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完整版本: 不跪着教书 (作者:吴非)

不跪着教书 (作者:吴非)

“《不跪着教书》从教育教学问题入手，分析现象，提供思路，充分展现了一位资深教师、教育专家对中国教育问题，尤其是中小学教育问题的真知灼见。”。

刚得知我们中学的语文老师出版了一本书《不跪着教书》，在网上搜了一通，没找到可下载的。有哪位同学碰巧知道这本书下载链接，烦请告知，不胜感激。:handshake

作者吴非是我们中学的王栋升老师，不教我们年级，但因为当年参加他主办的树人文学社，对王老师崇敬之至，至今记得他在文学社讲述和评价苏联文学的场景。

王老师是80年代的愤中，满腔爱国之情，爱憎分明。我毕业20多年了，不曾知道王老师情况，刚刚偶尔得知他出版了这本书。

在他的博客里提到了我们的树人文学社，好亲切:loveliness:
[url]http://eblog.cersp.com/userlog/17275/archives/2010/1315622.shtml[/url].

再贴一个王老师博客文章：名校的尊严
绝对王老师风格:loveliness:

[url]http://eblog.cersp.com/userlog/17275/archives/2009/1299684.shtml[/url]

所谓名校，并没有确切的定义与标准，其“名”是在社会的进步发展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靠领导视察、题词或“验收”、“评选”弄出来的。名校有悠久的历史，并在某个历史时期有过辉煌的业绩。在基础教育界，名校往往是某种时代精神的体现。

医学家吴阶平带博士生，对学生高中时代在什么学校读书很感兴趣，这件事耐人寻味。十多年前拜访物理学家谢希德，知道我是中学教师，她开口便说“我是贝满的”，因为她相信自己学校的“名”而不必多言。前几年外出，听一白发老妪高歌《当我们年轻的时候》，问她第一次唱这首歌是哪一年，她则答：“我是中西女中的。”我恍然大悟。这就叫作“名校出身”。旧时代的名校也讲升学率，然而载入史册的，却是它们所体现的时代精神，被人们传颂的，则是其办学的理念与学生的教养。

近年读了中国一些名校的资料，不外乎“过去的学校”、“过去的教师”之类（据说还有人在编《过去的校长》），回望一个时代的背影，有种说不出的惆怅：一百年的教育走到今天，学校规模大了，人数多了，楼高了，为什么看上去却有失魂落魄的感觉？当今究竟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名校？一些名校扩大办学，规模大兴土木，搞政绩工程，漠视学校的文化遗存，这是形式上的；比这更要不得的是颠覆办学理念，把名校简单地改造为“高考名校”。环视海内，能坚持先进的办学理念，按科学规律办学的名校，已经很少了。

如铜墙铁壁一般钉满学校大门两侧的各种铭牌，一连串没有实际意义的“称号”，泛滥成灾的“研究课题”，毫无价值的文字垃圾一般的“学科论文”，成年干扰教育教学工作的各种“评比”、“验收”……名校面对着这样的花花世界，也坦然混迹其间。在教育路线被歪曲了的功利时代，在应试教育以它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成为诱惑的时期，在落后的管理体制的影响下，名校纷纷放下架子，像饥饿者一样在市场上争抢刨食，而不愿做绅士了。当今，几乎所有的管理者都急于出成果，急于获得全部的荣誉和地位，为此甚至不择手段。这中间既有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有个人素养方面的欠缺。名校在世人唾弃的旧时代能洁身自好，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却禁不住诱惑，而学校也就成了名利场。

名校丢失的是对教育本质的追求，之所以会丢失，在于社会的浮躁和人们的功利意识。名校的优秀传统之所以难以传承，除了体制因素，也有自身管理素质下降的因素，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庸俗化的社会评价直接把学校推向生存竞争。相对于全面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而言，高考升学率则是“好吃看得见”的诱惑，毕竟周期只需三年。可是，教育的性质最像农业林业，要讲究“时”，是不可能“加速”的。学生的成长有一定的时节，在一定的生长期获得相应的教育。如创造力，独立思考，自由精神等方面的培养，过了最合适的教育时节，就很难实现。有位学生回忆高中时代是“考取了名牌大学，浪费了三年时间”，这句话是对教育背离本质的一种批评。

如果教育者太现实了，必然走向庸俗。教育者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更应当办对民族负责的教育。名校成名，积百年之努力，毁而弃之，却用不了三五年。环视国内，名校风范不再，风格不存，令人痛心。教育是理想者的事业，教育要培育理想，可是教育的大环境很不理想，教育者自身在鄙弃理想。我们对此不可视而不见。

学校放假了，我常静静地坐在校园里，看这些老树。这些树的年轮大概比我的多，我来工作时，它们已经立在那里了。这些树是世纪的见证，如果树有情感，它们会不会落泪，抑或笑出声来？如果树有思想，它们最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对土地的情感，只有耕作其上的老农体会最深。而说到对学校的感情，可能也只有把生命燃烧在课堂的老师们最清楚。当一种职业成了你的生命，当你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有宗教情结，你就不会容忍任何玷污它、亵渎它的行为，你会用生命去保护它的纯洁。我对名校的堕落痛心疾首，也许正出于这样一种自私的情感。

我成年之后，生活时间长的地方只有两处，一是插队的乡村，再就是在这所学校了。爱得太深了，所以我的眼睛里才会饱含泪水。

在教育界，高贵与卑贱的距离也许只有一步，这就是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教育者的尊严。.

我在一楼提到的他的博客文章。

忍不住怀旧一下: 80年代我们学校的文学少年真不少，虽然我们是一个典型的理科学校，拚的都是数理化成绩。那时大家大概从初一就开始读名著，趁着寒暑假一本一本地肯大部头。王老师的树人文学社讲习课会给我们分析名著，讲相关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他对苏联/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分析尤为深入。能在少年时代得到这样的熏陶，受益匪浅。


80年代有过一段好日子
[url]http://eblog.cersp.com/userlog/17275/archives/2010/1315622.shtml[/url]
王栋生

1982年1月，走出大学门，进了中学门，已经32岁。我并没把上了大学当回事，虽然那时候教育部门把“本科”看得了不得，我却没有那种感觉。我太了解自己了。到学校报到，教研组老组长悄悄说：“原来安排你教高一的，可是原定安排到初一的那位教师还想教高一，你到初一去怎么样？委屈你了。”我说没问题。现在回忆，那个6年大循环是我最重要的业务经历。

上第一节课，走进教室，看到后面坐了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教研组长，五位同时来听课，——奇怪的是五人中只有两位教语文。那样做不是“下马威”，大概是为了表现名校作风，“镇一下”，以示重视，未必是对我的教学能力有什么怀疑。因为课后没有安排交流，五个人便各自和我说了一番，有意思的是五位教师对一节课的评价大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建议，让我莫衷一是。不便多问，独自困惑了好几天，我究竟应当听谁的？这样下去如何教书？有一天上课，正在读书，看到学生那一张张明朗单纯的脸，忽然想到，我的课应当怎样上，何不问问学生！

学生说了好多：“我们爱听你分析课文”，“你上课不读《教参》上的答案”，“你让我们发言，我们说错了你从没批评我们”，“有一回你读错了声调，自己发现了，就说‘刚才我读错了’”，“你敢说‘这篇课文没什么意思’，你真有胆量”，“你的板书有点乱”……

我教学上最早的指导者其实是学生。我从这样的交流中了解了学生的学习需求，也懂得一个合格的教师应当和学生有什么样的关系。我在以后教学中能坚持一些基本观念，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做法，可能与初出茅庐时从学生那里受到的启发有关。

八十年代，百废待兴，是所谓“教育的春天”。无论学校和社会，也无论教师和家长，对教育的期待都很高，仿佛教育就是万能的，只要教育发展了，一切都不在话下。作为名校教师，在社会很受尊重。有时晚上在车站等公交车，看到我别着“南师附中”的红校徽，经常有陌生人过来搭话，打听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他们看我的年纪，总认为我是个有经验的教师，不知道我大学毕业才一两年。

那时的学校环境也很“养人”，虽然对青年教师“政治思想教育”控制较紧，但在教学上还是敢放手的。业务上的好多事，校方并不插手，而且没有什么具体的管理措施。信任，就给了我们那一批教师自然发展的机会。

那些年最有趣的事是学校经常让我开“公开课”，大概有一年时间，几乎每节课都有人来听；如果哪一天教室后面没坐人，学生和我都会奇怪。因为恢复了名校身份，省内外来观摩的教师特别多，络绎不绝；农村赶集还讲个十天半月一回，这里则是天天开放，像办流水席似的。外地教师拎着大大小小的录音机，在校园里走来走去，特别是那些拎着 “双卡四喇叭”“夏普”、“三洋”牌录音机的，显示着学校的经济实力，走路很“抖”。每次上课，我都要绕开一顺溜放在讲台前的这排录音机，实在很烦。有一回听课教师为放录音机的位置，在课堂上争了起来；他们妨碍了上课，我很不高兴，把六七台录音机啪嗒啪嗒全关掉，有几个学生还鼓了掌。

其实，我根本不愿让自己的课堂像开在马路边的店铺，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看。学校总让外地教师听我的课，我当然不至于会认为自己的课有多好，只想到他们那样安排，可能因为我是这个班班主任，便于和学生沟通。后来才知道，学校教务处认为我是个“可进可退”的人物：如果我的课上得好，他们就会说“其实他到校才一年啊，进步快啊”；如果我把课上砸了，他们则可以说“别看他三十多了，其实是刚毕业的啊”……如是而已。因为折腾多了，我也不在乎了，不管有没有人听课，一个样。 八十年代学校的“门户开放”，管理上带来过一些麻烦，但我认为名校就该以那样的气度回报社会。想到今之一些学校的小家子气，还敢自称“名校”，不觉齿冷。

但那时也有好多苦恼。和许多教师一样，我对语文教科书也存有怀疑。虽然当时语文教学强调“工具性”，可是政治教育色彩过浓，仿佛比语文更重要；教材不注意发展学生的思维，练习往往只有一种答案……我对教材不满意，便和同事编了一组“外国散文选”，油印了之后，进了课堂，学生人手一份。这些优秀的作品像清风吹拂着学生的心灵，有家长到学校问：“王老师，有没有多的，给我一份好么？”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校外来要讲义的教师多，我们每次就多油印一些，留着送人。

八十年代初，社会重理轻文的倾向很严重，经过文革劫难，一些家长如惊弓之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更有市场了。那时我认为，教师要有学科的自尊，不要低三下四地恳求甚至哀求学生学语文，我发现有些同行简直是跪着在上课！——自己没有了尊严，你的学科还能有什么尊严？我们能做的，是利用自己的学养，展示母语的精神和魅力。所以，除了在对新生的起始教学中向他们说清“语文重要”后，我一般不再强调。我至今仍然认为，对轻视祖国语文的人而言，失败与教训往往是最好的老师。

    回忆八十年代，还是有教学幸福感的。当年应试教学还不很盛行，很多学生受家长影响，热爱文学，读书多。讲课联系到一部外国名作，马上会有不少学生说“看过了”；课间，总会有学生和你交流一部小说的情节；中午休息时，还会有文学爱好者找到办公室，和老师讨论。我那时兼任学校“树人文学社”的指导教师，每星期有一次活动。学生热情极高，听我的讲座，一条板凳上挤上三四人，有的甚至坐的窗台上。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真的很“来劲”。

    1984年，有老师问，能不能把《树人》壁报版面扩大，我说，要改版干脆就改成铅印季刊。大家很惊讶：当时全国没有中学办铅印刊物的。可是，总要有人来做第一个的啊，我们为什么不敢做第一个？李夜光校长问：你要多少钱？我说三百元。他立即同意。可是，后来好像只花了几十元钱。所有参预其事的教师连顿饭也没吃过，几乎全是义务劳动。当年山西《语文报》的总编告诉我，《树人》杂志是全国中学第一份铅印杂志。这份文学社杂志至今已经存在26年了。当年巴金先生题写的刊名一直用到现有。

     现在，每次和中青年教师谈到教育的现状，我都会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可过了一段时间好日子呢。.

天呢，我忍不住又来帖一段王老师的博客文章，因为，这篇里，他写了我们年级的人和事，非常悲惨的事，当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结局是那样让人无法面对，我们后来都不忍提起。徐海和董维青，永远的留在大家青春年少的记忆里了。
二十年后，当同学们再相聚时，又依稀有了解了一些故事，还是让往事随风而去吧。

[url]http://eblog.cersp.com/userlog/17275/archives/2010/1317504.shtml[/url]
像太阳一样升起的白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经历过红色年代的激荡，感受了底层社会的贫苦，对瞒和骗的教育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我总想，中国的教育缺少一种人道精神，我们教育的旗帜上，没有人性的光辉。那几年，我读了很多俄苏小说，其中格鲁吉亚作家顿巴泽(ДУМБАДЗЕ)的小说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在小说《白旗》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深夜，太阳又一次来探望我，它那金色的光辉沐浴着我，呼唤我到它身边去。我愈是靠近这颗巨星，它变得愈加凉爽。我完全贴近了，用手触到了太阳，可是太阳并没有灼伤我。我同太阳一起登上一个漫长而陡峭的山坡。太阳走在前面，我紧步其后。我们攀得很高很高，登上了一个终年积雪的山峰，一个永恒的永不消融的雪皑皑的王国。

“这就是珠穆朗玛峰！”太阳说着，向我递过一面洁白的旗帜。我展开旗帜，高高擎起。一面洁白的旗帜在世界上空高高飘扬——那是善良、仁慈和友爱的象征。世界上空，飘扬着一面巨大、洁白、一尘不染的旗帜！

读到这段话眼前立刻出现了画面，甚至觉得这段话写出了我的心声。20多年过去了，我不断地品读这段话。在我的心中，也一直有这面一尘不染的象征着善良、仁慈和友爱的白旗。

那段时间读俄罗斯和苏联小说比较多，在指导文学社活动时，也常和学生交流读书体验，不少学生也对俄苏文学感兴趣，这中间就有徐海。

我喜欢和徐海说说话，并非因为他的文章好，而是他做事时那种负责的态度。每次布置活动任务，他都会说：“老师，这件事我来吧。”事后不用你提醒，他会准时完成。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他是徐懋庸先生的长孙，于是得空听他说徐懋庸晚年的一些事。他为人处事很低调，在学校里很不显眼，一点也不像名门之后。但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事让他知名全校，并最终让他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二十三岁的年华。

高一下时，他同班的一位女生董维青患了白血病，全班立即行动起来，为她募捐，学校里出现了很感动人的事。和中国的很多故事一样，在人们广受震动之后，热潮便逐渐平静，然而徐海却留在董维青身边，继续为她奔走，求医问药。他甚至常常不上课，去照顾她，他要救她。只要打听到某处有一线希望，他便借了钱上路了，记得他还曾跑到河北为她找偏方。回到学校，还得面对一些老师同学异样的眼光。是恋情吗？我也不得不疑惑了，因为我几乎碰不到他了。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开放，而徐海根本不在意别人说什么。然而放弃学业，在学校里总是有些大逆不道，更不用说那时人们“做思想工作”总是轻车熟路。有次教师开会，一位先生说了句：“只要出个幸子，就一定会出个光夫（二人都是日本连续剧《血疑》中的男女主人公）。”大家哄笑起来。大家的笑令我难过，我说：“我们的教育是培养人的，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个像人的人，没想到你们竟然这样。”大家觉得很无趣，不欢而散。我也不后悔，我就是那样想的。高三了，徐海仍然那样为女孩做一切可能的事，据说女孩父母感激之余，也劝徐海不要影响学习。但徐海深爱着女孩，其他一切已经不重要了。高考时，徐海的成绩当然受了影响，只考上一所市属大专，当时在名校，这样的结果并不多。徐海回学校转团组织关系，他上楼，我下楼，就在老办公楼的楼梯上遇到了，我还记得那天阴雨，楼道上尽是水。问他的情况，他略带着羞愧地说：“王老师，对不起，我只考了个……”我一时语塞，想支吾几句，却不知为什么很冲动地说了一句：“你是真正的男人！”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这样说话，嗫嚅着，和我握手，我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但我没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这以后知道他一如既往地守候在董维青身边，毕业后他搬到女孩的家附近，后来结婚了；同时听说他经济拮据，他坚持要结婚是为了让女孩能有一个爱的怀抱。1990年，令人万念俱灰的一段日子，我杜门不出，却听到董维青病故的消息；三天后，徐海写下六封遗书，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听到徐海的死讯，我感到窒息，流尽了鲜血的徐海那白晰的面容，20年后依然平静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有家电台想借此做个访谈节目，托人找我，那用意无非是借有新闻效应的故事，对青年作一些自以为是的引导。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发了火，说了句“他们睡着了，不要用你们的爪子去碰他们”。那个编辑事后对我的朋友说：“你介绍的那个老师不肯配合，他干嘛要发火？”

  我的学生一般都比较信服我，所以我有话一定会对学生直说，我会在某个合适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告诉全体学生：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准自杀。我每说完这句话又有些后悔，我想到徐海。他不是懦夫，他只是太累了，想休息一下了；也许他是以为自己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也许他太想和她在一起了……

20年过去了，现在，每看到40岁上下的人，我会常想起清秀温和的徐海和美丽善良的董维青。 有一年，我在小说选修课上介绍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学生不理解，我就举了徐海的事。学生很惊异，说没想到校园里有如此凄美的爱情。可能是我不该说徐海和董维青，因为一些学生自此觉得，比之他们，很多赚人眼泪的爱情小说不值一读，《春琴抄》更不可同日而语。

我从1983年开选修课，基本没有停过，很多人说曾是我的学生，往往是选我小说鉴赏课的学生。因为经常在其他年级开设，所以好多学生我并不认识，我也记不住学生的姓名。但有个叫袁梓的学生是我事先就认识的。可能是1994年，学校有位叫袁梓的学生患了脊椎神经恶性肿瘤，我们都为他捐了款。有天在校门口遇上他的班主任要去医院看他，我不认识他，但是想见见他，就一同去了。记得他住在有线电厂职工医院。袁梓是个大块头，却卧在床上不能动弹。他很开朗，看到我有些意外，说：“你是王老师，我认识你，我们班选你课的同学说起过你。我病好了回学校，一定要去听你的‘小说选讲’……”对他的话我根本没有把握，他也不是我这个年级的学生，我安慰他说：“我在学校等你。”走出医院时，班主任难过地说，医生私下里早就打招呼，没几个月了。我当然也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话，我甚至为自己这样敷衍病人感到愧疚。

奇迹出现了。一年多之后，袁梓回到了学校，他真的坐进了我的课堂。我印象里那一轮的小说鉴赏选修课，袁梓没缺过一次。他个儿高，却要坐在第一排，离我很近。我至今记得他听课时的神情，有时他会沉浸在小说世界里，忘了记笔记，始终微笑着看着我。他那样珍惜课堂的每一分钟，让我想到，他等待这样的日子已经很久，而至今可能还有很多学生不知道坐在课堂里是一生的幸福。考试时我给过他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为了他的执著，也为了让他快乐。

一年后，他去世了。

学校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前面发生过什么故事，后来者不一定知道（当然也不一定有兴趣想知道），现在，学校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他了。

和徐海、袁梓不同，毕彦波则是我任教班上的学生，两年间几乎每天都见面。彦波是1999年高考前48天去世的，最后一次见到彦波是星期四上午去上课时，那一天因数学检测，推迟下课。我上楼时，彦波拎着空水桶下来换水，和我打了招呼。可是换饮用水的人已经走了。彦波东张西望，找了一会儿，确信那送水车走了，才遗憾地上了楼。没想到十几个小时后，就这样幽明隔路了！他死后，我说起这最后的印象，学生郑重地告诉我：班上的饮用水经常是彦波上下五楼去换的。他的母亲说，那天晚上，彦波情绪很好，在饭桌上还有说有笑；九点多钟，他一边做练习还一边哼着歌。夜间发病，40分钟后去世。事后医院告知，是心源性心脏病，只是谁也不知道他有这样的病。

早晨，当班主任告知彦波的死讯时，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愕地再三问：“你说什么？”学校考虑到我是老教师，要我去向学生宣布他的死讯，这在我是多难的一件事啊！我不得不写成文稿，虽然我从不照稿宣读，但此时我没有办法流畅地表达，我无法面对同学们如遭受雷击般的震惊。那天我特意补了一句话——“他走的时候没有痛苦”，我以为大家听了会好受一些，可是没有同学理解。全班同学的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我终生不能忘记，谁也不相信乐于助人的好同学毕彦波就这样离去了。

可能是1997年底或是1998年初的事，我在课上发了脾气，因为学生到了高中不太愿意发言，我不愿意课堂沉寂。我看出大家都是怕难为情，于是想了个“撕破脸”的办法：让学生依次站到前面的讲台来，面向全班大喊一声，要让所有的人吓一跳才行。瘦高个儿白净脸的毕彦波是1号，他怯生生地和我商量：“老师，我从来不大叫的，我可不可以唱首歌代替？”我说：“不行，我只要你大叫。”彦波没法，“啊”地喊了一声，全班大笑。我说，还不行，不符合要求，重来。他闭上眼大叫一声，全班暴笑。他带了个头，下面就好多了，男生叫喊完了，女生接着排队上来叫喊。“脸皮”撕破了，上课发言好了一阵子。但后来我带班遇到同样的问题，却不再用这个方法了，因为我会想起憋红了脸叫喊的毕彦波，而他死了。同学们敬重彦波，因为他为人善良。高三复习迎考时，他的同桌学习有些吃紧，毕彦波每天帮他复习，同桌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对彦波说：“你的时间也不多，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了。”彦波坚决地说：不，你不能放弃。

为彦波送行的那天早上，倾盆大雨，全班同学都去了。告别仪式是我主持的，同学们哭泣着，把一朵朵白玫瑰放在他的身边。一百朵白色的玫瑰，簇拥着他去天国了。我则在努力地回忆，回忆第一次见到彦波时的情景，是我第一次到五班上课时？还是第一次向他提问时？想来想去也是惘然。究竟是什么时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永远看不到他了。第二天，有位擅长美术的同学在教室后的黑板上画了大幅的彦波头像，通栏是他生前写的一首《满江红》。我走进教室，看见后面黑板上彦波的像，鼻子发酸，画得太像了。学生忘了，他们背对着他，而我则时时刻刻看到他，我很难过。学生说：“老师，再过七天我们就把它擦掉。”我说：“不，留在那里吧，这样我们班一个人也没少。”

    人生总会有磨难，人人都会有痛苦和不幸，一如天上有日食。彦波像一颗流星，划过长空而去，而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看到了那一瞬间耀眼的辉煌。全班同学的友爱，给繁重工作中的我以无限的慰藉。

在1987年1月，我曾写过一篇《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那篇文章给我带来一些麻烦。当年批判者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前几年，又有人认为那是“理想化”。 我理论修养并不高，可是批判者的水平比我预期的要差，这就让我无法获得提高。只有一位青年老师私下问过：“你说的旗帜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问得好。但我当时不想回答，我不愿意招致无谓的争论。

我在病中，想起一个又一个学生的面容，感叹生命的短暂，同时也赞叹生命的美丽。我感谢上天让我有机会认识这些美丽的生命，让我感受他们的仁爱和美德，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让我知道职业的使命与荣耀，让我敬重生命中的永恒。

我吃力地写下这些，每一行字都要用去我很长时间，我很累，我本当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可是我实在无法忘却。

现在，我可以说出来：那旗帜不是蛊惑人心的红色，不是时髦的绿色，也不是空灵的蔚蓝，而是一尘不染的白色。在我的心中，一面洁白的旗，正在像太阳一样缓缓升起。

                                  2010年1月20日.

推荐大家王老师的博客，关于教育及其他，值得一读[url]http://eblog.cersp.com/userlog/17275/index.shtml[/url].

太让人感动了！.

看了很感动～～～～

谢谢推荐.

教育上的“慢”是客观规律，必须遵守，不能绕过去。就拿上课来说，教师能一跃十步吗？有时看到一些教师的教学，就像是在拼命赶路，总是急匆匆的。

你为什么要那么急呢？你为什么总是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全都塞给学生呢？你凭什么会认为学生离开学校就不再学习，永远不再涉足你从事的学科呢？同样，你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把学生一生的学习任务全压在这三年完成。你看，学生已经很疲劳了，你仍然逼他加班加点，非得把三年的教学内容让他一口吞下去，好像他明天就要告别世界了，好像天底下的教师只剩下你一个，香火只剩你一炷，你不能让学科绝种，仿佛世上其他人全是一无所知的笨蛋……

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大课，高中阶段各有五百多节，你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的教学内容放在一节课上呢？这不过是你的一节课，你的这节课不是“最后的晚餐”，还会有下一节，还有一学年，还有大学阶段，还有终生学习的漫长岁月……你为什么总是急于把所有的东西灌给学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曾评选“儿童给成人的忠告”，一共十句，我只记住了第一句——“我的手很小，请不要往上面放太多的东西。”这里是不要“多”，我们中国化的理解：放得也不能太“快”。放得太满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下子就压垮了。

我在教学中，接触过很多学习有困难的“问题学生”，当时并没有实质的转变，而这些学生成人后心智健康，很正常，有的成就很高。可是，在基础教育阶段，他们是什么时候丧失了学习兴趣的？他们为什么会丧失学习的兴趣？原因虽然比较复杂，但共同的一点，就是家长、教师对他们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奋斗目标，而他们由于能力的限制，长时期精神疲惫，实在跑不动了，于是他们干脆坐下，再也不想站起来了。

无论是学校，教师，还是家庭，都不要揠苗助长，急于求成。




－－－－－－－－－－－－摘自吴老师的博客.

谢谢楼上的妈妈！

读王老师的博客，忍不住会怀念中学时代美好的时光，生活是简单的，精神是充实的，求知欲极其旺盛，什么都想学。

上物理课，老师会常提到自然辩证法，于是很多同学对哲学很感兴趣；上数学课，解难题充满了乐趣和成就感；上英文课，最爱听米国之音，绝对练听力；就连讨厌的政治课，也因为我们政治老师的高水平教学，大家把政治课当哲学课来上。课外的兴趣课很受欢迎，其中包括王老师树人文学社的讲习和生物学兴趣试验。

其实那个年代我们学校的竞争相当激烈，数理化语英各科都在拚，稍一松懈可能就被别人超过了。幸好，竞争归竞争，朋友归朋友。而且，我们很多同学都住校，且同校6年，所以，大家彼此间很友爱。

不知现在的中学生能不能像我们当年那样学得有乐趣。说来学习是一生中长久的事，如果把学习当成苦差事，那日子会很痛苦。.

回复 1#pp_dream 的帖子

原来吴非就是王栋生啊，新民晚报上经常看见他的文章，有力，有理。.

我前面的帖子里曾提到王老师的博客里讲述了一点我们年级发生的事，关于徐海和董维青，20多年过去了，这段戚美的故事一直留在每位同学深埋的记忆中。

碰巧刚看到了一位同学写的祭文，无比伤感，猛一想起，正好今天是4月5日，农历清明。[tt5]


转同学写的一篇祭文，为徐海和董维青同学而作。

17年前的今天，你离开了这个世界，结束了人间22年的生命历程。

没人知道，人死后，肉体消失了，灵魂去了哪里。这些年，岁月让我们老去，对你的记忆，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生命历程，你的容颜，永远停格在了17年前。

知道么？那年8月盛夏的一天，我去送你。一进门，泪水不自主地流了下来，你穿着墨绿色的大衣，躺在那里，十分瘦小。听你姐姐在台上说告别你的话，哽咽着，说不下去。无法接受眼前仿佛熟睡的你，已经在另一个世界。我一直在哭，哭泣心里的无助和软弱，第一次亲身感伤到生命原本的无奈和宿命。你就静静地躺在那里， 22岁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那年，我们才刚刚大学毕业，那个暑假还没有去看你，你就走了。坐在门外的石头上，我又哭了很久，看到那个很高的烟囱冒出的烟，知道你是化作烟了，你的灵魂去了哪里？

他是在送走你之后，9.3走的，你们埋在一起了，我去看过你们的墓，看着墓碑上你俩的名字，脑子里就是学生时代，年轻美丽的模样。知道你们不在里面，关于你们的记忆刻在我们脑子里，你们的灵魂飞去了哪里？

在年轻的22岁，你就直接走向了死亡，知道你最后高烧没有了思维，在还清醒的最后一刻，你想什么了么？对这个世间有眷恋么？一定曾经有过，有曾经幸福过的感觉么？一定曾经有过，更多的，该是失望，绝望，和厌恶？人间的残酷的伤痛，你全部都经受，身体的，精神的，你的青春岁月。你有渴望新生？真希望你是带着这样的渴望离开人世的。

不知你是否相信灵魂会飞向另一个时空，他，追随你而去的他，是一定相信的，相信他的灵魂会陪伴你，如同在人间。他舍不得让你那么年轻美丽的灵魂，孤独得在另一个陌生的空间游荡，他舍不得。送你那天，他没有一滴眼泪，握他手时，感觉他平静地如同隔世。他没有了聚点的眼中，已经没有了悲伤。你们的墓地是他自己选的，然后，在一个宁静的夜，他，随你而去。

活着的我，我们，有着你的诸多记忆的人，内心沉淀下的，不仅仅是感伤，还有活着的悲欢，恩怨。



今天这个日子，代表着你，你赋予了它特定的内涵，是你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份记忆，定格成你22岁美丽的容颜。

友人告诉我一个凄美的六世达赖的爱情故事，他的生命结束在24岁。他写给他已逝情人的一首诗，读给你听：

那一日
闭目在经殿
香雾绚旖  募然听见你诵经的真言

那一月
摇动所有经轮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见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修来生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太感人了[em02].

徐海和董维青的事……亦是久远的记忆……原来是你的同学啊。当时还小，不理解徐海的决定，但很震撼，居然有这样长情的人，太可惜太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