无争论可言，马克思知道格莱斯顿从未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他是蓄意欺骗。这种情形不只一次，马克思同样篡改过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话。

　　马克思有计划地篡改引用资料，在一八八○年代就已引起两位剑桥学者的注意。这两位学者以法文修订版（一八七二―七五）的《资本论》为本，在剑桥经济学社发表一篇报告，题为〈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十五章对蓝皮书的运用〉。这两位学者说，他们一开始查对马克思的数据出处，「是想要针对某些论点推导出更完整的信息」，却震惊于「越来越多的不符之处」，于是他们决定检视「如此明显之错误的影响与重要性」。他们发现，蓝皮书内文与马克思引文之间的差异不单是疏漏所致，「更显示有一种造成曲解的力量存在」。他们发现，在某些情形下，引文经常「视情况所需而删节缩短，这些删去的段落很可能大大不利于马克思试图证明的结论」。另外一些情况则是，「从报告书中不同部分的个别叙述抽出，拼凑成虚构的引文；接着，给这些引文加上引号，以蓝皮书直接引文的所有权威加诸读者。」在缝纫机这个主题上，「他以骇人听闻的鲁莽方式运用蓝皮书……就为了证明与蓝皮书真正内容恰恰相反的结论。」这两位学者下了一个结论：他们的证据或许「不足以提出蓄意篡改的指控」，但的确显示「在权威的运用上有一种几乎是犯罪的鲁莽」，并证明「应以持疑的态度处理马克思著作的其他部分」。

　　真相是，即便对马克思的证据运用方式进行最轻描淡写的审查，都会令我们不得不以多疑的心态，看待他所撰写每一篇有赖事实资料的文章。他从来都不值得信赖。资本论的关键第八章整章，都是为了证明一个禁不起客观检视的论点，而进行蓄意且有计划的篡改。他犯了四项造假之罪：第一，他采用过时的材料，因为新的材料不支持他的论点；第二，他挑选某些状况特别糟的产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这种欺骗对马克思特别重要，因为不这么做，他根本就写不出第八章。他的论点是：资本主义会制造出越来越糟的状况；资本雇用的工人越多，就必须以更恶劣的方式对待工人，以确保有足够的收益。他所详细引用以证明此一论点的证据，几乎都来自老旧行业里小型、效率差、资本化程度偏低的工厂，而且这些行业多半都是前资本主义式，如制陶、制衣、锻冶、面包烘焙、火柴业、壁纸业、花边编织。以他所举的特殊例子而言，有许多行业的状况之所以糟糕，正是因为工厂缺乏资本，所以没有办法引进机械设备。结果，马克思所讨论的是前资本主义的状况，却忽视就在他眼前的真相：资本越多，苦难越少。等他真的论及高度资本化的现代产业，就发现缺乏支持其论点的证据；因此，在讨论钢铁业时，他只好遁回眉批插话式的评论（「多么没心没肝的坦率！」「多么油嘴滑舌的措词！」）；讨论铁路业时，则被逼得把意外事件旧闻的发黄简报拿出来用（「最新的铁道灾难」），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他主张每位乘客每旅行一哩的事故发生率不断上升，但事实上，这项数据正大幅下滑，而且到了《资本论》出版时，铁路已经成为世界史上最安全的大众旅行方式。

　　第三，马克思从工厂视察报告中引用一些状况恶劣、虐待工人的案例，彷佛这些是体系不可避免的常态。其实，这些案例是被视察员称为「骗子厂主」的责任，这些厂主就是视察员奉命侦查并起诉的对象，所以正逐步被消灭。第四，马克思以视察报告作为主要证据，正好暴露出他最大的骗局。他的论点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是无法改造的，而且，布尔乔亚国家与资本主义连手陷工人于惨境中，因为国家「是管理整个统治阶级共同事务的执行委员会」。但如果这是真的，国会就绝不会通过各种工厂怯，国家也不会去执行。可以说，经过马克思选择性引用（有时还加以篡改）的事实，全都出自国家（视察员、法院、治安法官）改善现况的努力，这些努力必然涉及揭露与惩罚那些该为恶劣状况负责的人。如果此一体系未曾自我改革——按马克思的推论，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么《资本论》也就不可能被写出来了。因为马克思不愿亲自实地考察，只好被迫仰赖那些被他指为「统治阶级」的人所提供的证据，而这些人正试图把事情导向正轨，而且成效日著。如此一来，马克思只得曲解他的主要证据来源，不然就要放弃他的论点。因此，这本书是结构性地不诚实，当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

　　马克思因为不曾尝试去理解工业的运作方式，所以无法掌握或不想去掌握底下的事实：打从工业革命萌发之初，也就是一七六○到九○年间，那些能够取得充裕资本且有效率的制造商，一直都乐于给他们的劳动力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因此，他们倾向于支持工厂法立法，以及和立法同样重要的有效执法，因为这样可以消除他们眼中的不公平竞争。所以状况有所改善，也因为状况有所改善，工人们并未如马克思预言起而造反，这位预言家因而受窘。我们阅读《资本论》所得到印象是：马克思根本就不了解资本主义。他之所以不了解，正是因为他不科学：他没有亲自考察事实，也没有客观运用别人考察得来的事实。从头到尾，不只是《资本论》，还包括他所有的著作，都反映出对真相的藐视，有时可以说是轻蔑。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体系，不能产生它所声称的结果；因此，称之为「科学的」，实在是太荒谬了。

民主独裁的化身

　　如果对真理之爱不是马克思的动机，尽管他看似个学者，那么，什么才是生命中激励他的力量？为了找出这个力量，我们必须更加仔细检视他的人格特质。我底下所要说的是个事实，从某些方面来看，还是个令人沮丧的事实：许许多多的知性作品并非出自大脑与想象力的抽象运作，而是根源于深层的人格。马克思就是此一原理的显著范例。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的哲学是他诗意想像、新闻技巧与学究气的混合表现；但我们还可以证明，其哲学的实际内涵也与其人格的四个面向有关：嗜好暴力、渴求权力、理财无方，尤其是他惯于剥削身边的人。

　　一直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之中、且由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实际行为所不断展示的暴力意味，其实就是马克思本人的一种投射。马克思一辈子都生活在激烈的言词暴力氛围中，这些言词暴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成激烈的争吵，有时还演变成身体上的攻击。后来成为马克思夫人的燕妮对马克思的第一个印象，可以说就是马克思家人之间的争吵。在波昂大学时，马克思因为携带枪枝而被警方逮捕，几乎被退学；波昂大学的档案显示，他涉及学生之间的冲突、与人决斗，并在左眼留下一道伤口。马克思与家人的争吵使父亲晚年抑郁而终，最后并导致与母亲彻底决裂。燕妮保留下来的早期书信中写道：「请不要写得这么怨恨恼怒」，显然他与人不间断的争吵，许多是源自他惯于在书写时使用激烈的词句，言语中更是如此，而且往往是受酒精刺激所致。马克思并非酒鬼，但经常喝酒，而且往往喝得很凶，有时还与人拚酒。马克思有一部分的问题是，从二十几岁开始，他就一直都是个流亡者，几乎只生活在外国城市里的流亡社群中，主要是来自德国的流亡社群。他很少接触这些流亡者之外的人，也从不试着与别人打成一片。而且，他所交往的这些流亡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狭隘的团体，革命政治是他们全部的兴趣所在。这个情况本身有助于解释马克思对于生命的狭隘观点，而且很难想象有哪一种社会背景更能诱发他好争吵的本性，因为这种流亡圈子一向以争辩凶狠而声名狠藉。据燕妮的说法，除了在布鲁塞尔外，这种争吵从没停过。马克思在巴黎磨坊路的编辑会议必须把窗户关起来举行，这样外面的人才不会听到那没完没了的吼叫。

　　但这些都是漫无目标的争吵。从鲍尔开始，马克思和每一个交往的人吵，除非他们接受他的完全支配。结果是，许多人都描述过暴怒中的马克思，而且多半带着敌意。鲍尔的弟弟曾经写过一首关于马克思的诗：「特利尔来的黑家伙正在发怒／他捏紧凶恶的拳头，他的咆哮无休无止／彷佛一万个魔鬼抓着他的头发。」马克思个头矮壮、黑发而有络腮胡，肤色土黄（他的小孩叫他「摩尔人」），戴着普鲁士风的单眼镜片。目睹马克思「审判」魏特林的亚伦可夫（Pavel Annenkov）描述他的「浓密黑发、多毛的手与扣错扣子的大衣」；他不讲礼貌，「骄傲且隐约带着轻蔑」；他「尖锐、金属般的声音，与他经常加诸人与事的极端评断恰恰相合」；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一种「刺耳的语调」。他最喜欢的莎士比亚作品是《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欣赏埃贾克斯与瑟塞蒂兹激烈的詈骂。他喜欢引用里头的文句，其中一段话（「你这个胡涂的君主：你头壳里的脑子不比我手肘里的多」）的受害者是他的革命伙伴海因岑（Karl Heinzen)，此人则对这个爱生气的小个子做了令人难忘的描画，以为报复。他发现马克思「脏得令人难以忍受」，是「人猿与猫生下的杂种」，有着「乱糟糟的煤黑色头发与脏脏的黄皮肤」。他说，不可能说得出究竟马克思的衣服和皮肤是天生的泥巴色，或根本就是肮脏；他有一双细小、凶狠、带着恶意的眼睛，「迸射出邪恶之火」；他有一句惯用语：「我要消灭你。」

　　事实上，马克思有许多时间都用于巨细靡遗地搜集政治对手与政敌的资料，如果认为对他有利，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资料交给警方。公开场合中的大吵，例如国际工人协会的一八七二年海牙会议，隐约预示了苏俄的清算斗争：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早在马克思的行为中就已预见。有时还真的血溅五步。一八五○年，马克思恶声恶气地大骂维利希（August von Willich)，气得维利希要找他决斗。尽管马克思以前与人决斗过，但他说「不想与普鲁士的官员打打闹闹」，不过他不会阻止他的年轻助理施拉姆代替他，虽然施拉姆这辈子还没用过手枪，但维利希可是个神枪手。结果施拉姆受了伤，而维利希这次决斗的助手是极为奸诈的铁绶（Gustav Techow)，他是马克思的同伙，但燕妮看穿此人因而极为憎恶；铁绶杀害过不只一个革命同伴，后来因为谋杀警官而被吊死。只要能配合他的计谋，马克思本人并不排斥暴力、甚至是恐怖主义。在一八四九年对普鲁士政府的声言中，他语带威胁：「我们铁面无情，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掩饰我们的恐怖手段。」次年，他在日耳曼地区散发的〈行动计划〉中，特别鼓动暴民使用武力：「我们非但不能反对所谓的暴行，这些人民复仇的榜样所对抗的是带给我们可恨记忆的可恨个人与公共建筑，我们不能只是对这些榜样表示宽容，还要对他们伸出援手。」有时候，他也愿意支持暗杀行动，如果这么做有用的话。一八七八年，当马克思得到有人在菩提树大道谋刺威廉一世失败的消息时，在场的一位革命同志寇巴列夫斯基记得马克思当时大发脾气，「不断咒骂这个没有完成其恐怖行动的恐怖分子」。似乎可以确定的是，一旦马克思权力稳固，他将会大施暴力与酷行。不过，马克思当然从未取得足以发动大规模革命的地位——不管是不是暴力革命——因此，他把被压抑的怒气转移到他的书中，这些书也就总是带着一种坚不妥协与极端主义的语气，书中许多段落都令人有怀带怒意而写的印象。不久之后，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以极大的规模，实现了马克思心中所感受、其书中所散发的暴力。

　　我们不可能说得出马克思实际上是怎么看待其行动的道德性，不管是扭曲真理或鼓动暴力。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道德感强烈的人，心中充满了热切的渴望，想要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但他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嘲弄道德：他主张道德是「不科学的」，而且可能会成为革命的障碍。他似乎认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将给人类行为带来类似形上学的改变，道德也将随之消散。和许多自我中心的个人一样，马克思倾向认为道德并不适用于他自己，不然就是把他的利益等同于道德。当然，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他自己观点的实现，根本是同一回事。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chael Bakunin）提到，马克思是「认真要献身于无产阶级运动，尽管其中总是混杂着个人的虚荣」。他一直都很自恋；有一封年轻时代的长信被保存下来，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他父亲，其实是写给他自己，内容也是关于他自己。其他人的感受与观点不曾引起他太多的兴趣或关注。他所投入的任何事业，都必须由他一手操控。恩格斯从他编辑《新莱茵报》的情形观察到：「编辑部的人事组织根本就是由马克思独裁。」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搞民主，除非是按照他所附加特殊、曲解的意涵，他讨厌任何一种的选举，他在新闻评论中，把英国普选斥之为只是纵酒狂欢。

　　从各种资料来见证马克思的政治意图与行为，值得注意的是，「独裁者」一词经常被提到。亚伦可夫称他为「民主独裁者的化身」；一名普鲁士警方干员回报马克思在伦敦的状况时，以少见的明智提到：「他的人格中最主要的特征是对权力无限的野心与热爱……他是其党派的绝对主宰……；他每一件事都独自进行，并专断地下达命令，而且不能容忍反对意见。」铁绶（维利希的奸诈助手）有一次设计把马克思灌醉，让他说出心里话，因而能精彩地速写马克思：他是「一个个性特出的人」，有着「罕见的优越才智」，「如果他的心肠能匹配他的才智，而且爱心和他所怀抱的恨意一样多，我会愿意为他赴汤蹈火。」但「他缺乏高贵的灵魂。我确信，一种最危险的个人野心已经吃掉他所有的良善……个人权力的取得是他一切努力的目的」。巴枯宁对马克思的最终评价也有着相同的意味：「马克思不信上帝，倒是很信他自己，并且要每个人都服侍他。他的心所充满的不是爱，而走怨苦，他对人类非常缺乏同情心。」

　　马克思习惯性的发怒、他专断独裁的习性与他的怨苦，无疑反映出他的权力意识，以及因无法更有效运用权力而产生的强烈挫折感。年轻时，他过着一种波希米亚式、经常是怠惰浪荡的生活；刚迈入中年的他，仍然觉得很难理智且有计划地工作，常常整晚熬夜聊天，然后躺在沙发上半睡半醒地过了大半个白天。到了中老年，他的生活作息较为规律，在工作上却始终缺乏自我约束力。但他连一点点的批评都怀恨在心。他与卢梭的相同特质之一，就是喜欢与朋友、赞助人争吵，特别是当他们给他忠告时。他的忠实伙伴库格曼医生在一八七四年建议他，只要他的生活过得稍微有计划一点，要完成《资本论》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但马克思却与他从此一刀两断，并加以残酷无情的辱骂。

　　他易怒的自我主义除了有心理因素外，也有生理上的因素。他的生活格外不健康，很少运动，吃的是口味很重的食物，而且经常吃很多；烟抽得凶、酒喝得多，尤其爱大杯喝麦酒，下场就是他的肝一天到晚出毛病。他不常洗澡，加上饮食不当，或许可以说明折磨他四分之一世纪、名副其实的疖疫。这些疖使他天生的烦躁易怒更加严重，而且似乎在他撰写《资本论》时恶化到了极点。「不管发生什么事，」马克思可怖地写信给恩格斯：「只要布尔乔亚存在一天，我希望他们会记得我的斑疹。」这些疖的数量、大小与严重性差异不定，但有时会出现在全身各处，包括他的脸、鼻梁、臀部（这意味他不能写作），还有阴茎。一八七三年，这些疖导致神经崩溃，症状是颤抖和严重的暴怒。

惯于剥削身边的人

　　他的易怒与挫折感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或许也正是他憎恨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源所在，那就是他在金钱处理上荒诞而无能。年轻时，他因此被迫以高利向放债人伸手，而对高利贷的强烈憎恶是他整个道德哲学真正的情绪动力。这解释了何以他花这么多时间与空间在这个主题上、何以他的整个阶级理论根植于反犹太主义，还有何以他从马丁•路德的一篇反犹文章中，挑选出一大段强烈谴责高利贷的文字放进《资本论》里。

　　马克思的金钱问题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并且终其一生都纠缠不去。这是源自一种非常孩子气的心态。马克思借钱时欠缺考虑，把钱花掉之后，那些被他严重轻忽的账单，加上利息，变成了负债时，他又是一贯地既惊且怒。他把任何以资本为基础的体系必然会有的利息，看成是违反人性的罪行，并且是人对人的剥削根源所在，而这种剥削正是他的整个理论体系打算要消除的。这是一般性的说法，但在他自身状况的特定脉络下，马克思解决自身难题的方法就是剥削身边抓得到的任何一个人，首先就是他自己的家人。钱是他的家书中最重要的话题。他的父亲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是写于一八三八年二月，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快死了，信中不断重复抱怨马克思不关心家人，除非是为了得到家人的帮助。他还抱怨：「现在你的法律课程上到第四个月，而你也已经花了两百八十泰勒。我一整个冬天也赚不了这么多。」三个月后，他就过世了。马克思并不打算参加葬礼，反而开始对他的母亲施压。他早已习惯向朋友借贷并定期哄家人给钱的生活方式。他宣称家里「相当富有」，并且有义务支持他的重要工作。除了断断续续的记者生涯，而且当记者的目的是为了政治，不是为了赚钱，马克思从未认真尝试找一份工作。不过倒是在伦敦时，他曾经应征一份铁路局办事员的工作（一八六二年九月），但被打了回票，理由是字写得太难看。马克思不愿寻求谋生之道，似乎是他的家人对他乞求援手冷漠以对的主要原因。马克思的母亲不只拒绝为他还债，因为她相信马克思只会再欠更多的债，最后还与他断绝所有关系。她痛苦地希望「马克思会积攒资本，而不是只会写关于资本的文章」。

　　无论如何，马克思藉由继承获得了金额可观的一笔钱。父亲死后留给他六千金法郎，其中一部分花在武装比利时工人。他的母亲死于一八五六年，留给他的钱不如他所预期，但那是因为他向飞利浦叔叔的借贷已经预支了遗产。他也从吴尔夫（Wilhelm Wolf）一八六四年过世后留下的遗产中得到一笔不少的收入。其他收入则来自他的妻子和岳家（她带过来的嫁妆里也包括一套饰有先祖阿盖尔〔Argyll〕家族徽章的银餐具、刀叉与床单枕套）。他们俩得到的钱足供温饱，而且他们每年的实际收入从未少于两百英镑，是一个技术工人平均薪资的三倍。但不管是马克思本人还是燕妮，两人除了花钱之外，都对金钱没有任何兴趣。遗产和贷款一点一滴用掉，事实上，他们总在欠人家钱，而且经常是债台高筑。那套银餐具定期要向当铺老板报到，此外还加上许多别的东西，包括家人的衣服。有一段时间，只有马克思能够出门，因为家里只剩一条裤子。燕妮的家人和马克思的家人一样，拒绝继续帮助这个女婿，他们认为他不可救药地懒惰、挥霍。一八五一年三月，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告知女儿出生时抱怨道：「我家里现在简直是一文不名。」此时，恩格斯当然就成了新的剥削对象。从一八四○年代中期他们开始合作以来，一直到马克思过世，恩格斯是马克思家主要的收入来源。他自己的收入大概超过一半给了马克思，但总金额不可能算得出来，因为他不定额提供金钱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相信马克思一再保证下一笔捐款就快到了、他很快就能恢复正常。两人之间完全是马克思这边在剥削的不对等关系，因为马克思一直都是个支配性强的合伙人，有时可以说是盛气凌人。但奇怪的是，他们彼此需要，就像舞台上演双簧的喜剧演员，无法分开表演，经常抱怨但到头来还是相互支持。但在一八六三年，恩格斯觉得马克思麻木不仁的乞讨实在太过火了，两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差点破裂。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有两幢房子，一幢用来招待生意上的客人，另一幢则是给他的情人玛丽住。玛丽过世时，恩格斯极为悲痛，却因收到马克思一封无情的信（一八六三年一月六日）而勃然大怒；信里对恩格斯的伤痛简短致意后，随即转入更重要的正题，要起钱来了。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说明马克思坚定不移的自私性格。恩格斯回了一封冷淡的覆函，而且这件事差点就让他们的关系划下句点。就某些方面而言，两人之间的关系再也不能一如往昔，因为这件事让恩格斯认清马克思性格上的缺陷。恩格斯似乎就是在这段期间，确定马克思没有办法找到一份工作养活家人，或是把自己的事务打理出任何的秩序，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一份定期救济金。因此，恩格斯在一八六九年把公司卖掉，让自己每年至少有八百英镑的可靠收入，其中三百五十英镑给马克思。因此，马克思在生命最后的十五年里，靠着「食利者」给的年金过活，并享有某种的保障。尽管如此，马克思似乎过的是每年五百英镑开销的生活，甚至更多，这使他理直气壮地告诉恩格斯：「即使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儿连纯粹的无产阶级生活都配不上。」因此，向恩格斯做更多乞求的信继续发出。

　　但马克思挥霍又不愿工作的主要受害者当然是他自己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妻子。燕妮是社会主义史上悲剧性的可怜人之一，她有明显的苏格兰人外貌：苍白的肤色、绿眼珠，以及和父亲那边的祖母一样的赭红色头发，这位祖母是死于弗洛登的阿盖尔伯爵后裔。她是个美女，马克思爱她——他的诗可以证明这一点——她也热爱马克思，并为他与她的家人、与马克思的家人起了争执；为了她的爱，燕妮受苦多年，一直到死。一个像马克思这样自私自利的人，怎能激起这样的爱情？我想，答案是马克思强壮、有派头，青壮年时长得英俊，虽然常常脏兮兮的；尤其是，他言语风趣。历史学家很少注意到这项特质，但这点经常有助于解释一种看似神秘的吸引力（这也是希特勒的长处之一，不管是在私底下或公开演讲的场合）。马克思的幽默往往既伤人又无礼，尽管如此，他的精彩笑话还是能引人发笑。要是他不幽默，凭他诸多令人不悦的个性，绝对不会有人追随他，而妇女们也会转身离去。想打动百般疲惫、活得甚至比男人还辛苦的女人心，笑话是最有效的方法。常有人听到马克思与燕妮在一起的笑声，日后也是马克思的幽默笑话让女儿们围绕在他身旁。

　　马克思以他妻子的苏格兰贵族血统（经过他的夸大）、男爵暨普鲁士政府资深官员之女的身分为傲。他在一八六○年代于伦敦办了一场舞会，请帖上称燕妮的本姓「魏斯特法伦」。他经常说，他和真正的贵族相处比和吝啬的布尔乔亚处得好（据在场者的说法，他在说「布尔乔亚」这个字时，带着一种尖锐而轻蔑的特殊音调）。至于燕妮，一旦从嫁给四处漂泊、无业革命分子的可怕现实中清醒过来，她会乐意安于布尔乔亚的生活，不管有多么卑微。从一八四八年开始，接下来至少十年间，她的生活就像是一场噩梦。一八四八年三月三日，比利时下令将马克思驱逐出境，并将他逮捕入狱，燕妮也和一群娼妓挤在一间小房间里过夜。第二天，这家人就被警方解送到边境。次年，马克思有许多时间都是在逃亡或是受审。到了一八四九年六月，他已经一贫如洗。次月，他向一位朋友坦承：「属于内人的最后一件珠宝已经找到它通往当铺之路。」他凭借一种荒谬却一直存在的革命乐观主义来维系自己的精神，他在给恩格斯的信里这么写着：「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革命火山的巨大爆发从未如现在这般迫在眉睫。容后细述。」但燕妮没有这种慰藉，而且她怀着身孕。他们在伦敦寻得安全，却也潦倒。此时她已有了三个孩子，燕妮、劳拉与埃德加尔，一八四九年十一月又生了第四个，叫做格维或格维多。五个月后，他们因为缴不出房租，被赶出位于切尔西（Chelsea）的房子，当着「切尔西所有流氓」〈燕妮之语）面前被扫地出门、流落街头。他们卖掉床，还肉贩、牛奶商、药剂师与面包店的帐。他们在莱斯特广场肮肮脏脏的德国寄宿宿舍找到避风港，那年冬天，小婴儿格维多就死在那里。关于那段日子，燕妮留下的是一份绝望的记录，此后，她的精神，以及她对马克思的爱意，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来。

　　一八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英国驻柏林大使收到由一位机灵的普鲁士警方密探所做的－份报告，报告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以马克思为中心的德国革命分子活动情形。没有什么比这份报告更清楚表达燕妮所必须忍受的事情：

　　（马克思）过的是一种波希米亚式知识分子的生活。他很少做洗脸、梳理和换床单这类事情，而且经常醉酒。虽然他经常连续好几天什么事都不做，但当他有许多工作要做时，他会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持久力工作。他寤寐无定时，经常通宵熬夜，然后在日正当中时，躺在沙发上和衣睡到傍晚，就算全世界的人在他房里穿梭来去也不以为意（屋里总共只有两个房间）。……屋里没有一件家具干净、牢靠，样样都支离破碎、扯成稀烂，每件东西都积着半吋尘埃，处处都乱到不能再乱。（客厅）中央有一张老式的大桌子，上面盖着油毡布，布上摆着手稿、书报，还有小孩的玩具、他妻子针线篮里的碎布料、几只杯口缺角的杯子、刀子、又子、灯、一瓶墨水、平底玻璃杯、荷兰烧陶土烟斗、烟草、烟灰……就算是旧货铺老板，要他拿这些精彩的零碎东西去送人，他都会觉得不好意思。你一进到马克思的房间，烟和烟草味会熏得你泪眼汪汪……每样东西都脏兮兮地盖着灰尘，因此，找位子坐成了一桩风险的事。这里有张三只脚的椅子，另一张有小孩在上头玩扮家家酒的椅子碰巧有四只脚，是给访客坐的，但小孩扮家家酒的东西还没移开，如果你坐上去，就得冒着赔上一条裤子的风险。

　　这份一八五○年的报告所描述的，大概是这家人运气最背的时候。但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的打击继续降临。一八五一年出生的女儿芙兰契丝卡次年就死了，至于埃德加尔，这个集众爱于一身的儿子、马克思的最爱，他叫他穆希（Musch，意思是小苍蝇），在这个肮脏的环境下染上胃肠炎，死于一八五五年，这对马克思与燕妮都是一个可怕的打击。燕妮不曾从这次打击中复原。「每一天，」马克思写道：「我的妻子都告诉我，她希望自己此刻已经入墓……。」另一个女儿艾琳娜三个月前刚出生，但对马克思而言，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他期盼有几个儿子，而如今一个也无；女孩子们对他可有可无，顶多只能当个文书助手。
　　
　　革命家族的悲剧

　　一八六○年，燕妮染上天花，失去她仅存的容貌；从那时起，一直到一八八一年死去，她慢慢退居马克思生活的幕后，成了一个疲惫、梦幻破灭的女人，小小的恩惠便能令她感激不已，像是从当铺赎回她的银饰、一幢属于她自己的房子。一八五六年，感谢恩格斯，这个家庭得以离开苏活区(Soho，译注：伦敦的夜总会聚集区），搬到哈佛斯塔山（Haverstock Hill）葛拉夫顿街九号的一幢租屋；九年后，又要感谢恩格斯，他们找到更好的房子，在梅特兰公园路（Mait1and Park Road）上。从那时起，他们的仆人不曾少于两个。马克思开始养成每天早上读《泰晤士报》的习惯，还被选入当地的教区委员会。每逢晴朗的星期天，他就隆重其事地带领家人外出散步，他亲自领头大步，后面跟着妻子、女儿与友人。

　　但马克思的布尔乔亚化，却带来另一种形式的剥削，这次是对他的女儿们。他的三个女儿都很聪明，可能有人会想，马克思为了补偿她们身为革命家之女而承受混乱、贫困的童年，至少会依照他激进主张的逻辑，鼓励她们开创事业。但事实上，马克思不让她们受完整的教育，不准她们接受任何训练，并专制地禁止她们发展事业。就像最爱他的艾琳娜对南非女作家席莱纳（Olive Schreiner）所言：「在漫长、悲惨的岁月中，有一道阴影笼罩在我们之间。」这些女孩子们被留在家中，学钢琴、水彩画，如同商人之女。她们年岁渐长，马克思偶尔还是会和一起搞革命的朋友们上酒吧狂饮，但据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译注：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所言，他不准这些朋友们在他的房子里唱低俗猥亵的歌，因为女孩子们可能会听见。

　　后来，他又不同意那些与他同样是革命分子的人向他女儿求婚。他无法、或是没有阻止他们结婚，却使得事事不顺，而他的反对也造成了伤害。萝拉的丈夫拉法格（Paul Lafargue，译注：法国劳工党创始人之一）来自古巴，有黑人血统，马克思叫他「小黑人」或「大猩猩」。他也不喜欢娶了小燕妮的龙格（Charles Longuet），在他看来，两个女婿都是白痴：「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Proudhonist）者，而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他们俩见鬼去吧！」最年轻的艾琳娜，则因马克思不准女孩子们开展事业与敌视求婚者而受苦最深。她被教养成把男人——也就是她的父亲，当成宇宙的中心。或许是意料中的结局，她最后爱上一个甚至比她父亲更自我中心的男人——艾威林（Edward Aveling）。后来投身左翼政治的作家艾威林，是个喜欢拈花惹草、吃软饭的家伙，专门诱拐女演员；艾琳娜想要做个女演员，自然就成了受害者。一个尖锐的历史小讽刺：艾威林、爱琳娜与萧伯纳参加了易卜生剧作《玩偶之家》在伦敦的非正式首读会，这出戏是对女性自由的精彩辩护，而艾琳娜在戏中扮演诺拉的角色。马克思死后没多久，艾琳娜就成了艾威林的情妇，从此一直是受他折磨的奴隶，如同她的母亲燕妮曾是她父亲的奴隶。

　　然而，马克思需要他的妻子，可能超过他所愿意承认的程度。一八八一年燕妮死后，马克思迅速地衰颓，什么工作都不做，在欧洲各个疗养地接受治疗，或是到阿尔及尔、蒙地卡罗和瑞士旅游，寻找阳光与新鲜空气。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他因为自己在俄国的影响力日增而雀跃：「不论我在什么地方的成功，都不会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了。」但马克思至死都是个破坏性人物，他自鸣得意地说：「我感到满意的是，我打击了那个仅次于英国、旧社会真正堡垒的强权。」三个月后，他披着晨衣，坐在炉边死去。他的女儿燕妮几个星期前刚过世，另外两个女儿也有同样悲剧性的结局。艾琳娜因她丈夫的行为而心碎，在一八九八年吞服过量鸦片，本来两人可能是要相约自杀，但她丈夫却未履行诺言。十三年后，劳拉与拉法格也相约自杀，而两人都如约实行。

　　不过，这个悲剧性的家族有一名令人好奇又暧昧的幸存者，是马克思最怪诞的剥削行为产物。在对英国资本家恶行的种种研究中，马克思看过许多低工资工人的案例，但他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说根本无薪可支的工人。不过，这样的工人的确存在，就在他自己家里。当马克思带领自己家人做隆重的星期天散步时，负责殿后并带着野餐篮及其他行李辎重的，是个矮胖模样的女性，她就是海伦，家里人叫她「琳蘅」。她生于一八二三年，是农家出身，在八岁那年来到冯•魏斯特法伦家当保姆，糊口无虞，但没有任何酬劳。一八四五年，男爵夫人为她已出嫁的女儿感到难过又焦虑，就把当时二十二岁的琳蘅给了燕妮，以减轻她的负担。琳蘅留在马克思家中，直到一八九○年过世。艾琳娜说她「待人最温柔，但自己一生清心寡欲」。她的工作极为辛苦，不光是煮饭擦地，还要管燕妮不擅长的家中开销，但马克思从未付她任何酬劳。在一八四九到五○年间，这家人生活最黑暗的时期，琳蘅成了马克思的情妇，并生下一个孩子。当时小男孩格维多刚死不久，但燕妮又再次怀孕。这家人住在两个房间里，而马克思不只要瞒着妻子，不让她知道琳蘅的情形，也要瞒着他络绎不绝的革命访客。到最后，燕妮在她诸多悲惨之外，又发现或被告知了这件事，或许她对马克思的爱就是因为这件事而划下句点。她称之为「一件我不想再细述的事，虽然它在我们私下与公开的生活中增添了许多伤痛」。这段话出现在她写于一八六五年的自传初稿中，这份三十七页的初稿有二十九页保存下来，其他描述她与马克思争吵的部分，大概是被艾琳娜给毁了。

　　琳蘅的小孩在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生于苏活区迪恩街二十八号，是个儿子，户口报的名字是亨利•弗雷德瑞克•德穆特。马克思一直都不认帐，并一口否认他是父亲的传言。他很可能是想学卢梭，把这个小孩交给孤儿院，或是让别人收养，但琳蘅比卢梭的情妇坚强，坚持自己认养这个男孩。这个男孩被送出去给一个叫刘易斯的工人阶级家庭照料，但获准回马克思家做客。当然，他不准走前门，并被迫只能在厨房见他妈妈。马克思很怕人们会发现弗雷迪（译注：弗雷德端克的昵称）的父亲是谁，对他的革命导师与先知地位造成致命的伤害。他在信中提及此事之处都被隐瞒，但还是有一处隐晦地提到。马克思最后说服恩格斯私下认养弗雷迪，作为应付家人的托词，譬如艾琳娜就相信这个说法。但尽管恩格斯一如往常，为了两人的合作，准备任凭马克思需索，但他并不打算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里去。恩格斯因喉癌死于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没办法说话，但他不打算让艾琳娜（他称她菟西）一直认定她父亲毫无污点，于是在一块板子上写道：「弗雷迪是马克思之子。菟西想把她父亲当成偶像。」恩格斯的秘书兼管家芙蕾博格，在一八九八年九月二日写给倍倍尔（August Bebel）的信中说，恩格斯亲口告诉她真相，她还说：「可笑的是，弗雷迪长得很像马克思，典型的犹太脸与蓝黑色头发，真的只有盲目的偏见才会在他身上看到与将军（她对恩格斯的称呼）有任何相像之处。」艾琳娜接纳弗雷迪为同父异母兄弟，并且与他亲近，她写给他的信有九封保存下来。但她没有带给他任何好运道，因为他的情人艾威林把弗雷迪一辈子的积蓄都借走，再也没有归还。

　　琳蘅是马克思唯一一个认识透彻的工人阶级成员，也是他与无产阶级的一次真实接触。或许弗雷迪也算一个，因为他被当成工人阶级小孩扶养长大，并且在一八八八年，那年他三十六岁，取得他梦寐已久的机工合格证书。他差不多一辈子都在国王十字（King’s Cross）与哈克尼（Hackney）公司工作，并且是机工工会的长期会员。但马克思从不了解他，他们只见过一次面，当时弗雷迪大概是正从厨房外的楼梯走上来，那时他完全没想到，这位革命哲学家是他的父亲。弗雷迪死于一九二九年一月，那时，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幻想已经骇人地具体成形，而斯大林，这位达致马克思所企盼之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刚刚要开始他对俄国农民的灾难性攻击。.

曾经我们大批特批“崇洋媚外”，动不动就是反对老外，反对的越厉害，越表明爱国。

但是，咱们在高举马恩主义的时候，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什么主义的时候，却只字不提“从洋媚外”，好像马克思、恩格斯是炎黄子孙，不是大胡子的洋人。憨斗都知道，中国某些人才是世界上最最最最崇洋媚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