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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救星”柏格理

“苗族救星”柏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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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宁

早在1984年，笔者为搜集史资，曾专赴贵州、云南，走访那里刚刚开放不久的少数民族基督教会，第一次耳闻目睹了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教会的历史和现状；第一次听到基督教在那里被称为“苗教”；也第一次听到苗族教会历史上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这个名字，并且多次惊讶地听到人们称他为“苗族救星”或“苗族之父”。（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我，只听过人称毛主席为“救星”，而这里的人民竟敢“妄尊”一位金发碧眼的“帝国主义传教士”为“救星”，怎能不令我莫名惊诧！）由此，我对柏格理其人产生出极大的兴趣。後来，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里，发现并阅读了许多关於他的传记和史料。随著对他了解的增多，使我不仅仅产生出对他的崇敬，而且更多的是感动；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苗族人民对他如此赞誉了。

苗族人与石门坎

柏格理是英国循道公会的牧师、传教士，22岁时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传福音。他的後半生与一个民族──苗族，和一个地方──石门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苗族在远古时代原是一个最早农耕，较早用铁，首先制牦的先进民族。但到近代时，他们龟缩在高寒的乌蒙山中，虎狼为伴，结绳刻木，刀耕火种。他们居住的自然地理环境可谓“生存的极限边缘环境”。经过千百年的战争与失败，他们强悍的斗志已消磨殆尽。他们敢於驱虎豹，却又甘於做牛马，而且他们是以“为人牛马，任人驱使”来作为生存的代价。土目地主不把他们当人，“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性”。正是这悲惨的经历，艰苦的环境，残酷的压迫，非人的生活，使得这个民族变得麻木。诚如柏格理所说∶“绝望已变成这一种族的特性，他们把贫穷与悲痛、疾病与死亡视为自己所无法避免的世袭命运”。这就是20世纪初苗族社会的真实处境。

但就是这样一个千百年来与巫术相伴成长的民族，竟在二十几年时间里，不顾抛头洒血，坚定不移地抛弃了“崇巫尚鬼”的传统，皈依於一位陌生的“基督”，从而在自己的原始部落里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教会。

就是这样一个被领主“生杀任性”而“近於麻木”的被压迫民族，自己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却以“上帝选民”那样的自豪感和责任感，热切地投身於宣道，去拯救其他民族，从而成为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的“引领人”。

就是这样一个被旧史页莆“晦盲否塞”，“蠢如鹿豕”，以“结绳刻木”记事的民族，却在短短二十几年中扫除了文盲，创字译经，分班授课，甚至造就出包括博士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

石门坎是苗民聚居区，位於云南和贵州的交界处，原是一个“屙屎不生蛆”的“化外蛮荒”之地，却在二十几年中被建设成为苗族信徒的“锡安圣地”。在这块土地上，先後创办建立了教堂、医院、　疯病院、织布厂、学校、足球场、游泳池，以及“公益场”等等，并开凿了公路。石门坎因此成为苗民“救星”的标遥淮教士“神迹”的象徵，以至於它蜚声中外，名扬遐迩，当年英、汉文书报上竞相称它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香港第二”和“海外天国”。
这一切事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了柏格理。

福音使者

柏格理年轻时就有著很大的抱负，决心要仿艾19世纪到非洲宣教的著名英国传教士李文斯敦，来东方引导一个民族皈信基督。他在中国的宣教生涯充满传奇色彩。初入中国时，因翻船险些溺毙於长江三峡；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因不善骑马被马抛落山涧几乎摔死；因带领大批苗族人信仰基督教，反对地主土目对百姓的迫害，并为贫苦的佃农撑腰说话，多次成为会党、土目、地主以及土匪谋害的目标。1907年，柏格理遭到土目苏黑保的绑架，险遭杀害。但当衙门抓捕到苏黑保时，被打致伤躺在医院里的柏格理却写信要求官府赦免苏黑保。柏格理就是这样以基督的博爱精神，化解了仇恨，消除了敌视和误解。

柏格理於1883年到云南昭通设点传道，立志要得苗族皈信基督。为了“传通苗族”，他穿苗装，说苗话，与苗族人民同吃同住，走乡串寨，巡回传扬福音。1904年7月，时在贵州安顺宣教的英国内地会党居仁牧师，介绍四位苗族青年前往昭通寻访柏格理，柏格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传讲福音。此後，人越来越多，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有时竟至上千人来访。
因为那一年是龙年，所以苗族基督徒称那年为“龙年得道”。

後来，柏格理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苗族信徒受迫害的问题，选定石门坎建立教会。靠著那些极度贫困的苗族信徒一个铜钱，一个铜钱的捐献，竟在一年内奇迹般地建起一座小教堂。宣教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而真正“传通苗族”的不是柏格理本人，而是由他培训出来的苗族传教士。柏格理宣教成功的一个重要秘诀是“以苗传苗”。

教育先驱

20世纪初，乌蒙山区的苗族在文化上非常落後，面对这种状况，柏格理提出“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学校”，并以教会为依托创办学校。1906年，柏格理在石门坎建立起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学校。1908年，柏格理又募款扩建了可容纳200人同时上课的教学楼。

为记念此事，苗族信徒特地勒石立碑，碑文有载∶“苗族赞曰∶黑暗时代谁可怜我们？困难环境谁同情我们？感谢上帝遣使柏格理牧师宣传基督福音，我们有书读”。

以後，柏格理又相继建立起一批简易的乡村小学。除了创建正规学校系统外，柏格理还兴办平民教育和实业教育，对於那些没有读过书的成年人，柏格理开办了“平民学校”，苗族信徒在主日不仅要到教堂做礼拜，而且还要在夜晚分班学习文化，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

在掀起带有全民性和强制性文化扫盲运动的同时，他还创办“公益场”，织布厂和良种推广站等。为提高民族素质，创立“节制会”，不准信徒抽烟酗酒；创建“改良会”，改革民族恶习陋俗。
可以说，苗族知识分子的涌现，得力於教会的正规学校，但使整个苗族脱离文盲境地，则更多得力於平民教育；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则得力於基督教信仰与纪律的约束。这样，石门坎不但成为苗区宣教的大本营，也成为苗区教育的大本营。

“柏格理苗文”

柏格理另一重要贡献是成功地为苗族创造了文字。苗族原无文字，先人的历史文化全凭口传。1906年，柏格理提出创制苗文的方案，会同苗族和汉族信徒一起研究。他们以苗族服饰上的某些花纹、图案和罗马拼音字母共同组成苗族文字。这套苗文简单易学，便於掌握，非常适合当时苗族社会的文化环境。

教会编印了《苗文基础》和《苗文原始读本》等教材，开始在学校和教会推广。接著，柏格理在杨雅各等人的帮助下，使用这套文字翻译了苗文圣经。经过近十年的努力，1915年，苗文圣经译出，但遗憾的是，柏格理未及看到他的成果印成铅字，即於1915年9月与世长辞。

1918年，英国传教士王树德和杨雅各把这本苗文圣经译本送到日本横滨付印。半年後，首批印刷的885本苗文《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由杨雅各运送回国。1919年，王树德与杨雅各合作将柏格理未完成的《新约全书》其它部分译出。30年代初，王树德又与苗族传道杨荣新一起，根据汉译本重译了《新约全书》。杨荣新还翻译了《圣主赞歌》，一同送往上海圣书公会出版。直到今天，云贵两省许多地区的苗族教会还仍然在使用这两本书。

苗族信徒运用这套文字，记录整理了《古史传说》，创作了大量的赞美诗，并在石门坎发行了名叫《半月刊》的苗文报纸。时至今日，这套文字仍然流行於云南、贵州的大片地区。

医卫奇迹

柏格理原未学过医学，但他凭著自学所掌握的普通医疗卫生知识，成了苗家人的牧师兼医生。他边传道边治病，还针对当时所流行的常见病编写了宣传手册。“柏格理亲自为我们苗家人治大脓疮，不嫌脏，连大　疯都不怕。”这是1957年贵州省工作组下到石门坎调查时所记录的苗族信徒的话。柏格理还是乌蒙山区第一个运用“种牛痘”防疫的人。他设法找来疫苗，为苗民施种牛痘，并培训苗族传教士和他一起在乌蒙山广大范围内完成这项工作。由於他的努力，天花发病率日趋减少，最後被彻底消灭。

柏格理的妻子海孝贞是个护士，起初他们家就是诊所和药房。後来柏格理在石门坎教堂建立起一个简易药房，作为他妻子的行医场所。信徒们来做礼拜的同时，顺便看病拿药。1926年，苗族信徒吴性纯从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毕业後回到石门坎，将药房扩建为“石门坎平民医院”，其英文院名就是以柏格理的名字命名的，叫“Pollard Memorial Hospital”。此後，医院的护理人员全部由苗族信徒担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苗族人自己担任医护人员，完全为苗族群众服务的苗族医院。

乌蒙山区当时流传著可怕的　疯病，此病既是不治之症，也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柏格理将基督教的一个　疯组织（“Mission to Lepers”）寄来的一笔钱，换购成粮食布匹，按月发给流落荒野的　疯病人。作为对他们的生活接济，并要求他们不要再四处乞讨，以免病菌传播。因他突然逝世，建立　疯病院的愿望未能实现。四年後，继任的英国传教士张道惠牧师和一些苗、汉传教士实现了柏格理的遗愿，建立起石门坎　疯病院，这是滇、黔、川一带最早的　疯病院。

柏格理是一个远见卓识的人，认识到要想彻底改变苗族卫生健康状况，就必须要培养一支苗族自己的医护人员队伍。於是他选送苗族学生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学习，其中有两人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吴性纯是苗族历史上第一个医学博士，第一个西医医生，後来成为苗族人民自办医疗事业的创始人。另一位医学博士张超伦，解放後成为首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厅长。

从1906到1949年，循道公会在乌蒙山区兴办教育仅43年，就在一个“结绳刻木”的民族中取得如此成就，这在世界教育与医学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生命丰碑

1915年秋，伤寒病，即苗族人所恐惧的“黑病”在石门坎肆虐，苗民、学生纷纷病倒，不少人外出躲避瘟疫，但柏格理却一直坚守在石门坎救护病人，不幸受到感染，救治不及，於9月15日逝世於石门坎，时年仅51岁。消息传出，苗族人的心都碎了。苗人首领们说∶“他是我们的，让我们来安葬他。我们来安排棺材、抬棺人、砌墓与墓碑，因为我们爱他胜过爱我们的父辈，他始终都对我们那麽友爱。”出殡那天，苗、藜、汉族送殡者达1,500人之多，无一不失声痛哭。下葬後，许多苗民久久不愿离开，自愿为其守灵数日。

由於柏格理为苗族人民做了那麽多好事，以至把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了他们，因此苗族人民用许多美好的语言，如“苗族救星”、“苗族之父”、“拉蒙”（苗王）等来称颂他。再後来，许多苗族信徒死後都葬在柏格理牧师的墓地周围，陪伴著他。

文革十年浩劫中，柏格理墓曾被掘毁，尸骨被抛掷野外。改革开放後不久，他的墓地又被按原样恢复。无论是毁坏也好，重修也罢，柏格理就是柏格理，他在广大人民中间有口皆碑，心目中有不朽的丰碑。

就连当年在贵州担任省委书记的胡锦涛也不能不对柏格理发出赞叹，并以他为榜样来教育贵州省的干部∶“西元1904年，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来投资，就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後来一场瘟疫，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後，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柏格理去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留下了他的一个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有人统计，这里出过3个博士，培养出中共厅级干部20名。他传播了知识和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贵州新华网，2006年11月7日）。

时至今天，每年都有许多中外人士去到柏格理墓地凭吊。每年清明节，总有十里八乡的村民来到他的墓前，或献上野花，或一柱香，或一个鞠躬，以寄上他们的思念。

参考资料∶
William Alexander Grist, Samuel Pollard: Pioneer Missionary in China. London: Henry Hooks, 1921.
Walter Pollard, Sam Pollard: a Hero of China. London: Seeley, Service & Co., 1928.
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滇黔边苗族教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柏格理等著，东人达、东　译，《在未知的中国》，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

《在未知的中国》这本书里，看到伯格里与花衣苗族的这一段，真是非常感动！后来零零散散看到一些资料，不光是苗族，像傈僳族，独龙族这类西南小民族受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很大，这些传教士们做着和伯格里一样的贡献，发明文字、抢救文化、带来现代医疗和教育。可以毫不夸张的讲，从某种角度看，是他们拯救了这些民族！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现代文明的推动所做的努力与贡献都不能得到正面肯定！义和团运动仍然被定义为反帝典型，提到司徒雷登仍然怪声怪调。
不知何时，“人民的代表们”才能客观的直面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