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 2013-5-8 23:12
無業的青春
[2013.04.27] 无业的青春
2013-5-2 09:44| 发布者: migmig| 查看: 2135| 评论: 7|原作者: 李天歌
摘要: 全世界大约有近3亿15岁到24岁的青年没有工作。这场失业瘟疫因何而起，又该如何治疗？
无处安置的青春
失业的一代
全世界大约有近3亿15岁到24岁的青年没有工作。这场失业瘟疫因何而起，又该如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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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27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青年海尔德·伯雷拉（Helder Pereira）没有工作，前途渺茫。21岁的他没能从高中毕业，四个月前丢了在建筑工地的工作。因为自己的存款快要花光了，他不得不去当地位于巴黎市郊的塞夫朗市的雇佣中心签约申请救济，寻求帮助找事情做。他会得到一点钱，但工作还是未知数。塞夫朗市青年未就业率超过40%。
在另一个大陆，到处是沙粒的开普敦郊区阿斯隆，Nokhona是一位年轻的南非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她没进过大学，也没高中文凭，曾经在一个咖啡店当清洁工，但2010年合同到期之后就一直处于失业状态。她想谋个女佣的工作，于是找到帮助待业青年就业的慈善组织——DreamWorker寻求帮助。该组织的一名顾问帮助DreamWorker提升她的面试技巧。但是南非黑人青年失业率大约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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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搜集的官方数据显示，所有15岁到24岁的青年中，大约有7500万人未就业，占总数的6%。但是从青年人不活动率（包括所有既没工作又没受教育的人）来看，形势看起来甚至更为严峻。跨政府智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富裕国家里的2600万青年归为“NEET”，即不在工作，不在受教育，不在受培训。世界银行依据家庭状况编译的数据库表明，发展中经济体中，超过2亿6000万的青年处于相似的不活动状态。《经济学人》按照这些数据计算得出，大约2亿9000万青年既不工作也没在学校学习，占了全球青年数量的四分之一（见表1）。
某些国家并不将年轻女性算入劳动力，因此若排除这些女性，待业青年的总数会有所减少。南非女性占了世界未工作青年总数的四分之一还多，不过在许多富裕国家，年轻女性在担当劳动力方面比男性表现要好。
另一方面，许多“就业”青年从事的仅仅是非正式不连续的工作。在富裕国家，平均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年签的是临时合同，很难借此增加技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贫穷些的国家，有五分之一的青年是没有报酬的家庭劳动者或者在非正式企业上班。总之，全世界的青年有将近一半徘徊在正式企业之外，或者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能力，贡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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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青年在劳动力市场遭受不公平待遇，而现在有两种因素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金融危机和其余波对青年人的冲击尤为巨大。许多雇主会首先解雇最晚来的雇员，因此经济衰退大幅削减了青年的就业。希腊和西班牙共有超过六分之一的青年没有工作（见表2）。 OECD统计的失业青年数字比2007年高出近三分之一。
第二，新兴经济体青年人口最多且增长最快，其劳动力市场管理也最差。世界上近有一半的青年居住在南亚、中东和非洲。这些地区的青年失业或者在非正式部门工作的比例也最高。到2025年，非洲15岁到24岁的青年人总数增幅会超过三分之一，达到2亿7500万。
对于拥有丰厚社会福利的富裕国家来说，失业青年增多给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有人估计，2011年欧洲未就业青年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1530亿美元，也就是GDP的1%。无法雇佣青年不仅拉低了现有的增长，也会有损未来的增长。
一些主要基于美国统计数据的学术论文称，职业生涯初期失业的人同那有工作的人相比，将来失业的几率更大，其工资可能会更低。20年来他们的工资普遍降低了近20%。这个创伤随着失业的时间长度似乎在迅速恶化，将会遗留给下一代人。
通过增加劳动力需求，人口整体老龄化或许会减弱这一效应。自20世纪九十年代的金融危机后日本青年失业人数骤增，尽管在整个劳动力中比例迅速下滑，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大量“闭居族”同其父母住在一起，很少离开家，抽身于世外。
经济学家对贫穷国家的“伤疤”了解不多。由哈佛大学的和清华大学迟巍和李宏彬共同进行的研究表示，失业对中国青年收入的冲击在三年之后就消失了。但是其他方面的研究报告了更扰人的结果。印度尼西亚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十年后，一份劳动力市场分析显示，当时失业的青年人再次工作的可能性变小，即使找到工作也只是非正式工作。针对阿根廷和巴西的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间加入劳动力的青年人成年后境遇会越来越窘迫。
就业损伤在活跃经济体会小一些，而地中海沿岸国家那些就业问题长期存在，经济停滞，未就业造成的影响最大。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希腊有着部分富裕国家最高的青年失业人群。摩洛哥和埃及等北非国家和中东国家都是新兴经济体中失业率最高的。尽管它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尽相同，但都严重遭受着就业问题带来的主要恶果：低增长，劳动力市场运行受阻，教育与就业不匹配。
其中低增长最为明显。南欧由于经济萎缩失业人口大增，如今南非在非洲发展最慢，为其高失业率火上浇油。但是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或许影响更大。有些国家借助商业卡特尔限制竞争，对劳动力和高最低工资收重税，监管制度让解雇变难，这些国家都不是失业青年的好去处。在印度，大型工厂和企业要面对约200项管理就业和支付的省级或者联邦法律。南非有关解雇的法律十分严苛。尽管最近若干改革，但解雇老工人在南欧还是件难事。经常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失业青年因为其父母的生计受威胁而害怕改革。南非和中东的公共部门膨胀且受到过度监管，重税压在劳动力和高最低工资之上。
有技能的人在哪里？
现在经济学家强调第三个问题，即青年提供的技术同雇员的需求不匹配。雇主面临着海量的应聘申请，却还是发愁找不到具备合适能力的候选人。麦肯锡咨询公司报告称，在其进行深度调研的九个国家中，只有43%的雇主认为他们找到了足够有技术的初级员工。中等规模公司（员工人数在50到500人之间）平均有13个初级岗位空缺。
产生这类不匹配最明显的原因是薄弱的基础教育。在诸多发达经济体中，无论经济是增长还是萎缩，对于教育水平低于初中的人，其失业率是那些有大学学位人群的两倍。但是还有两个不甚明晰的原因也值得关注。
在青年失业率最低的国家，教育和就业的联系紧密。长期以来，德国就有将高质量职业教育和学徒实习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因此，尽管近些年经济增长不多，这种传统帮助德国减少青年失业。青年失业率高的国家则缺少此类联系。法国的高中离校生几乎都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北非的大学集中力量让学生准备进入公务岗位，而不顾各个公司都在抱怨专业技术短缺。摩洛哥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是只有小学教育水平的人的五倍。种族隔离的遗存意味着，南非黑人青年居住和上学的地方经常距离有工作的区域数英里之远。
过去有些公司试着通过投资培训来自己跨越代沟，现在这样的措施变少了。沃顿商学院的皮特·卡佩利认为，现在公司把填空缺当成买多余的零件：你期望它合适。他特别强调，1979年大型美国企业的青年工人每年要接受平均为期两周半的培训，而1991年只有17%的人报告称在前些年接受任何形式的培训。到了2011年，只有21%的人在过去五年中获得培训。埃森哲咨询公司称，他们所调查的1000名美国工人中，仅有21%在过去五年中从公司出资的培训里获得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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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美国、英国等灵活经济体青年失业率比之前衰退时期增加得更多，而且居高不下，教育就业不匹配和培训鸿沟或许可以解释这种情况。英国是世界最为灵活的经济体之一，却有100万NEET，未就业的英国青年（占劳动力的11.5%）是德国（占劳动力的3.9%）的两倍多。有些人归咎于最低工资，但是英国对实践教学的偏见由来已久。2009年，英国仅有8%的雇主训练学徒工，对比之下，最好的欧洲大陆国家此类雇主是英国的四倍。虽然29%的英国雇主说工作经验很“关键”，但能有机会锻炼的英国儿童在过去15年一直在减少。只有7%的小学生说自己曾经得到当地雇主的指导，而仅仅19%的小学生拜访过一个雇主。
更注重创业的英国经济有可能加剧这一问题。就职于大型公司的私营部门雇员比例在1998-2000年间由50%下降到40%。微型企业（4人或4人以下）比重从11%上升到22%。小公司提供学徒工或工作经验的可能性更小。
许多国家现在正努力消除教育和就业间的鸿沟，更新职业教育学校，鼓励标准学校同当地公司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接纳学徒实习。2010年，韩国开创了“迈斯特”职业教育学校网络来缓解国内机械操作工和水管工短缺，这一名称来自德国，意思为“顶尖高手”。韩国政府支付学生的食宿和学费，将他们称为“年轻的迈斯特”，同国内对学术荣誉的沉迷抗衡。英国的一些继续教育学院现在采取的原则就是学习的最好方法就是实践。北赫特福德郡学院开办了一个带有Fit4less（低成本健身房）的企业，肯塔基大学的蓝草音乐学院和日本丰田建立了模拟汽车厂，工人和学生一起可以在这里上课。
但是仅仅采纳德国培训和学徒模式还远远不够，还要把它更新升级。一些决策者想把失业系统从安全保障网转变为跳板，提供再培训和就业安置。北欧国家已经走在了前面，实施了“青年保证”措施，即提为每一个青年人提供培训或岗位的个性化计划。在2003-2005年间，德国市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创造了许多新的途径帮助人们回归岗位。例如，为了让某个长期失业的人更具备就业资格，在他获得这个新工作的前两年，国家会支付他的大部分工资。
这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可操作性限制了其在贫穷国家的实施能力。富裕的北欧国家发现，尽管在培训上的支出达到了GDP的2%，它们也无法应对经济危机之后骤增的失业人群。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都有着数百万的失业人口，在经济繁荣的时候都无法照搬北欧模式，更别说在财政紧缩的时代了。文化也是个影响因素。英国工党政府增加了学徒人数，同时为了使失业人数保持低位稀释了学徒制度的质量。联盟政府努力提高质量，可有些公司只是给现有的培训方案再贴个标签了事，为的是获得纳税人的钱。
深层次的忧虑是商业将经历创新毁灭的剧烈动荡阶段。新技术触发“破坏性革新”的风暴，迫使公司彻底重新思考其运作。各个公司一直在重新设计工作，例如把那些可以通过自动化完成或者外包的常规工作从技术性工作剥离开。同时它们还一直通过“扩升规模”、“缩减规模”和“外包”等方式对自己进行再设计。公司的寿命不断下降，懂事长的工作任期也在缩短。决策者发现要想快速充分地适应其劳动力市场制度更加困难。
然而，有些公司对此的兴趣更高。IBM赞助了纽约的一所学校，麦当劳有一个新培训计划。印度的IT巨头印孚瑟斯计划每年培训45000人，其中包括位于迈索尔的重点学校每次训练的14000人。总部位于科威特的地区食品和餐饮公司阿美利加纳集团允许受训人员花高达一半的时间工作，其余时间可以在学校休息。
此外，技术既提供了解决方案有加剧了这些问题，大幅减少了以往职业教育的高成本。“真实游戏”使得青年有机会以最低成本获得“虚拟”经验。例如麦当劳利用竞争性视频游戏教人们如何使用备用现金和与顾客沟通。火狐浏览器开发人摩斯拉发出了“公开徽章”倡议，鼓励人们获取编程技术认证。技术同样更便捷地为那些居住在工作被剥夺地区或者被卡特尔排斥在市场外的人带来工作。亚马逊的网络卖场Mechanical Turk能够保证公司雇佣工人做一些诸如从照片里找人的简单工作。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参与进来。
面对一个破坏如此多人的生活的问题，人们很难对其有乐观期望，但或许现在应该少一点悲观。决策者知道该做什么来减少这个问题，助力增长，破除卡特尔，建立教育和就业间的桥梁。新技术给了它们强大的工具。各国增加解决失业青年问题所需的投资和机会，在将来可以见到不小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