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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09-8-29 13:54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新鲁冰花》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新鲁冰花》   

-|王怡 发表于 2009-8-27 19: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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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自由,是顺服并活出生命中的次序。所以我问孩子,爸爸的宝贝是谁?他表情像捡到金元宝似的,说是亚亚。我说不,是妈妈。又问,妈妈的宝贝是谁?他眨巴眼睛,低了八度说,是亚亚。我说不,是爸爸。再问,爸爸妈妈的宝贝是谁?他终于跳起来,大声说,是亚亚!

    我和妻子就抱在一起,然后喊他加入。说,你就是这么来到世上的。

    过几天,妻子给他唱歌,“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他说不是,是“地上的爸爸想妈妈”。笑过后,勾起对老电影的怀念。其实先是熟悉这首歌,几年前,香港的邵氏、台湾的中影,先后推出一批港台老电影的DVD。才有机会看了传说中的《鲁冰花》,也看了陈坤厚的《小毕的故事》、《桂花巷》等。台湾的乡土气息,夹杂着原住民的风格,和纤细文人的腔调。和大陆的乡土味,就像一个没放豆瓣,一个放了豆瓣。

    又过几天,原本台湾基督教救助协会的夏牧师要过来。这个协会,大地震后,一直呆在四川。把那里乡下的泥巴,踩到了这里乡下。结果风灾发生,他匆匆赶回台湾。我正好看见这部翻拍的新鲁冰花,年过七旬的陈坤厚,起意把孩子的天空,再描绘一遍。

    家乡的茶园开满花,不一定是穷人的福音。对古阿明来说,那个夏天,世界是两副面孔,一是绘画中的驰骋放任,终于得到新老师的鼓励。二是小小的茶虫,爬满树叶,吃掉茶叶,也吃掉弟弟的性命。原著小说,出自台湾著名的客家作家钟肇政。20年前的老版,隐含了社会批判的维度。刻板的学校教育,乡绅议员的势力。不过阿明活在才华与贫落之间,他在世上如萤火般短暂的一生,并未指向对社会的控诉,反而打动每个观众,如鲁冰花一现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奔头?

    我这十年,经历过无数主管部门,教育局、新闻出版署、宣传部、网管处、新闻办、政法委、司法局、街道办、宗教局、公安局、民政局、综治办。而我父亲一辈子,基本上只有一个主管部门。意思是民间社会的发育,能够容纳个体生命的丰富性。而这种生命样式的丰富性(也意味着公共性),使原先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辖制体系,慢慢失去了一一对应的能力。因此,一个僵硬的行政管理部门,往往会将更多的部门,拖进一个低效管制的无底洞。这就是“联合执法”或“综合治理”的意义。换言之,今日的社会空间,已能承载一个个足够丰富的个体生命形态。但今日的公共管理空间,尚无法承载这些过于丰富的个体生命。稳定,就成为问题。

    古阿明的存在,不是一个审美问题。是他的画,对一所乡间小学而言,构成了对稳定的威胁。原来的老师认为他调皮,故意和教育制度捣乱。郭老师爱他的想象力,充满童趣。但在某种程度上,阿明的动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的一幅画被摆出来时,有一种次序就被煽动颠覆了。

    就像一群基督徒在唱诗,几个喝得醉醺醺的人进来,横七竖八,在前排坐下来听。就算他们不说话,不做任何事。仅仅是他们的面庞、姿态与灵魂的形态,就足以使那里的次序和次序中的圣洁,遭受破坏。又像两个西装革履的人,走进一个化装的狂欢舞会,坐下来谈生意。人们就会觉得,他们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是被减损甚至被羞辱了。最轻微的结果,是说,“今天真扫兴”。

    有人就有次序。在次序中,或者有自由,或者有捆绑。最痛苦的事,是以外在的次序,取代了生命的次序。当我们活着的意义及其样式,受到外在次序的捆绑时,我们就不自由。当我们顺服灵魂中的次序时,我们就自由了。

    但最痛苦的事,其实还不是被外在次序捆绑。而是按我的天性说,我不可能主动顺服灵魂中的次序。在基督教中,把前一种处境叫做律法主义,把后一种处境下的出路,称之为救赎。

    换言之,你若不承认生命中有一种被给定的次序,高于一切外在次序。或者你不承认,自己不可能主动认识并顺服这种次序。那救赎就与你无关。这是为什么孔孟或老庄之道,永远无法触碰救赎的议题。知识分子有一种错误假设,以为理性上的认知,当然具有一种力量,足以产生意志上的降服。其实,从理性到意志,就如从南极到北极。如果一个男人知道要戒烟,也的确想戒烟,却永远都戒不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又怎么可能仅仅因着认知,就戒掉上瘾的权力呢。

    这部电影也一样。对阿明来说,他活在两种外在次序中,一是贫富悬殊,在当地家庭收入排行榜上,他家一定是倒数十名。二是学校的绘画课,他在那里永远只能拿到60分。因为他的画是对现实的逃离,不是对现实的肯定。林志鸿的父亲是省议员,他的画中规中矩,在一种稳定的外在次序中如实地临摹万物。对他来说,当绘画与外在次序吻合时,绘画就带给他安全感。但对阿明来说,“现实主义”是个残酷的词。他只有在蜡笔画中,否定和超越他陷入的外在次序时,绘画才能带给他安全感。

    如果真像郭老师说的,教他们绘画不是为职业,而是为生命。“我只想教会他们,将来遇到困难时,可以用绘画来抒发情感”。那么批评林志鸿的画,也不公平。对阿明来说,蜡笔画中的想象力,不是与现实生存处境脱离的一种审美。想象力是他的避难所,想象力是否定现实次序的方式,想象力是宗教性的。但对林志鸿来说,他并不需要将想象力,作为救赎的替代品。
学校选了林志鸿,排斥了阿明和郭老师,显明教育的目的是对外在次序的肯定。换言之,教育在本质上是律法主义的。阿明又画了自己摘茶虫的画,比茶叶更大的是茶虫,比茶虫更大的是他的蜡笔。郭老师把它寄出去,得到了世界儿童画展的优胜奖。好消息传进小小的乡村时,阿明已因雨后感染去世。

    遗憾的是,新版淡化了这种生存次序与灵魂次序的张力,而将焦点,过于放在儿童绘画的想象力上。十几年后,郭老师在城里开办儿童画室,鼓励孩子们率性而为,画着很“古阿明”的画。这就把对想象力的肯定后现代化了。在我看来,这一群天马行空画着的孩子,和另一群在网吧天马行空打游戏的孩子,将来在外在次序中,或有区分;在灵魂的次序中,也没有本质的差别。

    当熟悉的旋律再响起,剩下的不是锋利的追寻,而是伪装的乡愁。歌中说,“世上一切都会变卦”,那想象力拿来做什么呢。想象力若不能叫人追问意义与样式,想象力也不过是自我麻醉的偶像。






200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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