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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 －－ 龙应台

刚在当当上买了一本龙应台的“目送”，看了几篇，很感动。
在网上找了找，找到几篇电子版的，一起贴上来。大家一起分享。

龙应台：目送
作者：龙应台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龙应台：寂寞

    我曾经坐在台北市议会的议事大厅中，议员对着麦克风用狼犬似的声音咆哮，官员在挣扎解释，记者的镁光灯闪烁不停，语言的剑道在政治的决斗场上咄咄逼人，刀光夺目。我望向翻腾暴烈的场内，调整一下自己眼睛的聚焦，像魔术一样，“倏”一下，议场顿时往百步外退去，缩小，声音全灭，所有张开的嘴巴、圆瞪的眼睛、夸张的姿态、拍打桌子的扬起的手，一瞬间变成黑白默片中无声的慢动作，缓缓起，慢慢落……
    我坐在风暴中心，四周却一片死静，这时，寂寞的感觉，像沙尘暴的漫天黑尘，以鬼魅的流动速度，细微地渗透地包围过来。
    我曾经三十天蛰居山庄，足不离户。坐在阳台上记录每天落日下山的分秒和它落下时与山棱碰触的点的移动。有时候，迷航的鸟不小心飞进屋内，拍打着翅膀从一个书架闯到另一个书架，迷乱惊慌地寻找出路。在特别湿润的日子里，我将阳台落地玻璃门大大敞开，站在客厅中央，守着远处山头的一朵云，看着这朵云，从山峰那边漫漫飘过来、飘过来，越过阳台，全面进入我的客厅，把我包裹在内，而后流向每个房间，最终分成小朵，从不同的窗口飘出，回归山岚。
    冰箱永远是空的。好朋友上山探视，自动揣测我的冰箱一定是空的，总是带点牛奶面包，像一个社会局的志工去探视独居老人。真正断炊的时候，我黄昏出门散步，山径边有农人的菜田，长出田陌的野菜，随兴拔几把回家，也能煮汤。
    夏天的夜空，有时很蓝。我总是看见金星早早出现在离山棱很近的低空，然后月亮就上来了。野风吹着高高的树，叶片飒飒作响，老鹰立在树梢，沉静地看着开阔的山谷。我细细在想，寂寞，是个什么状态；寂寞，该怎么分类？
    有一年的12月31日晚上，朋友们在我的山居相聚，饮酒谈天，11时半，大伙纷纷起立，要赶下山，因为，新年旧年交替的那一刻，必须和家里那个人相守。朋友们离去前还体贴地将酒杯碗盘洗净，然后是一阵车马启动、深巷寒犬的声音。5分钟后，一个诗人从半路上来电，电话上欲言又止，意思是说，大伙午夜前刻一哄而散，把我一个人留在山上，好像……他说不下去。
    我感念他的友情温柔，也记得自己的答复：“亲爱的，难道你觉得，两个人一定比一个人不寂寞吗？”
    他一时无语。
    寂坐时，常想到晚明张岱。他写湖心亭：“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深夜独自到湖上看大雪，他显然不觉寂寞——寂寞可能是美学的必要。但是，国破家亡、人事全非、当他在为自己写墓志铭的时候呢？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有一种寂寞，身边添一个可谈的人，一条知心的狗，或许就可以消减。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之间“余舟一芥”的无边无际无着落，或许只能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吧。.

龙应台：明白  
二十岁的时候，我们的妈妈们五十岁。我们是怎么谈她们的？

我和丽茹在一个浴足馆按摩，并排懒坐，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一面落地大窗，外面看不进来，我们却可以把过路的人看个清楚。这是上海，这是衡山路。每─个亚洲城市都曾经有过这么一条路──餐厅特别时髦，酒吧特别昂贵，时装店冷气极强、灯光特别亮，墙上的海报一定有英文或法文写的“米兰”或“巴黎”。最突出的是走在街上的女郎，不管是露着白晰的腿还是纤细的腰，不管是小男生样的短发配牛仔裤还是随风飘起的长发配透明的丝巾，一颦一笑之间都辐射着美的自觉。她们在爱恋自己的青春。

丽茹说，我记得啊，我妈管我管得烦死了，从我上小学开始，她就怕我出门被强奸，每次晚回来她都一定要等门，然后也不开口说话，就是要让你“良心发现、自觉惭愧”。我妈简直就是个道德警察。

我说，我也记得啊，我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放肆”。她讲话声音大，和邻居们讲到高兴时，会笑得前仰后阖，会笑得弯腰一直拍打自己的腿，笑到不行。总而言之，我妈一直是个豪放女。

现在，我们自己五十多岁了，妈妈们成了八十多岁的“老媪”。

“你妈时光会错乱吗？”她问。

会啊，我说，譬如有一次带她到乡下看风景，她很兴奋，一路上说个不停：“这条路走下去转个弯就是我家的地”，或者说，“你看你看，那个山头我常去收租，就是那里。”我就对她说，“妈，这里你没来过啦。”她就开始骂了：“乱讲，我就住在这里，我家就在那山谷里，那里还有条河。”

我才明白，这一片台湾的美丽山林，仿佛浙江，使她忽然时光转换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她的眼睛发光，孩子似的指着车窗外，“佃农在我家地上种了很多杨梅、桃子，我爸爸让我去收租，佃农给我一大堆果子带走，我还爬很高的树呢。”

“你今年几岁，妈？”我轻声问她。

她眼神茫然，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很小声地说，“我……我妈呢？我要找我妈。”

丽茹的母亲住在北京一家安养院里。“开始的时候，她老说有人打她，剃她头发，听得我糊涂──这个安养院很有品质，怎么会有人打她？”丽茹的表情有点忧郁，“后来我才弄明白，原来她回到了文革时期。年轻的时候，她是工厂里的出纳，被拖出去打，让她洗厕所，把她剃成阴阳头──总之，就是对人极尽的污辱。”

“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我自己写了个证明书，就写‘某某人工作努力，态度良好，爱国爱党，是本厂优良职工，已经被平反，恢复一切待遇。’还刻了一个好大的章，叫什么什么委员会，盖在证明书上。告诉看护说，妈妈一说有人打她，就把这证书拿出来给她看。”

我不禁失笑，怎么我们这些五十岁的女人都在做一样的事啊。我妈每天都在数她钱包里的钞票，每天都边数边说“我没钱，我的钱到哪里去了。”我们跟她解释说她的钱在银行里，她就用那种怀疑的眼光盯着你看，然后还是时时刻刻紧抓着钱包，焦虑万分。怎么办？我于是打了一个“银行证明”：“兹证明某某女士在本行存有五百万元整”，然后下面盖个方方正正的章，红色的，连盖好几个，看起来很衙门，很威风。我交代印佣：“她一提到钱，你就把这证明拿出来让她看。”我把好几幅老花眼镜也备妥，跟“银行证明”一起放在她床头抽屉。钱包，塞在她枕头下。

按摩完了，丽茹和我的“妈妈手记”技术交换也差不多了。落地窗前突然又出现一个年轻的女郎，宽阔飘逸的丝绸裤裙，小背心露背露肩又露腰，一副水灵灵的妖娇模样；她的手指一直绕着自己的发丝，带着给别人看的浅浅的笑，款款行走。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心中有一分明白，月光泻地。.

胭脂
龙应台


　　每次到屏东去看妈妈，还没到时先给她电话：“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愉快的声音传来：“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可是我知道你是我喜欢的人。”

　　“猜对了，”我说，“我是你的女儿，我是小晶。”

　　“小晶啊，”她说，带着很浓的浙江乡音，“你在哪里？”

　　带她去“邓师傅”做脚底按摩，带她去美容院洗头，带她到菜市场买菜，带她到田野上去看鹭鸶，带她到药房去买老人营养品，带她去买棉质内衣，宽大但是肩带又不会滑下来的那一种，带她去买鞋子买乳液买最大号的指甲刀。我牵着她的手在马路上并肩共行的景象，在这黄狗当街懒睡的安静小镇上就成为人们记得的本村风景。不认识的人，看到我们又经过他的店铺，一边切槟榔一边用眼睛目送我们走过，有时候说一句，轻得几乎听不见：“伊查某仔转来喽！”

　　见时容易别时难，离开她，是个复杂的工程。离开前二十四小时，就得先启动心理辅导。我轻快地说：“妈，明天就要走啦。”

　　她也许正用空蒙蒙的眼睛看着窗外的天，这时马上把脸转过来，慌张地看着我，“要走了？怎么要走呢？”

　　我保持声音的愉悦，“要上班，不然老板不要我啦。”

　　她垂下眼睛，是那种被打败的神情，两手交握，放在膝上，像个听话的小学生。跟“上班”，是不能对抗的，她也知道。她低声自言自语：“喔，要上班。”

　　“来，”我拉起她的手，“坐下，我帮你擦指甲油。”

　　买了很多不同颜色的指甲油，专门用来跟她消磨卧房里的时光。她坐在床沿，顺从地伸出手来，我开始给她的指甲上色，一片一片慢慢上，每一片指甲上两层。她手背上的皮，抓起来一大把，是一层极薄的人皮，满是皱纹，像蛇蜕掉弃置的干皮。我把新西兰带回来的绵羊油倒在手心上，轻轻揉搓这双曾经劳碌不堪、青筋暴露而今灯尽油枯的手。

　　涂完手指甲，开始涂脚指甲。脚指甲有点灰指甲症状，硬厚得像岩石。把她的脚放进热水盆里──她缩起脚，说：“烫。”我说：“一点也不，慢慢来。”浸泡五分钟后，脚指甲稍微松软了，再涂色。选了艳丽的桃红，小心翼翼地点在她石灰般的脚指甲上。效果，看起来确实有点恐怖，像给僵尸的脸颊上了腮红。

　　我认真而细致地“摆布”她，她静静地任我“摆布”。我们没法交谈，但是，我已经认识到，谁说交谈是唯一的相处方式呢？还有什么，比这胭脂阵的“摆布”更适合母女来玩？只要我在，她脸上就有一种安心的平静。更何况，胭脂阵是有配乐的。我放上周璇的老歌，我们从《夜上海》一直听到《凤凰于飞》、《星心相印》和《永远的微笑》。

　　涂完她所有的手指甲和脚指甲，轮到我自己。黄昏了，淡淡的阳光把窗帘的轮廓投射在地板上。“你看，”我拿出十种颜色，每一只指甲涂一个不同的颜色，从绯红到紫黑。她不说话，就坐在那床沿，看着我涂自己的指甲，从一个指头到另一个指头。

　　每次从屏东回到台北，朋友总是惊讶：“嗄？你涂指甲油？”

　　指甲油玩完了，空气里全是指甲油的气味。我说：“明天，明天我要走了。要上班。”

　　她有点茫然，“要走了？怎么要走了？那──我怎么办？我也要走啊。”

　　把她拉到梳妆镜前，拿出口红，“你跟哥哥住啊，你走了他要伤心的。来，我帮你化妆。”她一瞬间就忘了我要走的事，对着镜子做出矜持的姿态：“我啊，老太婆了，化什么妆哩。”

　　可是她开始看着镜中的自己，拿起梳子，梳自己的头发。

　　她曾经是个多么耽溺于美的女人啊。六十五岁的时候，突然去纹了眉和眼线，七十岁的时候，还问我她该不该去隆鼻。多少次，她和我一起站在梳妆镜前，她说：“女儿，你要化妆。女人，就是要漂亮。”

　　现在，她的手臂布满了黑斑，黑斑在干枯的衰老的皮肤上，像褪下的蛇皮。

　　我帮她擦了口红，说：“来，抿一抿。”她抿了抿唇。

　　我帮她上了腮红。

　　在她纹过的眉上，又画上一道弯弯淡眉。

　　“你看，”我搂着她，面对着大镜，“冬英多漂亮啊。”

　　她惊讶，“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你的女儿嘛。”我环抱着她瘦弱的肩膀，对着镜子里的人，说，“妈，你看你多漂亮。我明天要走喔，要上班，不能不去的，但马上会回来看你。”.

散步


　　回屏东看母亲之前，家萱过边境来访。细致的她照例带了礼物。一个盒子上写着“极品燕窝”，我打开看一下，黑溜溜的一片，看不懂。只认得盛在瓷碗里头加了冰糖的白糊糊又香又甜的燕窝；这黑溜溜的原始燕窝──是液体加了羽毛、树枝吗？还真不认识。不过，家萱当然是送给母亲吃的，我不需操心。

　　她又拿出一个圆筒，像是藏画的。一卷纸拿出来，然后一张一张摊开，她说：“我印得多了，想想也许你妈可以用。”

　　海报大小的白纸，印着体积很大、油墨很浓的毛笔字，每一张都是两三行，内容大同小异：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深爱您。

　　您的房子、看护、医药费，我们全都付了。

　　我们承诺，一定竭尽所能照料您。

　　请您放心。

　　您的孩子：家萱

　　家齐

　　家仁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都是您含辛茹苦培养大的。

　　我们感念您。

　　我们承诺：您所有的需要，都由我们承担。

　　请您放心。相信我们对您的深爱。

　　您的孩子：家萱

　　家齐

　　家仁

　　我看着家萱，忍不住笑。上一回，我们在交换“妈妈笔记”时，她说到八十岁的母亲在赡养院里如何如何地焦虑自己没钱，怀疑自己被儿女遗弃，而且一转身就忘记儿女刚刚来探视过而老是抱怨孩子们不记得她。我拿出自己“制造”的各种银行证明、抚养保证书，每一个证明都有拳头大的字，红糊糊、威风凛凛的印章，每一张都有一时的“安心”作用。没想到家萱进步神速，已经有了独家的“大字报”！

　　“是啊，”她笑着说，“我用海报把她房间的墙壁贴得满满的。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可以一张一张读，每一张我们姐弟都给签了名。”

　　“有效吗？”我问。

　　她点头，“还真有效，她读了就安心。”

　　“你拿回屏东，贴在你妈房里吧。”

　　她的笑容，怎么看都是苦的。我也发现，她的白发不知何时也多了。

　　我把大字报一张一张拾起，一张一张叠好，卷起，然后小心地塞回圆筒。摇摇头，“妈妈又过了那个阶段了。她已经忘了字了。我写的银行证明，现在她也看不懂了。”

　　回到屏东，春节的爆竹在冷过头的冬天，有一下没一下的，凉凉的，仿佛浸在水缸里的酸菜。陪母亲卧床，她却终夜不眠。窗帘拉上，灭了大灯，她的两眼晶亮，瞪着空蒙蒙的黑夜，好像瞪着一个黑色的可以触摸的实体。她伸出手，在空中捏取我看不见的东西。她呼唤我的小名，要我快起床去赶校车，不要迟到了，便当已经准备好。她说隔壁的张某某不是个东西，欠了钱怎么也不还。她问，怎么你爸爸还没回家，不是说理了发就马上回来吗？

　　我到厨房拿热牛奶给她喝。她不喝。我抚摸她的手，拍她的肩膀，像哄一个婴儿，但是她安静了一会儿又开始躁动。我不断地把她冰冷的手臂放回被窝里，她又固执地将我推开。我把大灯打开，她的幻觉消失，灯一灭，她又回到四十年前既近又远、且真且假的彷徨迷乱世界。

　　大年初三， 二○○八年的深夜，若是从外宇宙看过来，这间房里的灯亮了又暗，暗了又亮，一整夜。清晨四时，我下了床，光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说：“妈，既然这样，我们干脆出去散步吧。”帮她穿上最暖的衣服，围上围巾，然后牵着她的手，出了门。

　　冬夜的街，很黑，犬吠声自远处幽幽传来，听起来像低声呜咽，在解释一个说不清的痛处。

　　路底有一家灯火通明的永和豆浆店，我对她说：“走吧，我带你去吃你家乡浙江淳安的豆浆。”她从梦魇中醒来，乖顺地点头，任我牵着她的手，慢慢走。空荡荡的街，只有我，和那生了我的女人。

　　路的地面上，有一条很长很长的白线，细看之下，发现是鸟屎。一抬头，看见电线上黑溜溜的一长条，全停满了燕子，成千上万只，悄悄地，凝结在茫茫的夜空里。.

为谁



　　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不懂得做菜归罪于我的出身──我是一个外省女孩；在台湾，“外省”其实就是“难民”的意思。外省难民家庭，在流离中失去了一切附着于土地的东西，包括农地、房舍、宗祠、庙宇，还有附着于土地的乡亲和对于生存其实很重要的社会网络。

　　因为失去了这一切，所以难民家庭那做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注一掷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头。他们仿佛发现了，只有教育，是一条垂到井底的绳，下面的人可以攀着绳子爬出井来。

　　所以我这个难民的女儿，从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饭，筷子一丢，只要赶快潜回书桌，正襟危坐，摆出读书的姿态，妈妈就去洗碗了，爸爸就把留声机转小声了。背《古文观止》很重要，油米柴盐的事，母亲一肩挑。

　　自己做了母亲，我却马上变成一个很能干的人。厨房特别大，所以是个多功能厅。孩子五颜六色的画，贴满整面墙，因此厨房也是画廊。餐桌可以围坐八个人，是每天晚上的沙龙。另外的空间里，我放上一张红色的小矮桌，配四只红色的矮椅子，任谁踏进来都会觉得，咦，这不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客厅吗？

　　当我打鸡蛋、拌面粉奶油加砂糖发粉做蛋糕时，安德烈和菲利普就坐在那矮椅子上，围着矮桌上一团新鲜可爱的湿面团，他们要把面团捏成猪牛羊马各种动物。蛋糕糊倒进模型，模型进入烤箱，拌面盆里留着一圈甜软黏腻的面糊，孩子们就抢着用小小的手指去挖，把巧克力糊绕满了手指，放进嘴里津津地吸，脸上也一片花糊。

　　我变得很会“有效率”做菜。食谱的书，放在爬着常青藤的窗台上，长长一排。胡萝卜蛋糕的那一页，都快磨破了；奶酪通心粉、意大利千层面那几页，用得掉了下来。我可以在十分钟内，给四个孩子──那是两个儿子加上他们不可分离的死党──端上颜色漂亮而且维他命ABCDE加淀粉质全部到位的食物。然后把孩子塞进车里，一个送去踢足球，一个带去上游泳课。中间折到图书馆借一袋儿童绘本，冲到药房买一只幼儿温度计，到水店买三大箱果汁，到邮局去取孩子的生日礼物包裹同时寄出邀请卡……然后匆匆赶回足球场接老大，回游泳池接老二，回家，再做晚餐。

　　母亲，原来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CEO，只是没人给薪水而已。

　　然后突然想到，啊，油米柴盐一肩挑的母亲，在她成为母亲之前，也是个躲在书房里的小姐。

　　孩子大了，我发现独自生活的自己又回头变成一个不会烧饭做菜的人，而长大了的孩子们却成了美食家。菲利普十六岁就自己报名去上烹饪课，跟着大肚子、带着白色高筒帽的师傅学做意大利菜。十七岁，就到三星米其林法国餐厅的厨房里去打工实习，从削马铃薯皮开始，跟着马赛来的大厨学做每一种蘸酱。安德烈买各国食谱的书，土耳其、非洲菜、中国菜，都是实验项目。做菜时，用一只马表计分。什么菜配什么酒，什么酒吃什么肉，什么肉配什么香料，对两兄弟而言，是正正经经的天下一等大事。

　　我呢，有什么就吃什么。不吃也可以。一个鸡蛋多少钱，我说不上来，冰箱，多半是空的。有一次，为安德烈下面──是泡面，加上一点青菜叶子。

　　汤面端上桌时，安德烈，吃了两口，突然说：“青菜哪里来的呀？”

　　我没说话，他直追，“是上星期你买的色拉对不对？”

　　我点点头。是的。

　　他放下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说：“那已经不新鲜了呀，妈妈你为什么还用呢？又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习惯，对吧？”

　　他不吃了。

　　过了几天，安德烈突然说：“我们一起去买菜好吗？”

　　母子二人到城里头国际食品最多的超市去买菜。安德烈很仔细地来来回回挑选东西，整整三个小时。回到家中，天都黑了。他要我这做妈的站在旁边看着，“不准走开喔。”

　　他把顶级的澳洲牛排肉展开，放在一旁。然后把各种香料罐，一样一样从架上拿下来，一字排开。转了按钮，烤箱下层开始热，把盘子放进去，保持温度。他把马铃薯洗干净，开始煮水，准备做新鲜的马铃薯泥。看得出，他心中有大布局，以一定的时间顺序在走好几个平行的程序，像一个乐团指挥，眼观八方，一环紧扣一环。

　　电话铃响。我正要离开厨房去接，他伸手把我挡下来，说：“不要接不要接。留在厨房里看我做菜。”

　　红酒杯，矿泉水杯，并肩而立。南瓜汤先上，然后是色拉，里头加了松子。主食是牛排，用锡纸包着，我要的四分熟。最后是甜点，法国的soufflé。

　　是秋天，海风徐徐地吹，一枚浓稠蛋黄似的月亮在海面上升起。

　　我说：“好，我学会了，以后可以做给你吃了。”

　　儿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我不是要你做给我吃。你还不明白吗？我是要你学会以后做给你自己吃。”.

缴械



　　“爸爸，是我。今天怎么样？做了什么？”

　　“在写字。礼拜天你回不回来吃饭？”

　　“不行呢，我要开会。”

　　你说，“爸爸，把钥匙给我吧？”

　　他背对着你，好像没听见。抱着一个很大的塑料水壶，水的重量压得他把腰弯下来。几盆芦荟长得肥厚油亮，瘦瘦的香椿长出了茂盛的叶子。

　　本来要到花市去买百合的，却看见这株孤零零不起眼的小树，细细的树干上长了几片营养不良的叶子，被放在一大片惊红骇紫的玫瑰和菊花旁边，无人理会。花农在一块硬纸板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两个字，“香椿”。花市喧声鼎沸，人贴着人，你在人流中突然停住脚步，凝视那两个字。小的时候，母亲讲到香椿脸上就有一种特别的光彩，好像整个故乡的回忆都浓缩在一个植物的气味里。原来它就长这样，长得真不怎么样。百合花不买了，叫了辆出租车，直奔桃园，一路捧着那盆营养不良的香椿。

　　“不要再开了吧？”

　　他仍旧把背对着你，阳台外强烈的阳光射进来，使他的头发一圈亮，身影却是一片黑，像轮廓剪影。

　　他始终弯着身子在浇花。

　　八十岁的人，每天开车出去，买菜，看朋友，帮儿子跑腿，到邮局领个挂号包裹。每几个月就兴致勃勃地嚷着要开车带母亲去环岛。动不动就说要开车到台北来看你，你害怕，他却兴高采烈，“走建国高架，没有问题。我是很注意的，你放心好了。”没法放心，你坐他的车，两手紧抓着手环不放，全身紧绷，而且常常闭住气，免得失声惊叫。他确实很小心，整个上半身几乎贴在驾驶盘上，脖子努力往前伸，全神贯注，开得很慢，慢到一个程度，该走时他还在打量前后来车；人家以为他不走了，他却突然往前冲。一冲就撞上前面的摩托车，一个菜篮子摔了下来，番茄滚了一地，被车子碾过，一地烂红。

　　再过一阵子，听说是撞上了电线杆。母亲在那头说：“吓死哩人喽。你爸爸把油门当作刹车你相不相信！”车头撞扁了，一修就是八万块。又过了几个月，电话又来了；他的车突然紧急刹车，为了闪避前面的沙石卡车。电话那一头不是“吓死哩人喽”的母亲；母亲已经在医院里──刹车的力道太猛，她的整个手臂给扭断了。

　　兄弟们说，“你去，你去办这件事。我们都不敢跟他开口。爸爸只听女儿的话。”

　　黄昏的光影透过纱门薄薄洒在木质地板上，客厅的灯没开，室内显得昏暗，如此的安静，你竟然听见墙上电钟行走的声音。

　　他坐在那片黄昏的阴影里，一言不发，先递过来汽车钥匙，然后把行车执照放在茶几上，你的面前。

　　“要出门就叫出租车，好吗？”你说，“再怎么坐车，也坐不到八万块的。”

　　他没说话。

　　你把钥匙和行车执照放在一个大信封里，用舌头舔一下，封死。

　　“好吗？”你大声地再问，一定要从他嘴里听到他的承诺。

　　他轻轻地说：“好。”缩进沙发里，不再做声。

　　你走出门的时候，长长舒了口气，对自己有一种满意，好像刚刚让一个骁勇善战又无恶不作的游击队头子和平缴了械。

　　你不知道的是，一辈子节俭、舍不得叫出租车的他，从此不再出门。

　　“礼拜天可不可以跟我去开同学会？”他突然在后面大声对你说，隔着正在徐徐关上的铁门。铁门“哐当”一声关上，你想他可能没听见你“没时间”的回答。.

年轻过


　　“爸爸是我，吃过饭了吗？”

　　“吃不下。”

　　“不管吃不吃得下，都要吃啊。你瘦了很多。”

　　秘书递过来一张小纸条：“议会马上开始，要迟到了。”可是，信箱里有十八岁的儿子的电邮，你急着读：

　　妈，我要告诉你今晚发生的事情。

　　我今晚开车到了朋友家，大概有十来个好朋友聚在一起聊天。快毕业了，大家都特别珍惜这最后的半年。我们刚刚看完一个电影，吃了叫来的“披萨”，杯盘狼藉，然后三三两两坐着躺着说笑。这时候，我接到老爸的电话──他劈头就大骂：“他妈的你怎么把车开走了？”

　　自从拿到了驾照之后，我就一直在开家里那辆小吉普车，那是我们家多出来的一辆车。我就说，“没人说我不可以开啊。”他就说，“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晚上不准开车？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经验不足，晚上不准开车？”我就说，“可是我跟朋友的约会在城里，十公里路又没巴士，你要我怎么去？”他就更生气地吼，“把车马上给我开回家。”我很火，我说，“那你自己过来城里把车开回去！”

　　他一直在咆哮，我真受不了。

　　当然，我必须承认，他会这么生气是因为──我还没告诉过你，两个月前我出了一个小车祸。我倒车的时候擦撞了一辆路旁停着的车，我们赔了几千块钱。他因此就对我很不放心。我本来就很受不了他坐在我旁边看我开车，两个眼睛盯着我每一个动作，没有一个动作他是满意的。现在可好了，我简直一无是处。

　　可是我是小心的。我不解的是，奇怪，难道他没经过这个阶段吗？难道他一生下来就会开车上路吗？他年轻的时候甚至还翻过车──车子冲出公路，整个翻过来。他没有年轻过吗？

　　我的整个晚上都泡汤了，心情恶劣到极点。我觉得，成年人不记得年轻是怎么回事，他们太自以为是了。

　　秘书塞过来第二张纸条：再不出发要彻底迟到了，“后果不堪设想”。你匆忙地键入“回复”：

　　孩子，原谅他，凡是出于爱的急切都是可以原谅的。我要赶去议会，晚上再谈。

　　议会里，一片硝烟戾气。语言被当作武器来耍，而且都是狼牙棒、重锤铁链之类的凶器。你在抽屉里放一本《心经》，一本《柏拉图谈苏格拉底》，一本《庄子》；你一边闪躲语言的锤击，一边拉开抽屉看经文美丽的字：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生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　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无苦集灭道　无智亦无得……

　　深呼吸，你深深呼吸，眼睛看这些藏着秘密的美丽的字，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你就可以一苇渡过。可是粗暴的语言、轰炸的音量，像裂开的钢丝对脆弱的神经施以鞭刑。你焦躁不安。

　　这时候，电话响起，一把抢过听筒，以为十万火急的数据已经送到，你急促不耐几近凶悍地说“喂”──那一头，却是他悠悠的湖南乡音说：“女儿啊，我是爸爸──”慢条斯理的，是那种要细细跟你聊一整个下午倾诉的语调，你像恶狗一样对着话筒吠出一声短促的“怎么样，有事吗？”

　　他被吓了回去，语无伦次地说：“这个──这个礼拜天──可不可以──我是说，可不可以同我去参加宪兵同学会？”

　　你停止呼吸片刻──不行，我要精神崩溃了，我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生香味触法──然后把气徐徐吐出，调节一下心跳。好像躲在战壕里注视从头上呼啸而来的炮火，你觉得口喉干裂，说不出话来。

　　那一头苍老的声音，怯怯地继续说：“几个老同学，宪兵学校十八期的，我们一年才见一次面。特别希望见到我的女儿，你能不能陪爸爸去吃个饭？”.

雨儿

　　我每天打一通电话，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电话接通，第一句话一定是，“我──是你的女儿。”如果是越洋长途，讲完我就等，等那六个字穿越渺渺大气层进入她的耳朵，那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她说，“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

　　“对，那就是我。”

　　“喔，雨儿你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我昨天才去看你，今早刚离开你。”

　　“真的？我不记得啊。那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再过一个礼拜。”

　　“你是哪一位？”

　　“我是你的女儿。”

　　“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啊。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到潮州看她时，习惯独睡的我就陪她睡。像带孩子一样把被子裹好她的身体，放周璇的《天涯歌女》，把灯关掉，只留下洗手间的小灯，然后在她身边躺下。等她睡着，我再起来工作。

　　天微微亮，她轻轻走到我身边，没声没息地坐下来。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身子愈来愈瘦，脚步愈来愈轻，声音愈来愈弱，神情愈来愈退缩，也就是说，人逐渐逐渐退为影子。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

　　我一边写，一边说：“干嘛那么早起？给你弄杯热牛奶好吗？”

　　她不说话，无声地觑了我好一阵子，然后轻轻说：“你好像我的雨儿。”

　　我抬起头，摸摸她灰白色稀疏的头发，说：“妈，千真万确，我就是你的女儿。”

　　她极惊奇地看着我，大大地惊讶，大大地开心：“就是说嘛，我看了你半天，觉得好像，没想到真的是你。说起来古怪，昨天晚上有个人躺在我床上，态度很友善，她也说她是我的雨儿，实在太奇怪了。”

　　“昨晚那个人就是我啊。”我把冰牛奶倒进玻璃杯中，然后把杯子放进微波炉。远处隐隐传来公鸡的啼声。

　　“那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她一脸困惑。

　　“我从台北来看你。”

　　“你怎么会从台北来呢？”她努力地想把事情弄清楚，接过热牛奶，继续探询，“如果你是我的雨儿，你怎么会不在我身边呢？你是不是我养大的？是什么人把你养大的呢？”

　　我坐下来，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里，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很亮，那样亮，在浅浅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轻时的锋芒余光，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于是我从头说起：“你有五个儿女，一个留在大陆，四个在台湾长大。你不但亲自把每一个都养大，而且四个里头三个是博士，没博士的那个很会赚钱。他们全是你一手栽培的。”

　　眼里满是惊奇，她说：“这么好？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今年几岁？结婚了没有？”

　　我们从盘古开天谈起，谈着谈着，天，一点一点亮起，阳光就从大武山那边照了进来。

　　有时候，我让女佣带着她到阳明山来找我。我就把时间整个调慢，带她“台北一日游”。第一站，洗温泉。泡在热气缭绕的汤里，她好奇地瞪着满堂裸身的女人目不转睛，然后开始品头论足。我快动作抓住她的手，才能阻止她伸手去指着一个女人，大声笑着说：“哈，不好意思啊，那个雨人好──肥喔。”

　　第二站，搭公交车，红五号，从白云山庄上车。一路上樱花照眼，她静静看着窗外流荡过去的风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颜容，和窗外的粉色樱花明灭掩映；她的眼神迷离，时空飘忽。

　　到了士林站。我说：“妈，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运，坐在这里，给你拍一张照片。”

　　她娴静地坐下，两手放在膝上。刚好后面有一丛浓绿的树，旁边坐着一个孤单的老人。

　　“你的雨儿要看见你笑，妈妈。”

　　她看着我，微笑了。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着黑衣白领，像一个中学的女生。.

山路

　　五万人涌进了台中的露天剧场；有风，天上的云在游走，使得月光忽隐忽现，你注意到，当晚的月亮，不特别明亮，不特别油黄，也不特别圆满，像一个用手掰开的大半边葡萄柚，随意被搁在一张桌子上，仿佛寻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进剧场，却突然扑面而来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万人同时坐下，即使无声也是一个隆重的宣示。

　　歌声像一条柔软丝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记忆；群众跟着音乐打拍，和着歌曲哼唱，哼唱时陶醉，鼓掌时动容，但没有尖叫跳跃，也没有激情推挤，这，是四五十岁的一代人。

　　老朋友蔡琴出场时，掌声雷动，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静地注视她，想看看──又是好久不见，她瘦了还是胖了？第一排两个讨厌的人头挡住了视线，我稍稍挪动椅子，插在这两个人头的中间，才能把她看个清楚。今晚蔡琴一袭青衣，衣袂在风里翩翩蝶动，显得飘逸有致。

　　媒体涌向舞台前，镁光灯烁烁闪个不停。她笑说，媒体不是为了她的“歌”而来的，是为了另一件“事”。然后音乐静下，她开口清唱：“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她低低地唱着，余音缭绕然后戛然而止时，人们报以狂热的掌声。她说，你们知道的是我的歌，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对你们并不重要。

　　在海浪一样的掌声中，我没有鼓掌，我仍旧深深地注视她。她说的“事”，是五十九岁的导演杨德昌的死。她说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人生；但是人生，除了自己，谁可能知道？一个曾经爱得不能自拔的人死了，蔡琴，你的哪一首歌，是在追悼；哪一首歌，是在告别；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许诺；哪一首歌，是在为自己做永恒的准备？

　　挡了我视线的两个人头，一个是胡志强的。一年前中风，他走路时有些微跛，使得他的背影看起来特别憨厚。他的身边紧挨着自己大难不死的妻，少了一条手臂。胡志强拾起妻的一只纤弱的手，迎以自己一只粗壮的手，两人的手掌合起来鼓掌，是患难情深，更是岁月沧桑。

　　另一个头，是马英九的。能说他在跟五万个人一起欣赏民歌吗？还是说，他的坐着，其实是奔波，他的热闹，其实是孤独，他，和他的政治对手们，所开的车，没有“R”挡，更缺空挡。

　　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迟疑徘徊，或漠然而果决。前后虽隔数里，声气婉转相通，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同代人。

　　蔡琴开始唱《恰似你的温柔》，歌声低回流荡，人们开始和声而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道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的来　　 让它好好的去

　　我压低帽檐，眼泪，实在忍不住了。今天是七月七号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风陷入昏迷的第二晚。这里有五万人幸福地欢唱，掌声、笑声、歌声，混杂着城市的灯火腾跃，照亮了粉红色的天空。此刻，一辈子被称为“才子”的沈君山，一个人在加护病房里，一个人。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回家

　　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回摆下了所有手边的事情，在清明节带妈妈回乡。红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大多是背着背包、拎着皮包、推着带滚轮的庞大行李箱、扶老携幼的，准备搭九广铁路北上。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

　　她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地方？”

　　哥哥原来就一路牵着她的手，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这是香港。我们要去搭火车。”

　　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我不认得这里，”她说：“我要回家。”

　　我在一旁小声提醒哥哥，“快走，火车要开了，而且还要过海关。”

　　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没穿白袍，这时一大步跨前，对妈妈说：“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没有错。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看不出任何一点情绪或情感，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三十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妈妈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好，那就马上带我回家。”她开步走了。从后面看她，身躯那样瘦弱，背有点儿驼，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她的步履细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往前走。

　　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看见她踩着碎步戚戚低头走路，我说：“妈，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来，马路很平，我牵你手，不会跌倒的。试试看把脚步打开，你看──”我把脚伸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你看，脚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脚跨大出去，但是没走几步，又戚戚低头走起碎步来。

　　从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吗？从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弟弟在电话里解释：“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

　　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粉红色的云霞乍时喷涌上天，在油画似的黄昏光彩里我们回到她的卧房。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仓皇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博士照，说：“都是你儿女的照片，那当然是你家喽。”

　　她走近墙边，抬头看照片，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我仿佛听见窗外有一只细小的蟋蟀低低在叫，下沉的夕阳碰到大武山的棱线、喷出满天红霞的那一刻，森林里的小动物是否也有声音发出？

　　还没开灯，她就立在那白墙边，像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说：“……不认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

　　火车滑开了，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快速倒带”，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

　　因为是晚班车，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陷入沉静，让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决定了一切。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颤巍巍站了起来。她看看前方，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她转过身来看往后方，列车的门紧紧关着，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布帘都已拉上，只有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随着火车奔驰的速度像闪电一样打击进来。她紧紧抓着椅背，维持身体的平衡，然后，她开始往前走。我紧跟着亦步亦趋，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防她跌倒，却见她用力地拨开我的手，转身说，“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睛蓄满了泪光，声音凄恻。

　　我把她抱进怀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紧紧地拥抱她，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边说，“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只是还没到，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母亲节

　　收到安德烈的电邮，有点意外。这家伙，不是天打雷劈的大事──譬如急需钱，是不会给他母亲发电邮的。不知怎么回事，有这么一大批十几二十岁左右的人，在他们广阔的、全球覆盖的交友网络里──这包括电邮、MSN、FACEBOOK、Bebo、Twitter、聊天室、手机简讯等等，“母亲”是被他们归入 spam （垃圾）或“资源回收筒”那个类别里去的。简直毫无道理，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高科技使你能够“看见”他，譬如三更半夜时，如果你也在通宵工作，突然“叮”一声，你知道他上网了。也就是说，天涯海角，像一个雷达屏幕，他现身在一个定点上。或者说，夜航海上，茫茫中突然浮现一粒渔火，分明无比。虽然也可能是万里之遥，但是那个定点让你放心──亲爱的孩子，他在那里。

　　可是高科技也给了他一个逃生门──手指按几个键，他可以把你“隔离”掉，让那个“叮”一声，再也不出现，那个小小的点，从你的“爱心”雷达网上彻底消失。

　　朋友说，送你一个计算机相机，你就可以在计算机上看见儿子了。我说，你开玩笑吧？哪一个儿子愿意在自己计算机上装一个“监视器”，让母亲可以千里追踪啊？这种东西是给情人，不是给母子的。

　　我问安德烈，你为什么都不跟我写电邮？

　　他说：妈，因为我很忙。

　　我说：你很没良心耶。你小时候我花多少时间跟你混啊？

　　他说：理智一点。

　　我说：为什么不能跟我多点沟通呢？

　　他说：因为你每次都写一样的电邮，讲一样的话。

　　我说：才没有。

　　他说：有，你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讲一样的话，重复又重复。

　　我说：怎么可能，你乱讲！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

　　打开安德烈的电邮，他没有一句话，只是传来一个网址，一则影像──“我很无聊网”，已经有四千个点击，主题是“与母亲的典型对话”。作者用漫画手法，配上语音，速描出一段自己跟妈妈的对话：

　　我去探望我妈。一起在厨房里混时间，她说：“我烧了鱼。你爱吃鱼吧？”

　　我说：“妈，我不爱吃鱼。”

　　她说：“你不爱吃鱼？”

　　我说：“妈，我不爱吃鱼。”

　　她说：“是鲔鱼呀。”

　　我说：“谢谢啦。我不爱吃鱼。”

　　她说：“我加了芹菜。”

　　我说：“我不爱吃鱼。”

　　她说：“可是吃鱼很健康。”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爱吃鱼。”

　　她说：“健康的人通常吃很多鱼。”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吃鱼。”

　　她说：“长寿的人吃鱼比吃鸡肉还多。”

　　我说：“是的，妈妈，可是我不爱吃鱼。”

　　她说：“我也不是在说，你应该每天吃鱼鱼鱼，因为鱼吃太多了也不好，很多鱼可能含汞。”

　　我说：“是的，妈妈，可是我不去烦恼这问题，因为我反正不吃鱼。”

　　她说：“很多文明国家的人，都是以鱼为主食的。”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吃鱼。”

　　她说：“那你有没有去检查过身体里的含汞量？”

　　我说：“没有，妈妈，因为我不吃鱼。”

　　她说：“可是汞不只是在鱼里头。”

　　我说：“我知道，可是反正我不吃鱼。”

　　她说：“真的不吃鱼？”

　　我说：“真的不吃。”

　　她说：“连鲔鱼也不吃？”

　　我说：“对，鲔鱼也不吃。”

　　她说：“那你有没有试过加了芹菜的鲔鱼？”

　　我说：“没有。”

　　她说：“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会不喜欢呢？”

　　我说：“妈，我真的不喜欢吃鱼。”

　　她说：“你就试试看嘛。”

　　所以……我就吃了，尝了一点点。之后，她说，“怎么样，好吃吗？”

　　我说：“不喜欢，妈，我真的不爱吃鱼。”

　　她说：“那下次试试鲑鱼。你现在不多吃也好，我们反正要去餐厅。”

　　我说：“好，可以走了。”

　　她说：“你不多穿点衣服？”

　　我说：“外面不冷。”

　　她说：“你加件外套吧。”

　　我说：“外面不冷。”

　　她说：“考虑一下吧。我要加件外套呢。”

　　我说：“你加吧。外面真的不冷。”

　　她说：“我帮你拿一件？”

　　我说：“我刚刚出去过，妈妈，外面真的一点也不冷。”

　　她说：“唉，好吧。等一下就会变冷，你这么坚持，等着瞧吧，待会儿会冻死。”

　　我们就出发了。到了餐厅，发现客满，要排很长的队。这时，妈妈就说，“我们还是去那家海鲜馆子吧。”

　　这个电邮，是安德烈给我的母亲节礼物吧？.

龙应台：不相信
作者: 龙应台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url]http://www.infzm.com/content/8894[/url].

1964

作者: 龙应台

　　不曾出席过同学会的我，今天去了小学同学会。五十六岁的我，想看看当年十二岁的玩伴们今天变成了什么样。

　　那是一九六四年，民国五十三年。
　　一月二十一日，有湖口「兵变」。
　　一月十八日，纽约宣布了建筑世贸中心双子大楼的具体计划。
　　五月三日，台湾第一条快速公路完工通车，以刚刚过世的麦克阿瑟命名。
　　六月十二日，曼德拉被判无期徒刑。受审时，他在法庭上演讲，「我愿从容就义。」
　　十月一日，世界第一条高铁，东京大阪间的新干线，开始通车。同时，奥运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东京面对国际。
　　十月五日，六十四个东德人利用挖掘的地道逃亡西德。
　　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次试爆原子弹成功。
　　十二月十日，马丁‧路德‧金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十二月十一日，切‧格瓦拉在联合国发表演讲。

　　那一年，我们十二岁，我们的父亲们平均寿命是六十四岁，母亲们是六十九岁。

　　乡下孩子的世界单纯而美好。学校外面有野溪，被浓密的热带植物沿岸覆盖，莓果的香甜气息混在空气里，令人充满莫名的幸福感。溪水清澈如许，赤足其中，低头便可见透明的细虾和黑油油的蝌蚪在石头间游走。羽毛艳丽的大鸟在蓊郁的树丛里忽隐忽现，发出老而神秘的叫声。野草黏在头发里，带着一身泥土气，提着鞋，裤脚半卷，走进学校，先远远看见教室外一排凤凰木，在七月的暑气里，满树红花，一片斑斓。蝉，开始鸣起。

　　进入教室坐下，国语老师慢悠悠地教诗。念诗时，他晃着脑袋，就像古时候的书院山长。他谈做人的道理，因为，那是个有「座右铭」的时代：我们的书桌都有一张透明的玻璃，玻璃下面压着对自己的提醒、勉励、期许。我们的日记本里，每隔几页就有一张人生格言语录。作文课，常常会碰到的题目是，「我的座右铭」：助人为快乐之本。要怎么收获，便怎么耕耘。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我知故我在。人生有如钓鱼，一竿在手，希望无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今日事，今日毕。

　　讲台上的老师，用谆谆善诱的口吻说，「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努力……」

　　五十六岁的我们，围着餐桌而坐，一一站起来自我介绍，因为不介绍，就认不出谁是谁。我们的眼睛暗了，头发白了，密密的皱纹自额头拉到嘴角；从十二岁到五十六岁，中间发生了什么？

　　如果，在我们十二岁那一年，窗外同样有火红烧天的凤凰花，溪里照样是鱼虾戏水于潺潺之间，野蛇沿着热带长青藤缓慢爬行，然后趴到石块上晒太阳，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灵魂很老的人，坐在讲台上，用和煦平静的声音跟我们这么说：

　　「孩子们，今天十二岁的你们，在四十年之后，如果再度相聚，你们会发现，在你们五十个人之中，会有两个人患重度忧郁症，两个人因病或意外死亡，五个人还在为每天的温饱困难挣扎，三分之一的人觉得自己婚姻不很美满，一个人会因而自杀，两个人患了癌症。

　　你们之中，今天最聪明、最优秀的四个孩子，两个人会成为医生或工程师或商人，另外两个人会终其一生落魄而艰辛。所有其它的人，会经历结婚、生育、工作、退休，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来的『懂』，作最后的转身离开。」

　　如果在我们十二岁那年，有人跟我们这样上课，会怎么样？

　　当然，没有一个老师，会对十二岁的孩子们这样说话。因为，这，哪能作人生的「座右铭」呢？.

龙应台：目送上一代人渐行渐远

记者  孙浩
“龙应台不是笔名，是真名。”父姓龙，母姓应，作为父母于离乱中在台湾诞下的第一个孩子，这名字本身就像一枚留有大时代痕迹的私人徽章，试图记录下六十年前一个家庭被时代巨轮卷离故土的迁徙脚步。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部《目送》的续篇。”龙应台在香港大学写作工作室内接受时代周报记者的专访，如此形容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小儿女不著史

提到“1949”的主题，台湾的友人第一反应是龙应台要写跟随国民党大撤退到台湾的“外省老兵”了，大陆或香港的友人第一反应则是她要写“新中国六十年”了。不同背景中的普通人对于60年前以及60年来的历史依旧有着迥异的感情着力点。

2008年，专程赴斯坦福大学查阅蒋介石1949年前后的日记之后，龙应台反而立意，这一次说故事的主角不是大人物，而是小儿女。尽管书中也收录了马英九、萧万长、白先勇等政治人物或名人后代的故事，“也是因为他们是我的同代人。”

于是，龙应台经历了将近400天的游走、探访、阅读、聆听、记录和创作，足迹横跨海峡两岸，遍及台湾、香港、南京、长春等地，用自己父母的故事为牵引，带出一个个被“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躯”的小人物，一个个在战争烽火后仍无法自主命运而“一生动荡、万里飘零”的幸存者。

“我只是一个历史的学生，而不是历史学家，这本书不是历史的学术著作，我要它是一部文学的书。”龙应台再三强调。

她固执地认为，历史学术著作诉诸知识，触碰的是读者的头脑和理智，而她渴求通过文学来触碰读者的心。

面对庞大的历史资料和口述实录，龙应台再次感到自己像“闯入大兴安岭的小红帽”，在一个碎片和另一个遥远的碎片之间寻找着关联。直至2009年4月，她仍在主线的摸索中焦虑。

龙应台最终在笔下呈现这样一幅画面：60年前，200万溃退的国民党老兵和眷属，被日本殖民数十年的600万台湾本省人在台湾相遇，为这个岛屿日后衍生的“蓝绿”对立与矛盾埋下“隐忍不言的伤”。

龙应台觉得，形容那些战败者中普通人的际遇，没什么比“大江大海”更贴切：“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

“我没有任何兴趣或者意图去做任何历史的价值判断，或者解说。”龙应台在访问中为己辩护，“我不想谈历史是非，甚至没有民族界限，很多读者带着自己既有的价值判断可能会跳起来。”龙应台认为，无论“蓝绿”之间，还是海峡两岸，不同族群和不同年龄层对彼此都有刻板印象：“我不想做知识分子指点江山式的说教，只想展示刻板印象后面的来龙去脉。”

创作过程中，有台湾企业家表示希望资助这本书在台湾完成，龙应台婉言谢绝。她认为由香港大学为一个华文作家提供这样一个写作环境，对整个华文世界具有典范作用。“我的心情是，这本书是我烧的一柱香，敬献给无论哪一方。”

“还有五分钟就12点”

1949年，24岁的美君匆匆走出老家浙江淳安，和平常一样给母亲留下一句“很快就回来”，甚至没有回头多看古城两眼，怎知“上了船就是一生”。

几十年后，美君坐车行驶过台湾屏东，已经连最疼爱的女儿都不记得了，竟突然一指前方，“转过去就是海公祠了”—残存的记忆中还有家乡的海公祠。

龙应台说，父母一代就像街道两旁承接着整个城市落尘的行道树，默默守护下一代疏于问津的历史尘埃。少年时多少次，父亲槐生拿出1949年与祖母临别时被塞进怀里的布鞋底，兄妹几个却没有更多耐心留给那些重复的往事—直到父亲不再诉说。

40岁以后，龙应台开始真正想要了解父母。她特意带80岁的老父去听京剧《四郎探母》，在那苍老的面孔上“一直流、一直流”的泪水中更深地听懂了父亲此生唯一会唱的旋律。

“我做这本书，套用一句英语的说法，‘还有五分钟就12点’了。”

对“1949”主题的动念源于20年前，正在德国生育次子菲利普的龙应台见证了柏林墙倒塌的历史时刻，开始思考“1949年是一个大分水岭，所有的大分裂、大流离都始于这一年”。

一晃20年，龙应台看着两个儿子长大，也亲历父亲去世、母亲失忆。“我突然发觉，一扇历史的门关上了，回头去看时，另一扇门也关上了。”

龙应台终于在2008年带着急迫感起步。“20年前我写不出来，必须经过自己是母亲的历程，然后亲历父母的变故让人开始思考一些人生本质的问题。”新作第二次刊印多了一纸“蝴蝶页”，上书“献给美君”；第三次刊印，又改为“献给美君和槐生”。

“这应该是一个女儿对天下父母亲充满感情的致敬和告别，作为女儿的角色回望上一代人走过的路，浮现出父母的少年。台湾有很多人买这本书送给父母，也应合了我最初的希望。”

写作的过程免不了跟时间的赛跑。龙应台和她在香港、台北的两支资料搜集团队经常遇到类似的场景：10多岁的小孙子接起电话说，“老人刚刚才走。”

当然，也有被日军俘虏后送往海外集中营的老兵接到电话后冲口说出，“我知道为什么战友们全都死了，我一个人活到90岁，我在等待这个电话。”

台湾社会一次集体疗伤

龙应台不讳言，新作的第一读者是台湾人，是父母一代、同一代以及更为重要的“20多岁这一代”。

她发现，不少台湾年轻人并不知道国民党将领孙立人是哪三个字，也搞不清楚“法币”和法国的钱币有什么关系。“怎样让20多岁的人觉得好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龙应台一再放弃更显宏大叙事的写作方式，以家族故事切入，用为次子菲利普所录制的“母亲口述家史作业”为开篇，选择“最柔软的方式”讲述。

同时，龙应台也预计到自己可能引发的争议。比如，台湾内部“深蓝”的部分看到她笔下对被日本殖民者强征上战场的台湾人个体悲惨命运的同情“可能要跳起来”；“深绿”的部分看到她对溃退至台的国民党军队的柔软描摹也“可能会射箭”。书刚一出版，有年长的台湾读者愤怒地来信，指责她将父辈列为“失败者”。“你能看到，这个伤其实还没有过去。”龙应台说。

然而，更多台湾读者给了龙应台热情的反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14天内就已追印至11万册。此前，她的《目送》一书长达半年之久位居台湾销售排行榜冠军，整整一年在台湾售出15万册。热销背后，折射出的是台湾几代人对“1949”所牵出议题或明或暗的关注。

龙应台相信，自己的书已经在台湾发生了“集体疗伤”的作用。“所谓的‘外省’和‘本省’已定义了多少年来政治等各个层面的纷扰。那200万人和600万人不太知道对方的伤口，这60年来就是将就着凑合着过，出现问题就紧急处理一下，但是从来没有在一个安静的时刻互相问问，你到底伤在哪里？有人说这是一次社会的集体治疗，台湾人终于来看一下自己的伤口，疼痛的地方热敷一下。”

还有年轻读者致信，读书之后回家采访了自己的父母亲和祖父母。“我觉得自己所有的工夫都是值得的，”龙应台说。

我的内心有大陆读者

“我特别想说，如果这本书在大陆出版，其实副标题应该是《你所不知道的台湾》。”

龙应台认为，在60年这样一个时间的关口，大陆庆祝“建国大业”理所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确有很多东西可以庆祝，尤其是在脱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孙志刚事件带动的法治进展等诸多改革，所有华人都应该为之高兴。”她认为，这本书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起点，让大陆读者看看他们并不知道的台湾的另一面，“60年来那些人离开海岸线后的故事和痛处。”

龙应台回忆说，《野火集》出版时自己还没有去过大陆，后来惊讶于著作在大陆的反响，才开启了学习和认识大陆的过程；在《亲爱的安德烈》出版时，开始好奇大陆读者会怎样看待自己和儿子安德烈的母子对话。

“这次跟前面20年都不一样，我尽管自始至终对着台湾读者说话，但我也时刻知道，自己从来没这么深地把大陆读者放在内心过。”

龙应台说，“其实，最理想的是我也在大陆生活过，能够了解大陆民众内心最深处，再来写这本关于‘1949’的书可能更好。可是我对大陆的理解和认知毕竟是有缺陷的，我可以从阅读和研究中去了解所有历程，但我没有在两只脚踩在那片泥土上的生活经验，所以对于那里的人们的情感没有把握。我其实没有资格去写大陆那边的事情，而且那也不是这本书要处理的内容，而完全应该是另外的书。”

“如果台湾有这样一本书，写大陆的应该有一万本。”龙应台认为，同样需要让台湾人触碰到他们所不知道的大陆，让台湾人有机会对大陆人的刻板印象作一个新的处理。“大陆人的伤痛，台湾人所知的也不多。”

追火车的兄，爱画船的妹

回归学者身份以来，龙应台客居香港六年，这块宝地对于龙家有着特别的纪念意义。1987年，槐生和美君第一次与1949年被他们留在龙家湖南老家的长子龙应扬重聚，地点就选在香港。大格局的大分裂数十年之后，小人物用血脉亲情弥补着团圆。

“当然是抱头痛哭，带着一辈子的想念跟渴望。”龙应台不只亲眼见证一家团聚，还是她亲自找回了这个失落的哥哥。

23岁的龙应台在美国留学时，向父亲索要了湖南老家的地址。“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会做这件事，姑且一试，真的收到回信时吓了一跳。可以想见，应扬当时在湖南山沟里接到一封美国来信，知道自己后面还有弟弟妹妹，该是巨大的原子弹一样的爆裂吧。”

谁说孩子的童年就没有大时代的车痕？年幼的龙应扬死活不离开祖母的怀抱，于是错过了与母亲一同离开故土的火车。懂事之后，他总是追逐驶过老家的火车，仿佛能够追上不曾感受的双亲的眷顾。而1952年在高雄出生的龙应台，随着父母一次次搬迁，童年就品尝到漂泊的滋味。绘画课上，她最拿手的就是画船，不停漂泊的船。

1985年，“爱画船的妹妹”从美国赶到广州，在涌动的人流中一眼“认”出素未谋面的“追火车的哥哥”。“是他，这就是他。”

她将哥哥的声音录下来带回台湾给父亲听，没料到槐生却一脸凝重地说了一句“是不是带错了磁带”。原来，大江大海的颠沛流离中，父亲已听不懂最纯正的家乡话，反认他音是乡音。

迥异的成长经历有没有造成手足之间的隔阂？当然，龙应台点头，但那也只是手足之间再自然不过的隔阂。“他和我其他两个兄弟没有鸿沟，和我就比较少共同语言，纯属性格差异。”

槐生去世后回葬到故土。海峡两岸长大的兄弟姐妹共同为父亲献上悼文，由龙应台主笔，悼文中提及父亲一次次要少年龙应台背诵过的《陈情表》。新书创作过程中，龙应台再度回到湖南老家，学堂上清脆乡音整齐诵读的正是《陈情表》，跨越了多少个甲子而未变的内容。

“我们都是被这种文明的力量养大的，你能够看到中华文化延绵久远仍然深邃的力量的所在。”龙应台说。.

回复 15#一滴清水 的帖子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一些摘录在
[url]http://ww123.net/baby/thread-4680648-1-2.html[/url] 上.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感动！.

必须要收藏的书，谢谢推荐!.

看目送的时候，我哭了.

一直非常的喜欢龙应台！.

[quote]原帖由 [i]时妈[/i] 于 2009-11-11 10:44 发表 [url=http://ww123.net/baby/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6140130&ptid=4689150][img]http://ww123.net/baby/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 [/quote]

:handshake 这段话同样感动着我。.

也很喜欢龙应台.

*** 该贴被屏蔽 ***

喜欢龙应台，看过《女子与小人》，《孩子，你慢慢来》，那时还喜欢黄爱东西.

回复 1#yingyinc 的帖子

每看一遍泪流不停. 太感人了.

我也很喜欢龙应台，但是国内有的她的书有筛除，很不爽.

回复 26#蔡欣宜妈妈 的帖子

正好的“豆瓣”上看到一篇介绍“目送”不同的版本：
[url]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8302841/[/url]
大致比较了一下，删节的地方有三处：
　　1、《1964》，第29页，“那是一九六四年”，后面删掉“民/******国五十三年”。
　　2、《首尔》，第168页，“贺电中有胜利的狂喜”，后面删掉“现在读来特别恐怖：中国人相互拿起屠刀砍杀，杀死几百万同胞乡亲，然后大肆庆贺。”
　　3、《SOPHISTICATION》，第169页，“譬如廉政公署之肃贪有效，大陆后面删掉“受一dang专政所限”。.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看来，震撼！.

儿子初中老师指定阅读的书,这周在家休息我也读了,真好，喜欢。
最感动的是那些关于父亲和母亲故事的文章，像翻开另一部“滚滚红尘”……
对龙应台真得了解不多，只知道名气不小，这本书深深吸引我继续读她。.

每次翻起目送这本书，看到那几段话，都会感动。其中还有一段写去看蔡琴演唱会的，也很震动.

回复 17楼时妈 的帖子

要不国外人把孩子比喻为暂寄住在你家里的天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